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是我祖母去世两周年的祭日。前后几天，我陷入一种怀念的情绪中难以自拔。我本打算写很长的文字来作为纪念，可惜没有整块的时间让我写作，我打电话问几个亲人一些老家的历史，连他们都以为我写作，是在不务正业。这是我很多年都耿耿于怀的事情，我曾经写字为生，谋生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后来偶尔走上做企业的路，谋生的问题似乎解决的更好，回过头来好象更加证明写作就是不务正业了。所以一般的理解，还是把写作这个事情和谋生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我认为的错误，我希望把两者分开。我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说法，或者说，古人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的很好了，修辞立其诚。
最近读的几本书，《三松堂自序》是重读，关于冯友兰，值得好好写，他晚年就是要努力做到“修辞立其诚”。我这已经是第三次读这本书了，第一次是1987年，从闻喜县新华书店买的；第二次是1996年，就在北京了。10月13日我买到了《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黄平、崔之元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后来一口气通宵看了一半，主要看了黄平的前言、和雷默的《北京共识》这两个部分，这是值得推荐的一本书，但以目前的样子，恐怕也就是学术圈的影响。同时我还在看的是汪东兴的口述回忆，说的是毛泽东解决林彪集团的事情，很多细节的一本书。
美国电影《撞车》被好几个小孩强力推荐，上周末我看了，觉得一般，因为抒情过度，就不好了，这个有点象《大鱼》，主题先行，就会差那么一口气。我还很认真的看了让雷诺的新片《豺狼帝国》，感觉导演很成问题，属于心有余力不足，就是难以驾驭的那种难堪。几乎和《绿鱼》同一个故事的《甜蜜的生活》，却没法和前者做比较，因为不节制。
巴金去世，按说我没资格说三道四，但说成文学的良心，也不是那么妥当。朱学勤曾有评价巴金的一段话，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是说巴金晚年提倡说真话，但他说的真话，其实非常有限。看起来也是修辞立其诚与否的问题。但我还是清楚的记得，1987年夏日的某天，我骑自行车从山西闻喜县去新绛县看朋友，在新绛新华书店买到了厚厚的《随想录》，回来是40里的上坡路，每当下车休息都会赶快读上几页，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个黄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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