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3 剥削源自分配不公——个人供需曲线应用
郎顾之争已经平息许久，但这场争论带来的反思却越发深入。
顾雏军代表劳动者对资本的剥削？
马克思认为：在雇佣劳动下，资本家剥削了工人，并发明了“剩余价值”这个名词来描述这种剥削。马克思的发现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因为当时所有的思想都认为资本家与工人是合作生产，各分报酬。
郎咸平先生在中国却发现了一个反例，如果说顾雏军作为管理层员工，也是国家资本主义雇佣的工人，那么，顾雏军以侵吞的形式剥削了资本。郎咸平的发现却被另样解读，大家都在指责顾雏军侵吞国家财产，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剥削关系。
从手法上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更具隐蔽性，在道德、法规面前都没有任何破绽；而顾雏军对国家资本的剥削完全找不到理论基础，并且在社会兽性的认知下，被完全定义为罪行。但不可否认，顾雏军成功地剥削了国家资本。
剥削来自分配不公 在个人供需曲线上，剥削阶级总是需大于供，受剥削阶级总是供大于需，分别表现为社会财富的掠夺者和创造者。剥削是财富分配者的专利，分配不公就会被受害者看作剥削。
顾雏军对资本的剥削证明：资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剥削者，真正的剥削者是主持分配者。只有当资本掌握分配权时，才与剥削产生对应。同样，任何人主持分配，都会有机会成为剥削者。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顾雏军以劳动者的身分主持分配，也作了一次剥削者，不仅剥削资本，也剥削了其它共同工作的劳动者。资本不一定总能掌握分配权，剥削者也不一定诞生在资本家中。
翻开中国历史，许多改朝换代造就的新的农民政权，却始终没有摆脱被新的革命赶下台。这是因为历朝后代统治者都会逐渐忘记先人当初反抗的原因，逐渐将分配的天平向自己代表的利益群体倾斜，最终这种不公正的分配方式被称作剥削，激起受剥削群体的反抗，造成下一次改朝换代。
剩余价值是分配的一种方式
因此剥削阶级的说法也需要更正。剥削阶级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资产阶级掌握分配权时才是剥削阶级。而谁掌握分配权，谁就有机会成为新的剥削阶级。
但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剥削阶级，将剩余价值当作剥削法宝是错误的。剩余价值只是分配不公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不是核心。资本剥削工人不在于剩余价值，而是由于其掌握分配权。因此，马克思所谓的剩余价值是狭隘的提法，真正的剥削诞生在分配制度上。
但是由于在近代资本制度下，资本家必然是主持分配者。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马克思的发现中只有资本剥削工人，马克思称资本代表剥削至少在当时是正确的。
而在顾雏军的案例中，国家资本却失去利益代言人，从而没有获得分配权，顾雏军得以凭劳动者身分掌握分配权；这种现象在资本私有的体制下，几乎不会发生，在中国恐怕也只是会昙花一现。
结语 发现了剥削的根源，工人阶级应该放弃对资本阶级的向往或仇视，将资本所有者看作与技能所有者同样的劳动者，并且积极参与分配。
整体看现在，劳动力市场化的趋势胜过资本市场化。既使在资本不够强势的知识经济领域，持有技能者也依然被资本选择，而不是选择资本。
这种情况下，或许我们只能寄望国家机器发挥作用，通过市场以外的手段平衡分配，削弱资本对社会财富分配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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