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类于： 郑州商品交易所宣布,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棉花期货将于2004年6月1日上市交易。率先上市的是一号棉花期货合约。
郑商所最新发布的《关于棉花期货上市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称,鉴于棉花期货首次在我国推出,为确保棉花期货上市交易后平稳运行,按照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先上市交易一号棉花期货合约。通过培育市场,规范运作,发挥棉花期货市场功能,积累市场运行经验后,择机推出二号棉花期货合约。
即将上市的一号棉花期货合约,其交易单位为5吨/手(公定重量),最小变动价位为5元/吨,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为不超过上一交易日结算价±4%,合约交割月份为1、3、4、5、6、7、8、9、10、11、12月,基准交割品为328 B级国产锯齿细绒白棉(符合GB1103-1999),交割地点为交易所指定棉花交割仓库,最低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7%,交易手续费为8元/手(含风险准备金),交割方式为实物交割；交易代码为CF。
(上海证券报 许峻)
◇作者：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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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有始无终，兴亡无常。而今日之中国就是这条链环中的一个环节。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因此，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先从国家与财富的关系谈起。
一、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
以前开会有人找到我说：“你的文章我看了，确实不错。”又说有些事要跟我商量一下，他说美国惹不得，美国太强大了，不敢惹。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美国是大哥大，咱们也想跟人家好，能让且让，但你说让到哪儿呢？让总得有个底线吧。这底线你能告诉我在哪儿吗？台湾能让吗？他说不能；西藏能让吗？他说不能；新疆能让吗？他还说不能。我说不能让又要与人家好，那怎么办呢？最后他急了就说：那就投降呗。
说到这儿我就彻底没什么说的了。心想这也是教书和念书的，知识学到这一步，就没多大用了。毛主席说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国际政治并不是所谓“客观知识”堆起来的学问，它是最讲立场的。这个立场对中国人来讲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我们讲国家安全讲得就是国家利益安全。
从这个角度，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这日子也挺好的，干嘛讲那么多的国家利益。
记得过去有人提出“野猪的自由”的概念，这对我们理解国家与财富的关系是个启发：野猪和家猪相比，家猪生活多幸福，家猪现在都有单间，也不用自己去寻找食物。但它们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现在机械化和电器化的杀猪方法使猪死时减少了许多痛苦，算是安乐死。野猪则不同，大自然给了野猪一种战斗性格，尽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死，是怎么样死。国家也是这样啊：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就简单了。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并不强大，尽管在国际中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历史反复表明，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他们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
二战前的犹太人，是非常富裕的。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有个夏洛克，这个人物集中反映了当时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排斥犹太人的心理。为什么呢？他们有钱且放高利贷，整个欧洲人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自本纪元初古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后，基督教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据讲临死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将来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苦难。屠城后犹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国而流浪于世界。高行健说祖国是随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当时祖国也确实是随着犹太人走的，走啊走啊，先是走向发财，最后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尸炉里去了。但焚尸炉里炼出了犹太人的爱国心。从焚尸炉旁跑出来的犹太人，就成了后来以色列国家的奠基者。当今的恐怖主义蛮厉害，它把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炸了，怎么就把以色列打不倒呢？以色列就在它跟前，远比美国弱小，经过这么多次中东战争，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动员起来跟以色列打，怎么就打不倒。以色列战斗力强？不错，但最关键是以色列人爱国心强。它知道失去国家，失去祖国是什么样的味道，以至后来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有些极端，对巴勒斯坦一点都不让。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没有办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曾发过财，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真正想念祖国的时候，是人们在海外处境最悲惨的时候。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那些犹太人对国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无法想像的。如果大家还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就请看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起因并体会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这些发生在历史和眼前的实情，我们就会对国家及国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认识。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国家主权，有了自己的祖国，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们中国许多人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反倒淡漠了。他们想的更多的是物质幸福，觉得物质满足是幸福的本质，但事实上没有国家，财富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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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天的中国不能靠武训的路子谋发展
国家主权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是最大的政治。国家主权是国家全体公民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最根本的保障。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但是国家主权如果没有力量保证也会流于形式。刚才说的那几个例子说明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一切；而没有力量，国家也会失去一切。苏联人在国家解体的时候，是非常惨的。大批苏联很优秀的人，为生活跑到西方为人家的国家服务，还有一些人跑到咱们东北打工。现在有人说，只要我有本事，就有竞争力。但你如果失去国家，不管你有多优秀，很野蛮的人、非常低下的人都能奴役你。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两岸掳获的奴隶有许多是很有学问的人；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GNP并不比西方差，中国国民文化程度也不是不高。颐和园里宫女会背唐诗，而入侵者绝不会有同样的水平背莎士比亚，那怎么就让人家欺负，死命往水里赶呢？有的宫女不甘侮辱就自杀了。究其原因那是她们失去国家的保护。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经济发达了、文化程度高了，国家竞争力就强，就能够解决好国家命运问题。
生存和发展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利益，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苏联在二战前有两种发展考虑：斯大林当时坚持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布哈林则坚持按部就班地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来。斯大林说布哈林那一套不行，那边希特勒都武装起来了，你还这么搞，找死呀。布哈林不服，斯大林也来个“不争论”。与小平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不争论是搬掉人家的脑袋，搞了个大清洗。他换一批年轻人上来，目标挂帅，埋头苦干。最后，枪、炮、坦克、飞机都造出来了。等希特勒打来时，苏联已形成了很强大的反击实力，并很快打败了希特勒。回头看，斯大林比布哈林高明。高明在哪呢，布哈林是读书读傻了，读呆了。书上写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从农业到轻工业，最后到重工业，整个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就是这样的。但国际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国家发展利益的保护方式就要发生相应改变。布哈林不懂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的道理。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历史条件下，保家卫国就是最大的政治。试想如果失去国家，那么经济发展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中国目前也有一种类似布哈林的思路：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战争连年不断的情形下，仍以埋首经济，以经济发展为雷打不动的中心工作，这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毛泽东曾批评《武训传》。书上讲武训以“修个义学为贫寒”的理想，靠出卖苦力挣钱，甚至不惜自残自贱，争取施舍。靠行乞三十八年，最终在柳林、临清、馆陶建起了三处义学。武训为了办教育，任人骑，任人打，吐一口唾沫给两分钱，踢一脚给两分钱，骑到背上给两毛钱，回到家里一点点攒，把钱攒足了办教育而不是买枪炮反抗压迫，所以毛泽东对《武训传》就提出批评。如果将毛泽东的批评应用于今天的国际政治，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我们也不能靠武训先生的那套路子谋发展。要保住你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牙齿和指甲。大凡在世界上能够生存下来的动物，都不是仅仅长得漂亮温顺和肥胖的，而是有指甲有牙齿的，跳蹦得利落的。你看熊猫：好看，但快绝种了；相反，那些能跑能跳的动物都留下来了。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过去旧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教训是，仅靠实业和教育是救不了国的，得靠枪杆子。武训的爱国方式是政治上的布哈林主义。现在中国许多学校教育办得学生不愿参军、不愿去国防工业单位，而是倾父母之财力，纷纷向西方国家跑。这样的教育对国家有多大的作用？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从枪炮做起，从爱国主义做起，要从国家关键的硬地方做起。与我们身体成长规律一样，神经和肌肉走向哪里，骨头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只有神经脉络和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
在当今险象丛生、压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们不能走《武训传》中宣扬的那条路，我们应该做强力崛起的准备。有人天真地幻想，说西方不至于对我们怎么样吧？其实世界上有些事情说没就没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中国。而十几年前还是我们“老大哥” 的苏联人，现在已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还算好的，苏联解体后还留下个俄罗斯。历史上有好多文明都没有了。最早的古希腊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整个都只成了古迹。有很多大帝国，最后都变成很小的国家，西班牙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可现在呢？它和葡萄牙就呆在那儿，非常委琐。那谁可以想像，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将是什么样？如搞得不好，中国未来可能也会成为非常小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心目中是我们印制的地图上的样子，但谁知道在一些日本人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在李登辉心目中是什么样的？李登辉心目中的中国是以台湾为中心，包括中原地区，顶多到河南这一片，也就是汪精卫时期的那个版图。日本右翼心中的中国大概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时的中国。当时日本把中国整个肢解了，也占着台湾。现在李登辉正跟日本右翼谈，他们想要联合起来。李登辉埋怨日本人现在没有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大局观”，叫现在的日本人学那时的日本人。“大局观”是什么？就是肢解中国。这一点与日本人中岛岭雄以及司马辽太郎的看法差不多，他们都写书认为中国必须分成若干块。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十几年时间，整个北方，即俄罗斯全都变了，变弱了。现在回头看目前这张世界政治地图，美国不放心的最后就剩下中国。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战略博弈，这是中国面临的基本安全环境。
国际政治的原则至今仍是丛林的原则。联合国安理会只有在大国实力可以互相制约时才能发挥作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制才能起作用。所以，真和平只能是冷和平，热和平是永不存在的。有人说冷战不好，其实冷战时期发生的战争较少，相反冷战后的国际冲突越演越烈。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国家之间就是这样，外交部可以笑，但后面的军人是不能笑的。
三、生存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安全环境的好坏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压力与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风险，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问题所在。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国家风险。一种是在自然经济下发生的生存风险，一种是在市场经济下发生的发展风险。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末期都要发生动乱、农民起义，王朝被推翻后，再重新建设。这个结果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有人说这推动了历史进步。但马克思说，东方只见政权变更，而没有社会发展式进步。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应是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在于质变和飞跃。但在东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这里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变式的飞跃。没发展，也就没有历史。因此，生存不应是历史的本质，它更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我们研究中国朝代的更替，会发现它有其特殊规律。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社会，自已是自己的“市场”，即自给自足。这样就很难形成商品性的生产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因而也就不会产生新产业和新投资。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它就没有办法利用剩余的生产力。当生产发展好一点的时候，其产品不能转化为利润及相应的投资。这样当这些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土地购买力量。因为在完全的自然农业经济下，只有农耕土地而非新经济产业是货币的最保险的银行。这与发展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必然要有相互不间断衔接的新产业生长点。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发展决定生存，不发展就会死亡。自然经济的优势是生存能力，劳动在很简单的条件下严重依赖自然生产资料，即所谓靠山吃山，因而劳动也最容易形成。一块地，一个简单的劳动工具就会种出粮食并有少许贮存。自然经济有一种很强的生存优势，但发展能力非常脆弱。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其剩余价值就如溢出水池的水，如果没有新的水池与之衔接，这些不断增升的水必然外溢并把这个水池基础泡烂和冲垮，摧垮以后再重新建设。因发展而灭亡是自然经济运动的重要特征，也是只见古代中国王朝更替而不见其间发生质变飞跃的原因。
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命运在邓小平时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邓小平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从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利益需求及国家安全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市场经济必然是世界性的，我们加入WTO，参与了全球化，这时不参与世界市场，不参与世界资源分配的国家，就根本无法生存。这样就带来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保障国家民族利益在不被国际资本侵蚀的前提下参与全球化并获发展。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不再与土地和人口相联系了，而与利润、利益相联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这是因为利润没有国界。利润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是来自世界的。国家利润总量往往标志着它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相应份额，国家利润越多，其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份额越大。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往往在于保障国家地租和赋税的稳定和扩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则表现为来自海内外的国家利润的持续稳定和扩大。前者是由土地和人口总量规定的，是有限的和不能发展的；后者是由生产和技术决定的，是无限的和发展的。发展，这个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滚动的概念，必然要波及并拉动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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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拿破仑的意义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
这里会有同志问：西方同样也经历了自然经济阶段，为什么西方就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中国和西方相比，西方经过了一个几百年的大动乱即史书上说的“黑暗时期”，如果要说起来，这也要感谢我们的秦王赢政和汉武帝刘彻先生。在古罗马征战地中海的时候，商鞅变法为秦国积累了强大的国力和军力，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国力军力的支持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商鞅变法把井田制推翻，将军功与土地分配挂勾，大大提高了农民参军立功的热情。他给小农分了土地，得到土地的农民子弟又参军保卫自己的土地，所以秦国的战斗力特别强。汉朝中期，中国北方匈奴南下。汉武帝集中了全国的力量把他们赶走了。游牧人在不可能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后退的条件下，他们便往西寻找生存空间，这就象多米诺牌一样带动了整个中亚东欧的民族大动迁，由此引发的历史结果是在公元5世纪末罗马帝国被冲垮。此后，欧洲就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此时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在西方被民族迁移冲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中国却整体上处在一个上升阶段。不仅如此，中国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农民大起义而不倒，这又得益于西方的百年大混乱。欧洲此间宗教冲突、民族屠杀，各国间的王位争夺战争，他们顾不上我们。所以我们还经得起内部折腾，倒下去还能起来。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后，事情就不一样了。到清朝末期，西方人过来了，如狼似虎，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20世纪初可能就被西方人肢解了。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资本出现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现象。资本使社会剩余产品有了新的投资场所。整个社会不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资本为中心。一切都在追求资本，什么有利润就生产什么，一切都随利润兴起或衰落。
资本一旦出现，世界就分成了两部分：价值与使用价值、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消费、中心与外围。一方发展的前提是另一方的不发展。这样，本来是统一的东西在这里成了对立的，比如生产力一方必然要压低消费一方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才可使利润最大化。但是本国消费压低到极点了，就会造成社会动乱。马克思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表达过这个规律性的现象。他说：“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在19世纪40年代，引起整个欧洲动乱的就是这个原因。资本中心国家要把国内保护好，就得将市场危机转嫁出去。危机转嫁的早期对象就是欧洲大陆，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法国。法国及整个欧洲大陆是英国转嫁危机的最早的“南方世界”。如果说英国是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的起点的话，那么法国就是多极化的起点。
1786年的时候，法国跟英国做了一个交换，当时签了一个“伊甸条约”。但到1789年法国就进入国家动乱。当时那里的情况跟我们今天进入WTO的情况一样。高势能的资本冲击使法国也出现国家风险，整个政权发生动摇。大部分农民失业。当时法国人不理解，曾经非常辉煌的法国怎么就被英国赶上了呢。开始法国人看不起英国人，1066年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还从法国出发下海征服英国并自立为英王。现在英国人怎么就一下子发起来了。法国人捉摸不清，就去研究它。开始法国人简单地认为，人家有钱。法国人想，我拿我的农产品跟你工业产品交换，有了钱以后我再买你的东西，买得多了我不就与你一样“富裕”了嘛。其实不是这样。关键在于英国产品成本低，原材料产品的附加值高，法国正好相反，所以一交换，法国农业产品不堪重负，农民迅速解体。
法国农民解体后蜂涌进城，这和今天中国的情况大体相似。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又没钱，就闹革命。这样便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质是脱离土地的流民革命。拿破仑连同《拿破仑法典》正是从农民和土地问题入手来解决法国社会矛盾的。到19世纪50年代，在拿破仑三世的时候，法国还为就业问题所困扰。当时组成劳动工厂，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但失业的人数太多，已超出国家承受的极限。找不到工作，人就会有怨言，说政府腐败，要换政权，要搞革命。于是社会就开始动乱。有意思的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凡是社会动乱的时候，理论思潮就特别发达。这叫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不平衡发展规律。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正在向近代化转型，此间欧洲出现一大批文学艺术巨匠。俄国农民大苦难时期，出现了托尔斯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出现了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权宣言》。当时人们都觉得，只要解放了人，整个问题就解决了。社会舆论全部参加这场运动，开始是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到最后就是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反腐败很厉害，是用断头台的方式来“反腐倡廉”的。人们痛恨商人和高利贷者。于是罗伯斯庇尔把大商人丹东杀了。法国当时是喊人权喊得最厉害的时候，而同时也是杀人最多的时候，断头台就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产物。这是悖论。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是最热爱自由的，但最残酷的事情就在那时发生。狄更斯《双城记》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人的所有怨恨一古脑全推到“腐败”和“奸商”身上，其实这里有情绪化的成份。当时法国的问题是生产和劳动发生结构性矛盾了，是外国资本进来之后，对整个国家经济及其经济基础的冲击的后果。农业产品没有竞争力，这对小农业为主而工业又不发达的国家而言，就是一场就业灾难。没工作，人少了可以，人多了就会闹事。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法国当时的情况很相似。以史为鉴，可知得失。进入WTO后，中国的农业受到的冲击将是不可想像的。外国粮食进口，中国农民种的粮食、水果、蔬菜之类，若无国家特别扶持，仅成本一项就没有办法与西方竞争。中国八九亿农民，种地不挣钱，进城又没工作，大量劳动力一旦失去就业机会，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当时只有拿破仑意识到问题的要害。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拿破仑采取的方法是从外围打击英国，推动资本多极化。这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南方地位的法国和处于北方地位的英国第一次发生的“南北冲突”。拿破仑知道对资本中心的冲击应该是从它的外围开始，英国是靠外围国家来供养。拿破仑直接出兵埃及。他知道卡住了埃及就中断了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联系，没有印度就没有英国。拿破仑被授权组成一个远征军，直接到中东地区，但他在地中海上被英国纳尔逊率领的海军打败了。
海上的失败只有以大陆的胜利来弥补。1806年拿破仑颁布“米兰敕令”，封锁欧洲大陆，不准大陆国家与英国进行贸易交换。同时他推动法国的民族资本在欧洲全力扩张。《拿破仑法典》给整个欧洲的农奴予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农民，为欧洲，特别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力资源。《拿破仑法典》解决了法国破产农民带来的就业问题，这跟中国战国时的商鞅政策一样：小农的战斗力是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谁给农民土地谁就有兵源。农业破产使拿破仑有了丰富的兵源，而拿破仑给破产农民以土地，又得到农民的忠诚。农民参军消耗一部分社会“闲杂人员”，资本家在欧洲扩张，增加了国内就业。这两方面解决了法国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拿破仑的欧洲政策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很相似：军队先行，商人紧跟。企业加产品强力扩展市场。拿破仑用暴力强行建立以本民族资本为中心的国际市场。虽然拿破仑失败了，但是法国生产力没有垮下去。拿破仑战争后，法国挤入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中心。这是所谓“北方国家”的原始成员。后来德国，美国，都是沿这条路线挤入国际资本中心，成为国际资本俱乐部的成员。
美国的发展道路对我们中国也有可借鉴的地方。美国最早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将北美洲当作英国资本发展的“外围”地区，是英国的“奶牛”。在英国人眼中，北美只能生存但不能发展。
当时的北美之于英国形势，有点像今日中国之于美国的形势，英国绝对不想在它的西侧有一个强国出现。但是北美人民不愿作英国的“奶牛”，于是他们拿起武器反抗英国的压迫，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811—1814年，美国又跟英国打仗，英国败了，美国这才彻底独立。在南北战争中，英国想肢解美国，它支持南方独立。当时英国统治世界的方式，首先不是人权，也不是所谓民主价值观，而是将有可能成为重要对手的国家肢解。明治时期日本军人和政治家也意识到这一点。日本强大后，先占领朝鲜，再打败中国和俄国，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的若干个“卫星国”。富裕和军事强大的国家的地理版图越小，其外围缓冲区的需求就越大，这是国际政治的铁则。英国人和日本人都明白，由于没有得以迂回的纵深地带，像它们那样版图小而国力强的国家，如没有相应的外围地区，就难以确保自己的边界安全。美国人对林肯那么敬仰，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解放了奴隶，而是由于他为美国争回了大国必须拥有的起码的地理版图。这对美国未来的强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南北统一，可以想像今天的美洲将是什么样子。所以肢解或变相肢解对手国家是西方政客常用的手段。这是一个理论视角，由此观之，毛泽东统一中国大陆及将来中国政府统一台湾等岛屿的努力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由此引出一个小故事，1803年杰斐逊总统以1500万美元从拿破仑手里“购得”路易斯安那，这片从密西西比河直达洛矶山的广大平原，相当于当时美国版图的一倍。人们不理解拿破仑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说拿破仑当时如何困难，如何需要钱，但是最关键的是拿破仑要在英国的西翼，为英国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以减轻英国对法国的战略压力。这是一着既睿智又深远的布局。所以今天的美国真要感谢的不光是林肯，还应当有拿破仑。后来事实证明，美国的崛起对英国的未来是灾难性的事件。英国西东两边受制于美国与法国，这既分散了英国的力量，也减轻了法国的压力。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迅速崛起，并在20世纪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主角。
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反视今日欧洲大陆人的国际观，就会认识到，今日欧洲大陆人也是用当时对待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对待今日的美国和中国：利用中国制衡美国以减轻欧洲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英国开辟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运动而言，拿破仑开辟了政治多极化的历史运动。因此说，拿破仑的意义不仅是历史性的，它更是世界性的。
五、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早期的美国人是今日中国人的先生
对于居于资本外围并受资本全球化冲击的南方国家而言，在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在古代我们曾经也辉煌过。当时世界只有四大文明古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但是风水轮流转，到近代转到英国那边了。英国之后风水又转到美国那边了。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也没有经历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它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只要国家经济以资本为发展的动力，国内就必然要出现生产与消费的两极分化。资本的一方要降低工人的工资，压低消费，以获取高利润率。这造成美国在19世纪70、80年代的严重的社会动荡。那时美国工人的罢工、游行是非常厉害的。我们今天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都是美国工人争取出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美国政府是个严峻的考验。历史把美国推到十字路口：是走后来的拉美道路，当英国资本的附庸，还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美国从英国的历史经验中知道，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体制问题，它更需要大量的国际资源向美国回流，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
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南方国家也有同类问题。西方人说是南方国家法制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这是不负责的话：你没资源又怎能使它完善。中国法律明明写着，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利，山沟里的孩子有权利但没能力享受这个权利，为什么？没有钱。钱是资源的占有形式。中国有限资源不足以支持全面小康的消费水平，远远不够。怎么办，只有强行参与大国间的国际资源分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向世界。英国就是这样，英国是美国的老师，美国学它的老师，反对英国霸权，向世界要资源。昨天的美国也是今日中国的老师，我们也要向美国学习，反对美国的霸权，要求平等地参与国际资源分配。
前面讲了，国家间财富的转移本质上是靠暴力而非交换实现的。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也面临着英国的霸权压力，国内又有问题。美国要走出去，要和世界交往，但是如果对海洋没有控制，没有海权，其海外利益就没有保证。英国早期海军是跟着贸易走的，是保护商船用的。英国早期海军将领多是海盗出身。一般来说，一个历史运动在其初创阶段往往是一些泥腿子粗人发动的。后来英国在海上打败了西班牙，成了海上的霸主。控制了大海，也就控制了世界财富的转移通道。西方海军对于东方国家威胁在当时是非常大的。在西方海军的舰炮下，东方的财富迅速流向西方。
19世纪40年代，英国出现了工人宪章运动，英国政府并没有对之实行血腥镇压，而是利用自己强大的制海权在东方发动了“鸦片战争”，打赢中国后，白花花的银子就流回了英国。当时中国可算得上世界首富。经历了40和5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和90年代的甲午战争后，半个世纪间，中国一下子成了穷国。财富到哪去了呢，流到西方去了。所以七十年代英国出现一种叫“工人阶级贵族化”的现象。当贵族是要有钱的，钱从哪来，从东方来。19世纪40至70年代，西方国家在东方发动许多战争，目的都是掠夺东方的财富。与西班牙、葡萄牙掠夺拉丁美洲财富的后果不同，19世纪西方从东方掠夺的财富都转化成了工业资本，而非商业或高利贷资本。这奠定了今天英美国家主导全球化的物质基础。
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19世纪末，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制海权。这时期中国人的心思用于什么呢？用于建颐和园。人家则用于造海军，钱都用于造军舰，到19世纪末期，美国海军的吨位排到世界前列。1898年，美国一举拿掉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关岛等，1900年，它就全面进入远东地区，参与西方对中国的掠夺。这都在向谁挑战呢？在向西班牙挑战，向英国挑战。如果仅从地理位置而不从主权归属上看，如将夏威夷比作我们中国的台湾，美国一年内就将它拿下了，而我们统一台湾的口号却喊了50多年而不见结果！学者们研究呀研究，说台湾是否独立，“还得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还“有三种可能性”。现在“台独势力”日益坐大，时间已不容我们回避挑战。在重大的历史关头，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人的确是我们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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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
国际斗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国际斗争绝对不能想像着说话。我有和平愿望，说和平发展是人类共同愿望，但人类战争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所以不能一厢情愿地想问题，愿望归愿望，解决问题还是要现实些。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但生活得再好，总还要吃粮食而不能吃空气和阳光。这是最基本的。所以一个国家判断问题总要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是资源。中国已从昨天的产品短缺、继而市场短缺转向现在的资源短缺。上世纪初美国冲破英国霸权走向东方，为什么呢？为抢占世界市场和资源。
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中国十九世纪末垮下去后，八国联军开进北京，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很可能中国在那个时候就被肢解分割了。
二十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中国衰落到即将被肢解的边缘。但天不亡我中华：1914年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占领中国的洋人都回去了，顾不上这边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出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说到这里，也应感谢曾国藩，有人说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但是曾国藩也利用清王朝的资源事实上培养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后来中国的北伐及中国的统一。所以保守也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在某些方面都作了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
民国成立到1933年，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但日本人可不高兴，他们不愿让中国崛起。日本人一直想肢解中国，引诱中国发生内战。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从俄国回中国进入东北时，他知道有日本人一路跟踪，但日本人不抓他。他分析可能日本人就是要挑拨国共两党内斗，以便坐收渔利。日本人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为什么在1937年？这是由于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中国人开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日本人分裂中国，调拨中国内乱的企图破灭了。图穷匕首见，日本最终向中国全面开战。
1937年，中国进入全民抗战。日本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打到上海就行了，不要再往南走了。当时近卫内阁是这种观点。他们当时答应汪精卫过去后，逐渐退出并还政于汪。但日本军人不行，后东条英机组阁，近卫下台，日本军人的疯狂一发不可收拾，1940年，日本袭击珍珠港，日美开战。这一下蒋介石高兴了。
当时斯大林是一切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面临希特勒在欧洲的攻势，他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斯大林当时一直想将日本的祸水南引。国联为“9·18事件”派个李顿调查团，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当时美国也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接着就是在日本的扶持下华北、华南纷纷成立傀儡政府。今天李登辉所梦寐以求的也就是当时汪精卫的地盘。汪精卫当时的理论也跟今天一些对日关系的理论视角很相似，什么不能与日本人打呀，什么日本先进，与日改善关系有利于牵制美国，对中国有好处呀。可以假设，当时如果日本打到上海就停止不再南下到英美的势力范围，那英美有可能牺牲中国的利益与日妥协。果真如此，那今日中国就很可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日本军人余勇可贾，一气打过北纬30度，偷袭了珍珠港，迫使美国参战。日本战败后，其版图又回到明治时期，中国崛起是今后日本永远的痛。与美国比，日本更希望中国分裂。
有人说经济联系必然造成和平。但是大家知道，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其经济利益依存度远比中美高。据美国学者孔华润提供的数据表明，1940年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分别占美国出口总额1.9%和5.6%。所以美国一直跟日本关系不错。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华北时，美国还卖日本石油呢。当日本打过了上海，影响了英美国家的海外利益，美国就不干了。与美国资本崛起并由此与英国冲突的原因一样，日本资本的兴起，也必然需要海外能源、市场和金融资源。这样就要在太平洋跟美国发生冲突。美国开始的时候想通过牺牲中国利益来与日本妥协，日本不满足，攻击了美国珍珠港，这使美国最终反与没有多少经济联系的中国牢牢地结盟。经济联系与政治联系有许多时候是分离的。这也不奇怪。经济联系多了，矛盾也就多，经济矛盾激化就转为政治矛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就上了英美反法西斯的顺车，参加了埃及开罗会议，我们最终成了战胜国之一，并且台湾等岛屿的主权在战后都回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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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治家的胆识在关键时刻能扭转乾坤
二战以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这时候我们中国国共打得很厉害。印度则在闹分裂，1948年印巴分裂。尼赫鲁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简直是书呆子，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当时尼赫鲁打的是西方民主牌，天真地认为分裂出去的巴基斯坦迟早会回来。但巴国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仅回不来，而且印巴一打就是五十多年。现在有些中国人对台湾也持这种看法：认为台湾如分裂出去，如果我们搞好了，到时候它自然选择回来。这是天真的想法。巴拿马就在哥仑比亚眼皮下，1903年独立到现在都100多年了还没有回到哥仑比亚。哥仑比亚是那么大的国家，你看地图，巴拿马在其上面只是一个小点，但就是回不去。如果印度当时没有分裂的事，我们设想一下1962年的中印冲突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印度文化天生柔弱，出不了强权人物。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在太平洋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印度有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尼赫鲁，另一个就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前一位是跟英美的，后一位是跟希特勒、东条英机的。钱德拉·鲍斯还跟汪精卫一块照过像。他主张用军事赶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这种主张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所利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他死于飞机失事。这个人不是公子哥儿，不搞尼赫鲁那一套好看不中用的“民主”，不搞西方政客那一套小把戏。可以设想，当时如果钱德拉·鲍斯没有死，并当选为印度总理，那印度的历史可能完全不一样，国内分离势力就会毫不留情地被消灭掉。尽管钱德拉·鲍斯死了这么多年，可许多印度人，特别是大学生很怀念他，认为他是英雄。
我们来看看与尼赫鲁同时期的毛泽东。印度独立时，共产党正跟蒋介石打仗，西藏就有一些人想闹独立，与美国、印度的一些势力勾结。可以设想，1948年，如果印度当时仅出少量兵力暗地支持这些“藏独”分子，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无力西顾，后来再谈判那也很难是今天这样的局面。毛泽东在1949年10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初就出其不意，迅速拿下西藏。尼赫鲁反应过来后，又是抗议又是遣责，后来还搞什么“前进运动”，小脚老太婆似地一点点一点点地蚕食西藏。毛泽东没有那些花哨作派，直接出兵，一步到位，1962年击退入侵中国的印兵。
有人问中国为什么在1962年打赢了又退回来了呢？
如果我们看看西藏地形就会明白毛泽东所出的是险招，这与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一致的，当时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只是险胜。我们后勤跟不上，是靠自然动力将战争物资运上西藏高原的，其成本高得惊人。如果印度拖我们半年，这场战争就可能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大局。毛泽东是真正的智者，尼赫鲁在小步前进，而我们的毛泽东则兵贵神速，一步到位，打他个措手不及。当印度一片混乱，神志未定之际，我们又立即收兵，把缴获的武器还给他们，给国际上树立了正义、和平的形象。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从1952年的抗美援朝与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到现在，中国东北与西南均无战事。有些事就得这样，你如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节，反倒会有和平。毛泽东敢出险棋，善出险招，结果用时间最短的战争，赢得中国边界上时间最长的和平。这是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外交思想的成功范例，也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大贡献。
中国人的强国之梦是从孙中山开始的。看看过去的历史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情景让人难受。前一阵听说有一个东欧国家飞机出事，华人就被关到机场大厅，而西方人则都被送到宾馆，怎么说都没用。大家都知道，国家不强大，国民受人欺。1949年，中国开始走向强大，当时中国被美国包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冲出来？是靠斗争而不是妥协。美国已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中国当时的东北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刚建国，百废待兴，我们就东北那一点重工业基地，但在它的东翼，美国已大兵压境。当时我们一些人认为美国不会打中国，也不想打中国。毛泽东不信。毛泽东不是从美国的言辞而是从双方力量变化中看问题。一旦美国拿下朝鲜，美国再翻脸中国就来不及了。此一时，彼一时，毛泽东才不信那些没有力量保证的承诺。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那时候美国有原子弹。我们什么先进武器都没有，就是有勇气。但我们打赢了。有人说打平了，中国那么穷，打平了就是打赢了。周恩来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各国代表都拍手欢迎中国代表团：他们为中国的勇气和胜利而欢呼，为中国打掉美国骄横霸气而欢呼。想得出来，当时毛泽东坐在中南海的感觉特别好。国际斗争有时候就是这样，关键时候要有勇气扳手腕，输赢在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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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战略与管理》杂志，资料来源：《学说连线》网站。）
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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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令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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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是五四运动的八十五周年。
对于一个人来说，八十五岁意味着进入了耄耄之年，这是一个饱经风霜、步履蹒跚的年龄。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八十五年内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又地覆天翻的变化，这些事件、这种变化都是五四运动中那些敢于俯视一切、踔厉奋发的先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料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老人和“五四”先人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五四运动期间，苏俄十月革命成了陈独秀、李大钊等运动主将眼里的新旗帜，“布尔塞维主义”的道路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的方向。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继东欧剧变后庞大的苏联迅速解体，首发的社会主义国家毁于一旦。
民主和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为了扫除封建旧礼教、旧文化，唤起国民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五四”的先锋们为之呐喊呼号、宣传批判不遗余力，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摧枯拉朽，一往无前。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几百万革命小将重新拿起批判的武器，向“四旧”全面开火，挖地三尺，玉石俱焚，其摧毁的力量不知要比五四运动厉害多少倍。然而随着“四旧”的“毁灭”，民主和科学精神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专制和迷信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民众的灵魂遭到史无前例的荼毒。
五四运动的基础是新文化运动，但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和会消息传来，激起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学生的强烈愤慨，以北大为代表的北京学生首先发起抗议示威活动，随后发展成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时间到了1999年5月，中国总理赴美访问归来不几天，中美达成协议的墨迹未干，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就悍然用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使馆，使中国政府和人民蒙受了“从天而降”的耻辱，激起国民的极大义愤。在北京学生的带动下，各个大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形成全国性的抗议爱国浪潮。
历史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80多年前的起点上。当然，经过革命、改革和建设，今日的中国已远非五四时期的中国可比；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种种原因，五四时期提出的一些重要任务直到世纪之交还未完成。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封建的东西仍然存在，反民主、反科学的现象时不时地出现；旧形式的礼教不见了，新形式的礼教还在起作用；旧的尊孔读经不见了，新的尊孔读经还在进行；压制个体自由、剥夺公民权利的问题仍然严重。此外，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处境仍不乐观，强国爱国还任重道远。
五四运动的伟大性是不容辩驳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伟大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又必须看到，在“五四”之后，由于国共分裂、阶级搏斗、军阀混战、抗日救亡、三年内战等暴力斗争一场接着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使五四运动高扬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失去了正常的生长条件。从主观方面说，也没有处理好在革命和救亡达到目的后如何发扬民主、培育科学精神的问题。换句话说，正因为五四运动提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八十多年来人们才一直对“五四”情有独钟，“五四”情结越来越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五四”的精神旗帜还需要高举。进入21世纪，这种期盼可以说呼之欲出了。
那么，什么是五四运动的精神旗帜呢？
有人说，五四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旗帜也就应当是爱国主义。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五四运动和在前的禁烟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在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没有多少区分了，甚至和古代历史上抗击外族的斗争也没有多大区别。毫无疑问，爱国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但爱国主义不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更不可能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旗帜。
五四精神的核心、五四运动的精神旗帜就是自由和民主。作为一场自发的政治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要求自由民主；在思想上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要求个性解放；在学术上反对迷信盲从、偶像崇拜，提倡科学精神；在文化上反对文言文、八股文，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很显然，这些内容实质上都是、也无一不是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谈到新文化运动就不能不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八十多年来，中国还能找出第二本比《新青年》影响大、影响深远、被国人一直念念不忘的刊物吗？而区区的《新青年》所以能享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不就是因为她吹响了自由民主的号角，而且吹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起码到现在）吗？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本志罪案之答辨书》，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这些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重量级文章，哪一篇不是浸透了自由民主的思想？年轻气盛的《新青年》和她的作者们，那时真是无所顾忌，高下在心；指点江山，势如长虹；激扬文字，所向摧锋；大有冲决罗网、‘横扫千古、澄清天下之志’。单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现在读来仍使人热血沸腾：“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这些文字，真是自由的宣言。
传统的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从而为五四运动的爆发、进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这个观点从现在来看即使不能说不对，也至少能说不全面。因为第一，完整的五四运动既包括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包括在此以前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第二，假使当时没有爆发十月革命，有新文化运动鼓起的人心民气，也未必就不会转化为5月4日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就注定不会成为人们经久怀念的五四运动，她至多不过是近代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帝运动而已。第三，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并未借助十月革命之力，但没有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就很难迅速传播。因为正是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自由民主精神促进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才得以传播开来。当时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最著名、最主要的阵地就是《新青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是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转变为中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再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
可见，五四运动的精神旗帜、五四运动的精髓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自由与民主和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爱国主义也只能是自由民主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换言之，“五四”的爱国主义是学生和民众以自由爱国精神对抗北洋政府专制卖国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是经过自由民主启蒙后迸发出来的爱国主义，是弘扬民权基础上的爱国主义而非听从专制号令下的爱国主义。
如果从更深层的眼光看，五四精神其实只有两个字：自由、或者说是对自由的追求。从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偶像崇拜，到1919年5月4日为抗议“巴黎和会”举行游行示威，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再到后来为抗议北洋政府逮捕镇压学生举行罢课、罢市、罢工，实质上都是用个性自由挑战枷锁奴役的表现。人们常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而思想启蒙首先是人格的启蒙。像陈独秀所说的，“我有心思，自崇所信”，“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以自由、自信、自主之人格，运用自己的勇气与理智，向一切束缚人、奴役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和信条宣战，谋求人的发展和解放。“五四”的先人们正是从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开始走向思想启蒙的。民主和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然而用自由的眼光看，民主不过是表达个性自由的一种手段，是个人权利在政治上的体现；而科学不过是自由精神在学术领域的贯彻，没有自由的探索，科学就会成为迷信或教条的婢女。所以自由才是五四精神最精致的本质。
站在新世纪之初思考上个世纪发生的“五四”运动，不仅仅是感到对一些问题必须重新反思，而且深深感到“五四”对现实的压力，“五四”对未来的挑战。“五四”作为一个运动早已结束，运动的志士们早已长眠于地下，但“五四”的旗帜还需要高举。继续“五四”的事业，仍然是摆在全体国民尤其是青年面前的任务。
继续“五四”的事业，就要超越暴力革命和救亡运动的局限性。暴力革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暴力革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第一，它不是万能的，它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第二，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且会造成大量的人众死亡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第三，暴力革命不能代替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生成与培育。在好的情况下，革命只能为民主和科学的成长开辟道路；在不那么好的情况下，暴力革命还会抑制民主和科学的成长。救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甚至要超过暴力革命，救亡运动对一个要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来说是绝对必要、绝对不容亵渎的。但救亡运动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如在救亡的同时容易滋长盲目排外和民族狭隘情绪，在反对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同时，却没有留住西方一些可借鉴的民主和科学的东西。更不容忽视的教训是：救亡的成功能恢复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却不能自动带来民主和科学的发展；反而可能出现利用独立后的政治权力压制民主和科学精神成长的情况。所以，继续“五四”的事业，就不能停留在对革命和救亡光辉的回顾中，而要冷静地看到它们存在的局限性。要敢于突破和超越这种局限性，从身边做起，从具体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做起，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领域做起，从改造环境和开启心智并举做起，不求雷霆速震，但求坚持不懈，逐步完成“五四”未竟之事。
继续“五四”的事业，就要从单纯的爱国主义圈子中跳出来。跳出不等于不继承“五四”的爱国主义，但不能笼统地讲继承，而要弄清“五四”的爱国主义和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今日讲爱国和“五四”时期的爱国又应有什么不同。更重要的是，继续“五四”的事业绝不能局限于爱国主义，而要从更广大、更深层的意义上理解“五四”，解读“五四”，发扬和推进“五四”精神。
继续“五四”的事业，就要以敢于冲决罗网的自由精神，和依然在中国大地上肆虐的反民主和反科学的东西作斗争。和封建主义和准封建主义的东西作斗争，和新八股、准八股的东西作斗争，和新迷信、准迷信的东西作斗争，和新的不公正、不平等的东西作斗争，和一切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伤害人性、扼杀人的创造力、剥夺人的权利的东西作斗争。深化改革，创新制度，不断发育民主和科学成长的环境，圆“五四”未圆之梦。
继续“五四”的事业，就要重提启蒙，以“五四”启蒙之胆魄推进今日的思想解放，加强对国民性的改造。改造那些历久沉淀的萎琐、麻木不仁、安于现状、“套中人”的国民性格，注入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精神、新思维，最终重塑国民性格。这种启蒙是国民的自我启迪，这种解放是国民的自我解放，这种改造是国民的自我改造，这种重塑是国民的自我重塑。五四旗帜应当成为公民心中的旗帜，继续“五四”的事业应当成为全民的事业。
（转载自《燕园评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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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5-20
中小板终于出来了,对市场交易者来说,最关心的是它能带来多大的机会.按以往的惯例,新的东西多少会有些机会.对我而言,先等等看,等中小板是否有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在四月初,以把资金投向了期货,股市上做了些防御性的资产配置,包括国债、零售业。为啥不再等等呢？等等二板的机会呢？呵呵~~~
以前与FZ兄交流时，他曾提出深圳的创业板推出时，是不是要关注下香港的创业板？！在港上市的内地几家公司质量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价格又低。我们已曾向自已的客户建议，并做了战略性的投资，不知判断是否正确？立此为据：）
在关注中小板的同时，也不忘看看深圳本地股，有创投概念的公司。而现在的老牌科技股，看不清楚，呵呵~~~
宏观在变，下波行情的热点现在也不能确定，不做事先的猜测，不做先入主的自我束缚。先等着中小板吧，顺便做点防守型的、变身型的个股。
2004-5-18
今天掉了一支鞋，深圳的中小企业板终于姗姗来迟，不管评论怎么看好，但短期内对主板的资金分流是不争的现实。从今日盘面上看，最后一朵金花也凋谢了，煤、电也撑不住了。南方航空6029又涉嫌造假！
盘中走好的是与中小企业板有关的个股，象我们项目库中的0301、0516参与了创投公司而有较好的涨幅，但持继性怎么样，难说。
年线仍面临着考验。
从去年的11月份算起，涨的跨度为6个月，那调个4个月不也正常么？况且宏观的调控导致主流资金的仓位调换，不需要时间么？为了后面的2000~3000亿的国有嫡系资金入场，不足100个亿的成交额，它们建仓不需要些时间么？
如果有好的项目，我也会逐渐的买入，但若你没有好的项目（或者不是资金很大），就不妨做个快知快觉者（FZ）吧，等哪天量、涨幅真的来了，一气猛扎进去！
留着资金，或许会错过一段行情，但起码能保住上半年的收成，况且现在期货上机会还不错，我还是再等等吧！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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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5-17
白天没看盘,忙着公司的一些事。大盘仍在滑落，年线将经受考验。
去年的五朵金花，前期汽车、钢铁、银行已凋谢，今天石化股也撑不住了。最后的电力还能撑着么？粗粗一想，这些行业调控后，用电可能会稍趋缓，对电力算不上什么利好？！
看看010303、010107国债可是涨的不错啊（FZ）。期货上各品种也是跌势绵绵。前期如能调整投资方向，不说能赚多少，至少也能避过这次股市的调整吧。以后的市场就这样，象个连通器，要学会多视角考虑问题！
如从市场的跌幅来看，调整涨幅的50~62%，也就是1545~1480，也差不多了，再跌也是虚的：）但时间仍会很磨人，而且什么时候见底也难测。
但看不懂，测不准时，我不做，等着，总可以吧？
作 者: 科勒德克 日期:2004-05-13
[政经观察] 波兰市场化与民主化艰难历程对中国的启示
波兰市场化与民主化艰难历程对中国的启示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演讲摘要
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科勒德克
2004年3月13日
波兰改革与中国改革有三点不同，第一是波兰改革以1989年为清晰的分界点，最有革命性的变化是开始了政治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与政治制度转轨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是保持基本制度不变而进行的经济改革，政治制度转轨则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向一个新制度转变。换句话说，波兰与中国的不同首先在于，波兰许多经济改革从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1989年后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改革并举。
我始终坚信，如果改革措施能得到合理设计，民主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是可以相互协调的。民主政治在长期是支持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因为民主政治可以有效纠正和制止错误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效果不好，制定该政策的政治家就可能在下次选举中落选或通过其他机制被更换掉。但波兰这15年改革历程也表明，在短期内民主政治可能会给经济改革包括经济政策的制定造成许多困难。
第二点不同在于，1989年后西方国家对波兰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波兰在70和80年代就开始了市场化改革，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尽管不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不允许自由贸易，不允许外国货币自由兑换，但允许接受一些外国直接投资。我们通过外国政府的担保从外国银行获得的以及其他途径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改进了管理，引进了先进技术。我们还希望这样可以提高工业生产，通过促进出口来偿还外债。但事实并不如愿。八十年代末波兰外债余额接近400亿美元。在外债强大的压力下，向市场经济进一步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在关于债务重组的谈判中，西方国家提出的前提条件是要求我们首先朝市场化和自由化方向深化改革。西方国家对制度转轨支持与推动对我们改革推进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点不同在于，1989年后波兰开始了制度转轨，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同。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还需要时间来对这些影响做判断，现在回答还为时过早。转轨[transition]意味着知道“从哪里来”和“要往哪里去”，而改革[transformation]是知道从哪里来但不确定将向哪里去。再加上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不知道25年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会是怎么样的。中国改革的最终结果还是一个问题。
相比而言，我们更有把握知道25年后波兰的市场经济会是怎样，我们希望加入欧盟，而加入欧盟之前与之后都要求国内的各项制度与欧盟相衔接，我们的制度转轨总体来说是朝着与欧盟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发现迈进。波兰80年代改革因为缺少一个目标，缺少各方的协调，也因为政治集团的反对，并没有改进人们的生活而取得成功，后来政治家们与广大民众都认识到了需要进步根本性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转轨。
转轨应该包括三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自由化与稳定政策、微观机制重构、制度建设。在转轨之前，波兰等东欧转轨国家没有什么人认识到市场经济中，市场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也是需要受管制的。波兰改革的早期，深受“华盛顿共识”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遍认为市场化首要的是企业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并且要紧缩银根，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对税率及汇率加以合理管理调节，这样市场经济就可以获得成功。
事实上在自由化和私有化过程中，波兰出现了大量的企业破产。私有化并不意味着成功。问题更在于如何提高管理质量。从长期看，私有经济确实比国有经济更有效率，是必由之路，但转轨决不仅仅只是自由化与私有化，还包括制度建设，必须制定新规则并且在制度上保证政府、市场各方面都会遵守这些规则。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市场改革决不仅仅只是解除管制，它更是一种管制制度的重新建构，需要废弃一些旧制度，也需要创建一些新制度以培育并发挥企业家精神，包括明晰产权制度、开放经济、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开放自由贸易等。创建新管制的同时又可能会过度管制，从而可能抑制企业家精神、抑制投资与储蓄的意愿与信心。这里存在着风险，因而也使得制度转轨过程比较艰难。
相对于中国以外的其他转型国家，波兰的转轨还算是比较成功的。波兰在1994-1995年间成为了第一个GDP超过转轨前1989年水平的转型国家，现在的GDP是1989年的135%。波兰转轨初期衰退只持续了3年，从1989年中期到1992年中期，波兰的GDP降低了20%，这与东欧其他转型国家以及苏联相比已经很不错了。同时，波兰的出口增长也是很显著的，2001年的出口额已经达到1989年出口额的三倍。
从通货膨胀的经历看，波兰的转轨历程确实很难。波兰的转轨正是因为原来的市场改革无法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而导致在1989年后期陷入了“短缺形通货膨胀综合症”。它是指通货膨胀与短缺相伴随的一种现象，价格不断上涨的同时，需求却因供给短缺而未能得到满足。
1989年上半年波兰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60%，同时供需缺口越来越大。人们购物排队时间越来越长，整个经济失去了活力。波兰市场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关键的是无法忍受的短缺型通货膨胀。这种短缺以及自由化改革与稳定政策的缺乏共同造成了波兰在转轨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波兰15年转轨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90-1993、1994—1997、1998—2001、2002至今。这个划分方法与政治制度是相关的。根据波兰宪法，大选是每四年举行一次，一般每四年政策就会有些变化。波兰多数政党都赞成市场与加入欧盟，因此转轨总的方向是市场、民主化、融入世界经济、加入欧盟。1990-1993年这一阶段，一般被称为“休克治疗阶段”。我认为实际上是“休克但无治疗阶段”，缺乏稳定性政策相配套的激进改革导致了许多无谓的损失。
1993-1997年这一阶段，也就是我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期间，开始更多关注制度建设，包括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制定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改进微观经济管理机制，也包括继续一些80年代就开始的改革措施。相对于其他东欧转轨国家甚至整个欧洲，波兰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比较快的，GDP累积增长了28%。
1998-2001年期间的第三阶段，决策者实行了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给经济过度地降温，于是经济增速减缓，到了2001年GDP增长率降到了1%。2002年开始了第四个阶段，我在2002年7月再次出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2003年的GDP增长率是3.7%，今年的增长目标是5%。我相信在今后几年可能会继续保持5%的增长率。
转轨过程要尽力避免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这也是波兰可供中国借鉴的一个经验教训。从波兰的转轨经验看，自由化、稳定政策以及微观机制的重构往往会带来大量的失业。转轨需要关闭一些企业并将工人转移到新的产业，而且随着企业技术、管理的改进以及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需要的工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在波兰，根据经验，如果GDP的增长率低于4%，失业率就会增加。再者，转轨时期政府没有财力来补贴失业工人，失业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第一阶段，受“华盛顿共识”支配进行的自由化过程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经济紧缩，4年间就业量总共减少了15%。在第二阶段，失业率从1993年接近17%下降到1997年的9.6%。第三阶段就业量累积减少了6%。在第四阶段，在政策的作用下，失业率开始逐步下降。
15年艰难转轨历程是否会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带来福音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决定于政策。除了自由化、私有化与制度建设，政策也是很重要的，中国与波兰的改革经验都验证了这一点。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波兰转轨最深刻的一条经验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促进发展的经济政策，而只寄希望于“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自发地调节。问题在于：市场自发调节往往是不足的。
问题回答
林毅夫教授：
第一个问题，相对于其他东欧转型国家，波兰的转型初期的衰退比较小，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波兰在转型初期没有大量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
第二个问题，相对于中国，波兰的市场机制应该说是更完善的，但中国却在最近25年里保持了GDP年均增长9.4%，而且未来一二十年还将继续保持至少8%的增长速度。您认为波兰是否也能在未来一二十年保持7-8%的增长速度？
科勒德克教授：
波兰现在的私营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大约是80-85%，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波兰在1989年转轨前夕，其私营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波兰1989年GDP中有20%来自私营经济，其中15%来自私营农业，另外5%来自工业、服务业等小规模私营经济。
波兰大规模私有化是发生在1995-1996年，这一阶段约10%国有资产被私有化了，2200万公民参与分配这些国有资产。波兰私有化的另一种方式是股份上市私有化[Initial Public Offers]，即国有企业先进行股份知改造，然后通过资本市场将这些股份出售给个人、机构投资者。
转轨过程我们确实剥夺了许多工人的权益，在转轨的第一阶段，我们制定了严厉的基于工资的税收制度以惩罚国有企业提高工人工资，这种税收制度希望通过控制工资水平从而控制通货膨胀。对私有企业则没有这个规定，于是工人开始罢工要求更快的私有化，因为他们只想到企业私有化后工资可能会提高，而没有想到可能也会面临失业。
还有一种私有化的途径是通过资产清算来私有化，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清算以出售、配给、转让、并购等方式私有化。因为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是债务缠身，管理混乱，濒临破产。政府急着把它们埋掉，有时仅以极低的象征性价格出售。企业的管理层也支持私有化，往往管理者在低价收购了这些国有企业后，改进管理很快就能获得利润。政府也迫切需要从私有化中融资，因此也要求出售国有资产。但政府不能将国有企业平分给全国人民，企业管理要求有战略投资者。
在波兰这样一个开放的小国，资本市场欠发达，往往只有外国投资者才能成为战略投资者，因此，大量的国有资产打包卖给外国投资者。现在波兰的银行80%的资产是外资所有，这在带来很多好处的同时，也使得波兰的银行系统对中小企业扶持无力。在此我建议，不要允许过多的外国投资者成为私有化中的战略投资者，应该多样化机构投资者。
和中国的情形相似的，波兰现在大部分的私营经济不是从国有资产私有化转变来的，很多是从80年代市场改革中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家族企业。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为后来的转轨培育了企业家精神，这也是波兰比其他东欧转型国家及苏联发展得更好的一个原因。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年均7-8%的增长率对波兰是不大可能的。在我执政期间[第二阶段]，波兰4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4%。考虑到波兰拥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转轨本身带来的变化，如果在合理的政策指导下，5-6%的增长率应该可以持续几十年，当然现实政策往往并不完全合理。
姚洋教授：
您在演讲中提到，民主政治在很多时候并不会形成好的政策，假如您可以重新设计波兰的改革，您是否会另做选择，即保持政治制度基本不变，改革经济制度。
科勒德克教授：
我还是会选择同时进行市场化改革与民主化改革。首先，民主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当然民主政治也是有很多问题的，短期来看它可能会出错，譬如民主选举并不保证一定选出最合适的人，言论自由也意味着有说谎的自由，公众舆论有时也可能出错，而议员往往遵循公众舆论行事。在民主整体中，政策的制定往往要经过耗时反复的讨论和辩论，最后形成的政策往往是各方政治力量的妥协。
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是相互促进的，从长期的眼光看，民主政治能够制止和纠正错误的政策。我认为，市场化改革迟早会导向民主化。非民主国家无法保证领导者不腐败，不贪婪，不反复出错。又没有一个机制可以摆脱这样的领导。世界上非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好的例子是极其少数的，大量的是非民主国家失败的例子。民主政治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美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了两百多年，15年也许还不够长，波兰还要继续学习。
投资的关键是什么???
2004-05-12
……
选对要参与的市场！！！
选对了市场，你的胜算又加了一成。股市4月份在创下1783高点的过程中，已显的战战兢兢，再结合宏观方面的紧缩调控。那时应选择离开股市一段时间，要去做空！而现在国内做空，只能在期市上实现。
再回过头一看，如继续留在股市上，损失较为惨重。而期货，如果你当时投个100万，就算建二成的头寸，整个20~30%轻轻松松。
说远点，如果在前几年的熊市中，你仍挣扎在股市，即便你赚了，又怎么样？人家随便在哪购上一处房子，升值比你快的多！
资金在各个市场中轮动，我们的资金也要学会动，视野不妨再宽阔些，做分析时不妨再大气些。股市，期市，外汇，房产，，，，，
“三农”问题会不会导致中国崩溃
◇作者：李昌平
从我2000年3月对总理说“心里话”到2002年1月《我向总理说实话》与读者见面以来，海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影响，较冷门的“三农”问题变成了最热门的话题。前不久我在香港呆了两月，很多朋友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会不会引发农民革命运动，会不会天下大乱。海外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高度感兴趣，这可能是受了章家敦的书《中国即将崩溃》的影响。章家敦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很严峻，由此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总爆发——导致中国崩溃。对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似乎不能回避。
中国的“三农”问题的确非常严峻
我曾用三句话来概括中国的三农问题，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具体表现为：1、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的农业收入在缴纳税费之后的剩余，不足以维持农民劳动力再生产和农业简单再生产。2、农村的原有基础设施功能退化，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品安排名存实亡，农村市场萧条，农村金融萎缩。3、农业增产不增收，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不少农村已经开始退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4、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资源十分有限，且有限的资源又不断被基层政府组织吸纳，解决“三农”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体制和制度性障碍。面对严峻的“三农”问题，朱鎔基总理也坦言头痛不已。
中国会不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运动。一些人大胆预测现代中国也会出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起义——导致中国崩溃。但我认为中国现在不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
第一，中国农村没有导致农民革命运动的革命目标。
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运动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革命目标的，而这个目标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早就实现了。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毛泽东对中国的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完成了农民革命。在中国农村经常出现局部性的农民反抗，但这种反抗只是以反贪减负为主要目标，是局部的抗争，当打倒了乡村贪官，这种“有限革命”就结束了。在中国的学界和地方官员中，有些人在致力于推行土地私有化，以期解决中国严峻的“三农问题”。假如中国的土地制度真的回到了上世纪的30年代的私有制，中国也许就可能爆发农民革命运动。中国实有必要维持和完善现存的土地公有制度。
第二，中国农村没有支撑农民革命运动的财政金融基础。
1949年以前的中国，地主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农民革命运动可以直接从”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得到财政资源，并且迅速建立起解放区独立的财政金融体制，以保障农民革命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即使当今中国农村爆发了农民革命运动，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现在的中国，农业经济的份额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4％，且整个国民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革命者不可能在现代中国农村建立起支持农民革命运动的财政金融。
第三，中国农村没有支撑农民革命运动的武装资源。
1949年以前的中国，有地方军阀武装，地主武装，土匪武装，家族武装，党派武装，民族武装，甚至还有外国武装的存在。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大队民兵连长、甚至生产小队的民兵排长也管几条枪或几十条枪。这些武装资源的存在，是农民革命运动的武装基础。但现时中国农村连猎枪也没有了，几乎没有了可以利用的武装资源，没有武装的农民革命运动其破坏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依然是真理。
第四，中国农村稀缺支撑农民革命运动的组织资源。
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非政府组织资源是比较多的，有非执政党派组织、军事组织、宗族组织、宗教组织，民间经济组织、民族经济组织，还有邪教组织、儒教组织、武术组织等。这些组织资源的存在，为农民革命运动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但当下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组织资源都在政府的体制之中。近年来非政府组织虽然有一些发展，但都在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中，不可能成为农民革命运动的组织资源。
第五，中国农村稀缺领导农民革命运动的精英分子。
1949年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个精英治理的社会。每一个王朝的建立初期，乡村精英的利益都是有保障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日益腐败，对乡村社会的吸取无度，乡村社会日益凋敝。当乡村精英的既得利益也受到损害时，他们便领导比他们更加边缘化的农民起来革命。乡村精英阶层在实现农民革命目标的过程中实现自己当官受禄的目标。实际上，农民革命运动中精英阶层和农民阶层的革命目标是不尽一致的，农民革命是农村精英与农民的联合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村精英阶层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而当今农村社会的大量精英进入了城市，剩下的精英基本上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阶层，贫困农民是唯一的弱势阶层。现在的农村精英阶层和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不具备两者联合革命的可能。试想，一个缺乏精英领导的农民运动怎么可能形成呢？所以，农民说他们缺陈胜、吴广。实际上是陈胜、吴广抛弃了贫困农民，离开农村去寻找新的可供革命者分配的资源去了。
第六，中国的农民并不反党反政府。
和上个世纪初不同的是，现在的中国农民依然相信党和政府可以解决“三农”问题，绝大多数农民相信党和中央政府是好的，只是少数干部和基层政府没有落实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特别是党和中央政府一直强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农民对党和中央政府依然寄予着高度的认同感。当电视上每天播放“三个代表在基层”的节目时，农民就能产生希望，中国的农民只要看到希望（而不绝望），他们不仅不是中国不稳定的力量，而是稳定的社会生态基础。
现在的中国农民虽然很穷苦，但相对上个世纪初所不同的是能吃饱肚子。中国农民对温饱以上的目标的追求，还需要时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农民革命运动会转换成另外的形式
中国的农民是中国的政治生态，当我们破坏生态时，生态会作出自我调整，最大限度的承受和化解“痛苦”，我们一时感受不到生态的报复。但生态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是，脆弱的生态将爆发毁灭性的报复。如果因为农村不可能爆发农民革命运动就漠视“三农”问题的存在，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农民反抗可能转换为城市问题。
中国农村有人口9亿之多，每年还新增人口1100多万。农村现有劳动能力的人有4。5亿之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而农村只需要劳动力1亿就足够了，如果生活在农村的人的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农村每年流向城市的人不只是我们保持8％的经济增长所能够承受的800万人，而是3000万、5000万，甚至更多。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自然会导致劳工的待遇下降，劳资关系必然紧张，由于《劳动法》和工会组织没有能够保护农民工，那些在城市的无产阶级农民工必将为享有城市居民待遇而抗争——“三农”问题转化为城市问题了。
上个世纪，共产国际及其中国的追随者认为中国革命要以城市为中心，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运动不屑一顾，但他们错了。今天，中国农村问题十分严峻，有的人以为中国势必要爆发农村农民革命运动，也许他们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对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认识不清。
增加农民收入是中国稳定发展的根本
未来中国的三农问题与城市问题，农民反抗和工人运动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有序转移是中国稳定的关键，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人的生活质量是一把打开中国通向稳定发展之门的金钥匙。增加农民收入——农民购买力增强——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农民转移加快（实现有序转移）——增加农民收入，这样的结果是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稳定发展。如果：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民向城市涌入——城市经济社会恶化、城市就业岗位减少、城市工潮爆发——农民收入下降。这样的结果是城乡恶性互动、经济疲软、社会动荡。
增加农民收入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简单的用一般性市场技术性方法解决，还必须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加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是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占有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分配关系，首要的问题是减少对农民的歧视，扩大农民的权力。
朱总理说，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他说这个问题最大。这说明中国的领导人是清醒的。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