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per之譯

 

周兄寄書遠洋至,方覺時間溜得快。與周兄就文中幾處法文譯文斟酌,彷彿不過幾週前事情。

當下手觸紙書,排版甚好,立即翻閱,發現其時一處法文un souper du roi我略為遲疑,的確有一套巴洛克樂曲叫les soupers du Roy,Michel-Richard Delalande(1657-1726)為伴奏國王路易十四夜宵晚餐而作。

但原文不完全對得上,猶疑原作者是否在法文上記錯(他處已發現),我不能確定,加之那時雜事繁瑣,就謹慎回郵周兄曰,不清楚它的意思。又想且待我深究一下,再榷。不料,別的事情叉開,竟然忘記。直至……

幾分愧疚,此番出遠門前回郵道謝周兄,重提此處,打算稍後網上發文請教過路方家。

這不,逛遊一圈回來,重揀這段文章,看着看着,我忽然醒悟矣。

且讀這一段:

音樂是庫伯蘭的,un souper du roi,然後是韋伯恩的小提琴曲(……);然後是拉威爾的《二重奏》,節目單上最好的曲目。食物包括火腿,雞,野雞,……

原作者確實將那套巴洛克曲名拿來玩了一把,作了暗應,但是,這裏的souper還是真的souper(宵夜、晚餐),直譯即,“一頓皇家式晚餐”,所以,最後面羅列食物清單呢。

他記錄的是,先聽了一段庫伯蘭,然後大餐一頓,然後是韋伯恩,然後是拉威爾……前後夾在音樂家名字之間,當初匆忙一閱之下,實在障我眼也!特此深深向周兄致歉!

為克里斯蒂娃說幾句

前一陣,有位華人教授撰文回憶初初留洋讀書時候,被迫讀克里斯蒂娃的書卻讀不懂,更被迫“套理論”,因而文中,克里斯蒂娃頂戴“時尚學者”之帽,潑潑然挨鬥。

平心而言,批判大學及學術機構的人事博弈不能不算幾分道理,祗是不要模糊了靶心。一個中國人看到一桌子法國菜,試了其中一口,太難吃啦,不是我的菜!於是把一桌子都掀翻。

克里斯蒂娃,作為巴赫金與法國/巴特的交節點,創立“互為文本”一詞,得到巴特極大提攜,這一段歷史無可取代。之後她搞的理論是難懂,後又改向精神分析學,方為轉機。不似中國把精神分析學搞成一個哲學流派,原本的精神分析,係有臨床基礎的。弗洛伊德,開的是診所,他的理論由實例總結而出。而不是學者們多讀幾本書,在紙面上理論推理論。這也是克里斯蒂娃再接觸盛世中國後,驚訝於中國大學的精神分析學者,既無“自我分析”,也沒開診所。

講回華人教授求學時的受難經歷,其時我即想起,保羅·奧斯特在此書前言中提及英美某些人“a certain wariness, even hostility, to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practices in France”,所憾那時手頭沒有原文。

好在,眼下書在手上,很慢的把精彩片段敲入電腦,不得不佩服奧斯特的段位——“the French live inside their language in ways that are somewhat at odds with the way we live inside English. ”—— 如果連這一段都參不透,難怪會上街亂勘人吧。

《The Random House Book of 20th Century French Poetry》前言by保羅·奧斯特
(摘選)

“On the other hand, this much is also certain: If there has been a steady interest in French poetry fo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on the part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ts, enthusiasm for the French has often been tempered by a certain wariness, even hostility, to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practices in France.

……One has only to compare the dominant trends in philosophy, literary criticism or novel-writing, to realize the enormous gulf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Many of these differences reside in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Although English is in large part derived from French, it still holds fast to its Anglo-Saxon origins. Against the gravity and substantiality to be found in the work of our greatest poets (Milton, say, or Emily Dickinson), which embodies an awareness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thick emphasis of Anglo-Saxon and the nimble conceptuality of French/Latin — and to play one repeatedly against the other — French poetry often seems almost weightless to us, to be composed of ethereal puffs of lyricism and little else. French is necessarily a thinner medium than English. But that does not mean it is weaker. If English writing has staked out as its territory the world of tangibility, of concrete presence, of surface accident, French literary language has largely been a language of essences.

……The contrast, as Lytton Strachey noted, is between “comprehension” and “concentration”. “Racine’s great aim,” wrote, “was to produce, not an extraordinary nor a complex work of art, but a flawless one; he wished to be all matter and no impertinency. His conception of a drama was of something swift, inevitable; an action taken at the crisis, with no redundancies however interesting, no complications however suggestive, no irrelevances however beautiful — but plain, intense, vigorous, and splendid with nothing but its own essential force.” More recently, the poet Yves Bonnefoy has described English as a “mirror” and French as a “sphere”, the one Aristotelian in its acceptance of the given, the other Platonic in its readiness to hypothesize “a different reality, a different realm”.

……(after an example of “Il n’y a plus de roues de bicyclette” and “There are no more bicycle wheels.”) A world of difference is embedded here beneath apparent similarity. Just as the Eskimos have more than 20 words for snow (a frequently cited example), which means they are able to experience snow in ways far more nuanced and elaborate than we are — literally to see things we cannot see — the French live inside their language in ways that are somewhat at odds with the way we live inside English. There is no judgment of any kind attached to this remark. If bad French poetry tends to drift off into almost mechanical abstractions, bad English and American poetry has tended to be too earthbound and leaden, sinking into triviality and inconsequence. Between the two bads there is probably little to choose from. But it is helpful to remember that a good French poem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thing as a good English poem.”

亮出你的簡歷來

馬格列特最出名的一幅畫,畫中一支煙斗,底下一行字“這不是一支煙斗”。米蘭·昆德拉近日給法國《世界報》做了幾大版的對話問答,開頭即套用煙斗句式,“這不是一份訪談錄”。

的確,這不是一份真正意義上的訪談錄,提問是虛擬出來的,回答,則全為昆德拉作品中摘選的句子。原因很簡單,廿五年來,這位《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作者,亦不能“承受”任何媒體訪問。那本小說在法國出版兩年後,他籍《小說的藝術》一書誓言:我狠狠決定,永遠不再接受採訪。

如何,不打破誓言又大聲宣佈“文學聖經”剛剛收入他的作品?一支假“煙斗”顯然是一個好策略。“文學聖經”,指“七星诗社文库”(Bibliotheque de la Pléiade),之所以稱“文學聖經”,那真是把文學書當聖經來印,聖經一樣的牛皮封面,聖經一樣的薄紙,一種特殊的略略透黃的紙,既韌又薄,能把厚厚一本書壓成口袋書的份量,亦即,像聖經一樣時刻帶在身邊,耐翻不爛。書的成本很貴,書賣得貴,自然應該印文學“經典”。因此在法蘭西,進入七星文庫,標誌着進入經典。

昆德拉進入經典,卻一反“聖經”過往作風,拒絕中加入任何作者生平介紹或作品評點,甚至一份短短的簡歷也沒有。這不是昆德拉耍大牌,而是他一直強調“只有作品在說話”。對此,我的一個中國朋友言語尖刻,鼻子哼哼兩聲道,這一套在人多如蟻的國度,不硬爭出個名頭的,根本行不通!所有人對名牌頭銜文憑趨之若“蟻”,人們在“聽作品說話”之前,總要看看作品人頭頂上的帽子有多大,然後才決定對那些“說話”的認同深度有多大!君不見,國人“翻譯”出來的一套簡歷詞匯,多麼有意思——國內一提起法國只認得巴黎,那麼拿個巴黎名字的野雞學校文憑,也比外省強校好;西方大學請各式就業人士帶課是常事,專業水管工都來現身說法,中文說成“客座教授”,效果比“短期邀請講師”(Vacataire)好;讀完碩士再讀博士預科班(DEA),一定要譯作“博士候选人”,等等等等。一句粗話,有了頭銜,放個屁都香!

他的話可以笑倒一片,卻讓我想起剛到法國那陣,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尚在人世,時不時電視上見他身影,有一回聽他猛烈抨擊“文憑”這件社會產物,人們將文憑神化,名校神化,潛意識中都明白這是一種最有效的資本。後來,我又讀到他專論該主題的書《La Noblesse d’Etat》,中文版譯作《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但願是個好譯本。

最後講個葛哈克(Julien Gracq,1910-2007)的軼聞。葛哈克是誰?我們不知道實在不奇怪,他太低調了!像昆德拉一樣,他活着進入經典,就是說,他在世時七星文庫已經將其作品收入“文學聖經”。像昆德拉一樣,他亦拒絕所有媒體活動,甚至,拒絕龔古爾文學獎頒發給他的桂冠。他專業學的是地理學,出名後為了業余寫小說,寧可到一所中學教書。咳咳,連“葛哈克”都不是他真名。一次他和鄰居聊天,鄰居問他,平常在家你都幹什麼呀。答曰,寫東西。呵!能發表嘛?有啊,取了個筆名。叫什麼?葛哈克。可惜呀,已經有個作家叫這名字啦!

可憐的鄰居,無法將“葛哈克”這頂大帽子,戴到一名普通中學教員頭上。

(刊於南都《南方評論》週末特刊http://gcontent.oeeee.com/4/f9/4f9b784fbdde0c7a/Blog/deb/149a1b.html

《Ceci n’est pas un pipe》René Magritte,1898-1967。

新舊交銜之博物舘(三)

舊展廳有兩個當代藝術作品,也有點意思。可惜,這個令我初看心喜的貌似席編的東西,走近一看,卻大失所望,塑料所作。不要跟我說,這種失望心態也是藝術家之所期待。

另一件作品,作者Daniel Buren,倒是滿喜歡。

玩色彩空間。

現在,轉至內庭,透過廊道,舊舘一側。

通向新舘的廊道。

另一個交接處。馬馬虎虎吧。

第三個交接點。

新舘墻頂遮了引水,兩段引水接點處,依然會在墻體上留下雨痕。Simounet當年完全拒絕遮加引水,因此紅磚墻上白雨痕巨多:

或許,Simounet不介意皺紋蒼老的樣子。可是舘長破費保養一次,總滿腔怨氣罷。

落水。

門的接綫。

門內向外。

入門之後,通往新餐廳。餐廳左面花窗,右側卻一堵死死的實墻,空間局促,大不如以前舊舘餐室。

總的來說,新舘做工不粗糙,光綫大大壓低下來(想來十分符合舘長要求),花窗的陰柔帶幾分詩意,很有讃點,祗是,略顯單一。個人來說,更偏好舊舘的層次豐富,耐品。

(長遊結束)

新舊交銜之博物舘(二)

“像家居一般”的博物舘。好舒適的大沙龍,充滿大師家具……

大沙龍的外立面。

由外向內。

由內向外

最喜歡的長臂燈具。

柯布的椅子,已經許多人認得。

SM版。

沙龍正對的樓梯設計。感覺整個舊舘的這種白瓷地磚沒選好,有些地方用陶燒地磚,非常舒服。

即將來到新舊交接的轉角。

轉角的玻璃窗外,已經可以看到新舘花墻。

我特別留意新與舊接口的地方。這裏是一處。

可以看出來,原來外露的楣頭轉入室內。

連接新舊之間的,是一條玻璃走廊。又是垂簾,不過,倒也十分符合我們將要走入的幽暗氣氛。

走廊的表皮。連接方式。

進入一個幽暗的展廳。我想,舘長相當滿意。

花窗也蒙得嚴實。效果卻不錯。

右側第一個展廳。我故意沒有將照片調亮,因為現場就這般暗啊。

暗,才突出窗花。

隔壁的又一個展室。

兩個展室的外立面。

活動門也可以作為展壁。

活動門拉手。

幾幅Henry Darger的畫,也是重頭戲之一吧。

對我而言,重頭的重頭,是這位:Theo Wiesen (1906 – 1999) 。德國人,自幼父母雙亡,最後生活在比利時阿登森林中,在大自然中雕塑大樹幹。圖中是他雕的花園柵欄。

墻壁上有放映幻燈片的盒子,原來,他的雕塑在花園中才有意義。

他的有些雕塑高達%#¥?米,一個專設加高的空間,襯托許多。

長長垂高的窗綫,可以說,是向舊舘該特征的一個小小呼應。

原來在舊舘的展廳,效果沒有那麼好。惟一遺憾,橫排中的那隻豬,在新舘中沒有展出。

但是,最好的展出效果,仍是在大自然中的樣子吧。

離失了那個環境,還能說什麼呢。

舊舘中,狹長垂高綫隨處可見。

夾燈。就是這種地磚,看起來舒服。

新舊交銜之博物舘(一)

一座舊舘,如何與新舘銜接,這裏是一個可打八十分以上的例子——阿斯克新城的現代藝術舘(LaM)。新舘完工已經一段時間,前陣子才抽空去看,新舊對比頗有意思。

圖片拍得比較隨意,不是什麼心力之作,主要隨着行徑(parcours)遊一遍博物舘,記所見所想。

(美好的大片在網上很易找到,請搜索“Lille LaM”)

新舘的混凝土花窗,最惹眼。

新舊全舘示意圖。

模型,紫晶體為擴建部分。

好吧,下邊是我的遊舘漫記:

停車場在地勢較高的小坡上,下了車可以沿一條花草幽徑走下來,正對入口,進入一片免費開放的大公園。

入門之後回頭望望,可以看見小坡後的停車場。十分低調的入門。

大公園內很多大玩具。當然,都是名家雕塑好不好!哈哈哈,以下多擺幾個:

最有功力的,還是Alexander Calder的招牌玩具,永遠舞動。

細節耐看。拍在照片中是靜止的,現實中那些“杠子”不停搖動變化。

舊舘左側外景,仍然低調豐富的樣子。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作品,建築師Roland Simounet(1927-1996)。藝術舘網頁介紹上說他主受康的影響,不知哪裏來的根據。何況,“××受××影響”的句式,從來沒覺得好大一個空架子麼。

右下角那條灰色“毛毛蟲”,由舘內看出來是這般樣子滴:

此間曾經佈置為餐飲室,我十分喜歡。可惜現在餐飲室搬至新舘一逼仄處,後邊會再次提及。

展舘正門。一低再低,水平綫。

正門延伸向下再低幾階,直抵一條綠水運河,河水大概連着附近的湖,流動不暢。

石階底回望舊舘正門。

石階底回望,舊舘與新舘。

新舘。混凝土表面有一種特殊塗層,角度不同日光下有時轉變成淺淺奶油的粉紅色,照片難以捕捉。女建築師Manuelle Gautrand的作品。

細部不難看。

從另一側看新舊舘並存。

新舘一個創意令人眼球猛亮,我仍是喜歡舊舘之參差豐富。留意右凹處的突兀尖頂,那是後加屋頂,額外不協調。下面還會講到這個細節。

尖頂部分放大。

扶手。

入口處即可透過玻璃看見新舘的花窗墻面,新舘圍出了一個內庭。

正門把手。

這座現代藝術博物舘,存好幾件重頭作品,尤其Modigliani,梵東更,克利,米羅,他們的好幾幅油畫相當精彩。克利的那幾幅!想拍照時剛好有位女生在埋頭細觀,我不好打擾暫時走開,想回頭再拍,卻忘記了。

梵東更。大愛。

看實畫的好處就是,細部!細部!

好幾幅Modigliani

可是,舘長十分“憎恨”舊舘的設計,因為太亮了!強光綫是畫件保存的敵人,不過,此舘長這條神經繃得太緊也。Simounet的設計,意欲一所“像家一般”的博物舘,開敞透明,邀請窗外的自然景色入內,仿佛我們在家居內閒坐閒逛,時時看看墻上的名畫。

舘長對每一扇窗如臨大敵,幾乎全罩上簾布。建築師邀請我們望景色的好意,擋掉了。

被擋與未擋的。

Simounet受當地紡織舊廠房的啟發,模擬了“廠房屋頂”。我估計此即外面加了“突兀尖頂”的房間(未經平面圖核實),由於平頂雨水的問題,舘長下令外添斜面屋頂,卻沒有慮及外觀的不協調。

另一個展室開天窗如這般,舘長更是“憎惡”至極,以致於,乾脆在室內起個“黑屋”,裏邊搞些錄像裝置之類。。。

以養活全球人的名義

特別聲明: 鑒於有些同學看不懂該文章資料來源何處,因此鄭重講明,全部資料來自紀錄片《Solutions Locales Pour Un Désordre Global》,如有疑問,請前往咨詢官方網站http://www.solutionslocales-lefilm.com/ 或請直接觀看該紀錄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CI7nMaLnUa4&feature=related

上期文章《我們血裏流的垃圾》拎出西方現代工業食品安全的種種弊病,可是,問題根源在哪裏呢,到底有沒有解決方法?有。女導演Coline Serreau也帶着這個疑問,獨自到埃爾及利亞,印度,墨西哥,烏克蘭尋訪,她提供的答案,錄入《全球大混亂之小地方對策》一片中(Solutions Locales Pour Un Désordre Global)。

何來“全球大混亂Désordre Global”?Serreau女士走訪的幾位生態種植專家,農學家,土壤微生物學家(來自法國、印度、巴西、埃爾及利亞等不同國度),不約而同指出,我們不斷倒入地球土地中的“毒素”,源自二次大戰後的戰材毒藥。戰時做炸彈的氨合成物,戰後做了化肥,戰時的毒氣,戰後做了殺蟲劑。停戰了,沒敵人可殺,大量毒藥儲備怎麼辦,炸藥工廠怎麼再運轉?其時法國每年撒進農田1200萬噸糞肥(現今灑落田地的糞肥不到當年四分之一),這不能計入GDP,那麼要在石油鏈上開發市場,化肥農藥塑料品農機燃料都來自石油,再好不過。

於是,一場农业“绿色革命”誕生了,革命之父诺曼·波劳格教授Norman Ernest Borlaug於一九七○年因此获诺贝尔奖。這一整套“現代”農業模式迅速占領全球:沒有化肥、農藥、愈來愈龐大的機器(亦愈來愈昂貴),不可能養活全地球的人。真的如此?生態組織Kokopelli奠基人Dominique Guillet笑笑說,“綠色革命”的綠,是美圓綠色鈔票上的綠。

印度受盡“綠色革命”之苦。四十年“革命”之後,印度原產二萬個稻米品種,祗剩下五十個。種籽,農民的命脈,卻由孟山都公司掌握六成市場。印度平均每小時有兩個農民自殺,總數越二十萬,為什麼,因為他們吸食的是“綠色毒品”,一日再也買不起化肥、殺蟲劑、基因種籽,祗好喝農藥集體自殺。

生活在南部班加羅爾的農夫——那哈亞·雷居,曾經是密集型“綠色”種植能手,贏得所有競賽冠軍,然而奇怪,無論收成有多大,他總在負債,賺到的錢,全變作綠色炮灰。終於,他決定完全放棄這種農耕模式,走回傳統路子。頭一兩年相當困難,隨後產量開始回升,還清了所有債務。他說,如今我不是有錢人,但是不再依賴任何人,完全靠自己。近兩公頃的土地,種有四百八十棵樹,他還打算每年再多種十來棵,樹愈多,根愈深,泥土保留的雨水愈多,乾旱愈少。除了生產足夠十五人全年的口糧(乾凈無毒!),每年賣出十五噸水果,一萬只椰子,約二噸蔬菜,四噸谷物。此外,種籽完全自留自足,肥料自製,沒有任何浪費,屋頂雨水收集引至水塘,養四百條魚。他有一棵“神樹”,別人出千金他也不賣,樹結的果子可以作肥,每年免費為他提供十噸超級肥料。他認為,肥料與種籽把握在自己手裏,就是對抗“綠色毒藥”的方法。

沒有化肥農藥,怎麼可能高產?土壤微生物學家會告訴你,這是“綠色”洗腦。恰恰相反,農藥殺蟲劑把泥土中所有蟲子微生物,一概殺絕,而正是這些蟲子,為土地保濕疏氧,提供糞肥,這樣的土地是活的,相比,“綠色革命”田地是一片死亡的荒漠,當殺蟲劑越來越難以挽救荒漠上的有病植物,轉變基因是新的適應手段,新的綠鈔。

好吧,為何高端科技不去研究土壤微生物學?土壤微生物學家,全球所存屈指可數,Claude Bourguignon身列其一。他回憶起大學後期選修土壤微生物學課程時,他是唯一的學生,得以享受整整一年的“單獨”輔導,之後,自1986年起,法國取消該學科教授職位,乃至西方所有大學都取消了該門課程。 為什麼選擇這門“沒落”的學科?當他進入國立高等農學院,某些“現代”高端科技研究令其發指:同行研究如何在牛飼料中放肉,讓奶牛變成肉食動物;密集型養豬業,由於小豬在狹窄空間互相吃掉尾巴,人們就把豬尾割掉,互相咬撕耳朵,就把豬耳剪掉,最後還是互咬豬腿,亁脆把豬牙拔掉;母豬因逼仄發瘋吞食小豬,則把母豬雙腳綁住;雞,切掉上喙,防止自相撕裂雞皮;有人發明了“無羽雞”品種,理由——羽毛消耗雞體內的氮和鉀,不料無毛雞怕冷需暖氣,暖氣比氮鉀貴,所以雞毛才回到雞身上;又有人發明了方型西紅柿,便於放入方型紙箱;他們甚至研究生產方型雞蛋,可惜太難搞,沒搞出來。

我寧願做一匹駝鳥,不要相信D. Guillet先生的聳聽危言——在哥斯达黎加(全球75%菠蘿來自這個國家),菠蘿種植工人接觸如此巨量的農藥,以致生下無手無腿的嬰兒。印度著名物理哲學家纨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她的話也不要令我驚醒——在印度安得拉邦,有一千八百頭羊因為吃了轉基因BT棉花而死亡。

然而,在烏克蘭,一位名叫Antonetsi Semen Sviridonovitch的集體農場主,已經默默實踐生態種植整整三十年。上世紀七十年代,政府下令使用殺蟲劑,該農場主卻發現許多工人手上出現裂口等異狀,因此向政府申請改用生態種植,政府說,祗要莊稼撐得住!三十多年來,莊稼不僅撐得住,而且撐得很好:八千公頃田地,四千頭奶牛,一千頭豬,一百匹馬,動物為植物每年提供七萬噸有機肥料——植物與動物相連在一起,一個完整的農業體系,而現代工業硬生生將農耕種植與禽畜養殖分拆開(譬如法國,小麥種植集於中部,養殖集於西部),農場主認為,這是極大的錯誤。

面對此般大面積土地,他有三條“法寶”原則:一,絕對不用現代巨型農犁深耕,把泥土深深翻出來,是對微生物系統的一種粗暴破壞,因此,僅僅停留於地表工作;二,讓土地輪流休歇,或輪種不同農作物;三,土地休歇期間,種植“肥料”作物,可以保留更多水分,以防乾旱。誰又能說,大面積種植,不可能實現有機種植?

埃爾及利亞作家Pierre Rabhi同時身兼農作人,他說得好:我們往土地裏倒什麼,就能在我們身體裏找到什麼。將來不久,由於就餐時不知道會吃什麼入肚,我們或許不再道“祝你胃口好”而是“祝你運氣好”。

(簡本刊於南都《南方評論》週末特刊http://gcontent.oeeee.com/4/f9/4f9b784fbdde0c7a/Blog/f73/b2d8dd.html

記錄片《全球大混亂之小地方對策》Solutions Locales Pour Un Désordre Global法文版在綫觀看:http://www.youtube.com/watch?v=7JPQzzq4DaM&feature=related

我們血裏流的垃圾

常聽人愛講一句笑話:“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可惜,這句話放到現代西方國家,卻不大行得通。為什麼,因為即使超市有大量豬肉供應,在戶外也不可能再見到豬跑——現代養豬場經過基因選擇的豬種,豬腿最健,脊裏最瘦,但是免疫系統最脆弱,祗能活在儘量無菌的室內,有的暗無天日,可以說,這些豬終其一生未見過日與月,我們又怎麼可能看到牠們在野外撒腿奔跑呢?

 因為這些脆弱的豬,抗生素成了敏感詞。豬場主們,幾乎一律否認使用抗生素,然而,法國抗生素大額銷售量一直未減,其中一半為脆弱的豬們吞食。如果André Picot,這位毒物學家、重金屬及化學污染研究學者,他說得沒錯的話,農業“衛生產品”公司甚至賣給農場主們一些難以跟蹤的抗生素,亦即,就算一頭豬喂飽了抗生素,豬肉中卻無論如何探測不到。

正是此類農業“衛生產品”公司,兜售大量殺蟲劑予農民,不叫殺蟲劑,而叫“植物衛生產品”。單就法蘭西土地上,每年有76 000噸殺蟲劑灑落。一顆蘋果,收成之前接受二十六種農藥淋浴,某位美俊青年抓起紅蘋果往牛仔褲上擦擦直接張嘴大咬,過氣文藝愛情小說喜歡描繪的橋段,我們卻不知道,現實中這會帶來怎樣後果。專事食品報道的女記者Isabelle Saporta,三十出頭,自認飲食合理,壯年健康,我們想看看她的血液中有什麼。孰料,她為此做了長達一年半的探索,最終在法國電視三頻道上推出一期專題節目《吃,危害健康嗎?》。

小心了,她的驗血報告,名單很長,許多名詞,孤陋寡聞如我,聞所未聞。所以我特意記寫下來,然後跑到網上檢索。她的血液中淌有:、鉛、汞(水銀)、甲基汞二噁英(dioxin)、多氯聯苯(PCB)、各類殺蟲劑,包括早在她出生之前已經在法國禁止的滴滴涕(DDT),等等。她拿一個普通超市蘋果去相關實驗室化驗,農藥殘留中也找到禁用的多菌灵(Carbendazim),致癌作用爭議極大的啶酰菌胺(Boscalid)杀虫剂。以上各化學名詞,不少臭名昭著,網上多處講解,我在此就不一一贅述。

當這位勇敢的女記者,將血檢結果展示給她請來的五位醫師權威專家,其中一個告訴她,這再平常不過,每個地球人血裏都流著這些垃圾。單一個蘋果,或許農藥殘留不超標,但是我們的餐碟內不止一樣食品,林林總總微量化學劑疊加起來,那真是各人每日一品毒素“雞尾酒”,避無可避。由此,另一位名記Marie-Monique Robin女士(其紀錄片《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風行全球),最近再度出擊,新製紀錄片,即題名《我們每日的毒藥》。難以猜測,Robin女士是否套用基督教徒每日之祈禱句式,“天父啊,請辭予我們每日的面包”。

 Robin女士在新片中大談阿斯巴甜(Aspartame,食品添加劑國際編碼E951),大談首當殺蟲劑其害的農民——愈來愈多的柏金森综合症、失憶症、白血病、多發骨髓瘤。法國首例打贏官司獲得工傷賠償的農夫,得了全身疼痛的怪病,初始醫院檢查卻所有結果正常,他自問是否發瘋,每日的痛楚只能靠醫生配發的嗎啡緩解。最後的診斷,某種罕見肌肉癥,通常僅靠遺傳,而他的特殊情況,通過律師檢驗其農藥噴灑用具,一半以上“”污染。

回想起《吃,危害健康嗎?》報道中一個搞笑場面:那位勇敢女記者用了足足六個月才申請到挪威國三文魚養殖場的允許拍攝,魚場專領講解人掏出像油漆工那種色標小冊子,攤開由淺紅到深紅的各類紅色帶,說,訂客需要哪種紅色的魚肉,我們就能生產哪種顏色的魚肉!(多麼科學發達,比直接給魚肉刷油漆還簡單,祗要在魚飼料中加上一種“無害”的化學顆粒就好了。)

“天父啊,請辭予我們每日的毒藥”?

(刊於南都《南方評論》二月廿七日週末特刊http://gcontent.oeeee.com/4/f9/4f9b784fbdde0c7a/Blog/115/cf10c3.html

法文版專題報道《吃,危害健康嗎?》: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h4dmr_manger-peut-il-nuire-a-la-sante-1-5_webcam

Marie-Monique Robin女士關於《我們每日的毒藥》的博文(法文):http://robin.blog.arte.tv/2011/01/22/les-approximations-de-xavier-beulin/

三文魚色標冊。

一些補充(應網友回饋而答):

報道中,連飼養“有機”三文魚的場主都無奈地說,他買不到無PCB的魚飼料,因為無PCB飼料根本沒廠家生產,成本太貴。

——》阿拉斯加野生的(三文魚)可能还能吃?

野生的根據海域不同,污染程度不同。據說美國就有個捕魚污染海域地圖。總的來說,還是野生的也少吃,尤其金槍魚的汞積累已經相當嚴重。北歐國家自己都建議,孕婦戒吃任何獵食類魚種,特別是體積越龐大的,體內積累垃圾越多。整個地球的海洋已經難找一處真正乾凈的了。。。魚類一般推薦小的魚,被別的魚吞食的魚,像沙丁魚之類。

主要弊病在於“密集型養殖”,以及藥物化學品的濫用,為經濟利益而濫用。報道最後的呼籲是,改變的權力在消費者手中,改變每個人自身的消費方式,即強迫生產方改善他們的生產行為。

七年癢不癢

幾百年來的童話故事,往往以“王子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結尾,至於怎麽個樣生活在一起,卻從來沒有詳細解說。講古藝人講愛情講得天花亂墜,一到婚姻戛然而止,顯然那個“幸福生活在一起”十分棘手,不敢也不好隨便開口。過年打電話回家,遇上工薪族外甥女聊幾句,她不無得意向我彙報,他們朋友之間見面即問候“你離了沒?”我不由得擡擡眉——同一個問候句,十年前可是在所謂精英圈子內才聽聞到。離婚似乎成了自由的另版標簽,或許算好事,如今大有蔓延之勢,那讓人想起遠古時代,被蛇咬到是件很平常的事,早上人們打招呼就問,有沒被蛇咬到?

到底,“幸福生活在一起”,有沒有解?“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已然現代神話,不過,縱使比率低,全球範圍內還是能找出那麽幾對,婚齡長達幾十年,至今仍然在一起的夫妻。有對德國年青導演夫婦,帶著衆多問號,出發到世界各地去採訪那麽幾對老夫老妻,一路拍攝紀錄片(想不通誰贊助這個題目),旨在回答:共同生活幾十年,他們怎樣做到的?有什麽秘訣?他們採訪的第一對墨西哥夫婦就十分搞笑。結婚逾五六十年,倆位鬥嘴不止。老婆到陽臺去澆花,老頭在屋內大聲嚷嚷澆多水花會死,老婆則不停回嘴。究竟二人生活太枯燥,需要不斷添加辣味?終於倆人坐下來,歇一歇,答道,習慣了啊,曾經分開卻丟了魂似的,吵就吵吧。原來沒什麽秘笈,“習慣”而已?導演夫婦大失所望,仍然上路繼續探究。說實話,這片子讓人耐着性子追到尾,仍是無解,那般有趣的題目啊,可惜不過隔靴搔癢。

最近一對婚齡七年的明星夫婦離異,“七年之癢”這個詞一時蹦蹦跳回大衆視野。七年之癢,源於美國英語the seven-year itch,托夢露的福,定然以好萊塢電影《The Seven Year Itch》風靡全球,可是,要知道,這詞本來與婚姻愛欲一點關係都沒有,指的是一種皮膚病。根據哈潑辭源字典(Douglas Harper),該詞首次出現文字記錄中是在一八九九年(Google數碼圖書中可查到最早一八零八年記錄),類似疥瘡或毒漆藤感染的皮膚病,那時認爲這病要麽逢七年發作一次,要麽需要治療七年。一九五二年,劇作家George Axelrod (1922-2003)給百老彙寫了齣劇,題名《The Seven Year Itch》,第一次以“七年之癢”借喻男人結婚後的外遇之心。這齣戲,一九五五年轉拍爲電影,不得不說,當時製作電影過程中的一幕,比電影本身還要出名。瑪麗蓮•夢露伴男主角行至街邊,站在地下鐵出風口上面,每有列車駛過,風由下而上,夢露白裙大擺飛揚,美腿豐臀盡露。這一幕最後輯入影片不過低低調調一兩秒鏡頭,但是現場攝影師蜂擁而至,所拍一系列照片,遠比電影火火辣辣得多,成爲夢露經典。“七年之癢”因此超出皮膚病本義,變成外遇、婚姻考驗之代名詞。

《The Seven Year Itch》之所以成造如此妙用,關鍵字在於itch,發癢的意思,原本也沒有難抑欲望之引申義,直至十四世紀中期,才出現itching用於“令人心癢”的表達。難道,人類的通感終歸那般雷同,抑或,這不是由中文“癢”字傳過去的麽?我們“癢”字的故事更是一波三折。《詩經》中有句“哀我小心,癙憂以痒”,作爲遙遠古字的痒,既作心病解,憂思成病,也同瘍字混用,指瘡。生瘡時常伴隨皮膚搔癢,似乎順理成章,痒與癢攪在一起。此外,另一個古字“蛘”也來摻和,可以指一種米蟲或螞蟻,又表示搔癢。隨着字義發展得更精確細緻,“癢”字分離出來作正字,表達皮膚想抓癢的感覺,以及難以抑制的強烈欲望(如心癢、技癢),像明末著名字典《正字通》特此論證一番,以“癢”爲正。再後來,簡化字抓回“痒”這個古字,歷史之路走了一個大圈,仿佛返回原點。

想當年,將The Seven Year Itch翻成《七年之癢》的譯者,肯定一拍大腿叫道,這怎的跟中國人如此對應!天知道,是不是“癢”早早留了一遍洋,才海龜了呢。

(刊於南都《南方評論》二月廿七日週末特刊http://gcontent.oeeee.com/4/f9/4f9b784fbdde0c7a/Blog/930/aea910.html

輯入影片的短短一幕:

The Scene – The Seven year itch

 

製作電影過程中(原諒我一番圖片轟炸):

網上這一幕的照片尚有無數,包括後來戲擬類,譬如可以前往(此地)觀賞。

有一種職業,叫味道獵人

有學者認爲,二十世紀中期法國興起的“新廚藝”運動la nouvelle cuisine,早源於十九世紀末日本廚藝在巴黎的影響,其時日本餐館比現在還多得多(眼下巴黎的日本餐館,惟恐一半以上爲華人老闆)。說“新”,那是緊跟“新小說”“新浪潮”電影等運動而言。經由兩本相互競爭激烈的美食評點手冊,《高埃米由Gault et Millau》和《米其林Michelin》,推波助瀾,“新廚藝”將大廚們推至藝術家地位。

“新廚藝”到底什么樣子呢,最大的特徵,吃得少,吃得精,擺得優美,嗯,特別貴。當然,貴這一點,本來出自宮廷的高等廚式就很貴,區別不算大。傳統高等廚式相對油膩,可說是“大魚大肉”級。而“新廚藝”在底子上的確有不少日本廚道特點:食材極可能的鮮,切烹極可能地精確,視覺上極可能的清新。不過,一碟菜,搞得龍飛鳳舞或是質樸沈著,各位大廚各個審美,領略禪意的倒不多。提及兩者最大區別,勉強打個比喻,則一個用減法,一個用加法。

日本食藝講究將食材原味散發出來,有的藏得深,甚至需要挖出來。名曰“挖”麼,或許用的竟然反手段,四周堆起一圍山,味的深度凹現。東京一位青年名廚鑽研傳統菜式,原來館子幾臨倒閉,不料《米其林》評他三星,一下子預約排隊排到兩個月。價錢固然不菲,然他每次僅僅侍候兩圍客人(通常四位元),客人沒菜單可選,吃什么他說了算——菜單,他爲客人度身訂造。一桌之隔,他一邊與客人聊天,一邊現做每一道菜,熟識客人所愛吃不愛吃,餐後用小本子記下每位客人偏好習慣,以供下次菜單揣摩變更。目前,爲了源源湧至的外國客人,這位非同一般的廚子,不得不苦學英語。囉嗦如許多,爲的轉述他一句話。他說,客人每一回就餐,如同慢慢打開一軸山水手卷,味蕾逐漸翻開,山水濃淡起伏,趣味自生。呃,拜倒。

用加法的法國“新廚藝”,則追求各味之叠加,交融或衝擊,綻出新“味”花。這種叠加,也不像印度菜那樣,打仗般猛烈,而是拿種種意想不到的味料,輕輕點一筆,再抹另一筆,在原材上産生從未有過的味感。任何大廚都爲這種創作感而興奮,難怪上升爲藝術。我遇上的最妙用的青葉紫蘇,竟然在法國,一個小鎮上的二星餐館。緋紅三文魚片,裹住一半瓷白鱈魚一半淡青薄荷脂,正四方,體積恰如壽司,一口大小,上面綴放一苗紫蘇,蔥綠小葉不過一寸,卻襯得魚片灼灼生輝。正因爲祗是一支小苗,等如牙齒咬碎一粒膠囊,突然迸發紫蘇的強力,進入魚生,煙花般燦爛,卻瞬間而逝,剩下氤氳裊裊。

可想而知,尋求異域風“味”,一向是“新廚藝”大師們的創新動力。一種新職業應運而生,不妨稱之爲“味道獵人”。此類獵人專門到全球各地去搜集奇異味材,刮空心思爲大廚們增添創作靈感。以史蒂文爲例,一個駐紮香港的法國人。他會跑到非洲偏遠村落嚐吃某種樹皮,在印度買下擲地能蹦達騰跳的瓜,甚至鑽入危險戰亂地區,收購貴比黃金的正宗番紅花蕊。接下來的工作,又並非轉手倒賣那般簡單,他賣的更是鑒賞力。非洲樹皮,味近桂皮而略遜一籌,斷然放棄;正宗番紅花蕊,所有廚師心頭之好,自然輕鬆找到高價買主;會跳的瓜,味極苦,他可是明白要賣給最潮舞廳調酒高手,少加微量,調出烈味雞尾酒,頂合年輕人追新標異心理。

如果塔蒂(Tati)大叔在世,恐怕又拍一部喜劇《“新廚藝”時間》來諷刺這個“新”運動罷。我家廚房裏常常聽人開“四十度四十二度”玩笑——某電視節目中,播出一位“新廚藝”大師考察學徒功力,一道蒸魚奉上來,相當滿意,沒啥好說的,好吧,入口溫度冷了點,烤爐溫度多少,四十度?果然,該爲四十二度!

(刊於南都《南方評論》二月十三日特刊http://gcontent.oeeee.com/8/18/818f4654ed39a1c1/Blog/e3e/7dd0e9.html

“新廚藝”最早推廣人之一費納・盤Fernand Point (1897-1955),視為現代新廚藝之父。

有句名言為“Pour bien manger en France, un Point c’est tout”——想在法國吃好麼,一“盤”就夠啦!

塔蒂(Tati)大叔的電影《玩樂時間》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