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 15, 2013

今日,一篇来自财经国家周刊的文章《政策枷锁下的中国移动》(以下简称《政》文)引起了笔者的深度兴趣:不只是因为其耸人的标题,更是因为在看似冗长的文章中所透漏出的有关行业管制当局在未来几年的管制政策的走向。

由于这篇文如此之长,我估计在碎片化阅读的今天,恐怕除了几个业内人士,恐怕很少有人有耐心能够仔细的逐字读完,不过我是耐心的逐字读完的人之一,所以,我想从个人的角度对这篇文章所透漏的信息做一个个人式的解读。

1、未来中国移动的行业监管政策环境持续堪忧

如《政》文所言,尽管信息消费和宽带中国战略已经被列为国策,但是拥有最大的用户规模的中国移动则可能与此无缘,从手机实名制、携号转网、宽带牌照、移动转售业务、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乃至传言中的网间结算政策调整,无一不以有效抑制中国移动为政策设计的出发点,直接或者间接的。

而目前,从整个外部环境来看,还没有看到能够短期内改变这种局面的因素的出现的可能。所以《政》文的言外之意是:未来中国移动的行业监管政策环境持续堪忧。

《政》文说“2013年,来自政策层面的多项措施,几乎同时出现,并开始对中国移动形成利益挤压:携号转网、OTT收费难以成立、移动通信业务转售、乃至网间结算向不对称转”

如何破局,恐怕要考验中国移动和有关各方的智慧。

2、网间结算是一个请君入瓮的局,“势必在过”

根据《政》文所述,网间结算的方案是三个待选方案,分别为:0.06元/分钟对0.03元/分钟、0.06元/分钟对0.04元/分钟、0.05元/分钟对0.03元/分钟。

如果真如所言,其实从方案的设计上由于不调整已经作为政策选项被排除在外了,所以,无论怎么选,影响的后果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后果大和小的问题。

而从《政》文所公布的讨论会与会官员与专家学者的名单为真,那么其所述的经历和背景,不能不令公众怀疑这是一个做好的局。“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此次方案看上去已“势在必过””

3、中国的行业管制政策与商业无关也与世界的趋势绝缘

《政》文引用一位商业法专家观点认为违背基本商业公平和WTO规则,甚至童言无忌的之处可以诉讼,只能说不懂“国情”。

《政》文述及,“2009年,美国、法国、德国均进行重大调整,开始施行基于成本的对等结算”,中国原信产部也曾经以信产部令的方式明确要基于成本结算。

但是时至今日,却选择基于资费的,且是不对等的网间结算,除了感慨中国在在创造新的历史之外,恐怕我们只能说欧美们或许在开历史的倒车。

4、懒人救济原则的适用性

《政》文引述一位教授的话,“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是应该的,但是应该是以增强其盈利能力作为政策出发点”。显然,在中国通信行业的改革史上,这是一种理想主义。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既不符合懒人快速致富的理想,也不符合行业管理者短时间内看到政绩效果的诉求,毕竟切蛋糕的方法既简单又熟练,不过是拿一把刀分大分小的问题,至于做蛋糕,那就是太复杂了,还不用说寻找到把蛋糕做得更大的方法更是令人头疼,谁会有那样的耐心呢?

至于教授所担心的“既毁了中国移动,也毁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最终是竞争力强的企业没有了积极性”的问题,谁会关心呢?

只要下死命令,资费必须年年降,老百姓说好,谁管得了那么多洪水滔天之后的事情?

5、投资获利,看上去很美

据《政》文说中国移动有3500亿现金,很多分析师会纳闷为何不花?《政》文或许给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作为国资委管辖企业,中国移动集团2000万元以上的单笔费用开支,需要向国资委申请并获得批准,方可实施”!

两千万,说实话,如果投给一个互联网行业的小公司,人家都不一定能看得上,且不说这其中从申请到批复的不可控的时间周期将会有多么长?

好了,由于看到《政》文过于冗长,我仅仅摘录若干干货,作为笔记。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一个有着良好的产业政策环境时,能够成为顺风口的猪,飞起来,不是神马本事;如果是在逆风口,作为一头猪,如果能够找到自己的翅膀,还能飞起来,那就不再是猪,而是天鹅了。

政策红利在历史上,中国移动享受过哪些?我有些记不清楚了……对了,LTE要商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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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 11, 2013

全球的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巨头已经结束了卿卿我我的蜜月期,两者的矛盾因微信、Skype等OTT业务是否应该收费,而再次被摆到了桌面上。

总结国外电信运营商过去数年对待OTT互联网企业的经验,或可为中国提供镜鉴。但如何将OTT纳入电信监管范畴之中,这在全球范围内均无答案。

从阻断到选择性阻断

由于发达国家的3G网络建设比中国早近十年,这些国家的运营商已经形成了应对OTT厂商的一套逻辑和理念。尽管由于自身的市场地位不同、竞争战略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竞争或者合作的市场策略,但综合来看,全球运营商的做法基本经历了从完全阻断到选择性阻断的发展过程。

在OTT产业发展初期,一些国家的运营商采取了较为保守、机械的阻断模式来阻止OTT厂商的侵蚀。根据应用的阻断手段不同,这种保守的阻断模式主要有三种。

最生硬的做法是网络通道技术阻断,即通过在网络上屏蔽通信服务通道,阻止OTT使用。法国电信Orange、Bouygues、德国E-Plus及其母公司荷兰运营商KPN曾禁止任何VoIP的服务。

2009年,德国移动运营商T-Mobile认为,在iPhone上使用VoIP或IM都违反用户服务协议。T-Mobile将保留阻止该应用的权利。同时还把网络安全作为阻止Skype的重要理由。这一做法在当时十分激进,引起很多用户不满。因此,西班牙电信运营商Telefonica则选择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式:允许用户在Wi-Fi网络中使用Skype,但不允许在3G网络上使用。

第二种阻断方式是:对安全性的质疑。美国电信服务商Verizon由于已经与美国其他主要运营商AT&T和T-Mobile在美国组建了一个子公司,专门开发允许用户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支付和兑换优惠券的产品,因此在面临谷歌钱包竞争的时候,Verizon对其销售的智能机屏蔽了谷歌钱包业务,理由是谷歌钱包要求访问SE安全元件。

不过,这些做法一般都会面临极大的市场争议。因此,他们多采用第三种阻断方式:以违规或者违法的理由向电信监管机构寻求政策支持。芬兰电信运营商TeliaSonera就向芬兰电信管制机构FICORA寻求支持应对Skype的竞争,最终FICORA认为Skype的Skype In和Skype Out具有通信服务特征。他们认为,只要使用芬兰电信网络即可视为在芬兰运营公用电信服务,并把Skype In纳入监管范围。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电信运营商均对OTT厂商采取过阻断措施,但这已经成为历史。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技术和政策的阻断正在被电信运营商和电信监管机构放弃。

后期,由于OTT业务对电信运营商的冲击核心是其免费的模式,因此,在面对业务替代竞争时,运营商也开始依靠自身的优势,更多地通过价格杠杆来提高自己的业务吸引力,同时以资费为由限制用户使用竞争性OTT应用。

例如,Vodafone UK(英国)按照月套餐40英镑为界限,月套餐低于40英镑的用户,不允许使用VoIP服务,而月套餐超过40欧元的用户,则可以免费使用VoIP服务。

德国T-Mobile亦有积极的尝试。2009年其推出一款最低消费为10欧元的VoIP套餐“Internet Telefonie”,并在2011年调整为9.95欧元。为了进一步降低OTT业务对用户的吸引力,T-Mobile还推出月资费为50欧元包含免费VoIP业务的高话务量套餐。

此种价格歧视的做法,可谓一举多得,既抑制了免费语音服务对价格敏感的低端用户的吸引力,又通过一定的资费门槛,保障了运营商的收益。

运营商利用价格杠杆的另一种做法是:直接对VoIP额外收费。瑞典运营商对VoIP用户收取6欧元额外费用;VodafoneUK公司对月资费低于40英镑额外收取15欧元才能使用VoIP功能。

运营商利用价格杠杆的第三种做法是:运用“综合的资费套餐”应对OTT冲击。荷兰KPN公司通过提高移动数据业务的价格并采取分级定价方式,将数据业务引入标准资费套餐中,并基于数据速率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数据通信服务补贴,从而可以通过对大数据流量的资费补贴让用户无顾虑地使用SMS(短信系统),这样KPN公司能将一些用户拉回SMS通道。

此外,处于市场主导地位的运营商一般都会推出自有的OTT业务,以应对竞争。如美国的T-mobile推出“Bobsled”,该应用可以让用户随时在线打电话和聊天,用户还可通过Web方式与其Facebook账号关联。

运营商之间联合,也是一种应对竞争的策略。欧洲五大电信巨头西班牙Telefonica、英国沃达丰、法国Orange、Telecom意大利及德国电信联合推出自有即时手机短信系统“Joyn”,以应对Blackberry Messaging及Whats App messenger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应用。

但对非市场主导运营商来说,与互联网OTT厂商合作,则被视为一种短期内迅速扩大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英国运营商“3”公司就与Skype合作,为其用户提供到其他运营商的落地服务,并在2007年推出Skype终端。

中国运营商应寻求共赢

照搬国外运营商的经验,并不符合中国国情。

由于中国电信市场的相对封闭性,中国运营商并没有像国外同行那样遭遇到来自Skype的猛烈冲击,直到3G牌照发放五年后微信的出现,才让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准备与互联网匆忙结束流量的蜜月期。

对于处于主导地位的运营商来说,或许直接竞争才是上策。尽管受制于国企的体制约束,但并不代表运营商不可有所作为。而对致力于向移动互联网转型并谋求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市场主导公司来说,没有其他可选路径。

在这方面,西班牙Telefonica公司的实践值得学习:在业务创新上,通过收购具有核心技术的公司向市场推出竞争性的产品;同时,为市场提供次优(处于自己的业务与竞争互联网公司业务之间)低价产品,即田忌赛马的方案。

不过,在与互联网公司直接竞争的业务的市场定位上,运营商应该放弃不切实际的谋求行业主导者地位的思维。

更多运用价格杠杆调节手段可能亦是比较适合中国市场的一个手段。

不难看出,免费的语音、消息服务是互联网OTT应用吸引用户的核心,对于运营商来说,避免推出超低资费的流量套餐是一个整体的市场底线约束。不过,运营商也许可以要求低端用户支付额外的功能费用,运营商还可以通过不同时间和区域的资费价格策略,平滑用户大规模集中式的流量需求。

此次微信收费风波,目前来看,需要运营商和腾讯公司加快协商,建立一个共赢的后向付费模式(根据微信已使用的流量再按定价收费),这是短期内解决争端的最有前景的模式。

这套方案的优势在于,主导地位的运营商可以聚集中小互联网厂商对抗互联网巨头,比如形成应用套餐包,集合多款应用,按流量套餐收费。有个值得借鉴的案例是,日本KDDI公司的应用套餐包,甚至还与互联网厂商探索基于广告收入的后向付费盈利模式。

对中国运营商来说,寻求政策上的阻断或者技术上的阻断,并不能获得监管机构道义上的支持,也会面临舆论的压力。但是从服务保障的角度来看,把OTT类的应用纳入合规性的监管中,则应该成为政策上的优选方案。

合规性的监管并非要限制OTT的发展,相反,需要协调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OTT厂商在既有的电信网络技术框架下,在技术合作、用户共享、服务保障、长期服务、利益共享等多方面形成协调一致的市场化的合作。

互联网OTT的野蛮生长只能带来野蛮的对抗。任何理性的人,都应该相信:有明确规则的游戏,要比没有规则的游戏更能够保障游戏参与者的利益。

向社会性监管转变

互联网行业的替代性增长,正使得全球电信产业开始失去依靠垄断地位获取市场超额利润的能力。同时,电信领域内的普遍服务质量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不断提升。

在此种情况下,既有的电信监管思路是否该有所转变?事实上,电信监管已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原始意义。

电信行业管理部门不再是协调运营商的垄断行为,而是开始协调所谓不正当的过度市场竞争行为。这样的监管思路转变起来,并不容易。全球的电信管制机构均处于监管转变的迷失中。

电信监管的经济目标是让垄断行业的运行更有效率,通过各种市场的或行政的重组,激活市场竞争力。目前,电信监管的社会目标——公平的普遍通信服务,已基本实现。但OTT的出现,令监管失去了方向感。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电信监管机构的经济性监管目标还没有被放弃。对电信运营商来说,如果电信监管机构放弃对基础电信业务的牌照管制或者对OTT业务视而不见,那么保护庞大的基础网络建设的投资收益,收回庞大的运营和维护成本将会成为严峻的挑战。

显然,全球的电信监管机构应适应OTT带来的监管理念的变革需求,即需要重新界定基础电信业务的范畴。

一些国家的电信监管机构开始尝试对OTT应用实施相同监管要求,考虑把一些基本公共性的普遍服务纳入OTT应用中。例如美国对VoIP业务提出执法侦听、911紧急呼叫等的要求;并计划从2014年开始,美国居民可通过手机短信向911请求救援;同时FCC也在研究把短信911强加于苹果的iMessage等OTT即时通讯业务上的可能性。

这样看来,社会性监管需要当局更加注重社会和市场公平,而不是经济效率。只要引入更多竞争,市场能发挥比政府更有效作用。但在可能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比如业务质量的一致性要求、市场公平竞争的底线、普遍服务的长期机制、信息安全、用户隐私保护、厂商与用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等监管上,则需要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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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17, 2013

我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任何OTT互联网应用,如果能够提供与电信条例所列举基础电信业务相同的服务内容,无论其网络承载形式,都属于需要纳入基础电信业务管制的范畴。否则即属于非法,轻度一点的词则是:不合规。

在笔者昨天的文章《微信类OTT需不需要管控,这是一场与钱无关的事儿》中,微信是不是需要管控核心问题,本质问题,是一个涉及到法律合规的问题。

在昨晚万众瞩目的央视315晚会上,腾讯终于放弃了自己的小心翼翼,经由央视主持人之口,把自己一直强调的所谓微信属于增值业务,无意接入基础电信业务这一谎言撕得粉碎,主持人说:接下来我会通过微信实时对讲的功能跟收看现场的观众来一次小小的讨论!

何谓实时对讲?在功能和用户体验的角度,在电信运营商的网络质量能够有保障的情况下,与普通的语音电话区别恐怕没人能分得清楚。当然,有人会说,这个语音是走IP通道的,所以本质是不同的!?

但是不要忘了,在服务内容的本质上,或者在满足用户的需求和功用上,这是没有区别的。

对微信来说,免费语音是其能够在早期快速大量用户的卖点之一,这个功能曾经被腾讯小心翼翼的包装为所谓语音短信,以避免触犯法律和引起运营商的反弹。但是在逐渐获得几亿用户之后,腾讯开始肆无忌惮:比如在去年春节上线群发,并铺天盖地的YY要取代短信彩信,而今在央视又广而告之天下实时对讲可以取代语音通话。

语音、短信、彩信这些基础的电信业务,显然微信已经具备了全部替代的能力!

那么,我们的政府管制部门显然需要认真思考:在网络全IP化的趋势下,电信业务管制到了一个需要按照服务内容进行管制的时代。也就是说,或许可以考虑给腾讯发一张基础电信业务牌照,让其合理合法的具备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资质。

当然,国家可以从投资的角度,鼓励腾讯自建基础通信网络或者按照成本定价,租用三大运营商的基础网络。

否则,在三运营商的基础电信业务之外,存在一个覆盖几亿用户的,不受控制的庞大的基础电信业务服务提供商,恐怕冲突和恶性竞争不可避免。

所以,我们的管理部门到了一个需要正视的时刻,否则会影响到普通用户的电信普遍服务权利和基本的社会公平。

如果腾讯的微信不会到增值业务的起点,继续通过把基础电信业务免费的方式横冲直撞,那么最好把它装进合规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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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 21, 2013

微信恐慌症的背后,是责任与义务的不对等,是通信行业在高利润增长考核压力下行业增长乏力的担忧,而虚拟运营商的蓄势待发,无疑将增加局面的复杂性。

融化的坚冰,OTT与虚拟运营

电信业向民间资本开放已经突破了政策的坚冰,工信部已就有关具体试点方案向三大运营商征求了意见,虚拟运营商诞生已是箭在弦上。

比如,移动通信转售放开后,在移动通信领域将出现虚拟运营商,那些优质客户资源的拥有者以批发价格购买基础通信能力,再以零售价提供给最终用户,因此,虚拟运营商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压缩批发与零售之间的利润空间;同时,虚拟运营商可以利用基础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引导运营商之间恶意压价。这都将导致运营商收入快速下滑,利润下降。

与此同时,对OTT业务的讨论也在业界逐渐展开,Skype、微信等的迅速普及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运营商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冲击。这是因为Skype、微信等即时消息类互联网业务能够提供与基础电信业务相同性质的通信服务,但是这些业务提供商又无需建立任何通信网络,更为关键的是无需承担确保网络安全的国家管制责任。

对此,中国移动总裁李跃近日公开表示:希望腾讯的业务有更多的发展,但是也希望他们的业务能保护现有的总体环境,保护客户依法通信的行为。中国联通总经理陆益民也认为,“微信确实给运营商业务带来了严峻挑战”

从国外的情况看,以韩国为例,韩国的通信管制机构就允许通信运营商面向最终用户对Skype等OTT业务收取额外的功能费用,以应对对传统电信业务的冲击

微信等业务的本质应该如何定性?

对于Skype、微信等业务,笔者认为,只有对其业务属性有了基本的认识和定性,才能建立合规的管制体系。以微信为例,其提供点到点的语音通信服务和多媒体消息服务,尤其是提供基于手机的点到点语音通信服务及多媒体消息服务。尽管其业务通道是基于电信运营商的数据业务通道,但是在业务形态或者服务形态上,是符合电信条例中规定的基础电信业务“移动网络电话和数据业务”定义的。

随着科技进步,我国对于基础电信业务的内涵和本质进行新的阐释,以符合技术进步的趋势和政策管制的需要,这一项重要和基础的工作一直被忽视。这在事实上造成无论是管制部门还是电信运营商,在应对Skype这样的VoIP话音业务时,一直应对乏力,任其发展,成为管制的空白领域。这个局面直到微信出现,不单冲击传统的话音业务,还冲击短信、彩信等基础数据业务,这让运营商意识到了危险所在。

笔者认为,对于基础电信业务的定义,应该对最终用户服务的内容本质上进行界定,而不是与网络通道属性关联。即无论是电路域还是分组域,只要是符合面向各类终端用户提供点到点和点到多点的语音、消息服务,即可认定为基础电信业务。

管制部门要理直气壮地按照有关电信条例的法律要求进行管理,而不能制造政策模糊地带。这显然需要对有关基础电信业务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以避免未来在电信管制方面出现更大的混乱。

虚拟运营商牌照,应对OTT业务的关键

我们知道,类似微信这样的OTT业务与传统电信业务的本质不同在于商业模式不同,OTT业务提供商通过提供免费的基础电信业务快速形成用户规模,依靠注意力经济的特征,通过叠加其他互联网业务获取收入。比如谷歌的Google Voice就是这样的模式。

在这类业务中,不只是电信运营商的电信业务受到冲击,更关键的是电信资费管制部门失去了对基础电信业务的定价管理权。

在一个以法管理的市场,显然,向提供基础电信业务服务的OTT业务提供商发放虚拟运营商牌照,是一个必然的选项。

或许很多人认为发放牌照会对传统电信运营商造成冲击,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OTT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与其放任自流或者强硬封堵,不如用疏的政策,把其纳入合规的管理中。

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避免市场参与主体,比如电信运营商与OTT业务提供商之间产生激烈的市场竞争冲突,从而损害用户的通信服务,也能够从法律上为各方建立一个有规可循的合作基础。

不过,牌照的发放不应只是打破政策的坚冰,允许民间资本经营基础电信业务,在牌照发放过程中,更为关键的是建立新的基础电信业务运营管理和服务体系,比如在资费定价、码号资源分配、客户服务质量管制等方面,恐怕不能为了所谓引入竞争而失去对公平的关注,尤其是关于责任和义务的公平性要求。比如在保护网络运营安全、应急通信服务、免费通信服务等方面的强制管制要求,显然就不应该只是基础电信运营商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虚拟运营商可能受网络基础设施和自身运营条件的限制,并不具备承担义务和责任的实体条件,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建立普遍服务责任交易制度,即虚拟电信运营商通过责任交易,向基础电信运营商交纳一定的费用,而由基础电信运营商代为承担和实施。

普遍服务基金是民间资本虚拟运营商进入电信业的成功关键

如果把基础电信运营商与虚拟运营商的关系比作银行和理财公司的关系,那么,虚拟运营商的出现对于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管道价值最大化具有积极的作用,虚拟电信运营商如果能够具有更灵活的市场运作机制、业务创新机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基础电信运营商在机制方面的不灵活。

但是,银行和理财公司要共同承担金融业务风险,而不能只是由银行承担风险,理财公司享受收益。虚拟运营商与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

建立普遍义务服务基金应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政策选项。

很明显,虚拟运营商并没有参与规模庞大的基础网络建设,也无需承担成本高昂的运营和维护成本。作为轻资产的公司,如果只是通过虚拟运营进入传统运营商高收益的市场,或许公众迟早会发现当基础电信运营商的收入已经不足以支付庞大的网络建设和运维支出时,可能无法享受可靠的网络服务了。

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承担着偏远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普遍通信服务,对于这些区域,虚拟运营商没有服务的兴趣,但其在高收益地区的取脂运营模式将严重损害这些地区享受的普遍通信服务,因为当基础电信运营商出于竞争的本能反应在高收益地区加大投资与虚拟运营商争夺用户时,恐怕很难再有资源去保障农村和偏远不发达地区的普遍通信服务。

发达地区的人们享受了免费的语音服务,但对却那些不发达地区的群体造成了福利损害,这种不公平如果纯粹依靠市场行为改变,几乎没有可能。而如果继续要求基础电信运营商承担普遍服务义务,却可能并不是运营商不愿意,而是没有能力了。

所以,我们需要讨论两种可能:

1)收取普遍服务基金税。如果允许虚拟运营商提供与运营商的语音服务相同的业务,为避免取脂行为,就需要虚拟提供普遍服务。那么介入的方式可以采取对每个使用OTT业务比如微信用户的广告收入抽取普遍服务基金税的方式,将普遍服务基金税转移给不发达地区的基础电信运营商。

2)向OTT业务比如微信用户收取额外语音通话费用。管制机构可借鉴韩国的做法,许可基础电信运营商向Skype用户收取额外费用,允许电信运营商向微信用户收取额外的语音通话费用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其本质是在虚拟运营商与基础电信运营商之间建立一种普遍服务责任交易机制,按照市场化要求,通过责任购买的方式,确保农村和偏远用户享受普遍通信服务的需求不受到影响。

对运营商而言,提高造血能力是关键

运营商自己的造血能力的提升,是应对OTT业务竞争的关键,也是根基。

造血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电信行业管制政策的思路和价值取向上,要在对电信运营商的责任和义务管制上采取放松管制的政策,按照只要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鼓励电信运营商开展业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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