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

私人叙事·无根状态·精神返乡

   ——陈年的《归去来》读后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

这是一本“很诱人”的“私人叙事”文本。

这是一串关于“60年代人”的质朴的“成长经历”。

这是一部颇具“原生态”意味的、当代中国人生存的“变奏曲”，也是一部对已被斩断的“血缘共同体”心存依恋的“思乡曲”。

正如《归去来》书名所示，它本身就意指一种“无根浮萍”之感，抑或一种失去根基的漂泊之叹。那种生存的“间离感”与“非确定感”，始终如幽灵般弥散在整个作品当中，这也许是许多当代中年人的心灵写照。

作为主人公的“我”一直是“归去来兮”！从出生到当下，“我”皆处于一种“游移”的、“游离”的、“游弋”的生存状态里面。对于血脉相连的老家闻喜县而言，“我”终究一位行将离去的“外乡人”；对于“异地求学”的大连来说，充满80年代浪漫激情的“我”则又超离在整个大环境之外，作为“外来者”而不断地思乡；对于回返到的家乡而言，“我”却又找不到自己的原本的位置，但仍深知终有一日要离开这里，因为原本就不属于这里；对于最终落脚的京城来说，这只是“我”的一个“谋生”的城市，已被90年代的实用精神所浸渍的“我”，却还是更要不断地返乡……

这样，《归去来》便拥有了一种不断被演绎的“返乡模式”。

整部小说，都可以看到一次又一次对故乡的“精神还乡”。奶奶，这位被灌注情感最厚重的人物，好似是“精神还乡”的最终寄托，也是“我”四处漂泊但又有所维系的“根”，甚至化作了故乡文化的“符码”。当然，还有三爷爷和童年的那些伙伴，他们一道形成了延续了千年百载的“血缘共同体”。“我”正是来自于兹，又成长于兹的。然而，这种血缘的维系却随着孩子们的离去，而慢慢地被打破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变迁使然，也包孕一种难以回返的无奈。从头至尾都是一种“异在”的“我”，在奶奶与三爷爷逝去之后，更面临着“根”归何处”的难题，这也是全书最后留下的“未定疑点”。

《归去来》叙述了三个连缀起来的生存的世界：“孩童的世界”——“青春期的世界”——“成年的世界”。首先，叙述出的，就是必将“终结”的那个素朴、和谐的“古典世界”，那里也许就是中国人可以复归回去的精神家园。通过一种“仁义理智信”的传统伦理，通过一种浓浓的亲情和无条件的爱，人与人被维系在传统共同体内部就好似一个“大家族”。由“我”的视角观之，成人的世界亦是与“我”相交集的，成人的思维倒像是孩子，而孩子也能懵懂地理解全部世界。

然而，“青春期的世界”则象征着浪漫世界的破灭。如果说，在孩童的世界里面，历史变动的背景是“远去”而仅是间接相关的话，那么，在青春期的时代，“历史景深”的塑造和影响则越来越明晰了起来。因而，青春的感伤、浪漫的理想以及“家国天下”的豪情，便充分地交织和纠结在一起。可以说，这是“我”最聪明、最敏感以至于思想“早熟”的年华，但却也是最易受伤的年华，最动荡不居的年华，最变幻未测的年华，最痛苦不堪的年华。

最终，“我”成人了，而被推入到“成年的世界”，千年难易的历史的背景此时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我”却在市场化的现实世界里彻底迷失了“自己”。这是恐怕是因为，赖以存在的血缘共同体在慢慢逝去，曾经火热的激情也归于死寂，似乎“来的路”和“去的道”都走不通。“我”这样就丧失了“家园”，这样也丧失了“理想”。或者说，“我”“上”不着“天”，因为本赋有政治色彩的乌托邦破灭了，“下”又不着“地”，因为原本扎根的血缘关联亦被斩断了。似乎只有回望，只能回望，只有余响，唯有余响……

这便是《归去来》的“三步曲”，走到当下，也最终失去了方向。整部小说也基本上是一种“回望”，在余响里的“回望”。离当下越远的，看得越清楚，离得愈近反倒愈迷茫。这些似水的流年，只能在“我”的记忆深处闪耀和闪回，并被不断地被“我”完形出来。这里面，那种“走出与回归”被反复上演着。那种本有的“张力结构”：城市与乡村、富贵与贫贱、知识与愚昧、传统与现代……是始终潜在的。地理上的位移，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思乡加返乡，这种状态似乎是中国人整体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深度心理。

《归去来》的形式尽管是个体化的追忆，但是跨越了几十年的故事，却在叙述着当代中国人的宿命。在时代“弄”人、造物“弄”人、人人“弄”人之后，恰似又回到了禅宗所论的第三状态：“而今得个歇处，依然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但“山”已原非原本之“山”，“水”亦原非原本之“水”了。

我很喜欢《归去来》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特别是奶奶那些絮絮叨叨的语，只用三言两语话，就能将故事的情境深描出来，就将故事继续推动下去。这种叙事风格，倒像是电影里面“蒙太奇”剪辑，在拼贴之间就已尽显“叙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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