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我父亲给家里写信说他会尽快回来，我母亲进入了新一轮的等待。出于好奇，很多乡亲打着看我的旗号，上门参观北京人我母亲。我母亲最喜欢的是发发哥哥的爱人，官道庄小学教师李金枝。李老师在日后的岁月里，将成为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只是我当时每天吃吃睡睡浑然不觉。很多年后，李老师觉得，之所以她们谈得来，是因为村里人说话我母亲听不懂。
电话里，李老师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你妈在咱们村住了二十三天。”这是令她难以忍受的二十三天，李老师说：“你妈想洗澡，但咱们村怎么洗澡啊？吃饭也不习惯，咱家和人家北京你妈的家差得太远啦。”大哥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我母亲不愿意在瓷制的夜壶里方便，伯母就贡献出了她陪嫁的白铁夜壶，但我母亲还是不愿意，伯母巡视了三面窑洞，只好腾出一个脸盆来，我母亲这才满意。于是伯母对大哥感叹说：“老天爷啊，人家北京人怎么是这样的啊！”
一天天过去了，答应回来和芳芳阿姨离婚的我父亲还是没有消息。我母亲进入了恍惚的状态，李老师说：“你妈有一天问你奶奶，说妈，南南是不是晚上回来了，您没告诉我？她都快急出神经病来了。”
第二十四天，我出生后的第二十六天，我母亲坐着大宝爷爷赶着的骡子车走了。
奶奶说：“你就是那二十五天离了妈的娃儿啊。”
在我出生几个月前，1968年年底，我伯母生下了我的四堂兄，她显然想生一个女儿，所以给四哥起名多多，就是多了的意思。理想的安排是让我也吃伯母的奶，但我非常不通人情地拒绝吃。在胡同里又找了一个刚生完小孩的婶婶梅梅妈，结果我见了梅梅妈就大哭不止。没有奶粉更别提牛奶了，面对完全不可理喻的我，家里人只好认输：“看来人家外路人就是不服地道。”
三爷爷骑车去别的村里弄来一小锅羊奶，回家热了给我喝，结果发现我很是满足喝得乐此不疲。三爷爷就买了一头奶羊回家，所以奶奶说：“你就是那喝羊奶长大的娃儿啊。”很多年后，我们家还有一个小铝锅被称为给平平热羊奶的锅。
喝羊奶的是我，给奶羊割草的是我大哥和我二哥，挤羊奶热羊奶的是我奶奶。某天热羊奶的我奶奶，奶锅脱手，滚烫的羊奶泼洒在她的右臂上，疼痛之下她左手去捋右臂，捋下了一层皮。
在我快两岁的时候，奶奶决定给我断奶。
据说当我得知奶羊将被卖掉，曾抱着三爷爷的腿说：“爷爷，咱不卖羊娃儿能行吗？”三爷爷答应了我，但不久之后，他还是把羊卖掉了。
后来很多年里我都不吃羊肉，逢年过节，大家都吃羊肉饺子，奶奶会特别包猪肉饺子给我吃。我第一次吃羊肉是1988年的8月，在北京吃涮羊肉，仿佛新生以及不可抗拒的要求。当然我在能够抗拒的场合还是尽量不吃羊肉，这个总是让一起吃饭的人很好奇，最不着调的一次提问是：“你是犹太人吗？”把我问得也愣住了。
1969年秋天，在我出生半年之后，我母亲不到黄河心不死地二次来临官道庄，她和我父亲是否在这半年之内见过面？我不知道。也许可以肯定他们见过面，否则她不会相信我父亲又一次回家会合的承诺。结果是再一次的失望，我想这就是要碎了她的心了。
奶奶说：“你妈每天抱上你，坐在屋檐下，人家根本不听我的，就是抱上你坐在屋檐下呆呆地看着你，我每天提心吊胆的，看着你妈抱上你坐在屋檐下，把我急死了。那个时候一到后晌就刮风，把我娃儿着风了可该怎么办啊？可你妈就是呆呆地看着你，人家不听我的，我和你大妈怕死了，你大妈劝人家也不听，你大妈说，咱平儿他妈是不是已经疯了啊？”
这是我母亲最后一次出现在官道庄，前后不到十天。
李老师说：“你妈几乎不说话，她要我去天津看她，就走了。”
我母亲一走，我就病了，食欲不振同时完全不能消化。
我奶奶说：“人家村里人都说你娃不行啦，你天天还抱着你娃儿干什么啊？”
据说奶奶怀里的我每天脸色蜡黄耷拉着脑袋在她的肩头，奶奶跑遍东村西村寻找有特异功能的高人，平阳医院和周村医院的大夫们已经拒绝治疗了。关于如何救活我的，有两个版本：
1. 伯父回家参加他小舅子大旺舅舅的婚礼，看见我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被三爷爷抱在怀里，就决定用肥皂水往我的直肠里灌了一大针管，等于是洗肠子了，然后一切通畅。
2. 奶奶说：“人家尧村山娃他妈，一看你就知道你是着了风啦。人家尧村山娃妈说我唐店的姐啊，你不要心疼，我要在你的娃儿脊背上割一刀哩。我说我不心疼，只要你能把我娃儿的命捡回来，你就是在我身上割多少刀都行。人家尧村山娃他妈说，我唐店的姐啊，你这是说胡话哩，我不是要割你的脊背，我是要割你娃儿的脊背哩。人家就在你脊背上割了一刀，把血放出来啦，把我的娃儿救活啦。我这一辈子都记着人家尧村山娃他妈，人家要不在你脊背上割一刀，就没有我的娃儿啦。你大爹和你三爷爷都是胡说哩，你就是着了风了，人家尧村山娃他妈说的是对的。”
大哥比较认同的是三爷爷和伯父的版本，他还记得伯父弄了一针筒肥皂水，问三爷爷说：“三爹啊，你说敢打吗？”三爷爷抱紧我说：“不打啦，要死要活也不打啦，不受这个苦啦。”据说那之前我的屁股已经被各种针管扎遍了。但伯父坚持要打。针管进入了我的身体，三爷爷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大哥说：“你见过咱三爷爷哭吗？你知道他很少哭，可三爷爷那次哭了，他是心疼你哩。”
伯父回来参加他小舅子大旺的婚礼，顺便参与到了救我一命的行列。而对于弟弟的婚礼，之前伯母便责无旁贷地忙碌着，做衣服缝被子无限透支。准备过程中她感冒了，没当回事。
婚礼前来不及缝织的很多棉布，是借别人家的，婚礼后伯母急着还。大哥的记忆里，当时天气已经很冷了，伯母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地接线头。其间伯母的感冒时好时坏，完成缝制的同时，伯母的感冒加重，先是发烧，继而昏迷。不昏迷的时候，伯母会在院子里胡跑乱走，甚至深夜跑到邻居家胡说八道。
大哥说：“人家村里人都说我妈娶了弟媳妇，高兴得憨啦。”
奶奶再次开始了求神问医的过程，直到平阳公社的医生说：“不好啦，你们还是赶快送周村医院吧。”三爷爷带领申才小爹和大旺舅舅，连夜把我伯母用平车拉到了周村，周村医院说他们治不了；接着拉到了闻喜县城医院，还是不接受，建议三爷他们去运城地区医院试试；三爷爷就决定连夜再去运城。
官道庄到周村十里地，周村到闻喜县城二十里地，闻喜县城到运城五十里地。这是山西南部冬天的夜晚，三爷爷骑着自行车，申才小爹和大旺舅舅拉着小平车里的伯母疾走奔波。
运城医院的医生看看一息尚存的伯母，对三爷爷说：“不行了，你们准备后事吧。”
第二天，农历1969年腊月一个清晨，刚刚三十岁的伯母去世。
奶奶说：“你三爷爷早上起来就骑车回闻喜啦，你小爹和你舅舅拉着你大妈慢慢往回走。你三爷爷在闻喜找人找板，找不到，就找人找木材现做。找着人做板啦，你三爷爷就托人家路过咱们村的人给家里捎话，要你爷爷驾车去闻喜拉你大妈，你爷爷找了人家村里的骡子驾车去闻喜。”“板”是方言，指棺木。
当天下午，申才小爹和大旺舅舅拉着伯母到了闻喜。傍晚时分，棺木仓促完成，伯母入殓。当天夜里，我爷爷驾着骡车，三爷爷和申才小爹大旺舅舅一起，送我伯母回家。
死在外边的人不能进村，大哥他们就在村门前等着，等到我爷爷他们回来，前去已经选好的村外坟地里。
奶奶说：“第二天你大老舅舅和小老舅舅都从唐店过来啦，你大老舅舅看看人家做的板行不行，你小老舅舅给板上漆。”
大哥说他还记得刚刚上漆的棺木没法抬，但他已经忘了后来使用什么办法给伯母下葬。
大哥说：“每逢七日，申才小爹带着我们上坟烧纸，奶奶在家里炕上哭。”
奶奶说：“你急得还人家棉布哩，可是就把你的命给搭上啦。你大妈这一走，咱家的娃儿们就都变成没有妈的娃儿啦。”
大哥十一岁，二哥六岁，三哥三岁，四哥一岁，我十个月。
不久之后，家里商量着把四哥多多送人，选择的结果，是官道庄西北七里地辛村的一户姓李的人家。选择的过程里，有很多人上门来看多多，所以我的几个堂兄也就知道是要把多多送人了。
奶奶说：“你大哥和二哥老是坐在咱家门口，看见人出去，就翻人家带的布袋看人家有没有把咱多多带走啊。真是憨娃儿啊，一个馍布袋，哪里就能把咱多多给装进去呀。”
1970年农历二月里的一天，辛村李姓夫妻上门抱走了多多。
申才小爹负责管理几个试图阻挡的堂兄，整整十八年前，他也曾经历了目睹自己不满周岁的妹妹———我的茵玲姑姑被人抱走的一幕。
三爷爷负责和辛村李家签署了收养协议，协议规定：在多多主动访问官道庄王家之前，王家人不可以引诱或暗示多多；只有三爷爷一人有探望多多的权利，探望时，以远房亲戚的身份出现；多多不能被邀请，也没有义务出席官道庄王家诸如婚丧嫁娶等重大场合。
奶奶说：“到底是人家家的人啦，就是要割你的心头肉哩。”
李老师记住了我母亲的邀请，恰好发发哥哥当时在天津接受再教育，李老师便顺理成章如约前往天津喇叭厂和我母亲见面。除了通报我和家里的情况，他们夫妻俩还扮演了配送员的角色，背着一提包的炼乳和糖从天津带回官道庄转交给我奶奶。
李老师说：“那个厂子还是挺大的，也没有看出来有人欺负你妈，你妈的精神还是挺不错的，她还惦记着你爸赶快离婚，这样他们才能结婚啊。”
奶奶说：“人家芳芳放出话啦，我就是不和他南南离婚，什么时候你爹和你妈分开啦，人家芳芳才离婚哩。人家芳芳就是要拿这个报仇哩，这就苦了你妈啦。”
为了报仇，芳芳阿姨和她姐夫也去了天津喇叭厂。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向天津喇叭厂的革命群众们宣布了我母亲不道德的行为，谴责我母亲伤天害理破坏别人的家庭和婚姻。有知情者告诉我，当时也有聪明人给芳芳阿姨出点子，希望她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批判我母亲，但被芳芳阿姨拒绝了。大学生出身的芳芳拒绝的理由是：“她不仁咱不能不义。”芳芳阿姨认定的天理就是：“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她坚持认为“不管他什么人的女儿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芳芳阿姨他们旋风般的天津之行后不久，发发哥哥和李老师去看望我母亲。
李老师说：“想起来可笑哩，你妈还是托我们带东西给你，临走的时候却对我们说，你们以后不要来看我了。人家你妈的意思是，她已经决定啦，已经下了决心了，要和你爸决裂啦，所以也要和我们断了来往。可我当时想不明白，你怎么能这样呢？那官道庄你的孩子你还要不要啊？和你爸断了来往，要是我们还能来往着，怎么说也还牵着一条你和你孩子的线啊，就是想起来又气又可笑哩。”
李老师判断，芳芳和她姐夫来闹，我母亲的心是彻底碎了，同时，也气糊涂了。
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了当时李老师他们不知道的，那就是芳芳阿姨他们的天津之行，使得天津喇叭厂的领导以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名义，给了我母亲一个处分，处分之后，我母亲就从一个接受再教育的技术员，转业去烧锅炉了。
奶奶说：“人家金枝回来说，你妈不要他们再去啦，我就知道，这是你妈和咱家也有仇啦。我对不起人家芳芳，也对不起人家你妈。这可真是羞先人哩！我前世到底作的什么孽啊？给我留下这么多没有妈的娃儿。你们这些没有妈的娃儿啊，就只有跟上我受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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