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著《袁氏当国》，页103写孙中山的感情生活，说在孙出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宋蔼龄是孙的秘书。后来孙亡命日本，蔼龄仍跟随在侧。唐调侃道：宋蔼龄可能是转型期中国女秘书这个行业的老祖宗了。蔼龄和孔祥熙结婚而离职，宋庆龄接任，“行装甫卸，席未暇暖，新上司竟忽然向她求起婚来”，于是“一位黄花少女，抵挡不住一位老总统的求爱，她也就私许终身了”。有个赞助孙中山的日本人听说了，大惊，说：不是要同姐姐结婚吗？怎么就换了个妹妹呢？
唐德刚整理了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的口述回忆，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他写《袁氏当国》，真正的厚积薄发。
前几天还读完了汪东兴回忆林彪事件。通信不发达的年代，有一些震动全国的事件，似乎是技术问题所致，想想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最近碰上有人问我什么是好文字，我随口举例总是说李健吾译的《包法利夫人》，我在海淀手头没有书，昨天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买到了，抄一段：她的衣裙贴紧他的丝绒燕尾服。她仰起白生生的颈项，颈项由于叹息而涨圆了。她于是软弱无力，满脸眼泪，浑身打颤，将脸藏起，依顺了他。
这些天时间总是不够用，可我还是架不住一些人推荐看《亮剑》。压缩碟看了6集，怎么就没有看出一点好来？让日本人说日语，而且都特别有学问，这是一个突破，其他的，尤其是那个老总，让我看的很无聊，他好象除了会说“拿不下来，我撤他的编制”，别的什么都不会。回头想想一些推荐来，真是谋财害命，让我觉得很无耻。
我还是要坚持不在这里谈我的公司和产业，这是我要求自己的一个原则。但愿坚持的足够久。
陈年是我的笔名，1995年开始用的。那时侯我写字谋生，同时用六七个笔名，97年沈昌文先生说你怎么能这样，这样分散用笔名很不会经营，哈哈。但我后来编报编杂志还是同时用了四个笔名，但主编署名就集中在陈年。冷不丁碰上个叫我原名的，我都会很激动。
今天早上参加了一个论坛，主持人特别无聊，每到开口都说节约时间，但他就是夸夸其谈废话连篇，我觉得这也算是无耻的量级了。我是去还欠一个小孩的情，这样一想也很平衡。
嘟嘟真是一个好小孩。爱搞搞要亮乳，这个问题属于行动范畴，不能拿出来讨论，和自杀一样，亮就亮了不亮就不亮，多说无益。刘韧正在完成一项很重要的编辑工作，佩服。
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在北京，几年前去外地了。他在北京的时候，一个冬天的夜晚，给我打电话说出来坐坐。我出来看见他拖着一个箱子，我说你干吗拖着个箱子，他说晚上不回家住了，去饭店住。我先陪着他去中旅大厦开房间。到了房间，他问我想去哪，我说我哪也不想去。于是就在房间里聊天。大概的内容无非是胡说八道，基本上都忘了。但我最好奇的是，他出门前是怎么和他老婆说的。他说：我说去出差。这个借口，让我很惊讶，也有点佩服，因为那时候我想我想不出来。大概他还说了他太小的时候就结了婚，这乃是他人生最大的错误．－－不过也不见得，因为他后来还经常和我这样说。
一直在房间里聊到没有烟了，他叫服务员上来给我们去买烟，我记得他给了那个服务员１０元小费，要两盒烟。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想起还是要出门看看，好象不出门就对不起这个夜晚。他说听说楼下的桑拿不错，我们就去了楼下，结果人家关门了；他又说听说这里的ＫＴＶ不错，不过他不会唱歌，我说那还是算了。从中旅大厦出来，我们去了滚石。这个应该是我提议的，因为我想喝两杯酒。滚石里的人很多，我们找了一个角落的一张小桌子。很多人都在跳舞，但我不会跳舞，他说他也不会跳舞。我们坐着，震耳的音乐里很少说话，他看看跳舞的人，然后再看看我。我在喝酒，他在喝饮料。后来，我喝的有点晕了，就先送他回中旅，我回家了。从出门到回家，期间大概五个小时。
第二天下午，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在广州。他真的出差了。
我经常回忆这个夜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但好在哪里呢？我也不知道。
大概两个月前，雷军兴冲冲的问我：你说越南有多少人口？他的劲头，不亚于几年前问我是否知道如何在饭店里挤牙膏。我说：2000万？他立刻两眼放光，伸出两只手来，生怕我变卦一样，说：8000万！
今天我也问了张亮同样的问题，张亮说：300万。接着张亮说：我的同事从越南回来说，越南女人喜欢戴眼镜的还有胖男人。
昨天刘韧说他11月去越南，他戴眼镜，也差不多算得上胖，是不是应该恭喜一下？我估计他一定会很焦虑。
失眠对我，是很恐怖的事情，尤其是不知道原因的失眠。今天失眠，是因为直到2点了，还在喝茶和聊天，很浓的茶。
2002年春天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严重的失眠，不过也是知道原因的，就是吃错了药。没有发烧，却吃了治发烧的药，可怕的鼻塞，焦躁不安，睡一小时醒来一次，以至于开始思考人生也就是如此：醒来，然后睡着，还能如何？屋子里很热，去阳台，凌晨的空气清澈寒冷，就有跳下去让风浸透的冲动。
已经忘了是如何回到屋里的，开始给出差的她打电话，大概是四点的样子，她不停的说我爱你你知道吗我爱你，又说她现在就起床去机场，除非我向她保证不会跳，“你要跳，就是要我也去跳”；她的话，把我吓着了。她要我给其他朋友打电话，帮我买正确的药；要我用座机打，她要听着我确实打了电话，说健康正确的内容。我打了，她听着，然后她说她要和我通话直到朋友送来药。接着变成了我要她睡觉，她说她不可能睡着了。就这样电话争执了一个小时后，当时卓越网的同事杨盛轩送来了既可以治鼻塞也有安眠作用的日夜百服宁，我吃了四片，一直睡到天黑。
过了一个多月，我邀请莫言、余华、陈平原、方力钧、赵汀阳几位老师到卓越网座客。莫言老师来得最早，他两眼通红非常憔悴。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已经有两周的时间每天只能睡一个小时。我试探性的问他是不是还有一些奇怪的计划。他说是，就是想自杀。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他跑步，跑到不能控制的时候，会抱着树说服自己：莫言你的生命还是有价值的你还可以写更多有价值的作品。我说当然。。。他打断我：难道你？我赶紧的对他说了自己不久前的遭遇。听着听着他居然乐了。知己啊知己，原来睡眠良好者做着不一样的梦，失眠者的痛苦却是一样的。——这是我的看法。总之莫言老师有保守的接受了我的疗法，一周后就成功的每天可以睡8个小时了。那天余华老师来了后，看见莫言那样也问怎么回事，一听完，余华老师就以医生的口吻宣布这个问题完全无足轻重：根本不是问题。
这是快要四年前的事情了，想起来，我和她分手，也快四年了。那个失眠的清晨，她果然坐了头班飞机到北京，恍惚之间浮沉离合。
看10月17日的《财经》“逝者”专栏，我才知道一个月前，白芳礼老人已经去世了（http://news.china.com/zh_cn/social/1007/20050923/12684071.html）。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老人的事情，看的很难受。我的童年在农村度过，见过很多深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老人，碰到不愿意交公粮的年轻人，还会不厌其烦的给人家讲道理。《财经》的文章，是汪丁丁写的，看的出来他已经很克制了，但还是写下了这样的话：他（白芳礼）的个人努力所由以发生的这一特殊历史情景，使他的努力更像是一场悲剧，而且是双重的悲剧……。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样的结论，我能想象的是，老人一定会认为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
开会休息，我推荐看《撞车》。史文倜说：你不是说《撞车》不好吗？我说：我说不好的是最近的《撞车》（http://ent.163.com/ent/editor/special/movie/050509/050509_406424.html），不是以前的《撞车》（http://lib.verycd.com/2004/09/07/0000019869.html），我现在推荐的是以前的《撞车》。
饭桌上的话题，对比以下两种男女同居方式之优劣：1，女的看《加油金顺》或《大长今》，男的睡觉或上网；2，男女一起看超女，没有超女的时候，一起打网络游戏。
以前看过的一幅漫画，大概意思是：一男的下班和老婆吃饭，吃完了饭一起看《加油金顺》，一集完，他借口公司有事出门偷情，情妇也在看《加油金顺》，陪情妇看完，回家。
要么看《加油金顺》，要么去撞车。
10月8日，是我祖母去世两周年的祭日。前后几天，我陷入一种怀念的情绪中难以自拔。我本打算写很长的文字来作为纪念，可惜没有整块的时间让我写作，我打电话问几个亲人一些老家的历史，连他们都以为我写作，是在不务正业。这是我很多年都耿耿于怀的事情，我曾经写字为生，谋生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后来偶尔走上做企业的路，谋生的问题似乎解决的更好，回过头来好象更加证明写作就是不务正业了。所以一般的理解，还是把写作这个事情和谋生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我认为的错误，我希望把两者分开。我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说法，或者说，古人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的很好了，修辞立其诚。
最近读的几本书，《三松堂自序》是重读，关于冯友兰，值得好好写，他晚年就是要努力做到“修辞立其诚”。我这已经是第三次读这本书了，第一次是1987年，从闻喜县新华书店买的；第二次是1996年，就在北京了。
美国电影《撞车》被好几个小孩强力推荐，上周末我看了，觉得一般，因为抒情过度，就不好了，这个有点象《大鱼》，主题先行，就会差那么一口气。我还很认真的看了让雷诺的新片《豺狼帝国》，感觉导演很成问题，属于心有余力不足，就是难以驾驭的那种难堪。几乎和《绿鱼》同一个故事的《甜蜜的生活》，却没法和前者做比较，因为不节制。
巴金去世，按说我没资格说三道四，但说成文学的良心，也不是那么妥当。朱学勤曾有评价巴金的一段话，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是说巴金晚年提倡说真话，但他说的真话，其实非常有限。看起来也是修辞立其诚与否的问题。但我还是清楚的记得，1987年夏日的某天，我骑自行车从山西闻喜县去新绛县看朋友，在新绛新华书店买到了厚厚的《随想录》，回来是40里的上坡路，每当下车休息都会赶快读上几页，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个黄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