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沟通生产力
柳青是一个“沟通狂”，整天四处做“沟通技巧培训”，接电话也与众不同，说的是“我们怎样沟通”。如果今后几年出现一门“沟通学”，柳青一定是那个学科的建设者之一。在不了解沟通的人眼里，沟通只是必要的生活技能，但在柳青眼里，沟通的地位还更高，甚至认为沟通能力是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
在柳青看来，沟通是个人生存的基本技能，也是企业发展的助推器，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
“不问”的中国人
在柳青的体系中，将沟通分为三个步骤：说、听、问。
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有一点不同，就在于中国没有人“问”。“问”是在施者说，受者“听”后，受者对施者的反馈，只有经过反复的“反馈——再反馈”后，才是一次成功的沟通。但在中国，我们只见到老师说、学生听，罕有真正的互动式教学，我们只见到领导说、员工听，更少见到下级与上级的争辩。没有反馈的沟通不是成功的沟通。柳青认为：没有成功的沟通，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为什么“不问”——第一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都是以“内敛”为美，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认为好说好问是肤浅。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使得居下位的人不敢问。于是，在中国人的沟通方式中，“问”被换成了“揣摩”，中国古代的宠臣，几乎都是靠擅长“揣摩圣意”飞黄腾达的。
不敢问是中国的痼疾，在一个没有“问”，只有“揣摩”的社会，必然只能造就官僚与狗腿子，还有逆来顺受的阿Q。建国初期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期间，只有少数人敢于替百姓质问，其余的人都在迎合圣意。可悲的是在后世，奴性十足的逢迎者反倒成为了偶像，被后人视作政治家的高超谋略。
奴性的源泉来自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个人价值的实现要靠领导的赏识。一个人的成绩，到了领导那里才成为成绩，领导看不到就等于没有成绩，领导不赏识更是个人发展的壁垒。这样的社会氛围，必然孳生阿谀奉承、揣摩圣意、欺下瞒上的奴才，也必然产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官僚，只是苦了老百姓。
“问”的西方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封建时代一直领先西方；恰恰是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历史阶段，中国落伍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需要的又恰恰是合作。这绝非历史的巧合。先进技术可以学、先进管理可以学，唯独文化不是一朝能完成的，不能实现人与人地位的平等，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沟通；没有真正的沟通，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协作。中国与西方在沟通程度上的差异，是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
西方文化则具有先天的优势，基督教灌输的人人平等的思想，从意识形态领域打通了人与人沟通的桥梁，西方比之中国，是相对纯粹的商业社会，个人价值通过货币进行了一次量化，个人价值会在业绩中体现出来，这使得职员不必处心积虑讨好上级，这种自己决定命运的个人生存模式为成功的沟通奠定了物质基础。
西方的这种人与人平等的社会观念，使西方人拥有“问”的权利，课堂上学生可以向教师发问、工作中下级可以向上级发问，甚至乞丐可以向总统发问。顺畅的沟通促进了社会合作生产，在合作重于个人的工业时代，西方国家轻易超越了蕴藏无穷智慧的中国。
长不大的中国企业
企业内的小社会同样折射出整个社会。一位企业家抱怨：他的员工总是不能准确的执行他的企划，他反复地对员工讲述，问大家明白了吗？还有疑问吗？每次大家都说明白了，没有疑问了；但每次的结果都证实，员工没有领会他的意图。毫无疑问，这位企业家犯了一个他永远意识不到的错误：他的企业文化导致他的企业没有真正的沟通，只能做到上传下达，得不到员工的真正反馈。
一位职业经理人则直接说：他所任职的企业开会时，“该说的人全都不说话，不该说的人在反复说”。该说的人指的是一线员工，他们或者按照领导的意图大唱赞歌，或者在台下倾听领导慷慨激昂的演讲，却没有机会讲述一线的情况与感受；不该说的人是领导，他们在台上慷慨激昂的演讲，还在反复说那些说了无数遍的战略规划、远景目标，但实际上，已经下过了命令他们，现在本该倾听一线员工的报告，听一听来自一线的分析，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少作一些盲目的煽动。
员工“不问”导致的结果就是私下揣摩，领导一分钟的指令，员工却要私下讨论很久，直接影响了工作的效率。更可怕的后果是，由于听不到员工的声音，企业家始终是在以一个人的智慧运营企业，这样的企业当然不会长大。中国的企业往往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走下坡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沟通。
解放沟通生产力
王志东离开新浪后，坦言离开的原因是自己没有做好与董事会的沟通，在看到自己的遗憾同时，王志东也看到了一个新的商机——企业沟通工具。为了更多的人不会重蹈覆辙，他把协同办公平台作为再次创业的主打产品，把沟通作为卖点。这其中滋味，只有经历过失败的人才能体会到。
在惠普公司，每个员工的坐位都不是固定的，看不出谁的职位更特殊，大家在平等的氛围中平等的沟通，交换意见、交流方法，从而动员起了每个员工的智慧。惠普这种平等的企业文化氛围，为良好的沟通创造了条件，惠普得以如此壮大，沟通功不可没。
中西的对比告诉我们：沟通也是生产力，对于企业是、对于个人是、对于国家同样是。进行真正的沟通，就是解放被禁锢几千年的沟通生产力。
柳青还在为了解放沟通生产力而四处传授沟通技巧，但现在他说：人的商品化是解决沟通障碍的唯一途径。
人的商品化——就是将人的价值用货币量化。老子所倡导的“宠辱不惊”，正是这个境界。当人的价值通过社会认同而实现，就不会孳生官僚阶层与奴性，下级就能够真正作到对上级“宠辱不惊”，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才不会影响“真正的沟通”。
柳青：香港光华管理学院特邀讲师，中国第一代专职培训师。曾任DHL中国销售培训经理、伊莱克斯中国北方区培训经理、中新人才专业培训顾问、吉百利中国培训经理，现任eNet硅谷动力网络公司培训经理、Nokia中国学院培训讲师、人民大学MBA特邀讲师
哲学家眼里的沟通
靳希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希腊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系西哲教研室主任、中国现象学学会主席。专著:《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亚里士多德传》、《洛克》；译著：《海德格尔传》。
1、 沟通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广义的communication是有机界区别于无机界的根本特征之一。communication的能力的强弱、手段的高低决定了他们的种群的发展程度的高低。
2、 如果人类失去沟通能力，将会怎样？
是否有共同的communication的手段，决定着能否构成共同的种群或社会。失去了它，社会从何谈起？
3、 随着沟通工具的进化，人类的沟通能力是否提高？
这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沟通工具的进化，可以提高人类的沟通能力，也可以削弱之。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忘记什么是人类communication之本：面对面的人与人的有声有色、声情并茂的言谈沟通。
4、 沟通工具的进化，是否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因素多多，一言难尽。推动社会的进步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5、 不能掌握先进的沟通工具，是否会导致落后，甚至被淘汰？
可能会被淘汰，也可能因此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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