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丽楠与经济危机,一个无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简记

火车在苏州只停2分钟,苗丽楠拖着一个沉重的皮箱走进12号车厢,四处寻找自己的号码。开车铃声响过,窗外的未婚夫和几个朋友使劲的敲窗户,她却还在慌乱地寻找自己的位置,无暇道别。沉重的皮箱放不到行李架上,我帮了一下忙,她的未婚夫在窗外看见了连连拱手。就在这时,车开了。

苗丽楠今年21岁,是陕西渭南地区XX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微胖,并不怎么漂亮,但长的很壮实。脸颊很明显地发红,是经常做农活风吹日晒的结果,在江南水乡的的两年生活也没有改变这个特征。站在车厢中部,苗丽楠对自己的上铺很困惑,因为她从未进过硬卧车厢,或许某天对软卧车厢的一瞥让她以为所有的卧铺都应该是双层的。直到列车员过来换票,她还在观察别人怎么坐,似乎想确定窗户边上的折叠座是不是可以随便使用。这期间列车员花了一番口舌向她解释换票是怎么回事。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坐在折叠座上,紧紧裹着自己的外套。旁边的下铺没人,估计是无锡或南京的预留铺位,另外2个中铺的女孩很随意的坐在上面聊天,苗丽楠还是谨慎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愁晚上怎么爬上那么高的铺位。随着火车一路向西,无锡、常州都被抛在身后,窗外密集的厂房、住宅,杂乱的仓储用地开始被农田和丘陵取代,她的紧张表情开始舒缓:“终于又看到地(农田)了,我要回家了!”。尽管已经失业,但对已经2年没回家的她来说,过年回家依然是一个值得向往的事情。为这次回家,头2天她就开始准备东西,回家前一天她后半夜才睡,早上6点即起,和男友一起挤上吴江到苏州的汽车。其实,火车下午快1点从上海开出,1点45才到苏州,她大可不必这么着急,苏州火车站只让离开车时间有1小时的持票旅客进候车室候车,她肯定在站前广场的寒风中等了几个小时。但苗丽楠实在是怕耽误回家,实在怕这花了300块买来的卧铺票浪费掉,宁可早早的站在火车站。

2007 年,苗丽楠初中毕业后已经在家乡做了一年小生意。“可惜我不适合做买卖”,于是她又到渭南市上技校。尽管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但学校里的气氛还是让苗丽楠作出了准确的判断“这是个骗钱的地方,一年到头只想着骗我们几千块钱”。技校上了没几天,校园里来了一个职业中介,还是XX县的老乡,保证你能在苏州找到月收入上千的工作,于是苗丽楠断然决定出去见识见识。“连西安都没去过,总要出去见识一下,否则永远没机会出去,出去一次,以后就敢自己出去打工了”。更何况这老乡把苏州说的天花乱坠,对老乡只收1100块中介费,“外县的要收1300-1400呢,有个人是她(中介)的远方亲戚,还花了900呢!”。苗丽楠就这样登上了去苏州的火车。

去苏州的路远比回来的漫长,中介为这群懵懂的小姑娘小伙子准备了每张90多块的无座票,教他们中途逃票。2009年的苗丽楠依然要问我“回家要经过几个省?”。自然她早已说不清当年走什么路线去的苏州,只记的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小旅馆倒头便睡,还好,中介负担找到工作前的旅馆费用。每天中介大姐都会带他们出去面试,十几个厂子不停的跑。那是经济高涨的2007年春天,这群年轻人却对苏州的工资水平没有任何概念,1500的月薪就足以惊喜,1000也能接受。不到一星期,这批廉价劳动力就不再消耗中介的住宿费,进厂上班。每人至少为中介贡献了 800元的净利润。2009年元旦,苗丽楠回忆往事:“太黑了,这买卖我现在也能干,换了我不会要那么多钱的。”可惜如今的苏州已不再需要劳动力。

苗丽楠也进了吴江的一个电子厂,安装设备面板,月薪1200元:“要算上加班费的”,她补充。在工资表上,老板表现出对劳动法还有一点敬畏,周六的工资另列,按平时日薪的150%计算,同样的薪资适用于其他节假日。但苗丽楠从来没打算弄清楚周六的工作是不是该领200%的工资,对她来说,“加班”这个词不包括周六,因为“那是正常上班”。平时的加班倒是依照劳动法,如果下午5点半之后继续上班,可以领150%的时薪,可惜这150%是一个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的恶劣结合——5点半时即公布加班的工作量,你必须在晚8点前完成,否则此后的加班即便到了半夜,也只按加班到8点计算工资。最忙的时候,隔个两三天就要加几天班,还好消耗体力不算太大,苗丽楠能够跟上世界经济的节奏,靠加班把月收入稳定在1200块。

1200块的工资,每月要向厂里缴回200元的伙食费,如果愿意住厂里没有空调的宿舍,只要再交30元,于是每月有970元钱可支配。“第一年我往家里寄了五千块”,苗丽楠现在还很怀念世界经济一路飙升的日子。只是厂里的伙食实在难吃,“只能吃第一顿,以后就纯粹是填肚子”,苏州的酷夏和不取暖的冬天也实在难熬,于是苗丽楠打算出去自己租房子住,自己做晚饭。可一打听房租,吓了她一跳,在这个离吴江县城还有十几公里的村子里,15平方米不带厨卫的小隔间居然要400块!而同时在苏州城内比较老的一个城内小区,厨卫齐全,有木地板的两室户只要800块。苗丽楠并不知道这一点,否则对本地房东的愤怒还要再加几分。这些房东都是几十年前的农民,过去都说苏湖熟,天下足,但本地天下第一等的良田已经全部被征去做开发区,农民们只剩下自己的宅基地,于是盖起高高的楼房吃房租。小小的镇上有上百家工厂,十多万工人,房租水涨船高,农民房东们也期盼着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再加几个百分点。

自己租400块的房子太贵了,两个人分担倒还可以勉强接受。于是苗丽楠和男朋友的感情很快更进一步,两人同居了,租了一间500块的房子。房子不到20平方米,有独立卫生间,房租每月一交,但房东保留随时涨价的权利,冬夏两季,房东还要收他们60块/月的空调折旧费。此外,电费是1元/度,比市价高约一倍,房东的理由是线路损耗;水费包干制,每月10元。这种自建的房子很不防火,所以房东不许在屋子里动火,为此苗丽楠还要再买一个电磁炉。很显然,这些消费超出了苗丽楠的经济能力。好在男友的收入要高的多。苗丽楠的男朋友叫许欢,22岁,长发,看起来很象学生,家乡是山东济南所属的一个偏僻村子。和苗丽楠的家乡相比,这里人多地少。苗丽楠的家里人均2亩多好地,和许欢全家的土地差不多。在许欢的家乡,全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依照订婚时苗丽楠的观察:“五六十岁的也都在外面干活,不过不少是因为儿女不肯养 ”。因此许欢早早地出来工作,如今是4年工龄的熟练工,和苗丽楠结识前已升任领班,月薪2300-2400,忙时可有2700,甚至超过了许多电子厂里新来的大学生,足以承担“昂贵”的房租。在我不知道他的具体工作前,我认为他是准高薪阶层。

许欢在玻璃厂工作,和同事一齐把大块的玻璃加工成安全的钢化玻璃。成吨的玻璃在厂区里堆放,玻璃墙倒下来时像一座刀山,碰到轻则割伤,重则丢命;处理不好的玻璃随时可能自爆,象一个反步兵地雷那样打出无数破片;运输和包装过程也必须万分小心,忽然破碎的玻璃随时可能划过你的血管。总共500多人的工厂,每月都有数十人受程度不等的伤害,大部分人没有医保,和老板各承担一半的医疗费。按照概率计算,工人每年都有50%的概率受或大或小的一次伤,许欢已经受了几次伤,为自己上了医疗保险,而且“当了领班,可以少干活,只在忙的时候上生产线”,这让苗丽楠非常欣慰。从这个22岁的男人身上,你可以体会“血汗钱”的真正含义。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月收入有3000多,除了给家里寄一些,电视等电器也逐渐配了几件。08年春节,两人一起去了济南见许欢的父母。苗丽楠的父母嫌山东太远,但也管不到那么远,只是在电话里说年纪太小,先订婚吧,长大了再结婚。除了这次去济南,苗丽楠很少离开工厂所在的镇子,去苏州的次数屈指可数,只和一个要好的同事(江苏人)去过一趟她的家乡。她知道苏州有天下闻名的园林,知道大上海就在几十公里外,知道杭州就在不远的南方,但这一切和她都没有任何关系。周末有时她会去买点东西,再就是在家里看电视,话吧里打长途只要一毛钱一分钟,可以和家人好好聊聊。网吧就贵了,周末每小时2块,平时1块,苗丽楠偶尔也会挑1块钱的时段去上网,和各地朋友联系一下。每周只休一天,总是过的很快。苗丽楠买了一辆自行车,上下班轻松一些,还可以买米买菜,许欢从此在家里吃饭,既可口又省钱。但飞涨的物价让这个贤惠姑娘很不满意:“苹果2块5一斤,随便捡几个就10块钱,吃不起”,来自苹果产地的苗丽楠抱怨说。我提出建议,可以吃便宜一些的柚子,苗丽楠表示赞同:“柚子要便宜些,也好吃,”但也有问题“皮太厚,而且单个重量太大,想少买点都不成”。倒是许欢的老板逢年过节发些水果或副食,可以调剂一下生活。这对小夫妻的日子就这样简朴而又温馨的过着,苗丽楠的同事和老乡都很羡慕。

2008年到了,上网几乎不看新闻的苗丽楠开始感受到人民币升值问题。她打工的电子厂都是出口产品,一下子就没了市场。从4月份起,加班渐渐少了,甚至正常工作日都无事可做。苗丽楠说“台湾老板最小气,过中秋节只发一个月饼,年夜饭弄得谁也吃不下”,这样的老板显然不会放过转嫁危机的机会。苗丽楠的月薪从1200跌到500-600,同事们也一样,但扣的饭费住宿费标准不变,许多人纷纷离职。许欢的玻璃厂主要针对国内汽车商,一时还能维持薪水不变,苗丽楠也就留了下来。“我给他做饭,对他身体有好处”,“他厂里饭菜贵,随便一个菜要3块5,还很难吃,每月总要几百块的”,日益闲暇的苗丽楠安慰自己说。自我安慰不能改变收入剧减的事实,于是房租标准换成了400元/月,没了独立卫生间,面积也变小了。苗丽楠也不是没想过换份工作,如今的她并不害怕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但她不可能扔下许欢一个人在这边,所以选择面就只能限于附近的几家电子厂,可它们也都在裁员。就连电视都和他们作对,苏州有线电视说是改数字化,要交几百初装费,房东不肯出,他们只能不看有线电视,奥运会也看不得。酷热之下,苗丽楠常去网吧,里面有空调,还可以看看服务器上的盗版电影。

8月份之后,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电子厂一家家关门,不关门的也半死不活。听去广东的朋友说,那边工资本来比这边还低,七八百的很常见,如今也是不停的倒闭、裁员。苗丽楠打消了换工作的念头,一心一意地操持家务。本来打算还往家寄点钱的,现在也只能先撂下了。玻璃厂也受到了大形势影响,好在不象电子厂那么大,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但长此以往总不是个事。夫妻俩决定,到年底先把房子退了,让苗丽楠回家过年。明年年初看看形势再作打算。12月底,两人退掉了房子,卖掉了家具和电器,这让苗丽楠很是心疼:“电器连1/3的价格都卖不到,自行车160块买的,只能卖几十块”。我03年刚到苏州时,自行车是从上海骑过来的,电器大多来自旧货市场,我建议她可以依样行事。回答是:“不知道哪里有二手市场,镇上没有”。我再次提议把东西寄放在朋友处,反正明年因为许欢的缘故,她还是要出来的。可是“朋友老乡大多走的比我还早,都快没人了,剩下的住集体宿舍”。最后,我设想把东西寄放在厂里或房东处,回答是“绝对不可能,人家不管这个,除非和保安熟悉,可谁知道和你熟悉的保安干多久?”,看来,的确只有变卖一条路。快回家了,问及社保关系怎么办。苗丽楠似乎不把这当回事:“本来没上全,加起来1000 块,要算辞职才能拿到一部分,很麻烦的,现在我算自己离职,没得拿”。算是捐给苏州市政府了。

12月下旬,苗丽楠想法设法买回家的车票,可回家的人越来越多,都想提前走,硬座票实在买不到,她才忍痛买了一张300多元的硬卧:“汽车也有,但年底总要贵得多,可能要500”。在火车上,虽然苗丽楠总是说自己回家了很高兴,还不时的念叨许欢答应春节不忙的话,去陕西看他,但她一路没有露出过真正的笑容,在折叠座上一直坐到半夜。当然,她也表示 “这里比硬座安静多了”,可还是每逢临时停车就坐立不安,开车了就舒一口长气。很容易看得出来,她不喜欢这个环境。我问她回家之后是否还要出来,她说过了十五还要出来,家里还有一个读高一的妹妹:“她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就让她读,我家供2个学生不行,供一个还可以”。还说“现在也不怕去哪了,全国各地都有老乡同学去过”“要不是许欢就不一定去苏州了,两个人只能顾一头”。我说许欢对你不错,应该高兴,应该珍惜。苗丽楠叹了一口气:“才在一起几年,将来日子长着呢”。大概是上铺太热的原因,6点多苗丽楠就穿戴整齐,坐在了窗子旁边,看着窗外越来越熟悉的家乡景色,还是没有一点笑容。8点半,车到渭南,苗丽楠匆匆下车去赶一趟经过她家的汽车,否则就只能到县城再转车,她指望在家里吃午饭。她的手机停机了,“等我回到苏州,应该会充值的”,今年春节没法给她发信息祝福了。

火车继续前行,更多的苗丽楠和许欢从硬座车里涌出来,走向他们阔别已久的家乡,休一个久违的长年假。几十年以来,他们用自己的血汗与青春推动了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同时也被这列火车拉着勉力前行,现在他们可以暂时下车休息了。他们是这一代中国劳动力的典型代表,是工薪阶层的主体。很显然,和他们生产出来的无数财富相比,他们的薪水微不足道,他们的老板只能指望出口和富裕阶层的奢侈消费为这无数的工厂提供足够的需求,经济危机的祸根就此埋下。从这个角度说,2008年这个动荡的年份来的一点也不意外。但对于这些指望微薄的工资来支撑自己简朴生活的,来养家糊口,为下一代积攒希望的无产阶级来说,2008年底的“长假”实在太沉重了。在这里,我祝愿苗丽楠和许欢们春节愉快,祝愿他们的父母身体健康,祝愿他们的脸上总有笑容,祝愿他们年年都能有一个温暖而又安心的假期]


1条评论

该日志第一篇评论

发表评论

评论也有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