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问教育:钱攒在少数人手里,你凭什么产业化?



时下,喧嚣得最凶的莫过于“产业化”,仿佛不“产业化”就不算“改革”,就是落伍。而其中动静最大,影响最广,牵涉各方面利益最直接的,莫过于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这可是中国从上到下,由贫到富各个阶层,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两样东西,怪不得经济学精英们,专家教授们,始终在打它们的主意,因为,按照市场学的观点,这两样的“消费群体”太巨大了,太诱人了。什么叫“产业化”,这是专家们的“文词儿”,按我们粗人的话讲,就是把医疗卫生,上学读书当商品,明码实价,或者不明码实价地卖。

有卖就有买,离开买就没有卖,就教育而言,买方的情况如何,决定了产业化即买卖化的效果,根据调查,中国锦衣玉食,生活无忧的阔佬富婆,少爷小姐,约占人口的千分之一二,也就是3~4百万人左右,基本相当于全中国2001年在校大学生719万人的一半,就是说,真能够经得起任何档次的教育商品的中国人,不计年龄,不计文化水平,加起来,还不到大学生人数的一半,靠他们来拉动教育“消费”,“振兴”教育产业化,恐怕是幻想,你总不能够让阔佬富婆夫妻们生一千个孩子吧,况且还得通过大学考试不是。

所以,真正的教育产业化对象,还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现状如何,决定了教育产业化的前景。根据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办理座谈会上的数据,我国“年平均收入接近和超过20000元的占总人口的3·5%左右,而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按照目前大学的学费标准,最普通的大学,不算其它消费,光学费和基本生活费,每年得一万,这是硬指标。就是说,占中国人口50%的家庭,是没有正常地负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的能力的,而年平均收入在2000~20000元的占人口46.5%左右的家庭,又有一大部分没有或者部分地有负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的能力,这样一比较,我们就明白了,这教育产业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它又作为一个事实强加给了人民大众,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了求知,为了一条人生道路,于是就有了一连串的血泪故事。

中央电视台2套2003年08月06日晚播放了一个专题《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看了令人鼻酸,市场化了的学费,岂止是一座山,它有时简直是一把刀,53岁的陕西榆林南郊农场农民景统仕,二女儿景艳梅今年高考考出了理工类533分的高分,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一家人算了算,第一次去大学至少也得带上一万元,…奔波几天,景统仕也没有借到一分钱。7月14日,…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因为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临去世的前一天,景统仕还忙着去派出所等部门盖章,证明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也没盖下来(为什么?)。景艳梅讲:“我爸爸他当时回来,我不在跟前了。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在绝望和自尊心、自卑感的双重打击下,景统仕走上了绝路。同样在陕西宝鸡,去年,下岗工人丁某,在得知儿子小丁考上复旦大学,象其帮开车打工的老板讨拖欠的工钱,凑集学费而不得后,跳楼自杀。当然,这是最极端的,也是最不应该的。

有专家、精英出来冷言冷语了,“上大学不应该靠父母嘛,可以贷款嘛。”云云,但是,贷款本身就是一个市场行为,要考虑风险、信用、担保等等,不是轻易可以拿到手的,房栓梅,陕西榆林罗硷村人,考上了大学后,母亲却想到了放弃:“我说你爸爸这么个情况,供不起,你不要念。”,因为房家的家庭收入非常清晰,每年3担黄豆、4担谷子、一口猪,年底时卖一卖,收入约900元。房栓梅母亲:“家里半年没收入,喂个猪还就这么大,就盼着猪长大。”2天前,房栓梅的母亲又卖了些黄豆,一家人数了又数,凑起来不过1000元。而女儿一年的学杂费,就是这个数字的8倍。房栓梅从老师那里打听到,大学里有助学贷款,但因为还贷情况不好,现在借贷也很困难。与此同时,因为家里已经欠下债务,父母向附近的信用社也没贷来款。更何况,4年4万元的贷款,毕业后的青年学子,能否找到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工作,是一个问号,即便有了收入尚丰厚的工作,银行的贷款要还,家中为其上学背负了沉重债务的父老兄弟姐妹要管,自己的生活要过,不又是一“杨白劳”。未必这市场化就是逼着穷人成为一个个背负着沉重债务的债务人,难怪昨天晚上的新闻,看到一条讲某高校为了控制毕业学生逃废助学贷款,扣押了毕业生的毕业证书,那接受采访的老师眼含泪光说“学校也是没有办法呀?”。

专家、精英还是出来冷言冷语了,“可以自己挣学费嘛,比如美国人”云云,今年考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赵磊,这个暑假,每个凌晨5点,他就来到一个工地开始做小工。干上十几个小时也只能挣20元钱。几千元的大学学费对他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赵磊:“难度有一个山的高度那么大,大学一般下来需要四万到五万。就是贫困学生不花钱的学生四万到五万。像我们家的话,四年能提供上个八九千就顶多了,四万多跟八九千都是天文数字。”,为了能为儿子读书赚份学费,几年前,赵磊的父母先后从农村来到榆林市打工。赵磊:“母亲为了让我上大学进城来干活,为了省四块钱车费,坐了一个顺路的三轮。半路上撞了,粉碎性骨折,全身就瘫痪了。四五年了,现在情况没有好转。”赵磊的父亲每年从正月干到腊月,身患胃病、糖尿病也一直不舍得花钱去医院,说到这里,泪光在赵磊的眼中闪现。

看了这么多,不禁想起了父母亲靠微薄的收入,养活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年代,想起了那段虽然清苦,每月只需要20来元花销,每顿吃2毛钱菜,但没有学费困扰的大学生活,想起了那穿着打补丁的旧军服,比我们“有钱”的高干子女的同学。

今天,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变化是巨大的,根据统计,今年年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9.5万亿元,,就是说,中国13亿人口,人均有7千元的存款,照道理,社会是富庶了不少,提出来教育产业化,应该是正当其时。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工人、普通市民、农民感觉到生活和预后不确定的时候,当一场病,或者一个孩子成绩优秀考上大学就导致一家人的经济和生活陷入窘景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审视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问题,教育产业化美丽的口号和虚幻的前景后面是什么实质,那就是社会的财富已经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并且势头还在继续发展,已经掌握了大量财富的那些人,在贪婪和无耻之余,还有忧虑,还在鼓动在宪法内明确写入坚决保护其私有财产的内容,这社会的财富已经被他们紧紧攥在手中,教育产业化所需要的巨大投入,靠什么?靠工农子弟和工农家庭的的负债累累?靠普通大众的节衣缩食,忍病不治?不照顾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产业化,是谁的化?要化到什么地方,化到什么程度。

没有一个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没有一个公正的社会经济状态,我们在农民景统仕、失业工人老丁用生命殉了他们子女大学学业的血痕中,在千百万贫困学子无奈的泪眼中,大声地问我们的教育:钱攒在少数人手里,你凭什么产业化?在没有解决社会公平之前,你凭什么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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