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所以能战胜拥有尖牙利齿的狮虎，在地球物种中，获得更多种间竞争的胜利，缘于工具。
工具对供需曲线的作用
最古老的工具可以追溯到树枝、石块，后来有了机械、有了核反应堆，现在有了信息化手段——IT。
这些工具的出现，提高了个体的创造能力，使每一个个体的供需曲线更加优美——单个劳动者供的数值得到提高，与作为消费者时的需也相应提高，但盈余更多。
在各行各业，都会出现一些精英，他们的智慧改变该行业业者的供需曲线。例如袁隆平：他改变了稻农的供需曲线，使供应能力提高。这带来的意义非常深远。
除了自然科学对供需曲线起作用，社会科学同样有意义。一个优秀的国家制度，可以限制特权阶层的供需失衡，从而维护国家内所有个体的供需曲线。一种道德规范，例如任意一种宗教，使教徒节欲、博爱，极大地减少了个体的需，这个需来自个体在种内竞争中的内耗。
当然，反异教的行动是宗教形式带来的恶果，这种种间竞争行动极大损害了人类种间竞争力，这源自某些宗教的狭隘性。而另一些宗教则具有更大范围的认知，同时对生存竞争提出更大范围的约束。这里不一一点名，因为狭隘教义的教派得罪不得。
管理学的两个作用方向
管理学听起来很大，但它的实质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平衡所管理团队的个体供需，使整体盈余最大化。
管理学一方面是工具，支持供需曲线，另一方面，管理学是人类学的核心：如何平衡个体供需曲线，是人类作为社会性生物生存的核心；而管理学的应用决定社会分配制度，从而决定个体供需曲线。
在近年，中国出现管理学热，中国人开始探索管理学这个工具。其实中国的管理学起源非常早，老子、孔子、韩非子可以看作是中国管理学的鼻祖。
一般来说，管理的方向包括两个：其一是提高个体供力，另一是降低个体需力。其主体内容是分配机制。
提高供力更明显作用来自自然科学，而不是来自管理学，前段时间有披露说：英特尔的利润率达到58％，戴尔8％，而HP电脑只有1％。这充份说明科技核心竞争力对提高供力的作用。
当然，合理的激励制度，也可以有限度的提高个体供力，但这完全受限于核心竞争力所能提供的供力上限。一个没有领先的自然科学作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没有任何机会提高个体供力。
管理学的真正意义在于降低个体需力，这与激励制度毫不矛盾，降低需力的途径来自降低内耗，而不是减少工人报酬、延长劳动时间。例如戴尔，处于一个毫无领先自然科学的行业，但通过各种降低内部个体需力的计算，例如减少物流、货币流、资讯流的环节，从而在该行业获得最高利润率。
另一个例子来自明基，明基中国总经理曾文祺认为：3C企业的优势不在3C融和的未来市场，而在于3C市场的重叠性，因此可以降低单个商品的营销成本。这也是管理学降低内部个体需力的表现。
上述两个例子都是通过计算，减少流通成本，从而降低生产、科研人员分摊整体需力的经典案例，核心在于减少分配对象。管理学对需力作用的另一个表现来自风险回避机制，来自内部的风险包括人员流失、贪污、腐败等等。良好的激励与监督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回避这些风险。举个例子来说：李开复加盟google，无疑对微软是一个打击，带走的科技积累、管理积累，甚至可能包括外部资源以及其它员工流失，为此，微软必须重新着手整顿李的团队（包括李自身的职务）和外部资源，这需要消耗财富，而这些财富，毫无例外的会分摊到每一个微软员工头上。尽管这个数量很难判断，但真正优秀的管理者，一定对此早有准备，将因此可能带来的消耗降到最低。
微软这种中型公司的做法是降低风险，即风险需求转嫁；而对于小公司，则更可能通过激励，避免这种风险，即提高分配激励；对于大公司，企业文化的建立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因为企业的一切制度不能超越法律，企业也无权以暴力约束员工，只能通过建立个体供需观来统治，这与社会文化中的道德或宗教如出一辙。
中国的管理学探源
中国的管理学起源自哲学思考或着治国，而不是企业管理，而西方的管理学则起源于企业管理，逐步应用于治国，至今为止，只有马克思试探性的开始由供需曲线向哲学思考领域延伸，但也只是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粗浅理论。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导致中国管理学概念更大，更难理解、理论性强而应用复杂；而西方管理学更注重细节、更有助于低端人群接受，呈现更强实用性。这与中西方其它学术方面如出一辙。
韩非子的管理理念非常简明，就是用法律来鼓励个体扩大供力，减少内需。韩非子对内需的经典论述是《五蠹》，文中他详细的介绍了五蠹本身供需曲线如何失衡，并阐述了五蠹行为对整体社会带来的道德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其它个体供需失衡。简单的说：韩非子主张用法律约束个体，改造每一个个体的供需曲线，从而做到民强国富。
注意的是，韩非子主张的是民强而国富，也就是优秀的个体供需曲线支持国家。我们今天依然不能脱离这个范畴，因为国家利益依然是个体利益的支柱。
孔子的管理理念非常复杂，与他其它思想融和在一体。这是因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比韩非子广阔得多，管理理念只是后人研读孔子学说得到的启发，是孔子思想体系的副产品。
简单的说：孔子主张用道德修养的方式约束每一个体，让个体需力主动降低以适应个体供力，并指出不同贡献者理所当然可以享受不同待遇。从方式看，孔子的方式更接近宗教，这也是后人习惯将儒家称为“大教”的原因。但孔子的道德约束不同于宗教的节欲，孔子不反对扩大个体生存需求，而是要求克制种内竞争带来的内耗。
也就是说，孔子如果生在现代，他不会反对开宝马，但他会要求买宝马的钱来自贡献报酬，也反对开宝马撞进城农民这种种内恶性竞争；不反对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但会反对贪污腐败这种供需失衡现象。
老子的管理理念更为难懂，后人多以清净无为作为老子的管理精华，认为老子就是要赞成自然状态下的自由竞争。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老子所主张的自然状态下的分配制度有一个前提，就是个体欲望不侵害其它个体生存以及其它种群个体生存。实际上，老子的主张比孔子更宏大，他要求约束的不仅仅是人类的种内竞争，还要求约束人类以外的种间竞争。
回到社会范畴，老子的主张与孔子出发点一样，要求约束种内竞争导致的内耗，但方式却截然不同。老子的主张为：克制欲望，减少需求，同时减少供应。但我们现在知道，老子的主张目前不可能实现，因为人性的本源就是对更好生存条件的追求。除非地球上出现比人类更强大的物种（例如爱滋病毒有效控制人类淫欲），控制人类本源的兽性不能发挥。
但老子的思想非常具有前瞻性，电影《世界大战》中，不可一世的外星人最终败在细菌手下。今天在地球上同样不可一世的人类，或许在毁灭了一些物种后，也会败在微生物手下，从此循规蹈矩，按照自然法则生存，而不再肆意制定反自然的法则。
另外，孔子在种内竞争范畴内没有脱离群体利益，而老子连种间竞争都已经约束了，何况民族、国家、宗教等群体规模的种内竞争。在我们远不能脱离家、国范畴而生存的当前，孔子的主张更具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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