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7月27日

48号,上午,我的工商管理硕士联考面试环节结束,英语口语测试自我感觉不是很好,一度感到双语班在向我示好,而国际班则与我无缘了。面试结果在第二天下午公布,所以在结果出来的这段时间,我有些惶恐。为了消解压力,我参观了一座佛教寺庙,另外还搭车去了一个偏远的农业小镇,走遍了小镇的主要街道,然后沿着田边公路独走。但成绩出来后,出人意料的好

我就此事曾和一个女孩子探讨过,人的一生面临无数的挫折、压力和恐惧,依靠自我去战胜它们有些困难,并且耗时较长,尤其在现在巨变持续的信息世界,在社会混乱、信仰近乎虚无的转轨中国。如何快速战胜他们?皈依宗教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和其他人一样,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是共产主义信仰者。作为共产主义信仰者,我们相信个人的坚强能够克服所有的不好。工作后,世间种种事情使我们的原先的信仰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同时,在一些基层单位,收几次团费,节日去烈士陵园参观,共青团对我等已经没有吸引力,更不用谈“凝聚力”几个字。我们需要有一个有强大凝聚力的团体,我们需要被关怀,我们需要不断结交新的朋友,我们需要认识一些精英,我们需要沟通和交谈,我们需要力量来战胜一切苦难,我们需要皈依,我们需要感到充实,我们需要克服落寞,我们需要一种支撑我们向上成长的东西

朋友?俱乐部?宗教?哪个能够满足所有要求?答案是宗教。但不是道教,因为道家的东西看得多了,会谅解落寞而忘记成长的使命;不是佛教,佛教的经文太过博大精深,佛教的信徒五花八门;不是天主教,虽然教宗确实是世间的楷模,但我们遭遇了太多非法制的东西后,一时还难以转弯。就剩下基督教了。基督教能够与市场经济的各种现象相互承认,有美国为例。基督教不像儒教,整个社会已经变得非常唯利,而儒教的核心“仁”因此十分“激进”,处于另一个极端,有时过于“仁”就是过于“迂腐”,在转型中国好似与金钱和权利绝缘,这与青年建功立业的急迫心态是矛盾的。在大中城市,基督教大都建立了青年会类似的组织,但有些松散。在一些方面加强之后,青年会在吸引年轻人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对我而言,接受基督教仍有一个难以跨越的门槛。接受了长期的无神论教育后,在短时间接受基督有些困难。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难点,而是很多青年人共有的问题

 

 

 

2006年07月10日

    昨晚,我梦到故乡的麦田了,大片大片,金黄金黄,在风里翻浪摇曳。醒后,点起一支烟,伫立阳台,四周楼宇看不到一处灯光,我的思绪回到了家乡,回到儿时,回到了故乡刚熟了的麦田。

 

当麦子泛黄的时候,学校通常放假10天,我就得回家帮助家里收割小麦了。初夏的关中天气酷热无比,但时节不候人,得快收快打,麦子熟过头了麦粒就会掉落。我家里有6亩田地,通常会留下一亩给经济作物,好似西瓜或棉花之类收获后作我们的学费来源,其余的父亲则在每年仲秋农种时分,种作小麦作为来年家里粮食之用。

收割的前一夜,父亲会拿出家里所有的镰刀,在家门口的一块石头上磨至锋利。完后,给人力车的轴承与轮子的接触处点些柴油,做润滑之用,而后两个类似窗框的东西分别戴到车前后部以便多装麦捆。期间父亲偶尔会给我讲起这辆车的历史。我们家解放前曾是书香世家,爷爷斯时经常骑马往返政府与家里的路上,英姿飒飒,当地的要员和才子们经常来家里饮酒,和爷爷探讨诗词,阔论时事;我们家曾是大户,我们家那条巷子的十几个大院的房产都是爷爷请人建造的。解放后,房子、土地和牛马车辆都被收缴分发他人,而他人的破房两间则分给家里用于遮雨。爷爷远走他乡,30余年家里不知所踪。几个伯父虽然已经完成学业得到工作,但都受到牵连都很不如意,才几岁的父亲则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在家务农。70年代末,邓老得势,家里分到几亩田地,父亲十分欣喜,请木匠做了这辆人力车。这辆车是家里最主要的农作工具,对父亲大有用处,拉土等离不开它,偶尔那条巷子其他人家也来借用。

第二天早上5点半钟左右,全家人吃过早饭后,父亲骑自行车带上母亲先行到地里割麦,我和弟弟一人拉车,一人坐在车上扶着装满开水的大铝壶。农田离家有5里路左右,我和弟弟得走40分钟后。等我们到地里的时候,父母亲已经割好了一大片,麦穗带麦杆长约50厘米。准备装车了,通常我会在车上,父母抱一捆捆递过来,我接过来,麦穗朝内,整齐放好,一层层垒起来,宽度保持在2米左右。憨厚的弟弟把远处的大麦捆分成小捆,抱过来放在车四周,小捆重新组成大捆后,父亲会把它递给我。当装到很高的时候,父亲会拿起铁杈杈,杈一扬,麦子到了我的脚下。当车上的麦子堆高到3米左右,就可以绑绳了。接过父亲从车尾扔来的绳子,扔给车头。父亲回到车头,用力拉紧后,绑在车辕。父亲在中间,把住两辕,右肩部套着绳子,我在车辕尾部挂一条绳子放在肩上,和父亲用力拉车,麦子要被送到在家附近的麦场。母亲则留在田里,继续割麦。在拉车去麦场的路上,像我们家人这样靠人拉车的不多,大多户都是牛拉车。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养头牛,这样轻松很多。父亲的回答很简单,养头牛就为收麦,划不来,另外他不在家你母亲会很累。

一天连割带拉,大约5车左右,5亩麦子需要四天左右才能全部送到麦场。

麦子全部到麦场后,父亲当天晚上会装一包烟,去有拖拉机的乡亲家里。给男主人一支烟,问问对方家里收成情况,然后跟男主人敲定碾麦的时间和价钱。

碾麦的日子大清早,父亲和我用铁杈把一捆捆带麦穗的麦杆弄乱后,垒起来,铺遍整个麦场,火辣的太阳照着整场的麦杆和父亲。每2个小时,要把麦杆全部翻一遍。下午4点多种,昨晚约好的拖拉机来了,没有车厢,拉个圆柱形的大石头轱辘。拖拉机和轱辘把垒起来半米多高的麦杆碾扁了。差不多时候,我和父亲再进场把扁了的麦杆翻过后重新垒起,拖拉机开足马力,会把它们重新压下去。这样来回几次,碾麦就结束了。

拖拉机走了后,全家人用铁杈把碾成一段一段的麦杆和麦子分离。麦杆会堆成蘑菇形,通常都会很高,最高的有10多米,踩实后,上面放些土防止雨水进去。麦杆收拾走后,就剩下混成一起的麦子、麦壳以及很短的麦杆,下面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麦子分离出来。晚上,一般都会起风。我用木锨铲一把朝天扬高,麦壳和细小的麦杆被风刮到一旁,干净的麦子由于比较重,直落下来,这样麦子就被干净地分离出来了。分离麦子这个工作大多都是父亲做的,之所以要我学,是父亲担心我考不上大学,书呆子回到农村什么都不会做。

干净的麦子会晒上两天,然后入翁。整个夏收就算结束了。

 

后来我读了高中,父亲种了两亩半地的苹果树,这样每年也就只有两亩半麦子。再后来,我考上了南方一所重点大学,弟弟离开家乡去省城读中技,我们都远离了家乡。求学初次远走时候,母亲依照传统,在村口点了一捆剪掉麦穗的长麦杆,麦杆上面撒些绿豆,我提着布包,内面有一包母亲害怕我水土不服用石子和泥土混在一起炒熟的小面团,从燃烧的麦杆上跨步而过,就此离开家乡。

 

读大学时候,每年夏收时节,我都打电话给家。母亲告诉我,村里有人买了收割机,所以家里的小麦都不用人力了,但她在电话里总抱怨价钱贵。

 

工作后,我几年就只回过一次家,而且那次是在冬天,所以很多年都没看到金黄金黄的麦田了。父亲用辛苦体谅自己的妻子,用辛勤收获成熟饱满的麦子。孑然一身的我呢?

 

前几日,乌鲁木齐铁路中级人民法院因涉嫌单位受贿坐到了新疆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此举不仅开创了“中国司法界的先例”,也是“世界法制史上的奇迹”。

乌铁中院的操作手法在铁路系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各级铁路单位大都成立技术协会、多元中心等部门,对施工等业务,铁路单位委托本单位内这些部门二次发包或和有资质的公司联合施工,赚取中介或施工费用用以弥补职工收入。实际上,这种方式不仅存在铁路单位,在房建、市政、公路建设和通信施工等行业也大量存在。

铁路行业职工270万人,10余年薪水未见涨动,是单位创收的主要原因。几年来,因为和铁路路局有业务往来,我拜访过不少铁路系统部门,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令我心酸。这些职工大都住在铁路旁的发黄的低矮楼层里,昼夜听着火车刺耳的跑动声生活。房改以来,普通员工这样的房子都分不到了。路局几年盖几栋经济适用房,完工后都被各色头头们拿走了。我曾在京广线某铁路局下属单位呆过几个月,该单位普通员工月收入1000多块,而当地的一平方房子已经平均超过4000元。想想地方政府和垄断国有企业,92年以来,其人员的收入快速增长,至今有些增速不减。仍以上述铁路局所在市为例,一般公务员收入也能达到6000/月,当地的移动通信公司更是离谱,专门为正式员工建起了会所,会所内桑拿、射箭、室内高尔夫等娱乐应有尽有。同是事业单位,同时垄断行业,两者对比,实在让人汗颜。

因为地方高薪水,铁路系统的地方法院、检察院和公安等事业单位一直有出走铁路划归地方的冲动,无奈决策层持不同意见。所以与地方相比,如果铁路职工低收入继续持续,那么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位受贿”,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