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5月17日

在中国,愚民政策有没有,昨天问了几个网友,回答是肯定的。到了什么程
度,大家都说不清楚,本文仍以写到哪算哪的作风,随心所欲,权做考古,绝不
意未尽而言止。

  卷一

  什么是愚民政策

  最早见到愚民两个字,是在中国的教科书上,忘了是什么时候,但写的主要
是国外和古代,从时空论,和现政府现制度是没有干系的,在此亦不作深究。那
么什么是愚民呢?愚者,愚弄也。民者,大众也。愚民即愚弄大众。愚民政策就
是当局为了一己之私,而推出的愚弄人民,使其愚氓无知,闭目塞听的政策。

  A :愚民政策发端秦始皇把民女强奸了

  但还没来得及将她揽在怀里就死了。

  吴晗同志曾在《论贪污》中称整个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其实从民
众教化的角度上来说,又何尝不是一部愚民史。愚民政策古已有之,从中国通史
看,发端于一个私生子皇上――秦始皇,虽然私生是偷偷摸摸的份,愚民却是明
目张胆的,秦始皇的确没给中国政治开个好头,焚书坑儒也在历史上以骂名传世,
直至今日,人们仍能闻到其中的血腥味。秦建立中央集权制,那时衣服旌旗均以
黑色为贵,而庶民也以黑布缠头,号称黔首,过上了一阵子,“黔首安宁,不用
兵革”的日子。

  皇帝自称为朕,不过那时皇帝好搞兼职,所以宰相的事他也不并做了(宰相
在现在就是总理的意思)。《中国通史》中的说法是“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
裁决”。

  也许是由于太多的政事缠身,秦始皇并没有将愚民政策推广到登峰造极的地
步。在维护统治方面,秦始皇做的有两件事是较为突出的,一是从独廷尉李斯的
建议,将秦以外的史书全部焚毁,私人所藏儒家经内和诸子书都当干柴烧掉,聚
谈诗书者斩首,理由是“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
(《中国通史卷二19页》)。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不过,这里的
书并非全烧尽了的,医药、占卜及农作物的书不属烧禁之列。始皇心知肚明,民
众虽不可施以教化,但不可不强身健体,所谓思想不可杂草丛生,但田间不可不
繁荣锦秀,而始皇几次出巡,“以示强威,服海内”时也不能不有个风水算卦的
先生跟着,几千年后,人们还喊着“开展体育运动,强健人民体质”便是从那时
起的。作物书虽然几千年没有大的进展,黔首们仍只有面朝黄土北朝天的份,但
农也早已纳入了科学的范畴,为人津津乐道。

  光愚弄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不够的。秦始皇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造宫室,其
实造宫室,除了收集天下美女外,还搜集天下兵器,将其销毁,然后在阿房宫前
殿,筑成十二个铜人,重各二十四万斤,据称,为防有人携兵器入阿房宫,还设
了磁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既有眼,独夫难为,之后的事是始皇帝没
有想到了。没有兵器的民众揭竿而起,这就是陈胜吴广领导农民兄弟的起义;没
读过书的项羽刘邦杀进了阿房宫,“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息”。

  中国文化和动荡的年代有缘,春秋战国时期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光辉岁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时的诸多学说,开创了中国未来诸多学派的先河,而秦
始皇统一甫定,立刻闻出了百家是异端邪说,要把藏在民间的书付之一炬。焚书
坑儒只是让人无书可看,或索性不看书,所以那时的民众还是不失天性的。和其
后统治者比,秦始皇也只是小儿科,区区阿房宫还不够交学费的。

  如果说民意是个女人,焚书坑儒,实际上也只是光天化日下绑架民女的行径,
虽罪恶,但也只是将她关起来,虽然偶有动手动脚的嫌疑,但主要还是让民女隔
离大千世界,至于民女怎么想的,秦皇老儿并不知晓,由于秦皇忙于日理万机,
劳顿不堪,还没来得及将民女揽在怀里,便在出巡的路上病死。时为前二一零年,
三年后,秦朝灭亡。

  B :汉武帝骑着他的《公羊》开始愚民

  该死的,民女被诱奸了还被蒙在鼓里。

  以史为鉴,照见未来。在推翻秦制后建起来的汉统知道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汉武帝的确是站在前人肩膀上高瞻远瞩的一位。

  前二零六年,集文盲与流氓大成者刘邦夺得天下,建汉,号汉高帝。中国愚
民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史料载,汉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
正统地位,但西汉前期,指导政治的学说是黄老刑名之学,阴阳五行次之,儒学
也只有替人打酱油的份。从黄老刑名之术,到《公羊》学的盛行,汉时政治进入
成熟时期。从霸(刑名)王(儒)道,到纯儒学,愚民政策也羽翼渐丰。昔时秦
皇,只知秦家天下,而到汉时,纯儒学的政治主张实际将统阶阶级完全的划分到
一个阶级的份上。纯儒学政治使上下层豪强得到兼并的便利,同时也形成了大一
统的思想,“四海一家”指的就是全世界都是一家子,都听皇帝老儿的。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意见,独尊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春秋公羊》,罢黜百家。
西汉前期,为官有三条途径,一是郎官,家有中等财产,自备车马薪水,可进京
做官。

  二是在本郡做官,不限财产。三是由大官老爷征召。而汉武帝在独尊儒术后,
昔日的黔首们也开始官迷心窍,兴高采烈地赶着大好前程去了。这就是那时的孝
廉与茂才制度。儒学与做官结合起来,武帝说,只要你们顺从我的《公羊》,我
就给你们好官做。董仲舒与公孙弘也是深得主子的好处的。当时“古董”成了西
汉今文经学中最大的儒者,而“老公”则做了丞相,封平津候。

  汉武帝牵出他的《春秋公羊》,是因为《春秋》有孔子的名份,是专诛乱臣
贼子的著作,而到了董仲舒的嘴里,便出了阴阳怪调。的确,董仲舒的哲学是《
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董说,凡事有阳就有阴,有上就有下,有顺必有逆,有
昼必有夜。所谓“凡物必有合”、“合各有阴阳”。董的阴阳怪调是,阳性尊,
阴性卑,君、父、夫是三阳(三纲),臣、子、妻则属阴。中国几千的封建糟粕
便是从此开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出一帮奴才。据其阴阳怪调,引而申之,
有愚必有被愚,有强奸必有被奸。而为了当官,进取向上,有事业心,做新时代
的好青年,就只有皓首穷经的份。据载,武帝后的百年间,因为士人求仕必通儒,
因此没少耗费青春。据称有个研究《书经》的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来解释《
尧典》中的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其实这些秦大师,虽然
通了经文,但却也只有当愚氓的份,不过,虽然受苦受累,但也算是白发而立,
事业有成;愚公读经,公而生子,子而生孙,总有一年能把经书读透,彻底体会
经中央的精神。

  汉武帝作为西汉时的领袖,其英明在于他不像秦始皇那样去焚书坑儒,而是
让大家“有书读,读好书”。直到二十一世纪,人们还能见到身穿马褂的人在大
街上点着油灯,彼志不移,令人唏嘘。只是他们仍未明白,因为那点功名利禄而
被诱奸,自己早已成了行尸走肉,却还和《公羊》撒着欢打着滚呢。

C :朱熹挥舞着刀子,把辫子咬在嘴里,表演割阴的艺术

  被虐奸的性奴痛苦地呻吟着。

  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曾进行过一次调查,目前至少36个国家1.2 亿的妇女
被割去阴唇。不过,这大多数都发生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约定俗成的仪式。事实上,
在肉体上的阉割远不如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阉割来得漫长。精神与思想上的阉割在
宋朝的中国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国人的欲望与创造力也成了裹脚布里的敲烂的
碎玻璃渣子,稍一动弹便会有十指连心之痛。

  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前后有几次大的变化,首先是战国孟轲,之后的
董仲舒,然后便是宋朝的程朱理学。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都会有一种大一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似乎只是来自统治阶级,或是民间的思想,
在阉割了真实性与真诚以后的御用。宋朝的理学便是如此。

  几百年后人们将朱熹从坟墓里挖出来对话,不仅是因为他的英名,更是因为
他曾经在中国渊远流长的愚民历史长河中掀起过巨浪。直至今日,仍余波未逝。
朱熹主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让他遗臭万年的名言是“去人欲,存天
理”。这话听来似乎艰涩,却又语重心长,实则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
灯的翻版。

  在程朱理论的教唆下,一向锐意改革的王安石也因此成了“万世罪人”。这
还是王安石死后一百年的事。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三不理论”被当作不良学说,这和一千年后中国某个时期的“两个凡是”形
成鲜明的对照,和王安石比,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上的长进并不是绝对与时并
进的。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实际上就是让咱们的老百姓甘心为奴,甘
心于现存的政治制度,消除异见于无形。大凡异端皆是人欲,统治者的意愿便是
天理,在将程朱理学推上大一统宝座的宋理宗看来,强奸民意就是天理,民意不
被强奸便天理难容了。

  就像是那些非洲的部落里的规矩一样,如果你不割阴,那你就无法加入成年
人的行烈,并为这个部落所不容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朱熹也算是人民的公仆,
却只作着愚民的事。也可以由于其本身的阶级缺陷,脱离了劳苦大众,做出了伤
害劳动人民情感的事。而他也藉着被阉割民众的血,浮到了宋朝正人君子权威的
宝座上去了。正人君子当道,此时的中国人便只能做一个纯粹的人,没有私心杂
念的人,心存天理的人,性冷淡的人,此时的中国,痛苦的呻吟也被皇帝老儿当
作快感的呻吟粉饰着。

  D :从通奸到轮奸

  清政府很快与洋人勾搭成奸,梦里回到战国。

  从强奸民意的愚民到诱奸民意的愚民,一千多年过去了。到清末,一切又发
展到了极致。在《中国通史》中讲到清朝的文字狱时有一段感慨,“大抵一个王
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
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狂疑忌,强化暴力统治。”
于是愚民政策便一并出笼了,在清朝,这种愚民政策是充满血腥味的,即使是当
年的四书五经,也是要经过消毒处理的。

  康熙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
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以“文字之过”大兴狱讼与杀头。乾隆时将文字
狱作为治国大计。最后的结果是,仇家告讦,诬告盛行。清官遇讼,冤案丛生。
师友株连,人人自危。这一点很像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乾隆
还干了一件事就是焚书,而且这一烧便是十几年。人们骂八国联军烧了官方的园
林时却很少有人骂朝廷烧民间的书籍。用乾隆的话来说是这些书“大节有亏”、
“不足齿于人类”。

  全毁,抽毁,删改者不计其数。官方的虐政让纸张上的历史变得面目全非。
民众若有所思所想,便是冒着杀人的危险了,草民黔首,非不学无术,而是不能。
如此积贫积弱积愚,中国也只有生灵涂炭的份。于是鬼子们的洋枪洋炮全来了。
当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到中国时,清政府很快与洋人勾搭成奸,一起干着鱼肉百姓、
强奸民意的勾当了。

  再之后便是没完没了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反清政府,反洋人,反资
本家,反帝国主义……

  想来在那时候该有人摇着滚着喊梦里回到唐朝的,但中国并没有因此回到开
元盛世。

  而是进入了新时期的战国时代,国家不幸诗人幸,中国人迎来了肉体上的战
乱与精神上的百花齐放。就这样在兵荒马乱中有了群混沌初开的人,如鲁迅,郁
达夫,茅盾,还有后来的老舍,傅雷,不过他们大多也只是获得了无限哀名罢了,
郁达夫是最惨的,他死在武大郎后代(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

  回头又想起董仲舒老古董的话,天地必有阴阳,阳为尊,阴为卑。老百姓看
来只有卑的份了。阳在上,阴在下,老百姓便只有被压迫的份了。要想“黔首安
宁,不用兵革”,老百姓便只有被愚弄的份了。

————————————end——————————————

  被虐奸的性奴痛苦地呻吟着。

  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曾进行过一次调查,目前至少36个国家1.2 亿的妇女
被割去阴唇。不过,这大多数都发生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约定俗成的仪式。事实上,
在肉体上的阉割远不如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阉割来得漫长。精神与思想上的阉割在
宋朝的中国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国人的欲望与创造力也成了裹脚布里的敲烂的
碎玻璃渣子,稍一动弹便会有十指连心之痛。

  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前后有几次大的变化,首先是战国孟轲,之后的
董仲舒,然后便是宋朝的程朱理学。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都会有一种大一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似乎只是来自统治阶级,或是民间的思想,
在阉割了真实性与真诚以后的御用。宋朝的理学便是如此。

  几百年后人们将朱熹从坟墓里挖出来对话,不仅是因为他的英名,更是因为
他曾经在中国渊远流长的愚民历史长河中掀起过巨浪。直至今日,仍余波未逝。
朱熹主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让他遗臭万年的名言是“去人欲,存天
理”。这话听来似乎艰涩,却又语重心长,实则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
灯的翻版。

  在程朱理论的教唆下,一向锐意改革的王安石也因此成了“万世罪人”。这
还是王安石死后一百年的事。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三不理论”被当作不良学说,这和一千年后中国某个时期的“两个凡是”形
成鲜明的对照,和王安石比,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上的长进并不是绝对与时并
进的。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实际上就是让咱们的老百姓甘心为奴,甘
心于现存的政治制度,消除异见于无形。大凡异端皆是人欲,统治者的意愿便是
天理,在将程朱理学推上大一统宝座的宋理宗看来,强奸民意就是天理,民意不
被强奸便天理难容了。

  就像是那些非洲的部落里的规矩一样,如果你不割阴,那你就无法加入成年
人的行烈,并为这个部落所不容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朱熹也算是人民的公仆,
却只作着愚民的事。也可以由于其本身的阶级缺陷,脱离了劳苦大众,做出了伤
害劳动人民情感的事。而他也藉着被阉割民众的血,浮到了宋朝正人君子权威的
宝座上去了。正人君子当道,此时的中国人便只能做一个纯粹的人,没有私心杂
念的人,心存天理的人,性冷淡的人,此时的中国,痛苦的呻吟也被皇帝老儿当
作快感的呻吟粉饰着。

  D :从通奸到轮奸

  清政府很快与洋人勾搭成奸,梦里回到战国。

  从强奸民意的愚民到诱奸民意的愚民,一千多年过去了。到清末,一切又发
展到了极致。在《中国通史》中讲到清朝的文字狱时有一段感慨,“大抵一个王
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
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狂疑忌,强化暴力统治。”
于是愚民政策便一并出笼了,在清朝,这种愚民政策是充满血腥味的,即使是当
年的四书五经,也是要经过消毒处理的。

  康熙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
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以“文字之过”大兴狱讼与杀头。乾隆时将文字
狱作为治国大计。最后的结果是,仇家告讦,诬告盛行。清官遇讼,冤案丛生。
师友株连,人人自危。这一点很像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乾隆
还干了一件事就是焚书,而且这一烧便是十几年。人们骂八国联军烧了官方的园
林时却很少有人骂朝廷烧民间的书籍。用乾隆的话来说是这些书“大节有亏”、
“不足齿于人类”。

  全毁,抽毁,删改者不计其数。官方的虐政让纸张上的历史变得面目全非。
民众若有所思所想,便是冒着杀人的危险了,草民黔首,非不学无术,而是不能。
如此积贫积弱积愚,中国也只有生灵涂炭的份。于是鬼子们的洋枪洋炮全来了。
当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到中国时,清政府很快与洋人勾搭成奸,一起干着鱼肉百姓、
强奸民意的勾当了。

  再之后便是没完没了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反清政府,反洋人,反资
本家,反帝国主义……

  想来在那时候该有人摇着滚着喊梦里回到唐朝的,但中国并没有因此回到开
元盛世。

  而是进入了新时期的战国时代,国家不幸诗人幸,中国人迎来了肉体上的战
乱与精神上的百花齐放。就这样在兵荒马乱中有了群混沌初开的人,如鲁迅,郁
达夫,茅盾,还有后来的老舍,傅雷,不过他们大多也只是获得了无限哀名罢了,
郁达夫是最惨的,他死在武大郎后代(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

  回头又想起董仲舒老古董的话,天地必有阴阳,阳为尊,阴为卑。老百姓看
来只有卑的份了。阳在上,阴在下,老百姓便只有被压迫的份了。要想“黔首安
宁,不用兵革”,老百姓便只有被愚弄的份了。

————————————end——————————————

  卷一

  什么是愚民政策

  最早见到愚民两个字,是在中国的教科书上,忘了是什么时候,但写的主要
是国外和古代,从时空论,和现政府现制度是没有干系的,在此亦不作深究。那
么什么是愚民呢?愚者,愚弄也。民者,大众也。愚民即愚弄大众。愚民政策就
是当局为了一己之私,而推出的愚弄人民,使其愚氓无知,闭目塞听的政策。

  A :愚民政策发端秦始皇把民女强奸了

  但还没来得及将她揽在怀里就死了。

  吴晗同志曾在《论贪污》中称整个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其实从民
众教化的角度上来说,又何尝不是一部愚民史。愚民政策古已有之,从中国通史
看,发端于一个私生子皇上――秦始皇,虽然私生是偷偷摸摸的份,愚民却是明
目张胆的,秦始皇的确没给中国政治开个好头,焚书坑儒也在历史上以骂名传世,
直至今日,人们仍能闻到其中的血腥味。秦建立中央集权制,那时衣服旌旗均以
黑色为贵,而庶民也以黑布缠头,号称黔首,过上了一阵子,“黔首安宁,不用
兵革”的日子。

  皇帝自称为朕,不过那时皇帝好搞兼职,所以宰相的事他也不并做了(宰相
在现在就是总理的意思)。《中国通史》中的说法是“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
裁决”。

  也许是由于太多的政事缠身,秦始皇并没有将愚民政策推广到登峰造极的地
步。在维护统治方面,秦始皇做的有两件事是较为突出的,一是从独廷尉李斯的
建议,将秦以外的史书全部焚毁,私人所藏儒家经内和诸子书都当干柴烧掉,聚
谈诗书者斩首,理由是“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
(《中国通史卷二19页》)。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不过,这里的
书并非全烧尽了的,医药、占卜及农作物的书不属烧禁之列。始皇心知肚明,民
众虽不可施以教化,但不可不强身健体,所谓思想不可杂草丛生,但田间不可不
繁荣锦秀,而始皇几次出巡,“以示强威,服海内”时也不能不有个风水算卦的
先生跟着,几千年后,人们还喊着“开展体育运动,强健人民体质”便是从那时
起的。作物书虽然几千年没有大的进展,黔首们仍只有面朝黄土北朝天的份,但
农也早已纳入了科学的范畴,为人津津乐道。

  光愚弄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不够的。秦始皇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造宫室,其
实造宫室,除了收集天下美女外,还搜集天下兵器,将其销毁,然后在阿房宫前
殿,筑成十二个铜人,重各二十四万斤,据称,为防有人携兵器入阿房宫,还设
了磁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既有眼,独夫难为,之后的事是始皇帝没
有想到了。没有兵器的民众揭竿而起,这就是陈胜吴广领导农民兄弟的起义;没
读过书的项羽刘邦杀进了阿房宫,“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息”。

  中国文化和动荡的年代有缘,春秋战国时期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光辉岁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时的诸多学说,开创了中国未来诸多学派的先河,而秦
始皇统一甫定,立刻闻出了百家是异端邪说,要把藏在民间的书付之一炬。焚书
坑儒只是让人无书可看,或索性不看书,所以那时的民众还是不失天性的。和其
后统治者比,秦始皇也只是小儿科,区区阿房宫还不够交学费的。

  如果说民意是个女人,焚书坑儒,实际上也只是光天化日下绑架民女的行径,
虽罪恶,但也只是将她关起来,虽然偶有动手动脚的嫌疑,但主要还是让民女隔
离大千世界,至于民女怎么想的,秦皇老儿并不知晓,由于秦皇忙于日理万机,
劳顿不堪,还没来得及将民女揽在怀里,便在出巡的路上病死。时为前二一零年,
三年后,秦朝灭亡。

  B :汉武帝骑着他的《公羊》开始愚民

  该死的,民女被诱奸了还被蒙在鼓里。

  以史为鉴,照见未来。在推翻秦制后建起来的汉统知道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汉武帝的确是站在前人肩膀上高瞻远瞩的一位。

  前二零六年,集文盲与流氓大成者刘邦夺得天下,建汉,号汉高帝。中国愚
民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史料载,汉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
正统地位,但西汉前期,指导政治的学说是黄老刑名之学,阴阳五行次之,儒学
也只有替人打酱油的份。从黄老刑名之术,到《公羊》学的盛行,汉时政治进入
成熟时期。从霸(刑名)王(儒)道,到纯儒学,愚民政策也羽翼渐丰。昔时秦
皇,只知秦家天下,而到汉时,纯儒学的政治主张实际将统阶阶级完全的划分到
一个阶级的份上。纯儒学政治使上下层豪强得到兼并的便利,同时也形成了大一
统的思想,“四海一家”指的就是全世界都是一家子,都听皇帝老儿的。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意见,独尊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春秋公羊》,罢黜百家。
西汉前期,为官有三条途径,一是郎官,家有中等财产,自备车马薪水,可进京
做官。

  二是在本郡做官,不限财产。三是由大官老爷征召。而汉武帝在独尊儒术后,
昔日的黔首们也开始官迷心窍,兴高采烈地赶着大好前程去了。这就是那时的孝
廉与茂才制度。儒学与做官结合起来,武帝说,只要你们顺从我的《公羊》,我
就给你们好官做。董仲舒与公孙弘也是深得主子的好处的。当时“古董”成了西
汉今文经学中最大的儒者,而“老公”则做了丞相,封平津候。

  汉武帝牵出他的《春秋公羊》,是因为《春秋》有孔子的名份,是专诛乱臣
贼子的著作,而到了董仲舒的嘴里,便出了阴阳怪调。的确,董仲舒的哲学是《
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董说,凡事有阳就有阴,有上就有下,有顺必有逆,有
昼必有夜。所谓“凡物必有合”、“合各有阴阳”。董的阴阳怪调是,阳性尊,
阴性卑,君、父、夫是三阳(三纲),臣、子、妻则属阴。中国几千的封建糟粕
便是从此开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出一帮奴才。据其阴阳怪调,引而申之,
有愚必有被愚,有强奸必有被奸。而为了当官,进取向上,有事业心,做新时代
的好青年,就只有皓首穷经的份。据载,武帝后的百年间,因为士人求仕必通儒,
因此没少耗费青春。据称有个研究《书经》的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来解释《
尧典》中的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其实这些秦大师,虽然
通了经文,但却也只有当愚氓的份,不过,虽然受苦受累,但也算是白发而立,
事业有成;愚公读经,公而生子,子而生孙,总有一年能把经书读透,彻底体会
经中央的精神。

  汉武帝作为西汉时的领袖,其英明在于他不像秦始皇那样去焚书坑儒,而是
让大家“有书读,读好书”。直到二十一世纪,人们还能见到身穿马褂的人在大
街上点着油灯,彼志不移,令人唏嘘。只是他们仍未明白,因为那点功名利禄而
被诱奸,自己早已成了行尸走肉,却还和《公羊》撒着欢打着滚呢。

C :朱熹挥舞着刀子,把辫子咬在嘴里,表演割阴的艺术

  被虐奸的性奴痛苦地呻吟着。

  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曾进行过一次调查,目前至少36个国家1.2 亿的妇女
被割去阴唇。不过,这大多数都发生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约定俗成的仪式。事实上,
在肉体上的阉割远不如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阉割来得漫长。精神与思想上的阉割在
宋朝的中国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国人的欲望与创造力也成了裹脚布里的敲烂的
碎玻璃渣子,稍一动弹便会有十指连心之痛。

  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前后有几次大的变化,首先是战国孟轲,之后的
董仲舒,然后便是宋朝的程朱理学。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都会有一种大一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似乎只是来自统治阶级,或是民间的思想,
在阉割了真实性与真诚以后的御用。宋朝的理学便是如此。

  几百年后人们将朱熹从坟墓里挖出来对话,不仅是因为他的英名,更是因为
他曾经在中国渊远流长的愚民历史长河中掀起过巨浪。直至今日,仍余波未逝。
朱熹主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让他遗臭万年的名言是“去人欲,存天
理”。这话听来似乎艰涩,却又语重心长,实则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
灯的翻版。

  在程朱理论的教唆下,一向锐意改革的王安石也因此成了“万世罪人”。这
还是王安石死后一百年的事。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三不理论”被当作不良学说,这和一千年后中国某个时期的“两个凡是”形
成鲜明的对照,和王安石比,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上的长进并不是绝对与时并
进的。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实际上就是让咱们的老百姓甘心为奴,甘
心于现存的政治制度,消除异见于无形。大凡异端皆是人欲,统治者的意愿便是
天理,在将程朱理学推上大一统宝座的宋理宗看来,强奸民意就是天理,民意不
被强奸便天理难容了。

  就像是那些非洲的部落里的规矩一样,如果你不割阴,那你就无法加入成年
人的行烈,并为这个部落所不容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朱熹也算是人民的公仆,
却只作着愚民的事。也可以由于其本身的阶级缺陷,脱离了劳苦大众,做出了伤
害劳动人民情感的事。而他也藉着被阉割民众的血,浮到了宋朝正人君子权威的
宝座上去了。正人君子当道,此时的中国人便只能做一个纯粹的人,没有私心杂
念的人,心存天理的人,性冷淡的人,此时的中国,痛苦的呻吟也被皇帝老儿当
作快感的呻吟粉饰着。

  D :从通奸到轮奸

  清政府很快与洋人勾搭成奸,梦里回到战国。

  从强奸民意的愚民到诱奸民意的愚民,一千多年过去了。到清末,一切又发
展到了极致。在《中国通史》中讲到清朝的文字狱时有一段感慨,“大抵一个王
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
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狂疑忌,强化暴力统治。”
于是愚民政策便一并出笼了,在清朝,这种愚民政策是充满血腥味的,即使是当
年的四书五经,也是要经过消毒处理的。

  康熙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
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以“文字之过”大兴狱讼与杀头。乾隆时将文字
狱作为治国大计。最后的结果是,仇家告讦,诬告盛行。清官遇讼,冤案丛生。
师友株连,人人自危。这一点很像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乾隆
还干了一件事就是焚书,而且这一烧便是十几年。人们骂八国联军烧了官方的园
林时却很少有人骂朝廷烧民间的书籍。用乾隆的话来说是这些书“大节有亏”、
“不足齿于人类”。

  全毁,抽毁,删改者不计其数。官方的虐政让纸张上的历史变得面目全非。
民众若有所思所想,便是冒着杀人的危险了,草民黔首,非不学无术,而是不能。
如此积贫积弱积愚,中国也只有生灵涂炭的份。于是鬼子们的洋枪洋炮全来了。
当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到中国时,清政府很快与洋人勾搭成奸,一起干着鱼肉百姓、
强奸民意的勾当了。

  再之后便是没完没了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反清政府,反洋人,反资
本家,反帝国主义……

  想来在那时候该有人摇着滚着喊梦里回到唐朝的,但中国并没有因此回到开
元盛世。

  而是进入了新时期的战国时代,国家不幸诗人幸,中国人迎来了肉体上的战
乱与精神上的百花齐放。就这样在兵荒马乱中有了群混沌初开的人,如鲁迅,郁
达夫,茅盾,还有后来的老舍,傅雷,不过他们大多也只是获得了无限哀名罢了,
郁达夫是最惨的,他死在武大郎后代(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

  回头又想起董仲舒老古董的话,天地必有阴阳,阳为尊,阴为卑。老百姓看
来只有卑的份了。阳在上,阴在下,老百姓便只有被压迫的份了。要想“黔首安
宁,不用兵革”,老百姓便只有被愚弄的份了。

————————————end——————————————

  被虐奸的性奴痛苦地呻吟着。

  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曾进行过一次调查,目前至少36个国家1.2 亿的妇女
被割去阴唇。不过,这大多数都发生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约定俗成的仪式。事实上,
在肉体上的阉割远不如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阉割来得漫长。精神与思想上的阉割在
宋朝的中国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国人的欲望与创造力也成了裹脚布里的敲烂的
碎玻璃渣子,稍一动弹便会有十指连心之痛。

  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前后有几次大的变化,首先是战国孟轲,之后的
董仲舒,然后便是宋朝的程朱理学。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都会有一种大一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似乎只是来自统治阶级,或是民间的思想,
在阉割了真实性与真诚以后的御用。宋朝的理学便是如此。

  几百年后人们将朱熹从坟墓里挖出来对话,不仅是因为他的英名,更是因为
他曾经在中国渊远流长的愚民历史长河中掀起过巨浪。直至今日,仍余波未逝。
朱熹主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让他遗臭万年的名言是“去人欲,存天
理”。这话听来似乎艰涩,却又语重心长,实则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
灯的翻版。

  在程朱理论的教唆下,一向锐意改革的王安石也因此成了“万世罪人”。这
还是王安石死后一百年的事。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三不理论”被当作不良学说,这和一千年后中国某个时期的“两个凡是”形
成鲜明的对照,和王安石比,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上的长进并不是绝对与时并
进的。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实际上就是让咱们的老百姓甘心为奴,甘
心于现存的政治制度,消除异见于无形。大凡异端皆是人欲,统治者的意愿便是
天理,在将程朱理学推上大一统宝座的宋理宗看来,强奸民意就是天理,民意不
被强奸便天理难容了。

  就像是那些非洲的部落里的规矩一样,如果你不割阴,那你就无法加入成年
人的行烈,并为这个部落所不容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朱熹也算是人民的公仆,
却只作着愚民的事。也可以由于其本身的阶级缺陷,脱离了劳苦大众,做出了伤
害劳动人民情感的事。而他也藉着被阉割民众的血,浮到了宋朝正人君子权威的
宝座上去了。正人君子当道,此时的中国人便只能做一个纯粹的人,没有私心杂
念的人,心存天理的人,性冷淡的人,此时的中国,痛苦的呻吟也被皇帝老儿当
作快感的呻吟粉饰着。

  D :从通奸到轮奸

  清政府很快与洋人勾搭成奸,梦里回到战国。

  从强奸民意的愚民到诱奸民意的愚民,一千多年过去了。到清末,一切又发
展到了极致。在《中国通史》中讲到清朝的文字狱时有一段感慨,“大抵一个王
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
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狂疑忌,强化暴力统治。”
于是愚民政策便一并出笼了,在清朝,这种愚民政策是充满血腥味的,即使是当
年的四书五经,也是要经过消毒处理的。

  康熙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
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以“文字之过”大兴狱讼与杀头。乾隆时将文字
狱作为治国大计。最后的结果是,仇家告讦,诬告盛行。清官遇讼,冤案丛生。
师友株连,人人自危。这一点很像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乾隆
还干了一件事就是焚书,而且这一烧便是十几年。人们骂八国联军烧了官方的园
林时却很少有人骂朝廷烧民间的书籍。用乾隆的话来说是这些书“大节有亏”、
“不足齿于人类”。

  全毁,抽毁,删改者不计其数。官方的虐政让纸张上的历史变得面目全非。
民众若有所思所想,便是冒着杀人的危险了,草民黔首,非不学无术,而是不能。
如此积贫积弱积愚,中国也只有生灵涂炭的份。于是鬼子们的洋枪洋炮全来了。
当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到中国时,清政府很快与洋人勾搭成奸,一起干着鱼肉百姓、
强奸民意的勾当了。

  再之后便是没完没了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反清政府,反洋人,反资
本家,反帝国主义……

  想来在那时候该有人摇着滚着喊梦里回到唐朝的,但中国并没有因此回到开
元盛世。

  而是进入了新时期的战国时代,国家不幸诗人幸,中国人迎来了肉体上的战
乱与精神上的百花齐放。就这样在兵荒马乱中有了群混沌初开的人,如鲁迅,郁
达夫,茅盾,还有后来的老舍,傅雷,不过他们大多也只是获得了无限哀名罢了,
郁达夫是最惨的,他死在武大郎后代(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

  回头又想起董仲舒老古董的话,天地必有阴阳,阳为尊,阴为卑。老百姓看
来只有卑的份了。阳在上,阴在下,老百姓便只有被压迫的份了。要想“黔首安
宁,不用兵革”,老百姓便只有被愚弄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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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5月16日

  山东人看北京的车和路

  多年没有到北京去了,五一期间,自驾游到内蒙,在北京转了一个遍,有许多感受。
  北京,号称中国第一堵,车的保有量太大,这是不含糊的,但是,北京人开车、北京人走路,还是比较文明有序的,因此惊险并不多。相比起我们这里,油田的司机天不怕地不怕,不论你什么交法不怕你什么警察,很大不同。
  北京不仅路口有红绿灯,就是栏杆,隔一段也有供行人穿越的红绿灯,好象行人可以手控,没有看仔细,没有行人的时候它也会亮,大家都规矩地等,而并无什么摄象探头之类,这一点让俺们佩服。俺们山东没这个,就是路口的红绿灯,闯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没车不妨碍别人的时候。
  北京大概是重修路成本太高,因此马路都是就是加铺,越铺越厚,下水和电缆的井盖就深深地陷下去,形成危险,这一点与山东大不同,山东的路隔几年就挖掉重来,井盖子仍然与路平齐。
  北京虽然盖了许多高楼,建了许多立交桥,但那是主要路段,非主要的地方,贫困得厉害,路窄车多,遍地垃圾,绿化什么的更谈不上,这一点也与山东城市不同。山东城市,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差别也有,没有北京这么大,相对来讲进步比较平衡。而且往往是反过来,边缘地带、城乡结合部,更绿化、建设得好。
  北京虽然机动车多,但是也分时限,北京人大概比较懒惰,没有早起的,早上七点之前,马路上非常好走,没有什么车辆和行人,空空的,这也与山东不同。山东人太勤奋,每天早五点汽车就来回穿梭。

  说完车和路,顺便说点其它的。

  假日期间,北京的外地人太多。然而,要购物,北京却不是理想的地方。西单、王府井仍然是集中的地方,但外地人多是只逛不买,因为没有多少可买的。往日廉价货的主要市场大栅栏已经变样,整顿以后,摊贩大大减少,但仍然值得一逛。抛开外地人,北京的超市、商场比山东城市少多了,很大一个区域内没有大中型的商业中心。这只能说明,北京人虽然有钱人太多,但是贫富差别太大,多数的北京人购买力并不强。
  北京曾经是以小吃著名的城市,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绝迹,只有到王府井才容易找到炸酱面、爆肚之类的,但非常贵,是作为文物来卖的。其它地方除了饭馆,就是外地的小吃,比如米线、拉面一类。这与山东也差不多,但是山东本来就没有什么小吃。
  北京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早点很难找,早上很难找到地方吃点东西,从前不是这样的。

  北京郊区的农民,其贫困超出想象。以八里庄这个城中村为例,就可怜得很,不如山东中下等农村,甚至不如沂蒙山的农村。也许是等着拆迁,不再改造翻新了,但是,密云县“桃源仙谷”的那个村子,有旅游和水果收入,其贫困程度仍然远远超过沂蒙山区的山村,每户农民的总收入不过万把元,老一点的农民穿着很劣质很过时的衣服,布质都起毛,只是没有见过打补丁的罢了。这种打扮在山东早已绝迹,就是鲁西南也找不到这样穿着的。其房屋更是陈旧得很,博山焦裕录的故乡,自然条件算是相当恶劣的了,农民的房子也过得去,全部都是20年以内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