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6月9日,是胡凌漪老师逝世九周年的日子。我找到了一篇在胡老师周年祭时写的文章,重新一个字一个字敲进电脑。8年前的我自我感觉还很好,用词还很华丽。但文章的感情,都是真实的。直到今天我再读这篇文章,都能感觉到8年前那个夜晚,同样的心情。
时间真的很快,胡老师离开我都九年了……
如烟往事
今天翻看日历,猛地发现已是6号。再过三日,就是胡老师的忌辰了,可是我还没动笔写我一直想要写的文章。赶忙给钢笔打好水,拿出纸来写。
但,我执着笔,对着纸,半天也没能写出一个字来。我环顾四周,宿舍里各种各样的声音令我根本没办法启动思路。我摔下笔,逃了出去。
外面,风很大。3号台风就要来了。我一个人游荡在风中,茫然四顾,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已颇为熟悉,但于我此时的心境说来,却相去甚远。我现在需要的是一座山中小城,一条长江蜿蜒而过;而这里,是中国东南角上的一个海岛,连它的风都是带着海的味道的。让我在这样的风中,写出长江水的滋味,谈何容易。
但我必须写,没人这么命令我,可我知道这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
我只好就这样动笔,写一篇带点海风味的文章。
和胡老师相识的故事,已听过许多遍了,都是当事人讲给我听的。我自己本不会讲,毕竟当年才五岁上下,那时的事当然不太容易记得明白。但听得多了,我便也能复述了。
那天天挺阴的(我脑中的印象似乎是这样的)。一大早,爸爸就用车载我出门。我很奇怪,不知去哪儿。结果行了很久,似乎都穿过了整个城市,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当时,吸引我的是那里奇特的建筑模式,秀美的雕塑和停在一旁的两家破直升机。
爸爸和从里面迎出来的一位阿姨寒暄了几句,就让她领我进去。我也就进去了,没作什么抵抗。现在的孩子逢到这样的情况哭着喊着不肯离开爹娘,我没有。阿姨把我带进了一间教室,里面已有很多小朋友了,多是比我大的。我现在只记得那天上午做了些游戏就回来了。胡老师那天刚好有事,不在。
之后,我就每个星期都到那个叫“少年宫”的地方去,跟着胡老师学很多以前从未听过甚至从未想过的东西。
第一次见胡老师是什么情景,我脑中是一片模糊印象,只记得刚去那阵子,家里人提到她时,称她为“那个胖胖的老太太”。而胡老师经常同我讲起的是“拔萝卜”的故事。那也是在初见时发生的。
童年的记忆是美好的,可是由于我的懵懂,很多已遗失掉了。我要感谢那些帮我拾起这些记忆残片的人们。若不是他们帮我留存了这些残片,我的童年将会留下令人遗憾的空白。如果那样,我的人生将是不完整的人生。
能帮助我回忆童年的还有那一帧帧幼时的照片。看到它们,我就能撷取到十几年前的镜头。不用多,一个就可以勾起许多往事。
我有张照片时当年在少年宫的“多功能厅”讲故事时照的。是什么故事,已无从考证,但当年胡老师教给我的代表作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拔萝卜》和《吃不到葡萄的狐狸》是胡老师经常同我说起的两个故事。我长大后也讲过不少故事,但她都很少和我提起。
我以前并没仔细地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胡老师对十多年前的故事更怀念呢?现在细细琢磨起来,问题还是很简单的。我们这一辈后期的作品,多数功利性极强,都是为了应付各种各样的比赛而赶排的,不像那些经过胡老师的手,精心排演的节目,能给老人家留下深刻印象。另外,功利性强的节目一多,给人的感觉都一样了,反不如童年时的那些幼稚清纯的表演给人印象来得深刻。
在少年宫,我待了有一年。其间也留下不少趣事,像“端午观龙舟”的故事。这些和胡老师无甚关系,留待以后再提吧。一年之后,胡老师离开了少年宫,回到了群艺馆。我也就随着她到了群艺馆。
现在每当我路过少年宫的时候,我都会投之以充满敬意的目光。因为我是在这儿开始跟胡老师学语言表演的。我今天能混成这幅模样,少年宫是最早的起源。
如果说,我是在少年宫开始我的演艺生涯的话,那么我是在群艺馆发展了我的演艺生涯。
我真正记得跟胡老师学习的一幕幕情景是从这儿开始的。在那个时候,我已不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了,和我同一辈的小朋友已成为胡老师的主要学生。他们包括:胡雨波、李纬娜、戴俊峰、雷娜、康健……这些人现虽已各奔西东,但有的依然是我的挚友。
1987年,群艺馆把原来分散的几个课外学习班(抑或叫“第二课堂”吧,找不到好的词汇了)组合了起来,成立了“景德镇市少年儿童艺术学校”。胡老师的这个班在学校中的名称是“语言表演班”。于是乎。“语言表演”成了胡老师教授这门课程的名字。这种说法我一直带到了大学里,一直有人听我说特长是“语言表演”时,表现得非常惊奇——没听说过。毕竟,那只是我们自己的笼统说法。
我是文艺学校的首批学生。现在看我那时的日记,经常可以看到“景德镇市少年儿童艺术学校”这样的字眼。那时的我写这十二个字,丝毫不会觉得繁琐,我所有的只是自豪的心情。
语言表演班第一期学生刚进去时应有二十多个,甚至更多。可到两年后第一期毕业时,就只剩下八个人了。这八个人我至今还都记着:何鹰、吴莹、余剑、董宇、李纬娜、戴俊峰、胡雨波和我。我珍藏着一张我们八个人和胡老师在毕业典礼上的合影。每当我看到这张合影,我都会忍不住想哭。我不是哭我们八人如何如何,我是哭我们的胡老师。照片上,站正中的胡老师一头乌发,意气风发、笑容满面地看着正前方。是呀,她并未耗费太多心力,便培养出了这么多令她非常满意的学生,她怎能不意气风发,满脸笑容?她看到的是一个人才济济的语言表演班,这个班正处于鼎盛时期。一位老师一生中最欣慰的莫过于此。和她这一脸笑容相比,1998年5月17日我最后一次见到胡老师时的那张脸……太憔悴了!
进入鼎盛时期之后,胡老师的弟子们在各种场合频频露面。我们参加各种演出,在各种语言表演性质的比赛中获奖,在电台主持少儿节目……这一辈人中,我、纬娜及比我俩稍后入师门的洪亦修是取得成绩最多的。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这些成绩,都离不开胡老师对我们的指点。但现在回首往事,我发现我们的这些成绩给我们固然是带来了荣誉,带来了欢乐,但给胡老师带取得出了些许欣慰外,更多的可能是负面影响。
这就要从我们这批人进中学谈起了。
人都是会长大的,每一个新学生都会变成老学生。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取得各种各样的奖项的同时,还要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小学毕业了,我们升入了初中。一下子,学习紧张起来,这是我们无法再每个星期都到文艺学校去上课。于是我们由在胡老师那儿学习变成在逢到演出、比赛时找她辅导。
偶尔,我到胡老师那儿去玩,发现认识的师弟师妹越来越少,而胡老师班上的人却是越来越多。逐渐的,她的语言表演班变成了大小两个班。每个星期天下午,群艺馆三楼演讲厅就变成了一个幼儿园。来学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而送孩子来上课的家长却是越来越多。胡老师在照顾那些孩子的同时,还得应付一群群家长,劳心劳力。再到后来,我到她家中去时,发现她的家中也已排起了一条长队,在每个时间段都会有人来要求辅导。这其中有孩子,也有大人——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们。胡老师只好把自己每天的时间按小时分成无数个小块,分配给他们。而她自己,送走一拨,又迎来一拨,已是陷入了这个泥潭而无法自拔。
我问过她,为什么不推掉些授课,给自己留下些时间。她毕竟已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了,岁月不饶人呀!
她无奈的摇了摇头:“都是熟人,怎么推呀。”
此时的我,站在她面前,已比她高出许多。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额头多出的一缕缕白发。虽然她仍是满脸的笑容,但看得出,那笑容里更多的是无奈。
我心中隐隐的掠过这么个念头:是我们害了胡老师。当时我不敢往这边去想。但胡老师过世之后,我在悲痛之余,无以怨怼,只好拿自己出气了。
我们这一辈是胡老师弟子中的一个高峰,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自然而然的就把老师的名头打响了。人们知道了这个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如何如何了得,取得了怎样怎样的成绩,自然都把孩子送到门下来学习,也希望能循这条路出名。这样一来,由于我们的广告效应,使胡老师的工作量剧增,终于积劳成疾。所以说,我们这些弟子是害了她老人家的元凶。
其实,胡老师也很厌烦这种情况。她不止一次的向我提过,在她后来教的这许多学生中,已很难再出一两个象我、纬娜、亦修这样的材料了。当年的语言表演班一个班才二十来个学生,她可以一个个单独辅导,可以非常仔细地教。但后来呢?两个班,每个班都有五六十个人,你让她如何一个个教?
于是乎,胡老师就按“大锅饭”的模式教。尽管这样能稍稍省力点,但与她本意有悖,对她来说仍是件十分痛苦的事。
更何况,她的工作还不止这些。她在家中教的那些人,每个人要准备一套教学方案。老人家六十多岁了,在本应退休颐养天年的日子里做如此之大量的工作,如何受得了呀!
更可悲的是,大的投入不能得到大的回报。
老人上了年纪,身体不好是很正常的。但胡老师的病是“不病则已,一病□□”。我都不知该在方框中填上什么字好了。
我妈和我讲过,曾有一次胡老师重病入院,年幼的我急得哭了出来。那次毕竟还让我哭出来了,一年前,我根本是欲哭无泪呀。
98年,我见过胡老师三次,每次的地点和胡老师的身体状况都不同。
第一次是正月初一,我上胡老师家去拜年。这是我多少年来的习惯了。那天正赶上和我熟识的一位师姐也去拜年,于是我们三人聊了一下午,非常开心。那时的胡老师,精神矍铄,根本没有半点病容。那时的我哪能想到,一年后的大年初一下午,我无处可去,一个人如孤魂野鬼般在大街上游荡。
第二次是在四月份,二检之前,我专门到群艺馆去看她。她一见我就皱眉头说身体境况大不如前了。勉强能行走的她,要忍受一身的病痛来面对一大群孩子。她的吃力程度我只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是在她上课的间隙见的她,当她要上课时,我自然就起身告辞。她见我站起,并未起身,只给了我她的哨子。这是示意上课的哨子,她自己吹不了,要我帮她吹。
连运口气吹出来都极为困难的老人,要整个下午都在那儿教百十来号孩子。对她,我们还能有什么话说吗?
第三次是在5月17日。那天我想从胡老师那儿查点关于语文的资料,于是贸贸然就给她打了个电话。胡老师的声音让我震惊了,我几乎都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她费了很大的功夫,才给我讲明白,不,是令我听明白她新迁的住所所在。我赶忙赶了过去。
这是的胡老师躺在榻上,头发花白而凌乱,胖胖的脸颊消瘦了许多,眼神似乎有些散乱,说起话来有点有气无力的感觉。
我跪在她的床前,不知说什么好。她却笑着问我这问我那。那时离高考已不足两月,她已病成这样,仍不忘鼓励我,要我放轻松点,不要介意结果太多。她看到我脸上的忧色,笑着劝慰我说,她不会有事的,她还要等我、纬娜、亦修高考完与我们欢聚呢。
没成想,6月一个阴蒙蒙的下午,妈妈告诉我胡老师的噩耗。她毕竟还是失约了。她故去的那天是6月9日,一个月之后的7月9日,正好是我们高考结束的日子。
她早走了整整一个月……
我现在回想起5月17日,总会深深的自责与自己的自私和冒失:就为了自己那一点点东西而去打扰胡老师的静养。但我又深感幸运:如果不是这么一打扰,我和胡老师的最后一面将会提前到四月,我也将无法和她最后一次单独谈心。
6月15日,使胡老师的追悼会。我和纬娜一起去参加。当我们遇到小师妹周园时,她扑到纬娜怀里放声痛哭。当时,我没掉泪,不是不想哭,只是觉得生命中少了些什么,身体已经空了,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我想起4月间见胡老师时,她对我说:“我不敢躺下去,我怕一躺下去就起不来了。”她连让自己躺下休息的权利都没有。可她实在是太累了,以至于她这一躺下,就真的起不来了。
7月,胡老师的孙女柯妮回景德镇收拾胡老师的遗物。她告诉我们,胡老师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那一系列语言表演教学教材,已经被她的学生拿走了,他要接着教下去。
因为,那些都是胡老师的孩子。
现在已是凌晨两点,舍友们都已入睡。耳边除了偶然会有的舍友的梦呓之外,只剩我的音乐。
夜,好静。
我终于将文章写完了,在这样美丽的夜里。我也只能在这时写完。因为,等太阳一升起,这个蛰伏的世界又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匆忙、浮躁、功利。在那样的世界里,我将迷失自己,找不到来时的路,寻不回这份回忆。
AHH……好困!真的是太晚了。
朦胧中,耳边的音乐渐渐地悠远起来,女歌手的歌声似乎从天边宫阙而来,在静夜中婉转回荡,心中的起伏都被它一一抚平。
猛地记起,这是王菲的《Eyes On Me》。
Eyes on me……
我踱到屋外,抬头看遥远的夜空。感觉冥冥中,似乎确有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我……
1999年6月8日晨02:30
于厦大 F4-311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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