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在国有资产流失话题中，提出保护国家资本利益。
随着顾雏军事件的进展，又有律师提出保护小股东利益。
吴敬涟则提出保护劳动者利益，并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分配公平＋经济发达”。
“吴氏社会主义”定义相比我们过去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贫困”更近一步，也第一次将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完全分开看，这对马列主义者是一次突破。
过去，马列主义者都认为生产关系同时也决定分配，但随着对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更多了解，在中国，资本家已经不再被看作不劳而获者；同时，现代公司的管理制度如果能真正执行，资本管理者也只是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者之一；而且比较劳动力、资本、智力等投入方式的投入产出比，会发现资本并不一定是获利最高的——尤其是在股市上，投资者与引资者早已形成自由的双向选择机制。
结合现在西方对弱势群体加大社会保障能力的事实，我们似乎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离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更近。
事实上，正如托洛斯基在70年前指出的一样，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
不可否认，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在战争时期，能够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纳粹德国、日本法西斯都有过类似的表现，但如果将“在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民族矛盾掩盖住国内阶级矛盾时，国家经济机器所表现出的强大实力”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大错特错了。
将特定时期下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自由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优越性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是斯大林主义者所犯的一个错误，而对外战争的胜利进一步陶醉了斯大林主义者的头脑。
普京在俄罗斯的推行的改革，毫无疑问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性质一样，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的变革，但中俄两国的政治家都曾经体会到过国家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并且想在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中保留一部分国家资本主义的特色，从而获得比纯粹自由资本主义体制更丰富的优越性。这一点还在实践当中，但可以预见，这种东西方结合的资本主义体制将会拥有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双重优越性，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落后性，最终利弊之间的比较，将决定于一些操作手法的技术性比较。
在从国家资本主义到自由资本主义的改革过程中，官僚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作为过渡阶段而出现。官僚资本主义既不能代表国家资本利益，也不能代表劳动者利益，仅仅代表特权阶层的局部利益。这种特性使得官僚资本主义遭到上层与下层社会组成人群的共同抵制，但由于官僚阶层的权力在一定时期内相当稳固，官僚资本主义并不会短期失去生命力，伟大变革的实现，还需要时间。
在国家资本主义时代，人民（指“人民内部矛盾”说法中的“人民”）实质上是作了“国家资本的走狗”，而且在“国家资本家”没能够很好的管理这个“大企业”时，人民像鲁迅的描述一样，只是“国家资本的乏走狗”。但国家资本主义能够为“乏走狗”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蔽护以及尽可能公平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下掩盖了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力受束缚导致的物质与需求之间的矛盾。
国家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支持经济的发展，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导致物质生产的管理工作取决于政权机器，而政权机器最大的利益在于稳定、统一的政权，而非整个社会的物质丰富。所谋不同，自然结果不同，国家资本主义在对外战争中的优越性表现，正好是其在和平年代所表现出的落后性所在。
在中国，许多所谓“伤痕作家”将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上的无能与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延续混为一谈，这里我有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人头上偶尔长疮，脚底长期脚气导致流脓；本来是两种病，但文化界的庸医却将其看作一种病因导致的两种症状。
从国家资本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再到自由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但官僚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黑暗性确是国家资本主义者和自由资本主义者都不愿看到的。因此我们甚至可以作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毛泽东时代在官僚阶层内部展开的斗私批修运动，是针对当时已经呈现蠢蠢欲动姿态的官僚资本主义势头。
这里面的直接原因或许在于刘青山、张子善案暴露出的官僚资本主义黑暗性，而这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国家资本主义者不能接受的腐败现象。但是，如果将国家资本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再到自由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这个反腐败的运动实质上是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无需讳言，中国目前正处于官僚资本主义时代，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将权力下放的一个必然进程，也是自由资本主义诞生前夕的一次阵痛。
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结合吴氏、毛氏与邓氏对社会主义的诠释，我们可以得出：社会主义包含经济发达与人民平等两个层面。经济发达一面可以用邓小平理论来诠释：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平等一方面则包括：现在西方追求的完备社会保障体系和我国正在畅导的自由、平等的民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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