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钧

这是个极度重听的时代。

在这个视觉挂帅、凡事讲求最浮面的时代，听觉这一项最抽象、最理念性的官能变得微不足道。我们的听音能力严重萎缩退化，因为我们只思考、只回想我们看到的，绝少去注意、反思或分析我们听到的。对於一个城市，不管作为一个短期过客或长年市民，我们都已经修链了“听而不闻”的高段定力，我们已经无法感觉自己所在城市的声音面貌。尤其在台北这样一个纷乱嘈杂的城市里，我们因被迫而麻木的这双耳朵，对四周的声音环境还会有半点感觉吗？

前半年我住在台北市最大的医院正对面，每天的救护车警笛声不断，然而没多久後，居然不再为其所苦，几乎听不到救护车声了。本来，人对声音的感觉是具高度惯性的，久而不闻其香，必须到了另一环境中经由比较才能鲜明体会出原来环境之种种。这道理就像为什麽音响发烧友在品味扬声器音箱的音色时，必需来回反覆作“A/B 比较测试”一样。现在趁远离台北时，整理一下长年观察到的台北声音现象。

车声是讨论全球任何都市声音环境时都不须再提的定数。但在车声之外，每个城市都还有许多可以分析、回味的声音。台北最突出的声音，很不幸地，是垃圾车的广播声。大约二三十年前，不知谁决定要用大家熟悉的钢琴名曲“少女的祈祷”作为每天傍晚来收垃圾时通告各家各户的讯号。几十年来，全岛几乎每天就被这最高音量的、持续的、毫无必要的、与讯息内容毫不相干的西洋名曲骚扰著；往往一天二十分钟。

用音乐之符号功能来传达音乐以外的讯息本是相当进化的思维概念，然而，即使这个环境中音乐资源颇为匮乏，一曲连听三十年还是不可原谅。据闻最近台南市已经利用垃圾车每天的广播让名众学英语。那麽台北市民到底还要再白白活受罪几十年？

事实上，在唱片及音乐会之外，要现代都市为市民提供美好的声音是不可能的。在听觉方面，现代都市能给市民最大的恩惠就是给他耳根清净，少一些公共声音迫害。但问题正是，今天日日迫害市民耳朵的恰恰就是这些本为便民而提供的公共设施。

再来看看与台北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捷运（地铁）系统。台北崭新的捷运系统的设计规划及运行等各方面相当完美，大幅提升市民生活方便，广获好评，功德无量。只除了一点。而这一点也透露了听觉是我们当前文化中最弱最盲的一环。台北捷运的设计有两个极大问题，都在声音方面。第一就是它的警示声：车要离站前的警告声是在站台上播放的急促且音量高的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的电子警笛声。它的作用本是想好心的催促，但结果却是不可原谅的粗暴和无礼。一次在车上接到国外朋友打来的电话，因为听到背景疯狂的警笛怪声，问我是否在医院？对他说我在地铁上，他无法相信。

问题就在，这种对自己人民听觉的强烈侮辱性攻击是完全不必要，且确实是有他法可取代的。比如，意识型态与台湾相反的日本人就在日本电车站的规划中邀请作曲家谱写柔美优雅的简短旋律，只用三五个铃铛般的甜蜜音符轻轻地提醒乘客：电车就要开喽。

不少法国理论家及音乐学家早就分析过人类听觉世界，比如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提出的聆听三阶论中的第一阶段是动物聆听，乃动物生存本能的警觉反应层次。第二阶段的聆听则以声音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声音都是另一个无关的理念的代表符号，比如人类的语言即是。如此看来，日本某些车站的警笛已经到了第二级的抽象符号阶段，而台北捷运的警笛仍是像赶牲口般地以噪音击吓乘客。这是治民、制民、扰民而非便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