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abbs上面的两个文章：
金华建筑艺术公园：全球建筑大师汇聚打造个性化小型公建
HERZOG & DE MEURON的立体雕刻@金华建筑艺术公园 （多图）
金华建筑艺术公园这个项目由艾未未主持，在一个狭长地形的沿江公园，请17位（组）建筑师设计17个小型公共建筑，包括展览馆、茶室、厕所等，所有的方案都已经出台确定，正在紧张的施工之中。方案整体质量很高。
看到17个方案后，我同事的提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国外建筑师的作品都形体特殊、有趣，而中国建筑师的作品千篇一律是方块形体？对此艾未未的回答是，我们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大意如下：对于国外建筑师他们在形体上的突破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或者自觉，所以当有此类机会时，必然会寻求形态上的创新，相比，他们的作品与环境的关系也会更好。而中国建筑师还处于“温饱”阶段。他用了一个比喻，一个是结婚三四年的少妇，一个是初恋的羞涩女孩……这个答案有些语焉不详，但是简而言之，可以承认有“差别”，但不应该说是“差距”。
其实对于我而言，上面那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它描述了一个很好的景况和一个重要的区别，而且似乎也存在“高下”的一个判断。唯一的危险是，它简单地将问题变成了“中外对比”，17个方案变成了2组，“多样”一下消失了。
如果沿着“中外”对比的思路继续下去，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对“文脉”的态度和解决方法。在浙江金华处理这样的小型公建，“文脉”是无法回避的。国外建筑师较多地选择了回应环境，于是，形体的多样性也就出现了——这个多样是对环境问题（任何环境都是复杂的）进行多元解答，而自然界中罕见标准的方块形体。但是，国内建筑师在回答“文脉”问题的时候，去寻找历史的、文化的答案，所以“方块”成了一种自觉选择，对于他们而言，需要在方块的变化中去解决文脉。比如，王澍选择“砚台”与制陶工艺，比如张永和选择“坊”、“巷”、“里”，还有丁乙的“回”字。不知道“文脉”是否是对我同事问题的答案，因为面对自然或者面对历史文化时，形体就变成了一种自觉选择。
“中外”这种二分法总是概括的局限的，在国外建筑师里也有探讨中国传统的，中国建筑师里也有回应自然的——比如刘家琨的方案。
Trackback: http://tb.donews.net/TrackBack.aspx?PostId=100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