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我终于知道怎么开始我的BLOGDONEWS了。怎么知道的，这个我还真不能多说，反正是好多高人的指点。但这样说呢，无疑还是表达了对刘韧的不满，看来这件事，的确弄的我很不厚道，好象非要揪着人家一个小孩不放。
先抄录一篇旧文，是五个多月前离开卓越网时写的：
“4月9日，北京市民自发组织了由中关村出发，到日本大使馆的“反日游行”。这些天我的邮箱里，多数邮件也与此相关。最近半年，我自己由一个全球化的积极响应者转变为一个爱国优先者，情感上有了很多的呼应，行动上也真的完全抵制“日货”，却依旧有些理智上的困扰。
我最近看的一本书，是《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此书介绍自19世纪末期日俄战争前后到日军侵华这一时期，日本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者，对中国的思考。其中说道，日俄战争的胜利，是日本近代化之路的一个巨大胜利，由此引发了日本作为“世界之日本”的自信，以及“东亚文明保护者”的膨胀。于是关于中国的思考，实在就成了如何保护，以及扩大这一“胜利成果”的方法问题了。一般的分析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从战略上是一个很大的失策，但就思想的理路来看，则顺理成章。因为日本意识到的真正威胁，是欧美列强侵占东方的野心。换言之，当“中国问题”在日本的思考者那里转变为“大陆问题”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已经成了日本意识中试图与欧美抗衡的基地。
我们都知道，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国土上，这期间中国人的角色，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后来军阀混战以及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军阀派系对待日军的态度，则更加模糊难辨。或许，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近代中国的日本认识，又是怎样的呢？这种思想上的澄清，也许对我们的现实会有所帮助。
近来韩国影视多被我们津津乐道，有时侯也会有一些情感上的模糊地带，比如质疑朝鲜战争的必要性。假如放宽视界到国家的角度，则应该着实钦佩毛泽东一代的远见，因为这一战，是中国与欧美列强百年来的第一次真正对话或者说对抗，所谓唇亡齿寒，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漂亮话。
也许这就是困扰我的地方：简单化的反日，却忘了其背后的“战略同盟”，或者完全不考虑“世界的中国”这样的问题，比如大家邮件里反对日货，却开列了一大堆美国货。我想简单化的不买日货可能也是个问题，最近去韩国的朋友说韩国街上基本上都是“现代”车，看不到日本车甚至也很少欧美车。但我觉得从同一个价位看，中国百分之百的本地产中，还真的很难找到象韩国现代那样的替代品，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的作者，在书中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如果中国人知道很早便有很多日本人，其实是反对侵华的，那么也许中国人就会舒服一点了。这个观点，实在幼稚的如同我们平时惯例的一个说法，就是“美国人民的大多数其实是喜欢和平的”，或者“美国人民真是热爱中国文化啊”等等。毕竟日本行动上还是侵华了，就象美国毕竟侵略了越南、伊拉克一样。这又是困扰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因为日本教科书问题上街游行，却没有能为美国进军伊拉克、进占阿富汗有丝毫的行动，看来还是和“世界之中国”有很长距离的啊。
凤凰卫视在年初直播布什连任典礼快要结束时，负责同声传译的女孩忘了关话筒，所以她的嘀咕就让我这样别有用心的人听到了，她大概说了这样的意思：他(布什)到底要说什么啊？太空了，根本没法翻。是啊，他到底要说什么呀？他要说的不过是：全世界都听美国的话，就一切幸福美好。——却又绕了那么多的圈子！进一步的说，不那么爱好和平的决非“布什或者小泉代表的一小撮”，因为一个国家的行动，不外乎各利益派别博弈的结果，因此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者一种历史的惯性，强势导致文化优越感的傲慢，已经渗透到了其一般民众的言谈举止方方面面。
最终死于日本兵刺刀下的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描述了一个求学日本潦倒的中国人，他因为在酒家中向侍女告知“我是支那人”感觉羞愧，所以内心呐喊道：“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九年前，当研读现代文学的韩毓海兄第一次告诉我这个情节时，我感觉非常好笑。那时侯，韩毓海刚刚由日本返回北京，写下了让他无法自抑激动到热泪盈眶的〈美丽的燕园我的家〉，在我眼里，却显得那样一相情愿。今日回想起来，不由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很长，不好意思引了这么多。但引的目的，是想给我这半年多来的思想路线做个交代。回头我再写下去的一些相关的书，也和这个路线相关。季羡林1996年在一个纪念陈寅恪的会上说：不管怎么说，还是要爱国。我当时觉得他老糊涂了，净说些没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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