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月 15, 2013

在一个非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体中,政策信号对市场参与者有着现实的扭曲力,显然,越清晰的政策信号,越早的政策信号的释放,将会对整个产业带来越积极的促进!

我是在说有关中国的4G牌照的事儿。

当中国刚刚发完3G牌照,还沉浸在3G拉动内需的酸甜苦乐中的时候,放眼望去,全球已经是4G的海洋:GSA的统计显示,到2013年1月底,全球共计有145个LTE商用网络, 114个国家的381个运营商正在进行LTE网络的相关投入。

因为,我们不能让同样的错误继续重复。

当2010年美国运营商正式商用LTE的时候,刚刚是中国发3G牌之后的两年;当2012年美日韩LTE用户分别达2770万、1045万和1635万时候,中国有人还在纠结终端不成熟。如果我们能够还有些记忆,恐怕我们应该对当初欧洲在2000年发出第一张3G牌照而我们几乎迟了十年还是在拉动内需的压力下才发放3G牌照,这一个冷酷的现实,有一个悔意性的理性反思。GSMA的一份报告曾经显示从2G到3G的渗透增长10%,将导致人均GDP增速上升0.5个百分点。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可以推演,我们在3G牌照上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

而在4G上,显然中国不应该再重复同样的故事。

因为,我们不能让自主创新的寺庙半途而废。

中国制式的3G仅仅有名义上的国际标准,事实上来自海外的运营商选择少之又少,所以被很多人诟病这是中国的窄轨系统,言外之意并不是国际上的主流,我们的这一系统性的复杂自主创新工程,这一个可以给每个老百姓亲自触摸感受的自主创新庙堂只是修了一半。而今,4G LTE我们终于在技术实力赶上了,在全球运营商选择下一代技术制式的机会也被千载难逢的遇上了,如果技术创新的原始国却自己犹豫了,无疑将会使得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拿到真正的话语权永远的失去良机。

因为,我们不能让蓬勃发展的移动互联网失去最佳的基础设施。

移动互联网在中国可以说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没有3G网络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应用能够如此的接近美国同行。总有人会疑惑3G网上已经够了,4G再快的网络会有什么用?——这是显然的短视,这样的人从来不知道只有现有高速无线带宽这只鸡,才能有新的移动互联网应用那只蛋。回顾历史,有人在讨论3G网速快的好处时在十年前正确的预言了今天各种热门移动互联网应用了吗?

显然,对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来说,只有更快的速度,才可能奠定下超越美国同行的可能

以在线游戏为例,具备100M的接入速度的4G,显然可以让人们放弃在不稳定的wifi或者局限在办公室家里的有线网络的束缚,当具备了传输高质量视频图像,且图像传输质量与高清晰度电视不相上下的随时随地的接入时,我们可以想象,将会给移动互联网网络游戏行业带来怎么样的颠覆性变化。

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不可能在网速如蜗牛的中国诞生,即使中国网民总数远大于美国网民数量。中国移动互联网厂商无论创意如何,当网络不支持是就都是浮云。

因为,所谓投资保护,只是给自己一个继续落后的理由

总有人会质疑3G巨额投资还没回收,是不是太浪费了?狭隘的格局显然没有意识到即使运营商没有直接的收回投资,间接地更好的移动通信网络为整个社会创造的价值,恐怕早已经收回了投资,而当全世界都已经在顺水而下的时候,中国如果还是以保护既有投资的理由固执的停留在原地不动,保护的一家一己之私而已。

历史的教训、梦想的追逐、现实的压力,都需要我们在4G上放弃犹豫和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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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 11, 2013

全球的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巨头已经结束了卿卿我我的蜜月期,两者的矛盾因微信、Skype等OTT业务是否应该收费,而再次被摆到了桌面上。

总结国外电信运营商过去数年对待OTT互联网企业的经验,或可为中国提供镜鉴。但如何将OTT纳入电信监管范畴之中,这在全球范围内均无答案。

从阻断到选择性阻断

由于发达国家的3G网络建设比中国早近十年,这些国家的运营商已经形成了应对OTT厂商的一套逻辑和理念。尽管由于自身的市场地位不同、竞争战略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竞争或者合作的市场策略,但综合来看,全球运营商的做法基本经历了从完全阻断到选择性阻断的发展过程。

在OTT产业发展初期,一些国家的运营商采取了较为保守、机械的阻断模式来阻止OTT厂商的侵蚀。根据应用的阻断手段不同,这种保守的阻断模式主要有三种。

最生硬的做法是网络通道技术阻断,即通过在网络上屏蔽通信服务通道,阻止OTT使用。法国电信Orange、Bouygues、德国E-Plus及其母公司荷兰运营商KPN曾禁止任何VoIP的服务。

2009年,德国移动运营商T-Mobile认为,在iPhone上使用VoIP或IM都违反用户服务协议。T-Mobile将保留阻止该应用的权利。同时还把网络安全作为阻止Skype的重要理由。这一做法在当时十分激进,引起很多用户不满。因此,西班牙电信运营商Telefonica则选择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式:允许用户在Wi-Fi网络中使用Skype,但不允许在3G网络上使用。

第二种阻断方式是:对安全性的质疑。美国电信服务商Verizon由于已经与美国其他主要运营商AT&T和T-Mobile在美国组建了一个子公司,专门开发允许用户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支付和兑换优惠券的产品,因此在面临谷歌钱包竞争的时候,Verizon对其销售的智能机屏蔽了谷歌钱包业务,理由是谷歌钱包要求访问SE安全元件。

不过,这些做法一般都会面临极大的市场争议。因此,他们多采用第三种阻断方式:以违规或者违法的理由向电信监管机构寻求政策支持。芬兰电信运营商TeliaSonera就向芬兰电信管制机构FICORA寻求支持应对Skype的竞争,最终FICORA认为Skype的Skype In和Skype Out具有通信服务特征。他们认为,只要使用芬兰电信网络即可视为在芬兰运营公用电信服务,并把Skype In纳入监管范围。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电信运营商均对OTT厂商采取过阻断措施,但这已经成为历史。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技术和政策的阻断正在被电信运营商和电信监管机构放弃。

后期,由于OTT业务对电信运营商的冲击核心是其免费的模式,因此,在面对业务替代竞争时,运营商也开始依靠自身的优势,更多地通过价格杠杆来提高自己的业务吸引力,同时以资费为由限制用户使用竞争性OTT应用。

例如,Vodafone UK(英国)按照月套餐40英镑为界限,月套餐低于40英镑的用户,不允许使用VoIP服务,而月套餐超过40欧元的用户,则可以免费使用VoIP服务。

德国T-Mobile亦有积极的尝试。2009年其推出一款最低消费为10欧元的VoIP套餐“Internet Telefonie”,并在2011年调整为9.95欧元。为了进一步降低OTT业务对用户的吸引力,T-Mobile还推出月资费为50欧元包含免费VoIP业务的高话务量套餐。

此种价格歧视的做法,可谓一举多得,既抑制了免费语音服务对价格敏感的低端用户的吸引力,又通过一定的资费门槛,保障了运营商的收益。

运营商利用价格杠杆的另一种做法是:直接对VoIP额外收费。瑞典运营商对VoIP用户收取6欧元额外费用;VodafoneUK公司对月资费低于40英镑额外收取15欧元才能使用VoIP功能。

运营商利用价格杠杆的第三种做法是:运用“综合的资费套餐”应对OTT冲击。荷兰KPN公司通过提高移动数据业务的价格并采取分级定价方式,将数据业务引入标准资费套餐中,并基于数据速率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数据通信服务补贴,从而可以通过对大数据流量的资费补贴让用户无顾虑地使用SMS(短信系统),这样KPN公司能将一些用户拉回SMS通道。

此外,处于市场主导地位的运营商一般都会推出自有的OTT业务,以应对竞争。如美国的T-mobile推出“Bobsled”,该应用可以让用户随时在线打电话和聊天,用户还可通过Web方式与其Facebook账号关联。

运营商之间联合,也是一种应对竞争的策略。欧洲五大电信巨头西班牙Telefonica、英国沃达丰、法国Orange、Telecom意大利及德国电信联合推出自有即时手机短信系统“Joyn”,以应对Blackberry Messaging及Whats App messenger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应用。

但对非市场主导运营商来说,与互联网OTT厂商合作,则被视为一种短期内迅速扩大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英国运营商“3”公司就与Skype合作,为其用户提供到其他运营商的落地服务,并在2007年推出Skype终端。

中国运营商应寻求共赢

照搬国外运营商的经验,并不符合中国国情。

由于中国电信市场的相对封闭性,中国运营商并没有像国外同行那样遭遇到来自Skype的猛烈冲击,直到3G牌照发放五年后微信的出现,才让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准备与互联网匆忙结束流量的蜜月期。

对于处于主导地位的运营商来说,或许直接竞争才是上策。尽管受制于国企的体制约束,但并不代表运营商不可有所作为。而对致力于向移动互联网转型并谋求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市场主导公司来说,没有其他可选路径。

在这方面,西班牙Telefonica公司的实践值得学习:在业务创新上,通过收购具有核心技术的公司向市场推出竞争性的产品;同时,为市场提供次优(处于自己的业务与竞争互联网公司业务之间)低价产品,即田忌赛马的方案。

不过,在与互联网公司直接竞争的业务的市场定位上,运营商应该放弃不切实际的谋求行业主导者地位的思维。

更多运用价格杠杆调节手段可能亦是比较适合中国市场的一个手段。

不难看出,免费的语音、消息服务是互联网OTT应用吸引用户的核心,对于运营商来说,避免推出超低资费的流量套餐是一个整体的市场底线约束。不过,运营商也许可以要求低端用户支付额外的功能费用,运营商还可以通过不同时间和区域的资费价格策略,平滑用户大规模集中式的流量需求。

此次微信收费风波,目前来看,需要运营商和腾讯公司加快协商,建立一个共赢的后向付费模式(根据微信已使用的流量再按定价收费),这是短期内解决争端的最有前景的模式。

这套方案的优势在于,主导地位的运营商可以聚集中小互联网厂商对抗互联网巨头,比如形成应用套餐包,集合多款应用,按流量套餐收费。有个值得借鉴的案例是,日本KDDI公司的应用套餐包,甚至还与互联网厂商探索基于广告收入的后向付费盈利模式。

对中国运营商来说,寻求政策上的阻断或者技术上的阻断,并不能获得监管机构道义上的支持,也会面临舆论的压力。但是从服务保障的角度来看,把OTT类的应用纳入合规性的监管中,则应该成为政策上的优选方案。

合规性的监管并非要限制OTT的发展,相反,需要协调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OTT厂商在既有的电信网络技术框架下,在技术合作、用户共享、服务保障、长期服务、利益共享等多方面形成协调一致的市场化的合作。

互联网OTT的野蛮生长只能带来野蛮的对抗。任何理性的人,都应该相信:有明确规则的游戏,要比没有规则的游戏更能够保障游戏参与者的利益。

向社会性监管转变

互联网行业的替代性增长,正使得全球电信产业开始失去依靠垄断地位获取市场超额利润的能力。同时,电信领域内的普遍服务质量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不断提升。

在此种情况下,既有的电信监管思路是否该有所转变?事实上,电信监管已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原始意义。

电信行业管理部门不再是协调运营商的垄断行为,而是开始协调所谓不正当的过度市场竞争行为。这样的监管思路转变起来,并不容易。全球的电信管制机构均处于监管转变的迷失中。

电信监管的经济目标是让垄断行业的运行更有效率,通过各种市场的或行政的重组,激活市场竞争力。目前,电信监管的社会目标——公平的普遍通信服务,已基本实现。但OTT的出现,令监管失去了方向感。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电信监管机构的经济性监管目标还没有被放弃。对电信运营商来说,如果电信监管机构放弃对基础电信业务的牌照管制或者对OTT业务视而不见,那么保护庞大的基础网络建设的投资收益,收回庞大的运营和维护成本将会成为严峻的挑战。

显然,全球的电信监管机构应适应OTT带来的监管理念的变革需求,即需要重新界定基础电信业务的范畴。

一些国家的电信监管机构开始尝试对OTT应用实施相同监管要求,考虑把一些基本公共性的普遍服务纳入OTT应用中。例如美国对VoIP业务提出执法侦听、911紧急呼叫等的要求;并计划从2014年开始,美国居民可通过手机短信向911请求救援;同时FCC也在研究把短信911强加于苹果的iMessage等OTT即时通讯业务上的可能性。

这样看来,社会性监管需要当局更加注重社会和市场公平,而不是经济效率。只要引入更多竞争,市场能发挥比政府更有效作用。但在可能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比如业务质量的一致性要求、市场公平竞争的底线、普遍服务的长期机制、信息安全、用户隐私保护、厂商与用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等监管上,则需要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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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25, 2013

微信类OTT业务应该如何管制的核心之一是市场公平的问题。轻资产的互联网公司与重资产的电信运营商对局的时候,其提供的对传统电信业务具有高度替代性的业务时,在这二者之间如何权衡市场公平?

尽管腾讯公司小心翼翼的把微信定义为一种增值业务,但是如果从功能服务内容来看,微信是一种以免费基础电信服务为基础的增值服务。我们可以看出,微信向用户提供基于移动终端的点到点和点到多点的语音通信服务,尤其是微信提供“实时对讲”功能与传统运营商的基础语音基本相同。

但是由于微信类OTT应用无需像运营商那样需要负责网络的建设、维护、运营,无需承担规模巨大、投资回收周期漫长的风险,但是却可以借助运营商的网络向用户提供与传统基础电信业务相似的免费服务,这在事实上严重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

如果任由OTT企业在不进行投资的情况下,完全采用搭便车的行为,大规模的推广替代性的电信服务,显然将会极大的抑制电信运营商在网络上的长期投资意愿。

或许有人会争辩说电信运营商本来就是要对建设和运营优质的通信基础网络负责的,所以电信运营商做好管道,至于管道上有什么的应用,无需电信运营商操心。如果理想状态的网络中立原则能够大行天下,或许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会多些和谐。

事实则是,电信运营商同时也背负着盈利的市场绩效考核,且如果任由对传统电信服务具有高度替代性的OTT应用蔓延,显然电信运营商受到冲击的就是其现金牛,或者更直观的说法是其能够维持目前这个高质量的网络通道正常运转且还能继续投资的利润来源。

要知道,中国的电信行业是为数不多的已经不需要财政补贴就能正常发展的行业之一。而微信类的OTT应用之所以可以方便的搭便车,是因为这类企业并不需要承担像电信运营商那样,按照国家管制要求,对自己提供的服务提供长期承诺的成本。

从全球的趋势来看,按照传统电信服务管制要求对OTT进行管制正在成为趋势。比如美国对VoIP业务提出执法侦听、911紧急呼叫等要求。

市场的公平既需要考虑参与各方的效率,也需要考虑义务和责任的合理分担,对于微信类OTT应用,或许征收普遍服务基金税的方式是一种建立互联网企业与运营商义务与权利均衡的机制,也有利于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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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17, 2013

我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任何OTT互联网应用,如果能够提供与电信条例所列举基础电信业务相同的服务内容,无论其网络承载形式,都属于需要纳入基础电信业务管制的范畴。否则即属于非法,轻度一点的词则是:不合规。

在笔者昨天的文章《微信类OTT需不需要管控,这是一场与钱无关的事儿》中,微信是不是需要管控核心问题,本质问题,是一个涉及到法律合规的问题。

在昨晚万众瞩目的央视315晚会上,腾讯终于放弃了自己的小心翼翼,经由央视主持人之口,把自己一直强调的所谓微信属于增值业务,无意接入基础电信业务这一谎言撕得粉碎,主持人说:接下来我会通过微信实时对讲的功能跟收看现场的观众来一次小小的讨论!

何谓实时对讲?在功能和用户体验的角度,在电信运营商的网络质量能够有保障的情况下,与普通的语音电话区别恐怕没人能分得清楚。当然,有人会说,这个语音是走IP通道的,所以本质是不同的!?

但是不要忘了,在服务内容的本质上,或者在满足用户的需求和功用上,这是没有区别的。

对微信来说,免费语音是其能够在早期快速大量用户的卖点之一,这个功能曾经被腾讯小心翼翼的包装为所谓语音短信,以避免触犯法律和引起运营商的反弹。但是在逐渐获得几亿用户之后,腾讯开始肆无忌惮:比如在去年春节上线群发,并铺天盖地的YY要取代短信彩信,而今在央视又广而告之天下实时对讲可以取代语音通话。

语音、短信、彩信这些基础的电信业务,显然微信已经具备了全部替代的能力!

那么,我们的政府管制部门显然需要认真思考:在网络全IP化的趋势下,电信业务管制到了一个需要按照服务内容进行管制的时代。也就是说,或许可以考虑给腾讯发一张基础电信业务牌照,让其合理合法的具备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资质。

当然,国家可以从投资的角度,鼓励腾讯自建基础通信网络或者按照成本定价,租用三大运营商的基础网络。

否则,在三运营商的基础电信业务之外,存在一个覆盖几亿用户的,不受控制的庞大的基础电信业务服务提供商,恐怕冲突和恶性竞争不可避免。

所以,我们的管理部门到了一个需要正视的时刻,否则会影响到普通用户的电信普遍服务权利和基本的社会公平。

如果腾讯的微信不会到增值业务的起点,继续通过把基础电信业务免费的方式横冲直撞,那么最好把它装进合规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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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15, 2013

我想在这个非理性的年代,或许以一个故事开始问题的讨论,会比较合适。

记得我曾经参加一个培训,在讨论社会公平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一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扳道工,当你发现有一群小孩在铁道上玩,一个小孩在一条暂时荒废的铁道上玩,另外有10个小孩在一条正在使用的铁道上玩,这时候一辆火车开了过来,你站在铁道中间,可以掰动那个转向器,把火车从新的火车道上,那废弃的火车上的小孩就会死,不动的话,那10个小孩会死 ?

我记得我的答案是:不动。而且当时我信心满满的给了老师理由:我们这个社会要鼓励遵守规则的人生存下来。如果动了转向器,那么破坏规则的后果或许会造成更多的孩子死亡。

但是老师的分析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她说,你们在做选择决策的时候考虑火车上的几百乘客没有?

是的,现在很多有关所谓微信等OTT业务的讨论,与这个故事在很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讨论所谓先进与落后,所谓互联网与运营商,所谓几亿用户的时候,你们考虑弱势群体的基本通信服务保障了没有?你们考虑了各种天灾人害紧急情况下的通信安全没有?你们考虑了十几亿用户的基本普遍通信服务权力没有?

让我们回到正题!

1)我们首先需要清楚的是,OTT业务的合规性与否是我们讨论OTT管控的基本前提。

笼统讨论微信是不是应该被管控或者被发放牌照没有意义,单纯讨论所谓微信的技术设计架构是否合理以及运营商的网络是否应该据此优化也没有意义。

而是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的微信才需要管控!?

也就是:政策的红线在哪里?

显然,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规定,对于条例中明确列出的基础电信业务,如果微信这样的OTT业务具有相同或者可以直接替代的服务,那么微信就必须接受管控。

当然,有人会说那个条例过时了,不够与时俱进。是的,我也这么认为,电信条例早该与时俱进。但是在全国人大没有修改之前,我们是不是需要遵循基本的合格要求呢?

这一点,腾讯很聪明,在这几天的辟谣中,他们聪明的把自己界定为增值业务,并有意无意的把舆论方向引向所谓技术机制问题。避而不谈政策红线和自己提供的基础电信业务服务。

2)我们需要讨论社会的公平红线问题

电信运营商的企业社会责任之一就是保障国家通信普遍服务的实现,无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能够享受基本的通信服务。这也是国际电联和全球各国政府把电信业务分类管制并通过牌照限制产业进入者的数量从而让业者在面临巨大资本沉没和漫长投资回收周期的情况下享受一定垄断福利的原因。

有人认为,既然用户都自己花了钱,向运营商缴纳了费用,那么用什么应用无需任何人干涉。

理想状态是这样的,不过这样的前提是无线通信的资源是无限的!但是通信理论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在一个排队和拥塞系统中,显然需要合理的规则才能保障大部分用户的福利和服务。

当如此大规模的OTT应用在无序的使用有限的资源的时候,每个人的状况都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改善。

但是对弱势群体,比如处于西部山区的人民,没有使用微信这样的OTT应用的人,或者并不经常使用的人,他们都会福利受损。

3)我们需要讨论OTT业务在基础电信业务的强进攻性是被全球电信运营商激烈反对的原因。

一个市场游戏的参与者,如果你已刨别人祖坟的方式进入这个市场,你就小心你的祖坟也会被别人刨!在美国以谷歌为代表一直鼓吹网络中立,并出现了Skype这样的语音OTT应用。互联网厂商意欲把电信运营商赖以存在的基础电信业务通过免费的方式提供给市场,显然,这是在刨人家祖坟。而且这种刨祖坟的方式在长期看来也是刨自己的祖坟,没有了运营商在网络上大规模投入、维护,互联网将何存?

但是由于互联网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每一个参与者都没有积极性去维护基本的规则,所以在互联网发展之初,一些小厂商推出了各种语音应用。

但是,作为当下互联网领域的垄断者像腾讯这样的公司,如果也想通过刨祖坟的方式发展自己的业务,则显然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

4)对微信这样的OTT业务是否管控是一个权利与义务平等的问题

如果运营商对微信这样的OTT应用额外收费,那么这并非是一个事关所谓利益分配的问题,而是一个成本分担的问题,更是一个义务分担的问题。

即互联网厂商,尤其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互联网厂商,需要与运营商共同承担普遍服务的义务。

5)管控是一个安全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

公众应该知道,按照当下国家的法律要求,比如谁接入谁负责,运营商承担着大量的信息安全义务,并因此投入了巨大的成本确保合规,同时也放弃了很多市场。

在这方面,互联网显然没有多少体制劣势。但是这并不代表互联网就不需要合规。即使互联网厂商能够自己建设电信网络,恐怕也不能逃脱合规好安全的要求。

这几亿的用户的信息安全显然不会因为是互联网厂商提供的服务,国家就会放弃监管的权力。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电信条例修订后,其实可以把提供基础电信业务的OTT应用纳入牌照管理制度,并通过向OTT服务提供商征收普遍服务基金税的方式,通过转移支付,分担普遍服务义务。

以上粗浅之间,欢迎各位同仁理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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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11, 2013

如果真的像诺基亚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证实的那样,微软即将推出Surface手机产品,诺基亚并不应该对此感到焦虑不安,而应该对微软此举感到欣慰,否则难免会被世人耻笑格局太小。

据统计,以美国市场为例,谷歌(微博)的Android系统占据52.3%市场份额,苹果iOS系统占据37.8%,而微软则排在黑莓之后市场份额仅为3.1%。从市场格局来看,对于Windows Phone(以下简称WP)阵营来说,当务之急并不是内部各厂商之间如何确立山头,而是在前有强敌后又追兵的紧迫形势下,如何把小蛋糕做大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键则需要正确的认识WP系统的本质:这是一个与谷歌和苹果完全不同的系统,微软既想享受苹果封闭系统的用户体验福利,又想获得谷歌开放系统的众星环绕。从这一点看,这个系统要想获得发展,微软自己下海不可避免。

全心全意的诺基亚并没能证明自己就是唯一选择。从无到有,让WP在强敌如林的智能手机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诺基亚功不可没。但这样的成绩显然开始微软失去耐心,因为诺基亚在过去的两年里被没有能够证明其曾经作为手机行业翘楚的能力,无论是在硬件设计还是渠道销售能力上。

与谷歌相比,微软必定非常羡慕谷歌的合作伙伴三星快速推出新产品的能力以及由围绕谷歌形成的Android智能机厂商群,但是诺基亚在过去的两年无论是在产品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显然既无法与Android阵营相比,即使与按部就班的苹果相比去之甚远。

或许在微软看来,并不是没有给诺基亚机会。而现在,微软到了需要由自己来证明WP能够成功的时候了。

因为微软特殊的WP管理授权机制,造就了一批三心二意的厂商如三星、华为和HTC。在别人都三心二意而倚重的伙伴又不给力的时候,微软亲自下海,就显得必不可少。

对微软来说,其当然知道WP能够繁荣的关键前提是普及率和市场份额,而这个工作显然不是一心一意的诺基亚与几个三心二意的其他厂商这样的联盟能够完成的,尤其是在自己紧紧把控着WP系统控制权的时候。

那么,学习谷歌好榜样则会成为新的选择。就像谷歌也会自己做Android标杆手机Nexus系列一样,微软可以通过自己亲自下海,一方面可以保持自己对市场节奏和用户体验的真实感知,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产品向市场和用户树立标杆和典范。

当然,最重要的是自己可以降低WP的终端价格,毕竟不需要向自己缴纳昂贵的专利费用了。

因此,微软若真能亲自下海做手机,对改善WP阵营的竞争环境是大有裨益的,对于诺基亚来说,则需要正确的认识到竞争对手并不是微软而是苹果核谷歌,当下最重要的是把WP系统的盘子做大,不要让其像塞班和Megoo那样沦为小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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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5, 2013

尊敬的李先生,欣闻您在政协的提案有之一,是关于取消公共场所无线上网(WIFI)个人身份认证,作为一名从业人员,尽管我没有投票选您代表我,但是我实在忍不住要给您写一封信。我希望对您今后的政治生涯有所裨益,千万别学那些大腕公知明星炒作自己,让人觉得互联网人士怎么到了那样的场合,就会变得:一入梨园,即人生入戏,戏如人生?

我只想对您的提案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慷别人的慨!

这在中国是目前最容易的事情,也是最容易博得草根阶层欢呼的事情!记得有位学者说过,在中国,是那些替富人办事帮穷人说话的人有名有利!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学到了其中的精髓,但是在您的这个提案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迹象!

李彦宏先生,我想告诉您:

一、您犯了常识错误

我猜测您是知道的,就是您的这个提案实际上是在慷别人的慨。很多咖啡店、酒店、书店、饺子馆、餐厅、机场,都有需要认证的WiFi,但是在很多这样的场所,之所以需要认证,是因为这些场所是把WiFi作为一种吸引自己的客户的工具。而对于那些不在自己的地盘消费的用户,显然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提供免费上网服务。

但是您的这个提案如果能够被组织接纳,这显然是散尽别人的家财万贯,博得自己的好名声!因为如果这些部分公共场所,因为取消认证而导致自己的顾客投诉,并进而造成营业额受损,不知道您是否有意愿补偿他们的损失?

而您可能并没有注意到,您的这个提案是在一个“私权”本来就极度匮乏的社会中,再一次意图借助公权,对老百姓和这些中小企业主的私权做的一次试探性的悍然侵犯!

我想,您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媒体公开的您的提案中,您小心翼翼的加了一个修饰词取消”部分”地区公共场所无线上网需注册身份证、手机号码等个人隐私信息的行政要求!

部分这个词,可以使您的提案能够避开那些您不想得罪的利益集团,或者您也惹不起的利益集团。

我们看到你这个提案的精明之处和您个人的深思熟虑。

但是,我不知道您的这个提案在准备提交大会之前,您征求了多少您的选民的意见,而他们的意见又是如何?我想这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您完全有时间,也有平台,比如在您自己的百度平台上,提前把这个提案公布出来,征求下大家的意见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如果组织程序不允许,我会原谅你,但是您能公开下您这个提案的形成过程吗?

因为我想告诉您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通信系统本质上是一个拥塞和排队系统。很多公共场所的WiFi的服务能力是有限的,认证有时候是一种门槛,但是也是一种确保服务质量的手段。

没有任何门槛,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接入,只能使得每个人的境遇更糟糕而不是改善。

另外,或许您没考虑,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这些公共场所的WiFi在失去维护和服务之后,谁来保障服务的质量?

虽然看似您的这个提案在给网友网民争取利益,但是如果真的实施,恐怕受损害的还是网友自己!

二、您回避了自己的问题

其实,如果您真的想慷别人的慨,您原本不用这么小心翼翼措辞严谨,您完全可以向国家提建议,由电信运营商免费提供WiFi接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或许您知道,电信运营商也不是好惹的!

就是在欧洲,您的竞争对手,谷歌,正在遭遇官司缠身,比如在德国,下议院刚刚以293票赞成、243票反对通过一项法案,授权出版商对搜索引擎收费,允许新闻机构等网上内容提供商向使用其新闻产品的新闻聚合网站,比如搜索引擎收取内容使用费。

在法国,谷歌上周同意因使用其内容而向法国出版商支付费用!

如果您针锋相对的提这样的议案,则很可能遭到运营商的府院游说,要求中国政府效法欧盟,对互联网们征收普遍服务基金税。

至于政府在信息化的责任,从公开的信息看,恐怕您的提案也没涉及。在很多地方,其实无线城市的免费免认证WiFi都是政府买单的,其实您的提案完全可以改成《关于增加政府财政补贴鼓励公共场所取消身份认证……》

您小心翼翼的回避了这个难题,毕竟您是一位新晋委员。

其实作为一位来自互联网,尤其是作为一家搜索引擎公司的领导人,您的这个提案难免会被人诟病您是在为自己谋私利。作为一个据说占据着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超过三成的巨头,其实您本不用如此为这样的事情呛声。

三、如果我来做提案

因为如果这些被您的议案建议取消认证的公共场所的业主们也能够在政协提案的话,我想他们可能有很多针对互联网的提案,我斗胆替他们想了几个,不知道您能不能紧急在此次大会上提出来?比如:

1、《关于加强搜索引擎虚假广告管理的建议》

2、《关于取消公共场所无线上网(WIFI)个人身份认证后互联网公司与公共场所业主共享互联网广告收益的建议》

3、《关于降低互联网公司竞价广告价格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的建议》

4、《关于网络虚假信息受害者连带索赔及责任和义务分配的建议》

5、《关于公民(官员和政府除外)能够在互联网公司删除所有个人隐私数据的建议》

我只是先列这么几个,如果李代表彦宏先生有兴趣,我愿意给您提供详细的议案文稿。

其实,我只是想说,在您自己的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议案可以提,当然,如果您真的对免费免认证WiFi这么感兴趣,你完全可以设立百度免费WiFi基金,与您所说的部分公共场所的业主合作,这样就不再是慷别人的慨了。

花别人的钱容易,慷别人的慨也容易,说好听话容易,但是就是办实在的事情不容易。您是一个新晋委员,政协又是一个特殊的平台,一入侯门深似海,勿把戏台做舞台。

此致,

一名没有代表权希望您能好好提案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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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4, 2013

电信运营商“去电信化”的结局将是什么?答案显然不会是“互联网化”。“去电信化”概念的提出是在全球电信行业增长乏力,以及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局面下,全球的电信运营商在面临来自移动互联网的替代性竞争压力下,所做出的一种刺激性反应。

去电信化的背景:成功反被成功累

对去电信化这一话题的做出最完整阐述的是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先生。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韦乐平先生指出,从信息产业各环节利润占比来看,电信制造行业和运营行业已经是整个信息产业利润的最低端,占比仅有6%-7%。即使一直依附于运营商的SP和CP,利润占比也达到了15%。

电信行业的传统运营模式,比如对电信级服务的追求,对后向兼容的至善至美的追求造成的复杂技术和业务系统,带来的高昂的运营成本和巨大的浪费,所以传统电信运营商在面临来自互联网轻资产厂商的竞争时,原先引以为豪的电信服务质量体系,反而成了沉重的包袱。

当给自己带来巨大成功的技术体制开始成为包袱的时候,说明这个行业到了需要变革的前沿。由于电信运营商在人们的沟通关系中,既不负责产生信息,也不负责加工信息,所以过去的百年以来,全球电信运营行业从业人员始终致力于追求可靠、再可靠的信息传输服务。

由此造成的技术和管理上惯性就是韦乐平先生所说的,电信运营商只善于做加法而不善于做减法。这是因为电信运营商为了保证电信级的服务质量,在把系统的设计的无以复加的复杂之后,已经没有人能够分得清楚每一个具体的技术功能需求的具体客户价值所在。

所以我们也看到,电信运营商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这些年来一直不断膨胀。近百万的运营从业人员在保障者日趋复杂和膨胀的电信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转。继而,电信运营商也拥有者相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复杂管理体系和层级结构。

依赖于独特的技术体制,电信运营商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文化,也对此做出了适应性的优化,比如韦乐平先生指出的零风险决策机制,比如漫长的汇报过程

“去电信化”中“电信化”的概念辨析

笔者有幸最近旁听了北京邮电大学吕廷杰教授的一次公开演讲,吕教授就谈及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他认为去电信化之前,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电信化。

既然要去电信化,我们就需要研究运营商独特的电信基因,即在思维、组织、文化和技术上,哪些是独特的被“电信化”了的因素。

电信产业,作为典型的自然垄断产业,其基本产业特征包括:

1)横向的全程全网:通俗的说就会要完成跨地域的电信服务,必须依靠全网的配合,区域的的运营商不可能完成完整的服务

2) 纵向的技术强关联:电信基础网络建设和运营与基础电信服务密不可分。即网业强关联,不能分离。

电信产业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作为一个自封闭的系统,无论是技术还是业务创新,基本上都是属于“圈子内”的事情。即使是由于横向的全程全网的需要,国际电信联盟作为技术驱动的最早的国际合作组织的成立,也没有摆脱封闭的本质

由于这些技术特征的存在,电信运营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也是以金字塔式的行政命令层级式的形式存在,依靠卓越有效的命令传递系统和规范统一的技术管理体系,实现全程全网的业务和服务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以及无差异性。

这样的技术体制也就决定了那些可能威胁全程全网运营安全的创新都会遭到这个组织机体的排异反应,而早晚被排除组织的体外。

故,笔者认为所谓电信化的本质,就是命令、统一、封闭、规范、一直、无差异,即以追求标准的高度一致和高度协调的行为一致,确保电信服务的有效和一致性交付而建立一起的一整套组织管理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企业文化。

用一个并不时髦的名词,电信化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称之为自耕农文化,自给自足是这个文化的核心特征。

这种自耕农文化的突出表现就是电信运营商近百年来,无论是从技术创新进步上,还是业务服务创新改善上,都是在自己封闭的圈子里,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即使在管制机构的设置上,由于其专业性,在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是由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监管机构进行管理。

在发生纠纷的时候,运营商与公众之间,也并不是求助于法院的法律救济,而是采取类似行业“私法”的方式解决企业与用户的纠纷。

在数据业务出现之后,全球运营商的开放,也只是一种恩施式的合作。最开始那些增值业务在运营商看来都是些奇技淫巧的小玩意儿。至于体量与运营商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合作者,更是没有什么议价合作的资格。

因此,表现在与上下游的合作上,从文化上,被电信化了特征是表现为一种“地主家长式”的合作文化。这种地主家长文化,即把员工看做可以随时行使“父权”的孩子加以管理,突出表现是僵化的绩效考核体系,又把外部各类合作者看做是在自家地里打工的“短工”或者“长工”。

用一个精炼的词来描述对外合作关系上,可以概括为:蓄奴主义。即通信运营商在思维方式上,习惯性的视自己为管理者,这种管理或者父权的思维来自于全程全网的技术体制惯性,也来自于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性执法要求。这是一种电信运营商中心化的思维模式。

故,从意识观念的角度,界定电信化的概念,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电信技术体制的特征使得电信运营商建立了一种类似“地主家长文化”的组织和管理体制,这是一种类似“全权无限责任”公司的运作模式,并据此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业务、技术、服务体制。

去电信化的结局:互联网化亦非运营商能承受之轻

诚如韦乐平先生所言,去电信化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未来5到10年,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对电信运营商来说,在转型的当下,其实有两种思潮在涌动。一种是电信服务行业回归到公用事业的地位,就像水电煤气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即使是作为基础公用事业,去电信化依然是个必然过程。

作为基础通信服务提供商,在向公用事业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去除那些复杂的功能特性和冗长漫长的流程管理机制,尤其是在过度承诺的服务质量上。

这必然是一个成本大幅度降低的过程,包括网络、业务、服务和人员的一个系统性的优化过程。

出身于互联网的轻资产公司以及工信部正在大力推进的民间资本进入电信行业的宽带接入和移动转售业务的公司,都不会承担这样的基础电信业务的普遍服务。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电信化的一个可选命题是电信运营商的“公用事业化”。

但是,显然,“公用事业化”的转型前景,即意味着电信运营商的彻底的管道化。鉴于基础电信网络设施与基础电信业务的强关联性,以及随着电信普遍服务任务的全球性的终结,这要求电信运营商及其管理者理性的认识到微增长时代已经来临

去电信化的另一个选择是互联网化。

显然,一个真正的电信运营商无论进行什么样的自我改革,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公司。这是有支撑彼此的基本技术体制决定的,也是由各自完全不同的生存和发展模式决定的。

基础电信业务的普遍服务要求以及经济和社会管制的要求,必然要求电信运营商承担比互联网厂商更多的义务和责任。

那么,当传统电信运营商用自己的脚迈进互联网的河水时,必然在制度运行成本上先天性的劣势于互联网公司。

如果把去电信化界定为互联网化,或者如韦乐平先生所言将来电信运营商将向信息和娱乐领域延伸,笔者在赞同这个大趋势的同时,亦需要提醒,从制度上,包括经济和社会管制制度以及电信运营商自身的公司组织制度,都需要进行“去电信化”。

需要政府、运营商、公众把电信运营商的互联网业务从神坛上放下来,惟其如此,电信运营商才能真正的去电信化。

“去电信化”的过程是一个公用事业化和互联网化的平衡过程

去电信化,不是单纯的互联网化,而是一个电信运营商与政府管制机构在电信运营商的转型过程中,把公用事业化与互联网化作为变革长期趋势,寻找在普遍服务社会保障与行业发展增长之间的平衡点的过程。

绝非单纯的互联网化的过程。

备注:原文发表在笔者中国电信业杂志产经专栏“志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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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 21, 2013

微信恐慌症的背后,是责任与义务的不对等,是通信行业在高利润增长考核压力下行业增长乏力的担忧,而虚拟运营商的蓄势待发,无疑将增加局面的复杂性。

融化的坚冰,OTT与虚拟运营

电信业向民间资本开放已经突破了政策的坚冰,工信部已就有关具体试点方案向三大运营商征求了意见,虚拟运营商诞生已是箭在弦上。

比如,移动通信转售放开后,在移动通信领域将出现虚拟运营商,那些优质客户资源的拥有者以批发价格购买基础通信能力,再以零售价提供给最终用户,因此,虚拟运营商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压缩批发与零售之间的利润空间;同时,虚拟运营商可以利用基础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引导运营商之间恶意压价。这都将导致运营商收入快速下滑,利润下降。

与此同时,对OTT业务的讨论也在业界逐渐展开,Skype、微信等的迅速普及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运营商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冲击。这是因为Skype、微信等即时消息类互联网业务能够提供与基础电信业务相同性质的通信服务,但是这些业务提供商又无需建立任何通信网络,更为关键的是无需承担确保网络安全的国家管制责任。

对此,中国移动总裁李跃近日公开表示:希望腾讯的业务有更多的发展,但是也希望他们的业务能保护现有的总体环境,保护客户依法通信的行为。中国联通总经理陆益民也认为,“微信确实给运营商业务带来了严峻挑战”

从国外的情况看,以韩国为例,韩国的通信管制机构就允许通信运营商面向最终用户对Skype等OTT业务收取额外的功能费用,以应对对传统电信业务的冲击

微信等业务的本质应该如何定性?

对于Skype、微信等业务,笔者认为,只有对其业务属性有了基本的认识和定性,才能建立合规的管制体系。以微信为例,其提供点到点的语音通信服务和多媒体消息服务,尤其是提供基于手机的点到点语音通信服务及多媒体消息服务。尽管其业务通道是基于电信运营商的数据业务通道,但是在业务形态或者服务形态上,是符合电信条例中规定的基础电信业务“移动网络电话和数据业务”定义的。

随着科技进步,我国对于基础电信业务的内涵和本质进行新的阐释,以符合技术进步的趋势和政策管制的需要,这一项重要和基础的工作一直被忽视。这在事实上造成无论是管制部门还是电信运营商,在应对Skype这样的VoIP话音业务时,一直应对乏力,任其发展,成为管制的空白领域。这个局面直到微信出现,不单冲击传统的话音业务,还冲击短信、彩信等基础数据业务,这让运营商意识到了危险所在。

笔者认为,对于基础电信业务的定义,应该对最终用户服务的内容本质上进行界定,而不是与网络通道属性关联。即无论是电路域还是分组域,只要是符合面向各类终端用户提供点到点和点到多点的语音、消息服务,即可认定为基础电信业务。

管制部门要理直气壮地按照有关电信条例的法律要求进行管理,而不能制造政策模糊地带。这显然需要对有关基础电信业务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以避免未来在电信管制方面出现更大的混乱。

虚拟运营商牌照,应对OTT业务的关键

我们知道,类似微信这样的OTT业务与传统电信业务的本质不同在于商业模式不同,OTT业务提供商通过提供免费的基础电信业务快速形成用户规模,依靠注意力经济的特征,通过叠加其他互联网业务获取收入。比如谷歌的Google Voice就是这样的模式。

在这类业务中,不只是电信运营商的电信业务受到冲击,更关键的是电信资费管制部门失去了对基础电信业务的定价管理权。

在一个以法管理的市场,显然,向提供基础电信业务服务的OTT业务提供商发放虚拟运营商牌照,是一个必然的选项。

或许很多人认为发放牌照会对传统电信运营商造成冲击,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OTT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与其放任自流或者强硬封堵,不如用疏的政策,把其纳入合规的管理中。

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避免市场参与主体,比如电信运营商与OTT业务提供商之间产生激烈的市场竞争冲突,从而损害用户的通信服务,也能够从法律上为各方建立一个有规可循的合作基础。

不过,牌照的发放不应只是打破政策的坚冰,允许民间资本经营基础电信业务,在牌照发放过程中,更为关键的是建立新的基础电信业务运营管理和服务体系,比如在资费定价、码号资源分配、客户服务质量管制等方面,恐怕不能为了所谓引入竞争而失去对公平的关注,尤其是关于责任和义务的公平性要求。比如在保护网络运营安全、应急通信服务、免费通信服务等方面的强制管制要求,显然就不应该只是基础电信运营商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虚拟运营商可能受网络基础设施和自身运营条件的限制,并不具备承担义务和责任的实体条件,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建立普遍服务责任交易制度,即虚拟电信运营商通过责任交易,向基础电信运营商交纳一定的费用,而由基础电信运营商代为承担和实施。

普遍服务基金是民间资本虚拟运营商进入电信业的成功关键

如果把基础电信运营商与虚拟运营商的关系比作银行和理财公司的关系,那么,虚拟运营商的出现对于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管道价值最大化具有积极的作用,虚拟电信运营商如果能够具有更灵活的市场运作机制、业务创新机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基础电信运营商在机制方面的不灵活。

但是,银行和理财公司要共同承担金融业务风险,而不能只是由银行承担风险,理财公司享受收益。虚拟运营商与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

建立普遍义务服务基金应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政策选项。

很明显,虚拟运营商并没有参与规模庞大的基础网络建设,也无需承担成本高昂的运营和维护成本。作为轻资产的公司,如果只是通过虚拟运营进入传统运营商高收益的市场,或许公众迟早会发现当基础电信运营商的收入已经不足以支付庞大的网络建设和运维支出时,可能无法享受可靠的网络服务了。

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承担着偏远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普遍通信服务,对于这些区域,虚拟运营商没有服务的兴趣,但其在高收益地区的取脂运营模式将严重损害这些地区享受的普遍通信服务,因为当基础电信运营商出于竞争的本能反应在高收益地区加大投资与虚拟运营商争夺用户时,恐怕很难再有资源去保障农村和偏远不发达地区的普遍通信服务。

发达地区的人们享受了免费的语音服务,但对却那些不发达地区的群体造成了福利损害,这种不公平如果纯粹依靠市场行为改变,几乎没有可能。而如果继续要求基础电信运营商承担普遍服务义务,却可能并不是运营商不愿意,而是没有能力了。

所以,我们需要讨论两种可能:

1)收取普遍服务基金税。如果允许虚拟运营商提供与运营商的语音服务相同的业务,为避免取脂行为,就需要虚拟提供普遍服务。那么介入的方式可以采取对每个使用OTT业务比如微信用户的广告收入抽取普遍服务基金税的方式,将普遍服务基金税转移给不发达地区的基础电信运营商。

2)向OTT业务比如微信用户收取额外语音通话费用。管制机构可借鉴韩国的做法,许可基础电信运营商向Skype用户收取额外费用,允许电信运营商向微信用户收取额外的语音通话费用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其本质是在虚拟运营商与基础电信运营商之间建立一种普遍服务责任交易机制,按照市场化要求,通过责任购买的方式,确保农村和偏远用户享受普遍通信服务的需求不受到影响。

对运营商而言,提高造血能力是关键

运营商自己的造血能力的提升,是应对OTT业务竞争的关键,也是根基。

造血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电信行业管制政策的思路和价值取向上,要在对电信运营商的责任和义务管制上采取放松管制的政策,按照只要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鼓励电信运营商开展业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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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 5, 2013

水煮先生,你好,您的博客《运营商产品经理都是“小姐”》这篇文章,在我的同事们之间广为流传,说出了我们的辛酸苦辣,我是一名按照那篇文章的定义属于“市级小姐”的产品经理。我想和您说说谈的题目是《运营商的产品经理最怕领导把自己当用户》。

你要知道,如果一个产品能够被领导重视,那自然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几千个产品被领导宠幸的概率远低于当年皇宫里的宫女们被皇帝宠幸的概率。

要知道,多少运营商的产品经理毕其一生守着一个默默无闻永远进不来KPI的业务,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风险给那些太监业务啊。

但是,一个产品被领导重视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领导往往会把自己当成这个产品的用户。把自己当成产品的用户,水煮先生,你应该有这方面的体会,那是领导非常乐意做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此时的领导他还是领导,而且是决定你的产品生死好坏,不,是决定你的职位、薪水、福利的好坏的领导。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当然,此时的领导并不认为自己是领导,他可能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是这个产品的用户了。

于是,领导用户们就进入一种我称之为“情景陷入想象式”的产品管理状态。

领导们会吹毛求疵一个页面的按钮不美观,一个产品的功能太烂。他可能会亲自使用每个功能,然后让你解释为什么用户会喜欢这个功能,为什么用户不喜欢那个功能。

拜托,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真心只想回答领导一个问题:领导,其实这个产品真的不是为您这样的用户设计的

但是,水煮先生,你也知道,我不能!我真的不能。

我相信大部分的产品经理此时的选择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解释——解释——解释不通——改了!

进入用户状态的领导们,也会想象客户经理拜访他的场景,服务他的时候的质量,他陷入一种满足和陶醉或者不满于厌恶。而在这中间,他可能突然转换角色,把自己当成了客户经理,如此他突然设身处地的把自己销售的困难记忆起来,水煮先生,你懂得,我们可能不得不继续的与有关部门沟通做神马狗屁的市场用户调研。

其实,很多领导其实并没有买过一张卡,并没签过一笔单,个人想象的困难成为一个产品的困难。

自然,汇报和解释。

作为产品经理,我最怕的就是领导把自己当用户,对产品指导。我并不反对领导把自己当用户,但是显然领导们并不能代表全体用户。

但是,自从乔布斯老爷成名之后,貌似所有的领导都开始关注用户体验了。领导一体验,不是产品经理遭殃,就是用户遭殃。

当然,作为理性的职场人,我觉得还是用户遭殃的好。水煮先生,你真的不能鄙视我。我总要工作吃饭养家糊口吧。您在您的微博里不是发过这样一段话:【运营商的“好”】客户服务好,不如投诉专业户摆平的好;利润增长的好,不如员工降薪成本控制的好;战略执行的好,不如口号喊得响的好;市场发展的好,不如数据做的好;自己的事情做的好,不如扎针别人的好;成事的固然好,不如败事的的好;事情做得好,不如汇报的好;汇报再好,不如领导看法好!

我正在学习,虽然我很纠结,但是您也知道,在我们这样的企业,其实领导也是身不由己。一个业务,大不了被领导体验成太监业务,但是只要领导高兴,我不是一样的有前途吗?您觉得我是不是太现实了?

水煮先生,您能给我们说说,咱们有多少太监业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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