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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经济

新媒体、新经济、大传媒、创意产业
中国传媒资本运营若干问题研究(中)
 (2006-12-01 08:11:31)
三、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难点
   与海外传媒不同,我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传媒资本运营存在着诸多难点:
1.传媒产业政治(社会)属性一直被放在首位,产业性质长期得不到认可,。
在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1947 年揭示了“文化工业论”(Cultural Industry Theory),指出西方的“所有大众传媒均为具有相同的商业目的的和经济逻辑的企业体系”。一些研究者指出, 他们用“文化工业”这一名词, 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 传媒同时具有商业及文化事业的双重性质, 而其本质是商业。在中国,新闻传媒却不具备这种本质,尽管新闻传媒也具有双重属性,这种“双重性质”被表述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 
   在中国,多年来媒体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报纸、电台、电视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和“企业经营”虽然只相差一个字,这其中真实的差别就相当大了。我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仍然是事业单位,只是“企业化经营”,并非市场经济环境下完整意义的企业。对于事业单位,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目前英文译为“Public Service Unit”,即公共服务机构。[2]在我国,主要指由政府拨款维持,由党和政府确定组织及负责人、为党、政府和人民而设的服务性而非盈利性单位。与之对应的是企业单位,是以生产经营为手段、以盈利为目标、必须向政府交纳税收的单位。从其性质和社会功能上说,事业单位是一种非营利机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非营利机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组织。它是介于政府组织、营利机构之间的一切社会组织,专门提供那些不能由企业及政府充分提供的产品或社会服务。
   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喉舌,传媒业政治(社会)属性一直被放在首位,其产业性质长期得不到认可,行业政策性壁垒严密。与此相应,我国传媒业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传媒核心领导不是由发自经济基础的资本权力,而是由来自上层建筑的行政权力来决定的,资本对于核心领导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影响传媒运作的是权力的力量,越是接近于传媒运作的核心部分,其构造的市场化因素就越稀少。
   从经济角度看,资本运营客观要求传媒业必须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完全遵循公司法要求规范运作。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我国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产权都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所有。但各媒体的实际创办者、投资者却是党政部门、群众团体、国有企业等,媒体的主管主办也是这些创办机构,而拥有媒体资产的全体人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来监管全国近1000亿元的媒体资产,也没有对媒体资产的处置权。同时,政府各部门、群众团体、国有企业虽然以投资者主体的身份介入传媒,也只是在政治方向上加强领导和监督,在创办初期给予一定的资金、人员编制等支持,但对媒体资产并没有合法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
   长期以来,中国传媒实行的是多头管理、行业所属、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四级办报台体制。从国家级讲,党的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宣传内容和舆论导向,新闻出版署负责报刊和音像图书的出版管理,广电总局负责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的管理,教育部负责教育电视管理,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负责对外宣传和互联网宣传管理,文化部负责文化艺术娱乐业管理,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负责相关产业的行政管理。省、地、县也大致参照上述模式按行政区划多头管理,并明文或非明文规定不准异地办报办台,广播台不准办电视台,电视台不准办广播台,报纸、通讯社不准办广播台电视台。
   中国传媒的核心领导由行政权力任命,政府通过其主管部门任命报纸、电台、电视台的主要领导,台长、社长或总编辑负责媒介的日常运作,决定新闻媒介的方针,负责财政拨款。报社编辑委员会是报社各项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全面领导和监督报社编辑部门、经营部门和行政后勤部门的工作,总编辑负责召集编委会会议,具体组织实施编委会的决策,主持报社的日常事务。通常,总编辑是由党的各级组织部门委派的,受党委授权管理同级党的机关报的编辑出版业务。[3]
   从内部治理结构看:由于所有者缺位导致的管理不力,以及传媒全民所有、单一产权的制度安排,传媒缺乏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有效的内部监督,内部很难建立起有效的分层治理和分权决策制度。
虽然目前中国传媒业中已有某些领域和环节引入了市场机制,但中国传媒的产业化进程事实上比大多数业内人士所想象的要慢得多,传媒业的发展仍然被列入政府计划,其资本数量的大小取决于政府;许多传媒的所得收益被列为各级政府的预算外资金统一管理,需向主管部门缴纳,传媒的主管部门有权任意调拨传媒的资产,传媒的职工不能成为资本的股东;于是,传媒业的资本结构形成了投资主体单一、筹融资结构单一、资本主体单一的局面,制约了传媒的积极性。
    许多传媒不单是事业法人,有时还是政事合一。某些省的广电局局长,又是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这种体制使电视媒体始终处于资本所有者或其代表的严格行政管理之下,几乎完全无法按照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经营的规范准则开展活动。电视媒体因此丧失了经营自主权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4] 
由于传媒的定位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许多媒体一方面满足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满足经营的需要。两者整体上是统一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者往往存在相当大的矛盾。如有些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往往是上面某些层面的观众都说不错,甚至有可能得个什么奖,但是却始终卖不出好价钱,更甚者则到了亏本的地步。这种节目价值背离,“叫好不叫座”的现象可以说时有发生。
   例如,重庆电视台卫星频道播出的《鸟瞰新重庆》,是主管部门出于宣传本地的考虑,要求重庆电视台拍摄这样的节目来反映重庆直辖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电视台又肩负着宣传的责任,于是就会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投入人力、物力,还有大量资金来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这个投入是树立地方形象的工作,不能带广告及其他营利色彩,所以在资本方面基本是没有回报的。对于电视台来说,它就是任务,只论投入不能论产出。[5]
2.在传媒的资本运营中,资本运营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根据目前的政策规定,行业外资本投资传媒只能获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与收益权,不能获得相应的实际控制权和国家认可的传媒产权,不能拥有传媒的品牌,一旦双方的合作出现问题,投资方就很可能最终一无所获。例如,中信国安公司先后投资了河北省网及武汉、荆州、长沙、岳阳、湘潭、浏阳、合肥、秦皇岛、唐山、沧州、承德、周口、威海、常州、武进、金坛等18个有线电视网项目,为近500万有线电视用户提供服务。但是,“中信国安”作为广电系统外企业,其投资有线网络的合法性存在疑问,这也使得此后“中信国安”在湖南四市的网络收购行动流产。由于得不到政策面和地方广电局的许可和支持,非广电系统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有线电视网络实际上孕育着较大风险。
   受这种政策的限制,许多投资传媒的社会资本都不敢大笔投入,而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影响了传媒投资的力度。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苦于资金缺乏的传媒急需资本投入来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大量的业外资本虽然看好传媒,但由于传媒政策的限制,不敢轻易进来。
四、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可操作性
   为了保证党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国家对传媒在资本运营方面设置了一些政策性障碍。但在严格的政策管制下传媒资本运营仍有文章可作。
   首先,传媒业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新兴产业,从2004-2005年传媒广告行业发展情况看,增长势头非常好。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数据, 2004年我国广告经营额达1238.61亿元。传媒业的强劲增长势头对资本市场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尤其是在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看,更需要传媒概念为市场新的活力。
2002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播与文化产业”确定为上市公司的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一些国内传媒集团在资本运营和股票上市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募集了上亿的资金,大大提高了经济实力。
   其次,宣传和经营两分开改革为资本运营开辟了空间。宣传和经营两分开改革后,经营领域就从事业单位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经营性企业,传媒集团的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中间有了隔离墙,宣传业务能够不受经营业务的影响。如北青传媒成立和重组后,与北京青年报社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实现了严格分开,以确保上市公司的人员、财务独立及资产完整,保证彼此之间的一切行为都能遵循市场规则。同时,以签订协议的方式,北青传媒获得了北京青年报社拥有的《北京青年报》、《今日北京英文周报》、《中学时事报》与《北京少年报》30年的广告版面经营权转让,由北青传媒负责四报的印刷及相关费用,并每年向报社支付四报全年广告收入的16.5%作为广告版面经营权的转让费。[6]
根据当前政策规定,传媒业引入社会资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利用,即让社会资本参与传媒的直接改制或者参股经营性业务剥离出来后组建的公司经营。在现行体制下,社会资本要直接参与传媒业经营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对一些专业类、科技类等国家允许直接改制为企业的传媒投资,但是按国家政策必须由原传媒单位控股。另一种是根据宣传和经营两分开的改制思路,社会资本可以参与传媒剥离出来的经营业务的公司化改造,但根据政策也不能控股。前一种是完全参与,理论上讲可以参与各个环节的业务,只需要遵守有关法律和规定即可。但是第二种就只能参与经营业务,而不能涉足采编业务。直接利用效果明显,但以现在的传媒业的管理体制,加之有社会资本不能参与采编这一核心业务的政策限制,合作前景难以预测。
   传媒业引入社会资本的另一种方式是是间接利用,即传媒单位和社会资本共同成立传媒发展公司,以此为平台参与传媒单位内部的经营性业务剥离改制、整合,还可以参与本单位以外的传媒业投资、整合。[7]
政策的发展常常落后于传媒的发展。当然,就像传媒本身发展一样,政策本身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政策的变化便是媒介发展对政策的反作用。那些能够较好较透彻地分析、把握政策甚至适度超前的投资者已经成功吃到第一杯羹。比如,北大青鸟投资5000万与《人民日报》合办《京华时报》,山东三联集团注资《经济观察报》,上海复星实业牵手《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上的实践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
   当然,传媒资本运营也需要传媒业主管部门从传统思维中解放出来,建立相关法律制度,为传媒业改制以后营造良好的管理、发展秩序打好基础。

(原载《传媒资本运营》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作者谢耘耕现为东方卫视高级编辑,北京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1]石义彬 周劲:《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卷

[2] 胡舒立:《事业单位改革的“破”与“立”》,《财经》2004年第7期。

[3]常永新:《中国传媒集团公司治理模式探析》,引至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

[4] 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传媒资本运营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3月,第233页。

[5]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传媒资本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3月版,第233页。

[6]张延平:《中国电视传媒传媒资本运营 》,引至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CJR)

[7]李韵奕:《资本多元化与传媒业观念和体制创新》,《新闻界》2004年·第5

发表于 @ 2008年08月08日 6:39 PM | 评论 (0)

中国传媒资本运营若干问题研究(下) (2006-12-01 08:09:13)
  五、传媒上市融资
   在国内传媒业发生深刻变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争取上市,是传媒运营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我国传媒上市方式有三种:子公司直接上市、子公司买壳与借壳上市、分拆上市等。
1、子公司直接上市
   传媒将优质的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加以整合重组,注册成立隶属于新闻传媒管理部门或新闻传媒的由国有资产控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份制的子公司,然后申请成为上市公司,公开募集资金。如1994年上市的东方明珠、1997年上市的中视股份和1999年上市的电广传媒以及2005年12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此种方式。
   组建独立股份制公司上市,按照《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从完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上报审批,到发行股票最终上市,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很长的周期。虽然相对投资少,风险小,融资量大,但是耗时费力,难度很大。首次公开发行还得通过证监会严格的审批。直到现在,A股还有很多的企业在排队,所以等的时间比较长。具体有多长,假设今年9月份开始改制,12月份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到第二年12月份,有一年的辅导期。要到2005年12月之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审核期6个月,2006年6月份审核合格,排队6个月,2006年12月份能上市是最顺利的,但一般都没有这么顺利,拖一拖也就到2007年,甚至更长也是可能的。
2.子公司买壳与借壳上市
   传媒产业是特殊行业,往往涉及意识形态,担负很多社会责任,因而国家政策限制较多,与其他产业的企业相比,其上市也更为复杂和困难。因此,目前在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传媒产业并不多,只有十几家,而且多数还是通过收购上市公司“买壳”上市,或是通过投资、收购相关资产转入来达到目的。
所谓买壳上市,是指一些非上市公司通过收购债权、控股、直接出资、购买股票等手段取得一些业绩较差、筹资能力弱化的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经营权及上市地位,剥离被购公司资产,注入自己的资产,从而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借壳上市,是指已上市传媒企业的母公司(集团公司)通过将主要资产注入到上市的传媒企业中,来实现母公司的上市。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一种对上市公司“壳”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活动,都是为了实现间接上市。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买壳上市的传媒企业首先需要获得对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而借壳上市的传媒企业已经拥有了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也就是说,未上市的传媒公司首先是买壳,然后才能借壳,买壳是借壳的前提。
    与一般企业相比,上市公司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在证券市场上大规模筹集资金,以此促进公司规模的快速增长。在我国证券市场,许多上市公司由于不善于经营管理,业绩表现不尽如人意,丧失了在证券市场上进一步筹集资金的能力,形成“壳公司”。所谓“壳”就是指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而传媒业一些颇具实力的实体却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上市。如果传媒公司用自己的实力通过买壳与借壳上市,既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又可以改变“壳公司”的困境,注入新的活力,还可以进行资产重组。
   1999年6月,由《成都商报》绝对控股的子公司成都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上市公司四川电器2000万股国有股,一举成为四川电器的第一大股东,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65%,在传媒业和证券界引起轰动。博瑞还把成都商报发行投递公司  93%的股权转让给四川电器,因此,有人称四川电器为“报业第一股”。
   2000年3月,四川电器更名为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也改为“博瑞传播”。公司将逐步介入传播业,涉足广告、印务、出版发行、信息网络、电子商务等领域2000年8月,博瑞传播以51%股与《四川广播电视报》合作组建四川博瑞广播电视传播有限公司,共同经营《四川广播电视报》的广告、发行及相关经营性业务。2000年9月,博瑞传播通过增资扩股,成为成都博瑞印务有限公司和成都博瑞广告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分别拥有这两家公司59%和41%的股权。
    一般来说,买壳上市是企业在直接上市无望下的无奈选择。买壳有两大后遗症:一是壳资源本身的资产处置和人员安排可能将耗费大量的精力,付出大量的成本;二是壳资源不干净,一般都有大量的负债。除此而外,买了壳以后,要经过一年的辅导,才能提出申请。从时间来算,借壳上市跟改制上市差不多。如果中国证监会对于“壳”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关联交易不认可,买了壳还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融不了资。如果买壳上市失败,企业的前期投入不但成了流水,还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要想甩掉包袱,还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可谓进退维艰。
    2002年,中国证监会将“传播与文化产业”确定为上市公司的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但我国近几年来只有少数传媒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而且现有传媒类上市公司的业务与传媒的主要(经营性)业务关联度并不高。国内所谓的“传媒概念股”都离传媒的本质核心业务差之千里。“诚成文化”的核心资产最初是印刷厂,之所以跟传媒概念挂上了,就因为它可以印刷报纸、杂志,“东方明珠”的主要资产是旅游观光和信息传输。“中视传媒”也是无锡影视城,“赛迪传媒”主要是影视制作和信息咨询, “歌华有线”和“中信国安”、“聚友网络”等都是以网络工程为主……
我认为,随着传媒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今后传媒企业进入融资市场,政府将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直接上市的门槛会相应降低,能够争取直接上市的传媒业应尽量争取直接上市。
六、规模经济与经济规模
   规模经济是指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规模经济是说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即生产规模扩大对产量或收益的影响。经济规模仅仅是一个总量概念,并不涉及成本收益分析。成本低、收益递增的经济规模才可以称之为规模经济。经济规模的扩大可能是规模经济,也可能不是规模经济。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欧洲各国纷纷修改传媒法和电信法,推动电信产业和传媒产业的重组和融合,掀起了又一次的全球范围内的传媒并购浪潮。
   与西方传媒的大规模并购相对应,中国的国有传媒是用集团化的方法,来实现传媒规模发展。1996年以来,中国的传媒业出现了一股集团化的热潮。以报业集团为先导,从中央到地方又相继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传媒集团。
1996年1月15日,中宣部批准《广州日报》挂牌作为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试点,从而拉开了传媒集团化的序幕。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是当代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那以后,各地陆续组建了一批报业集团。目前,包括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内,全国已获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的报业集团已达39个。经过十年的发展,报业集团的建设取得了非常可喜的阶段性成果。各集团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有显著提升。报业集团已成为我国报纸出版的主导力量。[1]
   中国第一家省级的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于2000年12月底在湖南宣告成立。此后,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的广电业相继重组,全国广电集团达到数十个。其中,规模最大的是2001年12月6日成立的中国广播电视集团。
   从我国现有的传媒集团来看,中国的传媒集团似乎发展迅速,家族兴旺。但与西方媒介集团化完全是基于市场规律作用不同,中国的传媒集团,是在强有力的行政力量的干预下,在高度保护的垄断环境之中,扛起集团化的大旗。从已成立的传媒集团来看,集团化是一种高层次的政府决策行为。 [2]
   在建设媒体集团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情况。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建设媒体集团要具备一些条件,而且提出了量化的指标,比如建立报业集团必须有五家以上的子报子刊等。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在许多地方便出现了以本地传统上最具实力的党报为核心的报纸兼并的热潮,将一些经营状况不好甚至经营不下去的报纸拉入了党报的建制之中,强行为组建报业集团创造条件。其结果是,从数目上看,组建报业集团的条件是够了,而实质上进入所谓报业集团的这些子报子刊并没有几个能为报业集团的发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有的成了母报的包袱。
   许多地区的传媒集团虽然挂牌成立,但体制、机制和过去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变化,集团仅是单个媒体的叠加、合并,只呈现“物理反应”而没能产生“化学反应”,因此各报刊依然自成体系,各自为政,资源不能合理利用,甚至内耗严重,有的传媒集团与子公司的责权利不清晰,把效益好和差的报纸员工的工资待遇一加一除以二予以持平。许多集团出现了大报养小报,小报养大报,儿子养老子,老子养儿子,兄弟互养的情况,大有吃“大锅饭”之嫌,一些集团内部子媒体子公司之间甚至连过年过节的物质都要互相攀比。导致报社成立集团后收入不增,而成本成倍的上升。
   正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所说,“这次集团化战略改革没有解决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结果大多数都成了行政捏合的公司,翻牌公司,本质没有什么变化,不适应当前市场竞争的需要。”[3] 
我国的许多传媒集团是在计划经济和行政权力保护下形成的规模较大的经济,不是真正意义的规模经济。
近几年,在全球传媒掀起一次又一次并购浪潮的同时,许多传媒集团也悄然兴起一股“瘦身”热。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剥离、分立和出售并非像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公司经营失败的标志,而是公司发展的一项合理的战略选择。这些公司要么出售其下属公司的股份,要么剥离出优良资产组成独立的上市公司,要么干脆处理掉一些非核心资产。
   维亚康姆雷石东曾是“大即是美”协同效应的拥护者,他认为,公司规模变大确实比规模小要好,因为这样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促进同一内容在集团内部多种媒体之间的传播,是雷石东设计媒体帝国时最重要的理论支点。然而实践中,内容在集团内部的跨媒体流动并不流畅。2006年1月,维亚康姆集团不得不被拆分为CBS和维亚康姆二家上市公司。CBS包括CBS电视网络、UPN、CBS Radio、Viacom Outdoor、维亚康姆电视台集团、派拉蒙电视、King World、Simon & Schuster、Showtime、派拉蒙主题公园;新的维亚康姆公司包括MTV网络、BET、派拉蒙电影、派拉蒙家庭娱乐、Famous Music。
  有扩张必然有紧缩。我国传媒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应根据市场情况对旗下的产业作一些梳理。对不具备竞争优势,资产盈利能力低下的该出售的就出售,该剥离的就剥离,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主动,使企业轻装上阵,将主要精力和资源集中用于发展核心技术,减少风险,及早实现产业战略转型,提高自己的运行效率和经济资源的组合质量。著名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要求其每一个战略事业部都要成为其所在行业中第一或第二名,否则就将其卖掉。这一举措使得GE在其从事的每一行业中都处于领导地位,公司的领导人韦尔奇也被推祟为全世界最成功的企业家。

  “21世纪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会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种全新的竞争格局已经出现,互相竞争的将是全球(跨国)公司。”[4]我国的传媒产业及其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大做强,这就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制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5]同样,要让中国的媒体单位等待自身积累增长建立起像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维亚康姆这样的国际传媒集团,几乎是天方夜谭。我们除了继续自力更生,加速积累,争取政府支持,税收优惠外,还必须改革传媒投融资体制,实行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加速实现资本扩张和产业规模的扩张。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未来的中国传媒行业中的强者必然属于善于巧借资本之力者。

(原载《传媒资本运营》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作者谢耘耕现为东方卫视高级编辑,北京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1]闵大洪:《中国报业集团十年探索奋进 发展进入关键期》,《中国报业》2006

[2]张昆、龚怡:媒介集团化的中西比较》,http://journal.whu.edu.cn/research/read_research.php?id=333

[3] 殷逸健:《传媒暴利逐步消失----中视传媒亏损》,《新闻记者》2002年,第10期。

[4]杨伯溆:《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8页。

发表于 @ 2008年08月08日 6:39 PM | 评论 (0)

中国传媒资本运营若干问题研究(上)

    摘要:所谓传媒资本运营,就是将传媒所拥有的可经营性资产,包括和新闻业有关的广告、发行、印刷、信息、出版等产业,也包括传媒所经营的其他产业部分,都可视为有经营价值的资本,通过价值成本的流动、兼并、重组、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租赁等途径进行运作,优化传媒资源配置,扩张传媒资本规模,进行有效经营,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值目标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 通过资本运作扩张规模、整合资源,是我国传媒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在西方巨型传媒集团觊觎我国传媒市场、国内传媒业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全文共9100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发表于 @ 2008年08月08日 6:37 PM | 评论 (0)

传媒集团资本运营的战略思考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传媒管制的解除已成为世界性潮流,传媒管制的解除为传媒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传媒业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产业。据统计,2002年全球媒体与娱乐业市场总规模达到10889亿美元,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传媒业的产值已达到GDP的5%。一批规模上百亿美元的跨国传媒集团迅速形成,在全球500强中传媒集团已接近10家。国外传媒集团迅速扩张的重要途径就是资本运营,当今国际巨型传媒集团无不把资本运营作为其重要的发展战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从1948年起步,到1953年的5年时间,资产从一千万美金增加到十亿美金,增长了一百倍,其诀窍就是资产上市。以后新闻集团进入了长期资本运营阶段,资产增加到几百亿美元,成为当今国际传媒巨头。近年来,国际传媒集团通过资本运营实现兼并重组之风愈演愈烈。1995年美国时代-华纳以75亿美元兼并了CNN所属的特纳广播公司,迪斯尼公司以190亿美元兼并ABC。1999年维亚康姆公司出资350亿美元兼并CBS,2000年美国在线以1620亿美元并购时代—华纳公司,等等。     (全文共7322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发表于 @ 2008年08月08日 6:34 PM | 评论 (0)

正确对待媒体的“资本运营”
  
作者:     摘自: 中华新闻报

 

  目前,有一种声音在中国传媒业越喊越响,那就是对资本运营的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

  资本运营这一经济手段对媒体的超常规发展可以起到以下积极作用:第一,盘活新闻媒体的可经营性资产,激活新闻媒体的无形资产,发挥新闻媒体的品牌优势,使媒体整体资产增值;第二,在短时间内迅速筹集到产业发展所急需的大量资金,实现从“算术极”增长到“几何级”增长的跨越,使媒体能够以少量的国有资产控制大量的社会资金,用于媒体迅速的发展,壮大媒体的经济实力。例如,《成都商报》用下属博瑞公司成功“借壳上市”,控股四川电器,1999年“博瑞传播”每股平均收益比沪深两市平均水平高出42%左右。2002年,博瑞传播通过增资扩股,印务、广告、投放三家经营实体的资产值的合计增至2.48亿元人民币。控制一家上市公司,报业资产增值4倍,这就是博瑞向世人展现的一个传奇;第三,提高媒体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有助于克服媒体产业结构单一、经营空间狭小、经济来源过于集中的缺陷;第四,促进媒体内部运行机制的改革,加强企业化管理,实行集约化经营,从而建立起完善的监督机制、财务机制,促进新闻媒体真正实现采编与经营的独立与分割。

  的确,资本运营是当今传媒业获得成功的一条捷径。但是,资本运营并不是一“运”就灵、一“上市”就能“圈钱”。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和辨证地认识资本运营之于中国传媒业的意义,冷静而平和地处理传媒业和资本运营的关系。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资本运营和任何一种经营手段一样,在理论上都存在着一定风险。在运营不善或监管不当的情况下,都存在经营亏损、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如当年《南方日报》就因大量投资毫不熟悉的产业和地区而遭遇重创。

  其次,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媒体作为党和国家的舆论宣传阵地,首先应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所以,无论是媒体参股上市公司还是上市公司投资媒体,都必须维护媒体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宗旨不变,必须严格维护新闻本身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必须把媒体的编辑权和经营权完全分开。

  最后,从我国媒介现有的合作经营、子公司直接上市、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等几种主要的资本运营方式来看,其各自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在合作经营的过程中,媒体的主动权、主导权和控制权有时受制于人,而且很容易使国家的舆论阵地变成社会企业公司追逐商业利润的市场,削弱或动摇党对舆论阵地的控制权和导向权。这类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和严格规范。

  其次,子公司直接上市的弊端是,从完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上报审批,到发行股票最终上市,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虽然风险小,但是耗时费力,难度很大。

  再次,子公司控股上市是进入证券市场的捷径,运行时间短,但是比子公司直接上市的风险大。它不仅要求新闻媒体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有专业的经营人才,还要选好上市公司,并得到原控股方的支持,否则将很容易出现股权纠纷。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传媒业产业化运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媒体纷纷开始走上“上市”之路,媒体经营性资产也竞相上市,对资本市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事实证明,“上市”之路也并非一马平川。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传媒类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经济指标较2000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与沪深股市同期各项指标相比也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与2001年相似,2002年除博瑞传播、歌华有线和东方明珠继续保持了稳定增长外,其余传媒公司的整体业绩出现了下滑,与传媒行业作为朝阳行业的良好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发表于 @ 2008年08月08日 6:32 PM | 评论 (0)

传媒资本运营是传媒竞争不断加剧的必然选择
2007-11-22 22:35
    传媒行业是一个具有较高的资本门槛和规模效应的行业,从国内外经验来看,传媒发展已普遍趋向于大资本、大融合的跨传媒集团模式。中国的传媒产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传媒产业相比较,虽然发展速度很快,“规模”也很大,但与国外发达的传媒业相比,实力差距还很悬殊。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82座,电视台314座,教育台60个。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470万,30个城市开展有线数字电视业务,用户122万。年末综合人口覆盖率广播为94.1%,电视为95.3%。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2004年全国新闻出版业统计资料,2004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490种,报纸1922种。无论依哪种数据计算,中国传媒业的数量都是世界第一。我国几千家报刊、电台、电视台分属成百上千个不同的单位,亏损十分普遍,而美国1500多家报纸由20家大公司所有,绝大部分杂志仅仅属于6家公司。美国最大的传媒公司的收入300多亿美元,中国最大的CCTV是75亿元,不到10亿美元,相差35倍以上。美国最大的杂志公司,比如时代华纳,杂志的收入是39亿美元,中国收入最大的《时尚》杂志可能2—3亿人民币,相差15倍[1]

   中国已经加入WTO,“入世”后的各种协定对新闻传播业有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虽然现在外资只获准进行国内传媒业一些边缘业务,但其利用资本优势逐渐布点,从传媒业的下游影响上游并迂回进入核心业务的态势正在显现出来。我国传媒要完成占领受众市场与舆论阵地这项伟大任务,就必须在激烈的传媒竞争中站住脚跟。

   “21世纪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会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种全新的竞争格局已经出现,互相竞争的将是全球(跨国)公司。”[2]我国的传媒业要在短时间内做大做强,就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目前,省级以上新闻传媒大多已停止财政拨款,实行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单凭自身积累增长是不可能完成做大做强任务,建立起像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维亚康姆这样的国际传媒集团。唯一可行的就是走资本经营的道路,与取之不尽的社会资本市场建立正常而广泛的联系。近几年陆续在国内的A股市场上市的中视股份、电广传媒、博瑞传媒、赛迪传媒等上市公司,取得了资本市场融资渠道,通过配股增发,直接获得新增股本金,为传媒扩张、项目投资提供资金保障。

   因此,我们除了继续自力更生,加速积累,争取政府支持,税收优惠外,还必须改革传媒投融资体制,实行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加速实现资本扩张和产业规模的扩张。




[1] 《中国传媒业产业整合》,易凯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冉在“2005中国传媒投资年会”上的发言。

[2]杨伯溆:《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发表于 @ 2008年08月08日 6:24 PM | 评论 (0)

2007年上半年全国各城市都市报销量排行榜

    摘要:数据说明:本次调查数据根据世纪华文2007年3月、5月调研结果产生,全国共调查城市36个,本次发布26个主要城市的都市报数据,具体数据咨询请联系世纪华文:010-63966575。     (全文共324119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发表于 @ 2008年07月15日 11:28 AM | 评论 (1)

刘兴亮:分众传媒的新媒体帝国战略

    摘要:刘兴亮:分众传媒的新媒体帝国战略 刘兴亮 | IT评论 | 出处:原创-IT| 2007年03月02日    (全文共3006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发表于 @ 2007年03月03日 12:31 PM | 评论 (0)

重庆经济报为什么要死?

金令/文
  
  2005年11月29日。也就是重庆歌乐山革命烈士“11.27”遇难纪念日之后的第三天,重庆媒体风传《重庆经济报》停刊的消息。

  其实,这对于重庆报业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来说,早已司空见怪。在1999年“两办”30号文件执行过程中,划转到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后的报纸纷纷停刊改报名,如《西南工商报》更名为《消费导报》,《人民卫生报》更名为《健康人报》,《西南经济日报》更名为《新女报》。

  如果说划转过程中,老报纸的停刊、新报纸的诞生多少有些政策性的强制因素,那么在市场竞争中报纸的生生死死多少看出了决策者的无奈。

  《消费导报》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领导下不但没保住原《西南工商报》的优势,而且也没有在市场上有所建树,挣扎两三年之后又改为《时代信报》,把主办单位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缩小为《重庆日报》。

  与此同时,《体育报》划转到重庆日报报业集团2年之后改为《都市热报》,主办单位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缩小为《重庆晚报》;《健康人报》划转到重庆日报报业集团3年之后主办单位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缩小为《重庆晨报》。

  其实,《重庆经济报》在划转之前曾经红火过一阵子。那时候的办公地点在南坪五小区,《重庆经济报》由《重庆工业报》(原《中外企业报》)改名创刊之后,走都市报的路子和低价销售的策略,赢得了不少大众读者的认同,让重庆日报社属下三报吃惊不小,三家报纸也联手打压过《重庆经济报》,就像今天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打压《重庆时报》一样。不过,随着划转工作的落实,这种打压便很快解除了。否则,《重庆经济报》要么早就死了,要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发达得如今天的《重庆商报》。

  《重庆商报》何尝未受重庆日报社三报的打压之苦?只不过,那时重庆报业竞争还不激烈,加之当时的打压力度不大,《重庆商报》忍性好,最后挺过来了。

  重庆日报社原本是想把《重庆商报》纳入麾下的,可《重庆商报》就是不愿意,当然有关部门也不赞同。把《重庆经济报》由中共重庆市委原工交工委划转到重庆日报社,主要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因为重庆日报社需要一张报纸来对抗自己的竞争对手《重庆商报》。从报名来说,只有《重庆经济报》堪当此任。

  可以说,从理论上讲,重庆日报社的这种战略是完全没问题的,但实际运作中却出现了问题。随着重庆日报社升格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决策者的管理水平并没有随之升级,缺乏对重庆报业市场的认真分析,也缺乏对集团各报刊结构和定位的深入调整。

  重庆报纸划转工作完成之后,不仅《重庆商报》不务正业在商不言商,就是《重庆经济报》也在经济不谈经济。如果说《重庆商报》为了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竞争走都市报的路子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让《重庆经济报》继续走都市报的路子就是决策者的失误。

  事实上,重庆媒体在经济新闻这块一直是个弱项,大家都不屑于做,就给白白的浪费了。《重庆经济报》不但没有也无能对抗《重庆商报》,反而与同一集团的《重庆晚报》和《重庆晨报》抢饭吃。加上《重庆青年报》和《重庆时报》都是走都市报之路,在六家媒体的蛋糕分割中,《重庆经济报》胜算几何是不言而喻的。

  自划转重庆日报报业集团5年来,重庆经济报给集团的唯一贡献就是几千万的欠款。实际上,《重庆经济报》亏损早已十分严重。那么,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为什么要让这家亏损严重而且看不到赢利前景的报纸继续出刊呢?

  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保留这样一个报名和刊号,为未来的财经类报纸竞争留一步棋。至于财经类报纸的竞争何时到来,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换言之,加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无异于给《重庆经济报》判了无期徒刑。而随着《重庆商报》2005年加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经济报》的无期徒刑才改为死刑的。

  说《重庆商报》加速了《重庆经济报》的死亡,这一点不过分。《重庆商报》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竞争对手变为盟友,自然就使《重庆经济报》之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价值也不复存在。既然没有价值,不死还能怎么的?

  实质上,《重庆商报》既帮了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又救了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说“帮”,是因为随着《重庆商报》的加盟,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垄断地位进一步稳固,在重庆报业市场的竞争中更有发言权。说“救”,是因为《重庆商报》帮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解决了《重庆经济报》这块包袱。

  想想看,要是《重庆商报》八辈子也不加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经济报》不知要办到何年何月,亏到何年何月?到哪天亏不起的时候,还不是你集团的债务?

  看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还真得好好感谢人家《重庆商报》。

  接下来的事情是,《重庆商报》毫无疑问得调整定位,变综合性都市报的路子为综合性财经报的路子。

  那么《重庆经济报》呢?这个刊号办什么报纸?上百号人怎么解决?对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决策者来说,收拾这个烂摊子远远比处理《重庆商报》的问题难得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办一家日报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日报怎么定位也是个问题。那么,只有办周刊。

  办什么样的周刊呢?

  新闻类周刊有《时代信报》,时尚生活服务类有《新女报》《都市热报》《渝州服务导报》《健康人报》,看来,办财经类周刊的可能性比较大。

  周刊由谁来办呢?

  根据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以前的处理方式,周刊多由一张日报来办,如《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都有了周刊,就剩下《重庆商报》,虽然商报目前有《渝州服务导报》,但若真是财经周刊,也只有商报最合适啊。

  我们期待《重庆商报》能够走好运,也期待《重庆经济报》下辈子过得好,更期待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能够给重庆报业带来更多的精彩。

发表于 @ 2006年01月11日 5:07 PM | 评论 (0)

重庆经济报之死的财务技术分析
 从2003年6月6日《福建经济报》休刊到《重庆经济报》2005年12月1日休刊,全国的省级经济报大多休刊了。他们为什么死?他们该不该死?他们怎么死的?

曾经在没有外来资金投入的重庆经济报于2005年11月30日宣布休刊,原有订户转送重庆晨报。

经济报死了,我曾经在该报供职6年,有很多同事和朋友被坍塌的重庆经济报砸伤身心,但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还只沉浸在该报的突然死亡带来的悲痛或迷茫中,没有更多的人来得及去思考曾经在重庆报业市场中拥有一定地位的重庆经济报死亡的原因,探询更深层次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我在半年多前就离开了经济报,所以这个时候才可能有心思来把它当作一个普通死亡案例来进行研究或剖析。

但是,目前我依旧忌讳过多提及有关经济报的问题,因为害怕因此被人视做是对某些人的心理报复,尽管从不这么小气,不过因担心可能涉及的各方有不利影响,所以本次仅从一个财务角度来解析经济报的死亡机理。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之所以要下定决心来关闭重庆经济报,其原因是因为该报亏损额达到4000多万,另一说法为接近5000万元,且没有出现转机,反而加速亏损,这个时候,换了谁都会做出果断决策。

回顾一下其财务状况。

一、起步初期的4年财务显示是该报的经济状况基本合理的

我手里的重庆经济报2001年(该报表的封面页未注明“企业主管单位”)至2003年的财务报表显示,2001年,固定资产合计年初99.54万元,年末(准确表述应为“期末数”)104.79万元,资产总计年初337.33万元,年末209.04万元,但是其“未分配利润”为年初-383.74万元,年末-929.67万元。(抱歉,这里不能做成直观的图表,不然在西祠上发不出来)

2001年的营业收入累计为1815.66万元,但是营业成本为2098.08万元,当年净利润为-545.69万元。

解读一下,便于大家阅读,2001年,重庆经济报的广告和发行收入之和(主要指这两类)为1815.66万元,但是营业成本(我估计为印刷费的入账科目)为2098.08万元,另有管理费用(我估计为员工工资等支出的入账科目)157.14万元,当年报表亏损额为545.69万元。

重庆经济报于1998年创办,当时泰达集团号称投资1000万元(也许是2000万元,我记不清了),但是实际投资没有这么多,后来打官司扯皮说的好象投了300万元。但是后来经济报闹“政**变,”管理层中的一部分在江北区悄悄弄了一套报社场所及电脑等系统,靠找一个私人老板借了300万元(我记性不好,时间忘了,也忘了该老板的名儿了,也有说100万元的,金额也待确认),后来该老板退出。

从这些资料分析,可以确认,1、重庆经济报的初始投入资金约为300万元;2、经济报在主办单位变更的动荡中,实际投入也在300万元以内;3、该报固定资产在100万元以内;4、经济报在运行4年后,年收入已经接近2000万元,亏损额为500多万元,从财务角度看,其起步初期的4年(1998、1999、2000、2001年)的财务显示是该报的经济状况基本合理的。

这里没有进行同比,好象该年度重庆市报纸最好的收入也在6000万元左右。

二、迟滞不前的另3年

重庆经济报2002年的会计报表显示,2002年,该报固定资产合计年初104.79万元,年末89.98万元,资产总计年初209.04万元,年末330.96万元,但是其“未分配利润”为年初-929.67万元,年末-1847.01万元。

2002年的营业收入累计为1812.93万元,商品销售成本为1499.45万元,经营费用为935.17万元,但是当年净利润为─917.34万元。该年未分配利润为-1847.01万元。

解读一下,该年度重庆经济报的广告和发行收入之和(主要指这两类)为1812.93万元,但是商品销售成本(我估计为该年度的印刷费的入账科目)为1499.45万元,经营费用为935.17万元无法判断其构成,但是该费用明显过高,当年报表亏损额为─917.34万元。

与2001年对比,就会发现,2002年重庆经济报的经营收入没有增加,反而下滑2.73万元,但是,2002年的亏损增加至近千万元,亏损比2001年增加371.65万元,增幅为68%。

也就是说,2002年经济报的收入基本不变但是亏损面扩大。其亏损额占总收入的50%,总收入的一半亏进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该年的会计报表封面页上显示,其“企业主管单位”显示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表明该年度重庆经济报已经划归报业集团,但是该报表不能显示这是否划归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第一年。

重庆经济报2002年财务报表还显示,该年度固定资产未增加(实际还有一定折旧减值),也未有投资款进入显示。

2003年,重庆经济报的会计报表显示,该报固定资产合计年末137.49万元,资产总计年末458.57万元,但是其“未分配利润”为年末-2585.33万元。

2003年的营业收入累计为2239.69万元,商品销售成本为1725.59万元,经营费用为900.91万元,当年净利润为─738.31万元。

解读一下,该年度重庆经济报的广告和发行收入之和(主要指这两类)为2239.69万元,但是商品销售成本(我估计为该年度的印刷费的入账科目)为1725.59万元,当年报表亏损额为─738.31万元。

与2002年对比,重庆经济报2003年的收入略有回升,创下历史新高,年度亏损额也有所减少,但是其印刷费用增加226.14万元。但是截止该年度,重庆经济报的累计亏损已经为2585.33万元。

2003年重庆经济报的财务报表依旧没有显示有新增投资进入的科目或记载。

2004年的财务报表我没拿到,无法做出评判,不过据称广告收入好象为1700万元,发行收入为900万元,总收入2600万元,但是印刷费用支出不详,因此亏损情况也无法判断。

但是,按照前两年的亏损速率判断,其年度亏损应在500万元至900万元之间。则该年度重庆经济报的累计亏损为3000-3200万元之间。

三、累计亏损额可能为4000-4700万元

05年的财务情况不详。

但是,因为进入厚报时代,加上几次改版加厚,重庆经济报的月印刷费用支出大致在180-220万元之间。

但是,据经营线的人称,其6月份的实际回款仅为80万元左右,财务状况严重恶化,按照这个速度亏下去,该报的年度亏损将在1500万元左右,是此前几年的年度亏损额的2-3倍,同时,原重庆日报高层想借更换总编辑来改变经济报缓慢亏损的希望破灭,反而出现了加速亏损的结果。

个人测算,重庆经济报至关闭之日的累计亏损额可能为4000-4700万元左右。

此笔累计亏损额未计算与渝海公司冲抵房产的未来广告费(远期收入)。

四、总结及问题探讨

1、记账方法有重大漏洞

我获得的3年的财务报表显示,重庆经济报的固定资产一直不高,多年为100万元左右,总资产也增加缓慢。但是其无形资产项目为空白。

众所周知,企业的资产由有型的固定资产和无形的商标、商誉、特许经营权证等构成,报业经营属于特种行业,其刊号及报业经营许可证是最大的一笔资产,这些资产不进入财务报表,导致报业一直以高负债比率进行经营。

在此记账方法下,重庆经济报的负债比率(债务/总资产)从2001年的450%一直攀升到2003年的负债1300%,至关闭之日则负债率大致为1000%。

我获得的信息是,重庆经济报好象在1999年有过一次评估,该报的“重庆经济报”这一报名的评估值为7000万元。如果再加评估,其价值估计应在2-3亿元左右。

天!!!

如果此前提为真,即使按照1999年的评估值计算,那么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是把一家负债只有57%的报社给关了。如果重新评估入账,则负债比率将狂降至超合理区间。通常,企业负债在60%以内为合理负债。

哎,此举令人深思。

我希望市内的其它报纸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将巨大的无形计入资产,这是改变财务报表巨难看的一种合理操作。

如果现行的会计管理体系要求报业不能将其无形资产计入资产,那也很容易合理绕过,具体方法恕不公开,直接问我吧,嘿嘿,收费项目,可以全过程合法操作完。

2、没有一分钱银行借款

尽管报业经营有非常大的现金流,但是该报居然在7年时间内,一直没有使用廉价的金融资源银行贷款,令人难以想象。

我想这固然有技术原因,但是更大的问题在非技术层面上。

3、有关经营系统本身的漏洞无法从财务报表上显示出来

这个问题不多说,因为涉及到人的问题。

眼睛的黑夜 发表于:2005-12-2 3:22:06

发表于 @ 2006年01月11日 5:05 PM |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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