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性是一切的基础。
人性的概念很大，爱情观、世界观、历史观都可以归结到人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说是“人性使然”。但这决不意味着人性深不可测，人性的最佳定义就是——价值观。
价值观决定取舍，与人性决定行为，这两种表述方式是一致的；当然，人与动物不同，甚至宠物与野生动物也不同，有时会作出并非本心的选择。然而，这并非由于违背价值观，而是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或着对形势判断有了不同的看法。
生产力推动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不同的生产关系导致统治者被迫采用新的思想改造社会大众，维持统治。
这似乎有些夸大了统治者改造思想的能力。举中国为例来说，是奴隶制解体导致百家争鸣出现，还是百家争鸣出现导致奴隶制解体，并最终孵化出封建社会。从二百年的过程上看，显然是思想先行。古今中外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种思想体系往往多年之后才被人类接受。
价值观推动论
从人性为本的哲学角度看，生产力、分配制度只是“形势”。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生产关系可以跳越式发展。不同的形势下，价值观会指导个体作出不同的行为，从而导致不同的社会形态。
从历史的经验也可以看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可以容纳任何一种层次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与生产力并没有绝对的对应，而真正对应的，是随自然科学发展而扩大的人类认知范围，由认知范围扩大而导致的价值观升华。
举例来说，在印度的种姓时代，人类被认知为神的创造，不同种性的人来自不同的等级，因此划分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并且对不同种姓的人种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在这样的认知下，高贵种姓可以杀死低贱种姓而不受惩罚。
在中国，皇帝被认为是上天之子，有能力的人往往被称为星宿下凡，百姓由此对他们产生敬畏之心。这种随机降临的尊贵，是社会对精英崇拜与神灵崇拜合一的结果。王子与庶民同罪的说法，更可以验证原本的不平等。这种社会认知心态，至今在中国依然存在，反腐败过程中有人呼唤毛泽东复活、朱容基的祖上血统被证实作过宰相，甚至一度产生雍正皇帝热，都缘于这种心态。这是哲学研究不可多得的活化石。
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的后代逐渐失去神性，取而代之的是血统说，英国女王、日本天皇依然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着存在，但在价值观的变化下，她（他）们已经不再是统治者，甚至连精神领袖都不是、而成为礼治领袖。
还有许多历史上的例子可以证明：价值观是决定社会制度的主体，而不是生产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将人性放在第一章的缘故。
生产力与价值观的巧遇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改变一下想法。社会制度的变革不是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过程，而是人类认知范围推动价值观，价值观改变社会关系的过程。
巧合的是，人类认知范围的扩大必然会造成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也恰好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舍本逐末的误区所在。
而那些对社会制度麻木、一心寄望于来世的宗教，根本没有资格参与这种讨论。
哲学在谈讨、思考社会关系，而宗教是懒惰者的教条。宗教只是对现有社会关系的零碎缝补，永远不会过时，也永远没有争论的必要，因为宗教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为什么”、而在于“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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