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月 11, 2013

全球的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巨头已经结束了卿卿我我的蜜月期,两者的矛盾因微信、Skype等OTT业务是否应该收费,而再次被摆到了桌面上。

总结国外电信运营商过去数年对待OTT互联网企业的经验,或可为中国提供镜鉴。但如何将OTT纳入电信监管范畴之中,这在全球范围内均无答案。

从阻断到选择性阻断

由于发达国家的3G网络建设比中国早近十年,这些国家的运营商已经形成了应对OTT厂商的一套逻辑和理念。尽管由于自身的市场地位不同、竞争战略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竞争或者合作的市场策略,但综合来看,全球运营商的做法基本经历了从完全阻断到选择性阻断的发展过程。

在OTT产业发展初期,一些国家的运营商采取了较为保守、机械的阻断模式来阻止OTT厂商的侵蚀。根据应用的阻断手段不同,这种保守的阻断模式主要有三种。

最生硬的做法是网络通道技术阻断,即通过在网络上屏蔽通信服务通道,阻止OTT使用。法国电信Orange、Bouygues、德国E-Plus及其母公司荷兰运营商KPN曾禁止任何VoIP的服务。

2009年,德国移动运营商T-Mobile认为,在iPhone上使用VoIP或IM都违反用户服务协议。T-Mobile将保留阻止该应用的权利。同时还把网络安全作为阻止Skype的重要理由。这一做法在当时十分激进,引起很多用户不满。因此,西班牙电信运营商Telefonica则选择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式:允许用户在Wi-Fi网络中使用Skype,但不允许在3G网络上使用。

第二种阻断方式是:对安全性的质疑。美国电信服务商Verizon由于已经与美国其他主要运营商AT&T和T-Mobile在美国组建了一个子公司,专门开发允许用户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支付和兑换优惠券的产品,因此在面临谷歌钱包竞争的时候,Verizon对其销售的智能机屏蔽了谷歌钱包业务,理由是谷歌钱包要求访问SE安全元件。

不过,这些做法一般都会面临极大的市场争议。因此,他们多采用第三种阻断方式:以违规或者违法的理由向电信监管机构寻求政策支持。芬兰电信运营商TeliaSonera就向芬兰电信管制机构FICORA寻求支持应对Skype的竞争,最终FICORA认为Skype的Skype In和Skype Out具有通信服务特征。他们认为,只要使用芬兰电信网络即可视为在芬兰运营公用电信服务,并把Skype In纳入监管范围。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电信运营商均对OTT厂商采取过阻断措施,但这已经成为历史。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技术和政策的阻断正在被电信运营商和电信监管机构放弃。

后期,由于OTT业务对电信运营商的冲击核心是其免费的模式,因此,在面对业务替代竞争时,运营商也开始依靠自身的优势,更多地通过价格杠杆来提高自己的业务吸引力,同时以资费为由限制用户使用竞争性OTT应用。

例如,Vodafone UK(英国)按照月套餐40英镑为界限,月套餐低于40英镑的用户,不允许使用VoIP服务,而月套餐超过40欧元的用户,则可以免费使用VoIP服务。

德国T-Mobile亦有积极的尝试。2009年其推出一款最低消费为10欧元的VoIP套餐“Internet Telefonie”,并在2011年调整为9.95欧元。为了进一步降低OTT业务对用户的吸引力,T-Mobile还推出月资费为50欧元包含免费VoIP业务的高话务量套餐。

此种价格歧视的做法,可谓一举多得,既抑制了免费语音服务对价格敏感的低端用户的吸引力,又通过一定的资费门槛,保障了运营商的收益。

运营商利用价格杠杆的另一种做法是:直接对VoIP额外收费。瑞典运营商对VoIP用户收取6欧元额外费用;VodafoneUK公司对月资费低于40英镑额外收取15欧元才能使用VoIP功能。

运营商利用价格杠杆的第三种做法是:运用“综合的资费套餐”应对OTT冲击。荷兰KPN公司通过提高移动数据业务的价格并采取分级定价方式,将数据业务引入标准资费套餐中,并基于数据速率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数据通信服务补贴,从而可以通过对大数据流量的资费补贴让用户无顾虑地使用SMS(短信系统),这样KPN公司能将一些用户拉回SMS通道。

此外,处于市场主导地位的运营商一般都会推出自有的OTT业务,以应对竞争。如美国的T-mobile推出“Bobsled”,该应用可以让用户随时在线打电话和聊天,用户还可通过Web方式与其Facebook账号关联。

运营商之间联合,也是一种应对竞争的策略。欧洲五大电信巨头西班牙Telefonica、英国沃达丰、法国Orange、Telecom意大利及德国电信联合推出自有即时手机短信系统“Joyn”,以应对Blackberry Messaging及Whats App messenger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应用。

但对非市场主导运营商来说,与互联网OTT厂商合作,则被视为一种短期内迅速扩大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英国运营商“3”公司就与Skype合作,为其用户提供到其他运营商的落地服务,并在2007年推出Skype终端。

中国运营商应寻求共赢

照搬国外运营商的经验,并不符合中国国情。

由于中国电信市场的相对封闭性,中国运营商并没有像国外同行那样遭遇到来自Skype的猛烈冲击,直到3G牌照发放五年后微信的出现,才让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准备与互联网匆忙结束流量的蜜月期。

对于处于主导地位的运营商来说,或许直接竞争才是上策。尽管受制于国企的体制约束,但并不代表运营商不可有所作为。而对致力于向移动互联网转型并谋求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市场主导公司来说,没有其他可选路径。

在这方面,西班牙Telefonica公司的实践值得学习:在业务创新上,通过收购具有核心技术的公司向市场推出竞争性的产品;同时,为市场提供次优(处于自己的业务与竞争互联网公司业务之间)低价产品,即田忌赛马的方案。

不过,在与互联网公司直接竞争的业务的市场定位上,运营商应该放弃不切实际的谋求行业主导者地位的思维。

更多运用价格杠杆调节手段可能亦是比较适合中国市场的一个手段。

不难看出,免费的语音、消息服务是互联网OTT应用吸引用户的核心,对于运营商来说,避免推出超低资费的流量套餐是一个整体的市场底线约束。不过,运营商也许可以要求低端用户支付额外的功能费用,运营商还可以通过不同时间和区域的资费价格策略,平滑用户大规模集中式的流量需求。

此次微信收费风波,目前来看,需要运营商和腾讯公司加快协商,建立一个共赢的后向付费模式(根据微信已使用的流量再按定价收费),这是短期内解决争端的最有前景的模式。

这套方案的优势在于,主导地位的运营商可以聚集中小互联网厂商对抗互联网巨头,比如形成应用套餐包,集合多款应用,按流量套餐收费。有个值得借鉴的案例是,日本KDDI公司的应用套餐包,甚至还与互联网厂商探索基于广告收入的后向付费盈利模式。

对中国运营商来说,寻求政策上的阻断或者技术上的阻断,并不能获得监管机构道义上的支持,也会面临舆论的压力。但是从服务保障的角度来看,把OTT类的应用纳入合规性的监管中,则应该成为政策上的优选方案。

合规性的监管并非要限制OTT的发展,相反,需要协调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OTT厂商在既有的电信网络技术框架下,在技术合作、用户共享、服务保障、长期服务、利益共享等多方面形成协调一致的市场化的合作。

互联网OTT的野蛮生长只能带来野蛮的对抗。任何理性的人,都应该相信:有明确规则的游戏,要比没有规则的游戏更能够保障游戏参与者的利益。

向社会性监管转变

互联网行业的替代性增长,正使得全球电信产业开始失去依靠垄断地位获取市场超额利润的能力。同时,电信领域内的普遍服务质量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不断提升。

在此种情况下,既有的电信监管思路是否该有所转变?事实上,电信监管已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原始意义。

电信行业管理部门不再是协调运营商的垄断行为,而是开始协调所谓不正当的过度市场竞争行为。这样的监管思路转变起来,并不容易。全球的电信管制机构均处于监管转变的迷失中。

电信监管的经济目标是让垄断行业的运行更有效率,通过各种市场的或行政的重组,激活市场竞争力。目前,电信监管的社会目标——公平的普遍通信服务,已基本实现。但OTT的出现,令监管失去了方向感。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电信监管机构的经济性监管目标还没有被放弃。对电信运营商来说,如果电信监管机构放弃对基础电信业务的牌照管制或者对OTT业务视而不见,那么保护庞大的基础网络建设的投资收益,收回庞大的运营和维护成本将会成为严峻的挑战。

显然,全球的电信监管机构应适应OTT带来的监管理念的变革需求,即需要重新界定基础电信业务的范畴。

一些国家的电信监管机构开始尝试对OTT应用实施相同监管要求,考虑把一些基本公共性的普遍服务纳入OTT应用中。例如美国对VoIP业务提出执法侦听、911紧急呼叫等的要求;并计划从2014年开始,美国居民可通过手机短信向911请求救援;同时FCC也在研究把短信911强加于苹果的iMessage等OTT即时通讯业务上的可能性。

这样看来,社会性监管需要当局更加注重社会和市场公平,而不是经济效率。只要引入更多竞争,市场能发挥比政府更有效作用。但在可能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比如业务质量的一致性要求、市场公平竞争的底线、普遍服务的长期机制、信息安全、用户隐私保护、厂商与用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等监管上,则需要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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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5, 2013

尊敬的李先生,欣闻您在政协的提案有之一,是关于取消公共场所无线上网(WIFI)个人身份认证,作为一名从业人员,尽管我没有投票选您代表我,但是我实在忍不住要给您写一封信。我希望对您今后的政治生涯有所裨益,千万别学那些大腕公知明星炒作自己,让人觉得互联网人士怎么到了那样的场合,就会变得:一入梨园,即人生入戏,戏如人生?

我只想对您的提案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慷别人的慨!

这在中国是目前最容易的事情,也是最容易博得草根阶层欢呼的事情!记得有位学者说过,在中国,是那些替富人办事帮穷人说话的人有名有利!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学到了其中的精髓,但是在您的这个提案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迹象!

李彦宏先生,我想告诉您:

一、您犯了常识错误

我猜测您是知道的,就是您的这个提案实际上是在慷别人的慨。很多咖啡店、酒店、书店、饺子馆、餐厅、机场,都有需要认证的WiFi,但是在很多这样的场所,之所以需要认证,是因为这些场所是把WiFi作为一种吸引自己的客户的工具。而对于那些不在自己的地盘消费的用户,显然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提供免费上网服务。

但是您的这个提案如果能够被组织接纳,这显然是散尽别人的家财万贯,博得自己的好名声!因为如果这些部分公共场所,因为取消认证而导致自己的顾客投诉,并进而造成营业额受损,不知道您是否有意愿补偿他们的损失?

而您可能并没有注意到,您的这个提案是在一个“私权”本来就极度匮乏的社会中,再一次意图借助公权,对老百姓和这些中小企业主的私权做的一次试探性的悍然侵犯!

我想,您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媒体公开的您的提案中,您小心翼翼的加了一个修饰词取消”部分”地区公共场所无线上网需注册身份证、手机号码等个人隐私信息的行政要求!

部分这个词,可以使您的提案能够避开那些您不想得罪的利益集团,或者您也惹不起的利益集团。

我们看到你这个提案的精明之处和您个人的深思熟虑。

但是,我不知道您的这个提案在准备提交大会之前,您征求了多少您的选民的意见,而他们的意见又是如何?我想这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您完全有时间,也有平台,比如在您自己的百度平台上,提前把这个提案公布出来,征求下大家的意见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如果组织程序不允许,我会原谅你,但是您能公开下您这个提案的形成过程吗?

因为我想告诉您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通信系统本质上是一个拥塞和排队系统。很多公共场所的WiFi的服务能力是有限的,认证有时候是一种门槛,但是也是一种确保服务质量的手段。

没有任何门槛,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接入,只能使得每个人的境遇更糟糕而不是改善。

另外,或许您没考虑,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这些公共场所的WiFi在失去维护和服务之后,谁来保障服务的质量?

虽然看似您的这个提案在给网友网民争取利益,但是如果真的实施,恐怕受损害的还是网友自己!

二、您回避了自己的问题

其实,如果您真的想慷别人的慨,您原本不用这么小心翼翼措辞严谨,您完全可以向国家提建议,由电信运营商免费提供WiFi接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或许您知道,电信运营商也不是好惹的!

就是在欧洲,您的竞争对手,谷歌,正在遭遇官司缠身,比如在德国,下议院刚刚以293票赞成、243票反对通过一项法案,授权出版商对搜索引擎收费,允许新闻机构等网上内容提供商向使用其新闻产品的新闻聚合网站,比如搜索引擎收取内容使用费。

在法国,谷歌上周同意因使用其内容而向法国出版商支付费用!

如果您针锋相对的提这样的议案,则很可能遭到运营商的府院游说,要求中国政府效法欧盟,对互联网们征收普遍服务基金税。

至于政府在信息化的责任,从公开的信息看,恐怕您的提案也没涉及。在很多地方,其实无线城市的免费免认证WiFi都是政府买单的,其实您的提案完全可以改成《关于增加政府财政补贴鼓励公共场所取消身份认证……》

您小心翼翼的回避了这个难题,毕竟您是一位新晋委员。

其实作为一位来自互联网,尤其是作为一家搜索引擎公司的领导人,您的这个提案难免会被人诟病您是在为自己谋私利。作为一个据说占据着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超过三成的巨头,其实您本不用如此为这样的事情呛声。

三、如果我来做提案

因为如果这些被您的议案建议取消认证的公共场所的业主们也能够在政协提案的话,我想他们可能有很多针对互联网的提案,我斗胆替他们想了几个,不知道您能不能紧急在此次大会上提出来?比如:

1、《关于加强搜索引擎虚假广告管理的建议》

2、《关于取消公共场所无线上网(WIFI)个人身份认证后互联网公司与公共场所业主共享互联网广告收益的建议》

3、《关于降低互联网公司竞价广告价格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的建议》

4、《关于网络虚假信息受害者连带索赔及责任和义务分配的建议》

5、《关于公民(官员和政府除外)能够在互联网公司删除所有个人隐私数据的建议》

我只是先列这么几个,如果李代表彦宏先生有兴趣,我愿意给您提供详细的议案文稿。

其实,我只是想说,在您自己的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议案可以提,当然,如果您真的对免费免认证WiFi这么感兴趣,你完全可以设立百度免费WiFi基金,与您所说的部分公共场所的业主合作,这样就不再是慷别人的慨了。

花别人的钱容易,慷别人的慨也容易,说好听话容易,但是就是办实在的事情不容易。您是一个新晋委员,政协又是一个特殊的平台,一入侯门深似海,勿把戏台做舞台。

此致,

一名没有代表权希望您能好好提案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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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4, 2013

电信运营商“去电信化”的结局将是什么?答案显然不会是“互联网化”。“去电信化”概念的提出是在全球电信行业增长乏力,以及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局面下,全球的电信运营商在面临来自移动互联网的替代性竞争压力下,所做出的一种刺激性反应。

去电信化的背景:成功反被成功累

对去电信化这一话题的做出最完整阐述的是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先生。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韦乐平先生指出,从信息产业各环节利润占比来看,电信制造行业和运营行业已经是整个信息产业利润的最低端,占比仅有6%-7%。即使一直依附于运营商的SP和CP,利润占比也达到了15%。

电信行业的传统运营模式,比如对电信级服务的追求,对后向兼容的至善至美的追求造成的复杂技术和业务系统,带来的高昂的运营成本和巨大的浪费,所以传统电信运营商在面临来自互联网轻资产厂商的竞争时,原先引以为豪的电信服务质量体系,反而成了沉重的包袱。

当给自己带来巨大成功的技术体制开始成为包袱的时候,说明这个行业到了需要变革的前沿。由于电信运营商在人们的沟通关系中,既不负责产生信息,也不负责加工信息,所以过去的百年以来,全球电信运营行业从业人员始终致力于追求可靠、再可靠的信息传输服务。

由此造成的技术和管理上惯性就是韦乐平先生所说的,电信运营商只善于做加法而不善于做减法。这是因为电信运营商为了保证电信级的服务质量,在把系统的设计的无以复加的复杂之后,已经没有人能够分得清楚每一个具体的技术功能需求的具体客户价值所在。

所以我们也看到,电信运营商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这些年来一直不断膨胀。近百万的运营从业人员在保障者日趋复杂和膨胀的电信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转。继而,电信运营商也拥有者相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复杂管理体系和层级结构。

依赖于独特的技术体制,电信运营商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文化,也对此做出了适应性的优化,比如韦乐平先生指出的零风险决策机制,比如漫长的汇报过程

“去电信化”中“电信化”的概念辨析

笔者有幸最近旁听了北京邮电大学吕廷杰教授的一次公开演讲,吕教授就谈及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他认为去电信化之前,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电信化。

既然要去电信化,我们就需要研究运营商独特的电信基因,即在思维、组织、文化和技术上,哪些是独特的被“电信化”了的因素。

电信产业,作为典型的自然垄断产业,其基本产业特征包括:

1)横向的全程全网:通俗的说就会要完成跨地域的电信服务,必须依靠全网的配合,区域的的运营商不可能完成完整的服务

2) 纵向的技术强关联:电信基础网络建设和运营与基础电信服务密不可分。即网业强关联,不能分离。

电信产业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作为一个自封闭的系统,无论是技术还是业务创新,基本上都是属于“圈子内”的事情。即使是由于横向的全程全网的需要,国际电信联盟作为技术驱动的最早的国际合作组织的成立,也没有摆脱封闭的本质

由于这些技术特征的存在,电信运营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也是以金字塔式的行政命令层级式的形式存在,依靠卓越有效的命令传递系统和规范统一的技术管理体系,实现全程全网的业务和服务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以及无差异性。

这样的技术体制也就决定了那些可能威胁全程全网运营安全的创新都会遭到这个组织机体的排异反应,而早晚被排除组织的体外。

故,笔者认为所谓电信化的本质,就是命令、统一、封闭、规范、一直、无差异,即以追求标准的高度一致和高度协调的行为一致,确保电信服务的有效和一致性交付而建立一起的一整套组织管理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企业文化。

用一个并不时髦的名词,电信化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称之为自耕农文化,自给自足是这个文化的核心特征。

这种自耕农文化的突出表现就是电信运营商近百年来,无论是从技术创新进步上,还是业务服务创新改善上,都是在自己封闭的圈子里,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即使在管制机构的设置上,由于其专业性,在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是由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监管机构进行管理。

在发生纠纷的时候,运营商与公众之间,也并不是求助于法院的法律救济,而是采取类似行业“私法”的方式解决企业与用户的纠纷。

在数据业务出现之后,全球运营商的开放,也只是一种恩施式的合作。最开始那些增值业务在运营商看来都是些奇技淫巧的小玩意儿。至于体量与运营商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合作者,更是没有什么议价合作的资格。

因此,表现在与上下游的合作上,从文化上,被电信化了特征是表现为一种“地主家长式”的合作文化。这种地主家长文化,即把员工看做可以随时行使“父权”的孩子加以管理,突出表现是僵化的绩效考核体系,又把外部各类合作者看做是在自家地里打工的“短工”或者“长工”。

用一个精炼的词来描述对外合作关系上,可以概括为:蓄奴主义。即通信运营商在思维方式上,习惯性的视自己为管理者,这种管理或者父权的思维来自于全程全网的技术体制惯性,也来自于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性执法要求。这是一种电信运营商中心化的思维模式。

故,从意识观念的角度,界定电信化的概念,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电信技术体制的特征使得电信运营商建立了一种类似“地主家长文化”的组织和管理体制,这是一种类似“全权无限责任”公司的运作模式,并据此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业务、技术、服务体制。

去电信化的结局:互联网化亦非运营商能承受之轻

诚如韦乐平先生所言,去电信化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未来5到10年,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对电信运营商来说,在转型的当下,其实有两种思潮在涌动。一种是电信服务行业回归到公用事业的地位,就像水电煤气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即使是作为基础公用事业,去电信化依然是个必然过程。

作为基础通信服务提供商,在向公用事业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去除那些复杂的功能特性和冗长漫长的流程管理机制,尤其是在过度承诺的服务质量上。

这必然是一个成本大幅度降低的过程,包括网络、业务、服务和人员的一个系统性的优化过程。

出身于互联网的轻资产公司以及工信部正在大力推进的民间资本进入电信行业的宽带接入和移动转售业务的公司,都不会承担这样的基础电信业务的普遍服务。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电信化的一个可选命题是电信运营商的“公用事业化”。

但是,显然,“公用事业化”的转型前景,即意味着电信运营商的彻底的管道化。鉴于基础电信网络设施与基础电信业务的强关联性,以及随着电信普遍服务任务的全球性的终结,这要求电信运营商及其管理者理性的认识到微增长时代已经来临

去电信化的另一个选择是互联网化。

显然,一个真正的电信运营商无论进行什么样的自我改革,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公司。这是有支撑彼此的基本技术体制决定的,也是由各自完全不同的生存和发展模式决定的。

基础电信业务的普遍服务要求以及经济和社会管制的要求,必然要求电信运营商承担比互联网厂商更多的义务和责任。

那么,当传统电信运营商用自己的脚迈进互联网的河水时,必然在制度运行成本上先天性的劣势于互联网公司。

如果把去电信化界定为互联网化,或者如韦乐平先生所言将来电信运营商将向信息和娱乐领域延伸,笔者在赞同这个大趋势的同时,亦需要提醒,从制度上,包括经济和社会管制制度以及电信运营商自身的公司组织制度,都需要进行“去电信化”。

需要政府、运营商、公众把电信运营商的互联网业务从神坛上放下来,惟其如此,电信运营商才能真正的去电信化。

“去电信化”的过程是一个公用事业化和互联网化的平衡过程

去电信化,不是单纯的互联网化,而是一个电信运营商与政府管制机构在电信运营商的转型过程中,把公用事业化与互联网化作为变革长期趋势,寻找在普遍服务社会保障与行业发展增长之间的平衡点的过程。

绝非单纯的互联网化的过程。

备注:原文发表在笔者中国电信业杂志产经专栏“志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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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 2012

文/DoNews资深作者 陈志刚

体制:能否适应移动互联网环境?

电信运营商平台开放是大势所趋,但是如何突破体制困境,目前看依然前景不容乐观。乐观的看法是运营商可以被植入互联网基因,借助平台开放实现价值再造,而悲观的观点则是无法冲突体制困境的运营商,可能会使得平台开放重蹈梦网当年的覆辙。

这些困境,我们可以试着从用户隐私、利润与风险共享、网络能力因过度管制的低值化趋势进行分析。

在这方面,中国电信和沃达丰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2012年3月27日,中国电信发布天翼开放平台,宣称将在网络平台、支撑平台和业务平台三个平台方面提供第三方应用的对接。用户帐号、电信能力、数字内容、位置信息、商户信息是中国电信四大类开放能力的内容主体。

在电信能力上,中国电信特别强调了“短信、彩信、定位、支付、天翼账号”等被特色运营商能力开放给第三方应用。同时在未来规划中,其开放平台还可以部署第三方的能力。

而鼓励开发者多多开发面向移动互联网的创新应用成为天翼开放平台的关键诉求。

电信运营商开放能力在国际运营商早有实践,最典型的当属沃达丰的能力开放平台Vodafone 360,其开放的能力也同样包括计费、CRM、位置信息、分发、客户关怀等能力,尤其是终端、网络、计费及定位是沃达丰重点开放的能力。

但是市场并没有热切的回应沃达丰的用心良苦,而来自沃达丰内部的争议也使得Vodafone开放战略的收效并不明显,最终在2011年10月18日被宣布关闭。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平台开放是一个运营商弥补自己业务创新能力不足的选项,但是能否适应移动互联网的环境,尤其是在机制上能够适应移动互联网的应用环境,则是运营商平台能力开放成功的关键。

用户关系:无游戏规则的隐私保护

适应移动互联网环境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对真实用户关系的共享。

在中国电信的平台开放中,共享天翼账号是最吸引互联网公司的能力,尤其是用户属性信息,更是互联网公司梦寐以求的东西,能够获得电信运营商拥有的真实的用户关系数据,是自移动梦网时代以来,所有非运营商公司的核心诉求。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用户信息共享上,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可以通融的空间并不大。

系统的风险其实是来自对所谓用户隐私数据的保护的清晰的游戏规则的缺失,即中国并没有一部可操作的法律或者部门规章对如何保护用户数据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从而造成有关管制部门会面临来自媒体或者公众的突发性的压力时,采取一些矫枉过正的行政措施。

所以,对于那些希望能够从与电信运营商共享用户真实关系数据的互联网厂商和开发者们来说,这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最大系统性风险:由于来自政府管制部门的随意性的行政命令管制而造成的成本沉没风险。

其实,如果对移动梦网的发展历史稍作回顾,我们就应该明来,来自行业管制部门的以行政命令为主要管理模式的行为所可能对电信运营商平台开放所带来的系统风险。

电信能力:因管制的加速贬值

在电信运营商的核心通道能力上,无论是短信、彩信,其实都面临着价值贬值。

而这种贬值还并非主要是因为通道被其他通信方式替代造成的,而是来自政府部门对信息安全上管制的要求日趋严格所造成的。

以短信为例,始自2005年的垃圾短信治理,即提高了整个短信通道能力的运营成本,也降低了其通道的吸引力。尤其是不断扩大的白名单管控机制和内容过滤系统建设要求,已经极大的提高了开发者对短信通道能力的有效利用。

尽管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运营商彩信能力的需求日趋迫切,但是出于内容安全的考虑,运营商建立的内容审核机制,在降低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对开发者筑起了高高的准入门槛。

这些内容安全的要求以及以此为理由建立起来的审批和管理流程,并不会因为被冠以开放平台的名称就会不取消,相反,由于可能有更多的不可信的开发者的涌入,电信运营商自己或者被行业管理部门要求而投入更多的资源对通道和内容安全进行审核。

当面临内容安全风险的时候,来自政府、媒体、公众的压力,会加剧运营商内部不同部门的争执,并损害开放平台的可持续。

有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开发者最愿意购买的三项网络能力分别是计费能力、定位能力和消息能力,但是这些能力在一个没有明确的判断是非标准和可预期的运营商管理和政府管制规则的前提下,其价值必然会因为存在较大系统风险而被极大降低。

共享机制的悖论:利润与风险激励

电信运营商的平台开放,是一种准业务孵化机制。

这是因为对于那些互联网巨头来说,其实在网络能力或者计费能力上的吸引力是值得商榷的。所谓电信运营商的特色电信能力,从资源的稀缺性来看,在市场上即非紧俏资源,亦非垄断资源。

大型互联网厂商在购买这些网络能力时自身既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且由于他们具有极强的业务创新能力,对于大型互联网厂商来说,基于用户真实关系的应用销售渠道,是最有价值的。

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显然不应该把平台开放做成另一个廉价销售网络能力的渠道。

所以对于移动互联网应用创新必然应以长尾应用市场为主,长尾市场的开发者并不像大型互联网厂商那样有极强的议价能力,但是其业务创新实力却受到资本层面的约束。

也就是说,如果电信运营商只是通过平台把能力提供出来,恐怕并没有解决开发者的关键缺陷:资金短缺的问题。

我们知道,作为国有企业的电信运营商并没有灵活的创业基金投资机制。从长期来看,在运营商平台的业务创新者无论是上市还是被收购,电信运营商其实都没有机制能够分享成果,当然,也无需为创新失败承担风险。

长期来看,这既不利于电信运营商作为一个企业的长期有效激励,也不利于电信运营商内部从事平台开放的利益相关者的个人长期有效激励。

本质上是既缺乏利润共享机制,也缺乏风险共享机制。而如果真的在电信运营商内部的开放平台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开发者之间建立利益和风险共享机制,有明显会在内部造成不公平,从而使得内部的利益相关者不能获得其他内部资源的有效支持。

结束语:顶层设计更重要

电信运营商的平台开放,如果不能突破体制的困境,尤其是来自政府管制的系统风险、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利益与风险激励,那么重蹈沃达丰的覆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我们要相信沃达丰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要远远优于中国电信运营商所面临的环境。

所以,空谈开放,只谈能力而不谈机制,用流行的话语说,良好的顶层设计是平台开放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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