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是葛兆光先生所著《中国思想史》的序言部分。在这部书中，葛先生力图阐明他用以指导自己著述思想史的方法和视野，尤其是其方法中与前人不同的创新之处。作者的核心思考，是如何打破过去思想史写作的两种范式：“光荣榜”式和“教科书”式。在此基础上，还涉及了其他方面的一些零星思考，例如知识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中国思想的终极追求，所谓“无思想”的空白时代如何研究，以及在后现代历史学的语境中如何重写思想史等等问题。

       给人最深刻印象的，无疑是葛著对“光荣榜”式写法的完全颠覆。他反对以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的简单罗列代替描述思想演进历史的方法，基于两个原因。之一，这种写法先验地认定，精英的思想是时代思想的精华，而一般的、大众的精神世界或者可以被代表或者可以被忽略。之二，思想史是个别思想家构成的时间序列，前后相继，线性发展。一旦这两个预设被概括出来，我们就不难看出“光荣榜”式写作方式的简单化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使我们对思想史的理解单薄局限，甚至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误读。对照我自己的知识结构，精英人物加经典著作的范式基本就等同于我对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认识。毕竟绝大部分课程设置成精英人物生平，甚至连冯友兰先生等大家的著作也主要围绕代表人物展开。这种写法的优势在于资料更易得，笔力更集中，思路更清晰。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主流”的写法，因而省去了打破路径依赖所需要的精力与勇气。但它的缺陷也是致命的，“光荣榜”式写法往往考虑不到以下问题：精英的话语往往因过于高蹈前瞻而与普通民众的思想有极大差距；思想较之时代有超前滞后而非线性前进；经典文献的传世往往已经经过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政治取向等等价值标准的过滤；边缘思想为主流不齿但往往影响深远，等等。就是这样种种材料缺失和材料筛选的偏颇，使得思想史成为一部冠冕堂皇其实却漏洞百出的著作。这样的写法，正如葛兆光所担忧的，对思想史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毫无帮助。《思想史的写法》这部书中提出了改进的方案，它们也被运用在了《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中。为了描述一般的知识和思想世界，葛先生加入了三方面的史料：启蒙教育的内容、生活知识的来源（这一部分主要是非文字资料）和思想传播的途径。这些文献和资料的引入，无疑对拓宽思想史视野、以一般知识取代精英意识的有益尝试。但简单地添加材料是否就能对思想史方法论产生突破性影响，我认为还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思想史的写法》还提出一种重要的看法，即“教科书”式的章节划分，割裂了思想史的脉络。思想是历史中最稳定、最具粘性的部分，因此思想史也是具有高度连续性的。对于连续性，葛先生有一个精彩的分类：在对传统思想命题的不断解释中产生的；在人们理性占上风时造成的思想与知识之间的蜕皮过程，以及受到外来知识与思想剧烈冲击时人们反身寻找自己原有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对新的知识与思想重新的理解和解释。对于其中的第二种，先生似乎是语焉不详的。所谓“蜕皮”，其背景应当是随着具体知识的推进，思想与知识相分离的过程；但具体的内容，作者似乎也并无把握。在之后述及的历史记忆形态中，作者便只提到了两种：回溯本源，以向回看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或是斩草除根，发掘历史记忆和传统来源并彻底斩断。那么，思想史的写作中，就要抓住这两种历史记忆在各个时代潜藏的轨迹，作“追踪旅行”式的叙述，才能呈现思想史的“逻辑链条”或曰“内在逻辑”。但在这里，我认为作者忽略了连续性的第四种表现形式：对一个具体文化现实的依赖和坚守。这不同于第一种，因为“回溯本源”的对象，是一个人为的文化记忆。比如孔子提出“仁”这个儒学母体，后世学人只要重新阐述这个话题，就是在延续和发展这份文化记忆。而这第四种连续性，依托的是一个不变的具体实在。例如拜物教，所有信徒，不论其时代背景或是个人境遇，坚守和捍卫的是同一个对象。又如在牧业区形成的“草原文化”：从古至今不断涌现的以草原为母题的文学文艺作品，很难说是对某种思想的发展，而只是一种共同的心理素质和精神寄托。而这种现象，也应该被纳入思想史连续性的研究视野。

       似乎是一种惯例，当下的著作都要在结尾处将书的主旨指向更高更远的境界：经济学的著作总在最后谈问题的国际背景和全球视野，人文科学总引入后现代的视角和语境。这部书似乎也未能免俗，以“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作结。葛先生接受了后现代史学对所谓“伪史”的宽容态度，认为既然“伪史”能够被创造出来，一定折射着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同时又成为后世的一笔文化财产，以文化背景的身份进入新的思想史。但他又很反对后现代派把“历史”降格为“叙述”的倾向。个人而言，我更偏好史料确凿的写作风格，而认为凭想象把历史与文学混淆的后现代历史笔法有失精准。因此，以“指向真实”作为史家最后边界的态度，使我所敬佩和赞同的。

       毋庸置疑，兴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思想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在中国，思想史的著述更是一个晚进的领域。到目前为止，它的方法论部分还基本在借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只是史料的选取更为宽泛。葛兆光先生与许多这一领域的学者一样，力图跳脱这种思路，为思想史寻找一条更新更适合的方法之路。他提出的许多思考，的确触及了思想史写法的核心。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依然是探索过程中的零星思考和局部修缮。一个自成体系的完善的思想史方法论的形成，似乎还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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