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1月12日

斯蒂格利茨:失败的官员和成功的学者

joseph stiglitz: genius and mavrick

文/张明

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正式称谓是“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Senior Vice-President,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Chief Economist),其职责为:“通过为世界银行和发展团体提供知识上的领导力和分析支持以增进对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的理解……提升世界银行服务的有效性,满足受惠国与世界发展团体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世界银行的历任首席经济学家及任期分别为:


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1982 – 1986

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1988 – 1990

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1991 – 1993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1997 – 2000

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Sir Nicolas Stern),2000 – 2003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2003至今


世界银行同它的姊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荟萃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出色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以至有玩笑称,世界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制造”各种研究报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经济学界,尤其是发展经济学领域享有崇高地位,能够出任此职的,自然要有相当学术造诣。在世界银行的历任首席经济学家中,迄今为止最有建树的当属萨莫斯和斯蒂格里茨两位博士。二人早年都是令学界瞩目的新锐学者。斯蒂格里茨曾受业于现代经济学的大宗师萨缪尔森,而萨莫斯则是萨缪尔森的嫡亲犹子(为规避反犹主义,将姓氏从带有显著犹太裔特征的萨缪尔森Samuelson改为萨莫斯Summers。萨莫斯的的舅父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斯蒂格利茨27岁即在耶鲁大学获得终身教职,而萨莫斯则在28岁时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职获得者之一。两人都曾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美国经济学界最有名望的奖项之一,其中萨莫斯还于1987年获得美国科学基金会沃特曼奖(Alan T Waterman Award,每年由美国会颁发,奖励杰出的青年科学家),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社会科学家。但二人在离开世行后的事业发展却全然不同:萨莫斯步入政界,官至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离开政界后,又出任哈佛大学校长至今。斯蒂格利茨则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于2001年,因“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的分析”,同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斯彭斯(A Michael Spence)分享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位于美国密歇根湖湖畔的印地安纳州小城加利(Gary, Indiana)是个不平凡的地方。在这座空气污浊的钢铁城中,竟然诞生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更为有趣的是,这两位经济学大师都是当代经济学界硕果仅存的、在各个重要经济学领域内都有所建树的全能型奇才。萨缪尔森打通了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并且在经济数学化和国际贸易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比起他的老师来,斯蒂格利茨也不遑多让。坊间流传的一个故事是,美国某个经济学家协会召开年会,各位大师们到场签到时都需要填写自己的专长领域,只有斯蒂格利茨在这一栏里填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口气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但是斯蒂格利茨绝非言过其实,他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跨越信息经济学、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收入分配、公共财政等诸多领域,著述之丰、研究领域之广,在西方顶级经济学家中也非常罕见。

 

一 经济学天才的成长之路


斯蒂格利茨于1943年2月9日出生于加利的一个犹太裔家庭。早在14岁时,他就发愿将来要成为大学教授,并且将自己的工作与一定形式的公共服务相结合。在本科就读于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时,他开始喜欢上经济学。加利是一个蓝领工人聚集的重工业城市,充斥着贫困、失业和歧视,亲身感受着“工业文明”的这种种痼疾,斯蒂格利茨试图从经济学中去寻找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并且试图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他在大学一年级就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并且参加了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那次游行的高潮便是小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本科期间,他由于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成绩)而屡次获得奖学金。


在西方经济学界,要成为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一项“准入”标准就是必须在最著名的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斯蒂格利茨也不例外,他在1964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当时的麻省理工可谓是群贤毕至,汇聚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罗、弗兰科.莫迪利安尼、肯尼斯.阿罗、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等经济学大师。斯蒂格利茨在聆听大师们谆谆教诲的同时,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和关注领域。他最早的一篇论文,就是和同学乔治.阿克洛夫于1966年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共同发表的《投资、收入和工资》。有趣的是,他们两人后来共同开创了信息经济学,并且在35年后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67年,斯蒂格利茨在其24岁时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在当时创下了最年轻的博士获得者记录。在他远赴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前,老师萨缪尔森在给他的推荐信中写到:“这个年轻人比我聪明。”萨翁学究天人,在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如此评价一个年轻人,是对斯蒂格利茨天赋和勤奋的极大褒奖。


在经济学重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斯蒂格利茨受教于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爵士和琼.罗宾逊夫人。在此期间,他在信息经济学等领域内发表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论文。作为这些努力的回报,他在1970年被耶鲁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和他的恩师萨缪尔森不同—后者博士毕业后就一直供职并终老于麻省理工学院,斯蒂格利茨为人飘逸不群,很少在一所大学任职五年以上,而是像侯鸟一样不停地在美国和英国的著名大学经济系中迁徙。他先后工作过的大学包括:耶鲁大学(1970—1974年)、斯坦福大学(1974年—1976年)、牛津大学(1976—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1979—1988年)、斯坦福大学(1988—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至今)。一方面才华横溢,另一方面又行踪飘忽,这令他工作过的大学经济系又爱又恨,但是都仍然给予他支持和宽容。他在每所大学均获得了终身教授职位,培养的学生也分布四方。斯蒂格利茨为人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从有关他的一个笑话中即可见一斑:据说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时,在学校和他签订的聘用合同中居然包括这样的附加条款:在课堂上必须穿鞋子;必须开具自己已经租房的证明(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而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故意蹭公家的房)。天才往往在生活细节上异于常人,看来此言不虚。


得益于聪明的头脑和非凡的创造力,斯蒂格利茨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已硕果累累。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获奖的主要原因是他对信息经济学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同一成就又使得他在2001年和阿克洛夫、斯彭斯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 指出市场的缺陷是什么


西方传统经济学认为,在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场中,每个人追求各自利益的行为能够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经历过1929-33年“大萧条”的打击,除少数经济学家,大部分学者与官员对市场的信心不足,久而久之流行起来一个名词“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斯蒂格利茨是在这种普遍地不信任市场的思想氛围中开始研究工作的。他的成就不在于首次指责了市场有缺陷,而是明明白白、条分缕析展示出市场的缺陷是什么。他一共研究了四种类型的市场:保险市场、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他的研究从保险市场开始,他也因为对保险市场的研究而真正成名。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不了解投保人的真实风险。假定保险市场上有两类投保人,一类投保人发生风险的概率为40%,愿意承担的保险费率为5%。而另一类投保人发生风险的概率为60%,愿意承担的保险费率为10%。由于保险公司不能区分两类投保人,为了盈利就必然会把保险费率设在高于5%低于10%的区间内。但是这样的话,风险低的投保人就不再愿意投保,投保的只有高风险的投保人,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应该提供一系列的保险合同,一类是低保险费率和高免陪额,一类是高保险费率和低免陪额。这样风险低的投保人就会选择第一类合同,风险高的投保人就会选择第二类合同,这样就达到了区分不同风险类别投保人的目的,从而克服了逆向选择问题。


在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上,农民与地主按固定比例划分土地产出(这种分配形式又被称为“佃农制”)是一种普遍流行但又令人费解的合同形式。之所以令人费解,是因为按照常理而言,应该由地主承担全部风险,而只是付给农民固定工资,似乎这样才能实现地主和农民的双赢。但是斯蒂格利茨指出,实际中农民掌握的生产方面的信息远多于地主,特别是关于自身努力程度的信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实施比例分成制,才能形成对农民有效的激励机制。张五常的名作《佃农理论》的思想与斯蒂格利茨不谋而合。


即使在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信贷市场中,市场贷款利率总是低于能使供需平衡的利率,从而导致许多愿意以市场利率借贷的人贷不到款,也就是说,信贷市场是配给的。斯蒂格利茨同样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这一现象,即借款人有高风险和低风险之分,但这一信息只有借款人自己知道。因此当市场利率升高时,低风险的借款人可能就不愿意借贷了,而高风险的借款人却积极依旧。原因是后者在运气好时赢利很高,因此付得起较高的利息;如果运气不好,就宣告破产赖帐不还。这种利率高低的变化对吸引不同风险类别的借款人的效应,意味着利率在信息不对称时起到了筛选不同类型的借款人的作用。因此,只有降低利率,让需求大于供给,才能使得借款人群中低风险类型的比例上升,从而克服逆向选择问题。


按照西方经济学传统理论,劳动力市场上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因为如果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那么工资的下降将会导致供求重新平衡。但是非自愿失业是市场经济中的常见现象。为了解释这一矛盾,斯蒂格利茨假定老板不能完全掌握员工的工作努力状况,这也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假定老板只能偶尔抽查员工的工作,一旦发现员工偷懒,老板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开除他。如果市场工资使得供求平衡,也就是说市场上没有失业,那么员工就会缺乏努力工作的动机,因为即使被发现偷懒而遭开除,他也可以立即找到新工作。如果市场工资上升到并非所有失业者都能在短时期内找到类似的工作,员工就会努力工作以保住自己的饭碗。这种比供求平衡工资更高的工资被称为效率工资,其含义是提升工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对以上四种市场的研究,斯蒂格利茨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市场运转有时会失灵,因而绝对不是万能的。因此斯蒂格利茨一贯强烈地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干预是多余的,因此应该实施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并认为它是全球化时代最危险的敌人。正如前文所言,斯蒂格利茨期望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服务相结合,当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后,他觉得有必要把真相和事实告诉大众,有必要通过自身努力去扭转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过度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但是仅仅作为一个学者,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学而优则仕”,斯蒂格利茨之所以选择从政,笔者猜想很大原因即在于此。

 

三 辉煌但不成功的从政生涯


斯蒂格利茨从1993年雄心勃勃地进入政治圈,到2000年黯然退场,在七年时间内担任了两个机构内的四种职务。1993年到1995年,斯蒂格利茨成为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名顾问,1995年到1997年,他被擢升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到2000年,他出任了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


在美国,没有哪一个群体对经济理论的排斥程度超过政治家。对政治家们来说,经济理论纯属空想,经济学家应该成为政府的吹鼓手,因此,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担任要职,而且始终凭着自己的人格和素养固执己见时,他们的上司总是持怀疑、排斥、甚至拒绝的态度。例如,约翰逊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奥肯坚持认为,如果政府削减税收,同时又在越战和社会福利上花费过多,那么通货膨胀将会加剧。但是约翰逊政府对此不置可否,结果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现在这个受排斥的对象变成了斯蒂格利茨。虽然他也许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四年中,他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不甘心的斯蒂格利茨并没有在卸任后选择退回斯坦福大学去当教授,而是接受了一个更引人瞩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斯蒂格利茨选择进入世界银行的时机并不太好。1997年到1998年,世界上相继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在危机过程中,作为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反映迟缓,对申请贷款的危机国提出了过于严苛的紧缩要求,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救援方面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所在的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责是为全球范围内的贫穷国家提供发展融资,与危机预防和解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遭到猛烈批评,世界银行也难免受到一些株连。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上述这种批评激荡的氛围无疑给了斯蒂格利茨一个表演的舞台:


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资深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华盛顿共识遗漏了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因素,似乎只要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就会自动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华盛顿共识既不提政府的作用,又不提促进竞争、提高人力资本和加速技术进步,“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身为“华盛顿共识”机构之一世界银行的重要成员,而又公开批评“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的做法在美国引起了许多争议。


后来,斯蒂格利茨又站出来指责: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由世界银行和IMF发起的资产剥离让数十万的穷人变得更穷。其间,不合规的资本流动(华盛顿共识另外的原则)导致了投机的发展,这使上百万人落入了贫穷的深渊。这种做法看似正确,实际却不是。


斯蒂格利茨个性张扬,口无遮拦的大声疾呼和无情批评,显然开罪了IMF和世界银行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世界银行已经容不下他了,因此,他很快被要求辞职,并且获准辞职。


作为一个学者的斯蒂格利茨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一个官员的斯蒂格利茨是失败的。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中仅有的几位敢于替发展中国家利益说话的严肃正直的学者之一。他维护了自己的道德和良心,但是他没有保全自己在国际组织中继续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权利。他最终在权利斗争中落败,被迫黯然辞职,选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开始教学和研究。

 

四 备受争议的畅销书和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


幸运的是,重新成为学者的斯蒂格利茨,也重新获得了大众领域内的话语权。从2001年至今,他出版了两部石破天惊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以及《喧嚣的九十年代》。


《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实质上就是斯蒂格利茨声讨IMF的檄文。在书中,他回顾了过去数十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第三世界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以及以IMF为首的国际组织南辕北辙的努力。在这些描述的基础上,斯蒂格利茨批评了华盛顿政经界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开性,要求改革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更为重要的是,斯蒂格利茨向权威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发出了道德挑战,指出了他们将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置于贫穷国家利益之上的错误行径,呼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向人性回归。


斯蒂格利茨对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救援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IMF坚持要求遭受危机的国家以提高利率作为获取IMF贷款的条件,其依据是提高利率会吸引资金流入。然而斯蒂格利茨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认为放款者和投资者由于信息缺乏,无法区分高风险投资和安全投资,因此可能把高利率看成是无法保证偿还债务的迹象,因而导致资本外逃。他认为是IMF对受援国的过多政策干涉才把这些国家推向了危机。他的一句名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范学生没有一个经得住金融危机的考验”。


然后斯蒂格利茨对IMF的批评进一步升级。他批评说,IMF在华盛顿一小群精英们的指导下变成了一场灾难。IMF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它持有双重标准,并常常将政治意识附加在经济援助之中。斯蒂格利茨甚至列举了IMF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相关步骤:首先是鼓吹进行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腐败化,动辄数亿美元的项目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回扣,诱惑官僚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在私有化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本市场自由化,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自由进出;一旦外资流出造成经济危机压力,IMF就会要求这些国家大幅度提高利率,结果打击了民族工业并耗光了国家财富;最后就是发展中国家丧失了一切自我保护的手段,对IMF的要求百依百顺。斯蒂格利茨还指出,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违背、而恰恰是遵循了IMF的旨意。阿根廷曾经按照IMF的建议,推行了最为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终却陷入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


《全球化及其不满》由于其尖锐与深刻,成为当年的一本畅销书。赞誉者与毁誉者均有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读者的反映均很强烈。斯蒂格利茨显然从中受到了鼓舞,随即推出了《喧嚣的九十年代》。这本著作结合他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工作经验,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和衰落进行反思。他揭示了所谓的繁荣是怎样产生的:过度的放松管制、对管理者的不正当激励和失控的利益冲突。他针对官员与学者对自由市场的狂热迷信,提出了尖锐的讽刺,认为市场主体的贪婪如果不受到抑制的话,将会导致欺诈、扭曲和灾难。因此,不受约束的市场远非经济增长的引擎。他主张,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适当平衡,公司和经济体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从而实现彼此信任和相互理解。惟有这样,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才能回到一个更加公平和更加稳定的增长进程中来。


在写作畅销书的同时,斯蒂格利茨也没忘记自己的老本行。他编写的教材《经济学》已经出到第三版。他的这本教科书力图推翻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被誉为西方经济学史上,继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之后,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斯蒂格利茨认为,20世纪的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脱节。这种脱节既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又反映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对立。而21世纪将是经济学分久必合的时代。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也正在试图从微观个体的行为中推演出总量上的含义。而这背后意识形态的风气转变也值得我们注意。斯蒂格利茨充满睿智地指出,以下两种主张都无法正确估计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一种是凯恩斯式的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没落的悲观思想;另一种则是里根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该主义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应该选择的是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全球化时代的可持续增长指引方向。

 

五 结束语


这就是斯蒂格利茨,一位才华横溢、成就傲人的经济学家、一位个性张扬、口无遮拦的国际官员、一位笔锋辛辣、行文捭阖的畅销书作者。虽然他的角色是多重的,他的行为却是一脉相承的。他用专业的经济学研究得到市场机制绝非万能的结论,然后在从政期间和写作期间都坚决捍卫这一信条,在全球范围内同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斗争。虽然在政治斗争中遍体鳞伤,在书籍出版后引来骂声一片,但是他“犹九死而不悔”。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成就固然值得敬仰,而他坚决捍卫真理和良知与不向强权妥协的作风,更值得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尊重和警醒。


(笔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005年09月30日

美军参谋长对攻打北京失败在美国国会所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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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失败不仅是战略上的失败,更是战术上的失败。

一.我军大意地使用了北京市旅游局的北京旅游图和北京公交公司的北京交通图以及北京地质勘探中心的北京地形图。我们错误的以为中国人给自己用的东西虽然算不上好,但决不会欺骗自己人,然而我们错了。拿到这几张地图的第一天就注定了我们将要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误的国家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原本要降落在清华大学的101空降师506团3营被错误的空降到颐和园昆明湖中,会水的投降,不会水的淹死,533人无一逃脱。

2.第十山地师在攻占云冈地区后,按原计划执行破坏中国航空集团第三研究院的命令,一团一营在云冈镇搜索了将近一天也未找到中航集团三院的确切位置,不得以增加部署整个一团加入搜索,使得部队未能完成作战预案。主力部队在度过永定河时,由于空降部队未能按时将舟桥部队运抵,不得以在渡河地点停留了7小时,在舟桥部队到达后才发现所谓的永定河根本没有水。而一团到撤退时才知道他们在航天三院的大院里整整转了四天!

3.陆战三师的重型装甲集群在突破中国守军二十六军阵地后从八达岭高速突入北京市郊,在五环路和八达岭高速交界处遇到在美国前所未见的大堵车,在长达15小时的时间内未能前进一步,被中国人的增援部队击溃。

4.降落在老屯的101师502团伞兵选择小区规划图上绿地、会所、游泳池、湖泊降落。结果当他们落地后发现:他们都落在楼顶上,因为开发商擅自更改规划,把原先承诺的绿地会所游泳池湖泊都起了楼以图多卖点钱。更悲惨的是这些该死的小区规划让倒霉的伞兵伞降着陆时死伤无数。幸存伞兵在楼顶与民兵隔着天窗枪战一宿,大部战死。

5.唯一在四环内空降的101师501团降落在了朝阳公园,那是四环内唯一一片有空地的地方。空降后发现该地区地势崎岖完全称不上空地,空降的重装备无法运出公园,只得放弃原作战计划,固守公园等待救援。他们是本次战役中第一支被成建制俘虏的部队。

6.打巷战时,我们使用的房地产商作为广告宣传的户型图严重失真,所有户型内部空间狭小到了令人恐惧的地步,重型武器均无法运入战前选为要塞的房间;且房屋强度严重不足,无法作为战斗用掩体。

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豹突击队突袭安贞大厦时,特种部队的小伙子们沿消防通道突击,不想消防通道被物业公司封堵或改做他用,拧坏多把钳子后不得不宣告任务失败撤离。

8.战地指挥官过度依赖中国官方的公路交通图,导致兵力部署失控,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第四重装师从天津一路攻向北京,计划沿京通路,建国路,长安街杀奔中南海;然而路上无数缺失的井盖让我军车辆寸步难行,甚至有连绵不断的井盖群将轮式步兵战斗车和坦克卡住不能动弹的现象出现, 仅存的坦克部队沿著名的京通快速路狂奔,到达四汇时已被颠散了架,被早已守候多时的收废旧家具的乘坐板车(一种近乎原始的中国农民用的运输工具)的疑似民兵的人群(经战后确认,虽然他们在当时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但他们并非民兵,只是收破烂的农民)一拥而上全部收去废旧站。

9.负责突袭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八十二空降师在占领机场后沿机场高速公路进入市区,在通过四元桥时由于桥梁质量低劣,重型装备的驾驶员不敢通过,只得放弃车辆轻装前进。在三元桥面对让人晕头转向的36个红灯和数小时的堵车,被太阳晒得中了暑的士兵们纷纷四散找水喝,大批军人因口渴难耐不得不饮用北京被严重污染的地下水而口吐白沫四肢痉挛不能控制自己的拿起枪来乱射,并高喊:我的上帝,是哪个五角大楼的王八蛋要求进攻这里的?老子要宰了他!!!这里能住人吗?我们千里迢迢的打来这里,真是自寻死路啊!!!

10.我军机械化部队进城简直是一场灾难,一路上有大大小小十几个收费站要交钱,而且按吨位交钱,同样是过车辆,该死的中国军队至少比我们少交一半的钱!!!而且,连查养路费的也到处设岗,进了城又被交警罚款,且收费人员素质低下,分不清美元和人民币,不论什么钱都要同样的数字!令我军视进城为畏途(早知道应该带日本人来)。

11.三环大部分路面不能走重型卡车,所有路面不能过坦克,到达三环后所有突入部队的作战人员被迫下车步行作战,被以逸待劳的中国三十八军全歼。

12.战前我们得到的准确情报称:天通园路地面开阔可以作为空降地点。凌晨一点我军实施突袭,没想到落地后就掉进挖开的下水道里。事后得知:北京市市政工程部门于十年前就开挖的改建天通园路下水道工程到现在都没峻工,同时,北京市区内到处开挖的工地让我们的机械化部队寸步难行。

13.唯一一支杀到二环的是我们英勇无畏的陆军第一师(大名鼎鼎的大红一师),他们猛烈进攻前进到二环路,结果不小心上了西直门桥,就再也没能找到下来的路。各位在座的议员,如果你们有幸去中国的话,一定要去西直门桥看望我们那些可怜的战士,他们至今还在上面转呢。

14.从塘沽沿京津塘高速进入的第七摩步旅在分钟桥寺下车后才感到噩梦刚刚开始,因为他们发现所有装备无法驶下分钟桥,而企图掉头另找下桥方法的部队发现所有路口都不够宽,或者有别的桥挡住去路。等到他们下了桥才发现他们已经走回塘沽了。

15.安全空降在八宝山的三角洲部队沿石景山路,复兴路秘密潜入,结果在公主坟桥附近遭到顽强抵抗,被六门老式舰炮和满墙的机炮轰得一塌糊涂的野狼指挥官怒骂到:“是哪个脑子里装屎的家伙准备的地图?怎么连解放军海军总部和空军总部这种地方都没有标在地图上?”

二.北京市民和各职能单位的积极参战是我们遭到惨败的主要原因。

17.我们的战略情报影响中心和心理战部队伪造了中央电视台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试图让北京的市民相信他们已经战败,然而结果适得其反,他们作战的信心更加强了!!开始我们以为是我们的画面或者是播音员出了破绽,后来一个从大陆来美国的华裔告诉我,新闻联播也会有人看?那才叫见鬼!另一个华裔说:新闻联播的东西也能信?那才叫见鬼!

18.北京满街都是的残疾助力摩托车民兵(姑且让我如此称呼他们)和电动自行车民兵师在中国人的防御和反攻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人机动性极高,作战技巧十分熟练,能在任何路面,任何时机出现对我方人员造成杀伤!大批我军官兵被突然从角落里冲出又突然消失的车辆撞伤撞死撞傻撞飞撞得失去战斗力生活不能自理。 你实在很难想象这些训练有素作战技巧丰富的人只是民兵,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天生的战士。

19.中央情报局的谍报人员以留学生身份在战前一星期就潜入北京海淀大运村,希望以那里作为临时据点将京a牌照的摩托化民兵师的兵力布置情况报告总部,谁知道使用天鸿房地产商,燕桥物业声称的xx 兆宽带进行网络通讯时,区区10张总共才5m大小的布防图照片发了4天还未发完!当战斗结束时,欢庆胜利的市民被告知:多亏了房产商和网络供应商的杰出贡献,城市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情报人员告诉我们:假如不是北京慢如蜗牛的小区宽带网速,我们应该能在天安门过中秋节了。

20.我们的战前评估认为中国的富裕人群比较怕死,可能不会参与反抗行动,后来发现我们大错特错。中国的富裕人群,尤其是宝马车主太厉害了,4天时间我们有4112人被宝马车撞死,而全北京的宝马车总计才1037辆,平均一人一天撞死一个!!!我们已通过外交部正式向德国宝马公司和他们的中国合资伙伴索赔。

21.战役中我们的部队准备占领和平里居民小区时,被那里的物业公司误认为是刁民业主雇来的新物业公司,遂大打出手。我军的士兵完全低估了这些中国保安的可怕战斗力,在那种全无章法杀伤力极强的东方式格斗下全军覆没。

第四师部队在进入王府井商业广场时也遇到同样问题。上至总经理、副总经理,下至保安,清洁工似乎都是当兵出身的,一句不合就动手打人,且格斗技巧很强!这种全民皆兵的战略让我们的士兵避之为恐不及。我们将明确地把中国城建的物业公司列为必须加以制裁的对象,严禁他们进行劳务输出,不然日后伊朗或者朝鲜的保安也会对美国军队产生严重的威胁。

22.我们的医疗后勤人员始终未能进入四环,因为当地有无数卖花的小姑娘会缠住离进行战地医疗的女兵最近的男兵让他买花,以至于部队前进寸步难行,并且延误了许多伤员的救治。

23.我军先遣渗透部队刚刚进入北京,意图占领玉泉山制高点,结果由于迷彩化装失误,被寻园保安当作进城卖菜农民乱棍打出,伤亡惨重。

24.巷战时,中国人从来不躲在屋子里,他们宁可以垃圾堆自行车为掩体和我们对射。开始我们以为他们缺乏基本军事素质,后来才发现躲在屋子里更危险,曾经有一发手枪子弹打穿半米厚的承重墙后又打死我们一名士兵!在战场上还出现了被一颗手榴弹炸塌17层居民楼的惨剧,部署在里面的整整一个连的士兵无一生还。现在中国的居民楼被我们称之为坟墓。

25.最惨烈的一仗莫过于在中国国家信访局门口的那场恶战。第八师一团奉命去里面清查档案,以找出中国官员的犯罪证据,来动摇人心,没想到当他们接近目标大门时,事先已化妆的他们被当成了前来维持治安的武警,立刻与前来***的人群发生冲突。得到消息的***人群源源不断地从北京南站等地赶来。事态不断扩大……

26.中央情报局曾经在战前10天派100名高级谍报人员潜入大街小巷收集情报,结果无一生还。后据北京某街道办声称,有近50人在和本地侃爷们套情报的时候被他们滔滔不绝的时政分析所诱,走向了光明,近30人在和本地妇女套情报时受不了他们的嗓门精神失常丧失战斗力,其余20多人则是下落不明,据说是在天上人间调查时被高薪招安作了保镖。

现在,各位议员们,我提议让我们为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的4691名,也就是八师一团的全部战士默哀三分钟……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 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窘境。

丘成桐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 国的学生,唸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 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 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 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 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 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 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 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 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靠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 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 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 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 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 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



丘成桐教授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三次谈话中举北大为例,批评国内大学教育,得 
到了许多国内教育界人士的响应,大多是赞同丘先生的看法。此举引起了一些北大 
人士的强烈反响,他们在所谓的调查实际情况后,对丘成桐的谈话做了一番辩白。 
最近记者有幸采访到丘成桐教授,请他就北大的"真相辩白"作一番评论,并介绍有 
关问题的详细背景。 

记者:您最近多次对国内基础教育以及北大提出批评意见。在国内引起很多教育界 
人士和学生家长的共鸣,很多人在网上发帖或投票支持,也有人表示了不同看法。 
前些时候北大通过对部分师生的采访,对您的讲话做了一番辩白。您能否就北大发 
布的"真相调查"一文作一些评论。 

丘成桐:我注意到《北京科技报》文章出来后,北大组织人马写了一篇"答辩状", 
在媒体传播。我想有人出来回答、解释问题未必是坏事。我同时也注意到,这篇答 
辩状仅仅就《北京科技报》文章揭露的部分学术不正之风作了回应,而未对《北京 
科技报》文章中揭露的主要学术腐败现象作出辩解。对北大关于学术不正之风部分 
所做的辩解,我知道的事实与北大答辩状中的陈述有很大的出入。 

记者:您最近在接受《北京科技报》采访时,提到您招收的一位北大学生由于本科 
基础太弱,最后在哈佛被退学。有人认为既然您当初选择录取她,就自然有您的道 
理。并对您当初挑选学生的评判标准起了质疑。 

丘成桐:哈佛大学理学院每年招收的都是中国最好的学生,多数是来自北大等名校 
。这些学生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来的,当然其中与他们推荐信的"分量"大有关联 
。我们至今还保留着北大这位同学的成绩单。主课成绩为: 

数学分析I    93        数学分析II    99           数学分析III    91 

高等代数I    93        高等代数 II    99          大学物理I      94 

大学物理II   98        微分几何       99           复变函数      94     

概率论       91        常微分方程    89            讨论班        95      
     

这当然是很高的成绩。当时数学学院主管教学的教授,以及柳、王等三位北大教授 
分别写了很好的推荐信,他们在他的哈佛推荐表上的每一栏都在"best"上打了勾。 
王教授说,在他的动力系统课的成绩是最好的。柳教授说,在大二就修完了为大三 
学生开设的实变函数论。2000年5月,他还获得了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夫妇设立 
的君正奖学金,全北大只有30个学生获奖。2000年10月,他被一致提名推选为北大 
3000位大三学生的代表,到上海向李政道博士报告成果。所以,在录取新生时,他 
理所当然地被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学生。他到哈佛后跟不上其他同学而被劝退说明了 
什么?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北大教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北大教授推荐信的信誉 
无法得到保证。总之,这是北大教育的不幸。 

记者:您在谈话中表示,北大教授对学生漠不关心,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却没有 
受到教授们应有的重视? 

丘成桐:这也许和有些教授在给学生推荐信上签名过于草率,以至推荐信名不副实 
有关。北大学生们自己写推荐信,教授们签名是很多人告诉我的。而对于一些真正 
出类拔萃的学生,却不懂得悉心栽培,任其埋没。我记得在1995年,北大数学系的 
王同学申请到哈佛大学读博士,申请表和推荐信都说他是北大最好的学生,于是我 
在北京时就面试了王。可是令我惊讶的是,在当时张恭庆院士主持的座谈会上,北 
大的二十几位教授竟然都没听说过这个学生。刚巧有一位认识这位学生的青年教师 
,走过会议场所,他认识这个同学,找到了这个同学后,教授们还是对他没有印象 
,我当场问了他几个问题,而后,张院士的评价是北大这些年来的学业不行,所以 
不敢向我推荐,王同学也不算好,所以张院士劝我不要录取他。以后他被加州理工 
大学录取了,并到耶鲁大学做助理教授,这也说明他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学生。只 
不过北大的院士们不认识优秀的本科生罢了。两年前,我在加州理工遇到这位王同 
学。他对我说,当初没能成为我的学生,是他一直感到最遗憾的事情。 

记者:您对国内的大学教育,尤其是北大数学系,提出过很多批评。您曾经说过, 
北京作为国内最好的大学,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就好比做生意投了一大笔钱,产出 
却不怎么样。 

丘成桐:中国这十年来在教育和科研上投了不少钱,但投进去以后,却不问成果如 
何。比如长江学者计划,李嘉诚和教育部花了不少钱。还有一些特聘教授通过几种 
不同途径拿了很多钱。如北大聘的某著名教授在国内要到的工资待遇已达到100万年 
薪以上,却没有履行工作合同,大部分时间根本不在国内。此人的学问远不如北大 
说的这么好,却同时在国内两三个学校任全职,拿好几个地方的大量科研经费。这 
种情况数学有,其它学科也有。在国外任全职,北大却说此人是国内学者,因此可 
以做中国院士,但选上中国院士后,又声称从国外引进。此人每年在国内时间很短 
,一般由一个到三个月不等,北大却声称此人是全职引进教授,他的年薪差不多是 
一般教授的二十倍,做成很坏的风气,北大企图与清华大学全职引进的世界著名科 
学家姚期智相提并论,并委以重任,摇身一变成了政协委员。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 
的行为,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极为反感,但多数人不敢公开表述自己的看法。国家 
投资大量经费后,也不见有任何的学术回报。由于这种做法,北大可以向国家报告 
他们已经引进了大批人才,而所谓被引进的人才则名利双收,却辜负了纳税人的期 
望。北大数学系每年要把全国最好的学生招走一半,但教授们没有花心思去培养学 
生,不知道学生的好坏。 

记者:那是不是与高校扩招,学生太多,教授们忙不过来有关系呢? 

丘成桐:北大数学系教授的数量是哈佛的5倍,他们有100多位教授,哈佛数学系的 
教授不到20个。北大的本科生有哈佛的5倍吗?(哈佛文理学院本科生6400,北大不 
超过12000。)没有啊!哈佛数学系每年大概有2到3位学生的学士论文可以登在一流 
的学术杂志,往往比北大最好的数学教授的文章还要好。哈佛数学系每年至少开一 
次到两次会议,讨论本科生的进展,所有教授都参加这些讨论。同时所有资深教授 
都教本科生,更有三个到五个以上资深教授花长时间和一、二年级学生交流。 

记者:您曾对国内院校的学风表示堪忧,这些"不正之风"表现在那些方面? 



丘成桐:例如北大数学院每年都招全国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些学生中出国的占了大 
多数,北大自己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寥寥可数。北大数学院的领导应该扪心自问一 
下,是否真的对得起国家投入的巨额资金。我的学生中有一些北大来的学生,他们 
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是如果他们不是到国外来,而是继续留在北大,那么可 
能就会一事无成了。虽然经费大量增加,这十年来北大培养的学生素质比十年前相 
差很远。北大数学院不久前刚有一位博士生自杀,而以前北大数学院在美国的留学 
生自杀的事情我也听过一些。另外,北大的院士几乎从来不给本科生上课,成立的 
所谓数学研究所,就是给不愿意教课的教授找到了一个好的借口。某院士到香港一 
呆就是两年,给Smale做助教, 赚点钱。北大个别人动辄用头等或商务飞机票请来一 
些外国数学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以中国老百姓的钱来讨好外国人可以说极为不 
道德的事,即使许多外国数学家也鄙视这样的行径。 

记者:您在采访时还曾提到,有位北大的博士想到哈佛做教授,被您以论文水平低 
为由拒之门外。可现在有人认为您作为国际著名的微分几何学家,但不是代数专家 
,不该随意评价他的论文水平。 

丘成桐:这位北大博士曾三次写信给我,想要来哈佛教书,他给我看了他的博士论 
文,是一篇只是把20世纪30年代德国数学家Kneser的关于黎曼面覆叠映射的构造推 
广到了带边的情形,基本上是非常平凡的推广。此后他的导师大概知道这篇论文不 
行,改用以后的论文作为博士论文。两篇关于自由群自同构的文章,也了无新意, 
都是很平凡的结论,发表的杂志Journal of Algebra也往往发表第三流的文章。他 
说Vogtmann的综述文章中引用了他的结果,但是Vogtmann并非是这方面的大家。而 
且据我所知,他的这个被引用的结果早他几年Levitt 和Nicolas就已经得到了。可 
是这样的文章居然都可以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使人惊讶。 

(记者注:丘成桐对代数与几何拓扑的交叉问题有很深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 
于流形基本群与曲率的关系,后来发表在著名杂志Annals of Mathematics上。丘成 
桐一向来非常关心国内的年轻学者,他自己培养的50多名学生中大部分是中国人。 
80年代,当时在国内不太出名的丁伟岳、张恭庆就被丘成桐邀请到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参加讨论班,并为丘成桐教授整理讲课笔记,他们后来在几何分析领域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都评上了院士。) 

记者:您最近在接受《亚洲时报》采访时,提到北京大学对中国其它大学的打压令 
人很灰心,并且特别提到中山大学一位学者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 
,却受到了北京大学的打压。这位中山大学的学者是指朱熹平教授吗? 

丘成桐:朱熹平的工作是海内外中国学者中做流形几何做得最好的。2002年在北京 
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国内的演讲人大部分是东道主中国数学会自己推荐的。当 
时让中国数学会推荐做一小时大会报告的学者,推荐的是田刚。还有45分钟报告的 
演讲人推荐了7个,大部分是北京的。朱熹平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哈佛数学系今年 
就一致通过以最为礼遇的方式邀请朱教授来访问半年),却没有接到邀请。还有南 
京大学的程崇庆,他研究动力系统的Arnold diffusion的问题,做的工作非常重要 
,很多人做不出来,他做成功了。他也没有被邀请。 

(记者注:在国际数学家大会得菲尔兹奖、做一小时大会报告和45分钟分会报告, 
是数学家学术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之前,中国内地仅有华 
罗庚、吴文俊、陈景润、冯康等6位著名数学家被邀请做45分钟报告,而被邀请做1 
小时大会报告的华人科学家仅有数学大师陈省身和丘成桐等4人,1983年丘成桐获得 
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至今仍是华人中的唯一获奖者。丘成桐一直 
比较欣赏朱熹平和程崇庆。2004年12月,浙江大学刘克峰、中山大学朱熹平分别获 
得了华人数学界最高荣誉"晨兴数学奖"中的金、银奖。而在他们之前,内地获奖者 
仅有程崇庆、席南华两人:分别获得1998年第一届"晨兴数学奖"银奖和2001年第二 
届"晨兴数学奖"银奖。据介绍,"晨兴数学奖"每三年评选一次,主要表彰45岁以下 
在理论及应用数学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华人数学家,由全国高校数学系及杰出数学 
家提名,对候选人反复筛选,再提交由非华裔知名数学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进行评 
鉴,产生最后的获奖者。) 

记者:您的意思是田刚不应该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大会报告? 



丘成桐:我批评田刚和北大数学系是因为我认为这十年来的全国数学学风浮夸,与 
他们作风有密切关系。田刚的学问距世界第一流数学家相差很远,即使在所谓几何 
分析这个微分几何的分支领域里,他在中青年学者队伍中也只能排在十几名开外。 
他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演讲,是中国数学会推荐的,当时北大和他们的同路 
人操纵了整个中国数学会。然后又通过媒体讲,田刚应该拿菲尔兹奖。当时我在杭 
州,有中学生问我,田刚为什么没有拿到菲尔兹奖?我很惊讶,连中学生都有能力 
批评菲尔兹奖了。田刚的学问根本达不到菲尔兹奖的水平,差得远呢。1998年菲尔 
兹奖的评选委员会成员为:Yuri Manin, John Ball, John Coates, J.J.Duisterm 
aat, Michael Freedman, Jurg Frohlich, Robert Macpherson, Kyoji Saito, St 
eve Smale,这些都是有名望的数学家,主席Manin是几何学专家,尤其是Gromov-W 
itten不变量的专家,对田刚的工作最为清楚,评价不好。我的中国学生工作比田刚 
杰出的有李骏和刘克峰,他们都很踏实,不喜欢作自我宣传,一般媒体不了解他们 
。 

记者:传闻北大对您在各种场合多次批评您的学生田刚有所不满,认为您是无中生 
有,事实是怎样呢? 

丘成桐: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清楚田刚的数学工作,他的想法大部分都由 
我教导而成。北大的几位数学院士对田刚的工作并没有多少了解。他们中间的两位 
虽属几何分析领域,只是在二十年前赴美在我的讨论班上听讲,帮忙整理我的讲课 
笔记,跟着做些研究。他们对近十年的发展不甚了然。另一位则是依靠近亲的极力 
支持等因素才当上数学院士的。田刚在国外所获得的奖都由我帮忙得到的,比如Wa 
terman奖,就好比国内的杰出青年基金。当时评奖委员会中唯一的数学家是美国数 
学会主席,我的好朋友Graham教授。最近我和他聊起,他说此前从来没听说过田刚 
,可是就在提名截此前最后一刻,收到了我写的一封非常强力的推荐信,正是依靠 
我的推荐信,Graham才决定把Waterman奖授予田刚。Veblen奖的水平比较高,评选 
委员会主席认为田刚关于量子上同调的工作太简单,还不够格,我力排众议地替田 
刚争取到了这个奖。但是主席说他本人不觉得田刚的工作重要,要我负责写田刚的 
工作,但是只能提他在凯勒-爱因斯坦度量方面的工作,现在想来我过分的提拔他是 
一个错误的做法,当时田告诉我许多结果,说他很轻松就能得到,但后来我才发现 
,这些工作要么根本就是错了,要么根本从来没写下来,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我 
本希望他日后能为发展中国数学出力,但他日后的蜕变更令人痛心。他不仅胁迫不 
少年轻人在论文上署上他的名字,窃取他人学术成果,还多次利用自己的名声替自 
己谋求私利。如今他觉得自己成了天才,可以公然凌驾于学术和道德规范之上。写 
文章错误连连,却从不修改。他以前曾经每周三次到我家中,我把一些重要的思想 
教给他,他只字不提的用在了自己的文章里,完全当作自己的成果。更令人气愤的 
是,最近甚至抄袭我和德国一个数学家的著名论文,略加一点点推广就说全部结果 
都是他做的。而他对这个领域根本一点都不了解。当年肖荫堂教授也多次指责田抄 
袭他的工作,还给我写信揭露田(注:丘教授当场向记者出示了当年肖教授写给他的 
两封信),我为了保护他,不惜违背老朋友的意思。我把田刚极力推荐给我的朋友S 
inger,帮助田在MIT当上了教授,使他一步登天。没想到他从此开始沾沾自喜,自 
以为是了。我劝过他很多次,为人治学切不可腐败,可是他根本不听。他的所作所 
为已经对国内的科研风气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给年轻人树立了很坏的榜样。作为老 
师,我既然一手提拔他,使他成名,也该为他今日的作风负责任,所以指出他的错 
误。 

(记者注:丘成桐教授是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科 
院首批外籍院士、国际数学家大会一小时大会报告人;肖荫堂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外籍院士、国际数学家大会一小时大会报告人。他们都指控同一个人剽窃他 
人学术论文,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丘成桐教授在最近的谈话中三次举北大为例,批评国内大学教育,为此我们走访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希望了解实际情况是否真如丘教授所说。以下是师生们的回应。

1.“3年前,丘成桐招收了两个来自北大的留学生。可是这两个学生来到哈佛以后,一个学生连续三次没有通过考试,学校建议这名学生重新再念本科,还是不行,最后只好离开。”

据一位在北大数学系获得硕士学位,现在在美国某著名大学攻读博士的同学讲:“那位离开哈佛的女同学是在2002年被哈佛数学系录取的,当时我们大家都很奇怪,那么多的好学生未被录取,为什么会录取她?明明她的成绩单上好几门数学成绩只有60多分,没有人认为她会被录取。”“既然丘成桐是亲自录取她的,他本人应当最清楚是什么原因。”一位副院长向我们介绍,数学学院每年有毕业生180余名,其中出国深造并被国际著名大学录取的毕业生数十名。在丘成桐教授名下就有一些优秀的北大毕业生攻读博士,他们不仅取得了博士学位,而且现在很有成绩。例如刘克峰(北大85年毕业)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授,李天军(北大90年毕业)在明尼苏达大学任副教授,阮卫东(北大88年毕业)在伊利诺伊芝加哥分校任助教授。自80年代以来,北大数学学院有许多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出国深造。他们中的多数已经学有所成,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已有30多人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担任正教授,20余人任副教授,包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第一流大学的正教授。这位副院长说:“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国家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还有差距,我们欢迎包括丘成桐教授在内的海内外数学家的真诚批评和帮助。”

2.“丘成桐介绍:大概在1998 年,国内有一个学生申请到哈佛大学念书,申请表上写明自己学问很高,推荐信说他是北京大学最好的学生,丘先生当时看到申请表,想既然学生这么好,来北京时就亲自和他面对面谈。结果在和北京大学20多个资深的教授座谈时,这 20多个教数学的教授没有一个知道这名学生。”

我们询问了数学学院在98年前后担任学院领导的老师们,他们全都表示不记得丘教授曾经来北大同20多位教授座谈的事,更不记得他想要了解一位学生的事。一位教授对我们说: “这件事情丘教授可能是记错了,或许是他委托别人来了解的。不过当时学院的条件确实很差,一个教研室十几名老师只有一间10多平米的办公室,因此老师们在教课之外只能在家办公。这很不利于老师和同学们的交流。不过老师们把研究生叫到家里来进行指导和讨论是常有的事。”负责教学工作的副院长说:“2000年学院搬进了新的理科大楼,办公条件有了极大改善。现在教授们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与学生们的交流也成了老师们的日常工作。全院都非常重视本科生的教学,我们现在每年招收新生的录取分数在全校是最高的。有这么多优秀的学子愿意学习数学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倍感责任重大。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鼓励老师为本科生多开选修课,指导参加选修课的同学做一些小的研究课题。这大大提高了同学们对数学的兴趣,许多同学因此留下来继续攻读数学学院的研究生。对于特别优秀的高年级本科生,我们还鼓励他们学习一些研究生课程,同研究生一起开办自己管理的读书班。这样的读书班已经搞了两年,同学们的积极性超过了我们的预想。这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在今后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一流人才。”

3.“大概4年前,有一个北大博士毕业写信给我,认为自己博士论文很好,希望到哈佛做教授,前后来了3次信,后来知道这人是国内某院士的学生,但我发现他的博士论文是至少70年前大家就熟悉的结果。他的论文水平也就相当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的水平。连香港中文大学学士的水平都不够,更不要讲哈佛了。但是对这个学生北大吹得很厉害,说他21岁就拿了博士,是个天才。但是我发现他的论文水平很低,所以坚持没有收他。”让丘成桐意想不到的是,“现在听说北大已经提升这个学生做了教授。这种事让真正做学问的人真的很失望。”

据一位当年参与培养该博士生的教授介绍,这位博士毕业生现在是北大数学学院的副教授,当时的毕业论文后来写成两篇文章,经代数学大师,耶鲁大学Feit教授推荐,发表在国际知名的代数学杂志 Journal of Algebra上(2000年和2001年)。这位教授说:“这是很不错的博士论文,解决了一些国外数学家关心的问题。康乃尔大学教授Vogtmann在 2002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这个研究方向的总结性文章中还引述了论文的结果。”也是在2002年,这篇论文被评选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一位资深教授说:“现代数学涉及的方面极为广泛,即使是最好的数学家也不能成为所有数学领域的专家。丘教授是国际著名的微分几何学家,但他不是代数专家,怎么能一眼看出论文的结果在70年前就有了呢?至于论文的水平要由同行专家做客观的评价才是公正的。没有根据地否定一个年轻人的成绩,斥之为比中文大学学士还不如,似乎有些过分,缺乏作为一个大学问家应有的雅量。”学院党委书记对我们说:“我们当年并没有对这个年轻人做宣传,因为我们认为这不是对青年人才的爱护。但是毕竟21 岁就取得博士学位是很罕见的,所以记者听到后追踪报道也是有的。现在数学学院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我们看重的是他们的发展潜力,尽量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使他们能专心教学科研,早日成才。”我们接触到的老师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年轻人给邱教授写信的事,但他们认为:年轻学子给丘成桐这样有名的华人学者写信,请求帮助他们出国学习访问或做博士后,也是常有的事。通常他们收到的回信即便是婉言谢绝,也能感受到长者的关怀之意,绝无这样被公开斥责的。

在我们与北大数学学院的老师们交谈的过程中,他们对于丘成桐教授在谈话中刻意攻击他以前的一个学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虽然没有点出姓名,大家都知道丘教授指的是谁,因为他以前只要一有机会就对之进行各种攻击。一位教授向我们明确指出:“丘教授的攻击不仅歪曲事实,而且无中生有,污辱对方人格。丘教授不顾自己作为国际著名数学家的形象,作出这种事情,我们无法理解。”另一位教授说:“他的这位以前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国际上有影响的第一流数学家,他应当以此为自豪才对。现在这种攻击其实丝毫不能损伤对方在国际和国内数学界的重要地位,为何要出此下策呢?”

2005/08/16 01:08   稿件来源: 倍可亲网讯

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Fields Medal)的唯一华裔得主、国际著名的数学大师丘成桐痛斥中国学术腐败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还揭露一个出自他门下的中国院士,曾经剽窃他的学术论文。

  不整治将退后20年

  作为目前华人数学界的领袖人物,丘成桐十分关注中国数学人才的培养。他所在的哈佛大学近年来也频繁接触中国国内大学及大学生。

  他认为,中国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或“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丘成桐近日在北京接受《北京科技报》采访时说,中国学术界“迫切的问题,是提高质量。学风要彻底改掉”,并毫不客气地指出,以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甚至连一些院士的文章,都不如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的水平。

  与此同时,他也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隐忧:如果中国高校的不良学术风气再不整治,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20年!

  丘成桐还专门讲述了两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他说,他在1995年到中国办了一个讨论班。这个讨论班吸引了很多青年学者。

  但是后来有些参加的教授不想参与有关的研究,主要考虑点是写文章的时间就少了,而每一年创造多少文章才是他们关心的,做这种费力的事情他们觉得划不来。

  丘成桐接着说:“尽管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博士后很想念这个东西,这些教授还是不准学生继续做这个研究,怕论文数量不够,最后甚至硬性干预。自己没有学问也没有冲劲,还不允许年轻人做。最后这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征服猜想的计划不了了之。”

  于是,丘成桐又找到广东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院长朱熹平继续做这个研究。朱熹平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结果又惹恼了当时反对做此事的一些人。2002年在已故数学大师陈省身(丘成桐的导师)和丘成桐倡议召开的世界数学大会上,大会给中国数学机构一些演讲名额,结果他们定的名单全部是北京和上海的。

  丘成桐为朱熹平打抱不平说:“尽管朱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他们就是不容许其他地方有好处。”

  还有一件事更让丘成桐耿耿于怀。他曾花了很多工夫培养一个中国学生。毕业时,哈佛一位教授告诉丘成桐,这个学生抄袭他的论文,出于保护年轻学生的目的,他并没有深究。

  “这个人现在既是国内引进人才,又是院士,基金会什么都管,平时许多人都怕他。他在好几个地方任教,有的年轻人学问比他好,但是薪水不到他的二十分之一。

  “他做学生时还是不错,现在学问只是二流。他把我十几年前的文章,改头换面后据为己有。我批评他,这个人还说我荒唐可笑。真是不道德!”

  大跃进、文革

  破坏研究水平

  丘成桐认为,在“文革”以前,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已接近世界一流,但是后来大跃进、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把这些全部破坏了。

  现在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有理由在学术上作出更大的成绩。

  “迫切的问题,是提高质量。学风要彻底改掉。”

  他说:“中国学生素质完全可以比得上哈佛的学生。假如有好的导师和好的风气,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丘成桐1949年生于广东汕头市,后随家人移居香港,就读香港中文大学,再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受业于陈省身,获得博士学位,曾获美国数学会几何的大奖Veblen奖、费尔兹奖。

  丘成桐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史丹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加州大学圣地牙哥校区,现任教于哈佛大学。

《我们到底要什么? 》,温铁军,华夏出版社

2005年08月31日
  2004年下半年曾经轰动一时的“郞顾之争”,近期又有了续闻。争执一方的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被拘留,有媒体认为这是无言地给一度“倒顾”与“挺顾”之争下了一个阶段性结论。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和客观,也有泛政治化之嫌。应该对事情本身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后再下结论。现在倒是一个冷静回顾这场争议的好时机。

  事情的起因是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一篇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出顾雏军在并购科龙、美菱等企业时,采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等7种手段,以9亿元的付出鲸吞了136亿元总值的企业,并引出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命题。一周后,顾雏军委托香港律师行向香港高等法院递送了起诉状,以他个人的名义正式起诉郎咸平对其进行的“诽谤”。

  就这一情节而言,我觉得,作为企业家的顾雏军至少是不懂得学术研究与“诽谤”之间的界限。朗咸平的说法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也不排斥其哗众取宠之部分动机。但是,他的言论基本属于正常的学术研究,而与恶意诽谤区别甚大。顾以拥有大企业的“财大气粗”而对议论自己的学者诉诸司法程序,这至少不是开明企业家应当具有的态度。而且,这样的官司是打不赢的,我想,身在有着长期市场经济和法制传统的香港的顾雏军,应当知道言论自由包括学术自由的基本公民权利,由此而对朗上纲上线,大有中国的文革遗风。其实,明智的态度应当是摆事实、讲道理,正面论理,说明自己并没有以9亿元鲸吞136亿元总值的企业。然而,顾并没有认真地这样做。

  情节二:2005年4月29日,科龙电器年报报出6000万元巨亏。10天后,公司公告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8月2日,科龙正式发布公告,证实传闻:顾雏军等5名公司高管已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于是,舆论似乎一边倒,以为今天顾既然被拘留,那他就错定了,因而朗咸平是正确的。甚至有人认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制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我说,这是因噎废食,把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科龙电器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而使顾雏军被刑事拘留,并不能得出国有企业改制都错的结论,也不能就此证明朗咸平的说法全都能够成立。还是需要实事求是,客观理性地分析各个方面的问题,一件件地判断落实。

  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似乎也犯了泛政治化的毛病,缺少客观理性的分析。例外,去年下半年面对郎咸平“炮轰”顾雏军、张瑞敏及李东生的情况,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曾表示:“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2004年10月21日,一群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出面支持顾雏军,在北京华侨大厦举行了一场名为“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研讨会。会议的核心文件认为,顾雏军的并购行为是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完全一致的,如果顾雏军是对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就是对的,反之亦然。

  然而,这种“捆绑策略”并不明智。不能把顾雏军与中国企业改革的命运完全捆在一起,前者是一个人和一种特殊的策略,后者是一个整体的改革战略,其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可以允许各种试验。但必须明确一个总的方向,即国有企业的改制“是死还是活”的根本性问题。今天的一些媒体从顾被拘留而论及企业改革战略之失败,显然是以偏概全。

  非常遗憾,我们一些人在基本学术研究和经济战略上的“以人划线”和泛政治化还相当普遍。一段时期以来,主流经济学成了企业家的代言人,而朗咸平则成了所谓民意和舆论的象征。于是两极对立相当明显。假如朗咸平也有以偏概全之嫌,甚至还有基本否定企业改制的立意,则这种两极对立尤其危险。为什么不能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就事论事、一件件地分析落实呢?我认为,企业改制仍然需要进行下去,不该停滞不前。但其方式需要检讨,如果存在手段上的不公正,或者巧取豪夺国有资产,或者违反证券法等任何一种法规,则都需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无论他是大企业家还是小股东。然而,国有企业停留在老的所有制和经营模式下不进行改革,同样没有出路,甚至还会拖跨我们的关键性行业。对朗咸平所引导的所谓舆论,显然也需要注意其中包含的非理性、情绪化的因素。
2005年07月12日
美国的拆迁征地官司

  过去的历史教育告诉学生,在市场经济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未经论证的神话而已。美国市场经济够发达了吧,但私有财产照样会受到侵犯。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能不能侵犯,而是出于何种目的要侵犯私有财产,以及受侵害的所有者该如何得到补偿。对此,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有明确规定,“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public use)”。显然,私产是可以充公的,但必须给予“公正补偿”。即便有如此明确的规定,在执行过程中,美国各级政府和私产所有者之间,就何谓“公用”,如何确定“公正补偿”,依然是争论不休,讼诉不断。

  这些众多诉讼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拆迁(征地)补偿”。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这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究竟什么条件下,政府可以行使征用权?一般来说,为了建筑公共设施,诸如交通枢纽,公用场馆,市政建设,老百姓都会接受拆迁补偿,而涉及商业开发时,老百姓就会犯嘀咕,凭什么要我们小民让位给大开发商?即便能够得到公正的补偿,老百姓因为故土难离、老宅情结等情感因素而不愿搬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现在虽然基本上消灭了野蛮拆迁,但法律诉讼还是在所难免。就在6月2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其本年度开庭其行将结束之际,做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裁决,认可了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为由,行使征用权的做法。

  这个案件的原告是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市15户居民,被告是当地市政府。该市因为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其高,人口流失严重,日趋衰落。早在15年前,就被州政府认定为“败落市区”,其目前的人口数量还不及1920年。为了让它起死回生,振兴经济,市政府决定进行大规模的市政改造。经过周密的规划和设计,政府拆除河边衰败的住宅区,改建为辉瑞制药公司(著名伟哥的生产商)的研发中心、新型居民区和河边步行街。

  对绝大多数的居民而言,这无疑是喜讯。可就是有那么15位居民,放着160万美元的“公正补偿”不要,甘愿做钉子户。面对拆迁的压力,从2000年11月,他们开始走上了漫长的维权之路。一般说,穷人和地方政府打官司,基本上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好在美国是个多元社会,有一帮为民请命的公益律师。这次民告官就得到了一个叫“寻求公正”的公益律师所的帮助。钉子户及其律师最有力的理由是,即便拆迁能够促进私人经济发展,尽管这一发展将通过税收提供公益,但也绝非是“公用”。在他们看来,除非是建立高速公路或者是公共设施,否则,都不能称其为“公用”。虽然在州法院他们一再败诉,但还是坚持在五年后的今天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出乎一些人预料的是,通常替穷人说话的自由派大法官这次却站在了当地政府一边。在5比4的法院判决中,史蒂文斯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发表了多数意见。 他们认为,宪法中的“公用” 可以恰当地定位为比较宽泛的“公共目的”(public purpose),而且历史上已经有好几个这样的先例。“促进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都被接受为政府的传统职能,很显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经济发展排斥在一向被宽泛理解的公共目的之外”。经过仔细考察后,史蒂文斯大法官认为新伦敦市这一改造项目“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公共目的”,因为它旨在“增进就业,增加税收”。同时,它认为地方立法机构和法院最适于“判断地方上的公共需要”,因此要尊重它们的决定。

  但是,四位持反对意见的保守派大法官却不这样看,他们同意原告律师的看法,地方政府在第5修正案的保护下,往往滥用征用权,损害私人业主的权利。因此,必须严格限定“公用”的范围。在异议中,保守派女大法官奥康纳称,如果按目前的判决,支持地方政府征用权,结果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旗号下,所有的私有财产都可能面临被剥夺、并转移给另一个私人业主手中的威胁。”因此,不能够简单地把发展经济视为一种恰当的“公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判决不利于弱势群体。奥康纳不客气地说,政府的做法“就是允许将财产从门路较少的人那里转移到门路较多的人那里。美国的建国之父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保护这样的结果”。

  就这样,对私人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来说,总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对于败诉的百姓来说,他们必须搬出老宅。为了经济发展,必须有人做出牺牲,可是,穷人却在想,为什么总是让他们作出牺牲哪?

来源: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201

  




凤凰卫视7月12日消息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态势,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要加强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建设,包括矛盾排查机制、信息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而中央综治办和公安部等部门,日前组成调研组,分赴一些省市,就“处置群体性事件”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据悉,在很多地方,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第一位的问题。其表现为,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面越来越广,行为方式越来越激烈,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从一九九三年到二○○三年,全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一万起增至六万起,参与人数也由七十万增至三百多万。

有关人士分析,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主要特点有四:一、事发突然,演变迅速。一旦事发,规模迅速扩大,在数小时至数日内引起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参与。

二、组织严密,行为激烈。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有策划组织者,参与者往往进退有序,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

三、从直接原因看,一般都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最近主要是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债权债务等问题。

四、多重矛盾交织,处置难度大。在反映问题过程中出现一些违法犯罪前,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激化矛盾,扩大事态。

多因利益冲突引爆

新华社于上月底全文播发总书记胡锦涛今年二月份关于和谐社会讲话,再次强调“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全国政协常委翟泰丰日前在政协会上指出,中国现行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当前经济和社会矛盾凸显期,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具有全局性,涉及诸多方面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为此他建议建立国家、省、市三级社会矛盾预测、评估、化解机制,将群体事件消弭于未萌期。

有关分析指出,群体性事件多是由于利益冲突引起的。当前中国社会处于矛盾凸显期,利益分配不均,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利益冲突明显加剧。特别是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下岗就业、劳资纠纷等矛盾不断增多。同时,而随着改革开放深化,民众的政治意识不断增强,民主法制诉求不断增多,也必须正视。

据悉,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要形成“党政统一领导、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最大限度减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来源: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23842526232576/20050712/58469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