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Small Places,Large Issues。Gender and Age一章写的颇有意思，完全激发了我的兴趣。于是又参阅了Beyond the Second Sex一书。由此了解到，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的“性别”（gender），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能够折射出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特征。下面是看完后总结的几点体会。 

一、           劳动的性别分工。Gender and age中以“狩猎－采集型社会”为例，分析了在劳动中性别分工的客观存在性，并指出男性通过强调自身分工重要性而确立统治地位的倾向。然而，我也可以从作者的文字中体会到这样一种暗示，即分工的差异只是该部落男性合谋制造男权至上而利用的一个理由：并非狩猎更重要，而是因为狩猎的男性需要建立狩猎更重要的幻想以维护其地位。即是说，分工差异本身在性别秩序的确立中并无意义。这一点可以从古代崇尚男女平等的游牧民族文化中得到映证。在13世纪前的蒙古人中，男人的社会分工主要定位于战事和军事训练，女人则掌管家庭的牧群。但与Mundurucu社会相反的是，这两种分工并没有被明确地划分出轻重，女性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在元朝之后，受到农耕文化影响的蒙古人在性别关系上却并无实质性变化：男性负责农耕，女性负责放牧，女性仍享有较高地位，并没有因分工的不同而受到歧视。这正说明，性别关系是整个社会依据文化传统、经济状况选择的，而非有社会分工决定的。

从当前社会现实来看，性别分工的鸿沟依然存在：女性在职者集中于服务行业，如教师、秘书、空乘等行业几乎形成“娘子军”；而高层管理职务，如职业经理人、高层行政长官却极少有女性出现。由此有女权主义者提出要从均衡性别分工入手达成两性平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设想是缺乏根据的——性别分工只是性别不等的表现之一，而远非根源所在。

二、           社会性别形象。每一个社会都对特定性别有特定的预期，比如Eriksen所述，人们倾向于将女性定义为“个人的”（private）而将男性界定为“公众的”（public）;女性是“自然的”（nature）而男性是“有教养的”（culture）。这些固定的社会性别形象在长久的流传中形成了一种近乎规范的威慑力，违背这种经典印象的人则将受到负面舆论的规约。波伏娃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人非生而是女人，而是学会去做一个女人。这句话其实描述的是社会人相对于自然人的形成过程，而她只把对象限定为女人，在我看来，是她看到了女人生来就无法回避的更多的规训和角色预期。

       根据Beyond the Second Sex所述，即使是在男女平等程度相对较高的西方世界，女性的社会形象仍然是家务管理者、生育者和为丈夫提供身心激励     的“贤内助”；尤为重要的是，处于男性欣赏的需要，女人本身的形象也有一套稳定的范式：美丽、温柔、通情达理、有节制的性欲，对商务事务漠不关心而在家政中精明强干。我的看法是，这些要求本身并不过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些能使两性双赢的标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形象是男权中心建立的。女人不仅在这些标准确立之处没有参与讨论，知道现在都被剥夺了抵制这些标准的权利。也就是说，这些角色是不可放弃的：即使一个女性要选择进入职业领域，传统的观念也不会赋予她放弃家庭角色的特权，这样职业女性就不得不背负着双重重压艰难前行。当她们忍受不了双倍于男性的压力而放弃职业角色（因为放弃家庭角色会招致各方不满），等在一旁的舆论便得意起来：“你看，我就说女人的位置在家里”。这种赤裸裸的男权主义循环逻辑重复了千年，不知骗过了多少无涯过客。

尤为令人遗憾的是大众传媒中对性别角色期待的无限夸张。几乎所有家居必备物品的广告中，女主角都以贤妻良母的形象出镜，迎合了观众对女性持家的角色定位。化妆品广告、杂志封面showgirl中的清纯少女或是性感女郎，更是为怀着“消费美女”预期的男性消费者度身定做。作为一个理性的女权主义者，我并不惊讶于这种男权目光，而是更多地关注可能的发展方向。我想，经济地位决定消费能力，而厂家要得只是市场，而非男权或是女权的大义。只要女性的经济地位维持现在的态势抬生，“消费俊男”的市场力量就会呼之欲出。

三、             重寻人类学中的女性。历史学近年来在反思“男性中心史观”，倡导重新估价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但其必要性不言而喻。人类学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文中引述的Ardener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如果是因为性格造成的交流困难，那么一切需要语言交流的人文学科都应该呈现女性研究深度远逊与男性方面的情况。而事实上是，文学、心理学等学科依然对女性做了深刻的研究。这样看来，问题还出在人类学家本身。性别关系长久以来，不是被想当然地忽视，就是被淹没在宗族关系、阶级关系、种族关系的错杂之网里，没有获得独立的关注。比如说，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女性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从属的、附庸的，但在文学作品和史料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对热烈的追求和幸福家庭生活的描述。在这些关系中，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微妙的提升，而这些状况极少被人类学的经典提及。又如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从多角度研究工人生活状况成为热点领域。女工在这些研究之中，被研究者用一套与男性相同的标准度量，如劳动率、参工率、失业率等等。而事实上，很少有研究站在女性本体的立场上，研究女性本身对工业化的态度——或许女性更多是被男权控制的社会潮流推入工业时代，而她们本身对这一潮流是反感的。总之，正如课本中所说，男性和女性用不同的方式感知世界，因而两性之间构架的是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在生理心理和能力方面的弱势，在我看来是在男性的感知方式和价值体系下被提出以致极端化的。男性站在自身立场上，把与自身相关的性质界定为第一性，而将与女性相关的性质界定为第二性，并利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积累的优势誓死捍卫这一人为的秩序。所以，如果不能走出男权逻辑，发掘女性本体的一套价值体系，就谈不上什么“公正无偏见”。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在我个人的设想中，是两套价值体系、两种话语权并驾齐驱的社会。

总之，人类学视野中的性别问题是一个宏大而深刻的主题，它关系着人类世界最重要也最敏感的关系和秩序。在“第二性”与“超越第二性”的一片喧嚣中，我看清了女性的社会处境和生存现状。但是真正指向理想中的“二元中心论”的建设性研究，也许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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