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 23, 2012

文/DoNews资深作者 陈志刚

新加坡政府日前针对日益泛滥的垃圾短信祭出重拳,宣布将于2013年元月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案。在这个法案中最为吸引人眼球的是有关违法行为的处罚决定:个人信息保护署可以对违反法案行为施以不超过10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514万元)的处罚;向名单中的号码发一条垃圾短信,可能面临最高1万新元(约合人民币5.14万元)罚款。

如此巨额的罚款额度成为中国媒体跟踪的热点。于是人们纷纷讨论在中国,新加坡这样的重罚措施是不是也能够引入?

在笔者看来,以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和执法环境,以罚款为主要手段的垃圾短信治理方案宜缓行

仔细分析新加坡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案,我们可以看到,如此高额度的重罚措施,是基于相对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清晰的行为判定的基础上执行的:

1)对垃圾短信的标准给予相对明确的行为界定:非公营机构或者个人向已经在政府平台注册拒绝接受商业广告信息的用户发送信息即视为垃圾短信

2)用户有知情权和选择权:新加坡政府提供一个可以操作的技术手段(政府建立一个名单注册平台),并且用户可以随时反悔

3)成立专门的政府执法部门:个人信息保护署。

正式有了这三个基础条件,新加坡的垃圾短信治理或许我们可以预期有一个较好的效果。

而对于新加坡政府此次的立法理念,则是值得中国努力学习的地方:

1)立法行为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们学习。用法律来界定垃圾短信,已经是全球的作法。不同于中国,主要是通过用户自我感知或者行政裁决。

2) 垃圾短信治理从谁接入谁负责转向谁发送谁负责。也就是从对运营商的管道控制转向对源头,垃圾短信发送者的控制。

3)通过行为+内容的方式作为垃圾短信判断标准。由于人们容忍度不同,需求不同,通过行为判定和内容判定,将更为明确。

垃圾短信的存在,是因为社会有需要,即使是再严厉的处罚措施,如果没有法制保障和制度保障,纯粹以罚款为目的的治理措施就可能会成为灰色收入创造的工具。

新加坡在治理垃圾短信上的法制化选择是值得我们中国努力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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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8, 2012

文/DoNews资深作者 陈志刚

电信行业已经处于冬天很长时间了,这个观点恐怕有人会反驳。因为从数据来看,中国的电信行业除了在2009年那一年增速低于国内GDP之外,连续在2010年和2011年两年增速高于国内GDP的增速,而且从数字上看,中国的三大运营商的利润之和仍然高的吓人。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个行业,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数字表面的繁荣,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统计数字的上游戏,而我们都知道,师承国家统计局,这个游戏玩起来并非不熟练。

因为,从作为行业增长火车头的电信运营商来看,自从第四次重组后,除了规模庞大的3G网络投资之外在驱动行业增长,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行业的运营寻找到除了语音业务之外,真正可靠的,能够承担起拉动业绩增长的业务方向。

在这个过去的三年,智能手机获得了大规模普及,但是除了苹果三星这样的厂商能够赚钱之外,产业链上的运营商也好、网络设备制造商也好,甚至移动互联网厂商也罢,除了一些数字上漂亮之外,在所谓流量经营上,我们也没有看到谁真正的受益。尽管业内业务逢人必讲数据业务是运营商的蓝海,但是我们仍然还没有看到这个蓝海倒地在哪里?

倒地一些自毁行业长城的事情在这个行业屡见不鲜。

运营商之间的价格战此起彼伏,打完语音、打流量,打终端补贴,反正不是自己家的钱,博名博利谁会管身后洪水滔天;设备商的价格战也是你争我抢,1元报价,赔本赚吆喝,几十亿的采购规模搞成十几亿的采购规模,中标后无力执行合同宁可交违约金。

整个行业的无规则游戏盛行,在这个行业成了一个大家都不遵守信用的地方,一切都变得非常儿戏,游戏各方在正常的人看来,都处于一种浮世的状态。

在全球经济危机持续多年,国内国际产业运营成本持续高涨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电信行业怡然自得的貌似处于一个世外桃源。

紧绷的弦终于有绷不住的时候,漂亮的数字拥有计算不平的时候。相信很多人还处于震惊中,那就是有着国内第二大设备制造商,在全球也排名靠前的中兴公司,爆出亏损17个亿之巨的噩耗。

恐怕很多人相信,这是整个产业链传导的效应的累积,恐怕并非只是中兴公司的战略或者战术的执行的问题。

自然,在中国行业主管部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公布了2.6G的190M频段分配给TDD之后,很多人开始把行业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可能迅速发放4G牌照所带来的巨大投资驱动上。尤其是中国移动宣布了规模庞大的建设计划和投资计划。

这有可能成为拯救已经开始摇摇欲坠的电信行业增长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恐怕也没有人能够打包票吧。过去的三年已经证明,依靠投资驱动模式换来的行业增长,可持续性就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样,已经开始备受质疑。

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政府部门显然也看上去有点黔驴技穷。直接印钞票的几万亿投资显然除了造成固定资产价格暴涨带来泡沫之外,恐怕对电信行业毫无益处。

剩下的也就只有政策和规划上的忽悠了。

4G牌照的发放不单取决于技术制式的竞争和运营商的政治游说工作,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对国内经济拉动的作用需要在什么时间点发挥作用。

另外一个规划就是所谓宽带中国战略,最近不断有传言说是已经上报国务院并有可能很快发布的消息云云,这也有可能成为另外一根电信行业的救命稻草。

但是,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也并非没有利空。民间资本的进入,短期内必然加剧运营环节的竞争并带来收益的下滑,国外出口环境的恶化,必然迫使更多的设备商把注意力回归到国内,从而增加了价格战的风险。

可以说,电信行业的冬天依然没有过去,而且可能进入深冬。

而这个冬天,可能会有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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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 2012

文/DoNews资深作者 陈志刚

体制:能否适应移动互联网环境?

电信运营商平台开放是大势所趋,但是如何突破体制困境,目前看依然前景不容乐观。乐观的看法是运营商可以被植入互联网基因,借助平台开放实现价值再造,而悲观的观点则是无法冲突体制困境的运营商,可能会使得平台开放重蹈梦网当年的覆辙。

这些困境,我们可以试着从用户隐私、利润与风险共享、网络能力因过度管制的低值化趋势进行分析。

在这方面,中国电信和沃达丰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2012年3月27日,中国电信发布天翼开放平台,宣称将在网络平台、支撑平台和业务平台三个平台方面提供第三方应用的对接。用户帐号、电信能力、数字内容、位置信息、商户信息是中国电信四大类开放能力的内容主体。

在电信能力上,中国电信特别强调了“短信、彩信、定位、支付、天翼账号”等被特色运营商能力开放给第三方应用。同时在未来规划中,其开放平台还可以部署第三方的能力。

而鼓励开发者多多开发面向移动互联网的创新应用成为天翼开放平台的关键诉求。

电信运营商开放能力在国际运营商早有实践,最典型的当属沃达丰的能力开放平台Vodafone 360,其开放的能力也同样包括计费、CRM、位置信息、分发、客户关怀等能力,尤其是终端、网络、计费及定位是沃达丰重点开放的能力。

但是市场并没有热切的回应沃达丰的用心良苦,而来自沃达丰内部的争议也使得Vodafone开放战略的收效并不明显,最终在2011年10月18日被宣布关闭。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平台开放是一个运营商弥补自己业务创新能力不足的选项,但是能否适应移动互联网的环境,尤其是在机制上能够适应移动互联网的应用环境,则是运营商平台能力开放成功的关键。

用户关系:无游戏规则的隐私保护

适应移动互联网环境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对真实用户关系的共享。

在中国电信的平台开放中,共享天翼账号是最吸引互联网公司的能力,尤其是用户属性信息,更是互联网公司梦寐以求的东西,能够获得电信运营商拥有的真实的用户关系数据,是自移动梦网时代以来,所有非运营商公司的核心诉求。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用户信息共享上,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可以通融的空间并不大。

系统的风险其实是来自对所谓用户隐私数据的保护的清晰的游戏规则的缺失,即中国并没有一部可操作的法律或者部门规章对如何保护用户数据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从而造成有关管制部门会面临来自媒体或者公众的突发性的压力时,采取一些矫枉过正的行政措施。

所以,对于那些希望能够从与电信运营商共享用户真实关系数据的互联网厂商和开发者们来说,这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最大系统性风险:由于来自政府管制部门的随意性的行政命令管制而造成的成本沉没风险。

其实,如果对移动梦网的发展历史稍作回顾,我们就应该明来,来自行业管制部门的以行政命令为主要管理模式的行为所可能对电信运营商平台开放所带来的系统风险。

电信能力:因管制的加速贬值

在电信运营商的核心通道能力上,无论是短信、彩信,其实都面临着价值贬值。

而这种贬值还并非主要是因为通道被其他通信方式替代造成的,而是来自政府部门对信息安全上管制的要求日趋严格所造成的。

以短信为例,始自2005年的垃圾短信治理,即提高了整个短信通道能力的运营成本,也降低了其通道的吸引力。尤其是不断扩大的白名单管控机制和内容过滤系统建设要求,已经极大的提高了开发者对短信通道能力的有效利用。

尽管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运营商彩信能力的需求日趋迫切,但是出于内容安全的考虑,运营商建立的内容审核机制,在降低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对开发者筑起了高高的准入门槛。

这些内容安全的要求以及以此为理由建立起来的审批和管理流程,并不会因为被冠以开放平台的名称就会不取消,相反,由于可能有更多的不可信的开发者的涌入,电信运营商自己或者被行业管理部门要求而投入更多的资源对通道和内容安全进行审核。

当面临内容安全风险的时候,来自政府、媒体、公众的压力,会加剧运营商内部不同部门的争执,并损害开放平台的可持续。

有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开发者最愿意购买的三项网络能力分别是计费能力、定位能力和消息能力,但是这些能力在一个没有明确的判断是非标准和可预期的运营商管理和政府管制规则的前提下,其价值必然会因为存在较大系统风险而被极大降低。

共享机制的悖论:利润与风险激励

电信运营商的平台开放,是一种准业务孵化机制。

这是因为对于那些互联网巨头来说,其实在网络能力或者计费能力上的吸引力是值得商榷的。所谓电信运营商的特色电信能力,从资源的稀缺性来看,在市场上即非紧俏资源,亦非垄断资源。

大型互联网厂商在购买这些网络能力时自身既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且由于他们具有极强的业务创新能力,对于大型互联网厂商来说,基于用户真实关系的应用销售渠道,是最有价值的。

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显然不应该把平台开放做成另一个廉价销售网络能力的渠道。

所以对于移动互联网应用创新必然应以长尾应用市场为主,长尾市场的开发者并不像大型互联网厂商那样有极强的议价能力,但是其业务创新实力却受到资本层面的约束。

也就是说,如果电信运营商只是通过平台把能力提供出来,恐怕并没有解决开发者的关键缺陷:资金短缺的问题。

我们知道,作为国有企业的电信运营商并没有灵活的创业基金投资机制。从长期来看,在运营商平台的业务创新者无论是上市还是被收购,电信运营商其实都没有机制能够分享成果,当然,也无需为创新失败承担风险。

长期来看,这既不利于电信运营商作为一个企业的长期有效激励,也不利于电信运营商内部从事平台开放的利益相关者的个人长期有效激励。

本质上是既缺乏利润共享机制,也缺乏风险共享机制。而如果真的在电信运营商内部的开放平台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开发者之间建立利益和风险共享机制,有明显会在内部造成不公平,从而使得内部的利益相关者不能获得其他内部资源的有效支持。

结束语:顶层设计更重要

电信运营商的平台开放,如果不能突破体制的困境,尤其是来自政府管制的系统风险、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利益与风险激励,那么重蹈沃达丰的覆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我们要相信沃达丰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要远远优于中国电信运营商所面临的环境。

所以,空谈开放,只谈能力而不谈机制,用流行的话语说,良好的顶层设计是平台开放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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