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课上，导师讲了句大话：在现代，你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就要有些神经质；要作个小说家，就缺不了流氓气。言下之意，她对眼下的文学市场很不看好。

     至于到我，一个希望在无垠的小说世界里作些探索的人，听了这些话可能就很不舒服，但无所谓，倘若这句断言真的成为终极真理，我还可以去写杂文，虽然如今写杂文的也都是些正经或假正经的，但总也是“正经”的吧。但我也肯定，如今的作家无论是神经质还是流氓气都是与生俱来，正如萧伯纳在《匹克梅梁》中息金斯教授与假痴不颠的杜特立儿的对话，息金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啊。回答的妙哉，妙哉。

    导师所说的神经质诗人，大抵指的是顾城，海子这一类不能善终的诗人，顾城的杀妻后自尽，残退激流岛；海子的卧轨山海关，这些终究结束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诗的神话。至于流氓气的作家，则指的是王朔流的痞子作家，这样我又对导师的话产生了疑问，他们算不算的上是“伟大的作家”，能不能扛起面大旗对诗界和小说界一呼百应，倘若不能，那这句话便可以存疑，对与前者，我给与无限的崇高敬意，做为现代诗界的“旗手”我无话可说，我总以为诗人总是带些宗教色彩的，神秘虔诚，同时而又幼稚可笑；他们破坏真理，同时又在维护真理。至于后者，就王朔那几本烂书，“我捏着鼻子半页也翻不下去，”从《渴望》里的封建小媳妇到《顽主》里的痞里痞气的一帮傻子，让我感觉王朔一直只是想表达一个中心思想：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但随便起来我不是人。说实在的，他的书也就配我泡面的时候压盖子用。

  我发现在文学史上有一个怪现象，每到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总要有几个权威跳出来说：你们这样不象话啊，我们一起来检讨一下吧。然后又开始乱糟糟起来，文革时期有癫狂者的艺术，80年代有理想者的艺术，那这样看来，如今神经质与流氓气的粉墨登场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张炜在他的〈想象的贫乏与个性的泯灭〉中分析到：“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传统的脱离，就近背景是经过几十年的文化与经济的禁锢封闭之后，艺术和思想领域急于冲出积蓄已久的愤懑，进而却在反拨中失去了冷静，”大家都认为“嘲弄的时代来到了，彻底清算保守主义和道德家的时代来到了，”被他们指派了这么多年，也该算帐了吧，偶像被打倒，独立正在丧失，叛逆流行吗？个性吗？我看这些都是共性的东西，大家都在迎合这个时期的主流，以免受到主流的孤立而承受窒息的痛苦，没有话语权你就想要独立人格，这可真是一部卡夫卡的小说。

  其实，我对文化领域里的神经病和流氓并不反感，对文学从一丝不苟到一丝不挂也不认为可耻，文学毕竟还在发展阶段，谁也不知道她将往何处去？但我相信，文学岁数都这么大了，他也必定有他自己的稳定系统，文学的精神重心偏向粗鄙或者高尚，我们只能挺直了身子少些粗鄙或者少些高尚，挺不住了你可以选择自我毁灭，但这可能会被人看的很没出息。

  《毛诗序》中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也，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体现了言意的矛盾，当感到语言的贫乏和拘束时，人们只能手舞足蹈的用肢体语言来表现，渲染，那说诗人都是神经质总归是有情可缘，若说，如今的流氓都不上街了，都回家写小说了，那真正的小说家听了一定要把你丑化后写进小说了。不过不能否认我们如今面对的的确是一个神经质和流氓气的社会，倘非要我在这篇文章中给出个原因，那我只能把他归结于“五四”精神，“五四”时期的那种反叛与颠覆的余波如今并不少见，不管是“五四”，还是当代，这股风都是由文化吹向大众，并无个人引导，仿佛民众的自觉而走向通俗，想想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茅盾先生曾说：“通俗并非庸俗。”但庸俗却总是那么通俗，至少是在这个时代，这又让我想起了贝克特的《哑剧》：一个人孤零零的站立于一片沙漠之中，骄阳似火，光线灼人，周围是声声的怪叫，他企图抓住头顶上悬挂的杂物，却什么也抓不到，他想迈步离开，却又被神秘的力量推回原地。这大概就是我们的感受吧，一种置身于荒诞的生存环境中的痛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