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豆豆刚才问我，看许知远新写的blog没有，毛球球急忙骨碌过去看。和以前的很多次一样，共鸣，和看到自己无法或未曾表达出来的东西被细致入微地表达出来后的，触动。

不过，我倒是不认为自己“恐惧事实，把事物中痛苦的一面无限推迟，直到它变得不可收拾”，我似乎总是把所有事物中痛苦的一面作为必然，争取不让它变得不可收拾。然后把所有轻慢仓促地消磨掉的时光－产生这种痛苦的土壤，给无罪释放了。
痛苦的一面可以回避，然而这种不作为也让那小小的，光辉灿烂的理想看起来依然是那么的遥远。

“我想要的东西太多了，要尝试一切，却对自己真正应该投入的工作缺乏耐心。”
“生活是由无数日复一日的细节所构成，很多时刻它们令人厌倦，为了那灵光闪现的一刻，我们必须要学会和这些细节共处。”

学会和细节共处，这是怎样的一门学问啊。

让人无奈的是，居然在这篇文字下看到这样的留言，“我从不认为一个人具有焦虑感是一件不够美妙的事情．庆幸我们都拥有焦虑感吧”。
不知道这句话背后的事实，逻辑和推理，也不知道说这句话的人拥有的是怎样的生活，我只能说，或许认为焦虑美好，不会在持续不断的危机中感觉生活缺乏意义，也是一种并非人人可及的境界吧。套用据说是上个世纪６０年代的典型说法，TMD，这真是种不错的境界。

又是周五了。
下午跟同事聊天，知道了一些我平时几乎从未主动去关注过的事情。心里面很不是滋味。
当你徘徊在十字街头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或许你隔壁的邻居，你对面的同事，总之，就是每天和你微笑或大笑着擦肩而过的那个人，也在TA的世界里食不甘味夜不成眠？
夜太黑，对很多人来说，它都不具备他们想要的那种美。
城市的大神秘里，沉浮，泅渡。

这一周的关键词：累，不安

咳，不知道是怎么了。说别人的时候总是振振有辞，等轮到自己的时候就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

我昨天确实是有点儿不太对劲，怎么一回事儿呢，让长了虫需要喷点儿药的果果自己说吧：

这些天，俺每天上班的路啊，出了奇的堵，直堵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今儿早上看到阿宝MSN上的名字，“恨一个人，就把他送到清河去”，真是说到那条道儿上的人的心里去了。

话说昨天早上，等俺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上班路上杀到公司，已经是9点又30分了。

等俺卸下铠甲，在座位上换上工装，坐俺斜对面的J女士站起来倒水，路过俺这儿，顿下来了。你又买了一件这种风格的衣裳啾啾啾啾，跟那件一样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对了关于这个背景还得补充一下：俺上周穿的一件外套跟现在这件比较像，都是牛仔，帽帽，走幼儿园路线的衣裳。

言归正传，俺一听到J女士嗡嗡的声音，火就噌的那么一下，上来了。

于是俺目不斜视面无表情地，哼哼哈哈，发出了几个音节，说了这么一句，“嗯”，“想买就买了”。。。总之撒，J女士定是又诧异又尴尬，总之很快就悻悻离去啦。俺呢，也立马儿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博士后级别的弱智错误，一上午这个尴尬啊。在心里暴捶了自己一通，然后，禁不住地失望。虽然读过的书，阅过的理，都是足够强势地让俺不应有这些行为方式的理由，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在面对自己的情不自禁的时候，一片黯然。

深深地记住了《茶人三部曲》中的那些画面，总认为叶子一样的女子是上天对人间的厚赠；因为宛如而热爱《孝庄秘史》，愿意把那许许多多的镜头重温千回万回。我只恨自己不能用更温柔的词语来描述她们对果果这颗心的润泽，不能用更加充满感情的句子来描述她们对这颗心的占领。因而，见到那些往女性这个美好的概念上蒙尘的场面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去伸出一只只会伤了自己的拳头去打一下，挠一把。

所以会有昨天早上，果果揪出虫虫的一幕。俺可是日上三竿了才到公司，周围的同事们都已经静悄悄地各做各的事情了，J女士却冲到我这里来准备开始讨论衣衣的问题！◎＃￥％……。我，我这座看似平静实际上生满了虫的火山忍不住就爆发了。

很失望，对自己的修养。

想起了郑钧的一句歌词，“有谁能帮帮我，把十字架解脱？”有谁能？

长路漫漫啊

那段故事放完之后，有一段诗歌朗诵，视线终于忍不住要模糊，努力地记下了诗人的名字。今早找来这首诗，放在这里，让我记住昨夜那对爱侣的名字：徐磊，董琲。

《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

爱情扶我上路 然后走开
让我一生怀念
怀念那一扶的久长
和一生的短暂

黑白色的夜里 我想看看月亮
我看见月亮很好
就象我当初
看见你很好一样
结束了 画一个句号 像一滴泪
握你的手 最后握你的手 再松手
一松手 就是一千里

我的心平平静静地合上
你在外边 早晨在外边
你和早晨是一个人 身后是泪雨天堂
很多事情都会突然过去
愿意你好 一生都健康安全
我也会准时起床 干活 吃饭
累了 就歇一会儿
伤心了 也笑一笑
我也和你一样 好好地
照顾好日子和自己

想轻轻地跟着念一句：

你和早晨一样，身后是泪雨天堂。

1.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的？

自己，亲人和朋友都快乐

2.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能够准确，深刻，细腻入微地观察与表达

3.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失去亲人

4.你目前的心境怎样？

还好

5.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

很多。对于那些在逆境中坚韧求生；胸怀热忱珍视个体的绵薄之力来挑战社会的弊端，帮助他人的人，都钦佩

6.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没有

7.你自己的哪个特点让你最觉得痛恨？

会受环境影响

8.你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

希望会是去丽江的那一次

9.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

自私，缺乏德行和温情

10.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历久弥坚的友情和爱

11.你最奢侈的是什么？

不知道这个问题倒底想问什么

12.你认为程度最浅的痛苦是什么？

被泛泛之交误解和伤害

13.你认为哪种美德是被过高的评估的？

这个问题实在是不太好回答

14.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教师，文化传播者

15.你对自己的外表哪一点不满意？

看起来不能够让人赏心悦目

16.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大学四年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倒底想要什么

17.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鄙视的是谁？

所有缺乏公德，自私伪善，让这个世界显得阴暗肮脏的人

18.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正直，豁达，积极，有爱心

19.你使用过的最多的单词或者词语是什么？

喜欢

20.你最喜欢女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善良，温婉，谦和，大气

21.你最伤痛的事是什么？

因为自己的偏执而没做到一些事情，让亲人失望，而且那些遗憾已经永远没有机会再弥补

22.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默契，赤诚

23.你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

所有美好的回忆

24.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和阿闹一样，俺最希望内心安详

25.何时何地让你感觉到最快乐？

把自己十分希望做好的事情做好的时候

26.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家庭一件事，那会是什么？

让个性消极的成员积极起来，并且一直积极下去

27.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生命中最初的感动

28.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设立一个做人的标准，谅解一些弊端

想了又想，犹豫了若干次，还是决定把那篇弱弱的眼泪哗哗的文章留在这里了。毕竟，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之所以能够区别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个体的生活。

是的，我也很羡慕那些每天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但是还是每天都高质量地BO一把的人们。与其说我羡慕他们对这件事情持之以恒的激情，不如说，我是真的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够笔走龙蛇言之有物地以24h为单位整理自己的思想和心情。安静地坐下来，计划或者反思，至少能够得到让自己满意的状态，每天都能够这样，该多好。

转眼都三月底了，瀑布汗。。。

不过，现在的这种状态挺好。从去年12月到决定继续留在Achievo，一段令人起起伏伏辗转反侧的，神不守舍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终于知道，很多时候，太一厢情愿的选择，存在太多危机的选择，太勉强的选择，都不足以成为选择；终于知道，经过这么长时间岁月的洗礼，我还依然故我，依然让我的小溪流在险滩棋布怪石嶙峋的峡谷里奔腾不息。还好，我总算是从这个泥沼中全身而退了。只是这逝去的时间，已经就这么着成为一段回忆了。

是谁解开了麻花儿辫

是谁违背了诺言

谁让不经事的脸

转眼沧桑的容颜

想正式地在这里道个歉

各位亲爱的同学，俺已经知道自己不对了

听说世上有一种汤，叫做孟婆汤；听说世上有一种酒，叫做醉生梦死酒；听说世上还有一种擦，叫做脑海中的橡皮擦

偶今天早上刚刚在清心上看到上面的句子的时候，忍不住偷偷乐了一下，欧叶～俺可没想着去用遗忘来解决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孤独的。近看，有像灯火一样在寒夜里温暖我们的知己；远看，这个星球上还有那么多和你有着同样困惑会深陷同样囹圄的个体，他们应该会和闪闪烁烁的星星一样多

如果我跌倒了，请相信我一定能够再爬起来。

是的，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能漠视自己付出的真诚

“路还很长，我们都无法预算究竟会有多少人从我们这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只要你付出了真情，受点小伤小痛又何妨？不要去思考诸如“是我始终不能被这个世界接纳，还是这个世界欺骗了我？”的问题。要相信，时间是一张滤网。坚持你人性中的美好，时间会帮你滤掉该滤掉的，留下该留下的。在岁月的尽头，你会得到一生的珍宝。”，我记住了。宝贝儿，谢谢你

一

中国封建文人的苦乐是系着朝廷政治的。他们的命运就像是系着线的风筝，线的一端是帝王的喜好。他们或仕或隐，人生如浮萍。帝王一乐，需要的时候，他们便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松人。”自我感觉好的不行。一旦失意，便变个法子发牢骚，弄一些请高力士脱靴的小把戏。或干脆辞官而去，纵情山水，自得其乐，表面上一副乐天模样，其实心中的苦只能憋着。在整个隐士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外国人把“隐士”一词译作躲起来的官僚，无意中道出隐士的实则。隐士们虽浪迹江湖，而整个的心眼都盯着政府的。“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真左右不是人也。
我在读正始文人的心态史资料时，随他们的喜悲而喜悲，他们表现出来的乐是巨大的苦，他们表现出来的苦是扭曲的乐。
正始是魏齐帝曹芳用过的一个年号。曹芳算是曹丕的养孙，并非曹家嫡亲。曹丕儿子魏明帝曹叡临死，准备将帝位传给养子曹芳。他没有亲子，本可以传位给兄弟，但他偏准备传位年仅8岁的曹芳，这就给以后的麻烦埋下了伏笔。明帝将死，急急召回正在前方苦战的司马懿，他对司马懿说：“天下事凡事皆可忍，唯死不可忍。我这么急召你回来，就是要你辅助曹芳即位。”这是何等的信任，作为臣子的司马懿一定感动的涕流满面。如果是这样，局面也许不致于以后的那么糟，可不知明帝是如何考虑的，也许是出于没将帝位传与兄弟的内疚，也许是出于对司马懿的担心之故，他又安排曹爽与司马懿一起来扶持幼主。一山不容两虎，于是曹爽与司马懿来个明争暗斗。曹爽是本家，自然占上风。但司马懿是何等城府，凭手腕与之周旋，表面上并不与曹爽争权，闭门装病，以骄其心，静观事态之变。果然，曹爽慢慢露出了野心本性，“车服拟于乘舆”，出入仰然天子。结果被司马懿抓位机会杀了，自己独擅大权。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可没老爹的涵养，司马懿死后，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野心勃勃，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司马师死，司马昭专权，皇帝曹髦对左右讲，“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祸从口出，于是司马昭便杀了曹髦，立曹奂。作臣子的如果轻易地对主子说换则换，讲杀则杀，那天下便就不是主子的了。司马家族至此，已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基础工作，至司马炎，便自立为帝了，是为晋武帝。
竹林七贤正是生活在这段历史过程中的士人。在朝廷这一系列的变化前，他们志趣相投，好庄老之学，又都爱好音乐，生活也十分安定，心态自是十分的平稳，故结伴作竹林之游。但当朝廷出现以后的一系列政变后，摆在他们面前是两条堑然不同的价值选择。便开始了快乐并痛着的心理历程。
古代士人对改朝换代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为“圣之清者”。如商时的伯夷、叔齐。两人皆为孤竹国公子，伯夷为长子，当立国君，但他知道父王喜爱弟弟叔齐，为尽孝道，不辞而别离开孤竹，好不让父亲为难。叔齐亦不愿作不义之人，为恪守礼法离国而去。这样至清至迂的人真是亘古所无。当周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双双“叩马而谏”，劝武王不可以臣子身分攻打天子。后武王立周，他们“耻食周粟”，双双饿死首阳山，以生命来保全操守。被世代士人奉为“圣之清者”。一为“圣之任者”，如伊尹、姜尚之辈。伊尹出身奴仆，曾“五就汤，五就桀”，意思是曾五次见成汤，五次见夏桀，要求任用他。后终为成汤所用，助汤伐桀，灭夏立商。孟子称他是“圣之任者”，说他无论为谁所用，他是以拯救人民为已任的。
儒家的理论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正如上述在改朝换代的问题上，有这么两种模棱两可的论点，野心家拿在手中，真是再宝贝不过了。司马祖孙夺曹魏天下，有此理论作舆论根据就可堂而皇之了。司马昭一定把自己比作伊尹、周公，哪个说他讲不通呢？
当时，士人们分作两派，一方标榜“道德”、“名教”，拥护司马代曹，视为“禅让”。一方反名教，视司马为篡逆，耻与为伍。竹林七贤所面临着的正是此两种的选择。

二

持后者态度的以嵇康最烈。这有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嵇康与曹家有婚姻关系，当然反感司马代曹。主观上嵇康性“峻切”，《晋书》说他“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天质自然”，“性烈才俊”，眼里容不得半点龌龊。他长得俊伟，一副偶像名星的尊容，立时“岩岩然若孤松之特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颓”。司马家族势大后，他辞去中散侍郎一职，与好友向秀一起“好锻”（打铁）为乐。司马氏其实是很需要像嵇康这样的名人为其服务的，断不会因与曹家是亲戚关系而排斥。于是派钟会去探风。钟会率一大班随从去访他，他巧与向秀在大树下挥汗锻铁，对钟会视而不见，钟会好一阵无趣，怏怏而退，嵇康偏还要扔过一句酸溜溜的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自以为解恨。钟会也非等闲之辈，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是故种下了祸根。
竹林旧友山涛升职，好心推荐嵇康顶其职，嵇康闻之，怒不可遏，致函山涛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说山涛根本不了解自己。信中骂山涛简直是屠夫，自己一身腥血不够，还要污秽染向别人。他说自己不适合作官有七个理由。说自己喜欢懒睡，好“抱琴行吟，弋钓草野”，十日半月的不洗脸面，满身虱虫，不适着官服，总之不喜欢与俗人共事等等。最后干脆说有两个观点最使他所不容，一者“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会显世教所不容。”二者“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活脱脱是一篇反政府的宣言。商汤代夏，武王代商，正是司马氏所效发的；周公、孔子也正是政府所标榜的，嵇康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后来嵇康的死直接原因应是这封信，因此山涛被后人所不齿。我想这也许冤枉了山涛，山涛与嵇康的关系是很好的。山涛是断不会拿这封信向当局邀赏的，也无此必要，但山涛接到此函时难免有一肚子的不快，整个好心无好报，可能不经意说与他人，以解解冤气。
恰好有一件直接的事促使当局拿嵇康开刀了。好友吕安的老婆与其兄吕巽通奸，吕安大怒，要去告他哥哥。嵇康替他兄弟调解，做和事佬，劝兄弟相安。可吕巽来个恶人先告状，告吕安违背了“孝悌”之孝道。我想那个时代标榜名教，是把孔子的话当法律依据的，于是吕安入狱。嵇康为之辩护。政府正好找嵇康的碴，便一并入狱。这本是一件很普通的民事案件，就因为有嵇康插手，合皆吕安倒霉，竟双双判死刑。洛阳三千太学生闻政府因这么一件小事竟要处死大名士嵇康，很不理解，便相约至朝门为他求情请免，这一闹只有让嵇康死得更快。嵇康死得很潇洒，临死请哥哥嵇喜取琴来，从容弹一曲《广陵散》。这曲子据说是嵇康受圣人梦中所授，实则是嵇康托圣人以怀反司马氏而死的毋丘俭、夏侯玄等人的。嵇康死，此曲遂成绝唱。临死嵇康又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可见对山涛还是很信任的。山涛后来也不负老友，也许是出于那封信的内疚吧，他将嵇绍推荐给司马昭，司马昭立马给予重用，授予秘书郎的高官。向来政治仇恨是不隔代相沿的，嵇绍后来竟为晋惠帝挡箭身亡，成为晋朝的烈士，不知他在阴界遇老爹，嵇康会给他什么颜色看。我想，儿子这个结局是与嵇康长期的教育有关的。奇怪的很，嵇康的这种“峻切”性格，半也不希望儿子继承。他曾作《家诫》，殷切期望儿子做人要圆滑，不能效乃父禀性。这真是大矛盾，大悲剧。

三
鲁迅先生十分仰慕嵇叔夜，因为先生的气质与嵇康非常地相像。嵇康有著名的“君子无私论”。他认为凡君子，心中不存是非而行为又不违道德。外不慕时尚，内不为情欲所系，是故可越名教规范，而不拘于言行合于大道。嵇康是一个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铮铮汉子，他视道义、气节胜过生命。其实，他是一个非实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人。他也曾服食五石散，以求长寿。他写《养生论》、《声无哀乐论》、《宅人吉凶论》、《难自然好学论》等，讨论的都是如何长寿的问题。他纵然山野，放纵性情，追求快意人生。但在道义气节与生命、生活相违背时，他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哥哥嵇喜入仕，他无限失望，写诗数首给兄弟，以抒情绪。诗云：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秣马漫步于开满野花的山岗，垂杆射鸟于平坦的原野，五指漫弹着琴弦，目送着归鸿远去，这是何等快意的人生。正如陶渊明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其实，陶潜也是对现实很不满，空有一身才气不可施展，而牢骚满腹。但他有自己的释放方式，他寄情山水，参与劳作，一切都随他去吧。而嵇康不同，他是什么疙瘩都不可容的，爱公开评议自己看不惯的东西。所以，在诗的后面，他无限伤感地感叹知音一个个不能免俗地离去。好友们一个个作官去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兄长嵇喜也作官去了。在他的心中是无限的失望与悲哀。心中有那么多的遗憾，那样纵情山野只是巨大痛苦上的掩饰，是痛而快乐着。嵇康的个性决定了他不能像陶潜一样有自己的释放方式，他只能直面现实，不能委全适应于周境。于是，他只有死生。据载，嵇康曾去见孙登，孙登是真隐士，一语道破嵇康的命运，他预测嵇康命运，说他“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在孙登的眼中，嵇康的“识”是有问题的，大意是认为嵇康不识时务吧。连孙登也如此看他，他是何等的孤苦也。

四

阮籍与嵇康一样对现实不满，但他对待现实的方式显然比嵇康要聪明的多。
阮籍长嵇康十余岁，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公子。他本“志意宏放”，有“济世”之才。少年时曾登广武山，游览楚汉战争战场遗址，发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叹。在他眼中，刘邦、项羽之流不过是一介草寇而已。但他一生却郁郁不得志，内心的苦痛是常人所不知的，因此他的行为也为世人所不了解。
他好色，那个才子不好色。但他风流不下流。邻居有一卖酒西施，阮籍常去饮酒，酒不醉人人自醉，醉后便倒在此女子身旁睡去，此女的丈夫也不介意，因为他知道阮籍的内心是无一点杂念的。同村有一美女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她，竟前往大哭一场。嫂子回娘家，他亲往送别，依依不舍。这些都是当时的礼教所不容许的。更不能为世人所容的是，他母亲去世时，他恰与友人下棋，战正酣，有人告之其母死讯。友人急欲停子，籍不允，说“请终此局”。至终局他方“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按当时的礼教，母亲去世，作儿子的不可喝酒吃肉，他却照吃不误，但内心的悲哀使其至“瘠毁骨立”的地步。名士裴楷来吊丧，阮籍披头散发，“醉而直视”，不为答礼。旁边的人看不惯，说裴楷不该来。裴楷说，阮籍是名士，而我必须遵守礼法。裴楷与阮籍，一遵道德之形，一守道德之神，皆高人耳。
对当局，阮籍有一套“非暴力不合作”的应付办法。太尉蒋济聘他作其秘书，开始他多次托词婉拒。把蒋济搞得很不是滋味，友人劝阮籍不可得罪了太尉，他才勉强去上任，然不久便托病辞职。后来他也无奈做了几次官，情形大致若此，从没正而巴经地工作。司马昭请他出来做官，他敷衍说愿意当东平相。他对司马昭说：“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他做了太平相不过十余日，上任时间里，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将办公室的门打通，以便办公时一眼便能欣赏外面的风景。他听说步兵营的伙房有人善于酿酒，“乃求为步兵校尉”。他做官全是为了找乐子，司马昭也不怪他。在司马昭眼里，阮籍只是可用作其“礼贤下士”的幌子罢了。阮籍也十分清楚当局的心理，顺水推舟，相安无事。
尽管如此，阮籍内心深处的痛苦是很深的。因为他自少便自视甚高，刘邦在他心中不过“竖子”而已，安能是观观景、喝喝酒之辈。因此，他便有许多排泄心中愤懑的行为。如他善于作“青白眼”。遇知已便以青眼相对，若逢俗流，便对之翻白眼。一次，他往访稽康，恰稽康不在，稽喜请他入屋，他即翻白眼辞去。想来稽喜在当时是一个十足的低俗之人，与其弟判若两人。稽康的朋友都不喜欢他。吕安也曾访稽康不遇而遇嵇喜，便在门上书一“凤”字，稽喜不解，实讥其为“凡鸟”也。阮籍还有一个发泄痛苦的办法，便是穷途吟啸。他每每醉后，独自驾车出游，信马为缰，任马将自己带到不期之地，“每至穷途”，“辄痛哭而返”。人只有到了极端苦痛，才有此举。
当局若光利用阮籍的名气，还不致于阮籍心态的过于尴尬与无可适从。偏偏似乎司马昭表现出对阮籍过度的关爱和尊重。司马昭有心聘阮籍的女儿嫁给儿子司马炎，与阮籍作儿女亲家。阮籍大恐，连醉60日，令其“不得言而止”。司马昭欲封九锡，马屁精们便策划请人作“劝进表”，想来想去，认为让阮籍作最为合适。阮籍又是故伎重演，以醉来拖延此事。最后躲不过，只好作了。文前先将司马昭的功业大大夸奖一番，将司马昭比作伊尹、周公、齐恒公、晋文公。最后笔锋一转，劝司马昭如功成之后可以“临沧洲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这段话用意是很深的，言外之意是说你最好不要有篡位的野心。想必阮籍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的这副德性，据说，他也作《家诫》，反对儿子仿乃父之风。他曾作《咏怀》80余首，以抒发自己的情怀。钟嵘《诗品》评阮籍的诗是“反复凌乱，兴寄无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如《咏怀》之一，诗云：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末的“伤心”，缘由何来？没有交待，真个“兴寄无端”，一颗伤感之心茫然四顾，流浪无绪，其苦何堪言耳。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谓之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谓之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读阮籍诗，总是叫人感喟不已。他的个性表现非天生，而是现实迫使他作出的无奈的扭曲。这种士人历史上不少，一方面欲保持自己高尚人格，一方面又必须想办法保全生命。我反对那些为正气必须作出生命牺牲的苛刻观点，他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对稽康和阮籍，使我想起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像前者的如傅雷、老舍、邓拓，以死生来抗议污辱，类后者若钱钟书、沈从文、汪增祺，苟存生命以待新生，两者都值得我们尊敬。

五

竹大七贤中有的正儿巴经地当官去了。山涛是七贤中唯一的政治人物，这表现在他有较强的政治洞察力。早在曹爽与司马懿争权时，山涛已是朝廷命官。司马懿装病时，已是四十岁的山涛一次与石鉴共宿，半夜醒来，用脚蹬醒石鉴，说：“此时如何睡得着，你知道司马太傅病是何意？”石鉴说他多心。山涛越想越觉不妙，权衡再三，决定辞官而去，作竹林之游，做他的贤士去了。两年后，直到司马氏政权稳定，他才出来做官。这时的司马氏父子自然把山涛看作敢于与曹爽划清界限的战友了。山涛是一个有极高修养的人，不与同僚争权夺利，在朝廷不会得罪任何人。在竹林中，他与嵇康最为友善，可见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他一生也许很顺畅，只是嵇康的死与他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那封信断会折磨他终身，甚至整个文人史。
王戎也出来做了高官。王戎的心态史是很值得心理学家作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年少的王戎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有一次与小朋友路过一树，树上结满果子，孩子们纷纷上树抢果子，唯王戎无动于衷，旁人问他为何不上树摘，他答：“路边树结了这么多的果子，而没人采摘，一定是苦的。”结果真如他所言，果子是苦的。年稍长，当大官的父亲病丧，属下很多人送来丧礼，多达数百万钱财，都被王戎一一退还。父死后，王戎替父职，出来做官。后来的他与年轻时的他已是判若两人了。到了晚年，他竟变得俗不可耐，贪婪与吝啬得无可复加，活脱脱一个中国的葛兰台。他广置田产，妄想“周遍天下”，每天晚上与老婆拿着牙筹翻来覆去地计算着收入，一副永不满足的样子。女儿出嫁后，向他借几万钱，较长时间没还，他就拿颜色给女儿看，开始女儿莫名其妙，等还了钱，父亲才对她有笑颜，女儿对父亲很是伤心。侄子王衍结婚，送什么礼物好一直拿不定主意，结果挑一件薄薄的单衣作为礼物，不久又觉后悔，竟上门去索了回来。最为荒唐的是，他家种一李树，果子结得特别好，自舍不得多吃，决定拿到市场上去卖，但又怕良种被别人拿去，出售竟将李核一一钻破。王戎的晚年简直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变态者了。王戎的变化与清谈兴许有关，在竹林的日子里，他与友人都好老庄，对某一问题喜欢进行反复的无谓的深究，结果反而越辩越糊涂，“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残酷的现实使这些作悠闲之游的士子变得茫然。什么道德、礼教全不是东西，只有信仰自己，趋于放纵，有的尚能超脱，有的便流于鄙劣了。一个聪明的理想主义者的堕落是最可怕的堕落，一旦不存在了理想，他之无所顾忌往往更胜于常人。王戎是一个最特出的例子了。《世说新语》有一则记载：“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稽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墟。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 。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刘义庆将这段笔记加上《伤逝》的题目，这伤不仅仅在于王戎的伤，更在于作者的伤。
向秀是迫不得已才是去作官的。向秀最钦佩嵇康，随嵇康打铁，又向吕安学灌园，生活甚是自得。嵇康一死，向秀孤独、恐惧，无奈只得到洛阳表示愿意做官。司马昭接见他，笑他说：“以前我以为足下有箕山之志，看来我是看错了。”这话、这笑如无形之刀一点点刨剁向秀心底。传说，尧曾欲让位于许由，许由便跑到箕山躲起来。司马昭分明是讥讽他，向秀回答说，我今天才明白隐居的人“未解尧意”，所以“不足慕也”。向秀此刻心中是在流血。

六

除嵇康外，一直保持本性的要数刘伶与阮咸。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但个性却与嵇康颇为相似，而刘伶又恰有阮籍之风，这真有趣。
刘伶奇丑，全没其他竹林贤士的明星风采。他不满时世，便作“今朝有酒今朝醉”状，嗜酒如命。他常骑小驴漫无目的出游，一路豪饮，令一小童扛锄相随。说：“哪天我醉死在路中，你即挖一坑埋了。”老婆劝他戒酒，刘伶称需神灵帮助。妻便“供酒肉于神前”，待妻离去，刘伶便“跪而视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吃了供神之酒食，醉于神像前。大丈夫心中闷苦，妇人那得知也。刘伶总是采用“佯狂”以避乱世。他曾一丝不挂在家裸饮，有人笑他。他答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裤，尔等钻进我裤裆何如。”一次与他人争吵，人挥拳相向，刘伶说“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对方笑去。刘伶只有装孙子，以安其生，他有真快乐吗？
阮咸也鄙薄利禄，轻视功名和外表之礼法。时人爱虚荣，每年春夏将贵重衣物、书籍搬出来晒一晒，以显富贵。阮咸贫，也拿出一根长竿，将一条粗布围裙挑起，晒在院子里。说：“我不能免俗，姑且也应应景罢。”他姑母有一婢女甚美，阮咸母丧，姑母带此女来娘家奔丧，与阮咸发生了关系。丧事毕，姑母带女回去，阮咸急骑驴追出，将女抢回。在母丧期间发生这样的风流事，也只有阮咸做得出。他也好豪饮，常以大盆盛酒，邀数友人围在一起同饮，不屑用杯子，而将嘴凑上去喝。猪闻香也来同饮，人猪同乐，快哉快哉。
这是大真的行为，没半点掺杂，如何不动人。
《庄子·渔父》篇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足以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助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无贵真，不拘于俗。”
他们都是庄子理论的实践者。但要守住这“真”的底线，又是何其难哉，虚假的世界是其假想敌，必须付出残酷的代价，甚至生命。

转载自国学论坛http://bbs.guoxue.com，作者：陈纬

在历史上，诸葛亮一个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推崇的人物，在人们心目中几乎是一个完人。诸葛亮的事迹在他死后广泛地流传于民间，被不少书，如《汉晋春秋》、《襄阳记》、《晋阳秋》、《蜀记》等所收录，并被裴松之引进至《三国志》的注中，而《三国演义》又主要采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事实上，诸葛亮的从他死后的民间传说，再到《三国演义》成书，就是一个不断被神化的过程。

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但由于他又说了诸葛亮这样几句话：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千百年来，陈寿的这几句评语受到不少人的非难，甚至说他公报私仇。实际上，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以及他的《进〈诸葛亮集〉表》，都对诸葛亮非常推崇，说他“管、萧亚匹矣”。陈寿说他“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并沒有贬低他的軍事才能意思。只是说他擅长治軍，“短于应变”，即“出奇制胜”。用兵稳重，是他的特点，他不崇尚出奇制胜。就象下棋一样，有人喜欢布局堂堂正正，有人喜欢出奇制胜，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所以，魏延曾建议出兵子午谷袭取长安，諸葛亮沒有听他的，认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魏略》)。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对他也十分佩服。诸葛亮死后，司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

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留在后方搞后勤，刘备初入蜀时、平汉中、征东吴，诸葛亮都没有参与。显然，刘备是把他当成自己的管仲、萧何，更看重他的治国能力。刘备死后，诸葛亮才真正统兵打仗，于是有平孟获、六出祁山。从有关史籍看，诸葛亮也确实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战例(裴松之注记载了“空城计”一事，但他又否定其真实性。就算真有其事，也只是诸葛亮情急生智，并非主动制定的计谋)。但诸葛亮也没有打过什么败仗(街亭之战损失不大)。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原因，正如陈寿所指出的：一是“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即遇到司马懿这样的对手：二是寡不敌众；三是无韩信之类的将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光复“汉室”口号并未象汉光武帝时那么有号召力(这点是诸葛亮非常自信并屡次兴兵的原因)，诸葛亮除第一次北伐时陇右三郡响应外，其他北伐时并未出现各郡县积极响应的情况。诸葛亮、姜维之所以屡次出祁山，用兵陇右，一个主要原因是想争取羌人的支持，因为“羌、胡乃心思汉如渴”(《三国志·蒋琬传》)。但其他汉人地区并出现这种情况，这恐怕是诸葛亮失败的主要原因。

什么事顺着说好说，反着说就困难了。可是一件事要顺说反说都有理，它才真有道理。比如 说诸葛亮的“隆中对”，它对天下三分的形势、蜀汉立国的基础与策略，分析得十分透彻， 好像这是刘备一生的转机，使他在迷茫中找到正确方向，从此就节节胜利了。但我们如果细 观历史，就发现与诸葛亮见解相同的人多的是，刘备也不是处处按照“隆中对”行事的。历 史研究非常重视这些不规则的事件。如果我们暂时从诸葛亮所站立场挪开，而从刘备的角度 来审视这个历史人物，那么诸葛亮并不是一个能左右刘备的人物，相反诸葛亮却是在艰苦环 境中接受各种考验逐渐才走向成熟的，后来又是在蜀中人物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名声大著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不是诸葛亮造就了刘氏父子，而是刘氏父子造就了诸葛亮。
　　诸葛亮在刘备手下变得谨慎.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在隆中请出了诸葛亮，这就是使中国知识分子激动了一千多年 、并且准备继续激动下去的“千古佳话”。但如前所说，刘备对诸葛亮的格外礼遇，是因为 这时他手下几乎没有文臣(孙乾、糜竺之流那是不上数的)，他必须不放走任何一个可以网罗 的人才。在他的心目中，一个27岁的年轻人，能够畅谈天下形势，而且言之成理，已经很不 错了； 再锻炼十几年，说不定会派上大用场。至于谁该当今后的丞相，刘备这时想都没有想过。
　　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很自负，自比于管仲、乐毅，又好为“梁父吟”，一副风
流倜傥的样子。 公元208年他作为大使派遣到东吴，连吴抗曹。他在孙权面前那一篇漂亮的说辞，具有强烈 的纵横家色彩。如果顺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可能会与其侄儿诸葛恪(仕吴)同一个风格。赤 壁之战之后，刘备与关羽、张飞、赵云忙着带兵平定荆州，诸葛亮却派不上用场。直到刘备 打下南四郡后，才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 充军实”。事实证明，这种冷落与磨炼，日后对诸葛亮是大有好处的。
　　从公元209年到213年，五年之中刘备一直忙于争夺地盘，诸葛亮则总是留在后方。这时，刘 备的谋士队伍，又多了庞统和法正，对诸葛亮应是个威胁。公元214年，刘备转攻刘璋，命 令诸葛亮、张飞、赵云溯江入益州，合围成都。赵云走的是长江这条路，攻占江阳(今泸州) 、犍为(今彭山)；张飞走的是嘉陵江这条路，攻占江州(今重庆)、巴西(今阆中)；诸葛亮第 一次单独带兵，走的是洛江这条路，攻占德阳(今遂宁)，应是很不容易的事。几路人马包围 成都之后，喜剧性的场面又出现了，刘备派遣入城劝降的是简雍而不是诸葛亮。刘备这样做 ，完全是因为简雍与刘璋私交甚好，这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但客观上对诸葛亮又是一 次冷落。
　　刘备入成都，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同时又任命帮助刘备取益州立下大功 的法正为扬武将军，蜀郡太守。两相比较，法正的地位高于诸葛亮。说到人际关系，法正可 以在刘备面前随便说话，甚至敢于管刘备的家事，诸葛亮却不能够。接下去，诸葛亮就留在 成都搞后勤，任务是“足食足兵”，而法正却可以不时跟随刘备出征，积极建言。夺取汉中 后，刘备又任命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法正多诡计，已传到曹操耳朵里，他惋惜地说： “我把天下的奸雄都收罗尽了，为什么漏掉了法正!”
　　我们注意到，诸葛亮出山后的14年(至公元221年当蜀汉丞相为止)，只是刘备的谋士之一， 并非刘备言听计从的“军师”。诸葛亮在襄阳时，说徐庶当个州郡官儿就该满足了；徐庶问 他的志向，却笑而不答。可是经过14年磨炼，诸葛亮狂傲之气不见了，他学会了小心谨慎， 事无巨细，都竭尽全力去做；在人际关系上，他学会了忍让和调和；在功名利禄上，他学会 了克己。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已经懂得刘备所说的“鱼水关系”只是一种招贤术，他可以把 与任何谋士的关系都说成“鱼水关系”。可是诸葛亮仍然坚守自己的诺言，对刘备忠贞不贰 。他甚至默认这种与刘备“保持一段距离”的位置。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心态正是刘备 所要求和欣赏的。
　　法正当了蜀郡太守后，骄横狂躁，报复杀人，有人希望诸葛亮向刘备报告，诸葛亮说这办不 到，主公与法正有特殊关系，我无法左右他。这是诸葛亮在权臣前有意的退让。当马超当了 平西将军、关羽深感不满时，诸葛亮写信解释，马超有黥布、彭越的才干，可以与张飞并驱 争先，当然比起美髯公(指关羽)来又略逊一筹，使关羽非常高兴。这是诸葛亮从顾全大局的 角度出发作出的合理奉承。这样的人际关系，是诸葛亮过去未曾经验的。有人说这些方面显 示了诸葛亮的妥协，不对。这些方面恰恰显示了诸葛亮已走向成熟。
　　刘备在默默地观察。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不故意考验属下，但他重视一个属下各种场合表露 出来的综合能力和个人品质。庞统聪明，但是性急(当然他早死了)。简雍机趣，然而一副名 士派头，不是认真办公的料。法正鬼点子多，常常出奇制胜，但算不得正统人物，也无法服 众。在群臣之中，只有诸葛亮最稳健、最方正、最得人心。因此，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时， 早已成竹在胸，径直任命诸
葛亮为丞相，在公元223年白帝城托孤时，这个信念也没有动摇 。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中回忆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这是对刘备 最透彻的了解。作为国君，他要找的丞相必须是谨慎的、任劳任怨的；传奇式的人物反倒有 害。以后的历史证明，刘备的眼光没有错，他的确找到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三国之中，蜀汉最弱，经受不起大的打击，所以必须要求谨慎。请看一个最成功的例子。公 元223年，南中叛乱，诸葛亮不是急于镇压，而是先派邓芝出使东吴，修补与东吴的裂痕。 公元224年，诸葛亮系统地作了一次人事调动，恢复发展生产，保障后勤供应。公元225年， 条件大体成熟，诸葛亮才“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带兵到南中平叛。他的平叛恩威并用， “七擒孟获”，晓之以义，不但较长一段时间保证南中无事，而且还获得一支少数民族劲旅 –飞军。这次行动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配合艺术上讲，简直是完美无缺!顺便说 一句，诸葛亮入南中走的是西线，即成都-邛崃-汉源-西昌-会理-大姚，这条路现在“南丝路考察团”还在走，坐汽车考察都要一个月，诸葛亮当时走的是山道(灵关道)，包括作 战只用了三个月，进军的神速就可想而知了。
　　谨慎是诸葛亮的治蜀法宝，但也就规定了蜀汉的狭小格局。接下去诸葛亮的五次北伐，都无 大 进展。除了缺粮的因素外，过于谨慎也是一弊。诸葛亮一生从不弄险，五次北伐都从祁山迂 回；魏延建议从子午谷偷袭长安，他不予采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公元263年魏伐蜀，钟 会军走的就是斜谷、骆谷和子午谷，邓艾军则更是偷度阴平，“裹毡滚崖”，突临江油关， 使蜀汉在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军事行动总是充满了冒险精神。诸葛亮善于治军，但不敢冒 险，也就注定了终被他人所亡的命运。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把谨慎说成是诸葛亮的错误。蜀 汉以谨慎兴，以谨慎亡，冥冥之中似有定数，怪不得人的。
　　诸葛亮在刘禅手下变成贤相
　　杜甫《蜀相》诗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对诸葛亮的功业作了最高礼赞 ，但他是“开”与“济”混说的。如果分开说，诸葛亮跟随刘备打天下的16年，并不以贤 相著称，他只是一个谋士。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诸葛亮才当上丞相，但公元223年刘备就 病死白帝城，这三年中诸葛亮并无作为。看来，诸葛亮始终处于刘备阴影之中，只要刘备在 ，他就只能当个二等或三等角色。就说这三年，身为丞相的诸葛亮不能说服刘备停止伐吴， 眼睁睁地看汉遭受巨大挫折，应是最大失职。刘备兵败白帝，诸葛亮叹了口气说，要是 法正还活着，主上不会遭此惨败。因为只有法正才能劝阻刘备，这是诸葛亮深以为愧的事。 但是诸葛亮扶持后主刘禅的12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托孤之时，诸葛亮43岁，刘禅17岁 ，年龄对比正好倒过来，“事之如父”的遗诏，从感情上说可以接受。这时，与诸葛亮等量 级的谋士庞统、法正都去世了，接班人队伍蒋琬、费、董允等都属于谨慎型，不会成为政 敌。诸葛亮既无伴君如虎之惧，又无祸起萧墙之犹，他当然能充分展示他的才智，成为千古 贤相。
　　诸葛亮成为千古贤相，也是与刘禅的搭配分不开的。一个不猜疑、不牵制、充分尊重丞相的 “中人之主”是历史学家所渴望的，而刘禅恰恰就是。作为人臣，遭遇暴君与英君都是可怕 的，因为你必须花绝大部分时间来对付他，即如鲁迅所说只能“横站”，要想竭忠尽智那是 不可能的。在历史上，像刘禅那样，始终以子侄辈身份对待丞相，在顺利和不顺利，在生前 和身后，都始终信赖诸葛亮，从不制造君臣危机，从不嫉妒丞相的功劳(即人臣最恐惧的“ 功高震主”)，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关系才真正是“鱼水关系”。
　　有人说，刘禅本来无能，只能素食尸位，当个傀儡皇帝。这话不对。公元225年，诸葛亮弹 劾长水校尉廖立，说他自高自大，诽谤朝廷用的人都是小子，“有人说精兵简政好，他就抬 头看屋顶，说是好个屁”。廖立狂妄自大，固然该罪，但刘禅也看出这里面有诸葛亮的情绪 ，所以未判极刑，而是削职为民，流放汶山。这说明刘禅是有头脑的。公元228年，诸葛亮 第一次北伐，不用魏延为先锋，却起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与诸葛亮是同乡)，招致全盘 失败，诸葛亮显然是有责任的，所以诸葛亮上疏“自贬三等”，刘禅并不拒绝。第二年，诸 葛亮到底取得武都、阴平，刘禅就恢复了诸葛亮的相位，并说出“君其无辞”那样感人的话 。这些处理只见刘禅有耐心、有分寸，并非庸才。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在祁山 围住司马懿，形势大好，可是都护李严粮草未办，写信通知诸葛亮班师，回来又诬陷诸葛亮 “擅自撤退”，诸葛亮拿出书信对证，李严只好认罪。这个李严不比廖立，他是白帝城托孤 时的第二号重臣，是刘备有意安插来牵制诸葛亮的。可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刘禅不徇私情， 还是废李严为平民，流放梓潼。可是《三国演义》100-101回却写成刘禅误听谗言，疑心诸 葛亮有纂国之志，从前线召回丞相，理由“久不相见，心甚思慕”，把刘禅写成一个连谎话 都扯不圆的昏君，这种“艺术加工”使刘禅的形象受到极大的伤害。人们一方面赞扬诸葛亮 是千古贤相，一方面又斥责刘禅是昏庸之君，实在太不公平了。
　　刘禅和诸葛亮的搭配是中人之主与智谋之臣的搭配，这属于最佳君臣关系，所以蜀汉在这12 年处于极盛时期。诸葛亮死后18年，刘禅尊重诸葛亮的人事安排，陆续任用蒋琬、费为相 ，这已属于中人之主与中人之臣的搭配，本来相当危险，可是他仍全都能“承诸葛亮之成规 ，因循不革”，所以也保住蜀中无事。这说明刘禅并非“扶不起来的阿斗”。
　　如果说刘禅尊重诸葛亮，言听计从，还是因为有“事之如父”的遗训，那么刘禅对蒋琬、费 、董允的尊重，就明明白白表现出他有宽容之心、纳谏之诚了。
　　公元243年，蒋琬估量了蜀汉的国力与自己的智谋水平，建议缩短战线，只留姜维守凉州， 自己到涪县(今绵阳)屯卫，这是消极防守的策略，没有多少亮点，但刘禅采纳了。公元244年，刘禅想突破“十二个嫔妃”的编制，辅国将军董允认为这不合规定，刘禅只好作罢。看来刘禅还有点克己之心。公元262年，即蜀亡前一年，姜维请求诛杀专权的宦官黄皓，这时刘禅已经昏聩，但还能叫黄皓前去认错，说明尚未丧失一个国君最起码的气度。
　　蜀汉在最后十年(254-263)从混乱走向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史学家向来把蜀汉的灭亡归咎于宦官专权，其实黄皓专权已迟至公元258年，离蜀亡只有5年了，即使黄皓天天干坏事， 崩溃也不至于如此迅速。真正的原因恐怕是蜀中人物罄尽，连蒋琬、费这样的平庸之才也没有了。当然，这时的姜维也可以为相，可是姜维是西羌人，不足以镇服由中原人士组成的朝廷群僚，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看来中人之主一旦失去智谋之臣，的确很可能成为庸主。不过人才匮乏到这个程度，即使刘禅一夜之间变为英主，恐怕也无济于事了。
　　公元263年，邓艾兵临成都，后主刘禅拉着棺材，自缚请降，向为史家所不齿。其实我们考 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刘禅的投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一，从国力上讲，蜀汉绝对不是曹魏的对手，迟早要被并吞；何况降魏又不是降外族，蜀人还不至于无法忍受。第二，投降事宜全由蜀汉老臣谯周主办，此老已见过刘备代刘璋，曹魏代汉(后来他还见过西晋代魏)，故事重演，不足为怪。第三，刘禅此时已57岁，羌无斗志，苟且偷安之心是可能萌发的。最后，我们如果撇开个人行为与道德批判，此时的中国也非统一不可了。汉末大乱，加上三国纷争，中国人口由5648万(桓帝时)锐减到767万，已降到临界值以下，如果再死拼下去， 可能中华民族就此灭绝，或者只成为中原的一个小邦。
　　刘禅当了40年皇帝，时间不算短，但日子过得窝囊。我们可以与前后蜀相比(年代和规模都 差不多)，刘禅既无王衍那种“广袤十里”的宣华苑，也无孟昶那穷奢极欲的摩诃池，我们 从正史和地方志中都查不出刘禅修过什么大型宫观。前面说了，刘禅的嫔妃只有12人。他的 皇后是张飞之女，尽管有人据张飞的书法劲秀可观来推断皇后也灵秀可观，但这实际上是政 治婚姻。最可怜的是刘禅巡幸最远处就是到都江堰去看过岷江，用现在的习惯提法就是“一 个小时的车程”。刘禅降魏后，移居洛阳，被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奴婢百人，刘禅很 满足。有一次司马昭问他：“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说：“此间乐，不思蜀。”留下千古笑柄。但是，万一这是一句大实话呢，万一刘禅真的没过上这样好的生活呢，那不是错笑他 了吗?写到这里，笔者真有点可怜这个阿斗了。结营?
　　诸葛一家，在三国都颇有作为，其中诸葛亮为蜀汉丞相，亮兄诸葛谨为吴国绥南将军兼南郡 太守，诸葛亮族弟诸葛诞曾为曹魏扬州刺史、镇南将军、征南大将军。时人评曰：“蜀得其 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极力抬高诸葛亮，措词失之偏颇。仕吴的诸葛谨，以善于进谏 闻名，其辩才好像还超过诸葛亮。可是东吴的人才比蜀汉多得多，他能终于大将军之职，已 经很不错了。仕魏的诸葛诞，很有将才，在平息淮南叛变中立了大功，但受到朝廷猜疑，不 得已拥兵20万，聚一年谷，据寿春自保，后被司马昭攻破，夷三族。比较这三人的成败利钝 ，我们只能说，他们的本领都差不多，只是遭遇人君不同、在人才队伍中序列不同，所以成 就有大有小，并非他们本身有龙、虎、狗的差别。
　　“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士有极大的能量，但士必须依附于君主才能发 挥作用；然而君主总是很坏的，他今天可能用你，明天也可能杀你。士们在惶惑之余，希望 能找到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作国君的必须礼贤下士，并始终如一 ，一是作人臣的忠诚不二，“士为知己者死”。后来他们找到了，这就是刘备和诸葛亮，这 是士的最高理想，所以他们要以最高热情来赞美。
　　在三国时代，诸葛亮的才干稍逊于曹操，与司马懿相仲伯，处于第二级。但诸葛亮的君臣际 遇最好，他从未受到了牵制，更用不着说猜忌和迫害了。因此，诸葛亮的才智可以全部发挥 出来，用围棋为喻，这样的临场状况，八段选手完全可以当九段用。当然，历代知识分子推 崇诸葛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羡慕他那独特的“伊尹”地位，作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报偿，他有权教训国君。不信，试取《出师表》读之，看看那里面一口一个“应该”，像 不 像老子在教训儿子?这样一篇“庭训”被当作最经典的奏章保存下来，使千古的士阶层为之 扬眉吐气，并不断从中找到信心和力量。当然，这一层意思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说破过。
　
诸葛亮，字孔明，汉末琅邪阳都人。建安十二年，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依其联吴抗曹之计，攻取荆益，建立蜀汉政权。备殁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总揽朝政，先后四次亲统大兵北伐曹魏，不能成功，终于忧劳而死。
　　诸葛亮在中国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忠诚和智慧的象征，自陈寿著《三国志》以来，历代多誉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罗贯中《三国演义》更将其神化为“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诸子百家，无所不晓”的封建社会理想人物，鲁迅先生故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之叹。
　　但是，剥开旧时代史家和文人有意涂抹的层层脂粉，却可以看到另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诸葛孔明，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并无惊人才能和建树的权臣形象。从中也可了解到：史学和文学一贯是为政治服务的，而在封建社会，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旧史家和旧文人对历史，竟然能够加工改造和扭曲到什么样的程度。
　　下面，将从治国、用人、用兵三个方面，尝试重新评价诸葛亮其人——

一、治国：
　　诸葛亮谈及理民，云“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当“薄敛赋，无尽民财”<2>，“闭境劝农，育养民物”<3>。此诚至善之言也。然而，刘备殁后，诸葛亮总揽军政十数年，其后蒋琬、费祎、姜维执政皆承亮制，他们的实际政绩究竟如何呢？
　　章武二年，刘备于猇亭大为陆逊所破，荆襄未复而巴蜀强兵良将尽失。次年备殁，亮主国政，行休兵息民之策不过二岁，即南渡泸水，其后又二岁，开始北伐。自建兴六年至十二年，与魏六次交锋，身死乃止。所谓“闭境劝农”，究竟能有几日？２６３年蜀亡时，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4>，也即每七户蜀民就要负担三名士兵和一名官吏，而当时吴的人口三倍于蜀，却只有“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5>。亮之息民，未知息在何处？
　　《蜀书·吕乂传》中盛赞乂“临郡则垂称”，因其为巴西太守时，“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6>。募兵出征，以无人逃窜为奇功而值得史家大书一笔，则未知其它各郡调发的兵役，逃亡者共有多少？要多么沉重的负担，才会把百姓逼上逃亡和隐匿的道路呢？陈寿称“黎庶追思”亮，“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7>，等等，这些话里有没有溢美的成分呢？郭冲赞亮乱世用峻法时，却言“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8>，这句话里有没有可信的因素呢？寿、冲尊亮则一也，称亮则异也，然则蜀汉吏民对诸葛亮究竟是怀德还是惧不敢言？
　　诸葛亮生前，当然无人敢言其非，亮殁，李邈上疏云：“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9>历代多斥邈为狂悖，后主愤而杀之，亦皆以为处置得当。然而，邈果何如人也？察其行事，面责刘备，直谏诸葛，裴松之名其为“狂直”<10>，岂谄存攻殁之小人耶？唯其狂直，故敢言他人之所不敢言，而未料亮虽死，执政者仍为亮之门徒琬、祎等辈，邈乃因此被诛。诸葛亮之执政，得人心否？李邈所言非无因也。
　　综上可见，称诸葛亮为大政治家，证据不足，难以服人。

二、用人：
　　从来皆称亮清忠耿直，用人唯贤，独吴洁生先生在《论诸葛亮的错误和失策》<11>一文中责其陷害忠良、结党营私，是故吴文一出，立刻引来四面讨伐之声。细察吴先生之论证，固多捕风捉影，立异哗众之处，然而驳斥者也未必真能做到言之有征，责之成理。
　　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12>责亮则一，褒亮则九。其褒亮何？称亮举贤任能，而不以出身、籍贯为限也。谭先生还开列了一份诸葛亮《用人简目》，共计亮执政时提拔荆人廿六、蜀人廿九、它处人士八。但是，这份简目可靠吗？首先，所列如李严等，与亮同为托孤重臣，其次，如陈到等，为备旧部，他们于亮执政时有所升迁，功劳皆在亮吗？诸葛亮虽专独，总揽朝政，也未必能废积功或考勤累进的惯例吧。
　　细察蜀汉历史，有九位人才之死，诸葛亮要负一定责任。其一是刘封，史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13>究竟诸葛亮虑“易世之后”“难制御”刘封者为何人呢？褒亮者以为指后主禅也，贬亮者以为指亮自身也，孰是孰非，史籍语焉不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封之死，并非因为其罪当诛，而只因为诸葛亮“劝先主因此除之”。是以封死前要叹曰：“恨不用孟子度（达）之言。”<14>——孟达劝封何语？达云：“若乃权君谲主，贤父慈亲，犹有忠臣蹈功以罹祸，孝子抱仁以陷难……其所以然，非骨肉好离，亲亲乐患也。或有恩移爱易，亦有谗间其间，虽忠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变之于父者也。”又云：“恐左右必有以间（封）于汉中王（刘备）矣。”<15>孟达真可谓料事如神！
　　其次是彭羕。史载“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以保安”<16>，刘备因此疏远了原本待之若子的彭羕，羕一怒之下口出怨言，终被马超告发，下狱诛死。亮若以其为非才，何必“外接待”？而既已“外接待”，又如何“内不能善”？“内不能善”也罢了，又为何进一步屡言且“屡密言先主”？亮何人欤！此岂君子之所为欤！
　　其三为关羽。众所周知，羽亡于骄傲自大，而这骄傲自大性格的养成，其实也有诸葛亮的一份“功劳”。当初“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17>亮因何要骄羽，欲调其性乎？欲自结乎？欲谄媚刘备乎？诚难料也，但这样做间接造成关羽的因骄致败，却是肯定的。
　　其四为孟达。达本是迎刘备入蜀的大功臣，后因与刘封不和而降魏。诸葛亮南征时闻达消息，乃使李严写书诱之，达遂阴谋叛魏，事机不密，为司马懿攻杀。达固自取死也，然而史载“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18>。诱人来而复疑之，又“不救助”，这不是故意网人嘛！
　　五则李严。严一名平，刘备病亡，“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19>，后又屡次升迁，名爵亚于诸葛亮。关于李严之被贬，史书上说：“（建兴）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20>乍一看，李严（平）确是罪有应得，但仔细想想，严何如人也？以一蜀郡降将而为刘备所重，使为辅政大臣，亮亦称其“部分如流，趋舍罔滞”<21>，不管其人心术如何，起码才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耍出如此拙劣的把戏来呢？正当诸葛亮秉政，后主尸位之际，而能不顾自己亲笔书疏落于人手，欺主责亮，此小儿不敢为也，严何如人，而竟行此拙技？察备殁后，李严逐渐丧失第一军事首脑的地位。先是诸葛亮南征北伐，悉出己意并亲自统兵，继而严从永安移屯江州，再以抵御曹真南侵之名兵赴汉中，日近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更干脆夺其兵权，使主运事，严随即获罪。世事之巧，有甚于此者乎？
　　还有廖立。立也是刘备一手提拔起来的重臣，当亮执政时，以诽谤朝政而废为庶民。亮尝表立曰：“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则开门就敌，领巴郡则有暗昧蹋茸其事，随大将军则诽谤讥诃，侍梓宫则挟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22>察以上诸款，任何一项都能治廖立的重罪。但奇怪的是，这些都是立以往之过，何以当时刘备不治其罪？何以当时诸葛亮不治其罪？非要等到此刻才总翻旧案？亮之用心何其叵测耶！
　　当然，众所周知，蜀汉历史上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魏延了。关于魏延之死，《蜀书》载：“（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22>仪等乃欲自引军退，“延大怒，才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23>于是杨仪率主力和魏延交锋，延败，“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24>嗟夫，一国名将就这样死于内斗中了。
　　但这内斗是谁挑起来的呢？魏延当时官至“前军师征西大将军”<25>，其才其爵，足可为方面统帅，而亮将死，不与他计议后事，反托付身为机要秘书（长史）的扬仪。魏延、杨仪素来不睦，“有如水火”<20>，诸葛亮并非不知，他偏要作此安排，其用心何在？可怜魏延不但身死，还被杨仪诛了三族，还要背上反叛的罪名。对此，陈寿说了句公道话：“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26>
　　还有马谡。“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27>“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28>，亮因之兵败，遂“戮谡以谢众”<29>。街亭之战的过程，史载不详，然而一则，马谡实战经验不足；二则，张郃乃魏之名将，智勇兼备；三则，谡所领不过蜀之前军，郃统帅的是魏关西诸路人马，众寡悬殊。因此，马谡之败，情有可悯，亮用人不当，其过大于谡。可是，两人各自的下场呢？谡是戮以“谢众”了，亮自请贬三级，“于是以亮为右将军”，然而，“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30>。蒋琬曾劝亮：“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31>，亮不从，遂斩马谡。
实际上，诸葛亮和马谡情同父子，故“违众拔谡”<32>，欲使其立功也，不想谡非方面之才，以致大败；亮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得已把马谡做了替罪羊，这才演了一出挥泪斩马谡的悲剧。故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33>
　　当然，诸葛亮并不仅仅直接或间接杀了一些人，应该承认他也确实提拔了一批官吏。但是当我们分析一下他所最欣赏、最重用的都是哪些人时，却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共同点。亮所亲近并一手扶植起来的年轻一代，不外乎继其执政的蒋琬、费祎、姜维，亲如父子的马谡，临终付以后事的杨仪，以及《出师表》荐于后主的董允、郭攸之、向宠等。这些人，除姜维是关西降将外，蒋琬零陵人，费祎江夏人，马谡、杨仪、向宠襄阳人，董允、郭攸之南郡人——而零陵、江夏、襄阳、南郡，在汉末同隶属于荆州刺史部，也即他们全都是荆州人。这样一归纳分析，诸葛亮用人的特点，就可一目了然了。
　　刘备的主要臣属按其地域来源和归服先后，大致可分为三个集团，即以关、张、赵为代表的中原集团，以法正、李严为代表的西川集团，还有以诸葛亮、庞统为代表的荆楚集团。诸葛亮，虽然是琅邪人，但其父早丧，幼年时即随叔父诸葛玄迁居襄阳，躬耕陇亩，并与荆襄名士庞统、司马徽等交往甚密，因此他是荆楚派的当然领袖。但与后世野史小说所记述的不同，亮初在刘备诸臣中的地位其实并不高。王夫之就曾在《读通鉴论》中详细地论证了备之“信公（亮）也，不如信羽”<34>——确实，诸葛亮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永远也比不上“寝则同床，恩若兄弟”<35>的关羽、张飞。但备生前，亮还一直受到西川集团的压制。法正来归后，刘备对之恩宠无右；备得西川，“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36>；备取汉中，携正同行，而令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37>。诸葛亮亦自知难与法正抗衡，故正“擅杀毁伤己者数人”<38>，或劝亮抑止之，亮“知先主雅爱信正”<39>，而不敢诤。直待关、张、法正先后物故，刘备兵败白帝，托以后事，才终于确定了诸葛亮的首辅地位。
　　亮既腾达，荆楚集团跟着控制了蜀汉朝政。中原集团死伤殆尽，西川集团许靖已亡，孟达投魏，只剩一个李严趋奉于亮，不为大害。严虽南阳人，然入蜀受刘璋重用，后降刘备，实际上是属于西川集团。他为了讨好诸葛亮，甚至于“劝亮宜受九锡”，<40>而汉魏六朝时通例，权臣加九锡是篡位的前奏。终亮之世，蜀汉无人可与抗衡，但亮也需考虑身后之事，也需为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马谡、杨仪之辈铺好锦绣前程。其陷孟达，贬李严、廖立，压制魏延等举动，应该都是出于此种考虑。
　　诸葛亮最信爱的，当然是情同父子的马谡，所以要“违众拔谡”，欲使其立功服众也。谁想事与愿违，谡大败于街亭，亮被迫挥泪斩谡，于是又把目光移到了杨仪身上。杨仪“性狷狭”<41>，同事关系不好，是故亮临终荐蒋琬、费祎自代，但把身殁后统军还国的重任交付于仪，明显的以仪为继承人。可惜杨仪受爱太过，早为人妒，蒋琬等一朝权在手，便剥夺了他的实权；仪口出怨言，被费祎举报，于是坐诽谤下狱，终于自杀身亡。
　　综上所述，诸葛亮之用人，并非或者起码并非全部的唯才唯贤，而是以集团利益为其基础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蜀汉虽非亡于党争，却起码是衰于党争。

三、用兵：
　　诸葛亮的《隆中对》，一直被誉为千古绝唱，然而过高估计其价值和所起的作用，却未免有悖于历史真实。首先，隆中对策并非独一无二。析其中心，不外乎据荆、联吴、取蜀三事。据荆、联吴，鲁肃之说孙权，即有“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以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42>等语，与之同出一辙。取蜀，又有张松、法正之说刘备，及周瑜之为孙权计。荆、益、扬，乃当时有志抗曹者所必争之地，川、鄂主暗而不能守则取之，东吴上下一心则友之；如此明显的道理，鲁肃、周瑜深知，法正、庞统深知，曹操亦深知，诸葛不过饰其词而顺其理而已，未必如俗传高出众贤之上也。
　　其次，隆中战略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据荆和联吴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体，如果只从刘备集团的角度去认识荆襄的重要性，而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孙吴集团也是必争之地的话，很容易使整个战略变成泡影。在这点上，鲁肃劝孙权借荆州于刘备以巩固联盟，其战略思想可谓相当的高明。诸葛亮呢？２１５年，刘备议还荆州于吴而复翻悔，并亲自东来与孙权对峙，险些造成联盟的破裂，后曹操入汉中，刘备惧腹背受敌，才割三郡而撤；２２１年，刘备不顾诸臣谏阻，提全蜀之师伐吴，兵败而几至国灭——这两次事件，他除备既败猇亭后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43>外，未发片言只语，更无缓和吴蜀矛盾的计策进献，较之鲁肃，实在逊色多矣。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诸葛亮并不如后世所传说的那样高明，而在战术上，陈寿亦早有“奇谋为短”<44>之叹。刘备绝代枭雄，知人甚明，于部曲中拔赵云、魏延，皆成一时名将；而终备之世，舍入蜀围雒不下，召诸葛亮与张、赵西援外，从未使亮统军。备卒，以国事托诸葛亮，以军事付李严，而亮不知以何种手段更进揽军权，遂开始其南征北伐的生涯。
　　后主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南征，“其秋悉平”<45>；其后从六年至十二年，短短七年间四次亲统大军北伐，不仅未能成功，甚至可以说寸土未得（俗传六出祁山者，建兴七年，陈式偏师攻武都、阴平，郭淮来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46>，此未必能算诸葛亮之功；八年，魏遣曹真等攻汉中，“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47>，亦不能算在诸葛亮北伐之列）。固然，不以成败论英雄，但逐一分析他每次徒劳无功的原因，却的确能够得出结论：亮非大军事家也。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叛魏应亮，关中响震”<48>，“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所有也，而亮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49>。诸葛亮行军力求其稳，不肯疾趋，昔曹操“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50>，遂于当阳长坂大败刘备，利有必趋者也；而亮计不及此，死抱住“必蹶上将军”的古训，其与赵括相差几希？
　　出兵前，魏延献计，称坐镇长安的魏安西将军夏侯楙“怯而无谋”，故欲请“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51>。而“亮以为此计悬危”<52>，不用。
　　魏延之计究竟是否可行，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兵家多以为奇谋，而文人多同意诸葛亮之见。杨伟立先生于《论诸葛亮北伐》一文的后注中分析道：“《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肃传》说：太和四年（２３０年），曹真攻汉，王肃上疏：‘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通鉴》胡三省注：‘谓子午谷之路，行才及半也’），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据此，魏延的估计是错误的。”<53>杨先生真可谓纸上谈兵矣！一者子午之路，不同于高速公路，从南往北与从北往南，行进速度未必相同；二者魏则正兵挺进必缓，蜀欲奇兵偷袭必急；况王肃于“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前，尚有“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悬而难继”<54>之语，杨先生独不见乎？以之责魏延不明，何其谬也！
　　还有人认为“魏延这条计，实在是过低估计了敌人，要是夏侯楙闭关拒战，以逸待劳，后果将不堪设想。”<55>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夏侯楙何如人耶？魏延用兵而岂能不料敌主将之勇懦乎？用兵之道，在奇正相生，五千军出子午，败不过丧一支偏师，胜则可断魏潼关东西的联系，进而席卷陇上，虎视中原，利莫大焉。后金人南下，先使一军堵住潼关，不放北宋最有战斗力的西军匹马东援，才轻而易举地攻陷汴梁，亦此理也。
　　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主力从祁山出，并命马谡统前军取街亭。魏大将张郃击破谡，亮一军败，全军败，遂“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56>。虽然常言有云“一招棋错，满盘皆输”，但部分失败牵动全局，到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复敢称亮善用兵乎？
　　亮既还军，魏大将军曹真料其不久必由陈仓复来，遂荐郝昭守之。果然是年冬，亮出散关，顿兵于陈仓坚城之下，一筹莫展，终于粮尽而退。此役虽斩魏将王双，然寸步未能出汉中，不能算作胜利。此后的建兴九年、十二年，诸葛亮又两次北伐，却又两次无功而返。魏人称“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57>，虽语带讥讽，细思却也不无道理。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诸葛亮治蜀，不能富国而妄求强兵，其何异于缘木求鱼？况其用兵又实在平庸。台湾军事史家李震先生说得好：“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58>
　　还有一种观点也须驳斥。以南宋陈亮为代表，称“孔明以步卒十余万，西行千里，行行然，求与之战，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彼岂孔明敌哉”<59>，认为蜀军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这是诸葛亮善兵的明证。其实战争的成败要依据战略目标是否达成来作判断，诸葛亮的目标是西据陇右，进图中原，他达到目的了吗？他能算掌握了主动吗？一出祁山，张郃直击其必救——街亭，大破马谡，亮前功尽弃；二出祁山，曹真料其必出陈仓，使郝昭守之，以逸待劳，又大挫亮谋；三出、四出，司马懿以坚守之策，教其粮尽自退。由始至终，亮竭尽心力，却寸步难行；魏劳战之卒少，却收防御战之全功。实际上战争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魏军手中，是以蜀因战益弱，魏被兵不伤，终于有二士灭蜀之役。

　　由此可见，诸葛亮既非大政治家，也非大军事家，其治国、用兵之才能和成绩，都甚为平庸。那么，他又是怎样从一个并不算杰出的历史人物演化成一位近似神仙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呢？仅仅归咎于小说野史，是不公平的。我们还必须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起。
　　《晋书》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太低。陈寿称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60>。其将亮比之以管仲、萧和，如此盛赞，何以《晋书》还不满意呢？《晋书》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嘉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又称：“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唯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61>其意责陈寿非良史，因私怨而不为丁氏兄弟作传，且故意贬低诸葛父子云云。受《晋书》的影响，后世乃有称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62>者。
　　陈寿真非良史乎？北魏崔浩却对此持相反的意见，浩云：“承祚（陈寿字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按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63>清人王鸣盛亦称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指《蜀书·诸葛亮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而谓《晋书》“好引杂说，固多芜秽，此亦其一也”<64>。同时代的赵翼也持相近的观点，并责《晋书》是“不识轻重”、“无识之论”<65>。近世史学家范文澜、缪钺等亦以为陈寿之为诸葛亮立传，并不存在所谓歪曲事实的“曲笔”——刘宗华、惠英二位先生在《陈寿评价诸葛亮曲笔辩》<66>一文中对此问题有着系统的阐述。
　　然则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真的很公允吗？他虽没有丑化亮，但有没有故意美化亮呢？细察其文，单独为诸葛亮立一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67>，并用了足足一百五十一个字来总评亮，篇幅远远超过魏武和汉昭烈。原因何在呢？其实很简单，寿为汉臣，入晋后心怀故国，故借治史抒发其《黍离》之悲。晋受魏禅，以魏为正统，视蜀、吴为割据，寿不敢过赞刘备，遂深移爱于诸葛亮也。其情可悯，但后人却不能不有所鉴别。诸葛亮之本传固然天花乱坠，《蜀书》的其它篇章中，却如上文所述，颇多于亮不利之蛛丝马迹，由此亦可见寿实甚溢美亮也。
　　其实在晋初，士大夫多讥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68>，而郭冲、陈寿等独发议论，赞崇孔明，是为其形象偏离历史真实的开端。延至东晋，又有习凿齿、孙盛、裴松之之流，更目亮为天人。松之于刘宋时为《三国志》作注，广搜“亮之异美”<69>，取舍之间，其仰慕之情毕现。史学和文学一贯是为政治服务的，习凿齿等人之褒亮，当然亦有其历史原因和政治动机。习氏生活的年代，正是权臣桓温把持东晋朝政，废幼帝，谋篡立之时。史载：“是时桓温觊觎非望，习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70>很明显，习氏是借古讽今，以诸葛亮总揽朝政而不谋篡示天下，并说桓温也。
　　此后，历代多从陈氏、习氏之言，诸葛亮之仁智忠勇遂成定论，诸葛亮之平庸奸狡则湮没无迹。且亮之一生于陈寿笔下，着墨最多者非其用兵，非其治国，而是过江东说孙权一节也。故亮之形象，初为策士，次政治家，殆至隋唐才始有智将之变。
　　诸葛亮这个名字，经常和“八阵图”联系在一起。所谓“八阵图”，一是指诸葛亮使用过的兵家之阵法，二是指奉节县长江岸边的一片天然石碛，传说为诸葛亮所布军阵。唐代大军事家李靖极尊崇亮，将其与孙、吴、穰宜、曹操等并列，论及军阵，直称“诸葛亮八阵法”<71>。而实际上，八阵图古已有之，绝非诸葛亮自创（一九七二年山东出土的《孙膑兵法》即有《八阵篇》，宋代王应麟亦称东汉窦宪“常勒八阵击匈奴”<72>，等等，例证不胜枚举），而李靖所以有此言，必是当时民间俗传如此，乃至鱼目混珠耳。
　　作为胜迹，《水经·江水注》中说：“江水又东径诸葛亮图垒，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今以水流漂荡，岁月消损，高处可二三尺，下处磨灭殆尽。”<73>至唐杜甫则诗曰：“江流石不转”<74>，刘禹锡更云：“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聚石分布，宛然高存。峡水大时，三巴雪消……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唯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动。”<75>两相对比，《水经》之“下处磨灭殆尽”者，实也，后人所谓“行列依然”云云，则虚妄甚耳。小石堆成阵图，而竟至大水六百年不能毁损，其非神物而何？此神物诸葛亮造成，亮非神人而何？可见唐之前其犹人也，唐以后已化而为神矣。
　　亮之神化，别有二证。《隋书》载史万岁南征事迹：“行数百里，见诸葛亮记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76>《四分律抄批》又有亮死后“踏土照镜”<77>，缓缓撤兵，司马懿卜其未亡而不敢追，所谓“死诸葛亮怖生仲达”<78>故事。能料数百年后事，能死而诈生，此何人耶？而正史、俗传至此已皆目亮为神，是无可疑矣。
　　至于隋唐诗人赞亮之作，亦甚乎多矣。李白云：“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79>李频云：“鼓吹青林下，时闻祭武侯。”<80>刘禹锡云：“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81>等等。当然，对诸葛亮最为崇仰的要算老杜了——诗曰：“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82>又曰：“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象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83> 生逢安史之乱，生民之惨有甚于汉末者，则企盼有如传说中的诸葛亮之类大贤出现，又岂止杜甫一人？亮不过自比管、乐，工部却更赞其为伊、吕，“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84>，是痛心疾首有志且有力于王室复兴一如亮者之不再也。殆至南宋，陆游有诗曰：“出师一表真名世，千古谁堪伯仲间”<85>，陈亮也以为“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论者乃谓其自比管、乐，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尔……此无异于儿童之见也”<86>，盖其时势及二人之心情与工部略同耳。
　　裴松之以蜀汉为正统之说，起初并未被历代史家所认同。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便依旧按曹魏纪元分卷，自然其对于诸葛亮的论述和评价，也与《三国志》大同小异，既没有《隋书》等所包容的杂秽存在，也没有在《三国志》的基础上，给予更进一步的美化。靖康以后，金人占据中原，南北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宋的三大战略出兵要点，一则淮东，二则淮西，恰为故吴攻魏的荆扬前线，三则四川，又仿佛诸葛亮北伐基地。李纲尝上书赵构，言淮西之重要：“荆湖，国之上游，其地数千里，诸葛亮谓之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控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带，皆当屯宿重兵，倚为形势，使四川之号令可通，而襄汉之声援可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87>当时形势，与吴蜀联合、共拒曹魏何其相似？南宋士大夫如陈亮、陆游等尊崇诸葛亮的原因，可不言自明矣。
　　至于当时民间，诸葛亮的“神道”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在南，已有讲唱三国故事的平话出现，其于亮“神迹”之渲染，下文另述；在北，也有金院本《十样锦诸葛论功》、《赤壁鏖兵》、《七捉艳》、《舌智》、《庐江祭》等，成为元代诸葛戏的前身。
　　元代杂剧，有关诸葛亮事迹的剧目更是层出不穷。仅今天可知的，就有《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挂印气张飞》、《七星坛诸葛祭风》、《诸葛亮隔江斗智》、《孔明收取阳平关》、《诸葛亮石伏陆逊》、《诸葛亮秋风五丈原》等不下数十种。其中大部分已佚，但从其名目中可知，火烧博望、祭东南风、三气周瑜、八阵图困陆逊等虚构的情节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从尚存的几部杂剧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民间文学对诸葛亮的再塑造是如何的有趣。如《博望烧屯》，前半部叙述三顾茅庐请诸葛。起初孔明死不下山，突然赵云登场：“奉命镇守新野，谁想甘夫人生一子，主公不知，某亲自卧龙岗报喜去。”<59>孔明听闻，立刻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答应下山了。缘由何在？——“我观玄德公喜气而生，旺气而长，我所以下山去也。”<88>然后是一篇惊人的《隆中对》：“曹操七十二郡，按着天时之地；孙权现居江东八十一郡，按着九数，乃地利之方……吾观玄德公可住西蜀也……西川五十四州，五见四，也是个九数，是人和之地。便好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89>这是诸葛亮吗？整个儿一个妖道！而在这样神乎其神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罗贯中于《演义》中描写诸葛亮还仅仅“近妖”而已，不能不承认这确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已具《演义》的雏形，让我们来看看它是怎样描写诸葛亮的吧。“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90>这是他的出场，终场呢——诸葛病殁五丈原，时司马懿在魏营，“至当夜，狂风过处，见一神人言：‘军师（孔明）令我来送书。’司马接看书中之意，略云：吾死，汉之天命，尚有三十年。若汉亡，魏亦灭，吴次之，尔宗必有一统。若尔执迷妄举，祸及尔也。”<91>仲达遂急急退兵，不追蜀师。由此可见，它依旧没能脱出半神半鬼的俗文学老套路。
　　直至罗本贯中删芜取精，巧加润色，作《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形象才终于又部分地恢复了人的特点。罗本其人其事，正史不载，野史又真伪难辨；今人多称其为元末明初人，尝仕于张士诚，士诚败后隐居著《三国》以明其志，应当是比较可信的。也正因为贯中生于乱世，又有志于王霸之业，故其甚知兵也，他笔下的诸葛亮才真正有智将的味道，而不象此前的传说中，是只会玩弄妖法，或者干脆拾他人余唾的可笑角色（《江表传》中，载有诸葛亮射杀魏将张郃的故事，就几乎原文照抄太史公《孙膑列传》的杀庞涓一节）。
　　和平话相比，《演义》更接近于历史，更合乎于情理，在再度抬高诸葛亮的前提下，也抹去了前此传说中的许多神秘色彩，虽然诸葛“多智而近妖”，却起码没直称其“本是一神仙”。首先，《演义》为了突出诸葛亮，把平话中许多本置于他人身上的功劳，都归之于亮了。如平话称周瑜草船借箭，又称庞统收服荆南四郡（元杂剧有《庞掠四郡》）；到了《演义》中，却变成孔明借箭，周瑜反蒙在鼓里，庞统也直至诸葛亮平四郡、收黄忠后，才仕于刘备。其次，平话中某些情节有损于亮忠仁的形象，罗氏也毫不犹豫的舍弃了。如平话称诸葛亮当廷斩却曹使，逼迫孙权不得不联刘抗北；又如平话叙述司马懿潜师以平孟达之乱：“孟达得知，写书于诸葛，诸葛不来，司马益近，孟达又写书于诸葛，诸葛又不来。孟达会其意，言：‘诸葛计也。’孟达自缢而死。”<92>前一段，罗氏全部删除；后一段，干脆改为诸葛亮反复书劝孟达小心，达不听乃致败亡，而其临死前的话也改成了：“果不出孔明所料也！”<93>
　　平话于亮之北伐，叙述得毫无条理，前后倒置，且臆想甚多。如一出祁山，计除孟达；二出祁山，木牛流马运，取街亭，大破夏侯楙；四出，马谡失街亭，馈妇人头面于司马，计斩张郃；五出，周仓诈醉戏仲达……等等。《演义》理清了脉络，删其荒诞，并增加许多新内容，如弹琴退兵等，使北伐一段文字成为全书可与赤壁之战相伯仲的重头戏，也使诸葛亮的形象更为高大完美了。
　　然而，元末群雄并起，各以实力、诈谋割据一方，虎视中原。除韩林儿以赵宋为号召外，其余徐寿辉、陈友谅、方国珍、明玉珍，包括罗贯中之主张士诚，无不僭号称尊，志在天下。因此罗氏的正统观念是比较淡泊的，反映在《演义》中，他并不以为刘备承继汉统是绝对的名正言顺，对于诸葛亮，他更欣赏其智谋和“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而非其对刘汉正统的坚贞不二。考士诚亦起于草莽，亦割据于地方，而其于苏杭间甚得民心，至今故老相传东吴王的事迹犹多，仿佛昔日荆蜀之于刘备。盖罗本或借孔明自况乎？亦非情理之外事也。
　　到了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三国演义》，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百二十回本，由于历史条件和编订者世界观的不同，它与罗本原作相差甚多。首先，清统治者一贯标榜自己是为前明复仇而进关的，是绝对的正统，反映在毛本《演义》中，那就是尊刘抑孙贬曹的封建正统思想非常严重。因此，毛本竭力渲染刘蜀集团的仁义爱民，“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94>，在于诸葛，则删去了罗本反映其权术诈谋的几件事。如六伐中原，火烧上方谷之时，罗本臆造了亮设计坑杀魏延及其部下五百兵卒的情节；本来，魏延之死是历史上的一大冤案，诸葛亮诚不能辞其咎也，为了掩盖这一污点，罗氏故意费尽心力假造出脑后反骨、火烧魏延、踏碎命灯等情节，就文学手法上来说倒是相当成功的。不过火烧魏延实在有损诸葛亮的忠厚形象，毛本将其连根拔去，使人物更为高大平正，但也因此失了罗本原有的一份王霸之气。毛氏父子终究都是纸上谈兵之辈。
　　诸葛亮之神化，更深入来说，是由历史社会心态决定的。首先，从东晋逮至明清，北方少数民族屡次南下占据中原，退守江南的汉族士大夫因此普遍存在着一种北伐情结。北伐的始祖，诸葛亮也，故亮自习凿齿始一变为天人，正此理也。其次，自晋以后，在上位者感觉以之可以宣扬封建忠孝思想，巩固其统治；士大夫目之为学而优则仕与立身扬名的楷模；百姓又苦盼有才能、有仁义、爱抚下民的统治者出现——故文则孔明、武则云长，都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塑造成距离事实甚远的神话人物。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历史是公正的，史学却未必公正，文学艺术更是难以脱离创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主观思想意识。诸葛亮由平庸而至英才而至神仙，正是一大明证。

转载自国学论坛http://bbs.guoxue.com，作者：摇光star，文章原题：永远的光荣

在历史上，诸葛亮一个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推崇的人物，在人们心目中几乎是一个完人。诸葛亮的事迹在他死后广泛地流传于民间，被不少书，如《汉晋春秋》、《襄阳记》、《晋阳秋》、《蜀记》等所收录，并被裴松之引进至《三国志》的注中，而《三国演义》又主要采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事实上，诸葛亮的从他死后的民间传说，再到《三国演义》成书，就是一个不断被神化的过程。

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但由于他又说了诸葛亮这样几句话：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千百年来，陈寿的这几句评语受到不少人的非难，甚至说他公报私仇。实际上，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以及他的《进〈诸葛亮集〉表》，都对诸葛亮非常推崇，说他“管、萧亚匹矣”。陈寿说他“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并沒有贬低他的軍事才能意思。只是说他擅长治軍，“短于应变”，即“出奇制胜”。用兵稳重，是他的特点，他不崇尚出奇制胜。就象下棋一样，有人喜欢布局堂堂正正，有人喜欢出奇制胜，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所以，魏延曾建议出兵子午谷袭取长安，諸葛亮沒有听他的，认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魏略》)。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对他也十分佩服。诸葛亮死后，司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

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留在后方搞后勤，刘备初入蜀时、平汉中、征东吴，诸葛亮都没有参与。显然，刘备是把他当成自己的管仲、萧何，更看重他的治国能力。刘备死后，诸葛亮才真正统兵打仗，于是有平孟获、六出祁山。从有关史籍看，诸葛亮也确实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战例(裴松之注记载了“空城计”一事，但他又否定其真实性。就算真有其事，也只是诸葛亮情急生智，并非主动制定的计谋)。但诸葛亮也没有打过什么败仗(街亭之战损失不大)。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原因，正如陈寿所指出的：一是“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即遇到司马懿这样的对手：二是寡不敌众；三是无韩信之类的将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光复“汉室”口号并未象汉光武帝时那么有号召力(这点是诸葛亮非常自信并屡次兴兵的原因)，诸葛亮除第一次北伐时陇右三郡响应外，其他北伐时并未出现各郡县积极响应的情况。诸葛亮、姜维之所以屡次出祁山，用兵陇右，一个主要原因是想争取羌人的支持，因为“羌、胡乃心思汉如渴”(《三国志·蒋琬传》)。但其他汉人地区并出现这种情况，这恐怕是诸葛亮失败的主要原因。

什么事顺着说好说，反着说就困难了。可是一件事要顺说反说都有理，它才真有道理。比如 说诸葛亮的“隆中对”，它对天下三分的形势、蜀汉立国的基础与策略，分析得十分透彻， 好像这是刘备一生的转机，使他在迷茫中找到正确方向，从此就节节胜利了。但我们如果细 观历史，就发现与诸葛亮见解相同的人多的是，刘备也不是处处按照“隆中对”行事的。历 史研究非常重视这些不规则的事件。如果我们暂时从诸葛亮所站立场挪开，而从刘备的角度 来审视这个历史人物，那么诸葛亮并不是一个能左右刘备的人物，相反诸葛亮却是在艰苦环 境中接受各种考验逐渐才走向成熟的，后来又是在蜀中人物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名声大著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不是诸葛亮造就了刘氏父子，而是刘氏父子造就了诸葛亮。
　　诸葛亮在刘备手下变得谨慎.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在隆中请出了诸葛亮，这就是使中国知识分子激动了一千多年 、并且准备继续激动下去的“千古佳话”。但如前所说，刘备对诸葛亮的格外礼遇，是因为 这时他手下几乎没有文臣(孙乾、糜竺之流那是不上数的)，他必须不放走任何一个可以网罗 的人才。在他的心目中，一个27岁的年轻人，能够畅谈天下形势，而且言之成理，已经很不 错了； 再锻炼十几年，说不定会派上大用场。至于谁该当今后的丞相，刘备这时想都没有想过。
　　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很自负，自比于管仲、乐毅，又好为“梁父吟”，一副风
流倜傥的样子。 公元208年他作为大使派遣到东吴，连吴抗曹。他在孙权面前那一篇漂亮的说辞，具有强烈 的纵横家色彩。如果顺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可能会与其侄儿诸葛恪(仕吴)同一个风格。赤 壁之战之后，刘备与关羽、张飞、赵云忙着带兵平定荆州，诸葛亮却派不上用场。直到刘备 打下南四郡后，才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 充军实”。事实证明，这种冷落与磨炼，日后对诸葛亮是大有好处的。
　　从公元209年到213年，五年之中刘备一直忙于争夺地盘，诸葛亮则总是留在后方。这时，刘 备的谋士队伍，又多了庞统和法正，对诸葛亮应是个威胁。公元214年，刘备转攻刘璋，命 令诸葛亮、张飞、赵云溯江入益州，合围成都。赵云走的是长江这条路，攻占江阳(今泸州) 、犍为(今彭山)；张飞走的是嘉陵江这条路，攻占江州(今重庆)、巴西(今阆中)；诸葛亮第 一次单独带兵，走的是洛江这条路，攻占德阳(今遂宁)，应是很不容易的事。几路人马包围 成都之后，喜剧性的场面又出现了，刘备派遣入城劝降的是简雍而不是诸葛亮。刘备这样做 ，完全是因为简雍与刘璋私交甚好，这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但客观上对诸葛亮又是一 次冷落。
　　刘备入成都，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同时又任命帮助刘备取益州立下大功 的法正为扬武将军，蜀郡太守。两相比较，法正的地位高于诸葛亮。说到人际关系，法正可 以在刘备面前随便说话，甚至敢于管刘备的家事，诸葛亮却不能够。接下去，诸葛亮就留在 成都搞后勤，任务是“足食足兵”，而法正却可以不时跟随刘备出征，积极建言。夺取汉中 后，刘备又任命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法正多诡计，已传到曹操耳朵里，他惋惜地说： “我把天下的奸雄都收罗尽了，为什么漏掉了法正!”
　　我们注意到，诸葛亮出山后的14年(至公元221年当蜀汉丞相为止)，只是刘备的谋士之一， 并非刘备言听计从的“军师”。诸葛亮在襄阳时，说徐庶当个州郡官儿就该满足了；徐庶问 他的志向，却笑而不答。可是经过14年磨炼，诸葛亮狂傲之气不见了，他学会了小心谨慎， 事无巨细，都竭尽全力去做；在人际关系上，他学会了忍让和调和；在功名利禄上，他学会 了克己。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已经懂得刘备所说的“鱼水关系”只是一种招贤术，他可以把 与任何谋士的关系都说成“鱼水关系”。可是诸葛亮仍然坚守自己的诺言，对刘备忠贞不贰 。他甚至默认这种与刘备“保持一段距离”的位置。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心态正是刘备 所要求和欣赏的。
　　法正当了蜀郡太守后，骄横狂躁，报复杀人，有人希望诸葛亮向刘备报告，诸葛亮说这办不 到，主公与法正有特殊关系，我无法左右他。这是诸葛亮在权臣前有意的退让。当马超当了 平西将军、关羽深感不满时，诸葛亮写信解释，马超有黥布、彭越的才干，可以与张飞并驱 争先，当然比起美髯公(指关羽)来又略逊一筹，使关羽非常高兴。这是诸葛亮从顾全大局的 角度出发作出的合理奉承。这样的人际关系，是诸葛亮过去未曾经验的。有人说这些方面显 示了诸葛亮的妥协，不对。这些方面恰恰显示了诸葛亮已走向成熟。
　　刘备在默默地观察。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不故意考验属下，但他重视一个属下各种场合表露 出来的综合能力和个人品质。庞统聪明，但是性急(当然他早死了)。简雍机趣，然而一副名 士派头，不是认真办公的料。法正鬼点子多，常常出奇制胜，但算不得正统人物，也无法服 众。在群臣之中，只有诸葛亮最稳健、最方正、最得人心。因此，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时， 早已成竹在胸，径直任命诸
葛亮为丞相，在公元223年白帝城托孤时，这个信念也没有动摇 。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中回忆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这是对刘备 最透彻的了解。作为国君，他要找的丞相必须是谨慎的、任劳任怨的；传奇式的人物反倒有 害。以后的历史证明，刘备的眼光没有错，他的确找到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三国之中，蜀汉最弱，经受不起大的打击，所以必须要求谨慎。请看一个最成功的例子。公 元223年，南中叛乱，诸葛亮不是急于镇压，而是先派邓芝出使东吴，修补与东吴的裂痕。 公元224年，诸葛亮系统地作了一次人事调动，恢复发展生产，保障后勤供应。公元225年， 条件大体成熟，诸葛亮才“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带兵到南中平叛。他的平叛恩威并用， “七擒孟获”，晓之以义，不但较长一段时间保证南中无事，而且还获得一支少数民族劲旅 –飞军。这次行动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配合艺术上讲，简直是完美无缺!顺便说 一句，诸葛亮入南中走的是西线，即成都-邛崃-汉源-西昌-会理-大姚，这条路现在“南丝路考察团”还在走，坐汽车考察都要一个月，诸葛亮当时走的是山道(灵关道)，包括作 战只用了三个月，进军的神速就可想而知了。
　　谨慎是诸葛亮的治蜀法宝，但也就规定了蜀汉的狭小格局。接下去诸葛亮的五次北伐，都无 大 进展。除了缺粮的因素外，过于谨慎也是一弊。诸葛亮一生从不弄险，五次北伐都从祁山迂 回；魏延建议从子午谷偷袭长安，他不予采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公元263年魏伐蜀，钟 会军走的就是斜谷、骆谷和子午谷，邓艾军则更是偷度阴平，“裹毡滚崖”，突临江油关， 使蜀汉在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军事行动总是充满了冒险精神。诸葛亮善于治军，但不敢冒 险，也就注定了终被他人所亡的命运。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把谨慎说成是诸葛亮的错误。蜀 汉以谨慎兴，以谨慎亡，冥冥之中似有定数，怪不得人的。
　　诸葛亮在刘禅手下变成贤相
　　杜甫《蜀相》诗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对诸葛亮的功业作了最高礼赞 ，但他是“开”与“济”混说的。如果分开说，诸葛亮跟随刘备打天下的16年，并不以贤 相著称，他只是一个谋士。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诸葛亮才当上丞相，但公元223年刘备就 病死白帝城，这三年中诸葛亮并无作为。看来，诸葛亮始终处于刘备阴影之中，只要刘备在 ，他就只能当个二等或三等角色。就说这三年，身为丞相的诸葛亮不能说服刘备停止伐吴， 眼睁睁地看汉遭受巨大挫折，应是最大失职。刘备兵败白帝，诸葛亮叹了口气说，要是 法正还活着，主上不会遭此惨败。因为只有法正才能劝阻刘备，这是诸葛亮深以为愧的事。 但是诸葛亮扶持后主刘禅的12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托孤之时，诸葛亮43岁，刘禅17岁 ，年龄对比正好倒过来，“事之如父”的遗诏，从感情上说可以接受。这时，与诸葛亮等量 级的谋士庞统、法正都去世了，接班人队伍蒋琬、费、董允等都属于谨慎型，不会成为政 敌。诸葛亮既无伴君如虎之惧，又无祸起萧墙之犹，他当然能充分展示他的才智，成为千古 贤相。
　　诸葛亮成为千古贤相，也是与刘禅的搭配分不开的。一个不猜疑、不牵制、充分尊重丞相的 “中人之主”是历史学家所渴望的，而刘禅恰恰就是。作为人臣，遭遇暴君与英君都是可怕 的，因为你必须花绝大部分时间来对付他，即如鲁迅所说只能“横站”，要想竭忠尽智那是 不可能的。在历史上，像刘禅那样，始终以子侄辈身份对待丞相，在顺利和不顺利，在生前 和身后，都始终信赖诸葛亮，从不制造君臣危机，从不嫉妒丞相的功劳(即人臣最恐惧的“ 功高震主”)，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关系才真正是“鱼水关系”。
　　有人说，刘禅本来无能，只能素食尸位，当个傀儡皇帝。这话不对。公元225年，诸葛亮弹 劾长水校尉廖立，说他自高自大，诽谤朝廷用的人都是小子，“有人说精兵简政好，他就抬 头看屋顶，说是好个屁”。廖立狂妄自大，固然该罪，但刘禅也看出这里面有诸葛亮的情绪 ，所以未判极刑，而是削职为民，流放汶山。这说明刘禅是有头脑的。公元228年，诸葛亮 第一次北伐，不用魏延为先锋，却起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与诸葛亮是同乡)，招致全盘 失败，诸葛亮显然是有责任的，所以诸葛亮上疏“自贬三等”，刘禅并不拒绝。第二年，诸 葛亮到底取得武都、阴平，刘禅就恢复了诸葛亮的相位，并说出“君其无辞”那样感人的话 。这些处理只见刘禅有耐心、有分寸，并非庸才。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在祁山 围住司马懿，形势大好，可是都护李严粮草未办，写信通知诸葛亮班师，回来又诬陷诸葛亮 “擅自撤退”，诸葛亮拿出书信对证，李严只好认罪。这个李严不比廖立，他是白帝城托孤 时的第二号重臣，是刘备有意安插来牵制诸葛亮的。可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刘禅不徇私情， 还是废李严为平民，流放梓潼。可是《三国演义》100-101回却写成刘禅误听谗言，疑心诸 葛亮有纂国之志，从前线召回丞相，理由“久不相见，心甚思慕”，把刘禅写成一个连谎话 都扯不圆的昏君，这种“艺术加工”使刘禅的形象受到极大的伤害。人们一方面赞扬诸葛亮 是千古贤相，一方面又斥责刘禅是昏庸之君，实在太不公平了。
　　刘禅和诸葛亮的搭配是中人之主与智谋之臣的搭配，这属于最佳君臣关系，所以蜀汉在这12 年处于极盛时期。诸葛亮死后18年，刘禅尊重诸葛亮的人事安排，陆续任用蒋琬、费为相 ，这已属于中人之主与中人之臣的搭配，本来相当危险，可是他仍全都能“承诸葛亮之成规 ，因循不革”，所以也保住蜀中无事。这说明刘禅并非“扶不起来的阿斗”。
　　如果说刘禅尊重诸葛亮，言听计从，还是因为有“事之如父”的遗训，那么刘禅对蒋琬、费 、董允的尊重，就明明白白表现出他有宽容之心、纳谏之诚了。
　　公元243年，蒋琬估量了蜀汉的国力与自己的智谋水平，建议缩短战线，只留姜维守凉州， 自己到涪县(今绵阳)屯卫，这是消极防守的策略，没有多少亮点，但刘禅采纳了。公元244年，刘禅想突破“十二个嫔妃”的编制，辅国将军董允认为这不合规定，刘禅只好作罢。看来刘禅还有点克己之心。公元262年，即蜀亡前一年，姜维请求诛杀专权的宦官黄皓，这时刘禅已经昏聩，但还能叫黄皓前去认错，说明尚未丧失一个国君最起码的气度。
　　蜀汉在最后十年(254-263)从混乱走向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史学家向来把蜀汉的灭亡归咎于宦官专权，其实黄皓专权已迟至公元258年，离蜀亡只有5年了，即使黄皓天天干坏事， 崩溃也不至于如此迅速。真正的原因恐怕是蜀中人物罄尽，连蒋琬、费这样的平庸之才也没有了。当然，这时的姜维也可以为相，可是姜维是西羌人，不足以镇服由中原人士组成的朝廷群僚，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看来中人之主一旦失去智谋之臣，的确很可能成为庸主。不过人才匮乏到这个程度，即使刘禅一夜之间变为英主，恐怕也无济于事了。
　　公元263年，邓艾兵临成都，后主刘禅拉着棺材，自缚请降，向为史家所不齿。其实我们考 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刘禅的投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一，从国力上讲，蜀汉绝对不是曹魏的对手，迟早要被并吞；何况降魏又不是降外族，蜀人还不至于无法忍受。第二，投降事宜全由蜀汉老臣谯周主办，此老已见过刘备代刘璋，曹魏代汉(后来他还见过西晋代魏)，故事重演，不足为怪。第三，刘禅此时已57岁，羌无斗志，苟且偷安之心是可能萌发的。最后，我们如果撇开个人行为与道德批判，此时的中国也非统一不可了。汉末大乱，加上三国纷争，中国人口由5648万(桓帝时)锐减到767万，已降到临界值以下，如果再死拼下去， 可能中华民族就此灭绝，或者只成为中原的一个小邦。
　　刘禅当了40年皇帝，时间不算短，但日子过得窝囊。我们可以与前后蜀相比(年代和规模都 差不多)，刘禅既无王衍那种“广袤十里”的宣华苑，也无孟昶那穷奢极欲的摩诃池，我们 从正史和地方志中都查不出刘禅修过什么大型宫观。前面说了，刘禅的嫔妃只有12人。他的 皇后是张飞之女，尽管有人据张飞的书法劲秀可观来推断皇后也灵秀可观，但这实际上是政 治婚姻。最可怜的是刘禅巡幸最远处就是到都江堰去看过岷江，用现在的习惯提法就是“一 个小时的车程”。刘禅降魏后，移居洛阳，被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奴婢百人，刘禅很 满足。有一次司马昭问他：“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说：“此间乐，不思蜀。”留下千古笑柄。但是，万一这是一句大实话呢，万一刘禅真的没过上这样好的生活呢，那不是错笑他 了吗?写到这里，笔者真有点可怜这个阿斗了。结营?
　　诸葛一家，在三国都颇有作为，其中诸葛亮为蜀汉丞相，亮兄诸葛谨为吴国绥南将军兼南郡 太守，诸葛亮族弟诸葛诞曾为曹魏扬州刺史、镇南将军、征南大将军。时人评曰：“蜀得其 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极力抬高诸葛亮，措词失之偏颇。仕吴的诸葛谨，以善于进谏 闻名，其辩才好像还超过诸葛亮。可是东吴的人才比蜀汉多得多，他能终于大将军之职，已 经很不错了。仕魏的诸葛诞，很有将才，在平息淮南叛变中立了大功，但受到朝廷猜疑，不 得已拥兵20万，聚一年谷，据寿春自保，后被司马昭攻破，夷三族。比较这三人的成败利钝 ，我们只能说，他们的本领都差不多，只是遭遇人君不同、在人才队伍中序列不同，所以成 就有大有小，并非他们本身有龙、虎、狗的差别。
　　“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士有极大的能量，但士必须依附于君主才能发 挥作用；然而君主总是很坏的，他今天可能用你，明天也可能杀你。士们在惶惑之余，希望 能找到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作国君的必须礼贤下士，并始终如一 ，一是作人臣的忠诚不二，“士为知己者死”。后来他们找到了，这就是刘备和诸葛亮，这 是士的最高理想，所以他们要以最高热情来赞美。
　　在三国时代，诸葛亮的才干稍逊于曹操，与司马懿相仲伯，处于第二级。但诸葛亮的君臣际 遇最好，他从未受到了牵制，更用不着说猜忌和迫害了。因此，诸葛亮的才智可以全部发挥 出来，用围棋为喻，这样的临场状况，八段选手完全可以当九段用。当然，历代知识分子推 崇诸葛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羡慕他那独特的“伊尹”地位，作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报偿，他有权教训国君。不信，试取《出师表》读之，看看那里面一口一个“应该”，像 不 像老子在教训儿子?这样一篇“庭训”被当作最经典的奏章保存下来，使千古的士阶层为之 扬眉吐气，并不断从中找到信心和力量。当然，这一层意思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说破过。
　
诸葛亮，字孔明，汉末琅邪阳都人。建安十二年，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依其联吴抗曹之计，攻取荆益，建立蜀汉政权。备殁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总揽朝政，先后四次亲统大兵北伐曹魏，不能成功，终于忧劳而死。
　　诸葛亮在中国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忠诚和智慧的象征，自陈寿著《三国志》以来，历代多誉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罗贯中《三国演义》更将其神化为“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诸子百家，无所不晓”的封建社会理想人物，鲁迅先生故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之叹。
　　但是，剥开旧时代史家和文人有意涂抹的层层脂粉，却可以看到另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诸葛孔明，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并无惊人才能和建树的权臣形象。从中也可了解到：史学和文学一贯是为政治服务的，而在封建社会，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旧史家和旧文人对历史，竟然能够加工改造和扭曲到什么样的程度。
　　下面，将从治国、用人、用兵三个方面，尝试重新评价诸葛亮其人——

一、治国：
　　诸葛亮谈及理民，云“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当“薄敛赋，无尽民财”<2>，“闭境劝农，育养民物”<3>。此诚至善之言也。然而，刘备殁后，诸葛亮总揽军政十数年，其后蒋琬、费祎、姜维执政皆承亮制，他们的实际政绩究竟如何呢？
　　章武二年，刘备于猇亭大为陆逊所破，荆襄未复而巴蜀强兵良将尽失。次年备殁，亮主国政，行休兵息民之策不过二岁，即南渡泸水，其后又二岁，开始北伐。自建兴六年至十二年，与魏六次交锋，身死乃止。所谓“闭境劝农”，究竟能有几日？２６３年蜀亡时，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4>，也即每七户蜀民就要负担三名士兵和一名官吏，而当时吴的人口三倍于蜀，却只有“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5>。亮之息民，未知息在何处？
　　《蜀书·吕乂传》中盛赞乂“临郡则垂称”，因其为巴西太守时，“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6>。募兵出征，以无人逃窜为奇功而值得史家大书一笔，则未知其它各郡调发的兵役，逃亡者共有多少？要多么沉重的负担，才会把百姓逼上逃亡和隐匿的道路呢？陈寿称“黎庶追思”亮，“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7>，等等，这些话里有没有溢美的成分呢？郭冲赞亮乱世用峻法时，却言“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8>，这句话里有没有可信的因素呢？寿、冲尊亮则一也，称亮则异也，然则蜀汉吏民对诸葛亮究竟是怀德还是惧不敢言？
　　诸葛亮生前，当然无人敢言其非，亮殁，李邈上疏云：“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9>历代多斥邈为狂悖，后主愤而杀之，亦皆以为处置得当。然而，邈果何如人也？察其行事，面责刘备，直谏诸葛，裴松之名其为“狂直”<10>，岂谄存攻殁之小人耶？唯其狂直，故敢言他人之所不敢言，而未料亮虽死，执政者仍为亮之门徒琬、祎等辈，邈乃因此被诛。诸葛亮之执政，得人心否？李邈所言非无因也。
　　综上可见，称诸葛亮为大政治家，证据不足，难以服人。

二、用人：
　　从来皆称亮清忠耿直，用人唯贤，独吴洁生先生在《论诸葛亮的错误和失策》<11>一文中责其陷害忠良、结党营私，是故吴文一出，立刻引来四面讨伐之声。细察吴先生之论证，固多捕风捉影，立异哗众之处，然而驳斥者也未必真能做到言之有征，责之成理。
　　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12>责亮则一，褒亮则九。其褒亮何？称亮举贤任能，而不以出身、籍贯为限也。谭先生还开列了一份诸葛亮《用人简目》，共计亮执政时提拔荆人廿六、蜀人廿九、它处人士八。但是，这份简目可靠吗？首先，所列如李严等，与亮同为托孤重臣，其次，如陈到等，为备旧部，他们于亮执政时有所升迁，功劳皆在亮吗？诸葛亮虽专独，总揽朝政，也未必能废积功或考勤累进的惯例吧。
　　细察蜀汉历史，有九位人才之死，诸葛亮要负一定责任。其一是刘封，史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13>究竟诸葛亮虑“易世之后”“难制御”刘封者为何人呢？褒亮者以为指后主禅也，贬亮者以为指亮自身也，孰是孰非，史籍语焉不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封之死，并非因为其罪当诛，而只因为诸葛亮“劝先主因此除之”。是以封死前要叹曰：“恨不用孟子度（达）之言。”<14>——孟达劝封何语？达云：“若乃权君谲主，贤父慈亲，犹有忠臣蹈功以罹祸，孝子抱仁以陷难……其所以然，非骨肉好离，亲亲乐患也。或有恩移爱易，亦有谗间其间，虽忠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变之于父者也。”又云：“恐左右必有以间（封）于汉中王（刘备）矣。”<15>孟达真可谓料事如神！
　　其次是彭羕。史载“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以保安”<16>，刘备因此疏远了原本待之若子的彭羕，羕一怒之下口出怨言，终被马超告发，下狱诛死。亮若以其为非才，何必“外接待”？而既已“外接待”，又如何“内不能善”？“内不能善”也罢了，又为何进一步屡言且“屡密言先主”？亮何人欤！此岂君子之所为欤！
　　其三为关羽。众所周知，羽亡于骄傲自大，而这骄傲自大性格的养成，其实也有诸葛亮的一份“功劳”。当初“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17>亮因何要骄羽，欲调其性乎？欲自结乎？欲谄媚刘备乎？诚难料也，但这样做间接造成关羽的因骄致败，却是肯定的。
　　其四为孟达。达本是迎刘备入蜀的大功臣，后因与刘封不和而降魏。诸葛亮南征时闻达消息，乃使李严写书诱之，达遂阴谋叛魏，事机不密，为司马懿攻杀。达固自取死也，然而史载“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18>。诱人来而复疑之，又“不救助”，这不是故意网人嘛！
　　五则李严。严一名平，刘备病亡，“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19>，后又屡次升迁，名爵亚于诸葛亮。关于李严之被贬，史书上说：“（建兴）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20>乍一看，李严（平）确是罪有应得，但仔细想想，严何如人也？以一蜀郡降将而为刘备所重，使为辅政大臣，亮亦称其“部分如流，趋舍罔滞”<21>，不管其人心术如何，起码才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耍出如此拙劣的把戏来呢？正当诸葛亮秉政，后主尸位之际，而能不顾自己亲笔书疏落于人手，欺主责亮，此小儿不敢为也，严何如人，而竟行此拙技？察备殁后，李严逐渐丧失第一军事首脑的地位。先是诸葛亮南征北伐，悉出己意并亲自统兵，继而严从永安移屯江州，再以抵御曹真南侵之名兵赴汉中，日近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更干脆夺其兵权，使主运事，严随即获罪。世事之巧，有甚于此者乎？
　　还有廖立。立也是刘备一手提拔起来的重臣，当亮执政时，以诽谤朝政而废为庶民。亮尝表立曰：“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则开门就敌，领巴郡则有暗昧蹋茸其事，随大将军则诽谤讥诃，侍梓宫则挟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22>察以上诸款，任何一项都能治廖立的重罪。但奇怪的是，这些都是立以往之过，何以当时刘备不治其罪？何以当时诸葛亮不治其罪？非要等到此刻才总翻旧案？亮之用心何其叵测耶！
　　当然，众所周知，蜀汉历史上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魏延了。关于魏延之死，《蜀书》载：“（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22>仪等乃欲自引军退，“延大怒，才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23>于是杨仪率主力和魏延交锋，延败，“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24>嗟夫，一国名将就这样死于内斗中了。
　　但这内斗是谁挑起来的呢？魏延当时官至“前军师征西大将军”<25>，其才其爵，足可为方面统帅，而亮将死，不与他计议后事，反托付身为机要秘书（长史）的扬仪。魏延、杨仪素来不睦，“有如水火”<20>，诸葛亮并非不知，他偏要作此安排，其用心何在？可怜魏延不但身死，还被杨仪诛了三族，还要背上反叛的罪名。对此，陈寿说了句公道话：“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26>
　　还有马谡。“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27>“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28>，亮因之兵败，遂“戮谡以谢众”<29>。街亭之战的过程，史载不详，然而一则，马谡实战经验不足；二则，张郃乃魏之名将，智勇兼备；三则，谡所领不过蜀之前军，郃统帅的是魏关西诸路人马，众寡悬殊。因此，马谡之败，情有可悯，亮用人不当，其过大于谡。可是，两人各自的下场呢？谡是戮以“谢众”了，亮自请贬三级，“于是以亮为右将军”，然而，“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30>。蒋琬曾劝亮：“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31>，亮不从，遂斩马谡。
实际上，诸葛亮和马谡情同父子，故“违众拔谡”<32>，欲使其立功也，不想谡非方面之才，以致大败；亮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得已把马谡做了替罪羊，这才演了一出挥泪斩马谡的悲剧。故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33>
　　当然，诸葛亮并不仅仅直接或间接杀了一些人，应该承认他也确实提拔了一批官吏。但是当我们分析一下他所最欣赏、最重用的都是哪些人时，却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共同点。亮所亲近并一手扶植起来的年轻一代，不外乎继其执政的蒋琬、费祎、姜维，亲如父子的马谡，临终付以后事的杨仪，以及《出师表》荐于后主的董允、郭攸之、向宠等。这些人，除姜维是关西降将外，蒋琬零陵人，费祎江夏人，马谡、杨仪、向宠襄阳人，董允、郭攸之南郡人——而零陵、江夏、襄阳、南郡，在汉末同隶属于荆州刺史部，也即他们全都是荆州人。这样一归纳分析，诸葛亮用人的特点，就可一目了然了。
　　刘备的主要臣属按其地域来源和归服先后，大致可分为三个集团，即以关、张、赵为代表的中原集团，以法正、李严为代表的西川集团，还有以诸葛亮、庞统为代表的荆楚集团。诸葛亮，虽然是琅邪人，但其父早丧，幼年时即随叔父诸葛玄迁居襄阳，躬耕陇亩，并与荆襄名士庞统、司马徽等交往甚密，因此他是荆楚派的当然领袖。但与后世野史小说所记述的不同，亮初在刘备诸臣中的地位其实并不高。王夫之就曾在《读通鉴论》中详细地论证了备之“信公（亮）也，不如信羽”<34>——确实，诸葛亮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永远也比不上“寝则同床，恩若兄弟”<35>的关羽、张飞。但备生前，亮还一直受到西川集团的压制。法正来归后，刘备对之恩宠无右；备得西川，“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36>；备取汉中，携正同行，而令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37>。诸葛亮亦自知难与法正抗衡，故正“擅杀毁伤己者数人”<38>，或劝亮抑止之，亮“知先主雅爱信正”<39>，而不敢诤。直待关、张、法正先后物故，刘备兵败白帝，托以后事，才终于确定了诸葛亮的首辅地位。
　　亮既腾达，荆楚集团跟着控制了蜀汉朝政。中原集团死伤殆尽，西川集团许靖已亡，孟达投魏，只剩一个李严趋奉于亮，不为大害。严虽南阳人，然入蜀受刘璋重用，后降刘备，实际上是属于西川集团。他为了讨好诸葛亮，甚至于“劝亮宜受九锡”，<40>而汉魏六朝时通例，权臣加九锡是篡位的前奏。终亮之世，蜀汉无人可与抗衡，但亮也需考虑身后之事，也需为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马谡、杨仪之辈铺好锦绣前程。其陷孟达，贬李严、廖立，压制魏延等举动，应该都是出于此种考虑。
　　诸葛亮最信爱的，当然是情同父子的马谡，所以要“违众拔谡”，欲使其立功服众也。谁想事与愿违，谡大败于街亭，亮被迫挥泪斩谡，于是又把目光移到了杨仪身上。杨仪“性狷狭”<41>，同事关系不好，是故亮临终荐蒋琬、费祎自代，但把身殁后统军还国的重任交付于仪，明显的以仪为继承人。可惜杨仪受爱太过，早为人妒，蒋琬等一朝权在手，便剥夺了他的实权；仪口出怨言，被费祎举报，于是坐诽谤下狱，终于自杀身亡。
　　综上所述，诸葛亮之用人，并非或者起码并非全部的唯才唯贤，而是以集团利益为其基础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蜀汉虽非亡于党争，却起码是衰于党争。

三、用兵：
　　诸葛亮的《隆中对》，一直被誉为千古绝唱，然而过高估计其价值和所起的作用，却未免有悖于历史真实。首先，隆中对策并非独一无二。析其中心，不外乎据荆、联吴、取蜀三事。据荆、联吴，鲁肃之说孙权，即有“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以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42>等语，与之同出一辙。取蜀，又有张松、法正之说刘备，及周瑜之为孙权计。荆、益、扬，乃当时有志抗曹者所必争之地，川、鄂主暗而不能守则取之，东吴上下一心则友之；如此明显的道理，鲁肃、周瑜深知，法正、庞统深知，曹操亦深知，诸葛不过饰其词而顺其理而已，未必如俗传高出众贤之上也。
　　其次，隆中战略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据荆和联吴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体，如果只从刘备集团的角度去认识荆襄的重要性，而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孙吴集团也是必争之地的话，很容易使整个战略变成泡影。在这点上，鲁肃劝孙权借荆州于刘备以巩固联盟，其战略思想可谓相当的高明。诸葛亮呢？２１５年，刘备议还荆州于吴而复翻悔，并亲自东来与孙权对峙，险些造成联盟的破裂，后曹操入汉中，刘备惧腹背受敌，才割三郡而撤；２２１年，刘备不顾诸臣谏阻，提全蜀之师伐吴，兵败而几至国灭——这两次事件，他除备既败猇亭后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43>外，未发片言只语，更无缓和吴蜀矛盾的计策进献，较之鲁肃，实在逊色多矣。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诸葛亮并不如后世所传说的那样高明，而在战术上，陈寿亦早有“奇谋为短”<44>之叹。刘备绝代枭雄，知人甚明，于部曲中拔赵云、魏延，皆成一时名将；而终备之世，舍入蜀围雒不下，召诸葛亮与张、赵西援外，从未使亮统军。备卒，以国事托诸葛亮，以军事付李严，而亮不知以何种手段更进揽军权，遂开始其南征北伐的生涯。
　　后主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南征，“其秋悉平”<45>；其后从六年至十二年，短短七年间四次亲统大军北伐，不仅未能成功，甚至可以说寸土未得（俗传六出祁山者，建兴七年，陈式偏师攻武都、阴平，郭淮来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46>，此未必能算诸葛亮之功；八年，魏遣曹真等攻汉中，“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47>，亦不能算在诸葛亮北伐之列）。固然，不以成败论英雄，但逐一分析他每次徒劳无功的原因，却的确能够得出结论：亮非大军事家也。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叛魏应亮，关中响震”<48>，“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所有也，而亮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49>。诸葛亮行军力求其稳，不肯疾趋，昔曹操“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50>，遂于当阳长坂大败刘备，利有必趋者也；而亮计不及此，死抱住“必蹶上将军”的古训，其与赵括相差几希？
　　出兵前，魏延献计，称坐镇长安的魏安西将军夏侯楙“怯而无谋”，故欲请“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51>。而“亮以为此计悬危”<52>，不用。
　　魏延之计究竟是否可行，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兵家多以为奇谋，而文人多同意诸葛亮之见。杨伟立先生于《论诸葛亮北伐》一文的后注中分析道：“《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肃传》说：太和四年（２３０年），曹真攻汉，王肃上疏：‘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通鉴》胡三省注：‘谓子午谷之路，行才及半也’），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据此，魏延的估计是错误的。”<53>杨先生真可谓纸上谈兵矣！一者子午之路，不同于高速公路，从南往北与从北往南，行进速度未必相同；二者魏则正兵挺进必缓，蜀欲奇兵偷袭必急；况王肃于“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前，尚有“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悬而难继”<54>之语，杨先生独不见乎？以之责魏延不明，何其谬也！
　　还有人认为“魏延这条计，实在是过低估计了敌人，要是夏侯楙闭关拒战，以逸待劳，后果将不堪设想。”<55>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夏侯楙何如人耶？魏延用兵而岂能不料敌主将之勇懦乎？用兵之道，在奇正相生，五千军出子午，败不过丧一支偏师，胜则可断魏潼关东西的联系，进而席卷陇上，虎视中原，利莫大焉。后金人南下，先使一军堵住潼关，不放北宋最有战斗力的西军匹马东援，才轻而易举地攻陷汴梁，亦此理也。
　　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主力从祁山出，并命马谡统前军取街亭。魏大将张郃击破谡，亮一军败，全军败，遂“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56>。虽然常言有云“一招棋错，满盘皆输”，但部分失败牵动全局，到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复敢称亮善用兵乎？
　　亮既还军，魏大将军曹真料其不久必由陈仓复来，遂荐郝昭守之。果然是年冬，亮出散关，顿兵于陈仓坚城之下，一筹莫展，终于粮尽而退。此役虽斩魏将王双，然寸步未能出汉中，不能算作胜利。此后的建兴九年、十二年，诸葛亮又两次北伐，却又两次无功而返。魏人称“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57>，虽语带讥讽，细思却也不无道理。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诸葛亮治蜀，不能富国而妄求强兵，其何异于缘木求鱼？况其用兵又实在平庸。台湾军事史家李震先生说得好：“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58>
　　还有一种观点也须驳斥。以南宋陈亮为代表，称“孔明以步卒十余万，西行千里，行行然，求与之战，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彼岂孔明敌哉”<59>，认为蜀军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这是诸葛亮善兵的明证。其实战争的成败要依据战略目标是否达成来作判断，诸葛亮的目标是西据陇右，进图中原，他达到目的了吗？他能算掌握了主动吗？一出祁山，张郃直击其必救——街亭，大破马谡，亮前功尽弃；二出祁山，曹真料其必出陈仓，使郝昭守之，以逸待劳，又大挫亮谋；三出、四出，司马懿以坚守之策，教其粮尽自退。由始至终，亮竭尽心力，却寸步难行；魏劳战之卒少，却收防御战之全功。实际上战争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魏军手中，是以蜀因战益弱，魏被兵不伤，终于有二士灭蜀之役。

　　由此可见，诸葛亮既非大政治家，也非大军事家，其治国、用兵之才能和成绩，都甚为平庸。那么，他又是怎样从一个并不算杰出的历史人物演化成一位近似神仙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呢？仅仅归咎于小说野史，是不公平的。我们还必须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起。
　　《晋书》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太低。陈寿称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60>。其将亮比之以管仲、萧和，如此盛赞，何以《晋书》还不满意呢？《晋书》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嘉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又称：“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唯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61>其意责陈寿非良史，因私怨而不为丁氏兄弟作传，且故意贬低诸葛父子云云。受《晋书》的影响，后世乃有称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62>者。
　　陈寿真非良史乎？北魏崔浩却对此持相反的意见，浩云：“承祚（陈寿字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按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63>清人王鸣盛亦称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指《蜀书·诸葛亮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而谓《晋书》“好引杂说，固多芜秽，此亦其一也”<64>。同时代的赵翼也持相近的观点，并责《晋书》是“不识轻重”、“无识之论”<65>。近世史学家范文澜、缪钺等亦以为陈寿之为诸葛亮立传，并不存在所谓歪曲事实的“曲笔”——刘宗华、惠英二位先生在《陈寿评价诸葛亮曲笔辩》<66>一文中对此问题有着系统的阐述。
　　然则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真的很公允吗？他虽没有丑化亮，但有没有故意美化亮呢？细察其文，单独为诸葛亮立一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67>，并用了足足一百五十一个字来总评亮，篇幅远远超过魏武和汉昭烈。原因何在呢？其实很简单，寿为汉臣，入晋后心怀故国，故借治史抒发其《黍离》之悲。晋受魏禅，以魏为正统，视蜀、吴为割据，寿不敢过赞刘备，遂深移爱于诸葛亮也。其情可悯，但后人却不能不有所鉴别。诸葛亮之本传固然天花乱坠，《蜀书》的其它篇章中，却如上文所述，颇多于亮不利之蛛丝马迹，由此亦可见寿实甚溢美亮也。
　　其实在晋初，士大夫多讥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68>，而郭冲、陈寿等独发议论，赞崇孔明，是为其形象偏离历史真实的开端。延至东晋，又有习凿齿、孙盛、裴松之之流，更目亮为天人。松之于刘宋时为《三国志》作注，广搜“亮之异美”<69>，取舍之间，其仰慕之情毕现。史学和文学一贯是为政治服务的，习凿齿等人之褒亮，当然亦有其历史原因和政治动机。习氏生活的年代，正是权臣桓温把持东晋朝政，废幼帝，谋篡立之时。史载：“是时桓温觊觎非望，习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70>很明显，习氏是借古讽今，以诸葛亮总揽朝政而不谋篡示天下，并说桓温也。
　　此后，历代多从陈氏、习氏之言，诸葛亮之仁智忠勇遂成定论，诸葛亮之平庸奸狡则湮没无迹。且亮之一生于陈寿笔下，着墨最多者非其用兵，非其治国，而是过江东说孙权一节也。故亮之形象，初为策士，次政治家，殆至隋唐才始有智将之变。
　　诸葛亮这个名字，经常和“八阵图”联系在一起。所谓“八阵图”，一是指诸葛亮使用过的兵家之阵法，二是指奉节县长江岸边的一片天然石碛，传说为诸葛亮所布军阵。唐代大军事家李靖极尊崇亮，将其与孙、吴、穰宜、曹操等并列，论及军阵，直称“诸葛亮八阵法”<71>。而实际上，八阵图古已有之，绝非诸葛亮自创（一九七二年山东出土的《孙膑兵法》即有《八阵篇》，宋代王应麟亦称东汉窦宪“常勒八阵击匈奴”<72>，等等，例证不胜枚举），而李靖所以有此言，必是当时民间俗传如此，乃至鱼目混珠耳。
　　作为胜迹，《水经·江水注》中说：“江水又东径诸葛亮图垒，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今以水流漂荡，岁月消损，高处可二三尺，下处磨灭殆尽。”<73>至唐杜甫则诗曰：“江流石不转”<74>，刘禹锡更云：“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聚石分布，宛然高存。峡水大时，三巴雪消……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唯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动。”<75>两相对比，《水经》之“下处磨灭殆尽”者，实也，后人所谓“行列依然”云云，则虚妄甚耳。小石堆成阵图，而竟至大水六百年不能毁损，其非神物而何？此神物诸葛亮造成，亮非神人而何？可见唐之前其犹人也，唐以后已化而为神矣。
　　亮之神化，别有二证。《隋书》载史万岁南征事迹：“行数百里，见诸葛亮记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76>《四分律抄批》又有亮死后“踏土照镜”<77>，缓缓撤兵，司马懿卜其未亡而不敢追，所谓“死诸葛亮怖生仲达”<78>故事。能料数百年后事，能死而诈生，此何人耶？而正史、俗传至此已皆目亮为神，是无可疑矣。
　　至于隋唐诗人赞亮之作，亦甚乎多矣。李白云：“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79>李频云：“鼓吹青林下，时闻祭武侯。”<80>刘禹锡云：“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81>等等。当然，对诸葛亮最为崇仰的要算老杜了——诗曰：“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82>又曰：“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象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83> 生逢安史之乱，生民之惨有甚于汉末者，则企盼有如传说中的诸葛亮之类大贤出现，又岂止杜甫一人？亮不过自比管、乐，工部却更赞其为伊、吕，“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84>，是痛心疾首有志且有力于王室复兴一如亮者之不再也。殆至南宋，陆游有诗曰：“出师一表真名世，千古谁堪伯仲间”<85>，陈亮也以为“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论者乃谓其自比管、乐，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尔……此无异于儿童之见也”<86>，盖其时势及二人之心情与工部略同耳。
　　裴松之以蜀汉为正统之说，起初并未被历代史家所认同。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便依旧按曹魏纪元分卷，自然其对于诸葛亮的论述和评价，也与《三国志》大同小异，既没有《隋书》等所包容的杂秽存在，也没有在《三国志》的基础上，给予更进一步的美化。靖康以后，金人占据中原，南北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宋的三大战略出兵要点，一则淮东，二则淮西，恰为故吴攻魏的荆扬前线，三则四川，又仿佛诸葛亮北伐基地。李纲尝上书赵构，言淮西之重要：“荆湖，国之上游，其地数千里，诸葛亮谓之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控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带，皆当屯宿重兵，倚为形势，使四川之号令可通，而襄汉之声援可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87>当时形势，与吴蜀联合、共拒曹魏何其相似？南宋士大夫如陈亮、陆游等尊崇诸葛亮的原因，可不言自明矣。
　　至于当时民间，诸葛亮的“神道”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在南，已有讲唱三国故事的平话出现，其于亮“神迹”之渲染，下文另述；在北，也有金院本《十样锦诸葛论功》、《赤壁鏖兵》、《七捉艳》、《舌智》、《庐江祭》等，成为元代诸葛戏的前身。
　　元代杂剧，有关诸葛亮事迹的剧目更是层出不穷。仅今天可知的，就有《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挂印气张飞》、《七星坛诸葛祭风》、《诸葛亮隔江斗智》、《孔明收取阳平关》、《诸葛亮石伏陆逊》、《诸葛亮秋风五丈原》等不下数十种。其中大部分已佚，但从其名目中可知，火烧博望、祭东南风、三气周瑜、八阵图困陆逊等虚构的情节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从尚存的几部杂剧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民间文学对诸葛亮的再塑造是如何的有趣。如《博望烧屯》，前半部叙述三顾茅庐请诸葛。起初孔明死不下山，突然赵云登场：“奉命镇守新野，谁想甘夫人生一子，主公不知，某亲自卧龙岗报喜去。”<59>孔明听闻，立刻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答应下山了。缘由何在？——“我观玄德公喜气而生，旺气而长，我所以下山去也。”<88>然后是一篇惊人的《隆中对》：“曹操七十二郡，按着天时之地；孙权现居江东八十一郡，按着九数，乃地利之方……吾观玄德公可住西蜀也……西川五十四州，五见四，也是个九数，是人和之地。便好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89>这是诸葛亮吗？整个儿一个妖道！而在这样神乎其神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罗贯中于《演义》中描写诸葛亮还仅仅“近妖”而已，不能不承认这确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已具《演义》的雏形，让我们来看看它是怎样描写诸葛亮的吧。“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90>这是他的出场，终场呢——诸葛病殁五丈原，时司马懿在魏营，“至当夜，狂风过处，见一神人言：‘军师（孔明）令我来送书。’司马接看书中之意，略云：吾死，汉之天命，尚有三十年。若汉亡，魏亦灭，吴次之，尔宗必有一统。若尔执迷妄举，祸及尔也。”<91>仲达遂急急退兵，不追蜀师。由此可见，它依旧没能脱出半神半鬼的俗文学老套路。
　　直至罗本贯中删芜取精，巧加润色，作《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形象才终于又部分地恢复了人的特点。罗本其人其事，正史不载，野史又真伪难辨；今人多称其为元末明初人，尝仕于张士诚，士诚败后隐居著《三国》以明其志，应当是比较可信的。也正因为贯中生于乱世，又有志于王霸之业，故其甚知兵也，他笔下的诸葛亮才真正有智将的味道，而不象此前的传说中，是只会玩弄妖法，或者干脆拾他人余唾的可笑角色（《江表传》中，载有诸葛亮射杀魏将张郃的故事，就几乎原文照抄太史公《孙膑列传》的杀庞涓一节）。
　　和平话相比，《演义》更接近于历史，更合乎于情理，在再度抬高诸葛亮的前提下，也抹去了前此传说中的许多神秘色彩，虽然诸葛“多智而近妖”，却起码没直称其“本是一神仙”。首先，《演义》为了突出诸葛亮，把平话中许多本置于他人身上的功劳，都归之于亮了。如平话称周瑜草船借箭，又称庞统收服荆南四郡（元杂剧有《庞掠四郡》）；到了《演义》中，却变成孔明借箭，周瑜反蒙在鼓里，庞统也直至诸葛亮平四郡、收黄忠后，才仕于刘备。其次，平话中某些情节有损于亮忠仁的形象，罗氏也毫不犹豫的舍弃了。如平话称诸葛亮当廷斩却曹使，逼迫孙权不得不联刘抗北；又如平话叙述司马懿潜师以平孟达之乱：“孟达得知，写书于诸葛，诸葛不来，司马益近，孟达又写书于诸葛，诸葛又不来。孟达会其意，言：‘诸葛计也。’孟达自缢而死。”<92>前一段，罗氏全部删除；后一段，干脆改为诸葛亮反复书劝孟达小心，达不听乃致败亡，而其临死前的话也改成了：“果不出孔明所料也！”<93>
　　平话于亮之北伐，叙述得毫无条理，前后倒置，且臆想甚多。如一出祁山，计除孟达；二出祁山，木牛流马运，取街亭，大破夏侯楙；四出，马谡失街亭，馈妇人头面于司马，计斩张郃；五出，周仓诈醉戏仲达……等等。《演义》理清了脉络，删其荒诞，并增加许多新内容，如弹琴退兵等，使北伐一段文字成为全书可与赤壁之战相伯仲的重头戏，也使诸葛亮的形象更为高大完美了。
　　然而，元末群雄并起，各以实力、诈谋割据一方，虎视中原。除韩林儿以赵宋为号召外，其余徐寿辉、陈友谅、方国珍、明玉珍，包括罗贯中之主张士诚，无不僭号称尊，志在天下。因此罗氏的正统观念是比较淡泊的，反映在《演义》中，他并不以为刘备承继汉统是绝对的名正言顺，对于诸葛亮，他更欣赏其智谋和“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而非其对刘汉正统的坚贞不二。考士诚亦起于草莽，亦割据于地方，而其于苏杭间甚得民心，至今故老相传东吴王的事迹犹多，仿佛昔日荆蜀之于刘备。盖罗本或借孔明自况乎？亦非情理之外事也。
　　到了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三国演义》，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百二十回本，由于历史条件和编订者世界观的不同，它与罗本原作相差甚多。首先，清统治者一贯标榜自己是为前明复仇而进关的，是绝对的正统，反映在毛本《演义》中，那就是尊刘抑孙贬曹的封建正统思想非常严重。因此，毛本竭力渲染刘蜀集团的仁义爱民，“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94>，在于诸葛，则删去了罗本反映其权术诈谋的几件事。如六伐中原，火烧上方谷之时，罗本臆造了亮设计坑杀魏延及其部下五百兵卒的情节；本来，魏延之死是历史上的一大冤案，诸葛亮诚不能辞其咎也，为了掩盖这一污点，罗氏故意费尽心力假造出脑后反骨、火烧魏延、踏碎命灯等情节，就文学手法上来说倒是相当成功的。不过火烧魏延实在有损诸葛亮的忠厚形象，毛本将其连根拔去，使人物更为高大平正，但也因此失了罗本原有的一份王霸之气。毛氏父子终究都是纸上谈兵之辈。
　　诸葛亮之神化，更深入来说，是由历史社会心态决定的。首先，从东晋逮至明清，北方少数民族屡次南下占据中原，退守江南的汉族士大夫因此普遍存在着一种北伐情结。北伐的始祖，诸葛亮也，故亮自习凿齿始一变为天人，正此理也。其次，自晋以后，在上位者感觉以之可以宣扬封建忠孝思想，巩固其统治；士大夫目之为学而优则仕与立身扬名的楷模；百姓又苦盼有才能、有仁义、爱抚下民的统治者出现——故文则孔明、武则云长，都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塑造成距离事实甚远的神话人物。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历史是公正的，史学却未必公正，文学艺术更是难以脱离创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主观思想意识。诸葛亮由平庸而至英才而至神仙，正是一大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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