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微软唐骏 微软中国是个很有意思的公司，我对他的判断就是他们总公司的产品是垄断

性的，因此卖的出去与否实际与个人能力不太有关系。所以微软中国是我见过最爱勾心

斗角、最喜欢靠Paper work和拍马屁说事的公司。

#微软中国 微软中国实际只是微软在中国的销售部门，他和研究院、测试开发中心、亚

太支持中心是平级的。所以微软中国的总裁实际在过去不是个很高的职位。它只相当于

一般外企中国分公司一个大事业部的头。

#微软唐骏 唐骏在微软开始职位不高，要是我没记错应该只是NT产品的开发经理，也就

是美国大学毕业生工作5年能混到的职位。所以他之前在美国的经历肯定没有他吹得那

么邪乎，不过他发明了卡拉OK评分系统在微软人人皆知，要是这也是假的。。。

#微软唐骏 唐骏关键的一步是微软中国技术支持中心成立时，他去当了负责人。这个分

支开始不大，负责人也就相当于部门经理。但是由于中国成本低廉和政府关系的原因，

微软后来把亚太甚至全球的技术支持都挪到了这里，唐骏职位就跟着水涨船高。

#微软唐骏 唐骏成为亚太支持中心的负责人后，很多微软老员工都不服气，觉得他机遇

太好了。不过亚太支持中心应该搞得不错，说明唐骏这方面还是有能力的。但是后来他

成为微软中国负责人，问题可不小。

#微软唐骏 微软中国虽然有我前面说的毛病，但是一直有微软一个好传统，就是没有上

下级观念。员工有好的想法或者意见随时可以越级提出，甚至一个小兵都可以推开总经

理的门提自己的想法。

#微软唐骏 唐骏就任以后，微软员工首先收到了同样从技术支持中心过来的一位同事的邮件歌颂唐总，其肉麻程度大概只有文革才能见到。唐总上任后，自由惯了的微软员工第一次的印象就是见唐总说话出来时要倒退着出门。

#微软唐骏 微软中国直到陈永正之前其实总经理都是被开掉的，唐骏说自己业绩好那是胡扯，微软中国技术那么低当然增长快。但是总部的想法是为什么IBM中国占了IBM那么大比例的销售，而微软中国只有这么点。

#微软唐骏 高群耀还可以说是跟黄存义打架被迫走人，唐骏纯粹是业绩不好被开了。微软中国这个痼疾知道陈永正来才算解决，陈永正作为政府关系好手，替微软大力推动了政府采购和正版化支持，微软在中国的业绩才真正上了一个台阶。

一日生活如此过
江青由于植物神经衰弱和多年养成的习惯,晚上难以正常入睡,她喜欢熬夜,用各种方法打发时光。她和常人的生活习惯正好翻了个个儿。
就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的起床开始说起吧。
在正常情况下,江青每天下午1时左右醒来,先是打几个慵懒的哈欠,再象征性地张开双臂,做两个扩胸运动,然后准备起床,这就是早晨起床。
起床前,她习惯地伸手打两声电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便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快捷轻盈地端到江青的床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慢慢地将厚绒布窗帘拉开半边,透进一点光亮。
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口、吃麦片粥;而后又帮她换上另一件睡袍,搀扶她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再往后,护士给她脱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袜,这才到办公室办公。
江青到办公室后,阅读、阅批文件、看资料是每天的必修课。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征。
她在宽敞高大的办公室里体味着权力、地位、高贵和柔和的灯光。办公时,她习惯吃些新鲜可口的水果,仿佛为了消解一种生命的紧张。
她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兴奋中常常夹带着一些烦恼和不安,每天的内心活动和表情都深不可测。然后,她打铃3下通知警卫员准备到室外散步。
散步时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学开汽车。江青骑马的技术高超,马背上的江青神气活现。散完步,即到17号楼,或是打扑克,或是打兵乓球,或是看电影。在17号楼一般要消耗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玩儿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药送到她手里,吃完药回到她的住楼吃午饭。
江青的午饭一般是下午4时左右开始。饭后,她再吃一次镇静药,由护士搀扶到卧室上床睡觉。下午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就去参加会议;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再到户外散步、骑马、开车,到17号楼打扑克、打兵乓球等。
晚上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约上住在钓鱼台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王洪文,到17号楼礼堂看电影。有时还约上电影界的导演、摄影师、灯光、美术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教他们学习文化艺术。有时看外国原声电影,就请去外语翻译。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江青对电影尤为着迷,有时一连看两三部电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复看。我们说:“江青看《红菱艳》,百看不厌。”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多么晚,也到17号楼看上一部电影,彷佛只有坐在那宽大的银幕前才能使过去的时光重现。她看完电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楼睡觉。
回住楼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冲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药。
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凌晨4时左右,江青带着无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进入梦乡。
江青就是这样结束了一天的生活。

江青实在难侍奉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江青问候、“请安”。起床时江青不肯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地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天气温度,我们能从每天的天气预报中读到江青脸上的阴晴圆缺。

给江青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说是用软刀子杀人,弄得伺者哭笑不得。

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驾着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给她洗澡。护士拿着洗澡用的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洒。水温不凉不热,水速不急不慢,江青闭着眼睛尽情沉浸在温水滋润肌肤所带来的快乐中,彷佛这轻轻的流水能冲刷她一天的烦扰与忧愁。

洗完澡,她不在卫生间解大小便,而是坐在床边特制的马桶椅子上。她怕马桶椅子东倒西歪,叫人把4条腿固定在地板上;还怕马桶椅子的座垫、靠背、扶手硬,坐着不舒服,就叫叶群和邱会作带上裁缝师傅用塑料泡膜包起来。

江青喜欢吃既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炒菜、烧汤不喜欢用骨肉汤,也不喜欢放味精。她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味精是化学制品,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喜欢菜里汤里有骨头汤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她说蛋黄里有胆固醇。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剥去皮,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她不但喜欢吃中餐, 还喜欢吃西餐,喜欢吃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式的点心。

江青喝的水既不能凉,也不能烫。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一些,水温稍微高一点,就说护士故意烫她,用力把水杯摔个粉碎。

江青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把苹果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得温度适度时,她再吃。

江青的衣服很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大衣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便衣和军用的。但新衣服很少,布料也没有高级的。她的内衣更多,因为她好出虚汗,只要身上觉得稍有汗渍就要求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

换内衣时,也是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用毛巾擦干她的身子,擦时用力轻重有致。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上百条,都要旧的、很松软的。江青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是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准备更换的衣服和毛巾。

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她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别,就非常羡慕。有一次,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江青特意叫服装研究部门仿照“唐三彩”为她赶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还叫有关单位给她特制了3种样式的假发,但她没有戴过。

江青的住房宽敞,设施齐全,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

不论走到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内,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铺满地毯。她说:“在地毯上走步有安全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摔坏。”

江青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是4层的,窗帘是3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的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颜色,都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所内经常用紫外线消毒。

江青有“四怕”

江青的确有病,是个极敏感的人,感情纤细而脆弱,这样的人禁忌似乎特别多。但对她一生来说,有4样东西她特别敏感,人们发现江青有“四怕”。

一是怕风

“风”对于江青来说太可怕了。她经常对工作人员讲:“室内的风可厉害了,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软刀子还是一把硬刀子,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

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房子坚固、宽敞、严密;窗子原本安装双层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楼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3层窗帘全拉上,可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脸上露出焦灼和沮丧的神情,她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她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往哪个方向飘动,如果往北飘动,她就说风源在南边;如果往东飘动,她就说风源在西边,叫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可以证明没有风,这个时候如果还感觉有风,她便睁开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突然冒出一句:“这里有鬼了。”于是大家面面相觑,彷佛真有什么鬼魅藏在什么角落。

有一次,她叫护士周淑英查风源,周淑英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只好对她说:“你交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

江青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先是对小周一阵痛骂,接着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过去,幸亏小周躲闪得快,没有被剪刀戳伤。还有一次,她叫护士赵柳恩找风源,没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赵一拳。

江青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乃至酷暑盛夏,她感觉不适时,身上都穿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甚至出楼门时, 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的身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再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紧跟在后,只要她一说有风,汽车赶快开过去,她立即钻进汽车。

人的感觉有时受精神的支配。要说江青怕风,怕得真够水平的。但她不怕风的时候,可以站在风头上。

1970 年11月13日,江青到海南岛休养。18日,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趣,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西瑁岛去玩儿。快艇从某军港到西瑁岛的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面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几十海里,她还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儿!再跑快点儿!”

我们被海风吹得都站不稳了,受不了了,却见江青迎风屹立在艇顶,一点儿事儿也没有,既不打喷嚏,也不感冒,无比从容和坦然。上岛后她还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这个海岛的女民兵连早在50年代,就因叶剑英元帅的题词而闻名:“持枪南岛最南方,苦练勤练固国防。不让敌机敌舰逞,目标发现即消亡。”女民兵们应江青的要求,还打了一阵火炮。

二是怕声

噪声难耐,谁也讨厌。但江青怕声怕得太邪乎了。

江青曾住过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和11号楼,这两座楼坐落在国宾馆的中心区,东北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楼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自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这个公园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南边既没有居民居住,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办公和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从没有从楼内发出过声响。这样一个安静优雅的环境,在北京城内是很难找到的。

我在本文前边已经提到,江青房子的窗子和门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即使是这样好的环境和住所,她还总是觉得楼房内外有声音。我总觉得她的耳朵对于声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样敏感,对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鸟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觉得“声音太大啦,让人恐惧!”有时她捂着两只耳朵,闭着双眼,紧皱眉头,摇晃着脑袋,让工作人员专门为她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有一次一只蟋蟀钻到屋里鸣叫,江青不干。因为室内到处是家具和地毯,房间又大,要找到一只小小的蟋蟀谈何容易!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请求江青暂时挪个房间。江青依从了,工作人员便在有蟋蟀的房间喷洒极浓的敌敌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间里留下了比蟋蟀更让人恐惧的异味。通风通了很长时间异味才消散。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在地毯上落地声,衣服的摩擦声,都极敏感。声音让她感到头脑发涨,耳根发麻。于是我们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的鞋,走路时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我们在她旁边,很少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强力地控制着不咳嗽,拿放东西时更是轻手轻脚。

慢慢地,我们掌握了与江青说话时声音的大小,速度的快慢,甚至语气的轻重。

奇怪的是,害怕声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兴的时候,多么大的声音她也不怕了。

文革中,江青会见成千上万“革命小将”的时候,红卫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江青不但不怕从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得手舞足蹈,并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她几次外出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4个螺旋桨一齐轰鸣,她照样打扑克和睡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儿也不怕。

1970年11月15日,她在海南岛到某高射炮阵地去视察,她拿着摄影机,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过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到了不少好镜头。”
三是怕冷怕热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

可是有时温度也是随着她的感觉走的,同样的温度,烦躁时感到闷热,孤单时感觉寒冷。尽管工作人员按照她的要求调节好了室内温度,但未必就一定让她适应。我不止一次听江青说:“温度表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江青的感觉就是来自她的心情。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掌握什么时候她有什么样的心情,掌握的温度总是无法跟着她的感觉走。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的时候,她会亲自去看看温度表。

她是怎样看温度表的呢?她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觉冷时,就踮着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下面往上看,或从上面往下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在室温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们和江青本人都很尴尬。

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说:“这表是假的!”我记得有一次,她把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重新换一只温度表,慢慢地,江青气也就消了。

我不知道江青是否真的怕冷。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却能到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我想,大概是创作的兴奋使她忘记了寒冷。

1970年11月份,江青在海南岛。14日那天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待就是4个多小时,也没有事儿。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摄氏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却全神贯注,兴致盎然,自始至终也没听她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在室内打扑克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让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了一个净空七八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扑克,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既潮湿又闷热,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室外一玩儿就是三四个小时,逛月秀,看兰圃,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而江青并不喊叫热。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3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居住的房间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房间,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厅。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儿害怕。可这非常适合江青,她觉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摄影记者给她拍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时,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对同一事物的“四怕”和“四不怕”是受她的情绪支配的;况且,江青这个人神闲气定的时候又极少。但是,江青有病也是真的,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大多数都知道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后4次到苏联去治病。

第一次去是1949年4月初。江青得的扁桃体炎,高烧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她静养了7个月,于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区疼痛,发高烧,用青霉素消炎治疗,大约治疗和休养了11个月才回国。

第三次去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

第四次去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脱离了危险。她吃不惯苏联的饭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飞机运去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在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发出邀请,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请她并谈她的健康问题,江青面带微笑。回到别墅,江青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坐下来又吃中国可口的饭菜。

文革期间,江青曾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过,“我经过那次放射治疗以后,把我的内分泌全部破坏了,造成了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很痛苦。”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经常谈论,江青为何有“四怕”?大多数同志认为,江青一是心态不好,二是因病所致,三是有时故意刁难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随心所欲独往来
林彪说他自己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其实江青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她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像候鸟一样自由地飞来飞去,享尽快乐生活。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岛、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海南岛、杭州。她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郑州、广州、海南岛、杭州、青岛、北戴河、长沙等地都有住房。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比较寒冷。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无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她一觉醒来,向护士讲述所做的梦,又叫我立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并报告周总理给她安排专机,要求当天下午就到海南岛。因为她外出时带的东西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不及,飞机也要检查,劝她多给一点儿准备的时间,明天再出发。可她执意下午必须到达海南岛。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扰周总理,请总理说服她明天再去。
总理对她说:“我中午通知空军准备飞机,你下午就要走,连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在飞机安全上没有把握。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还是明天动身的好。”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以后,怕飞机出事故,有生命危险,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专机终于降临在和风徐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海南岛。
江青一走下飞机,就直挺挺躺在停机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闭着双眼,四肢张开,高兴地说:“北京的天气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场大雪,在户外活不方便,这里多好啊,我又复活了。”
江青第一天晚上睡觉时做梦在海南岛,第二天就真的到了海南岛,所以我说她是特殊人物。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听康生、叶群说:北京红卫兵的抄家物资存放在北京文物管理处,中央领导人可以去那里任意挑选,象征性地收点钱。江青听了以后,多次约上康生到文物管理处,将大量的贵重物品据为己有。其中有明清时代的文房四宝,还有各种书籍。
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随她一同到广州的吴法宪用空军的一架专机从北京运到广州。
她住在广州市的珠岛宾馆时,听到珠江航道上机械运输船航行时的马达声,就立即把吴法宪叫到她的住地,叫吴通知广东省委,凡是机械船舶全部停航。她听到远处一家造船厂的敲打声,又唤吴法宪到她的住处,令其通知广东省委,造船厂立即停止生产。
同年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非要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吴法宪叫空军派了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北京起飞到青岛把那个卧榻运了回来。
1971 年的春季,有一天,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吴德,她说:“我工作太累了,需要转移转移精力,让吴德同志了解了解有什么花卉可以拍照。”吴德了解情况以后,给我回电话说:“我听说景山公园的牡丹有特色,据说还有稀有的墨牡丹,请江青同志到那个公园活动活动。”我说:“可以,我报告江青同志以后,请她决定去与不去。 ”吴德问:“如果江青同志决定去的话,请谁去陪她呢?”我说:“请你定。”他说:“那就请万里同志去吧,他对北京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又是山东人。”我说:“可以,由你决定。不过,请你提醒万里同志一下,请他只跟着江青同志游览,尽量少说话,她不问什么话就不说话,言多必失。因为他不了解江青同志,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德说:“好,你提醒得好,很有必要,谢谢杨秘书。”
我把吴德的想法报告江青时,她说:“好,那我就到景山公园去拍照。吴德同志不懂花卉,那不叫墨牡丹,那叫黑牡丹,你现在就去看一看。你看了以后觉得那个公园不错,有可看的,有可拍照的,有可玩儿的,我再去。”我到了景山公园一看, 果然不错,那里树木多,花草多,牡丹园面积大,花型大,鲜艳夺目,品种繁多,有四五十个品种。我为了使江青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就把这些品种从每棵牡丹旁边竖着的品名标签上抄下来,拿回来给她看。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打座机都不方便,同时也是出于保密,我跑回钓鱼台向江青报告了。江青说:“我累了,今天不去了,明天一早儿去,那时,牡丹花上、叶片上有露水,照出来好看,晶莹透明,你告诉吴德同志我明天去。”

第二天,江青兴致勃勃地到了景山公园,精心地拍照了很多张牡丹花彩照。拍照了牡丹,她又说:“我要爬爬山,活动活动筋骨。”她是从东边的台阶上爬的,爬了十几个台阶,一抬头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旁边还立着一块介绍崇祯上吊的牌子。江青立刻大怒,冲着陪同她的万里发了大火。她说:“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个歪脖子树都死了,你们还留着它,像老祖宗一样供奉它,你们是不是想纪念崇祯啊?你们是要封资修的,还是要社会主义的?给我马上刨掉。”万里看她发那么大火气,没有说话。
江青从景山上下来,上了汽车还在唠叨:“这个万里,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
那棵歪脖子树本来是历史的见证,已经保留了几百年了,成了文物,可是江青一去,随便一说,说刨就刨了。江青的位高权重,说一不二,吴德、万里他们拧不过她。那个时候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比较差,更没有文物保护法,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现在看来,刨掉那棵树太可惜了。
江青到景山公园游览以后的第四天,到香山公园去游览,那天的天气很好,江青的情绪和天气一样晴朗,她的这种情绪是少有的。她进了东门以后,没有爬山,而是步行往北走,当她走到一个水池旁边停了下来,抬头一看,看到水池南边凉亭的柱子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明月林中照”,下联是“清泉石上流”,横批是“秋来 ”。她说:“这副对联很有诗意,小杨,你给我抄下来,回去交给我。”我说:“好,我抄下来。”说完,她继续朝东走,经过松林园,眼镜湖,奔向碧云寺。她到了碧云寺以后,脸色就由晴转阴了。她在碧云寺遇到了4个问题,惹得她不愉快,发了大脾气。

一是江青看到罗汉堂的大门两侧贴有两条毛主席语录,她发脾气说:“怎么把毛主席语录挂在封建主义的建筑物上?与封建主义的展品放在一起,这很不协调嘛,立即给我摘下来。”她对北京市陪同她的万里说:“你怎么搞的嘛!”万里对公园的领导人说:“立即摘下来。”

二是江青一进休息室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像,火气就更大了。她发脾气说:“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挂毛主席的像?告诉万里立即把毛主席像摘下来!”

三是江青看到孙中山的水晶棺和孙中山用过的东西以及展览物品,她命令万里,把这些东西统统搬走。万里为难地说:“搬到哪儿去呢?”江青说:“送到南京中山陵去。”对万里又发了一通脾气。回去后,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吴德列席了会议。江青质问吴德说:“你们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为什么碧云寺还展览孙中山的东西?我限你明天就搬走。”没有办法,会后吴德与万里商量,先把这些东西搬走,找个地方存起来。为了避免不良影响,对统战工作造成不好的后果,也为了保护碧云寺,以内部装修为名,暂停开放。

四是江青转到一个小卖部,那儿有一位男售货员,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她进去看了一看,那个小男孩没有见过中央领导人,被吓愣了。江青指着一把小扇子说:“拿给我看看。”小售货员被吓得不但不给她拿,还往后退了几步。江青大声说:“你拿给我看看!”对方又退了一步。这时江青火儿了:“我来看东西你还这样,要是工农兵你还不知道怎样对待他们呢!你还在这儿搞服务,给我滚蛋!”小孩儿吓得哆嗦起来,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江青见此情景,不但不表示同情,还在喊:“万里,这种人不能留,叫他滚!这里能吃的东西我都包了,我请你们吃。”说完,拂袖而去。

当时,我小声对万里说:“这位小同志没有见过江青这样的大人物,吓坏了,他没有任何错误,你千万不要处理他。”我回到钓鱼台以后还是不放心,又给吴德同志打电话,把当时情况讲了讲。我说:“你们千万别处理那个小孩儿,他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害怕,没有见过这个场面。”吴德问:“江青同志再到碧云寺怎么办?”我说:“我会通知你的,叫那个小孩儿暂时躲避一下就行了,请不要搞得太紧张,伤害一个无辜的小同志。”吴德说:“好,听杨秘书的。”

1971年上半年,江青心血来潮,要在钓鱼台试种茶树。她说种植茶树,一是采茶为了消遣,修身养性;二是采了茶可供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和京西宾馆,她说:“中央领导人经常活动的这4个地方,喝茶的问题我全包了。”

于是,她命令空军派了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了品种上好的茶树,还从浙江调来4名茶农精心管理,冬天为茶树搭上席棚,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湿度小,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名贵的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茶树运回杭州。

中南海游泳池,只要她说去游泳,每天都用煤气锅炉加温。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间去,不去也不能停止加温。有时连续加温很久了,她也不去一次。

有一次,游泳池的水温连续加温一个多月了,她也不说去玩儿,我就壮了胆子问她:“你不是说要到中南海游泳吗?你什么时间去?他们已经准备一个多月了,你如果不去了,就通知他们停止加温。”

她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地说:“我去不去,由我自己决定,关你什么事?你一个小芝麻粒的干部,竟敢干涉我的生活,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听后很是生气,但也不敢再解释什么了。

1971年2月,江青到海南岛,她嫌从元帅府到鹿回头的路途远,能不能另修一条较近的路?当地驻军便为她修了一条过山公路。因为江青住在附近,施工时不准有任何响声,开山时不能用炸药。干部、战士就采用火烧、用水激的办法将石头激裂,费尽心机。

江青每次外出,除了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马桶一座、大小毛巾100多条,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箱,汽车若干辆, 等等。就是到北京的远郊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71 年7月29日,她想去青岛玩儿,叫我和中央警卫处的副处长邬吉成去打前站。我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出发,她非叫我们把火车票退掉,派了一列专列火车,先叫我们给她蹚蹚路,看坐火车有什么危险。专列从北京出发,一路畅行无阻。中途经过山东济南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到车站迎接,并向我们交代注意事项和对江青接待服务的计划,可谓兴师动众。铁路沿线的保卫部门和沿途部队不知道专列上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各个车站和路口都有部队和便衣公安人员把守。她去青岛心切,把空专列放回北京,又叫空军派了一架专机把我们二人从青岛接回北京。

1969年6月,她在上海玩儿了20多天,感到腻烦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儿,下令从北京调去专列。专列开到上海以后,她又改变了注意,不去杭州、南京了,又将空车放回。

掀面纱露峥嵘

江青是一个非常爱出风头的人。1970年5月的一天,江青提出要到颐和园欣赏牡丹。我们工作人员出于对她的安全的考虑,向她耐心地解释说:“现在正是桃红柳绿、百花盛开的季节,你要求到户外活动活动是好事,但是,我们事先没有通知颐和园的领导,在这个时候游园的人很多,你去那里活动不太方便,也不太安全,是不是改个日子再去。”

我们没有想到特别怕见生人的江青却说:“没有关系,我这正是接近群众的好时候,叫群众认识认识我也好嘛。我马上就走,快点儿给我调车。”

汽车行至北京大学南门时,工作人员又提醒她:“现在颐和园正门进去的人很多,我们是不是进东南角的旁门,这样比较安全。”

江青听了以后生气地说:“我就是要进正门,人多怕什么?人不多我还不来呢!你们这些人太不理解我了。”

我们听江青这样一说,才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她到如此热闹之地的目的,不只是专门为了赏花(因为钓鱼台10号楼楼前就有一片品种相当好的牡丹),而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人物。

5月的北京春风拂面,颐和园的湖面碧波荡漾,岸边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来此游览的客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好不热闹。

江青进入颐和园,随行人员前呼后拥,威风浩荡。

游人们漫步的漫步,说笑的说笑,留影的留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江青的到来。

在这样的情景下,对于做警卫工作的人来说,是好事,不用疏导群众,不担心发生问题,江青本人也可以自由专心地观赏风景。

但是,这时江青沉不住气了,故作姿态摆出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抬起头,挺着胸,时而走得很快,时而走得很慢,以引起有人对她的注意。工作人员紧跟不舍。

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被人注意。这时我看到了江青脸上的失落感。

这个时候,江青想出了一招–群众不是没有发现我吗?我来了自我暴露。

当她走入雕梁画栋的长廊的时候,发现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在嬉逗一个四五岁的可爱的小男孩。

江青突然停下脚步,俯下身子笑嘻嘻地对小孩说:“小朋友,你几岁啦?叫什么名字?你认识我吗?我是江青。”

说着说着,就伸手抚摸小孩细嫩的小脸。

江青自己也知道,那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认识她呢?她是故意给孩子的母亲及游人看的、听的。

孩子对江青一连串的问话,一句话也没有说,吓得直往母亲怀里钻。

年轻的母亲也被弄糊涂了,没有仔细看江青一眼,还以为遇上了一个疯子,抱起宝宝就要走。

江青觉得十分尴尬,就对着孩子的母亲大声地说:“我是江青,你们没有听说过江青的名字吗?”

她生怕人们还认不出她来,又补充说:“你们看,我就是江青。”

这时,年轻的母亲认出来了,周围的群众也认出来了,“对对对,是江青同志。”有人在低声议论着,很多人围拢上来。

这时,江青的情绪发生了变化,脸由长变圆了,笑着,拉着长长的颤抖的声音对周围的群众说:“同志们好!我今天是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同游同乐来了,祝你们精神愉快!”

人群中有一个人高呼:“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

大家也附和着高喊。

江青顺着长廊由东往西走,作出一副平易近人模样,一边走一边对两侧的游人打着招呼:“同志们好,同志们好……”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这样出风头的事还有一件,那是1971年的盛夏,江青到青岛避暑,开始几天,她的心情特别好,活动频繁。白天逛公园,去栈桥,下海游泳,做沙浴;晚上看电影、打扑克。

有一天下午,她为了显示她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旗手”的风采,在没有任何准备警卫部署的情况下,游览了青岛市的中心公园,后又来到海边。

海滩上人山人海,栈桥上人流如潮,江青走进入海中间,向周围的群众高喊:“同志们好!我是江青,我今天是特意看望大家来啦!”

大家听到“我是江青”的自我介绍,四处张望寻找哪位是江青。当大家认出江青以后,几百人向她围拢过来,把栈桥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可忙坏了警卫人员。警卫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了一条通道,开进几辆汽车,江青很不情愿地离开显示她风采的热烈场面,勉强地钻进一辆汽车,我们工作人员也随即进了另外几辆汽车。因为人太多,我们挤了一身汗水,想摇下汽车窗子的玻璃通通风。

有的群众贴近车窗,想往车内看坐的都是什么人。突然有一个中年男子从人群后面冲过来,憋足了劲儿,往一辆汽车上狠狠地吐了一大口浓痰,正好吐到一位工作人员的脸上。由于人太多,警卫人员只顾疏导车队,没有发现吐痰这一特殊情况。我们回到住地以后,那位挨吐的同志哭笑不得。

他一边洗脸,一边骂道:“他妈的,那个家伙本来是对她不满,是想吐她的,偏偏吐到我的脸上,真是倒霉透了。”又自我开玩笑地说,“那个人真正军人的不是,打枪的不准。”

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劝道:“你别再声张了,吃点哑巴亏吧,如果此事叫她(指江青)知道了,就不得了啦。”

这位挨了一口痰的同志说:“我晓得,’伤’了我一个,救了许多人,吃哑巴亏,值得。”

1972年夏季的一天中午,天气火热。江青在钓鱼台10号楼办公,打铃叫我。

当时,我正在整理登记刚刚由中央办公厅秘书送来的文件,听到铃声,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快步进入她的办公室。

我看到江青坐靠在沙发上,右手拿着一份文件正在闭目养神。

她听见我进去,睁开眼睛,微微一笑,对我说:“小杨,现在城里天气很热,有的同志对我说,八达岭和十三陵比城里凉快些,你马上派人给我打个前站,看看路线,准备一个吃住的地方,我想到那里看看,消遣一下,并在那里住上几天。”

我听了以后,耐心地对她说:“你想活动活动,精神放松一下是件好事,据说到那里参观游览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外地人和外国人,你到那里消遣,行动可能不大方便。”

我的意思是劝她最好不要去那里。根据以往的做法,她要去的话,参观景点就不对游客开放了,这样社会影响不好,也影响景点的收入。

江青听我这样说,立刻收起微笑,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小杨,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想叫我去吧?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我到那里去会影响他们什么?我去了只会对他们产生好的影响,不会产生坏的影响。你是不是认为我去了,他们就不对群众开放了?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我告诉你,我的精神和身体比他们的经济收入更重要,党需要我有好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身体,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损害,就是党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你在我这里工作这么久了,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得?况且, 我去了以后,我江某去的消息一传开,会给他们带去更大的利益,这叫做无形资产,你懂吗?我去时,对人民群众可以照常开放,我还想见见群众呢!怕什么?当然啰,为了我在那里活动时的方便、安全与安静,可以叫他们竖一个牌子,写上’内部修缮,暂停游览’几个字不就得了。今后你记住,你们对我说的话是不允许打折扣的!你快去办,越快越好,我今天晚上就去,明天一早儿在八达岭上看日出、照相。”

我想,对江青的意见不能作过多的解释,点到为止。因为对于她提出的行动计划,很多时候周总理都不好阻拦,何况我呢?

我只好说:“好,我立刻叫大家去做准备工作。”

我刚走几步,又回过头来:“江青同志,从这里到八达岭有六七十公里,路比较远,又不好走,你坐什么交通工具去呢?”

这时,她又有些高兴了,说:“那好办,调一列专列,在火车上载上我的汽车,把我骑的马和我用的被褥、马桶等物也都带上。我坐火车去,下了火车可以坐汽车,也可以骑马嘛。这叫做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江青兴趣广泛,爱好颇多。其中就喜欢骑马。她在延安时学会了骑马,经常策马飞奔,扬起串串尘埃。以后她对在延安骑马时的威风念念不忘,经常拿出那张骑在一匹枣红大马上威风十足的照片给我们看,并夸耀自己的骑术如何了不起。70年代,她又想骑马消遣,多次提出骑马的要求。于是,警卫部队从马队中给她挑选了4匹马供她使用。

我从江青办公室出来,立即召集10号楼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商量给江青带些什么东西,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并作了详细分工。我又分别给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打了电话,请示调专列及安全保卫。
到晚上10时左右,江青到八达岭、十三陵去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凌晨两点多钟,江青动身到西直门火车站坐火车奔向八达岭。因为是夜间行车,又是上坡路,火车司机出于安全考虑,车开得很慢,好像老牛爬山,到达八达岭已是早晨5点钟了。火车停稳以后,我们把江青的汽车开下火车,马匹也从火车上赶下来。

车停了10分钟左右,江青从车厢来到站台上,准备上长城。

虽然当时是7月炎热的季节,但是关外的早晨还是比较凉爽的。

江青由两位警卫战士扶着骑上了一匹高头大马,一位警卫战士牵着缰绳,另有3位骑士在其周围保驾,江青显得神气十足。几辆轿车紧跟其后,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地来到长城脚下。

江青很麻利地从马背上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还是这里空气清新,气候凉爽。”

她停顿了一下,拉着长长的声音说道:“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今天来到这里,应该是不到长城非好女呀!”

江青说完就兴致勃勃地开始登长城了。

她在北京市领导同志、长城管理处的领导同志及其他陪同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

她一边攀登一边说:“秦始皇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他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还修了如此雄伟的万里长城,抵御了外敌的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民族英雄。长城,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有的历史学家说秦始皇是一个暴君,这种说法不对嘛,’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嘛!你们晓得吗?搞政治的优柔寡断、心慈手软,是办不成大事的,成不了大器的,从不了政的。我就是秦始皇的崇拜者之一。”

我觉得江青的这番话,无非想说明她自己也是政治上的强人罢了。

江青平时经常喊叫自己身体不好,这里疼那里痒,说什么植物神经紊乱啦,手脚发麻啦,出虚汗啦,腿软啦。但是,她高兴了,爬长城爬的速度很快,陪同人员都气喘吁吁,可是她像没有事似的。

有一位同志去搀扶她,被她一把推开,对他说:“你干什么?去去去!我还没有到七老八十的,你看我老了吗?你一扶我,好像我到了人老珠黄的年龄了。我还没有老。我今天到这里来,一是想放松一下,二是想锻炼锻炼身体,没有充沛的精力、健康的体魄,怎么能和阶级敌人斗?”

那位出于好意的同志被江青不友好的言行弄得很尴尬,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江青爬到半高处,找了一块平缓的地方,支起了她那高级进口照相机,选好景物,对好焦距,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在她摆弄相机的时候,我发现长城下边的两侧三步一岗,两步一哨,那是北京市委委托延庆县委为保卫江青的安全专门布置的。

江青游览了长城以后,玩乐的兴致仍未减弱,骑上马来到公路上,准备前往十三陵继续参观游览。

北京市陪同江青游览的领导同志对江青说:“从长城到十三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你是否坐汽车去?骑马的话太累了。”

江青看了看我们工作人员,意思是问那位领导讲得对不对?我们几位离她近的同志点了点头,她才不情愿地下了马,钻进了汽车。

前面有带路警备车,后面有随卫车,还有北京市领导陪同的车,最后有4位骑兵,又组成了浩浩荡荡的一队人马向昌平的定陵进发了。

到了定陵,打前站的同志引导江青走进事先为她准备休息的房间。在那里摆好了沙发,铺好了床,固定好了马桶。她稍稍休息以后,服务人员给她端来了热饭热茶,供她享用。

江青疑心很大,到外边一般情况下不吃不认识的人做的饭菜,这一天是她的厨师程汝明亲自到定陵为她做的她喜欢吃的午餐。她可能是玩儿得累了,肚子也饿了,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然后呼呼地睡了一个多小时。
江青睡了一觉醒来,在护士的帮助下洗了一把脸,又来到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接着走进出土文物陈列室参观。她对一般的陈列品不屑一顾,当走到从定陵出土的凤冠跟前时停下了脚步,右手摘下近视眼镜,左手扶着保护凤冠的玻璃镜框,弯下腰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阵。她对一位女讲解员说:“小同志,我的眼睛不太好,隔着一层玻璃看不清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

把这种珍贵文物随便拿出橱窗是违反规定的,讲解员看了看定陵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心领神会,立即点头示意赶快拿给江青看。

讲解员马上找来钥匙打开橱窗,小心翼翼地把凤冠取出来,双手轻轻地递给江青。

江青双手接过凤冠,捧着端详半天,赞不绝口:“这个东西还是真不错的,你们来看看这花纹多么美呀,我们的祖先真了不起,真是能工巧匠。我能不能戴一戴呀?”

对于她的话,谁还敢说一个“不”字?

她说着就戴在了自己头上,洋洋自得地问周围的陪同人员:“你们看,我戴上凤冠好不好看?”

大家说:“好看,江青同志戴上它挺好。”

众人一吹捧,她更来劲儿了,拿着架势又走了几步,“哈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位同志在我身旁小声说:“她这几步还真像演员在演戏。”

我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示意不让他说了,如果叫江青听见就不得了了。江青停下脚步,得意地摇晃了几下脑袋,把凤冠摘下又戴上,她的这种动作反复地做了好几次,最后还是遗憾地摘了下来,恋恋不舍地递还给讲解员,然后摇了摇头说:“这东西太沉了,戴一天还不压死人?看来皇后也是不好当的呀!不好当是不好当,但是谁不想当皇后呢?当了皇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威风八面呀,受皇帝的宠爱和保护,如果皇帝早逝的话,皇后的权力可大哩!皇后在宫里是极受人尊敬、使人羡慕的人物。”

参观了出土文物陈列室,江青进入地下宫殿。这里是明神宗万历(朱翊钧)的墓穴。

在幽深、阴暗、神秘的棺椁旁边,江青凝视了好长时间,然后对周围的陪同人员说:“古代的皇帝活着的时候,住在高大宽敞、华丽庄严的宫殿里,那里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皇帝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死了以后还躺在这样坚固宏伟的地下宫殿。

这里是埋葬皇家死人的地方,按照迷信的说法,我今天不应该来到这个皇陵的。当然啰,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活着的时候,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死了以后,火化成灰,赤裸裸地来到世上,又赤裸裸地离开这个世界嘛。”

江青从地下宫殿出来,揉了揉由于光线反差太大而有些不适的双眼,环视了一遍周围的美好景色,问那位北京市的领导:“主席来过这里吗?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呀!”

那位领导非常了解情况,回答说:“毛主席没有来过这里。1958年4月,毛主席参加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后,曾经想到这里参观地下宫殿,毛主席、周总理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参观了长陵大殿以后,高兴地说:’十三陵是个好地方,那个朱梁是真有眼力哪,可惜让他做了陵园了’。

他们出了陵园大门后,突然改变了参观地下宫殿的计划,乘车回去了。以后,毛主席再也没有来过定陵。”

江青可能是过度兴奋以后感觉劳累了,她闭目坐在院中一张长条椅子上养神,并不断地打着哈欠,或许她根本没有听见这位领导同志的回答。

她无精打采地说:“我今天玩儿的还是高兴的,达到了休闲、放松、锻炼身体的目的,现在觉得有点累倦了,该打道回府了。”

说完她钻进汽车就走了。

晚上11点多钟,江青回到钓鱼台17号楼,到礼堂看了一部电影后回10号楼休息。

江青的这次活动,路途虽然不算远,但是惊动了方方面面。惊动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惊动了铁道部、北京市委、中央警卫局、北京公安局、交通局、旅游局以及八达岭、十三陵的负责同志,动用了火车、汽车、马匹等交通工具,真可谓“江青出朝,地动山摇”。

文革时期江青的生活作风

上个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从艺时的私生活据说有不少绯闻。由于那些绯闻不是我所见所闻,不知真伪,所以,我不敢妄加评论。

自从1938年11月江青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婚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江青就再也没有绯闻出现了。可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关于对江青的生活作风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传说。说江青有“三假”,什么头发是假的,乳房是假的,屁股也是假的;说什么×××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晚上来电话。”甚至还有一位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老同志还偷偷地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这是江青等人身穿游泳衣裤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着姚文元,右臂缠着张春桥,在游泳池旁嬉戏,丑态百出。”

关于传说江青有“三假”的问题,我作为在江青身边工作了近6年时间的工作人员,可以负责任地说,江青没有“三假”,而都是真的。她的头发好得很,黑黑的、亮亮的、厚厚的。她的护士看到“三假”的传说后,都说:“这样胡编滥造,无聊,真无聊!江青不但不用任何装饰品,而且没有用过任何化妆品,没有戴过任何首饰。”

关于传说××ד就怕江青晚上来电话”的问题,就更子虚乌有了。我跟×××很熟悉,他今年以来身体不太好,我知道后打电话向他表示问候时,顺便问了他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他的身体虽然很虚弱,还是气愤地大声说:“扯淡!有人有意糟蹋人,糟蹋历史,也糟蹋毛主席的形象。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江青住在钓鱼台几号楼我都不知道。”

他说的的确是实话。为了证实,我特作4点说明:一是1956年7月,江青患了子宫颈癌,到苏联做了痛苦的放射治疗后,癌病是治好了,但是严重地破坏了她的正常的内分泌,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她就不能做那种事了。二是,江青清楚她的地位和权力是怎么来的;如果她干了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其后果是什么她更清楚;江青是个很聪明的人,绝不会做那种因小失大的事。三是,谁都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古训,江青的身份、地位、权力在文革中是极为特殊的,她又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如果真有那种事,有一天她不高兴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即使是江青不翻脸,事情一旦败露,谁也逃脱不了灭顶之灾。这就说明,谁也不敢做那种事。四是,文革期间,江青身边有十名左右的工作人员,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工作人员的视线之内,她没有独自一人活动的空间,没有做不轨事情的机会和场所。

以上4点表明:她不会做,也不能做、不敢做、没有机会做那种下流的事。

关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身着游泳衣照相的问题,可能是误认、误传。我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张照片;即使是有的话,也有可能是伪造的假照片。因为江青游泳的时候需要安静,不准无关人员在同一个游泳池内游泳。跟随江青一起游泳的只有她非常熟悉的,有保护、服务任务的警卫员和一名值班的护士,别无他人。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了近6年时间,从来没有见过她游泳。我认为,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离他们越远越好,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免得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张春桥、姚文元了解江青比我们工作人员了解得更多、更透,他们应该说机警得很,怎么会、怎么敢和江青一起游泳呢?他们怎么会、怎么敢身穿游泳衣与江青拍出“嬉戏”、“丑态百出”的合影呢?

因为我没有亲自到过江青游泳的现场,我的看法仅仅是一种分析,还不能作为论据。为了证实我的分析,我曾经问过担任江青警卫员的周金铭,详细地了解过江青游泳的情况。周说:“文革期间,在六七年的时间里,江青游泳时都是由我陪同,并负责她的安全;另外还有一名护士,负责对她进行护理,帮她洗澡和更衣,没有见过别人和她一起游过泳。无论在北京或是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从来没有陪同过江青游泳,怎么会有那么一张照片呢?”对此他也认为很奇怪,很不好理解。

“文化大革命”10年,曾经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先后有30余人次,大家都认为江青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她的生活作风是严肃和守规矩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发现她有任何不轨行为。

历史是一门科学,最讲真实性,无论事大事小,都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应该根据自己的好恶或是神圣化或是妖魔化。即使是对林彪、江青这样反革命集团的魁首,也要客观、公正、如实地记载,不能任意泼脏水,以取悦一些人的好奇心,以讹传讹。这是一种不好的文风和社会风气,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引起理论宣传部门和历史研究部门的重视。

（作者曾担任江青秘书）

(作者：杨银禄)

恕我孤陋寡闻，我第一眼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以为是讲结对编程方法论的书。翻开一看，感觉面熟，才发觉，是大名鼎鼎的《Programming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不知道其他人看到“集体智慧编程”时候会怎么理解。我个人看到时，会理解成，“集体智慧的编程”，引申而去，就是结对编程方法论。那么这本书究竟要讲什么呢？

这是一本讲大量相关数据处理与计算方法的，也包含很多机器学习的算法。我问余晟，你如何看这个标题。他憋了很久，说道，collective应该是协作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书中关于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定义是什么呢？中文版中写道：为了创造新的想法，而将一群人的行为，偏好或思想组合在一起。此处的“一群人的行为，偏好或思想”，就是“集体智慧”吗？通篇读来，并非如此。

一群人的行为，偏好或思想，是指通过纪录log等方式，获取的用户行为等类型的数据。这本书致力于给出各种算法，从这些数据中挖掘出有用的结果或者数据。如此说来，将这本书翻译成《数据协作与机器学习》，是否更直观，更易懂呢？

看了两章中文版，作者翻译得还是很用心的，推荐不太愿意读英文原版的同学读这本书。这本书深入浅出的讨论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各种算法，只要略有python基础或者开发基础的程序员，都能大有收获。

罪状版：知识越多越反动
原始版：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

罪状版：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原始版：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自己多看。我看你讲的那个学生，将来有所做为。他只是星期六不参加会，他就只是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二点再回去。“谁要你们星期天晚上开会嘛！”

罪状版：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原始版：
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但要删繁就简。

罪状版：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
原始版：
工作人员：课程过多、作业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现在的考试办法……
毛主席：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时也不过是照人家的炒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先生讲课有的罗罗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见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罪状版：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榘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原始版：
毛：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德国皇帝和磨坊主的官司
甲午赔款大部分被日本用于教育
以色列一个装甲旅被反坦克导弹消灭
韩国人不用日货
孙立人活埋日本战俘
79年越南人对PLA女兵的猎奇
几百中国宪兵大战数万日军
800人集体跳河
抗日的进口地雷
新中国建立司徒雷登代50亿美元前来送礼

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占全世界40%
太空中 看见长城
北疆用核武器毁灭了进犯的一支苏军部队
朝河蘭死了
核捆绑战略
崔可夫在看到卫星照片后长叹一声，‘我曾认识一个人，原来以为他已经死了，现在我肯定，他还活着……….
旅游胜地提醒中国人卫生习惯的三句话
联合国只给周恩来降过半旗

具体讨论见：

http://www.sbanzu.com/topicdisplay_safe.asp?TopicID=1939498&BoardID=21&Page=1&TopicPage=1

罪状版：知识越多越反动
原始版：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

罪状版：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原始版：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自己多看。我看你讲的那个学生，将来有所做为。他只是星期六不参加会，他就只是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二点再回去。“谁要你们星期天晚上开会嘛！”

罪状版：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原始版：
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但要删繁就简。

罪状版：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
原始版：
工作人员：课程过多、作业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现在的考试办法……
毛主席：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时也不过是照人家的炒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先生讲课有的罗罗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见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罪状版：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榘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原始版：
毛：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德国皇帝和磨坊主的官司
甲午赔款大部分被日本用于教育
以色列一个装甲旅被反坦克导弹消灭
韩国人不用日货
孙立人活埋日本战俘
79年越南人对PLA女兵的猎奇
几百中国宪兵大战数万日军
800人集体跳河
抗日的进口地雷
新中国建立司徒雷登代50亿美元前来送礼

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占全世界40%
太空中 看见长城
北疆用核武器毁灭了进犯的一支苏军部队
朝河蘭死了
核捆绑战略
崔可夫在看到卫星照片后长叹一声，‘我曾认识一个人，原来以为他已经死了，现在我肯定，他还活着……….
旅游胜地提醒中国人卫生习惯的三句话
联合国只给周恩来降过半旗

火车在苏州只停2分钟，苗丽楠拖着一个沉重的皮箱走进12号车厢，四处寻找自己的号码。开车铃声响过，窗外的未婚夫和几个朋友使劲的敲窗户，她却还在慌乱地寻找自己的位置，无暇道别。沉重的皮箱放不到行李架上，我帮了一下忙，她的未婚夫在窗外看见了连连拱手。就在这时，车开了。

苗丽楠今年21岁，是陕西渭南地区XX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微胖，并不怎么漂亮，但长的很壮实。脸颊很明显地发红，是经常做农活风吹日晒的结果，在江南水乡的的两年生活也没有改变这个特征。站在车厢中部，苗丽楠对自己的上铺很困惑，因为她从未进过硬卧车厢，或许某天对软卧车厢的一瞥让她以为所有的卧铺都应该是双层的。直到列车员过来换票，她还在观察别人怎么坐，似乎想确定窗户边上的折叠座是不是可以随便使用。这期间列车员花了一番口舌向她解释换票是怎么回事。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坐在折叠座上，紧紧裹着自己的外套。旁边的下铺没人，估计是无锡或南京的预留铺位，另外2个中铺的女孩很随意的坐在上面聊天，苗丽楠还是谨慎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愁晚上怎么爬上那么高的铺位。随着火车一路向西，无锡、常州都被抛在身后，窗外密集的厂房、住宅，杂乱的仓储用地开始被农田和丘陵取代，她的紧张表情开始舒缓：“终于又看到地（农田）了，我要回家了！”。尽管已经失业，但对已经2年没回家的她来说，过年回家依然是一个值得向往的事情。为这次回家，头2天她就开始准备东西，回家前一天她后半夜才睡，早上6点即起，和男友一起挤上吴江到苏州的汽车。其实，火车下午快1点从上海开出，1点45才到苏州，她大可不必这么着急，苏州火车站只让离开车时间有1小时的持票旅客进候车室候车，她肯定在站前广场的寒风中等了几个小时。但苗丽楠实在是怕耽误回家，实在怕这花了300块买来的卧铺票浪费掉，宁可早早的站在火车站。

2007 年，苗丽楠初中毕业后已经在家乡做了一年小生意。“可惜我不适合做买卖”，于是她又到渭南市上技校。尽管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但学校里的气氛还是让苗丽楠作出了准确的判断“这是个骗钱的地方，一年到头只想着骗我们几千块钱”。技校上了没几天，校园里来了一个职业中介，还是XX县的老乡，保证你能在苏州找到月收入上千的工作，于是苗丽楠断然决定出去见识见识。“连西安都没去过，总要出去见识一下，否则永远没机会出去，出去一次，以后就敢自己出去打工了”。更何况这老乡把苏州说的天花乱坠，对老乡只收1100块中介费，“外县的要收1300－1400呢，有个人是她（中介）的远方亲戚，还花了900呢!”。苗丽楠就这样登上了去苏州的火车。

去苏州的路远比回来的漫长，中介为这群懵懂的小姑娘小伙子准备了每张90多块的无座票，教他们中途逃票。2009年的苗丽楠依然要问我“回家要经过几个省？”。自然她早已说不清当年走什么路线去的苏州，只记的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小旅馆倒头便睡，还好，中介负担找到工作前的旅馆费用。每天中介大姐都会带他们出去面试，十几个厂子不停的跑。那是经济高涨的2007年春天，这群年轻人却对苏州的工资水平没有任何概念，1500的月薪就足以惊喜，1000也能接受。不到一星期，这批廉价劳动力就不再消耗中介的住宿费，进厂上班。每人至少为中介贡献了 800元的净利润。2009年元旦，苗丽楠回忆往事：“太黑了，这买卖我现在也能干，换了我不会要那么多钱的。”可惜如今的苏州已不再需要劳动力。

苗丽楠也进了吴江的一个电子厂，安装设备面板，月薪1200元：“要算上加班费的”，她补充。在工资表上，老板表现出对劳动法还有一点敬畏，周六的工资另列，按平时日薪的150％计算，同样的薪资适用于其他节假日。但苗丽楠从来没打算弄清楚周六的工作是不是该领200%的工资，对她来说，“加班”这个词不包括周六，因为“那是正常上班”。平时的加班倒是依照劳动法，如果下午5点半之后继续上班，可以领150％的时薪，可惜这150％是一个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的恶劣结合——5点半时即公布加班的工作量，你必须在晚8点前完成，否则此后的加班即便到了半夜，也只按加班到8点计算工资。最忙的时候，隔个两三天就要加几天班，还好消耗体力不算太大，苗丽楠能够跟上世界经济的节奏，靠加班把月收入稳定在1200块。

1200块的工资，每月要向厂里缴回200元的伙食费，如果愿意住厂里没有空调的宿舍，只要再交30元，于是每月有970元钱可支配。“第一年我往家里寄了五千块”，苗丽楠现在还很怀念世界经济一路飙升的日子。只是厂里的伙食实在难吃，“只能吃第一顿，以后就纯粹是填肚子”，苏州的酷夏和不取暖的冬天也实在难熬，于是苗丽楠打算出去自己租房子住，自己做晚饭。可一打听房租，吓了她一跳，在这个离吴江县城还有十几公里的村子里，15平方米不带厨卫的小隔间居然要400块！而同时在苏州城内比较老的一个城内小区，厨卫齐全，有木地板的两室户只要800块。苗丽楠并不知道这一点，否则对本地房东的愤怒还要再加几分。这些房东都是几十年前的农民，过去都说苏湖熟，天下足，但本地天下第一等的良田已经全部被征去做开发区，农民们只剩下自己的宅基地，于是盖起高高的楼房吃房租。小小的镇上有上百家工厂，十多万工人，房租水涨船高，农民房东们也期盼着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再加几个百分点。

自己租400块的房子太贵了，两个人分担倒还可以勉强接受。于是苗丽楠和男朋友的感情很快更进一步，两人同居了，租了一间500块的房子。房子不到20平方米，有独立卫生间，房租每月一交，但房东保留随时涨价的权利，冬夏两季，房东还要收他们60块/月的空调折旧费。此外，电费是1元/度，比市价高约一倍，房东的理由是线路损耗；水费包干制，每月10元。这种自建的房子很不防火，所以房东不许在屋子里动火，为此苗丽楠还要再买一个电磁炉。很显然，这些消费超出了苗丽楠的经济能力。好在男友的收入要高的多。苗丽楠的男朋友叫许欢，22岁，长发，看起来很象学生，家乡是山东济南所属的一个偏僻村子。和苗丽楠的家乡相比，这里人多地少。苗丽楠的家里人均2亩多好地，和许欢全家的土地差不多。在许欢的家乡，全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依照订婚时苗丽楠的观察：“五六十岁的也都在外面干活，不过不少是因为儿女不肯养 ”。因此许欢早早地出来工作，如今是4年工龄的熟练工，和苗丽楠结识前已升任领班，月薪2300-2400，忙时可有2700，甚至超过了许多电子厂里新来的大学生，足以承担“昂贵”的房租。在我不知道他的具体工作前，我认为他是准高薪阶层。

许欢在玻璃厂工作，和同事一齐把大块的玻璃加工成安全的钢化玻璃。成吨的玻璃在厂区里堆放，玻璃墙倒下来时像一座刀山，碰到轻则割伤，重则丢命；处理不好的玻璃随时可能自爆，象一个反步兵地雷那样打出无数破片；运输和包装过程也必须万分小心，忽然破碎的玻璃随时可能划过你的血管。总共500多人的工厂，每月都有数十人受程度不等的伤害，大部分人没有医保，和老板各承担一半的医疗费。按照概率计算，工人每年都有50％的概率受或大或小的一次伤，许欢已经受了几次伤，为自己上了医疗保险，而且“当了领班，可以少干活，只在忙的时候上生产线”，这让苗丽楠非常欣慰。从这个22岁的男人身上，你可以体会“血汗钱”的真正含义。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月收入有3000多，除了给家里寄一些，电视等电器也逐渐配了几件。08年春节，两人一起去了济南见许欢的父母。苗丽楠的父母嫌山东太远，但也管不到那么远，只是在电话里说年纪太小，先订婚吧，长大了再结婚。除了这次去济南，苗丽楠很少离开工厂所在的镇子，去苏州的次数屈指可数，只和一个要好的同事（江苏人）去过一趟她的家乡。她知道苏州有天下闻名的园林，知道大上海就在几十公里外，知道杭州就在不远的南方，但这一切和她都没有任何关系。周末有时她会去买点东西，再就是在家里看电视，话吧里打长途只要一毛钱一分钟，可以和家人好好聊聊。网吧就贵了，周末每小时2块，平时1块，苗丽楠偶尔也会挑1块钱的时段去上网，和各地朋友联系一下。每周只休一天，总是过的很快。苗丽楠买了一辆自行车，上下班轻松一些，还可以买米买菜，许欢从此在家里吃饭，既可口又省钱。但飞涨的物价让这个贤惠姑娘很不满意：“苹果2块5一斤，随便捡几个就10块钱，吃不起”，来自苹果产地的苗丽楠抱怨说。我提出建议，可以吃便宜一些的柚子，苗丽楠表示赞同：“柚子要便宜些，也好吃，”但也有问题“皮太厚，而且单个重量太大，想少买点都不成”。倒是许欢的老板逢年过节发些水果或副食，可以调剂一下生活。这对小夫妻的日子就这样简朴而又温馨的过着，苗丽楠的同事和老乡都很羡慕。

2008年到了，上网几乎不看新闻的苗丽楠开始感受到人民币升值问题。她打工的电子厂都是出口产品，一下子就没了市场。从4月份起，加班渐渐少了，甚至正常工作日都无事可做。苗丽楠说“台湾老板最小气，过中秋节只发一个月饼，年夜饭弄得谁也吃不下”，这样的老板显然不会放过转嫁危机的机会。苗丽楠的月薪从1200跌到500－600，同事们也一样，但扣的饭费住宿费标准不变，许多人纷纷离职。许欢的玻璃厂主要针对国内汽车商，一时还能维持薪水不变，苗丽楠也就留了下来。“我给他做饭，对他身体有好处”，“他厂里饭菜贵，随便一个菜要3块5，还很难吃，每月总要几百块的”，日益闲暇的苗丽楠安慰自己说。自我安慰不能改变收入剧减的事实，于是房租标准换成了400元/月，没了独立卫生间，面积也变小了。苗丽楠也不是没想过换份工作，如今的她并不害怕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但她不可能扔下许欢一个人在这边，所以选择面就只能限于附近的几家电子厂，可它们也都在裁员。就连电视都和他们作对，苏州有线电视说是改数字化，要交几百初装费，房东不肯出，他们只能不看有线电视，奥运会也看不得。酷热之下，苗丽楠常去网吧，里面有空调，还可以看看服务器上的盗版电影。

8月份之后，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电子厂一家家关门，不关门的也半死不活。听去广东的朋友说，那边工资本来比这边还低，七八百的很常见，如今也是不停的倒闭、裁员。苗丽楠打消了换工作的念头，一心一意地操持家务。本来打算还往家寄点钱的，现在也只能先撂下了。玻璃厂也受到了大形势影响，好在不象电子厂那么大，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但长此以往总不是个事。夫妻俩决定，到年底先把房子退了，让苗丽楠回家过年。明年年初看看形势再作打算。12月底，两人退掉了房子，卖掉了家具和电器，这让苗丽楠很是心疼：“电器连1/3的价格都卖不到，自行车160块买的，只能卖几十块”。我03年刚到苏州时，自行车是从上海骑过来的，电器大多来自旧货市场，我建议她可以依样行事。回答是：“不知道哪里有二手市场，镇上没有”。我再次提议把东西寄放在朋友处，反正明年因为许欢的缘故，她还是要出来的。可是“朋友老乡大多走的比我还早，都快没人了，剩下的住集体宿舍”。最后，我设想把东西寄放在厂里或房东处，回答是“绝对不可能，人家不管这个，除非和保安熟悉，可谁知道和你熟悉的保安干多久？”，看来，的确只有变卖一条路。快回家了，问及社保关系怎么办。苗丽楠似乎不把这当回事：“本来没上全，加起来1000 块，要算辞职才能拿到一部分，很麻烦的，现在我算自己离职，没得拿”。算是捐给苏州市政府了。

12月下旬，苗丽楠想法设法买回家的车票，可回家的人越来越多，都想提前走，硬座票实在买不到，她才忍痛买了一张300多元的硬卧：“汽车也有，但年底总要贵得多，可能要500”。在火车上，虽然苗丽楠总是说自己回家了很高兴，还不时的念叨许欢答应春节不忙的话，去陕西看他，但她一路没有露出过真正的笑容，在折叠座上一直坐到半夜。当然，她也表示 “这里比硬座安静多了”，可还是每逢临时停车就坐立不安，开车了就舒一口长气。很容易看得出来，她不喜欢这个环境。我问她回家之后是否还要出来，她说过了十五还要出来，家里还有一个读高一的妹妹：“她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就让她读，我家供2个学生不行，供一个还可以”。还说“现在也不怕去哪了，全国各地都有老乡同学去过”“要不是许欢就不一定去苏州了，两个人只能顾一头”。我说许欢对你不错，应该高兴，应该珍惜。苗丽楠叹了一口气：“才在一起几年，将来日子长着呢”。大概是上铺太热的原因，6点多苗丽楠就穿戴整齐，坐在了窗子旁边，看着窗外越来越熟悉的家乡景色，还是没有一点笑容。8点半，车到渭南，苗丽楠匆匆下车去赶一趟经过她家的汽车，否则就只能到县城再转车，她指望在家里吃午饭。她的手机停机了，“等我回到苏州，应该会充值的”，今年春节没法给她发信息祝福了。

火车继续前行，更多的苗丽楠和许欢从硬座车里涌出来，走向他们阔别已久的家乡，休一个久违的长年假。几十年以来，他们用自己的血汗与青春推动了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同时也被这列火车拉着勉力前行，现在他们可以暂时下车休息了。他们是这一代中国劳动力的典型代表，是工薪阶层的主体。很显然，和他们生产出来的无数财富相比，他们的薪水微不足道，他们的老板只能指望出口和富裕阶层的奢侈消费为这无数的工厂提供足够的需求，经济危机的祸根就此埋下。从这个角度说，2008年这个动荡的年份来的一点也不意外。但对于这些指望微薄的工资来支撑自己简朴生活的，来养家糊口，为下一代积攒希望的无产阶级来说，2008年底的“长假”实在太沉重了。在这里，我祝愿苗丽楠和许欢们春节愉快，祝愿他们的父母身体健康，祝愿他们的脸上总有笑容，祝愿他们年年都能有一个温暖而又安心的假期]

最近一段时间,每到关键时候,省、市的血液部门总是要通过如新闻媒体号召广大市民前去积极献血,以解燃眉之急,而我们的最可爱的大学生们又是献血大军的主力。我们姑且不说同学们无偿献出来的血,血液中心和医院有没有盈得,单说说献血对身体的危害吧.
     作为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我认为我有义务对市民朋友们的一些误解作出合理的解释。

    最后，你真的见过有医生经常无偿献血的吗？即使见过，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