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学科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了，似乎只提出过两句能以经院特色喊响全校的口号。一句是语出《孟子》的“经世济民”，另一句则是充满隐喻意味的“为了金色的economics”。“经世济民”作为一种理想，支撑着十九世纪末的若干实业家和归国学者，在风雨飘摇的王朝版图上添加了几个工厂和“外事处”；也支撑着马寅初先生顶着上上下下的压力论证人口和经济的反比关系。遥想马先生、陈岱孙先生、胡代光先生共同站在讲台上的年代，总不由热血沸腾地想，那样一个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才真真配得上“大师身旁宜聆教”的标榜。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经世济民”与经济的联系早已被遗忘。不管是学生还是社会大众，都无法不将“经济”和“金色”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条通往财富、地位和美好生活的通途。

然而，这种理解显然混同了经济学术和经济相关行业。经济学的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显然不是为了教会学生怎样赚钱，而是要教会学生如何看待经济现象；更进一步，就是要让他们有能力通过认识和改变这种现象，使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以自己的学科视角解释社会现象，并在可影响的领域内使社会更美好，这本是一切学术的最终目标，也就是所谓“学科理想”。文学的理想在于指向真善美，用人类共同的情感给人以心灵的慰藉；历史的理想在于指向真实，用过去的事实给人们的前路提供借鉴；哲学的理想在于指向本原，让人们拨开迷雾看清本质；社会学的理想则是指向演进的历程本身，使世人明白环境和互动怎样构建出一个属于社会的人。而经济学的理想呢？是指向效率，追求利益最大化吗？

毕业于UCLA的唐翔老师在经院的课堂上说过这么一句话：“在这个地方呆上四年，你们的思维就被结构化了，开口就是弗里德曼的学徒。”他所指的，是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子由于西文教科书和“海龟”教授的原因，接受的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想。的确，从接触经济学开始，我们就从曼昆那里知道了任何政府干预都会造成效率损失和行为扭曲，而任何阻碍自由贸易的努力都会降低贸易双方的福利。我们全部的模型全部的演算和全部的推理，建基于对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顶礼膜拜——我们是彻头彻尾的经济自由主义者。顺着这根绳索，我们就只能在效率最大化的单行线上越走越远。可这种信仰的基础是脆弱的，仅仅一条简单的事实就能将自由主义的迷梦击得粉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贸易自由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但这样单方面开放市场的局面给它们带来的并非经济繁荣乃至政治解放，而仅仅是持久的贫困而已。这当然不是对自由主义的全盘否定，只是说，经济学的视野应当远远超出效率这个二维平面。

经济学的终极追求，应当在于社会的帕雷托最优。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繁复的一个方程组的均衡解，但至少经济学家的努力，可以让我们在温和的波动中不断向着均衡趋近。斯蒂格利茨就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发展应该让全体受益。因此在主流经济学家中，他有些异类对全球化流露出深深的担忧，警告过于热衷于global village的人们，全球化可能会以落后国家的福利恶化型增长为代价。这样的经济学家，今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应当不仅仅是将他送上诺奖领奖台的“信息非对称”分析；更有他对人类共同福祉的关怀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