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十九岁的夏天，我去山西省闻喜县塬上中学，看望一位曾经影响了我出生的人。
塬上中学在官道庄以西十里的周村，是周村镇镇政府所在地。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奶奶的娘家唐店就属于这个镇。
1988年的那个夏日午后之前，我去闻喜县北的垣曲县中条山铜矿看望了我的一位远亲，翠翠姑姑。翠翠姑姑比我父亲小几岁，是我二老爷爷的外甥女，官道庄之于她，就像唐店之于我。她高小时的同学，很多是我父亲在官道庄的小弟：发发哥哥，还有张娃叔叔，就是在我父亲光辉事迹的直接激励下，也考上了大学。
后来翠翠姑姑从闻喜中学考到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她见证了我父亲的中学生活，也见证了我伯父在太原最初的岁月。和翠翠姑姑每个周末相伴前往太原铝厂，给伯父洗衣服打扫卫生的，还有一位名叫芳芳的阿姨，她是我父亲闻喜中学的同班同学，考到了太原的山西大学。翠翠姑姑的回忆，几乎处处都难以摆脱芳芳阿姨的影子，这促使我能够鼓足勇气去找到芳芳阿姨。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前二十年里的两大悬念之一。
那个夏天的中午，我在官道庄家中吃过午饭，骑车去周村。二十分钟后我到了塬上中学，问了一个人，就打听到了芳芳阿姨的房间，那是一排教师宿舍模样的平房，芳芳阿姨在。
她是一个高挑清秀的女人，她说：“你找谁？”
我说：“我找芳芳老师。”
她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说：“张翠翠是我姑姑。”
她愣了一下，说：“你进来吧。”
然后她去拿了一个暖瓶往洗脸架上的盆里倒水，说：“来，你洗洗脸。你姑姑还好吧？她还在垣曲吗？”
我说：“我姑姑挺好的，前些天我刚刚去看过她，她让我问候您。”
她把暖瓶放下，看了我一眼，说：“水有点烫，等会儿就好了，你吃饭了吗？”
我说：“吃了，我吃了饭从家里过来的。”
她眯眼看住我，说：“你姓王？”
我说：“是。”
她的肩头一震，低眼转身去看脸盆里的水，取下架子上的一条毛巾，丢进水里，摆了摆，用那毛巾捂住了脸。
奶奶偶尔会说：“要是人家芳芳还在咱们家……”等我成年之后，我会跟着她说：“那一定比我妈强多啦。”听我这样说，奶奶就要说：“你这娃儿净胡说哩，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啊。”
芳芳阿姨是我父亲的前妻，他们被誉为闻喜中学一九六○届的金童玉女，他们的婚姻简直称得上是天造地合，奶奶以及家里人无不为此而自豪。据说芳芳阿姨是为了照顾家里人才放弃了去清华大学读书的机会，转而选择了山西大学，后来毕业时又出于同样的原因，回到闻喜教学。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挡我父亲和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我母亲的相爱。
据说我父亲放弃芳芳阿姨的主要理由是如下两条：1.芳芳阿姨家里人希望他能倒插门；2.芳芳阿姨想要孩子。但我奶奶觉得这是胡扯，奶奶说：“当初他们结婚，人家芳芳家并没有说不倒插门就不嫁闺女”；其次，直到我父亲和母亲的结晶———我出生了，人家芳芳阿姨也没有生孩子。
即便如何放大我的想象力，也无法还原我的父亲母亲相识相爱的过程。我只是从他们的合影里，可以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圆明园废墟上有点傻笑的我母亲；北京大学校匾下傻笑的我母亲等等吧，一概傻笑，摄影师都是我父亲。
在翠翠姑姑的回忆里，她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和发发哥哥结伴到北京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接见，两次接见，前后三个月，发发哥哥住在我父亲的宿舍里，翠翠姑姑就住在我母亲的宿舍里。我父亲和母亲暧昧的样子，把翠翠姑姑搞得很糊涂，她和发发哥哥不由得悄悄嘀咕，但也不敢多问个究竟。要知道，我们父母那一代还是很有规矩的，小弟小妹不能随便质问大哥的事情。后来我问翠翠姑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翠翠姑姑说：“我就是觉得很糊涂，也觉得他们很糊涂，总之，大人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吧。”
很多年后，当我比较了解北京女孩了，我也开始试着理解我母亲。总的来说，北京女孩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傻愣傻愣的，表面上桀骜不逊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实际上一塌糊涂，不威武不富贵也屈了也认了，岂不是更加糟糕？而我的母亲，几乎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她算得上是高干子弟。简单地说，北京孩子的学习曲线无非如此：在派的方面，高干子弟向中南海的小孩学习，大院里的孩子向高干子弟学习，胡同里的孩子向大院里的孩子学习；在痞的方面，则是反过来。女孩子很难学痞，所以基本上就是派。这么一个讲派的小姑娘看到了完全不懂派的土包子，难免就有向他传授派的冲动。反之，一个土包子，碰上一个这么傻派傻派还全然不自觉的小姑娘，也难免有特别的好奇：她到底是真傻呢还是假傻？历史地看，她是真傻。
等到1968年她怀孕在身，这个故事就从傻乎乎的幸福，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了。
大概在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对一个朋友吹牛说我母亲的家族如何显赫，这位朋友很认真，就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去图书馆查资料，查完对我说：“你姥爷他爸是个大汉奸。”———说得我很没面子。我在网上一搜，发现我姥爷他爸果然是个亲日的大汉奸，我姥爷他哥也是个大汉奸，而且都作为汉奸成了历史名人。至于我姥爷怎么由一个大汉奸的儿子，和另一个大汉奸的弟弟，摇身一变为中共高干的，的确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但1968年的高干子弟，已经身陷绝境。我的姥爷和姥姥被打倒下放去了河南某地的牛棚，怀孕的母亲之绝望可想而知。科学地看，我母亲怀我应该是1968年六七月的事情，在此之前，她已经知道了父亲已婚的事实，也知道了芳芳阿姨的存在，但她对爱情的幻想和她骨子里的一贯极端的派，妨碍了她进行客观地分析，我猜她是试图通过去山西老家生我的行动，来解决一切问题。如此之下，我父亲答应了陪她回山西的决定，但先由我那小老姑接她回山西。选择小老姑的原因，是因为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公社干部，是不怕去北京的人。
这是小老姑唯一一次来到祖国首都，她的激动掩盖了此次行程应有的困难。时任山西省闻喜县平阳公社妇女主任的小老姑，日后经常以夸耀的口吻极尽粉饰向我叙述她的辛苦，事实上她给我母亲的印象却不尽人意。
我可以想象：1969年3月，作为一个未婚先孕者，满脑子试图冲破封建束缚的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了爱人的家人，急于诉说的愿望是何等强烈！但面前这位一口闻喜方言的姑姑却一门心思四处闲逛以及检查身体求医看病，给我母亲的，又是何等的失望。
我无法想象的是：二十五岁的我的生身母亲，在踏上前往山西的漫漫长途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她的爱情，以及她身体里正在孕育成长的骨肉，一切，都在未定之天。
到达闻喜后，小老姑并没有带我母亲直接回家。我母亲被安排在了闻喜中学我父亲某位老师的家中，等待我父亲归来会合。我想那时候官道庄家中的气氛一定极其诡秘莫测，在小老姑描述了她成功的北京之行后，我奶奶陷入了她一生中最大的道德困境，这是一个有辱门庭的难题，曾经让她无比自豪的儿子如今却使她一筹莫展。奶奶说：“这可怎么办啊？真是羞先人哩！人家芳芳还在咱家里，人家你妈怀上你就跑回来了。”芳芳阿姨当时在五里外的平阳公社中学教书，每逢周末，会回到官道庄家中住两个晚上，和我奶奶睡在一个炕上。芳芳阿姨越是一如往常，我奶奶的煎熬就越是难以忍受。
奶奶说：“只有等你爹回来再想办法啦。”
然而这时，我父亲却突然没有了音信。
我父亲在北大待了八年，却只得了个学士学位。1964年就该毕业了，但革命要求他们等待分配，他们就只好等待分配，等来了文化大革命，一待又是两年。1968年终于等到了离开学校去接受再教育。我父亲学的是军工技术，又是地道的贫下中农出身，所以没有被分配去民用工厂，而是分配到了武汉某军工厂接受再教育。但我母亲学的也是军工技术，却因为成分问题，分配去了天津喇叭厂。应该就是离京接受再教育的前夕吧，这是我猜的啊，他们两个在离别时刻感情冲动私定了终身。
这样说来，我父亲是在武汉委托奶奶派了小老姑去接我母亲。由此也可见那时候天津喇叭厂的管理是够乱的了，居然可以允许一个未婚先孕的走资派女儿请产假。
但我父亲为什么突然就杳无音信不能如约回家了呢？据他日后解释，是接到了一个秘密的任务。从他工作的性质来看，这的确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的工作是研究水声比如测试鱼雷或潜艇的声纳等等军用的技术。或者因为珍宝岛战役，总之很难确认。
奶奶说：“咱们家的二门人就是靠不住。”
尽管内心烦乱矛盾交织，奶奶还是毅然决策，将困在闻喜中学的我母亲接出来。我母亲的下一个去处，是周村的改兰姑姑家，改兰姑姑是奶奶姐姐的女儿。改兰姑姑赶着牛车去闻喜中学，把我母亲接到了周村。作为周村公社政府所在地，周村当时有一座稍具规模的医院，不像平阳公社只有一个不成样子的卫生所。
后来我问奶奶：“为什么不把我生在咱家里啊？”
奶奶说：“你妈要在医院里生你哩，咱村没有医院，咱平阳公社的医院又不像医院，就把你生在周村啦。”
在我出生前半个月，我母亲住到了周村医院，这是1969年3月下旬的事情。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芳芳阿姨知道了。前往周村医院进行声讨的，是芳芳阿姨的姐姐和姐夫。在改兰姑姑的大女儿珍珍姐姐的记忆里，趁改兰姑姑不在的时候，芳芳阿姨的家人除了百般辱骂，甚至动手将我母亲从产床上拖倒在地。
珍珍姐姐说：“后来你妈生你，大出血，肯定就是因为这个。”
我的想象应该更加惊险，比如上报当地革命委员会，举报一个走资派的女儿生活作风败坏等等，就足以把我母亲关起来了。故乡毕竟民风淳朴，难得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
我可以想象血泊中母亲苍白恐惧的脸。
以及产床一边泪眼婆娑的改兰姑姑，和吓傻了的珍珍姐姐。
医院里的大夫说：“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
改兰姑姑哭着说：“能保住一个是一个。”
奇迹发生了：我呱呱坠地，我母亲也死里逃生。
难题似乎得寸进尺一样，前赴后继。
改兰姑姑认为我母亲和我住在她家就好，珍珍姐姐说那时候姑姑已经想好了，把我母亲和我安排在他们家的哪一座窑洞里。但我母亲却坚持要回到我们家。
于是1969年4月中的一天，我出生后的第三天，十一岁的大哥和伯母，乘坐大宝爷爷赶着的牛车，前往周村接我母亲和我。
大哥说：“不让我去，可是我说我不去谁去？总不能让老二老三去吧，他们球也不懂。”他说得也对，当时我二哥六岁，三哥三岁，和他相比，的确什么也不懂。在大哥的回忆里，马车里有很厚的被子盖住了我母亲和我，他耀武扬威地坐在一边，似乎是护送我们的保镖。
但当天的重点显然不是我大哥，选择大宝爷爷和我伯母，才是精心策划的安排，因为这已经相当于迎亲了。据说那时候官道庄去周村的路，还是很窄的土路，马车长年来去，路上两道辙沟深深，大宝爷爷是赶车的好把式，加上发发哥哥和我父亲的友谊，在杀狗一事的十五年后，再次担当重任。
从周村到官道庄颠簸的十里土路，我母亲终于完成了进驻王家的心愿。这也意味着，此前我奶奶必须对芳芳阿姨有个交代。
奶奶说：“人家芳芳拉着我的手，说妈啊，你对我好，我知道。可人家南南不要我啦，我只有走。妈啊，以后你就当我是你的女儿吧，我会惦记着你对我的好一辈子。但南南，我也会记他一辈子！”
奶奶说：“人家芳芳这就和你爹结下仇了，轻易是不会放过他啦。”
大哥目睹了这一幕的全过程，他说我奶奶和我伯母与芳芳阿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他听说这就是他二爹把他二妈给休了，至于什么是休，他站在一边眼泪汪汪苦苦思索还是不很明白，他就是觉得被休的滋味看来不好受。
奶奶说：“娃儿啊，说实话，我舍不得人家芳芳走，可我有什么办法啊？你妈把你生下啦，你就是咱王家的娃儿啊，人家你妈就是咱王家的人啦。我能不让人家你妈进门，我不能不让你进咱家的门啊！我让你进门，就不能不让人家生你的人进门吧？人家你妈还在月子里啊，我怎么能不让人家进咱王家的门？！我卖白铁卖铜火碗供你爹上北大，人家都说你南南上北大光荣的，我怎么能知道人家南南给我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啊？我真是白供他上了一回北大啦！这可真是羞死咱王家的先人啦！咱家的二门人真是不顶人不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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