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3日

少林方丈释永信称应当发展少林学 学术界支持

2006-10-13 08:13:30 国际在线 
 

  
  有人说《红楼梦》里装有整个中国,所以产生了“红学”;有人说莫高窟藏经洞古文献的面世催生了“敦煌学”;释永信说,少林寺的历史跟中国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文化都分不开,所以应当有门“少林学”。
  
  少林寺要发展“少林学”
  
  刚刚作别蔡志忠、朱哲琴等当今文化界的风云人物,少林寺一转身又与学术界挽起了手。昨日,少林寺与中国元史研究会联合召开了“元代佛教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方丈释永信对来自韩国、日本的史学家及国内50多位知名学者表示:“今后少林寺要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特别是与历史、佛教文化界人士的沟通,共同发展‘少林学’”。
  
  释永信说:“‘少林学’是对少林文化的历史、现状、未来发展的研究。包括禅学、武学、医学等很多方面。”
  
  释永信说,事实上,2005年少林寺就已经提出“少林学”概念,之所以要发展“少林学”,是因为少林寺1500年历史的传承没有间断过,对佛教文化、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丰富民族文化方面,都做了大量贡献。少林寺的历史跟中国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文化都分不开。所以,除了少林寺僧人自己挖掘、整理之外,少林寺也希望全社会都来爱护、添砖加瓦,共同发展“少林学”。
  
  学术界欲助“少林学”发展
  
  对“少林学”这门新生的学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高华充满兴趣。“少林寺仅金元时期的碑刻就有80多块,这是很宝贵的历史财富,是值得学术界研究的。”陈高华说。
  
  暨南大学历史学教授马明达则认为,少林寺已不是一般意义的寺院,而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少林寺是传统文化与宗教文化的融合,它一直在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发展佛教,通过佛教文化影响社会。”马明达说,学术界应该支持“少林学”的发展。

2006年09月30日
大典提供出来的是广东的文化珍宝是我们对前人文化遗产的最好传承
2006年09月29日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周祚

  马明达教授谈《广州大典》的编纂工作及学术价值

  被誉为传承广东历史文化力作的《广州大典》计划为所收录的每种书写一个提要。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广州大典》课题研究专家、暨南大学历史学教授马明达(右图),他指出,提要早在汉代就有了,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是集大成之作,成为治学的门径。其微言大义、提纲挈领,反映编纂者的思想,为后世研究和读者阅读提供参考。

  大众熟悉的纪晓岚是《四库提要》的总负责人之一。《四库提要》的撰稿人很多,多是当时的著名学人,但纪晓岚总汇融贯、剪裁镕铸的作用是大家都认同的。由此可见,提要的撰写水平非常之重要,而撰写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笔者的学术根底。《广州大典》是广州有史以来所编纂的最大型的丛书,意义深远,希望能成为一部不朽的典籍,所以也广邀当世各界学者参与提要的撰写。而负责为部分文献撰写提要的作者,就是被称为文武双全的饱学之士的马明达教授。他不仅在元、明、清史学的研究上造诣颇深,在文献学上多有成就,在武术上也是声名显赫。

  《广州大典》付印前夕,在马明达位于暨南大学的说剑斋中,记者与他进行了一番详谈。

 

  马明达其人

  马明达1943年出生,回族,祖籍河北沧州,出身于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武术家族之一——马氏通备武艺家族。他文武兼修,不仅学识渊博,还因为在古典武艺的研究和掌握上具有公认的权威地位,被少林寺聘请为当代唯一的武学指导。马先生家藏图书4万余册,多有明清善本和书画珍品,书剑并举,在学界广有佳誉。他治学严谨,著作甚多,并且精研书画,擅长书法。

  马明达说,《广州大典》首先推出与张之洞有深厚渊源的《广雅丛书》,从体例上讲还有可斟酌的地方,但也反映了大典的胸襟气度。张之洞不是粤人,《广雅丛书》所收书也大都不是粤人著作,但它是粤籍学人所选所刻的“粤版书”,是在张之洞这位杰出人物的影响下产生的一部高水平的丛书。这部丛书表现出了晚清到民国初广东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特点,这就是“粤人风格”。所以以《广雅丛书》开局,也未尝不是一种文化格局的表露。

  马先生说,张之洞是他最为崇敬的乡贤,多年来,他的书斋里一直挂着张之洞的对联:“徽言自道和平福,盛业弥开正大猷”,朝夕观瞻,备受感召。他认为,张之洞是晚清改革派的主帅,勤于政事,学问宏深,为官清廉,品节高尚。他居官多年,去世下葬却要靠友人资助,但在离开广东时,却为广雅书局和《广雅丛书》留下了几十万银子的经费。今天重新影印《广雅丛书》,也是对这位被尊称为张广雅的先贤的最好纪念。

 

  提要重在“考竟源流、辩章学术”

  记者:《广州大典》(以下简称“大典”)首辑《广雅丛书》即将付印,您在这部作品中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马明达:我主要参与大典的课题研究以及部分书的提要撰写。大典主要整理上下二千年广东地方文献,在其中,清代典籍最多,所占约为70%。

  记者:提要主要回答什么问题?

  马明达:提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选择收录这本书,二是对书作出客观、恰当的评价。

  广东地方文献浩渺如海,《广州大典》将尽可能收全粤籍经典,对书的评价要遵守一个客观的原则。

  提要的历史要追溯到汉代,当时人们就开始对编纂大型丛书撰写提要,主要内容有书的作者介绍、流传缘由和学术要点。提要具有时代性,体现为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每一本书都是一批学术信息的汇存,当然,后人的评价也往往有失误。现在就有很多学者在对《四库全书》的提要进行考异。总的来说,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考竟源流、辩章学术”。

  提要有时代性和局限性,不可能一锤定音,一劳永逸,但学术上的严谨态度最重要,落笔要慎重,更要避免出现硬伤,贻笑于当世和后世。当然,少量的失误亦在所难免,以具有崇高声誉的《四库提要》而言,已故的著名学者余嘉锡就曾有大部头的著作《四库提要辨证》,指出了许多失误,成为传世佳作。

  古人尚且如此,我们今天更加要注意,特别在学风不端现象非常猖獗的时下,以我个人而言,不会放弃“学品”原则。一个读了50多年书的人,身逢盛事,三生有幸,一定要保持读书人的品节观,要以谦谨崇敬的心境对待广东先贤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要做对得往我们先辈的事。

 

  新兴学科涌现拓宽了大典容量

  记者:大典在内容上有何特色?

  马明达:大典所收图书数量与《四库全书》略相近,都是3000多种,但两者的图书分类不一样。《四库全书》取传统的经、史、子、集四类分法。而大典初分40辑,图书类目比《四库全书》复杂。

  《四库全书》以儒家经典和正史为主干,容纳量最大的是“子部”。而晚清到民国,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引发了知识大爆炸,国人目不暇接,于是很多书的体例和内容都和古书大不相同了。如自然科学的书,过去很少,晚清以后就多了起来。再有,古代没有专门的体育学科,相关书籍很少,也没有独立的属类,晚清民国时就出现了很多,不能不独立成为类,如此等等。总之,传统的四部分法已经不大适用了,只有另行设类。但分类是编纂工作的纲,是一项学术难度很大的工作,迄今还不能说大典的分类已经很完善了,恐怕实际工作中还会有适度的调整。

 

  编纂大典具有多项学术价值

  记者:大典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明达:第一、古籍长时间受数量上的制约,善本类书籍更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可以随意阅读,所以社会效益不显著。一般来说,大宗的古代典籍主要由图书馆收藏,可谓深藏闺中,只为少数专业学者服务。有些珍本孤本数量稀少,又星散海内外,即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有阅读机会。

  《广州大典》就起到一个扩大古籍传播面积的作用,使人人有机会徜徉其中,开卷受益。对学者而言,则减少了寻求资料的时间,提供了研究上的诸多便利,有益于人文社会科学水平的提高。还有,大典将广东的古代文化成果介绍给全世界,以便于更多的人了解广东,研究广东,对集思广益和建设文化大省而言,效益不可估量。

  第二、很多珍稀古籍,年代久远,质地脆弱,从保存的角度来说,已经不适合太多人去直接翻阅。这一点在广东更是如此,岭南气候潮湿,蠹虫繁育比内地为甚,对书的保存非常不利。有了大典,原本便可以采取彻底封闭保存的办法,这等于做了抢救文化典籍的工作。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一些孤本因为某些突发原因而遭到损毁,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前不久武当山大经堂的失火,至今让人心痛。因此,我非常支持这次的大典编纂工作,应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实际上都是在做一件“文化功德”。

  第三、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成就举世瞩目。我们希望经济成就也应该彰显在建设文化大省上。近代以来,广东在中华民族自强自救的艰难道路上,一直是走在全国前面的。如在接受西方文化、应对挑战和变革传统文化上,可谓人才济济。一大批历史伟人,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容闳、郑观音,直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的著作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当代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珍贵资源的精神根基。进入当代社会,广东人表现出来的创新和探索精神,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粤籍先贤和许多流寓广东的外籍人士留下的文献典籍,不但有历史价值,而且对丰富我们的知识和思维,帮助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至涵养我们人文精神和建构当代和谐社会,都是大有价值的。这份资源是广东的,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我们有责任推之全国,与全国人民共享。

  编纂《广州大典》也是一项摸清楚家底的工程,是一次重要的文化盘点工作。大典提供给社会的,不是故纸堆,而是深山宝藏、大海奇珍。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的家底后,才能很好地分门别类,加以继承和发展。

  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讲传承,讲渊源,一直到讲师承家法,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至少是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看重它。没有深厚的文化渊源,这反映到一个人身上时,就会出现处理问题上的短视和浅薄。这种人太多,全社会都会产生浅薄化趋向,精神领域空乏,附庸风雅,焚琴煮鹤,恬不以为耻。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的品格,而图书典籍则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整理影印《广州大典》是文化建设的根基性的工作,不但有功当代,而且是千秋大业,它比修建了多少高楼大厦都更有意义。

  本报记者 周祚/文 骆昌威/图

2006年09月27日

五台山僧人名冠武林
稿件来源:成都日报           2006-7-24 5:00:03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程大力/文

  鲁智深和《杨家将演义》中的杨五郎,都涉足五台山,这是否与五台山僧徒习武的背景有关?

  古代战场的两军厮杀真的跟《水浒》等小说的描写一模一样?旧时将领如何布兵摆阵?

  武林中身世显赫的“峨眉派”与少林寺有什么渊源?

  ——从这期开始,本栏目刊发一组《文史武谭》,探究武林旧事。

  五台僧人真宝率众抗金

  著名武术家、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通备与八极拳正宗传人马明达先生撰文认为:《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杨家将演义》中的杨五郎,这两位武艺高强的英雄,遭遇不同的困窘,都到五台山出家。两位著名小说人物同五台山发生密切关系,应该同五台山僧徒习武的历史背景有关。

  马先生发现这几条资料,证明五台山僧和少林寺僧一样,早就已经以武闻名。

  其中最感人的是《宋史·僧真宝传》的记载:代州人真宝在五台山寺院出家并担任僧正一职。靖康年间,真宝和他的徒弟们“习武事于山中”,勇猛抗击金兵,并因此受到了宋钦宗召见,嘉奖赏赐有加。真宝还山以后,更加积极地抗金。后来金兵大至,真宝率领僧兵与之血战昼夜,整个寺庙房舍都在战斗中被焚毁。金兵统帅下令一定要活捉真宝。由于寡不敌众,真宝最后被俘,但依然骂声不绝。金人感到惊异,不忍杀害真宝,于是让汉人郡守百般诱劝其归降,但真宝慷慨回答:“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即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于是“怡然受戮”。真宝的故事感人至深,“北人闻见者叹异焉”。

  据马明达先生考证:“靖康元年九月太原失守,第二年四月汴梁陷落,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获北行。据此推算,钦宗召见真宝应是太原失守不久后金人再度大举南侵时。此时河东大部已为金人所有,五台山还在凭险固守,僧正真宝‘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证明五台山聚集了相当的力量,积极备战。这引起钦宗的重视,于是有召对便殿之事。一直坚持抗金的五台僧兵,经钦宗召见真宝后,‘益聚兵助讨’,即主动出击金军,但终究敌不过女真劲旅的攻略,寺舍遭焚,真宝本人被俘,义不降敌,壮烈殉国。这是五台山自唐宋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浩劫,直到金代中后期,清凉寺尚未恢复昔日的辉煌。真宝的‘口回’之说,表现了佛徒特有的名节观,一直为后世传颂,为佛门争得无上的荣耀。”

  五台僧人尚武始自唐代

  马明达先生还考出:入金以后,五台僧人似乎仍保持着习武的传统。明释镇澄修《清凉山志》卷三《法冲大师传》记载,金世宗大定三年,有道士萧守真上奏皇帝,请求与和尚比武角力,世宗召五台山和尚法冲入京应战。释道矛盾由来已久,金元两朝屡有辩论活动,萧守真以角力挑战僧徒,显然是他本人精通此道。以此来决定佛道高下,可谓出手不高。结果是还没有比试角力,萧守真便被法冲所折服。为此,世宗专门为法冲在五台山修了一座万岁寺。这说明当时五台山仍保持着尚武的传统和名声,不然天下寺院星布,佛徒如云,为什么偏偏要五台山的僧人出来应战?同书卷六《移剌楚才传》记载:“元世祖将西征,有司奏五台等处僧徒有能咒术武略及有膂力者,为部兵扈从西征。”只是大臣耶律楚材以僧徒若开杀戒必无忠心为由力谏,方才作罢。

  马明达先生还提到:南宋赵彦卫《云麓漫抄》载,建炎、绍兴年间,湖北随州大洪山的僧徒也曾奋起抗击金军的南侵。随州陷落后,众僧徒在山中自保,“有带甲僧千数”。赵彦卫说,大洪山佛寺的开基者是唐代来自五台山的一位僧人,这等于告诉我们,大洪山僧人的抗金活动是来源于五台山的,亦可见五台僧人的尚武传统并不始于宋,至少从唐代就已有端倪。

  五台僧人以杨家枪闻名

  马明达先生五台山僧习武始于唐代的推断是否正确呢?

  我偶然翻阅日本古典小说《平家物语》。《平家物语》因所述多为史实,一直被誉为“杰出的历史小说,灿烂的传记文学”,它记述了日本镰仓时代两大武士集团源氏和平氏争夺权力、互相攻杀的兴衰始末,当时日本的佛教寺庙,也分别依附两大集团。书中叙述:圆城寺在即将受到攻击时致牒兴福寺,请求支援。牒书中提到:“古时,唐朝会昌天子曾举军兵,图灭佛法,清凉山僧众与之交战,奋力防御”等,勉励兴福寺与之共同抵御攻击。

  清凉山即五台山。《平家物语》所述的背景,显然即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唐武宗因为一者笃信道教,二者担心国家税收减少,下令毁寺4600余,僧尼归俗26万5百的事件。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唐武宗“会昌灭佛”。但《平家物语》终究是小说,其所述是否有信史根据呢?

  查《新唐书》关于“会昌灭佛”有记载说:当时有很多僧人逃到幽州,唐王朝丞相李德裕召见幽州刺史节度使张仲武的使者,让使者转达他的警告。张仲武害怕了,于是授予居庸关的守关官吏一把刀,命之“僧敢入者斩!”但《新唐书》没有具体说“僧”到底是何方之僧。

  又查《资治通鉴》载会昌五年唐武宗灭佛有云:“五台僧多亡逃幽州。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平家物语》云清凉山僧众与唐军交战应有所据。敢兴兵与大唐正规军开仗,五台山和尚恐怕要有相当的军事与武功实力才行。分析《资治通鉴》所载则可看出: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显然已有收容五台山僧的打算。而且肯定是看中了五台山僧善武、并可为兵将这一点。丞相李德裕指出五台山僧为兵将不及幽州将卒的话,其实恰恰证明五台山僧确有尚武的传统与名声。张仲武可能权衡利害后觉得还是不要惹中央好,才拒绝五台山僧入境。

  马明达先生的推断果然不谬。

  直到明代,五台僧仍然以武闻名。《蠡勺编》便提到:僧兵“向推少林寺”,“次则伏牛”,“又次为五台”。这时五台山的武名,却已经排在少林寺和伏牛山的后面。再往后,则更由少林寺独享其名了。

  值得一提的是:少林寺僧是以少林棍闻名,而《蠡勺编》说,五台山僧是以杨家枪闻名。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马明达:香山文化具有强大历史张力和生命力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明达。

  日前,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明达到中山市出席《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的首发式。作为一名在国内学术界颇有声望的历史学家,马明达对中山市首次推出香山文化概念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香山文化具有强大历史张力和生命力,有着继续发展的广阔前景,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提炼、升华,弘扬至全国乃至世界。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和教学的马明达一直关注着香山地区文化发展脉络的研究,对中山首推的“香山文化”概念,他表示非常认同。他指出,香山县经明清两代的快速发展,经济、文化齐头并进,到清中叶,已蔚为珠江三角洲一座人口密集、经济文化繁盛的名城。近代的香山,由于长时间的积累,重要的地缘因素,还有外来文化的激荡与融汇,在国家艰难曲折的自强自救历程中,终于脱颖而出,以光耀千秋的伟人群体和先进的人文精神,在中华大地上异军突起,可谓光焰四射,影响深远,声誉遍布全球。近30多年来,中山市在改革大潮中再度崛起,成就瞩目。历史与现实的前呼后应,可谓有本有源,有因有果,凝聚成为一个有着深刻历史意义和丰富内涵的文化形态。“香山文化”的提出,是正当其时的,这一概念有弘深雄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也有着广阔的学术前景,相信会被国内外学界所高度认同。

  马明达认为,香山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相同之处是都拥有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但它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其外来的因素更多,多元性更强。香山文化多元性最根本的原因和最突出的表现是香山地区对外交流的频繁。诚如他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序言中所言:“自明清之际开始,特别是到了清朝中晚期,香山便一直处于中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冲突与交流的风口浪尖,一举一动关乎国政,事无巨细往往直达朝廷”,多元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频繁的交流,使得香山人积极地看到外面的世界将会带来新的文化因素,并有勇气走到海外,这一切,集中地反映在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实践和思想上。“近几百年来,特别是晚清以来,中外交流在香山获得了成果,这个成果主要体现为香山以交流兼容、和谐创新为基调的人文精神。从孙中山、郑观应、容闳等香山先贤身上,我们都能深深感受到此点。”马明达说。他强调,一种文化不是说它成熟到一定程度才是文化,而在于这种文化自身拥有历史张力和生命力,能继续向前发展,而香山文化的最大优点,就是拥有强大的历史张力和生命力,它将继续发展,而近30多年来中山在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明证。

  马明达表示,在他的理解中,“香山文化”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且能够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独立领域的学问,不但因为它产生了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物,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精神,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它还拥有大量的地方文献,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献体系。他认为,中山以香山明清档案的整理为切入点来研究香山文化,是高明的举措,今后要深入挖掘这一无可估价的宝藏,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

(编辑:刘倩)

2006年08月28日

从《五环夜话》中节选!

2006年06月09日

金牌,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有骨气的民族都视之为瑰宝。然而,与获取任何稀缺财富一样,争夺金牌必须付出代价并承担风险。这一代价主要是经济的,随着竞技体育的高水平化和高科技渗入,其经济代价越来越高,在奥运会上96%的奖牌归于发达国家就是一个证明。而金牌的风险还往往表现在政治方面。在中外体育史上,由竞技体育引发的民众骚乱、社会动荡,以至酿发“足球战争”等事件屡有发生。1985年发生在比利时海瑟尔体育场的骚乱事件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女皇不得不向全世界公开道歉,就使英国政府大失颜面。过去我们对获得金牌正面的政治效益议论较多,如金牌对激发民族意识、爱国精神所起的作用等等,而对失去金牌可能隐含的一些负面的东西避而不谈。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再回避这些可能造成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更不能将这些因素转嫁到政府身上,因此降低政府的权威性。

竞技体育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是由竞技体育比赛结果的预先不可确定性决定的。因此金牌的归属往往会大出人们所料,如球王贝利每次对世界杯结果的预测都大跌眼镜。统计表明,具有获得奥运会金牌实力的运动员只有30%能如其所愿。而且,竞技体育的胜负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实力,还有一部分命运掌握在对手手里,甚至在裁判手里。奥运会的运动员有一万余众,而金牌只有三百多个,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人都与金牌无缘。如果将这样一个偶然几率极大的文化活动的责任归于政府,真称得上“命悬一线”。如果我们要求政府为杂技演员在“巴黎‘明日’暨‘未来’世界杂技节”的失手承担责任,如果因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出失败我们要向政府讨说法,如果我们要求政府为一部电影未在奥斯卡颁奖仪式上获奖而向公众道歉,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痴人说梦。那么,为什么政府必须为竞技体育的金牌背书呢?

竞技体育是社会一种缩影和折射,对社会产生着强烈的反作用。在多元文化时代,社会的注意力日趋分散,而竞技体育是集中和调度社会注意力的主要文化方式。这就提醒我们应更加注意竞技体育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指向。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由于个别体育官员对洛杉矶奥运会成绩的误读,造成社会舆论的误导,“兵败汉城”后,全国上下指责声一片,一些批评直指政府。这一社会沮丧情绪的宣泄很快与当年通货膨胀造成的社会心理的动荡搅和在一起,其结果不言自明。

前东德体育给我们留下了的教训是深刻的,他们把金牌与政府的信誉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结果是成也金牌,败也金牌。他们的这部金牌机器效率惊人:从1968年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短短20年间,东德共积累了519枚奖牌,奖牌总数位居世界第三位。如果以人口平均来算,东德所获得的奖牌数量是苏联的10倍,是美国的13倍。仅以这些数量而言,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到了这个时候,金牌已经成为勒索纳税人,讹诈政府财政的工具。随着1990年10月柏林墙轰然倒地,东德的体育这部造梦机器也分崩离析。人们惊奇的发现,失去了政府直接资助的东德体育,在刹那间被动荡的时局摧枯拉朽般击碎,其速度之迅猛,其烈度之严重,远远高于其他任何行业。有专家认为东德政府对体育的全面支持,特别是为其所投入的巨大物质资源是东德竞技体育迅速崛起的关键。而东德的这种“金牌体育”,以及对“金牌效益”的过分追求,打破了东德体育和谐发展的平衡。东德早期对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的重视,到后期已经徒有其名。高水平竞技体育所起到的立竿见影、立等可取的效果,使国家体育的其他领域成为竞技体育的附属品,特别使需要国家巨大投资而见效缓慢的大众体育相形见绌,人们的体育权利、体育的社会公平无人顾及,这一点在柏林墙倒塌后,从东德人对前政权所经营的体育所表达的蔑视态度就可窥见一斑。

在我国竞技体育的投入、管理、经营、受益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全运会、民运会、城运会、农运会、体育大会,以至省运会、市县运动会,实际就是同级政府之间的比赛。这就使各级政府很忙、很累、很担心,也很无奈,因为这些比赛都是以一级政府的信誉作担保的,也因此运动会的成绩成为部分官员升迁任免的根据,金牌排行榜,亦称“龙虎榜”在各级体育局随处可见,成了评判政府体育工作高下,体育官员业绩优劣的主要根据。前些年,每届全运会后都要撸掉一批体育官员,更有甚者,某省在全运会上失利,为了平“民愤”,有关部门在飞机场上就向刚下飞机的体育代表团宣读了免职名单,可谓雷厉风行。在这种高风险的压力下,促发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有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流行在体育界的两句名言就是这些现象的写照,第一句是“体能类项目靠吃药,技能类项目靠钞票”,第二句是“查出来是兴奋剂,查不出来是高科技”。假球假摔、冒名顶替、窜改年龄、贿赂裁判、分配金牌、违禁药物等许多问题,因有“坚强后盾”支撑而屡禁不绝。同时,由于政府科层管理的特点,国家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被各级行政肢解,奥运战略、全运战略、省运战略、市运战略各行其是,难以统一起来。

为了规避政府对竞技体育承担的政治风险,一些国家采取的方法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正确处理政府与体育社团、体育企业之间的管、办关系,政府重在制定规则和监督规则的执行,要让体育社团真正走上具体操办竞技体育的第一线,有些职业化的运动项目要允许企业化经营,要让他们承担起社会责任,分担各种风险。政府则可以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解脱出来,保留指导权、监督权、评估权、批评权和部分任免权。第二,改变竞技体育经费下达方式,由事业经费改为社团资助经费,就竞技实力和运动成绩,对各级不同运动项目的体育社团做出评选分类,决定给予社团和运动员的资助数量,从此彻底改变政府作为竞技体育投资者、受益者和风险承担者的形象。第三,有的国家在政府中索性不设竞技体育的专职管理部门,仅保留大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的管理部门,将竞技体育的管理权交由国家奥委会和单项运动协会。这就彻底规避了竞技体育可能给政府造成的危机。这一点在我国目前还难以实现。

应该看到,与群众体育不同,竞技体育不完全、不一定是社会的公共产品,明确竞技体育的这一社会性质对摆正政府在竞技体育中的地位是有益的;同时,淡化对金牌的政治解释,调整大众传媒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重建民众的体育价值观念,对缓解政府这方面压力也是有益的。

金牌,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有骨气的民族都视之为瑰宝。然而,与获取任何稀缺财富一样,争夺金牌必须付出代价并承担风险。这一代价主要是经济的,随着竞技体育的高水平化和高科技渗入,其经济代价越来越高,在奥运会上96%的奖牌归于发达国家就是一个证明。而金牌的风险还往往表现在政治方面。在中外体育史上,由竞技体育引发的民众骚乱、社会动荡,以至酿发“足球战争”等事件屡有发生。1985年发生在比利时海瑟尔体育场的骚乱事件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女皇不得不向全世界公开道歉,就使英国政府大失颜面。过去我们对获得金牌正面的政治效益议论较多,如金牌对激发民族意识、爱国精神所起的作用等等,而对失去金牌可能隐含的一些负面的东西避而不谈。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再回避这些可能造成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更不能将这些因素转嫁到政府身上,因此降低政府的权威性。

竞技体育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是由竞技体育比赛结果的预先不可确定性决定的。因此金牌的归属往往会大出人们所料,如球王贝利每次对世界杯结果的预测都大跌眼镜。统计表明,具有获得奥运会金牌实力的运动员只有30%能如其所愿。而且,竞技体育的胜负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实力,还有一部分命运掌握在对手手里,甚至在裁判手里。奥运会的运动员有一万余众,而金牌只有三百多个,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人都与金牌无缘。如果将这样一个偶然几率极大的文化活动的责任归于政府,真称得上“命悬一线”。如果我们要求政府为杂技演员在“巴黎‘明日’暨‘未来’世界杂技节”的失手承担责任,如果因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出失败我们要向政府讨说法,如果我们要求政府为一部电影未在奥斯卡颁奖仪式上获奖而向公众道歉,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痴人说梦。那么,为什么政府必须为竞技体育的金牌背书呢?

竞技体育是社会一种缩影和折射,对社会产生着强烈的反作用。在多元文化时代,社会的注意力日趋分散,而竞技体育是集中和调度社会注意力的主要文化方式。这就提醒我们应更加注意竞技体育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指向。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由于个别体育官员对洛杉矶奥运会成绩的误读,造成社会舆论的误导,“兵败汉城”后,全国上下指责声一片,一些批评直指政府。这一社会沮丧情绪的宣泄很快与当年通货膨胀造成的社会心理的动荡搅和在一起,其结果不言自明。

前东德体育给我们留下了的教训是深刻的,他们把金牌与政府的信誉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结果是成也金牌,败也金牌。他们的这部金牌机器效率惊人:从1968年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短短20年间,东德共积累了519枚奖牌,奖牌总数位居世界第三位。如果以人口平均来算,东德所获得的奖牌数量是苏联的10倍,是美国的13倍。仅以这些数量而言,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到了这个时候,金牌已经成为勒索纳税人,讹诈政府财政的工具。随着1990年10月柏林墙轰然倒地,东德的体育这部造梦机器也分崩离析。人们惊奇的发现,失去了政府直接资助的东德体育,在刹那间被动荡的时局摧枯拉朽般击碎,其速度之迅猛,其烈度之严重,远远高于其他任何行业。有专家认为东德政府对体育的全面支持,特别是为其所投入的巨大物质资源是东德竞技体育迅速崛起的关键。而东德的这种“金牌体育”,以及对“金牌效益”的过分追求,打破了东德体育和谐发展的平衡。东德早期对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的重视,到后期已经徒有其名。高水平竞技体育所起到的立竿见影、立等可取的效果,使国家体育的其他领域成为竞技体育的附属品,特别使需要国家巨大投资而见效缓慢的大众体育相形见绌,人们的体育权利、体育的社会公平无人顾及,这一点在柏林墙倒塌后,从东德人对前政权所经营的体育所表达的蔑视态度就可窥见一斑。

在我国竞技体育的投入、管理、经营、受益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全运会、民运会、城运会、农运会、体育大会,以至省运会、市县运动会,实际就是同级政府之间的比赛。这就使各级政府很忙、很累、很担心,也很无奈,因为这些比赛都是以一级政府的信誉作担保的,也因此运动会的成绩成为部分官员升迁任免的根据,金牌排行榜,亦称“龙虎榜”在各级体育局随处可见,成了评判政府体育工作高下,体育官员业绩优劣的主要根据。前些年,每届全运会后都要撸掉一批体育官员,更有甚者,某省在全运会上失利,为了平“民愤”,有关部门在飞机场上就向刚下飞机的体育代表团宣读了免职名单,可谓雷厉风行。在这种高风险的压力下,促发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有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流行在体育界的两句名言就是这些现象的写照,第一句是“体能类项目靠吃药,技能类项目靠钞票”,第二句是“查出来是兴奋剂,查不出来是高科技”。假球假摔、冒名顶替、窜改年龄、贿赂裁判、分配金牌、违禁药物等许多问题,因有“坚强后盾”支撑而屡禁不绝。同时,由于政府科层管理的特点,国家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被各级行政肢解,奥运战略、全运战略、省运战略、市运战略各行其是,难以统一起来。

为了规避政府对竞技体育承担的政治风险,一些国家采取的方法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正确处理政府与体育社团、体育企业之间的管、办关系,政府重在制定规则和监督规则的执行,要让体育社团真正走上具体操办竞技体育的第一线,有些职业化的运动项目要允许企业化经营,要让他们承担起社会责任,分担各种风险。政府则可以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解脱出来,保留指导权、监督权、评估权、批评权和部分任免权。第二,改变竞技体育经费下达方式,由事业经费改为社团资助经费,就竞技实力和运动成绩,对各级不同运动项目的体育社团做出评选分类,决定给予社团和运动员的资助数量,从此彻底改变政府作为竞技体育投资者、受益者和风险承担者的形象。第三,有的国家在政府中索性不设竞技体育的专职管理部门,仅保留大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的管理部门,将竞技体育的管理权交由国家奥委会和单项运动协会。这就彻底规避了竞技体育可能给政府造成的危机。这一点在我国目前还难以实现。

应该看到,与群众体育不同,竞技体育不完全、不一定是社会的公共产品,明确竞技体育的这一社会性质对摆正政府在竞技体育中的地位是有益的;同时,淡化对金牌的政治解释,调整大众传媒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重建民众的体育价值观念,对缓解政府这方面压力也是有益的。

武术进奥,在奥运瘦身的今天看来完全成为不可能了~被罗格残酷的否认了的武术成功进奥德谎言也早已被国人冷淡的忘却~武术的发展实际上既不昌盛,也不矜持~

这个时候,在距离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武术表演73年后,在国门下再次表演一次~人已不是以前的人,表演的武术也早已不是以前的武术,今天的武术在不断追求“创新”的官办“竞技”武术引领下,将再次为世界表演一次武术~世界将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静观其变~

四野

中新社杭州六月七日电(柴燕菲)“我们现在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将中国武术列入北京奥运会的表演项目。”今天,中国武术协会副秘书长程慧琨在杭州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一再表明,中国体育总局与国际武联正在做进一步的努力,争取能在二00八年奥运会上一展中国武术的风采。
  
  程慧琨说,武术作为国术、文化瑰宝,不但深受中国人民喜爱,而且也受到国际友人的青睐,成为传播友谊、增进健康的载体。中国作为武术的发源地,近几年曾派人先后到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进行武术表演和交流,不仅宣传了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同时也增进了国际友谊。目前中国武术已风靡欧美及其他地区。中国武术所具有的健身、技击、艺术欣赏等作用兼备的独特功能越来越吸引了国外的武术爱好者。
  
  “我们一直致力于在全世界做武术推广工作。”程副秘书长告诉记者,现在,他们每年都派教练专家去各国讲课,并有驻外教练负责推广工作。现在,每年也有很多国家的武术爱好者来中国学武术。国际武联自一九九0年成立以来,已经有一百多个成员国,其中欧洲会员最多,超过了三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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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国外武术爱好者,在中国一边学武术,一边学中文。”程副秘书长笑着说:“现在给他们讲课都不用带翻译了。”据悉,目前,中国武术已经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武术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喜爱和迷恋。
  
  中国武协主席李杰曾说过:“国际奥委会掌握着武术的发展命运,我们现在必须把一切工作都做好。”中国武协也在多方面进行努力。“我们审定通过了新的《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不断接近国际奥委会新增项目的硬指标。”据程副秘书长介绍,新规则对运动员表演的动作、难度、质量及演练水平量化程度比原来有了较大提高,而且在服装、音乐、场地、器材等方面符合国际比赛的通行规则,以期最大限度地体现武术运动的魅力,以吸引全球观众的眼球。
  
  “我们将在武术原有精髓上不断创新,逐步完善,让更多的人认可中华武术。”程慧琨对记者表示,压力很大,但大家的决心也很大。

2006年0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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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伟浓教授请教

ycy

    前几天读马明达先生的文章,总算开了眼界,原来可以如此“考证”的,深恨自己
太笨,为一个芝麻大的事情查一大堆书,还不一定有结果。今天读高教授的回应文章,
更开眼界,“《韩山拾得》确实是作者先参看了《辞源》,然后再去查对《辞源》所引
之出处,而对一些找不到原文之《辞源》条文,作者也确实只根据《辞源》。我认为,
对很多我觉得有把握、今人耳熟能详的古代名言、警句,因《辞源》的出错率公认极低
,故可不必再核对原文(如果原文印在另一本今人写的书上,还不如直接根据《辞源》
更好)。”这就是教授、博导的引文原则?!真令人齿冷。

    马教授指出的这些出处,都非冷僻典籍,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图书馆都应有收藏,即
使退一万步,可以“引用”《辞源》,但难道不应该直接查对一下原籍吗?不然,马教
授指出的若干错误那儿来的?更何况,你的注里标的是原籍名称,而不是《辞源》。不
查对原籍而直接以《辞源》所引冒充,这是学术界的“常识”吗?

    再举一个马教授忽略了的硬伤:你的原文中有这一段,“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檀香
木结下不解之缘。檀字在佛教使用率甚高,如佛寺称檀林,布施称檀那,亦称檀施,施
主称檀越,等等。”(据马教授引文)。我也向你学习,查《辞源》,结果是:

    【檀那】佛教语,梵语译音。【檀林】佛寺。【檀施】布施,施主。梵语檀那与汉
语布施的合称。【檀越】施主。梵语陀那钵底。亦作“檀那”。(均见《辞源》合订本
,0887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这几条中,仅“檀林”一词与檀的本义相关,其余均为译音用字,与檀的本义无
关。难道我们的大教授连查《辞源》时都是每条只看前3~4个字,一个辞条都不看完,
否则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看来,这门功夫到真需要咱们好好学学了。

(XYS200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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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5月14日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老板

读高伟浓《就《韩山拾得》被指抄袭一事致马明达书》有感


 



 

旁观雨


 

这段时间学术批评网和新语丝先后刊登了暨南大学马明达老师揭发该校另外一位教授高伟浓老师的文章。读了马老师的文章,确实对于高教授摘引《辞源》进行教授博导级别学术研究那快捷的方式和手法颇为“敬佩”。回头想想,更是为那众多为若干小注细释而埋头书海,终日打探求索只为获得一个准确无误的文献源头的老学究们感到叹息,若是早些知道了您的高明之处,我国的文史研究说不定会有完全不同的景象啊!
事隔几日,又看到了高教授的回应。文章从格式到内容,客套官话样样不缺,俨然一副领导的做派。小弟也不免好奇起来,上网google了一下高教授。原来高教授确实有来头。根据暨南大学的网页介绍,高教授祖籍广东恩平,师从名师朱杰勤教授,1988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华侨华人问题的教学和研究。1993年获硕士生导师资格,不到三年即在1996年被遴选为专门史博士生导师。在中外关系史、华侨华人史及国际关系领域,先后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专著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近年先后任职历史系主任、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等,现为专门史专业博士点教师指导小组召集人,并兼职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历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秘书长等。原来高教授自毕业以来,就不断担任学校或是专业上的职务,可以说是时下最为流行的行政教学双肩挑的那种高级人才,是整日苦于就业的学生们心目中仰望的成功老板。


别的不用说,高教授平日里肯定是非常的忙碌。他不但要教学,还要完成各类项目,同时还要打理份内的行政事务,用我们学生的话说,就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老板”。于是我又好奇了,于是又在网上查了一下,看看高教授这些年的论文大作,以及专著成果。高产的高教授果然不同凡响,从1993年到2005年,共出版专著九种,分别为2005年的《粤籍华侨华人与粤地中外关系史》,2003年的《国际移民环境下的中国新移民》,2002年的著名的《韩山拾得:韩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的影响 以神话、诗、文、乐、舞为例》,2002年主编的《专门史论集》,2000年的《下南洋 东南亚丛林里的淘金史》,1999年的《国际海洋法与太平洋地区海洋管辖权》,1995年的《菲律宾》,1994年的《亚太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和1993年的《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


同样,期刊网的搜索结果是:从1989年高教授参加工作到目前,第一作者的文章共发表了48篇,其中2003年最为突出,有高达十篇文章出炉。而2001年到2005年间,高教授一共带了10个研究生,博士和硕士对半开。辛苦高教授了!真是不容易啊。小弟突然想问一句,其实,您的学生们是不是也学会了使用《辞源》做论文啊?您这手独创的绝技可真是不能失传啊。


其实,我挺理解您的,你这么忙,还这么多成果,要是不使用《辞源》还真是弄不完啊!不过您说引用“《辞源》直接标明最先的原出处即可,而无需一一注明后来引用者的文献名称”这个常识是您的行内的规矩,小弟就不敢那么苟同了,当然我也不敢确定您说的“行”是哪个行。此行非彼行。至少,连小弟我也知道,摘引古文文献,或是引经据典的说点事还是使用原来的出处和文字的妥当些,更何况您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呢?又是这个那个基地的负责人,是吧?可能您心目中的“行”和马教授这种较真的老学究的“行”在时代上有些差距,但是我想,就中国文人制史修志几千年,这种上下而求索的功夫和信念至少还在吧?求真求善的良心也还在吧?所以,我觉得,您还犯不上为了说您的破事儿,就把我们读书人全部打进来,死拉硬拽的往您那边撤。
对,没错,我们的社会现在兴讲什么所谓“发展就硬道理”,“时间就是金钱”,很多人可能都是像您这样,两手抓两手都硬,似乎非常热衷于自己的事业,有干劲,也似乎忙着忙着就热衷到了忘记了一些什么,或者有意的遮掩了一些什么。虽然,这个什么我一时说不上,但是我知道那一定是一些我们读书人应该时刻铭记着的“什么”。
所以,当您说到《韩山拾得》一书是您的老师朱杰勤教授曾经想您做的题目时,我就想说,要是朱先生知道您在积累了如此多年之后,又在韩国友人的鼓励之下,写成的一部东西,又为什么那么大份额的使用了摘引《辞源》这样一种似乎不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写作方式呢? 他老人家会说什么呢?
唉,前几天一个朋友和我交流关于您的文章的事儿,小弟大发感慨,说要和学术腐~败作斗争,可能真的不是那么三五十年就可以搞掂的事情。友发短信回复,“行了吧,哥们劝劝你,现在的社会,腐~败是常态;不腐~败那你就是变态!”看后我心里凉了好长一段时候。
所以,当您在文末说,“无疑,学术界存在着腐~败现象,必须坚决反对。但是,也决不能容许个别人打着反学术腐~的旗号,以售一己之私,浑水摸鱼。历史上,每当出现一股潮流,一个风向,总有那么几个人,夹杂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接过旗号,乔装打扮,以唯我独革判官的架势,对人对事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中捞取资本。”特在此表明小弟我作为一个在读研究生的心声:首先,我衷心地希望文革不会再来,但我更希望的是,
教授您所说的这种潮流,或是您现在所行的这个风向永远也不要来,请给我们读书人留点面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