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有三大主体：居民、厂商和政府。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参与经济生活，是与市场相对立的力量。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而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究竟利大弊大，应以何种方式、何种强度介入市场，始终是不同经济流派和政策集团的争论焦点。不论理论认识进展到何种程度，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对市场的影响都是举足轻重的。尽管大多数时候，政府怀着强国富民的初衷干预市场，在方法和策略上也经过权衡取舍；但应当承认，各国经济中的波动和丑闻，虽然发生在市场领域，其背后往往有政府干预不当的因素在起关键作用。
政府干预经济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包括：腐败与寻租，行为扭曲，代理人监督乏力，经理人不当激励等等。这些问题几乎与政府的权利相伴相生，在各国经济中普遍存在。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每个国家似乎都有她的安然公司。” 本文试图通过一些案例的实证考察，揭示政府行为可能导致的经济后果，并进一步探究政府正确调控经济的道路。
帕玛拉特变局——代理人监督问题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存在着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经理控制权的两级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是以代理人忠诚地服务于委托人为前提的。要做到这一点，条件是委托人能够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的监督。但是，由于出资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因而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难以避免。由于股东不能完全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代理人可能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世界乳业巨头帕玛拉特在2003年爆出的财务丑闻，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代理人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该公司长达15年的假帐和商业欺诈随着一个39亿空头帐户的暴露而逐渐被揭开，最终显示出一个数额高大143亿欧元的财务黑洞。其中几十亿欧元巨款，流入了以公司创始人卡利斯托·坦齐为核心的高层管理人员之手。这个曾经的欧洲模范企业的落马，牵连了相关的会计事务所和金融机构，尤其是欧洲著名的均富会计师事务所。长期以来均富会计师事务所一直是帕玛拉特的会计事务所，同时也是帕玛拉特子公司邦拉特公司的会计事务所。据了解，均富会计师事务所的两名高管为帕玛拉特经理提供了一些对邦拉特子公司财务报表进行造假的方法，然后又对帕玛拉特的财务报告进行不实审计。
帕玛拉特的问题在于，职业经理人这一层次的代理人几乎无一真正独立于坦齐家族之外，没有一名外部董事。整个企业管理结构的现代化程度非常之低，仍在以意大利特色的家族资本主义模式运行。来自市场的外部监督力量非常薄弱。这种局面的形成，意大利政府难辞其咎。意大利一直以来轻视小股东的权益，股权低于5％的小股东无权起诉公司。这直接造成外部股东对公司的监督能力和监督热情降低，滋生了高层代理人的腐败和失范。更另居民不满的是，政府还减轻了对财务欺诈行为的惩处力度，这对假帐现象无疑起到了消极的引导作用。
不论是帕氏集团这样由家族治理产生的内部人控制，还是由于政府直接干预的组织行为，都会对代理人产生不当的激励，使其利用信息不对称冒道德风险进行短期投机。两者的解决方式相同：诉诸市场约束。所谓市场约束，是指通过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弥补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代理效率的损失，从公司外部对代理人行为进行约束。市场约束包括三个方面：；在资本市场上，私人投资者用资金投票；产品市场上，消费者用购买力投票；劳动力市场上，用与效益挂钩的工资薪金对代理人进行奖惩。只有市场才是对企业无偏袒的公正力量，才能真正监督代理人行为，实现企业和企业代理人的优胜劣汰。
安然丑闻——寻租现象与非经济动机
由于政府掌握一些关键的权利和资源，如市场准入、审核与批准权等，企业有强烈的利用自身经济资源换取部分特权的激励。政府掌握的资源越多，寻租现象就越严重。正如邱吉尔所说：权利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利绝对腐败。即使是良好健全的行政制度也不能杜绝腐败，只能降低其危害程度，或是让它隐性化。
安然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的轰然倒塌，核心问题在于商业欺诈行为的败露。但也必需看到，正因为相关环节官员的腐败为安然的会计欺骗行为充当了保护伞，安然才得以仅凭简单的手段就隐藏了巨额负债，长时间欺骗投资人和消费者，甚至还在不断地进行海外扩张。尽管美国一直被视为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范本，尤其是一直被作为对照项，抨击亚洲企业与政府的裙带关系。安然却明确地暴露了美国政企关系的密切程度丝毫不亚于被她诟病的东亚，是具有美国特色的裙带资本主义。安然在培养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上不惜血本：不论是官员上台前、执政中，还是卸任之后。基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安然不像中小企业那样在一个政党身上押宝，而是对两党都长期提供充足的资金。政府官员不仅很多人拿过安然的资助，甚至有一部分自己曾经为安然工作过。政府投桃报李，为安然提供了他人无法分享的特权和便利：政策倾斜、巨额奉献担保、公共融资和司法保障。政府的支持不仅给安然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还有难以衡量的隐性收益：良好的口碑和消费者信心，这间接地支持着安然的繁荣。正因为此，当安然欺诈被揭发时，才会引发前所未有的舆论轰动。消费者感到了欺骗和背叛，相关的金融机构和美国政府都经历了信任危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安然公司：企业寻租和官员腐败问题，在各国都是难以根除的政治经济丑闻。政府之所以能和寻租者一拍即合，不仅仅因为官员的贪婪或是私欲，政府的特殊角色也是关键的内在原因。政府不仅是经济主体，还是最重要的政治和外交主体。它的行为不是由经济利益最大化驱动的，政治集团利益、政治前途和国家对外策略都是它要考虑的目标。安然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布什政府拒绝了有利于美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能源节约计划，鼓励安然的能源生产。这显然违背经济规则，但从政治上却无可厚非：节约美国国内能源意味着在近期中更多地依赖中东，而资金流入中东可能成为对恐怖分子的赞助，形成安全隐患。可见，政府的非经济目的显然会扭曲正常的经济行为，从而产生降低效率的行为。
寻租不仅降低了经济效率，产生了无谓损失。更为本质的影响的是，它让市场失去了公允的规则，资源没有配给给最有效率的生产者，而给予了最聪明的违规者。这将迫使企业将大量资源用于投机和寻租，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寻租产生的腐败往往是最显性的政府适当行为，因而也最受公众关注和诟病。如果腐败严重而政府表现得无所作为，很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格林柯尔的狂欢——会计制度与经理人激励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转轨国家里，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因其控制的资源比重之大而显得更加重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最核心的转变就是由政府主导变为企业主导。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原来由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必然如何重新分配，国有企业如何定位，都是现实而紧迫的问题。中国近几年的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究其原因，对经理人行为缺乏正向的激励和有效的管制，以及会计制度的漏洞都是重要因素。
2004年，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揭露的格林柯尔事件，引起了巨大震动。格林柯尔集团总裁顾雏军以9亿人民币的投入，通过一系列并构活动，使其集团有了136亿元的身价。其中的增值部分，基本都是通过会计手段侵吞的国有资产。郎咸平教授将顾雏军的手段概括为七个步骤：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其中的核心运作实质上非常简单：低价收购“国退民进”中地方政府急于出手的国有企业。通过拉高被收购企业收购前的费用，大幅降低收购成本，并形成该企业巨亏的假象。这样，收购后即使惨淡经营，一年后的财务报表也会呈现大的利好。这样的虚假业绩吸引了大量的投资，顾就再利用巨大的资金流进行新的收购。表面上看，顾雏军整合了冰箱产业盘活了国有资产；实质上没有一家被收购企业扭亏为盈，而顾则通过不正当的运作获得了巨额利润。
这似乎只是民营企业，或者说是部分民营企业经理人的失当行为；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告诉我们，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行为缺乏有效激励，这是政府管制不到位的表现。由于国企经理人的自身利益与企业的经营状况没有直接的联系，也没有竞争和淘汰机制，部分经理人就倾向于把企业一味作大，从而企业内部问题丛生。其次，像顾雏军这样的民营企业经理人受到了不正当的激励，这是政府越位管制的现象。尽管民企的经理人大部分掌握着企业的一部分股票期权，但这不足以成为促进民营企业价值长期增加的激励。因为这意味着经理人的收益取决于短期的股票价格。这样的背景下，经理人就会有强烈的激励去制造虚假的利好业绩以抬生股价。这必然引发不良的会计操作。
当然，会计体制的繁复和缺乏监督为会计上的欺骗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种行为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比如格林柯尔采用的压缩损益表上的费用一项来夸大亏空。再如注册一些子虚乌有的公司，通过虚假的交易来夸大利润；反复抵扣同一笔费用等等。不论形式如何，目的只有一个：向投资者交出一份虚饰繁荣的财务报表，以吸引投资抬高市值。在制定欺骗性的会计准则上，政府经常会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因此，政府有多大决心避免这种欺诈产生的误导，怎样制定会计规则，如何监督和惩戒违规操作，都会直接影响市场的长久生命力。
美国电信泡沫——错误激励下的行为扭曲
政府行为的失当往往在于对市场的过分干预。但我们也没有理由因此完全投入左派经济学家的阵营，认为政府放自流，市场就能完美的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整个的九十年代，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狂热的放松管制的阶段，也都不同程度上因为对市场机制的过度信任尝到了经济波动的苦果。
九十年代初期，美国政府放松了对电信业的管制，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市场对这项政策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中小规模的电信公司大量涌现，资金迅速汇集到电信领域，市场竞争空前激烈，整个电信业呈现出繁荣景象，甚至将整个美国经济都推向繁荣。尽管这样的迅速膨胀往往是经济泡沫的征兆，美国政府并没有停止放松管制的脚步，而是同时放松了对银行业的管制。这无疑对过热的电信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经济主体的行为被严重地扭曲了：银行冒着高风险向电信企业贷款，企业为募集贷款而伪造财务报表，以虚假的业绩骗取贷款和投资；反过来，实力较弱的银行希望迅速扩张市场份额，而怀着很高的投机动机从事风险大而受益高的贷款。双向不确定行的互相激荡，使经济离均衡越来越远。因而在泡沫破裂之时，不但电信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萧条，连银行业都一度陷入崩溃的危机。
这个实例证明，无原则的放松管制是危险的，政府的管制有市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由于企业和居民都是理性经济主体，都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的管制能够抑止不正当竞争性为，调节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保证市场在公平竞争的规则下运行。要使市场经济运转良好，法律和管制就必需存在，以确保公平竞争、环境清洁、消费者权益得到保护、投资者利益不受欺诈。一味的放松管制，只能导致垄断者和欺诈者攫取超额利润，而经济系统整体失衡，最终由消费者、投资者，乃至整个国家来支付泡沫破碎后经济衰退的代价。
从另一方面说，政府的过分管制也会导致行为扭曲。当政府决定给予某一地区政策支持时，往往会引起非理性的投资狂潮。每一个企业都认为自己是对政策反应最快的，从而会在之后的地区繁荣中赚到第一桶金。而事实却是，资金的过度过快涌入，使得利润被摊薄甚至消失。非理性的投资还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效率的极大损失。美国政府向修筑铁路提供补贴时，无人区都铁路密布就是一例。中国政府在深圳建立开发区引发房地产投资热潮和之后的泡沫也是很好的例证。微观经济学早已证明，补贴是一种极不效率的手段，因而应当是政府慎重使用的政策工具。如果贪图补贴在短期内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很可能要付出在长期中应对不公重新配置的代价。总之，在竞争性行业的领域，政府的干预总是很难掌握尺度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得到来，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旁观者。但它也不应该滥用资源，干扰正常的经济活动。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维持动态的良性平衡，是最好的出路。在公共资源领域，政府应该加强其角色：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居民和企业权益领域，政府应加强其作为立法者执政者和监督者的角色，让欺诈和垄断行为得到遏制。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政府应该大力支持科研、教育和环境保护。但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减少它不恰当不效率的干预行为：削减对某些产业和个别企业的政策倾斜和财政补贴，适度放松对汇率的管制，减少在竞争性行业中的行政干预，等等。更长远一点来讲，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许也会带来市场扭曲。那么我们就要寄希望于非盈利非政府组织的迅速成长，来代行国家的一部分职责。
不论在哪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政府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的行为，不论好坏，都会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影响一代人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无论怎样讨论国家和政府的角色，似乎都不为过。
参考书目：
喧嚣的九十年代 约瑟夫*萨缪尔森 中国金融出版社
郎咸平旋风始末 曹兼善 江苏人民出版社
干预市场 赵伟 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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