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封建文人的苦乐是系着朝廷政治的。他们的命运就像是系着线的风筝，线的一端是帝王的喜好。他们或仕或隐，人生如浮萍。帝王一乐，需要的时候，他们便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松人。”自我感觉好的不行。一旦失意，便变个法子发牢骚，弄一些请高力士脱靴的小把戏。或干脆辞官而去，纵情山水，自得其乐，表面上一副乐天模样，其实心中的苦只能憋着。在整个隐士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外国人把“隐士”一词译作躲起来的官僚，无意中道出隐士的实则。隐士们虽浪迹江湖，而整个的心眼都盯着政府的。“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真左右不是人也。
我在读正始文人的心态史资料时，随他们的喜悲而喜悲，他们表现出来的乐是巨大的苦，他们表现出来的苦是扭曲的乐。
正始是魏齐帝曹芳用过的一个年号。曹芳算是曹丕的养孙，并非曹家嫡亲。曹丕儿子魏明帝曹叡临死，准备将帝位传给养子曹芳。他没有亲子，本可以传位给兄弟，但他偏准备传位年仅8岁的曹芳，这就给以后的麻烦埋下了伏笔。明帝将死，急急召回正在前方苦战的司马懿，他对司马懿说：“天下事凡事皆可忍，唯死不可忍。我这么急召你回来，就是要你辅助曹芳即位。”这是何等的信任，作为臣子的司马懿一定感动的涕流满面。如果是这样，局面也许不致于以后的那么糟，可不知明帝是如何考虑的，也许是出于没将帝位传与兄弟的内疚，也许是出于对司马懿的担心之故，他又安排曹爽与司马懿一起来扶持幼主。一山不容两虎，于是曹爽与司马懿来个明争暗斗。曹爽是本家，自然占上风。但司马懿是何等城府，凭手腕与之周旋，表面上并不与曹爽争权，闭门装病，以骄其心，静观事态之变。果然，曹爽慢慢露出了野心本性，“车服拟于乘舆”，出入仰然天子。结果被司马懿抓位机会杀了，自己独擅大权。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可没老爹的涵养，司马懿死后，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野心勃勃，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司马师死，司马昭专权，皇帝曹髦对左右讲，“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祸从口出，于是司马昭便杀了曹髦，立曹奂。作臣子的如果轻易地对主子说换则换，讲杀则杀，那天下便就不是主子的了。司马家族至此，已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基础工作，至司马炎，便自立为帝了，是为晋武帝。
竹林七贤正是生活在这段历史过程中的士人。在朝廷这一系列的变化前，他们志趣相投，好庄老之学，又都爱好音乐，生活也十分安定，心态自是十分的平稳，故结伴作竹林之游。但当朝廷出现以后的一系列政变后，摆在他们面前是两条堑然不同的价值选择。便开始了快乐并痛着的心理历程。
古代士人对改朝换代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为“圣之清者”。如商时的伯夷、叔齐。两人皆为孤竹国公子，伯夷为长子，当立国君，但他知道父王喜爱弟弟叔齐，为尽孝道，不辞而别离开孤竹，好不让父亲为难。叔齐亦不愿作不义之人，为恪守礼法离国而去。这样至清至迂的人真是亘古所无。当周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双双“叩马而谏”，劝武王不可以臣子身分攻打天子。后武王立周，他们“耻食周粟”，双双饿死首阳山，以生命来保全操守。被世代士人奉为“圣之清者”。一为“圣之任者”，如伊尹、姜尚之辈。伊尹出身奴仆，曾“五就汤，五就桀”，意思是曾五次见成汤，五次见夏桀，要求任用他。后终为成汤所用，助汤伐桀，灭夏立商。孟子称他是“圣之任者”，说他无论为谁所用，他是以拯救人民为已任的。
儒家的理论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正如上述在改朝换代的问题上，有这么两种模棱两可的论点，野心家拿在手中，真是再宝贝不过了。司马祖孙夺曹魏天下，有此理论作舆论根据就可堂而皇之了。司马昭一定把自己比作伊尹、周公，哪个说他讲不通呢？
当时，士人们分作两派，一方标榜“道德”、“名教”，拥护司马代曹，视为“禅让”。一方反名教，视司马为篡逆，耻与为伍。竹林七贤所面临着的正是此两种的选择。
二
持后者态度的以嵇康最烈。这有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嵇康与曹家有婚姻关系，当然反感司马代曹。主观上嵇康性“峻切”，《晋书》说他“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天质自然”，“性烈才俊”，眼里容不得半点龌龊。他长得俊伟，一副偶像名星的尊容，立时“岩岩然若孤松之特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颓”。司马家族势大后，他辞去中散侍郎一职，与好友向秀一起“好锻”（打铁）为乐。司马氏其实是很需要像嵇康这样的名人为其服务的，断不会因与曹家是亲戚关系而排斥。于是派钟会去探风。钟会率一大班随从去访他，他巧与向秀在大树下挥汗锻铁，对钟会视而不见，钟会好一阵无趣，怏怏而退，嵇康偏还要扔过一句酸溜溜的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自以为解恨。钟会也非等闲之辈，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是故种下了祸根。
竹林旧友山涛升职，好心推荐嵇康顶其职，嵇康闻之，怒不可遏，致函山涛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说山涛根本不了解自己。信中骂山涛简直是屠夫，自己一身腥血不够，还要污秽染向别人。他说自己不适合作官有七个理由。说自己喜欢懒睡，好“抱琴行吟，弋钓草野”，十日半月的不洗脸面，满身虱虫，不适着官服，总之不喜欢与俗人共事等等。最后干脆说有两个观点最使他所不容，一者“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会显世教所不容。”二者“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活脱脱是一篇反政府的宣言。商汤代夏，武王代商，正是司马氏所效发的；周公、孔子也正是政府所标榜的，嵇康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后来嵇康的死直接原因应是这封信，因此山涛被后人所不齿。我想这也许冤枉了山涛，山涛与嵇康的关系是很好的。山涛是断不会拿这封信向当局邀赏的，也无此必要，但山涛接到此函时难免有一肚子的不快，整个好心无好报，可能不经意说与他人，以解解冤气。
恰好有一件直接的事促使当局拿嵇康开刀了。好友吕安的老婆与其兄吕巽通奸，吕安大怒，要去告他哥哥。嵇康替他兄弟调解，做和事佬，劝兄弟相安。可吕巽来个恶人先告状，告吕安违背了“孝悌”之孝道。我想那个时代标榜名教，是把孔子的话当法律依据的，于是吕安入狱。嵇康为之辩护。政府正好找嵇康的碴，便一并入狱。这本是一件很普通的民事案件，就因为有嵇康插手，合皆吕安倒霉，竟双双判死刑。洛阳三千太学生闻政府因这么一件小事竟要处死大名士嵇康，很不理解，便相约至朝门为他求情请免，这一闹只有让嵇康死得更快。嵇康死得很潇洒，临死请哥哥嵇喜取琴来，从容弹一曲《广陵散》。这曲子据说是嵇康受圣人梦中所授，实则是嵇康托圣人以怀反司马氏而死的毋丘俭、夏侯玄等人的。嵇康死，此曲遂成绝唱。临死嵇康又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可见对山涛还是很信任的。山涛后来也不负老友，也许是出于那封信的内疚吧，他将嵇绍推荐给司马昭，司马昭立马给予重用，授予秘书郎的高官。向来政治仇恨是不隔代相沿的，嵇绍后来竟为晋惠帝挡箭身亡，成为晋朝的烈士，不知他在阴界遇老爹，嵇康会给他什么颜色看。我想，儿子这个结局是与嵇康长期的教育有关的。奇怪的很，嵇康的这种“峻切”性格，半也不希望儿子继承。他曾作《家诫》，殷切期望儿子做人要圆滑，不能效乃父禀性。这真是大矛盾，大悲剧。
三
鲁迅先生十分仰慕嵇叔夜，因为先生的气质与嵇康非常地相像。嵇康有著名的“君子无私论”。他认为凡君子，心中不存是非而行为又不违道德。外不慕时尚，内不为情欲所系，是故可越名教规范，而不拘于言行合于大道。嵇康是一个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铮铮汉子，他视道义、气节胜过生命。其实，他是一个非实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人。他也曾服食五石散，以求长寿。他写《养生论》、《声无哀乐论》、《宅人吉凶论》、《难自然好学论》等，讨论的都是如何长寿的问题。他纵然山野，放纵性情，追求快意人生。但在道义气节与生命、生活相违背时，他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哥哥嵇喜入仕，他无限失望，写诗数首给兄弟，以抒情绪。诗云：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秣马漫步于开满野花的山岗，垂杆射鸟于平坦的原野，五指漫弹着琴弦，目送着归鸿远去，这是何等快意的人生。正如陶渊明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其实，陶潜也是对现实很不满，空有一身才气不可施展，而牢骚满腹。但他有自己的释放方式，他寄情山水，参与劳作，一切都随他去吧。而嵇康不同，他是什么疙瘩都不可容的，爱公开评议自己看不惯的东西。所以，在诗的后面，他无限伤感地感叹知音一个个不能免俗地离去。好友们一个个作官去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兄长嵇喜也作官去了。在他的心中是无限的失望与悲哀。心中有那么多的遗憾，那样纵情山野只是巨大痛苦上的掩饰，是痛而快乐着。嵇康的个性决定了他不能像陶潜一样有自己的释放方式，他只能直面现实，不能委全适应于周境。于是，他只有死生。据载，嵇康曾去见孙登，孙登是真隐士，一语道破嵇康的命运，他预测嵇康命运，说他“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在孙登的眼中，嵇康的“识”是有问题的，大意是认为嵇康不识时务吧。连孙登也如此看他，他是何等的孤苦也。
四
阮籍与嵇康一样对现实不满，但他对待现实的方式显然比嵇康要聪明的多。
阮籍长嵇康十余岁，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公子。他本“志意宏放”，有“济世”之才。少年时曾登广武山，游览楚汉战争战场遗址，发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叹。在他眼中，刘邦、项羽之流不过是一介草寇而已。但他一生却郁郁不得志，内心的苦痛是常人所不知的，因此他的行为也为世人所不了解。
他好色，那个才子不好色。但他风流不下流。邻居有一卖酒西施，阮籍常去饮酒，酒不醉人人自醉，醉后便倒在此女子身旁睡去，此女的丈夫也不介意，因为他知道阮籍的内心是无一点杂念的。同村有一美女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她，竟前往大哭一场。嫂子回娘家，他亲往送别，依依不舍。这些都是当时的礼教所不容许的。更不能为世人所容的是，他母亲去世时，他恰与友人下棋，战正酣，有人告之其母死讯。友人急欲停子，籍不允，说“请终此局”。至终局他方“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按当时的礼教，母亲去世，作儿子的不可喝酒吃肉，他却照吃不误，但内心的悲哀使其至“瘠毁骨立”的地步。名士裴楷来吊丧，阮籍披头散发，“醉而直视”，不为答礼。旁边的人看不惯，说裴楷不该来。裴楷说，阮籍是名士，而我必须遵守礼法。裴楷与阮籍，一遵道德之形，一守道德之神，皆高人耳。
对当局，阮籍有一套“非暴力不合作”的应付办法。太尉蒋济聘他作其秘书，开始他多次托词婉拒。把蒋济搞得很不是滋味，友人劝阮籍不可得罪了太尉，他才勉强去上任，然不久便托病辞职。后来他也无奈做了几次官，情形大致若此，从没正而巴经地工作。司马昭请他出来做官，他敷衍说愿意当东平相。他对司马昭说：“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他做了太平相不过十余日，上任时间里，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将办公室的门打通，以便办公时一眼便能欣赏外面的风景。他听说步兵营的伙房有人善于酿酒，“乃求为步兵校尉”。他做官全是为了找乐子，司马昭也不怪他。在司马昭眼里，阮籍只是可用作其“礼贤下士”的幌子罢了。阮籍也十分清楚当局的心理，顺水推舟，相安无事。
尽管如此，阮籍内心深处的痛苦是很深的。因为他自少便自视甚高，刘邦在他心中不过“竖子”而已，安能是观观景、喝喝酒之辈。因此，他便有许多排泄心中愤懑的行为。如他善于作“青白眼”。遇知已便以青眼相对，若逢俗流，便对之翻白眼。一次，他往访稽康，恰稽康不在，稽喜请他入屋，他即翻白眼辞去。想来稽喜在当时是一个十足的低俗之人，与其弟判若两人。稽康的朋友都不喜欢他。吕安也曾访稽康不遇而遇嵇喜，便在门上书一“凤”字，稽喜不解，实讥其为“凡鸟”也。阮籍还有一个发泄痛苦的办法，便是穷途吟啸。他每每醉后，独自驾车出游，信马为缰，任马将自己带到不期之地，“每至穷途”，“辄痛哭而返”。人只有到了极端苦痛，才有此举。
当局若光利用阮籍的名气，还不致于阮籍心态的过于尴尬与无可适从。偏偏似乎司马昭表现出对阮籍过度的关爱和尊重。司马昭有心聘阮籍的女儿嫁给儿子司马炎，与阮籍作儿女亲家。阮籍大恐，连醉60日，令其“不得言而止”。司马昭欲封九锡，马屁精们便策划请人作“劝进表”，想来想去，认为让阮籍作最为合适。阮籍又是故伎重演，以醉来拖延此事。最后躲不过，只好作了。文前先将司马昭的功业大大夸奖一番，将司马昭比作伊尹、周公、齐恒公、晋文公。最后笔锋一转，劝司马昭如功成之后可以“临沧洲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这段话用意是很深的，言外之意是说你最好不要有篡位的野心。想必阮籍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的这副德性，据说，他也作《家诫》，反对儿子仿乃父之风。他曾作《咏怀》80余首，以抒发自己的情怀。钟嵘《诗品》评阮籍的诗是“反复凌乱，兴寄无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如《咏怀》之一，诗云：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末的“伤心”，缘由何来？没有交待，真个“兴寄无端”，一颗伤感之心茫然四顾，流浪无绪，其苦何堪言耳。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谓之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谓之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读阮籍诗，总是叫人感喟不已。他的个性表现非天生，而是现实迫使他作出的无奈的扭曲。这种士人历史上不少，一方面欲保持自己高尚人格，一方面又必须想办法保全生命。我反对那些为正气必须作出生命牺牲的苛刻观点，他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对稽康和阮籍，使我想起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像前者的如傅雷、老舍、邓拓，以死生来抗议污辱，类后者若钱钟书、沈从文、汪增祺，苟存生命以待新生，两者都值得我们尊敬。
五
竹大七贤中有的正儿巴经地当官去了。山涛是七贤中唯一的政治人物，这表现在他有较强的政治洞察力。早在曹爽与司马懿争权时，山涛已是朝廷命官。司马懿装病时，已是四十岁的山涛一次与石鉴共宿，半夜醒来，用脚蹬醒石鉴，说：“此时如何睡得着，你知道司马太傅病是何意？”石鉴说他多心。山涛越想越觉不妙，权衡再三，决定辞官而去，作竹林之游，做他的贤士去了。两年后，直到司马氏政权稳定，他才出来做官。这时的司马氏父子自然把山涛看作敢于与曹爽划清界限的战友了。山涛是一个有极高修养的人，不与同僚争权夺利，在朝廷不会得罪任何人。在竹林中，他与嵇康最为友善，可见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他一生也许很顺畅，只是嵇康的死与他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那封信断会折磨他终身，甚至整个文人史。
王戎也出来做了高官。王戎的心态史是很值得心理学家作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年少的王戎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有一次与小朋友路过一树，树上结满果子，孩子们纷纷上树抢果子，唯王戎无动于衷，旁人问他为何不上树摘，他答：“路边树结了这么多的果子，而没人采摘，一定是苦的。”结果真如他所言，果子是苦的。年稍长，当大官的父亲病丧，属下很多人送来丧礼，多达数百万钱财，都被王戎一一退还。父死后，王戎替父职，出来做官。后来的他与年轻时的他已是判若两人了。到了晚年，他竟变得俗不可耐，贪婪与吝啬得无可复加，活脱脱一个中国的葛兰台。他广置田产，妄想“周遍天下”，每天晚上与老婆拿着牙筹翻来覆去地计算着收入，一副永不满足的样子。女儿出嫁后，向他借几万钱，较长时间没还，他就拿颜色给女儿看，开始女儿莫名其妙，等还了钱，父亲才对她有笑颜，女儿对父亲很是伤心。侄子王衍结婚，送什么礼物好一直拿不定主意，结果挑一件薄薄的单衣作为礼物，不久又觉后悔，竟上门去索了回来。最为荒唐的是，他家种一李树，果子结得特别好，自舍不得多吃，决定拿到市场上去卖，但又怕良种被别人拿去，出售竟将李核一一钻破。王戎的晚年简直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变态者了。王戎的变化与清谈兴许有关，在竹林的日子里，他与友人都好老庄，对某一问题喜欢进行反复的无谓的深究，结果反而越辩越糊涂，“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残酷的现实使这些作悠闲之游的士子变得茫然。什么道德、礼教全不是东西，只有信仰自己，趋于放纵，有的尚能超脱，有的便流于鄙劣了。一个聪明的理想主义者的堕落是最可怕的堕落，一旦不存在了理想，他之无所顾忌往往更胜于常人。王戎是一个最特出的例子了。《世说新语》有一则记载：“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稽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墟。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 。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刘义庆将这段笔记加上《伤逝》的题目，这伤不仅仅在于王戎的伤，更在于作者的伤。
向秀是迫不得已才是去作官的。向秀最钦佩嵇康，随嵇康打铁，又向吕安学灌园，生活甚是自得。嵇康一死，向秀孤独、恐惧，无奈只得到洛阳表示愿意做官。司马昭接见他，笑他说：“以前我以为足下有箕山之志，看来我是看错了。”这话、这笑如无形之刀一点点刨剁向秀心底。传说，尧曾欲让位于许由，许由便跑到箕山躲起来。司马昭分明是讥讽他，向秀回答说，我今天才明白隐居的人“未解尧意”，所以“不足慕也”。向秀此刻心中是在流血。
六
除嵇康外，一直保持本性的要数刘伶与阮咸。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但个性却与嵇康颇为相似，而刘伶又恰有阮籍之风，这真有趣。
刘伶奇丑，全没其他竹林贤士的明星风采。他不满时世，便作“今朝有酒今朝醉”状，嗜酒如命。他常骑小驴漫无目的出游，一路豪饮，令一小童扛锄相随。说：“哪天我醉死在路中，你即挖一坑埋了。”老婆劝他戒酒，刘伶称需神灵帮助。妻便“供酒肉于神前”，待妻离去，刘伶便“跪而视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吃了供神之酒食，醉于神像前。大丈夫心中闷苦，妇人那得知也。刘伶总是采用“佯狂”以避乱世。他曾一丝不挂在家裸饮，有人笑他。他答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裤，尔等钻进我裤裆何如。”一次与他人争吵，人挥拳相向，刘伶说“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对方笑去。刘伶只有装孙子，以安其生，他有真快乐吗？
阮咸也鄙薄利禄，轻视功名和外表之礼法。时人爱虚荣，每年春夏将贵重衣物、书籍搬出来晒一晒，以显富贵。阮咸贫，也拿出一根长竿，将一条粗布围裙挑起，晒在院子里。说：“我不能免俗，姑且也应应景罢。”他姑母有一婢女甚美，阮咸母丧，姑母带此女来娘家奔丧，与阮咸发生了关系。丧事毕，姑母带女回去，阮咸急骑驴追出，将女抢回。在母丧期间发生这样的风流事，也只有阮咸做得出。他也好豪饮，常以大盆盛酒，邀数友人围在一起同饮，不屑用杯子，而将嘴凑上去喝。猪闻香也来同饮，人猪同乐，快哉快哉。
这是大真的行为，没半点掺杂，如何不动人。
《庄子·渔父》篇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足以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助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无贵真，不拘于俗。”
他们都是庄子理论的实践者。但要守住这“真”的底线，又是何其难哉，虚假的世界是其假想敌，必须付出残酷的代价，甚至生命。
转载自国学论坛http://bbs.guoxue.com，作者：陈纬
But I think I’d rather live with the fear and guilt than the nagging, perennial question: why am I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