2005年06月28日

原  名:Le Papillon
译  名:蝴蝶
导  演:菲利浦慕勒Philippe Muyl
演  员:米歇尔塞侯(Michel Serrault,3届凯撒奖影帝)
     柯莱儿布翁尼许(Claire Bouanich法国天才童星)
类  型:温馨喜剧
片  长:79 分钟

[/size]简  介:[/color] 
她没有爸爸、只有妈妈,她不怕陌生人。
她的好奇心比大象还要大,她叫做丽莎,今年8岁。
中午放学,妈妈忘了接她回家,
丽莎不哭不闹,坐在咖啡店,被邻居爷爷发现。
脾气怪怪的爷爷,蒐集了各种美丽花蝴蝶,
还要去山上找「伊莎贝拉」,他说那是欧洲最稀有蝴蝶。
小女孩找不到妈妈,好怕被送到孤儿院,
丽莎也想看蝴蝶飞呀飞,可以跟爷爷一起去吗?

以下的简介是从一个台湾网站转过来的[/color] 
真心推薦大家快去欣賞。劇中有許多詼諧對白,經由第一次接觸蝴蝶的麗莎童稚的
口中冒出來,更是讓人笑得東倒西歪。
其中最傳神的是,她看了老爺爺從包裹中拿出來的繭,沒頭沒腦地問道:「你的蝴
蝶是什麼牌子的?」好像看到人家從百貨公司買回來的飾品,問一下是什麼牌子的
一樣。又讓人不禁想起以前第一次看到大學標本室中每一隻蝴蝶標本,蟲針上都別
了一個小「牌子」:「蟲籤」是也。
我們把採來的昆蟲做好標本之後,都會用小小的紙片做成的「蟲籤」,上面以極細
的針筆標明這隻蝴蝶的學名,再把自己名字寫上去,也把採集地、採集時間記在上
頭。一位老師曾說:「沒有蟲籤的標本就沒有價值」。

《蝴蝶》劇中的主角「伊莎貝拉」(Isabellae),其實不是蝴蝶(butterfly)
,而是蛾(moth)。卻不能說它字幕翻譯錯了,因為雖然有些蛾比蝴蝶美麗更勝一籌,
如馬達加斯加島的彩燕蛾、本片中的伊莎貝拉,但是蝶、蛾在一般人心目中,不啻有
著天使與魔鬼之別。試想片名改成「蛾」(The Moth),還能吸引多少人去看呢?
在法文中,蝴蝶和蛾確實是同一個字。特地翻出多年前所讀的東方版法布爾《昆蟲記
》第三冊:大自然有夏日歌手-蟬,其中「大紋白蝶與甘藍菜」這一篇中提到:

在昆蟲學的分類上,蝴蝶和蛾類都屬於「鱗翅目」,也就是「翅膀上有鱗片的昆
蟲」。…這兩種無法完全用特徵區別出來的昆蟲,我們以「蝶類」和「蛾類」來
稱呼,英語則稱牠們為butterfly和moth,在很多地區卻是以相同的名字來稱呼。
例如法布爾老師所說的法語,不管蝴蝶或蛾類都叫做「巴比用」。「巴比用」
(papillon)是來自拉丁文中的「巴比里歐」(papilio)這個字。「巴比里歐」除了表
示蝴蝶外,還包含了帳棚或旗幟的意思。或許是拉丁文詮釋在風中備「嘩啦嘩啦」
隨風飄動的旗幟和「叭達叭達」振翅飛舞的蝴蝶時,發現兩者都充滿動感,因而
產生聯想吧!漢字裡的「蝶」,右邊「?」字的意思是薄平狀,例如在「?」字上
面加上「草」字頭,就成了「葉」字,如果加上「石」字邊,就成了「碟」字,
它們都有薄而平的特質。所以「蝶」指的是一種扁平、翩翩飛舞的昆蟲。可見中
國人在造這個字時,取的並不是聲音,而是把蝴蝶的模樣靈活的表現出來

电影的主题曲很有好听,是丽莎跟爷爷一问一答,有人把歌词翻译过来了:
这里附上这首歌的地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来听听:

为什么鸡会下蛋?
因为蛋都变成小鸡
为什么情侣要亲吻?
因为鸽子们咕咕叫
为什么漂亮的花会凋谢?
因为那是游戏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有魔鬼又会有上帝?
是为了让好奇的人有话可说

为什么木头会在火里燃烧?
是为了我们像毛毯一样的暖
为什么大海会有低潮?
是为了让人们说:再来点
为什么太阳会消失?
为了地球另一边的装饰
为什么会有魔鬼又会有上帝?
是为了让好奇的人有话可说

为什么狼要吃小羊?
因为他们也要吃东西
为什么是乌龟和兔子跑?
因为光跑没什么用
为什么天使会有翅膀?
为了让我们相信有圣诞老人
为什么会有魔鬼又会有上帝?
是为了让好奇的人有话可说

你喜欢我们的旅行吗?
非常喜欢
我们看到了很多漂亮的东西,不是吗?
可惜我没能看到蟋蟀
为什么是蟋蟀?
还有蜻蜓

也许下一次吧
我能问你点事情吗?
又有什么事?
我们继续,不过由你来唱?
绝对不可以
来吧
不不不
这是最后一段了
你是不是有点得寸进尺了呢?
嗯呵~~"

为什么我们的心会滴答?
因为雨会发出淅沥声
为什么时间会跑得这么快?
是风把它都吹跑了
为什么你要我握着你的手?
因为和你在一起,我感觉很温暖
为什么会有魔鬼又会有上帝?
是为了让好奇的人有话可说

明天一早去永安里的某报社上班,期待一切顺利!

今天去买了两件比较正式的短袖衬衫,估计穿tshirt去写字楼会被鄙视的~~

不过每天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太多了,即使不怎么堵车估计在路上也都得晃荡掉三个小时。

晚上同学把安然杀人的新闻发给我看,最近两个来月北大已经有5、6个学生非正常死亡了。生命的脆弱在血淋淋的画面上依稀可见。

2005年06月27日

“法治”的界限与“政治”[1]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读书札记

 

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1963年版的序言中这样说到:“开篇通常已经决定了一本书或一篇论文的命运。”[2]如果以此关照施米特的本人的论著,那么无疑其在开篇所言的“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3]这一论述本身就构成了解读其文章的关键:为什么施米特要重提和强调国家的政治属性?换句话说,是什么导致了国家的非政治化?

施米特将政治属性作为国家最根本的属性,他强调国家是民族的“政治统一体”。而究竟是哪些因素在消解国家的政治属性呢?施米特认为,政治属性的消解是因为政治被人误解所致: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政治性成为政治活动者敬而远之的标签;而非政治性意味着“科学的、公正的、客观的、无党派性的等等”[4],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宣称自己“非政治性”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成为能说服公民获得政权的方式。政治要么被理解为玩弄权术的肮脏勾当,要么被等同于繁琐冗杂的行政管理,社会话语对于政治的理解和评判遮蔽了政治的本来面目。

除开这种世俗的社会对于政治的误解以为,国家还被“行政管理和技术统治”[5]非政治化着,当然,并不止于此。政治往往在否定的意义上与其他概念对照使用——如政治与经济、政治与道德、政治与法律[6],于是在经济、道德等社会领域里的事务就从政治性中剥离出来获得独立,通过“市场”等途径私人化,似乎所有的事务都演化成为司法所调节的对象,于是就变成了不能被国家和政治所涉足的社会领域。他在1963年版所作的补注中断言:“……抛弃国家(staat)和国家性(staatlichkeit)的联系,根本不提作为国家之前提的政治统一体,设定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司法程序来从‘纯粹法律上’克服政治……在非政治化中迈了一大步”[7]。由此可见,法治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耗散了国家的政治属性,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中立性、超越性使其掩盖了国家的政治性。

于是,相关的疑问又变成:为什么国家必须是政治的?为什么法治不能取代政治成为国家的根本属性?这就要从施米特对于国家和政治本身定义入手。

 

 

一、国家和政治

在施米特看来,国家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特殊状态”,“与其他任何可以想见的个人和集体状态相比,国家在关键情况下是最终状态”[8]。国家在高度的凝聚力和统一性,它有权决定成员的生死并要求其公民为之赴死。任何个人的社会关系都不得超越国家。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中所带有的身份使得他在不同场合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遵从不同的规则,履行不同的义务,但国家在这些社会组织中(应该)拥有决定性的统治地位,在忠诚的对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个人必须对国家的忠诚必然超越于其他一切对象。[9]

为什么民族(people)必须组成国家这样一个政治统一体?施米特认为,世界是多元的,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价值选择,都导致了不同的族群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这些冲突的生存方式中,不乏某个或某些生存方式对其他生存方式的否定,尤其是面对有限的资源和生存空间,“非我族类,其性必异”,使得本族无法同它们分享资源或者共存,于是你死我活的冲突不可避免。国家这个统一体的存在,对于凝聚本族的力量维护本族的生存方式而言是必须的,其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生存上的必须。

对于国家的意义和必要性的论述,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他就说:“城邦在本性上先于个人和家庭”,人不能够脱离于城邦,否则“非神即兽” [10]。思想史上的另一位受到施米特本人强烈关注的巨人霍布斯对于国家的论述则更为显白:由于在缺少国家产生的自然状态中,人的能力相似、体力相当、智力平等,因此希望达到的目标也要平等,而有限的资源(荣誉和利益)和资源获取使得人与人之间于是产生冲突,成为仇敌,人的劳动成果和生命、自由被置于危险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由于疑惧而先发制人,于是所有人都处于暴力死亡的威胁和恐惧之中,人人相互为战,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不可避免。“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下。”[11]人类由于对和平的激情以及对死亡的畏惧,通过理性使自己脱离自然状态进入国家生活之中。于是人们就建立了“这样一种能够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共同权力”(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获得和平和安全的保障。于是主权和主权者的概念应运而生。[12]

霍布斯论述国家的产生为什么必要,这在某些程度上与施米特本人的看法存在着差异。施特劳斯在其为《政治的概念》所作的评注中有过精彩的分析,迈尔(Heinrich Meier)沿袭施特劳斯的分析,比较霍布斯和施米特在论述国家时的区别:在霍布斯看来,缺少国家的自然状态是“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对于施米特来说,那是“群体之间尤其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13]。这也造成了施米特和霍布斯对于国家不同的体认:在霍布斯而言,国家的出现就是要结束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国家的内部秩序(维持国内和平)是关键,国家主要是对内发力的;而对于施米特而言,国家的出现就是要在不同群体的相互冲突的生存方式的角逐中使自己得以保存,国家的关键是在群体(通常以国家为单位)的冲突中得以保存,国家主要是向外发力的。

“在施米特看来,政治统一体(politische Einheit)可以要求其个体成员随时舍身赴死;在霍布斯看来,国家的目的和范围是由个人基于自然权利的个人诉求来决定的,这种诉求先于国家。所以国家的政党要求只能是公民有条件的服从,‘也就是说,这种服从不能与个人生命的福祗和保全相矛盾;因为保全生命是国家的终极基础。因此,尽管人们在其他方面有义务无条件的服从,却没有义务冒生命危险;因为死乃是最大的恶’”。[14]

在霍布斯和施米特的对比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施米特的“国家”的意义。没有国家这个统一体来维系,则与这一特定的价值和生存方式连接在一起的人群(people)无法保全。国家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从个体的立场上去体认的,而还应该从群体的角度去体认的。

施米特的国家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由于国家要面对各种相互冲突的生存群体,那么在冲突中如何保全自己?这是国家首要的政治职能。而要保全自身,则必须在这个多元的冲突的世界里区分敌友,与朋友联合起来对抗真正的敌人,对于国家的生存状态作出决断,尤其是直面紧急情况时准确作出判断。施米特认为,朋友和敌人的划分“最高强度的统一或分化,联合或分裂”,在各种对于群体的分化与组合中,政治代表了最高的强度,“在所有划分和分类中属于最有力和最强烈的一种”[15]

政治是生存意义上的活动,它直接指向群体的生存。它的联合和分化的强度具有自主性,不完全取决于其他社会领域里的联合和分化程度,如经济、宗教、道德、审美等不同领域里的分化和联合的强度对于政治而言不构成决定性的因素;但政治又不是一个独立于其他社会领域而自足的领域,其分化和联合的起源可能是任何一个社会领域里的冲突或者合作,政治只是表示这种冲突达到极高的强度,由特定的社会问题上升而为政治问题。政治的自主性非独立性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它根源于社会又高于和超越于社会生活。在政治的决断完成以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的分化和联合都应该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决断,这才能实现民族国家的“政治成熟”。

施米特的政治是“杀人”和“被杀”的政治,霍布斯对于“死”的“恶”的描述使他对于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the political)”抱持否定的态度,霍布斯力图将政治的属性湮没于日常的政治运作(politics)中。而施米特则正是要力图恢复国家的政治(the political)属性,将它从日常的政治活动(politics)中剥离出来,政治必须直面死亡和生存,幻想逃避政治逃避死亡不啻于掩耳盗铃的荒唐,其结果只能是失去主权,自身的生存方式或者生存本身遭受覆灭。

诚如韦伯所言,现代国家需要“持续的行政管理”。但国家不能用持续的行政管理来取代政治。具体的政府运作及其对社会的管理可以从政治的决断中脱离开来,在尚未进入极端状态下,政治体必须保持高强度的联合,这需要持续有效的管理。如果用决断主义(Decisionism)的政治来应对日常的行政管理,则国家难于治理。日常的政治运作与政治决断二者必须分开,主权者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或者相互取代。

在国家和政治的关系上,施米特强调“国家垄断政治”[16]的意义。施米特认为,国家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国家应该成为政治的主体。但其前提是国家作为统一体的主权者,能够处理好其内部的治理问题,统合内部的力量。如果国家的主权者不能统合内部的各个群体(如阶层、宗教团体等),则主权者就不再是主权者。如果国内的冲突其强度不能被控制再一定的范围之内,那么内战也将成为政治的主要表现。一旦内战爆发,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其生命的延续将危在旦夕。因此,国家的主权者必须垄断政治。政治意味着以暴力为后盾,施米特强调国家对政治的垄断与韦伯论述现代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是一致的。

但国家垄断政治并不以为着国家政治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国家垄断政治但不能垄断经济,虽然一切社会关系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决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对政治的垄断也扩展到一切社会领域。全能主义(Totalism)的国家力图由国家权力来控制一切,其结果就是政治无法独立出来而湮没于社会其他领域之中。同时国家也不能独立于社会,不能完全搁置各种社会关系而进入独立于其他社会领域的政治领域。[17]

国家必须垄断政治,也意味着国家要凝聚全部的社会力量,使其服膺于主权者的决断,因此政治必须具有合法性。要防止政权和政治为某个特定的阶层所控制,使政治保持“公正”的本性。

施米特基于其政治神学的立场断言政治世界的多样性,如果有一天国家和政治消亡了,伴随着的不是值得欢呼的所谓“和平的伟大胜利”,而是意味着多样化的世界里各种生存都被颠覆或者毁灭的悲剧。

 

 

二、法治和政治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强调政治统一体为了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获得生存,为了将国内的各个群体的关系维持在某种秩序之中,必须保证政府和政治的公正性才能使国家对社会的维持向心力,保证国家的凝聚力,使国家在其内部保持最高强度的联合以应付其外部可能出现的敌人。

按照霍布斯的论述,政府的建立,确立了社会秩序以取代“丛林规则”,人类就摆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但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既然政府手中掌控并垄断着生杀予夺的暴力,那么又如何保证政府不会滥用暴力成为压迫人的新的主体呢?于是人们希望通过约束政府的行动,使其不至于成为强盗和杀人犯。通过“理性思考”,“法治”和“宪政”成为可供选择的答案。通过法律对政府权力及其行使进行限制,以保证政府在一个合理的可限制的范围和框架里开展活动。

对于法治,从亚理士多德开始就有论述。亚氏在《政治学》中论及法治:“谁说应该由法律进行统治,这就有如说,唯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进行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进行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进了兽性的因素。……法律恰恰正式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18]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是进行统治的使政权持续运作的有效方式。他认为,法治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19]。也就是说法治要求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完全受法律的约束,并且一切社会问题的处理其最终权威来源于法律。

法治要求法律在处理一切社会关系中具有最高权威,政府管理活动也应该纳入法律的管辖范畴,由法律进行限定和约束。为了保证法律的权威,也避免由于法律的权力过大给相关部门(立法和司法部门)带来过大的权力,于是三权分立被设计出来。[20]行政与司法被分开,法律约束行政,与之相关的政治行为(politics)被法律所约束和规制。如果以“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即意味着拥有主权”来判断的话,那么政治的主权就被法律所取消。

这样一来,法律似乎就获得了超越于政治的更加权威的力量。法治通过一套具有普遍、公开、明确、稳定、可预期等属性的法律来进行管理和统治,它的公正性(即亚理士多德所谓的“良法”)有效的保障了其合法性权威,它的可预期性则有助于公民的社会活动更加理性化,其稳定性和确定性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法治,一切的社会关系都受到保障和约束,法律的有效运行终结了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似乎通过法治就能实现安全和秩序,虽然法治也是以国家的暴力机器作为后盾。

法律秩序建立,国家的政治活动服从于既定的法律秩序。但问题在于,即使法律在解决所有的国内社会问题时都能保证其权威性和合法性,使得国家这个政治统一体能够维持高强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继续保持国内的和平和秩序;但是国家所面对的国际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为民族国家寻找到独立的生存空间就意味着必须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随时作出主权决断。而法律的确定性在此则成为羁绊:一方面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新的危机和形势,另一方面是稳定明确的法律法规。如何让既成的法律法规去面对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而且,法律的效力是与政治国家的领土为界限的,主权所能及的范围就构成拉额法律具有约束力的范围,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存冲突缺少一个统一的政府来进行处理,因而国际法及其秩序对于国家的约束力由于缺少暴力后盾而微乎其微。当国家在遭遇紧急情况时,确定的法律和日常社会的规则无法为国家寻找到出路。[21]因此这时就需要超越于法律权威的国家主权,由它来终止法律规范,实现国家的自我保存。

对于国家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霍布斯有明确的论述:“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22]这也就是说,通过“政治的”(the political)确定某种社会秩序和公共权力是法律存在的前提,没有暴力保障下的秩序则没有法律,或者法律就不会获得权威得到服从。而要保证政治(politics)的公正,则离不开法律。施米特说,“正如施泰茵所言,在法治国家内部,宪法只是‘社会秩序和社会本身存在的表现。一旦国家遭到攻击,则必须从宪法和法律之外发动战争……’”[23],这也就意味着,在紧急状态(例外状态)里,国家的政治主权必须超越宪法和法律,才能拯救国家,使得法律秩序得以重生。这样就得到这个悖论:法治以政治为前提,法律的权威要超越政治,但它也必须服从于政治的决断,即使这个决断就是终止法律规范。

法治的前提是通过政治确定了“统一体”的秩序,才能建立有效的法治。而统一体的维系需要法治将一切非政治的(nonpolitical)事务(即不涉及敌我决断的事务,包括politics都交由法律来解决,努力使得社会问题非政治化,使社会矛盾和冲突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强度之内,使国家免于内战,保证国家作为“统一体”的统一性。[24]但是政治的(the political)问题不能非政治化,主权决断问题不能非政治化,国家不能非政治化,幻想中立国家用法治来取代政治,无法满足当代多元世界的生存需要。

如果政治统一体无法维系,则法治也就流于空谈。而如果没有法治,政治统一体的内部秩序也难于维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缺少政治统一体的确立,法治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如果没有法治塑造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使内部的冲突变得可控,则内战也将耗散国家的政治生命。“法治”(rule-of-law)与“政治”(the political)在现实世界里相互需要,二者也不可相互替代。“法治”的运作可能导致政治的主权决断被压制,而“政治”的运行则可能出于国家自我保存的需要而葬送法治。为了政治统一体的自我保存,“法治”应该被限定在一定的界限之内,这一界限就是“政治统一体的存续”。[25]

 

三、结语   

施米特曾在《政治的概念》1925年第三版的注释中这样提到,“法律(或权利)是确定地形成的政治,政治是正在形成中的法律(或权利),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26]。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对立或者重合的关系。法治不能取代政治,政治也不能取代法治。直面今天处在进程中的中国改革,我们不能忽视法治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和作用,也不能指望通过法和法治来消除和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在呼唤和拥抱宪政的时候,不能取消或者忽视政治,否则我们就无法实现“政治的成熟”。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中,始终直面任何紧急情况,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感,才能在生存与毁灭之间做好选择和安排。

将“非政治的”留给“法治”,“政治的”留给“政治”,这就是“法治”的界限。而区分二者,则是“政治成熟”的表现。




[1] 本文所论及的“政治”涉及到日常的国家统一体的政治运作(politics,如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以及政府的行政活动等)以及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the politcal)即施米特所宣称的“区分敌友”,由主权者进行政治决断。

[2]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收录于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3]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28页。

[4]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34页。

[5] 见于施米特,《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第二节,收录于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236244页。

[6]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28页。

[7]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36页。

[8]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28页。

[9] Chantal Mouffe“Carl Schmitt and the Paradox of Liberal Democracy”一文中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自由和民主在公民资格(citizenship)的界限问题上有冲突:自由的要求就是“全球性的公民资格(cosmopolitan citizenship)”,公民资格超越国家的边界,并且当自己的国家侵犯其权利时寻求全球性的民主法对它进行审判。Richard Falk甚至提出,公民的忠诚的对象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理想的某种无形的政治社群。而民主的要求则认为民族国家是公民忠诚的必然的对象。参见Chantal Mouffe, “Carl Schmitt and the Paradox of Liberal Democracy”, 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9. P39.

[10] 亚理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页。

[11]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297页。

[12] 《利维坦》,第128132页。

[13] 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汪庆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236页。

[14] 《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第33页。

[15]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39页。

[16]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29页。

[17] 参见李强,“后全能主义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18] 《政治学》,第169页。

[19] 《政治学》,第199页。

[20] 1799年《马塞诸塞权利宣言》(Massachusetts Declaration of Rights)严格规定立法、行政和司法分权以达成法治而非人治 “to the end it may be a government of laws and not of men”); 戴雪曾说:“与法治形成对照的是这样一种政府制度,它建立在某些有权威的人行使宽泛的、专横的或随意的强制权力的基础之上”(Albert .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p188). 参见Paul R.Verkuil, “Separation of Powers, the Rule of Law and Idea of Independence”, Wm.&Mary Law Review.1987. p30. 转引自: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21] 对于国家紧急状态的论述是施米特思想中的重要侧面,他对于1919年德国宪法第48条中对于非常状态的规定进行深入分析,认为非常状态下必须给予主权者不受限制的权力,不能再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压制主权问题。在非常状态下国家进行自我保存的权力使得国家拥有高于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可以终止法律。参见施米特,“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收录于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 《利维坦》,第96页。

[23]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64页。

[24] 参见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Law as Politics : Carl Schmitt’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ed. David Dyzenhaus, London: Dur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9-43.

[25] 为了满足对“法治”的要求,施米特本人设想通过宪法里紧急状态和例外条款的规定,使得主权决断不会因为法律规范而搁浅。通过例外条款的设置,使得法治既能有效运作,又不会影响主权者的政治决断,或者因为主权者的政治决断而完全打破。

[26]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36页。

 2005年春节前后,我参加 白南生教授组织的农村调查,追访十年前访问过的300位进城打工农民。在四川渠县的三个村庄,我访问了17户人家。问卷上有近百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你认为自己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农民还是工人?
  结果,无论是建筑小工,还是外资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无论是牙医,还是小老板,他们的回答都是斩钉截铁的几个字:我是农民,乡下人。
  这是一个让我困惑的回答。我追问每一个访谈对象:十多年来,你生活在城里,工作在城里,靠务工或做生意养家糊口,脱离了土地,甚至根本就不会干农活,你凭什么说自己是农民?就凭户口本上那张纸?
  一位在成都当油漆工的小伙子答道,我是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我随时可能失去工作,那时我就要回家种地。我问:城里人也可能失业,那么多人下岗了,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他说,那可不一样。城里人有房子,开销不大,失业了心里也不慌。我们在城里没活干了,整天花钱不挣钱,就得赶紧回来。
  实际上,我的访谈对象并不死抠户口本。我们访问了一个紧邻小镇的村子,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已经并入街道居委会,所有村民都转为城镇户口。但我访问的户口意义上的城镇人依然说自己是农民。这位在一家深圳公司跟单的基层管理人员,操着一口广味的普通话,给出了和那位油漆工一样的理由:我没有工作就要回家种田,老板不要我了也不算下岗。
  顺着他们的思路想下去,假如他们在城里有了自己的住房,或者失业后也算下岗,因而得到救济,他们似乎就会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就会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再是农民。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城里人未必都有自己的住房,下岗后也未必都能得到救济。他们的本意似乎是强调一道底线:你是谁,取决于你能以什么身份安度人生。如果要成为城里人,那么,即使遇到一时困难,也必须有能力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在城市工作的总收入应该大于或等于在城市生活的总支出。
  追到这一步,我忽然冒出一个猜想:说不定这是一道关于身份认同的条件的公式,即:城市收入城市支出。一旦条件成熟了,这道公式成立了,农民的身份认同就会转变为城市身份认同。当然,所谓收入和支出应该覆盖整个人生,收入应该指人生总收入,支出应该指人生总支出,包括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和养老送终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有城市住房意味着日常开支的下降,有失业救济意味着收入增加。收入增加这边还可以包括工资提高、就业机会增加、个人素质提升、社会支持网络建立等项内容。支出下降这边可以包括城市学校借读费降低、医疗费用下降、城市棚户区或曰贫民区的合法化等项内容。
  从我访问的样本来看,这道关系式很难做平。更准确地说,在我负责的一次对村干部的访谈中,在过去十多年里,这个村只有4%的人家可以做平,他们或多或少发了财,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城里人,不会再回农村续走人生之路了。至于绝大多数人,进城打工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人生的根子仍然扎在农村,他们身份认同也死死贴住农民。对他们来说,用城市打工收入支持他们在城里安家、买房、供孩子读书,同时给自己留下养老金,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其实,深入追究下去,这些人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也是一种错觉。在当代四川农村,如果没有进城打工的收入,农村收入真能支撑农村生活的开支吗?即使一部分人目前可以,一旦进城打工者大批归来,就凭人均六七分的那点田地,连糊口都难,更别提盖房结婚和送子读书了。
  传统的农村收入农村支出已经无法成立,现代化的城市收入城市支出尚未成立,只有目前的城市收入农村支出可以成立。于是,这些人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身份,农民不是农民,工人不是工人。他们的两栖生活恐怕是历史注定的。我不知道这段历史将持续多久,不知道会不会固定下来,形成一个像两栖动物那样的新物种。从四川调查的情况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将近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当年的中青年已经步入中老年。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开始退回农村,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又踏上了前辈走过的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两栖状态依然存在。
  如何准确命名这种两栖身份?周朝有所谓,汉朝有所谓流庸,唐朝有所谓雁户,这些称谓都不如当代的农民工准确,尽管农民工听起来不伦不类,自相矛盾。语言的矛盾是现实矛盾的反映,恐怕无法靠语言技巧解决。
  根据身份认同的公式,城乡身份的大规模转化其实是可以计算和预测的。只要计算出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及其变化趋势,再计算出城市生活的人生总开支的底线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就可以预测农民将在什么时候并以多大规模转化为城镇人口。
  在想象这种转化所牵涉的各种因素的时候,我特别强烈地感到,城市的棚户区能否合法存在,对转化进程影响极大。棚户区是踏入城市的最低台阶,是一个过渡地带,它的存在可以使农民工节省大笔路费和农村建房费,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可是按照目前的政策,即使农民自发创造出棚户区,例如北京的浙江村或新疆村,也难免遭到政府部门的扫荡。消灭棚户区固然有利于城市居民,维护城市生活质量,但是其代价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我在农村见到许多空荡荡的新房,花两三万元建成,作为结婚实力的证明和未来养老的保险,这些房屋的主人却年复一年地挤在城市建筑工地的工棚里,或者另外付给城里人一笔房租。闲置的房屋吞噬了上千万人多年积攒起来的血汗。这种遍及全国的资源浪费,就是农民为城市利益付出的代价。这笔钱本来可以成为城市建设至少是棚户区改良的动力。
  另外一个因素是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这笔名义上无须支付的开支,实际上吞噬了农民工的大半剩余。这意味着农民工真实收入的下降或积累的减少,从另一面削弱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下去的能力。
  还有一个因素,涉及到敏感的工会组织问题。在我的访问对象里,有两位参加过罢工,一次成功,一次失败。罢工的目标都是提高加班工资,减少加班时间。他们的劳动时间平均每天十一二个小时,每个月休息一两天甚至全无休息。这样的生活让人无法尽父母之责,更不敢有在城市养儿育女的奢望。对中国农民工来说,188651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所争取的8小时工作制,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我访问的两个案例中,带头闹事的工人都被开除了。早期美国的罢工组织者也是这样的。美国工人的对策是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被开除的工人领袖干脆以此为业,工人运动因而前赴后继。但在当代中国,这是更加遥远的梦想。于是,罢工的组织风险很高,罢工自然减少,农民工在劳动时间和工资水平方面也缺乏谈判的实力和手段。在身份转化公式里,这意味着农民工的缺乏社会支持网络,就业不稳定,收入难以提高,城市难以成为安身立命之地。
  假如上述因素向有利于农民工的方向转化了,我们就有理由预测,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临界点越来越近。那时候,农民工集团将根据收支水平分为几个梯队,大规模的身份转化将在中国的大小城镇中梯次行进。于是,有那么一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就可以斩钉截铁地宣称:我是工人,是城里人。
  那将是中国社会转型成功的宣言。

那些在远方的理想主义者(之一:殷永纯)

今天小刚在宿舍看搜狐新闻,提到了一个北大支教的朋友,我凑过去一看,是殷永纯。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名字是在我读本科的时候听朋友提起的,当时大家谈到支教,朋友大概地给我描述了北大支教同学的生活,并且号召大家把不用的书都捐出来,正好殷永纯回北京了。后来大四的时候看到《中国青年报》的报导,整整一个版面讲述这批理想主义者怀着启蒙的美好愿望在安徽的角落里挣扎的故事。这篇报导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查找了那时所有的与此有关的资料,后来专门写了一篇分析性的文章,在毕业搬家的时候遗失了。
今天看到搜狐转述的《中国青年报》的报导,非常震惊。打开久未打开的博客,我把它记在了这里,但愿,好人一生平安。虽然我还不知道这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又或者并非空穴来风,但我仍然愿意相信他,这个唐吉柯德式的战士。

搜狐的报导:北大法律系毕业高才生赴农村支教被指猥亵男童



时间:2005年06月25日02:22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从2001年以来的5年间,殷永纯的名字意味着纯洁、激情、高尚……作为一名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他不畏艰难,来到安徽农村从事乡村教育的义举,试图探索中国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新模式的壮志,打动了众多媒体,也通过媒体打动了诸多读者。

  5年后的今天,一直守望在边远农村的殷永纯,因为被举报猥亵男童,让人们开始了对他的重新审视。

  有学生说:“殷老师变态”

  今年4月的一天,安徽省涡阳县警方突然来到了高公镇吕湖村。这里是殷永纯担任校长的复新学校所在地。

  警方对今年刚满14岁的初二男生小Z(化名)进行了调查询问,小Z证实了此前该校数位老师的举报:去年10月的一天,殷永纯到小Z家家访后,趁晚间与小Z同睡之机,多次玩弄小Z的生殖器,并将熟睡中的小Z弄醒……小Z还向警方证实,有五六位同学私下里议论时都承认,在殷老师家访住在家中时,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这些同学的共同看法是:殷老师平时对学生不错,但就是这种行为令人讨厌,“有点变态”。

  同为初二的男生小M在接受律师和记者的调查时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平时,殷老师对学生非常好,但我认为他是伪装的、隐蔽的,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当老师。”小M说,殷永纯去年在他家中,曾在夜间两次玩弄他的生殖器,有一次长达四五分钟,让他感觉非常疼。

  与该校300多名学生几年来对殷校长普遍的崇拜和欣赏相比(许多学生在作文中表达对年轻的殷校长的敬意和喜爱),这一小群学生对殷老师的议论,反差很大。

  向警方举报的是老师

  有学生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们的老师。最初,老师们是怀疑的,但孩子们真诚的话语又让他们不得不相信。几个老师决定,把事情向殷永纯挑明,让他设法用适当的方式安慰这些受伤害的学生,在事态没有扩大之前负他该负的责任,确保类似事情今后不再发生,最终内部解决此事。

  老师们普遍的心态是,如果此事公开,受到最大影响的,肯定是这所农村学校,还有他们共同追求的人生目标。几年来殷永纯的坎坷和波折告诉他们,一旦殷永纯有什么“闪失”,未来的一切都会是一场空。

  殷永纯2001年最初执教的地方是安徽省利辛县。在那里短短半年时间不到,殷永纯最初的合作者就撤资而走,殷永纯被逼无奈,带着5名合作者和十几名学生来到利辛县张村镇,另起炉灶办起了被媒体称为“国内第一所慈善学校”的新桥村复兴学校。可观的捐助支撑着纯洁的志愿者,支撑着贫困家庭孩子们的学习梦。但一年时间不到,因与另一名主要的合作人观念的冲突,殷永纯再次离开。

  但作为那所学校标志人物和代言人的殷永纯的离开,导致了诸多恶果,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捐助和生源的枯竭,殷永纯走后不到一个学期,那所有着历史意义、曾得到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大力扶持的学校倒了。

  从2002年6月到涡阳再一次白手起家办“复新学校”到现在,尽管条件艰苦,各方的捐助随着媒体报道的降温而减少,但学校的规模却一直在扩大,从最初的2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300多人。因媒体报道而出名的学校,还在不断地吸引着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从去年开始,他们在贵州农村办起了一所复新连锁学校,在当地又办起了一所分校,还开设了两个高中班。这些从全国各地追随殷永纯而来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任教除了每月200元的生活费,别无他求,只想在这里实现自己的理想。

  可是,令这些年轻老师失望的是,殷永纯最初不承认孩子们说的是真的。后来警方开始介入,殷在学校的一次例会上说:大不了我为此坐牢,但学校还是要办下去。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对于办校理念和管理方式,老师们和殷永纯也有冲突与分歧。第一次在利辛县所办的复兴学校,对学生完全是免费的,但经过波折来到涡阳后办的复新学校,开始对学生收费,标准与其他农村学校并无不同。尽管这样的收费相对于学校的运转是杯水车薪,但这让一部分前来志愿奉献的老师不满意,认为学校不再具有慈善性质,甚至有人说被“蒙了”。

  还有老师反映,学校尽管教师不多,但召开涉及学校发展的全体会议不多,学校的很多事情基本上都是殷永纯一人、或者少数两三个人说了算。学校发展和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基本为零,最敏感的财务问题和外部捐款的使用问题,一直缺少透明度。

  几名失望的老师最终决定:向警方举报。尽管愿意在此待下去的老师们,态度还是犹豫的。

  教育局说学校是“擅自办学”

  当人们还在担心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殷永纯的前途和复新学校的前途命运时,新的麻烦还在向这所年轻的、寄托着太多希望和梦想的学校涌来。

  今年5月9日,在复新学校向涡阳县教育局多次申请办学资格未果之后,接到了该局送达的措辞强硬的《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尽管复新学校所有的老师、家长和学生都承认学生们在这所学校里接受了与当地、也与中国其他地区农村孩子完全不同的、人文含量较高的新式教育时,却又不得不面对着国家对民间办学条件的硬性规定和经过3年努力也无法达标的现实。

  在这份《整改通知书》中,县教育局首先定性学校为“擅自办学”,并列举了学校在安全方面的6个问题。要求立即停止使用学校教学楼,整改时间一个月,如拒不整改,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一名教师告诉记者,实际上《整改通知书》还遗漏了一项重要的事情:这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没有从业资格证书,尽管学生们对老师很欣赏,这所学校的师生关系,也远不同于其他的农村学校。记者在学校现场看到,学校大门上空空荡荡的,连个校牌也没有。

  殷永纯的校长职务已被罢免

  与几年前十分乐意与新闻界接触的习惯不同,当“丑闻”传出后,殷永纯几天来一直刻意躲避记者的采访,手机总是接不通。只是面对举报人委托的律师的询问,他袒露了心迹:长期在边远的农村,缺少娱乐生活,这几年的路走得又十分不顺,让他很压抑,特别是女朋友告吹后,又给他增添了新的压抑。

  6月24日下午,就在记者截稿之前,从复新学校传来最新消息,根据当天下午刚设立的学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最新投票选举结果,学校现任的17名教师中有4人进入理事会,殷永纯没有进入,也就自动失去了参选校长的机会。因为新的学校理事会章程规定,只有理事会成员才能参选校长。这实际上意味着,殷永纯的校长职务已被罢免。该校一名新任的临时负责人随后向记者证实,殷永纯已离开复新学校,他不再属于复新学校。

  学校的一名职工向记者介绍,殷永纯的所有物件已从宿舍全部搬走。

  记者随后拨打殷永纯的手机,殷本人也向记者证实,他将不再回到复新学校,目前正开始准备考研,寻求新的人生道路。

  在上海一家基金会的帮助下,6月24日,复新学校成立了学校历史上的首个理事会。没有了名人效益,增加了理事会,这将会给这所公益学校带来什么新的变化?是否能通过县教育局的验收?本报将继续跟踪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