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9月30日

 

? 桑 农

名著重读

 

  《围城》第三章写方鸿渐邀请苏文纨、唐晓芙二位小姐到“峨嵋春”吃饭,结果只有唐晓芙一人赴约。进餐时,方要唐淖≈罚?/p>

  

  ……他看她写了电话号数,便说:“我最恨朋友间通电话,宁可写信。”

  唐小姐:“对了,我也有这一样感觉。做了朋友应当彼此爱见面;通个电话算接触过了,可是面没有见,所说的话又不能像信那样反复看几遍。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人的通信,最不够朋友!并且,你注意到么?一个人的声音往往在电话里变得认不出,变得难听。”

  “唐小姐,你说得痛快。我住在周家,房门口就是一架电话,每天吵得头痛。常常最不合理的时候,像半夜清早,还有电话来,真讨厌!亏得‘电视’没普遍利用,否则更不得了,你在澡盆里、被窝里都有人来窥看了。教育愈普遍,而写信的人愈少;并非商业上的要务,大家还是怕写信,宁可打电话。我想这因为写信容易出丑,地位很高,讲话很体面的人往往笔动不来。可是电话可以省掉面目可憎的拜访,文理不通者的写信,也算是个功德无量的发明。”

  方鸿渐关于电话和信的议论不能看作脱口而出的即兴表演,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第三章中,他确实从没有主动拨过一次电话。他对电话的最初印象是厌烦:“这电话就装在他卧室外面,他在家时休想耳根清静。他常听到心烦,以为他那未婚妻就给这电话的‘盗魂铃’送了性命。”这是小说第一次提到电话,方鸿渐的感觉在与唐小姐的对侃中又有重申。方鸿渐也动过几次打电话的念头,如苏文纨来电话告诉不能践约后,他想再与苏通个电话问唐晓芙是否去。再如后来,唐晓芙唇枪舌剑数落他一通,打电话以图和解,他却以为是苏文纨打的,对着话筒厉声臭骂,发现对方挂了,他又想再打,逼对方听完。可是,不论出于怎样的考虑,两次他都没去拨。还有,那天与唐小姐欢宴结束,要汽车行放辆车来送她回家,电话非打不可了吧,但小说中写的是方鸿渐“分付跑堂打电话”。他可真是做到“言行一致”了。

  方鸿渐对信的偏爱却有些过分,近于“恋信癖”,第三章中就全文照录了他好几封信,有文言的,有白话的,他甚至还想用英文写信。在与唐晓芙的交往中,写信是方鸿渐激情的最佳寄托,那次饭后的一个多月里,他与唐见面七八次,写信给她竟有十几封。“他写的信变成一天天的随感杂记,随身带到银行里,碰见一桩趣事,想起一句话,他就拿笔在纸上跟唐小姐切切私语,有时无话可说,他还要写……写信的时候总觉得这是慰情聊胜于无,比不上见面;到了见面,许多话倒讲不出来,想还不如写信。”和苏文纨撕破脸皮后,他写信给唐晓芙,把自己的未来命运交付对方。等了四五天,没有回信,他“把自己的信背了十几遍,字字推敲,自觉并无开罪之处”,又写了一封信。在与苏文纨相处时也是这样。由于方鸿渐暧昧的态度与冒失的举动,常常弄出尴尬的局面。这时,他总是试图用信来解决。一次关于扇上的题诗,他不知是苏所作,信口揭露作者的剽窃行为,闹得大家不欢而散。为挽回局面,更为在唐晓芙面前显山露水,他写了一封谎话连篇的信。另一次是他魂不守舍地吻了苏后,回到家中赶紧去信表明态度,后竟可笑地以为苏会失意而自杀,又追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对信的迷恋简直可称“迷信”了。

  方鸿渐宁可写信,不愿打电话,这与他的生性有关。他是一个思想大于行动的人,擅长纸上谈“情”。独自一个或事后,思维很清楚;正面接触,甚至通电话时,便常常处于被动,忙着应付,手足无措,要么辞不达意,要么信口开河。骗得周经理的资助,骗得博士文凭,都是通过信,若要当面交涉,怕一件也办不成。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偏好通信的习惯,正是潜意识地对直接交往缺乏信心。

  唐晓芙讨厌电话,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就是“一个人的声音往往在电话里变得认不出,变得难听。”说“变得认不出”是事出有因,她刚刚打电话给方鸿渐,被周太太误认为苏文纨。这也为后来至关重要的误会埋下伏笔。说“变得难听”是别有一种潜意识作祟。她出身名门,聪明漂亮,“脾气高傲”,但在苏文纨的交际圈里,她只能是那位留洋女博士的陪衬人。她却不甘成为别人的附庸。说“变得难听”正是在被误认是苏的前提之下,这多少流露出内心的不满。那次赴宴前有些细节可作旁证,苏电话通知她不去了,唐晓芙自己也不想去了;但苏一再打电话催她回了方鸿渐,她却决定非去不可。她对苏的态度可见一斑。

  唐晓芙不喜欢打电话,但她还是先后两次主动打给方鸿渐。一次没有打通,给她赴宴留下回旋余地,这是两人关系发展的开始;一次打通了,却被误认为是苏文纨,遭到莫名其妙的辱骂,这是两人关系决裂的关键。尽管她后来对电话中的误会已有察觉,终因心高气傲,没有再做努力。在唐晓芙与方鸿渐之间,电话不仅没有能够为沟通情感提供方便,反而造成他们更深的误解,葬送了一段姻缘。

  唐晓芙总共给方鸿渐写过七封信,内容是什么,文笔如何,我们无从知晓,可至少在方鸿渐的眼里,这些信无疑是异常精彩、异常珍贵的。他用唐“送给他吃的夹心朱古力糖金纸匣子”装着。匣子本是装糖的,现在用来装信,这两者品味起来,不是甜在嘴上就是甜在心里,况且糖与唐谐音,不知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唐晓芙对方鸿渐的来信也很看重,大概也曾“反复看几遍”。最后一次见面,她出来时手里拿个大纸包,是准备退还的方的来信,当时又没让带走。凭着唐的精明,怕不是一时遗忘。没有给,似乎有藕断丝连的不舍之意。之后在电话里遭到莫名其妙的辱骂,才让包车夫送去,并要“回件”,即收回自己写去的信。信者,信物也,各自交还信件,自然情断义绝,连挽回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对待信的态度,唐晓芙与方鸿渐基本上一致,而与苏文纨相左。苏是不太看重信的作用的,方给她的三封信,第一封看了,却还要方在电话里作补充;第二封连信封都未拆,就要听方亲口说;第三封更如泥牛入海了。仅从这一点看,方鸿渐与唐晓芙要算是“志同道合”,而与苏文纨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方鸿渐的亲疏有别,决非心血来潮的选择了。

  说苏文纨完全排斥通信,是不够准确的。她先拿赵辛楣的信在方鸿渐面前卖弄,后拿曹元朗的信在唐晓芙面前炫耀,只是她自己从没有写过一封信。个人兴趣,性情慵懒,都不是充分的托辞,这里实有难言之隐。让我们回顾一下方鸿渐说过的话:“……我想这因为写信容易出丑,地位很高,讲话很体面的人往往笔动不来。可是电话可以省掉面目可憎的拜访,文理不通者的写信,也算是个功德无量的发明。”这当然是泛泛而谈,可将它放在苏文纨身上,却也十分贴切。苏是留洋的博士,可谓“地位很高”,至于讲话的“体面”,方鸿渐初到苏府就“诚心佩服”了。她的文字功夫如何呢?据小说交待,她写有博士论文《十八家白话诗人》,到底写得怎样,没人见过。可读她偷外国民歌而作的诗,说“文理不通”不算冤枉。既然是被誉为“苏东坡的妹妹”的大才女,写出的信让人无法卒读,那可真是“出丑”了。最明智的做法只有一个:不写。

  和方鸿渐“宁可写信”截然相反,苏文纨是“宁可打电话”。在第三章中,她有案可查的打过十二次电话。如果留意一下苏在该章节的地位及表现,就会察觉到她很像欧洲上流社会沙龙里的女主人。方鸿渐、唐晓芙、赵辛楣、曹元朗、沈先生、沈太太,还有未出场的王尔恺都是围着转的行星或卫星,至于褚慎明、董斜川与她疏远些,也因为他们不在圈子里,引力未能发挥作用。这样一个人物,自然习惯指使或干涉别人。她要把别人都捏在自己手中,随时“叫来唤去”,而决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交付别人。在这种情况下,电话无疑是往来周旋的最佳工具,既可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事情过后又没有任何留痕,不像信,说不定就成了把柄或笑柄。

  苏文纨所打的电话,达到预期目的的并不多,但它们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方鸿渐的,说是不能去峨嵋春赴宴了,然后接连打了三个电话给唐晓芙,让她也辞掉方的邀请。不甘听人调遣的唐晓芙偏偏与之拧上劲,只身赴约,宴罢归来,又听说苏来电话,“唐小姐气愤地想,这准是表姐来查探自己是否在家。她太欺负人了!方鸿渐又不是她的,要她这样管着?表姐愈这样干预,自己偏让亲近。”苏文纨一次次电话把唐晓芙推到方鸿渐那边去了。后来打破三人之间明来暗往的平衡局面的,也是苏文纨的三次电话。赵辛楣宴请、方鸿渐大醉的第二天,苏文纨上午一个电话、下午一个电话去方处问病,晚上又来电话约方夜谈,这才有方鸿渐鬼使神差的月下一吻。整章故事急转直下,苏文纨翻脸,唐晓芙反目,一场云里雾里的恋爱游戏,顿时烟消云散。

  我们已经看到,《围城》第三章里的电话和信,与方鸿渐、唐晓芙、苏文纨三人的个性、处世原则以及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存在着种种天衣无缝的机缘巧合。此外,关于电话和信的选择,还蕴藏着某些颇具典型的心理。

  通信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递方式,而电话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在当今社会,两种通讯工具并用,各有各的存在理由。一般人似乎并不深入地追究,但对于一些敏感的人,天平总是倾向于信的一边。他们当然知道电话传送信息时的方便与快捷,但是他们总是念念不忘信在交流情感时的优势。余光中有《催魂铃》一文,专说电话和信的比较。所谓“催魂铃”就是方鸿渐说的“盗魂铃”。该文有一段文字与方、唐对侃的内容如出一辙:“比起电话来,书信的好处太多了。首先,写信阅信都安安静静,不像电话那么吵人。其次,书信有耐性和长性,收到时不必即拆即读,以后也可以随时展阅,从容观赏,不像电话那样即呼即应,一问一答,咄咄逼人而来。”董桥散文《一室皆春气矣》主旨也是电话的薄情、信的多情。标题出自梁鼎芬致缪荃孙信中的一句:“寒天奉书,一室皆春气矣。”文中说:“上一辈的人好像都比较体贴,也比较含蓄,又懂得写信比打电话、面谈都要有分寸的道理。”还说:“书信因为是书信,不是面对面聊天,写信的人读信的人都处于心灵上的孤寂境界里,联想和想象的能力于是格外机敏。”今天,我们在一些时新的杂志和报纸副刊上,仍能常常读到类似的言论,诸如宁愿写信不愿打电话,宁愿用笔写不愿用电脑写等等。

  如此联系起来看,电话和信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心态的问题。

2004年09月27日

閱讀筆記 卷二、西洋文學

彼德?奧斯華《鋼琴怪傑顧爾德》


《鋼琴怪傑顧爾德——天才的狂喜與悲劇》
(Glenn Gould: the Ecstasy and Tragedy of Genius)
彼德?奧斯華/著
吳家恆/譯
先覺 人文思潮 01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1.顧爾德(Gould,Glenn)——傳記 2.音樂家——加拿大——傳記 3.資賦優異——心理方面
1999.11.初版
定價370元

聆聽自我,化為琴音——讀彼德?奧斯華《鋼琴怪傑顧爾德》

老實說,我對古典音樂的認識,這些年一直沒什麼長進。還停留在剛入門的階段。除了一般人知名到爛熟生厭的曲子,如貝多芬交響曲第三號「英雄」、第五號「命運」、第六號「田園」、第九號「合唱」,或者舒伯特的「鱒魚」,德弗札克的「新世界」,維瓦第的「四季」,拉赫曼尼諾夫的「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等等,即使真聽不出妙處也附庸風雅買了來,驢子嚼大麥地胡吞一氣;聽得懂的大約就是些幼稚園常播給小朋友聽的兒童古典了。比如聖桑「動物狂歡節」,德布希「兒童世界」,或者像是「森林裡的磨坊」、「玩具兵進行曲」、「啤酒桶波加圓舞曲」、「打字機」……等等的。所以,論真要談顧爾德 (Glenn Gould,1932-1982)傳記這本書,我實在一點也不夠格。

不過,若撇開顧爾德「世紀鋼琴大師」的身份不談,單就「人物傳記」而言,我倒還看過許多,並且向來頗覺有趣,樂於閱讀就是了。在過去,大凡會自己或由他人著書立傳的,都是人類文明發展裡,各領域有頭有臉的人物。我們多只知道、看到他們光鮮耀眼的那面,常先入為主以為他們必然天生風骨不凡,道德行為操守種種,處處可為人表率。其實常大出意外。這些人之龍鳳,幾乎各有其怪異,有些之匪疑所思,叫人難以致信。可能因為,在多數人眼中,我也是個怪人,非但見「怪」不怪,還頗覺得吾道不孤,津津有味極了。

這本傳記,是顧爾德相識二十五年的音樂好友彼德?奧斯華所撰。除了是技術精湛的小提琴家,他同時是精神醫學教授和精神科醫師。封面後的「作者簡介」告訴我們,奧斯華善於撰寫側重精神面的傳記;寫作此書前,早有《舒曼——一位音樂天才的心聲》和《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縱身入瘋狂》兩本得獎作品。為顧爾德執筆作傳,除了奧斯華外,再沒有誰更適合了。

由旁人作傳,在素材編造結集上固然有其不足,對讀者而言卻是再好不過。在我的閱讀經驗裡,名人自傳對其人生細節看似巨細靡遺,在作者自身認為值得一提的小事,讀者卻可能無聊沈悶。相對的,他們自作傳記,當然或多或少會對自己隱惡揚善。所呈現的,可能只是部分且樣板化的形象。由立場超然的外人側面作傳,一方面為讀者預作了裁剪取捨,字句都是讀者可能感興趣的精要;另方面看到的主角真實面貌,相信也比自傳要多許多。

這本傳記,從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顧爾德和奧斯華初次見面開始談起。那時,顧爾德剛在哥倫比亞唱片公司邀請下,錄了巴赫不很出名的《郭德堡變奏曲》LP。曲子在他手中的詮釋下,活了起來。一時間震驚全球,也使顧爾德鵲起古典樂壇。

這時的奧斯華,剛完成精神科醫師的訓練,到加州大學醫學院任教。有小提琴的底子,過去常和紐約著名鋼琴家卡寧(MartinCanin)一起合奏室內樂。顧爾德第一回來加州開音樂會,卡寧大力推薦奧斯華去聽,「他……技巧驚人,頭腦聰明、敏銳,是個人物,也有點瘋狂。他會是你的好案例!」

果然。奧斯華聽完顧爾德的忘我演出,其他演奏家的陪襯表演曲,都聽不下去了。急忙到後台找顧爾德,急欲結識。友誼就這麼開啟。

話說回來,單在音樂會,奧斯華也觀察到顧爾德的不少怪癖。比如,平台鋼琴三隻腳各墊了木塊,加上矮折疊椅,使他演奏姿勢與其他人極為不同。演奏時,他身體前傾,臉幾乎碰到鍵盤,一面彈一面哼唱出聲,下頷開開闔闔恍似猿猴。這種演奏法,在兒童音樂教室,不被老師打得半死才怪。可是,「他的演奏非常精彩,音樂是形塑出來的,具有三度空間的深度,每個樂句似乎都自有其生命。……顧爾德的演出結合了視覺與聽覺的效果,很快便感染了聽眾,聽眾欣喜若狂,全神貫注,幾乎一動也不動」(頁013)。

這些怪癖,一定其來有自吧。讀者不免好奇了。這是奧斯華的高明處。在第三章起,才帶入顧爾德的童年。可這童年往事也只是淡描,僅佔「出世」「神童」「童年友伴」「得良師更上層樓」四章。全書二十六章,重點放在成年後,顧爾德其人其事上。這應也是眾樂迷最感興趣的。

原來,父母都愛古典音樂的顧爾德,一出生後,就有極敏銳的音感。更奇怪的,一般嬰兒小時總會哭,顧爾德卻只是哼哼作聲,好像歌曲,並不是哭。出生三天,手指就動個不停,「好像彈音階一樣」(頁044)。奧斯華以專業素養判斷,「不哭顯然是異乎尋常的,而不斷揮動的手,加上語言發展過中的特異,則有可能是一種稱為『嬰兒期自閉症』的發展失序」(頁045)。可是話說回來,顧爾德日後的表現,又不像自閉者。「不過,他後來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所表現出的某行為,像是害怕某些物品、無法兩人起共鳴、社交退縮、自我孤立,以及過度注意儀式化行為,的確像是一種叫做『艾斯柏格症候群』(Asperger’ssyndrome)的症狀,這種病是自閉症的變貌。有時,艾斯柏格症(minHsiao按:譯誤為「阿斯佩斯症」)和某個特定表現方式,譬如音樂、數學、戲劇、體育或美術方面的不尋常天賦有關。作曲家巴爾托克和哲學家維根斯坦,可能都受這種情況所困擾」(頁046)。

或許吧。好玩地說,原來天才總是有點「變態」。只是,變態倒未必是天才是了。不過,真要感謝這些「變態的精神病患」,由於他們對各領域更敏銳細膩的理解,才能教導我們更進一步認識這個大千世界。

比如書中提到,顧爾德某回練琴時,女傭正巧進來,用吸塵器打掃地毯。本來女傭發現練琴,要等一會再來的。顧爾德驚喜地卻要她繼續沒關係,彈起琴來更是如魚得水。原來,他意外發現,吸塵器巨大噪音蓋過了他的琴音,他無法聽到自己對樂曲的詮釋,卻更能憑腦海、心靈、手指對琴鍵傳來的震顫,發現並體會曲子的精髓。原來,這就是貝多芬在耳聾後,更能發揮音樂天賦的原因啊!自此,顧爾德彷彿打通任督二脈,領悟「無招勝有招」的無上心法,不再拘泥於演奏的外在形式限制,琴音更臻化境。

這本中譯,想主要在商業考量上,書末由台灣新力唱片(SONY)提供了不少顧爾德錄音CD的編號和小影,讓讀者方便尋找。其實也貼心。顧爾德鋼琴音樂之好之美,久聞其名。限於餘錢有限,就有也幾乎用在買新「故事書」上,一直沒能買他那些列為「高價品」的古典音樂錄音。可是,讀完這本傳記,我迫不急待想衝到唱片行,至少買他一片來聽聽。在他奇妙炫耳的鋼琴聲中,再重讀這本傳記,相信必然別有一番滋味。

2004年09月23日

 

By: Irregular

福尔摩斯全集中提到的几位主要人物中,最最重要的一位是谁?是智慧与怪僻成正比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先生,还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迈克罗夫特大哥,抑或是犯罪界的拿破仑莫利亚蒂教授,或者优雅聪明的歌手冒险家艾琳·艾德勒小姐?其实,福尔摩斯全集中最最重要但也往往是最被忽视的一位就是我们的好医生约翰·H·华生了。说的也是,其貌不扬,头脑迟钝的华生除了偶尔会引起他那优秀同伴的讪笑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作为。注意到他的读者,当然也就更是少之又少。但是,没有华生医生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世界上就缺少了一位最伟大的侦探。所以,在福学研究中,华生学(Watsonian)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拿出放大镜好好观察一下这位前陆军军医部医学博士约翰·H·华生。

1, 华生的全名到底是什么?

关于华生的名字争论很多,其中主要集中在他的中间名”H”代表什么的问题上。T.S. 布雷克尼(T.S.Blakeney) 在1957年提出H是”亨利”(Henry)的缩写。但是,这种说法现在被广泛质疑。因为”亨利”是华生哥哥的名字。

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哈密斯”(Hamish)理论是著名的女福尔摩斯学者多萝西·L·塞尔斯(Dorothy L. Sayers)在1944年《华生医生的教名》中提出的,根据来自于《歪唇男人》中华生太太称呼华生为 “詹姆斯”(James)。华生太太为什么会叫约翰·H·华生为詹姆斯呢?塞尔斯女士认为,H是”哈密斯”(Hamish)的缩写,而哈密斯(Hamish)则是苏格兰英语中詹姆斯(James)的另外一种写法。
(注:华生太太为什么会叫他丈夫为詹姆斯呢?哈哈,这个问题,引起了无限猜测。这其中最为惊人的理论是:因为约翰·H·华生本身就是个假名,华生太太一点都没有叫错,事实上,华生太太应该是莫里亚蒂太太,而她丈夫,当然就是詹姆斯·莫里亚蒂了。可怕啊,福尔摩斯最忠诚的老友居然也是他的大敌!当然,我是完全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的,不过,你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小说线索。)

2, 华生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华生1878年取得伦敦大学医学学士学位,一切顺利,他当时应该是22岁。那么华生生于1856年。但是在著名的福尔摩斯学者威廉姆·S·巴林古尔德(William S. Baring-Gould)在他的《贝克街的福尔摩斯》中却认为华生生于1852年。巴林古尔德并没有给出论据,但是我想他要么是依据当时获得医学院学士时间来推断的,要么就是认为华生在举家迁往澳大利亚的过程中耽误了几年。如果按照他的推断,华生在1881年左右遇到福尔摩斯的时候应该是29岁,1904年福尔摩斯退休时是42岁,1912年福尔摩斯重出江湖时是50岁。Baring-Gould认为华生在阿瑟爵士去世前一年(1929)孤独的离开人世,享年67岁。
(注:巴林古尔德并没有推测福尔摩斯去世的时间。像他这样伟大的侦探当然是一直活着,若是按照公认的福尔摩斯生日1854年1月6日来推算的话,大师到今年已经150岁了。不过我想, 像歇洛克这样饮食没有规律,不时用毒品摧残自己的人,大概不会长寿。But, again, long live the Master.)

3, 华生是男人还是女人?

难道这用问吗?是的。怀疑主义者质疑一切,这才是通向真理的途径。有学者认为华生博士其实是位女性,而且也不姓华生,而是在嫁给歇洛克之后随夫姓福尔摩斯了。否则她为什么会把福尔摩斯写成厌恶女性的禁欲狂呢?(这当然也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4, 华生长得如何?

华生从来没有描述过自己的相貌。若不是雷斯垂德提到逃离米尔沃顿宅第的两名嫌犯的相貌,我们还不知道华生是”……中等身材,身体强壮,下颚是方的,脖子较粗,有连鬓胡须……”就我们猜测来看,华生应该长相不坏,很有些粗犷的男人味道,和他那个鹰钩鼻子瘦高个的搭档很不一样。若是两个人站在一起,小姐们大概都会暗中青睐踏实可靠的医生呢。

5, 华生有几个兄弟?

从柯南道尔原著来看,华生有一个叫Henry的哥哥。但是,学者们对华生太太那句”詹姆斯”的称呼仍不死心,所以华生就又有了一个叫James的双胞胎兄弟。两个人都学医,一起去了阿富汗,约翰伤在肩膀,詹姆斯伤在腿上。初遇福尔摩斯的是约翰,后来跟他一起探案的是詹姆斯,和玛丽·莫斯坦小姐结婚的也是詹姆斯。开业行医的是约翰,在约翰跟福尔摩斯出去冒险的时候帮忙照看医务的则是詹姆斯。福尔摩斯可能察觉到了也可能被蒙在鼓里。我们对约翰,亨利,詹姆斯如此混乱的主要是因为福尔摩斯和华生这两个好朋友,在全书中居然一次都没有叫过对方的名字,而总是以姓氏相称。
(我为了这个还特意问了教历史的英国老师,对方回答说:这在维多利亚时代是很正常的事情。言下之意,似乎只有随便的美国人才初次见面就玛丽,杰克的叫得那么亲热。)

6, 华生有哪些家人?

首先是华生到底有几位妻子?这是每一个研究福尔摩斯的人必问的问题(包括我在内)。原因很简单,关于福尔摩斯的大部分推测都建立在福尔摩斯年表上,而年表的主要依据来自于华生结婚的日期和次数。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华生结过两次婚,一次当然是1887或者1888年和四签名中的玛丽·莫斯坦小姐。莫斯坦小姐在1894年福尔摩斯归来之前不久去世。第二次则是在1903年左右,福尔摩斯在《皮肤变白的军人》中提到华生的再婚,但此次我们并不知道对象是谁。巴林古尔德认为,华生在血字的研究之后曾经去过美国,在那里和一位康斯坦斯·亚当斯小姐结婚。这才是华生的第一任妻子。亚当斯到英国之后很快病死,于是华生又回到贝克街,并在四签名中认识第二任妻子。 除去这些广泛接受的理论,也有其他稀奇古怪的说法。比如,华生1903年再婚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一直陪伴两个人风风雨雨的赫德森太太。不,不,你们不要惊讶。仔细考虑一下,柯南道尔原著里从来没说赫德森太太是个老太婆哦。只是在大部分福尔摩斯电影中,都不约而同的找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来饰演而已。谁知道,难道赫德森太太就不能是一位年轻谨慎的寡妇,常年被恐怖的房客压迫?华生和赫德森太太在一起的主要话题大概就是福尔摩斯了。更夸张的说法则认为华生前后有6个老婆。这个人大概和我一样被华生结婚的日期搞得头昏脑胀,一个故事里是1887年,另一个故事里又是1888年。所以干脆让华生多结婚几次。

华生是不是一个很风流的人呢?我想是的,就连福尔摩斯也几次揶揄他对女性很有品位。他自己不也吹嘘在三个大洲阅女无数?在遇到莫斯坦小姐之前,华生可能有不少女朋友吧。

关于华生有儿子的理论仍旧是来自于那句惹事生非的”詹姆斯”。当时,华生太太要”送詹姆斯上床”。这听上去与其是关爱丈夫,更像是照顾年龄比较小的孩子。而且在空屋中福尔摩斯提到华生新近居丧,可能并不是莫斯坦小姐去世而是詹姆斯的早夭。而莫斯坦小姐(这个时候已经是华生太太了)也因为这个缘故离开了华生。支持这个理论的学者中更有人认为莫斯坦小姐离开华生除了因为詹姆斯的早夭之外,华生一天到晚跟福尔摩斯到处冒险不着家也是原因之一。更有人推测华生这个家伙风流成性,把老婆都气跑了。也难怪福尔摩斯总是揶揄他说:”女性是你的专长。”

7, 华生在血字的研究开头中提到的小牛头犬哪里去了?

当然是被讨厌动物的福尔摩斯扔掉了。也有人说,歪唇男人里面那个倒霉的”詹姆斯”叫的是华生的狗。对小牛头犬的争论不少于对”詹姆斯”的争论。有的说华生当时并没有养狗,只是在回忆过去养过的宠物。有人说”牛头犬”是一种手枪的昵称。有人说华生口齿不清,”养牛头犬”(keep a bull cup)是酗酒者(keep a full-cup)的口误。也有人说牛头犬是指华生脾气不好。
(如果是中国读者,可能根本就没注意到华生在第一章里提到牛头犬之后就没有下文。若是注意到了,也只会认为是作者忘记了,前后呼应不好。但是西方研究者却会搞出这许多推论。我想这就是思维方式不同的缘故吧。)

8, 华生的经济情况如何?

OK,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不管华生自己怎么说,他的业务大概不怎么样。有哪个医生会没事就把医务扔给邻居自己出去跟朋友闲逛呢?所谓同行是冤家,尤其是比邻而居的两位医生,竞争肯定很激烈。福尔摩斯说华生的生意比邻居好,但是这也不是把财路拱手让人的理由啊。再说了,让别人照看自己的生意,这又不是杂货店,治死了人,岂不是砸自己的牌子?所以说,可怜的华生医生,大概和年轻的眼科专家阿瑟·柯南道尔医生一样,守着空无一人的候诊室,所以才会有时间写出这许多故事啊。

至于说他的收入,华生刚刚见到福尔摩斯的时候,虽然并不富裕,但也不缺钱花。每天什么都不干,却有十一先令六便士的收入。政府的补助似乎只维持了九个月,但是华生1880年左右碰到福尔摩斯到1887(或者1888年)婚后开始行医这七年间以什么维持生计呢?他显然不是家族长子,没有遗产可以继承。就算是在哥哥亨利死后可能会继承些遗产,不过那也是1888年的事情了。有学者认为政府在他受伤之后,除了付了九个月的抚恤金之外,很可能还一次性的付给他一大笔钱作为医药费。但这种说法很可疑,怎么可能会有双出付费这样的好事?也有人说那九个月只是政府给他的假期,在那之后抚恤金还是照给的。那么,我们怎么没见华生找工作呢?

在华生结婚之后,除了医疗费的收入之外,他有没有可能自己做些投资买卖呢?他委托柯南道尔发表的那些小说,是不是也从中收取费用呢?

福尔摩斯失踪三年复出之后,华生继续跟他一起住在贝克街的老公寓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华生的支票本要由福尔摩斯保管,华生要花钱还要跟福尔摩斯要?这实在是太奇怪了。难道两个人的收入已经合并在一起,一并由福尔摩斯管辖吗?若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华生到真像是福尔摩斯的太太呢。

9, 华生的早年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对华生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而巴林古尔德认为他年幼时曾去过澳大利亚,在我看来则完全是为了符合那句”在三大洲阅女无数”的话。而美国之旅,虽然学者们对时间到底是在遇到福尔摩斯之前还是遇到福尔摩斯之后争论不一,同时对去美国的原因各执一词,但似乎都坚信华生的确在某个时间因为某种原因去过美国,并在西海岸某处停留过。

华生家似乎并不富裕,也许世代行医,但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了。

10, 华生和福尔摩斯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从华生的方面来说,我们都会觉得华生这个幸运的家伙,结交了全世界最棒的朋友。看福尔摩斯全集的读者没有一个不羡慕华生的,不但可以跟随歇洛克到处冒险,更能够欣赏到完美的推理艺术。但是,仔细想一想,一个学医的人,在阿富汗服过兵役,他不但具有敏捷的大脑,更是对于身处危险境地习以为常,并且惯于面对紧张压力。这样的华生却能够在歇洛克面前像傻子一样被嘲讽,并能够保持礼貌和沉默。而我们再来看看歇洛克,当然要抛开他的那些神奇的能力,因为华生并不是在熟知歇洛克的天赋之后”拥有保持沉默的天赋”的。歇洛克在刚刚遇到华生的时候还是一个无法一个人支付房租,不闻不明的医院试验员,在处理了血字的研究一案之后才名声大噪。所以,这样一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两个人初识的时候,华生面对福尔摩斯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感。不管这种优越感保持了多久,我们都要赞叹华生的耐心和对歇洛克的友情。所以,我们也应该羡慕福尔摩斯。说到底,有几个人一辈子能够碰到这样一个脾气好,靠得住,把自己奉若神明的朋友呢?至于福尔摩斯对华生的态度,很多人都长篇累牍的歌颂过了,其中大多引述了《三个同姓人》中令人感动的一段:”当我知道在这表面冷冰的脸后面是有着多么深的忠实和友爱时,我觉得受一次伤,甚至受多次伤也是值得的。他那明亮坚强的眼睛有点湿润了,那坚定的嘴唇有点颤抖。这是仅有的一次机会,使我看见他不仅有伟大的头脑,而且有伟大的心灵。我这么多年的微末而忠心的服务,有这一点感受也就知足了。”不过,我这个人天性冷酷,看人大多看到黑暗面。以上这一段的正面描述,迎合了绝大多数读者的善心,淹没了其他很多次福尔摩斯对华生很不公正的对待。比如说在《显贵的主顾》中,福尔摩斯让华生冒充瓷器专家去吸引格鲁纳男爵的注意力,自己好窃取男爵的罪恶笔记本。然而他却并没有考虑到华生的安全。华生并不是一个好演员,福尔摩斯应该知道华生无法欺瞒聪明的男爵太久。在故事中,格鲁纳男爵在识破华生之后,已经在抽屉里摸来摸去找手枪了。我们已经知道男爵是个残忍成性的杀人犯,如果他没听到福尔摩斯的响动,如果温特小姐没有泼出那瓶硫酸,华生很可能会被男爵打伤,甚至送命。然而福尔摩斯,似乎并不太关心这些。他后来甚至半责怪的说华生没有给他争取到足够的时间。难道福尔摩斯的计划是自己偷到日记离开,把可怜的华生一个人扔给杀人凶手?福尔摩斯为了创造戏剧化的效果把华生耍的团团转,这难道是对朋友应有的尊重?那个著名的”无时间亦来”的便条,不也体现了他对华生呼来喝去,颐气指使的态度。细读福尔摩斯,很容易就发现这些很说明问题的细枝末节。我当然并不是想否认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友情,毕竟,福尔摩斯是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关心华生的。但是在研究福尔摩斯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一厢情愿的把这个怪癖侦探誉为关心朋友不计一切的大圣人。华生和福尔摩斯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与其用朋友感情来解释他们,不如说福尔摩斯是一位控制欲很强的父亲,而华生则是一位生活在父亲阴影中性格软弱的儿子;或者说福尔摩斯和华生更像一对主仆,只是相处时间太久,主人和仆人之间产生了近似友情的关系。 某些早期的福学研究认为福尔摩斯和华生搭伙是因为福尔摩斯需要通过华生得到可卡因注射剂。这个理论现在已经被推翻,可卡因在19世纪末的英国并不是违禁药品,福尔摩斯当然不需要通过华生来获取这些。 华生除了福尔摩斯之外,似乎也有一些自己的朋友。比如介绍他们两个人认识的小斯坦弗,经常帮他照看医务的邻居医生杰克森(CROO)和后来的阿瑟拉瑟(BOSC),和一起在俱乐部里打台球的瑟斯顿。看上去似乎少得可怜,但是华生对自己私生活很少提及,我们也无从推测。

虽然作为叙事者的华生可以说是福尔摩斯全集中最重要的人物,但是我们研究他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了解福尔摩斯。但是华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故事的叙述者,也应该得到读者应有的重视。正如Bert Coules 的精辟叙述:”为什么福尔摩斯和华生会成为朋友?我觉得福尔摩斯和华生都明白自己对朋友的感情:华生是福尔摩斯跟现实世界的桥梁,而福尔摩斯则为华生提供了逃离平凡生活的世外桃源。在一起,他们的力量超过了他们自己本身能力的总和。每个人都为这种合作提供了对方所没有的技巧和经验。如果说侦探的火焰般的直觉和无法预料的智慧使他看上去处于主导的一方,华生的地位也不比他劣势。当然,华生不是福尔摩斯,但是请不要忘记,福尔摩斯也不是华生。”

PS1:这篇文章,和我所有的文章一样,目的不在于说服读者们相信我的理论,不过是介绍关于华生现有的各种说法和研究方向。我只希望各位能够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后,回去再看一遍福尔摩斯全集,脑子里想着这里面提出的问题,并且给出自己的答案。我从来就不认为在福尔摩斯的研究中,有哪种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或者哪些方面已经完全研究透彻没有再思考的必要。中国福学还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在借鉴外国理论的同时,也要形成自己的看法。


PS2:衷心希望各位提出更多的问题,更欢迎任何对已有论述的不同意见。

 

 

我一直不能够理解华生大夫居然能这么长的时间忍受着福尔摩斯。

这位”最好最智慧的人”不但毫不掩饰的自以为是,还成天嘲笑你的智力水平;而且他邋遢的令人难以置信,经常使你们共同的居室处在无法生存的可怕状态之中,就更不用说他那恶臭的板烟丝,经常发出难为气味的化学实验,古怪的提琴演奏,不合时宜的室内枪法练习;他是个不可救药的瘾君子,而且还患有间歇性的狂躁抑郁症,每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用种种辛辣讽刺的话折磨你,连你好心好意为他写的传记也成了笑柄。

这个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顾你的感受。比如经常是对你一连几天的爱搭不理,你越想知道真相他就越不告诉你,使你的耐心经受着巨大的考验,尽管你几乎是他唯一的朋友和助手。就算他偶尔从你那受到教益和启发,也从来不知道说一句感谢的话。你要小心啊医生,要是你那著名的朋友(他之所以如此有名,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你呢)无缘无故的对你献殷勤,那十有八九你又要倒霉了,不是把你支到荒凉险恶的沼泽地去,就是把你当作入室盗窃的同伙,甚至是让你参与可能致命的毒气试验。他全不管你是个有家有业的男人,在他需要你的时候就毫不客气地用令人难以拒绝的口气把你从忙碌的工作、舒适的生活、可爱的妻子身边拉走,让你三更半夜饿着肚子置身于有任何理智的人都会远远避开的危险地带。

更可恶的是,这个人有着一种爱保密的脾气,总是不肯说出心里话,连你这个他最亲近的朋友,也时常搞不清他心里打的什么主意。他不但老是一惊一乍地吓唬你,还一会儿装病一会儿装死,害得你这个心眼实诚的好人替他担心难过。

唉,可敬的华生医生,你才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绅士的典范–彬彬有礼、谦和大度、充满了责任心和正义感,而且还非常幽默。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认为和你做朋友是一件愉快的事。

你是那么的谦逊,往往使对你不太了解的人忽视了你在福尔摩斯事业中的地位。要我说,福福遇见了您,可真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呵呵,说的好像是娶了个好媳妇~~~~~~~~~也差不多啦,还真有人认为华生是女的呢——表打偶,不是俺说的诶)。

我想介绍他们认识的小斯坦福的种种警告是颇有道理的,尤其是”如果你和他合不来可不要怪我。”没想到,这次的相识之后,华生竟成了在福尔摩斯二十三年的侦探生涯中陪伴了他十七年的人,并且表现出了无比的忠诚、关怀、勇敢和宽容。在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智慧、正义、勇气,还有最最宝贵的伟大的友谊。

华生在福尔摩斯的工作和生活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华生在和福尔摩斯一同探案时,显得不是那么机灵,可还是那句话,不是因为华生笨(笨人能当医学博士和传记作家?还能帮助大侦探探案?要是这样恐怕有不少人愿意加入”笨人”的行列),而是因为福尔摩斯太聪明,就像华生自己说的那样,”任何人和福尔摩斯在一起都会觉得自己很笨”,除非你是像雷斯垂德(其实我觉得雷斯垂德是苏格兰场警探中颇为可爱的一位,等我有空再说他)或者琼斯那样的家伙。

让我们来看看华生是如何评价自己在福尔摩斯探案工作中的作用:

“他是一个受习惯支配的人。他有一些偏狭而根深蒂固的习惯,而我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之一。作为一种习惯,我好比他的提琴,板烟丝,陈年老烟斗,旧案索引,以及其他一些不那么体面的习惯。每当他遇到吃力的案子,需要一个在勇气方面他多少可以依靠的同伴时,我的用处就显出来了。但除此以外我还有别的用途。对于他的脑子,我好比是一块磨刀石。我可以刺激他的思维。他愿意在我面前大声整理他的思想。他的话也很说就是对我讲的,大抵对墙壁讲也是同样可行的,但不管怎么说,一旦养成了对我讲话的习惯,我的表情以及我发出的感叹词之类对他的思考还是有些帮助的。如果说,我的头脑的那种一贯的迟钝有时会使他不耐烦,这种烦躁反倒是他的灵感更欢快地迸发出来。在我们的友谊中,这就是我的微不足道的作用。”

哦,华生医生你真是太谦虚了,就这一点我们也真应该好好向你学习。我很想知道福尔摩斯看到华生如此的自我评价之后作何感想。

当然华生的作用远不止这些,不过以上所提的作用到的的确确是有的,而却要比华生自已以为的或者表达的重要得多。起磨刀石作用的地方俯仰皆是,我就不举例了,充当勇气上可依靠的同伴的时候也很多,而且或者往往将华生至于很危险的境地,或者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是因触犯法律而有可能而身败名裂。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而微妙的作用,

I am lost without my Boswell. ——福尔摩斯如是说。


 

monlight著

我是一个口味挑剔的侦探文学爱好者,只限于古典欧美侦探,不仅范达因早已过时的20条戒律我都同意,而且还不喜欢日本推理小说,不喜欢社会派,不喜欢硬汉派,不喜欢装神弄鬼的伪哥特风格,所以剩下的选择也就不多了。不过,总有一点安慰,至少永远都有福尔摩斯先生。

那时候还没有”酷”的形容说法,但是谁能酷过他呢?颀长瘦削的身形,目光如鹰隼(标准形象由Jeremy Brett给出),时常出没在伦敦的大雾里与流浪汉游荡,不顾家里等着首相和一票内阁大臣!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每一封来信的开头都这么写。天知道我小时候多次幻想,用漂亮的花体写一封矜持而简短的信”如访客戴面纱请勿介意为幸”,当然是写在有香水味儿的纸上的,然后用古老的纹章戒指封蜡。那会儿我当然是黄毛丫头一个,但是干这些风雅事情的却应该是个长大成人的高挑女子,美丽而悲伤,手指纤长而颤抖。至于我到底遇上了什么麻烦呢,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时而是牵动世界祸富的重大国际机密,时而是沉睡多年的被诅咒的宝藏,最好和莫里亚蒂教授扯上关系,能让福尔摩斯的灰绿色眼睛一下子变得兴奋而锐利起来。他久久陷在安乐椅中轻轻摸索着我的信,烟斗时亮时灭,用他那著名的演绎法推测写信人的信息。还有,光这样不够,柔弱只能打动软心肠的华生,要引起福尔摩斯的注意,至少要有艾琳艾德勒那样的智慧和机敏,这个又得一番场景设计了……不管说起来多么不好意思,这样意淫式的幻想是一种莫大的快乐,甚至超过了阅读,尤其在被几何题折磨完了终于躺进被窝的时候。 真正大了之后我把这些少年白日梦告诉了一位心理学教授,他说这同时是青春期性心理的一种自我暗示,通过想象克服发育时的笨拙与自卑。我问他为什么会是福尔摩斯呢,心理学家挠挠脑袋,说:”可能因为你觉得他是禁忌,试探禁忌是一种诱惑。”

如果推理小说阅读的魅力更多在于叙事,那么当我打开一本书的开头就知道结尾的时候,乐趣就应该大减了。可是读《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越多,就越喜欢那些有时代烙印和生活情趣的细节,比方说,福尔摩斯先生的学识范围:”哲学知识–无,政治学知识–浅薄,天文学知识–无……”可是福尔摩斯先生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头脑就像阁楼只能摆得下有用的东西,这句话常让我引以自警。又比方那些维多利亚晚期英国乡村的社交活动,那些濒临破产的古老贵族家庭阴沉的管家(不戴假发!),那些从南美洲开矿归来的神气活现的暴发户,还有那时候家庭教师上三角课时,不光让学生背诵正弦公式,还会带他们测量自己庄园里的榆树和橡树。我从未找到一本如此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故事,只有《红楼梦》在这方面给过我类似的享受。

因此福尔摩斯先生就这样从书里走了下来,因为《每日电讯报》从未刊登过他的讣告,他就理所当然地活着。我们有理由相信诚实的华生医生,福尔摩斯一直在苏塞克斯驯化野蜂,也许细心的读者还能在书店找到他的最新著作《养蜂实用手册》,就在那些显赫的侦探故事旁边。我们也依然相信那位赫德森太太将贝克街221号B楼上的房间一直保持原样并和蔼地警告参观者不要乱碰化学试管,福尔摩斯先生和华生大夫会经常回来,同样理由波斯拖鞋顶部一直装满烟叶,壁炉前的大折刀总是插着未拆封的信件。我们小心翼翼尊重他所有的习惯和怪癖只是为了期望在一个浓雾的清晨听到忧郁的小提琴声从窗帘后传出来,让下一个倒霉而困惑的家伙带着惴惴不安的希望按响门铃。

扮演福尔摩斯的演员,著名的Jeremy Brett说:”所谓《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一个讲述友谊的故事。”

这句话让我最终完全认可了他的银幕塑造,并且久久地感动。

不是每个人都有幸结识和了解天才,同时,也不是每个天才都有幸得到一个忠诚宽容的朋友。我认为后一种幸运比前一种难得得多。

华生大夫对我们大家来说甚至比福尔摩斯更加亲切,毕竟我们是通过他的讲述认识他那位神奇的朋友的,毕竟我们觉得我们的智商与他更为接近。但是,这可不是唐吉诃德和桑秋的故事。即使读者执意把华生作为一面影照福尔摩斯才智的镜子,也会注意到这是一面多么柔和明净一尘不染的镜子。一向,美好灵魂的互相辉映发生在远远高出智力之上的层次中。

华生大夫一定是一位好大夫。他的独特个人经历不仅使他看见生理组织上的病变,也使他经常接触社会肌体的痈疥和溃烂,可是他还是那么真诚地充满同情,在心底对人间有太多贪婪与犯罪抱着深深的难过。他是一个那么好的好人,那么好的骑士,那么好的朋友。以至于福尔摩斯可以对他享有孩子气的专横,嘲笑他的文笔,不耐烦他的迟钝,并且随时将他从繁忙的医务中拽上火车离开伦敦奔赴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调查一些莫名其妙的谋杀。”如有时间即来。福。又即,如无时间亦来”这类蛮不讲理的电报令人啼笑皆非又感慨不已。如果说智慧需要一块燧石打磨,那么无数次黑夜里惊心动魄的守夜和搏斗中,无数次信任不疑一往无前的配合与默契中,打磨出的还有更珍贵的东西。因此故事平平的《归来记》成为我心爱的篇章,为了这一对朋友真诚的重逢狂喜。

此外,华生的视角感染了读者,看他把故事讲的多么认真和充满感情,以至于有人忘记了真正的作者。华生帮我们发现了福尔摩斯:看吧,这个又瘦又高的人有轻度躁郁症,有不太体面的可卡因瘾,喜欢出语尖刻态度傲慢。可是,这个人有惊世骇俗的天才,并且正直善良勇敢,愿意帮助别人,其实是”当代最伟大的侦探”,”我见过的最好的,最明智的人”。

结果怎么样,我们全心全意地相信了。


今天我坐在这里,对一个外国小说里的侦探发一些议论,全不顾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下午应该做的事情,并且还感到非常快乐。我想世界上一定有很多象我一样做过一些白日梦,享受阅读与想象的快乐,并且喜欢把感觉说出来的人,我们是有福的。而其中一部分更有野心的把他们的白日梦也变成了文字和影像,以便这白日梦可以千秋万世源源不断作下去,这些家伙是上帝的宠儿。你看阿加莎克里斯蒂不就曾是《福尔摩斯探案集》手不释卷的读者吗? 对福尔摩斯先生,影像已经过于繁复,”福学家”对他心理和生活的探索也花样百出,让柯南道尔爵士嗔目结舌:他出生在哪里?生日在哪天?他的童年如何度过?他为什么容易悒郁?他的经济状况究竟怎么样?他到底爱不爱艾琳艾德勒?他为什么如此偏执地痛恨莫里亚蒂?很显然,研究者得是个起码不亚于福尔摩斯自己的侦探才可能追根问底。我们拿自己的问题从福尔摩斯身上寻求答案,社会越演进,问题越复杂,我们就越创造出一个新的复杂的福尔摩斯。于是我们就总是发现他栩栩如生触手可及。

最后提一下关于福尔摩斯的影视,据说他是世界上登上银幕最多的人,拍成影视二百一十多部,远远超过位列第二的拿破仑皇帝。我想侦探的虚荣心一定感到了大大的满足。目前最受欢迎的福尔摩斯无疑是前面提过的英国演员Jeremy Brett,对他的表演我除了叹服无话可说,还要提一下江苏电视台的配音,我觉得是近年来难得的优秀译制作品,马小宁的声音和演员原声差别相当大,但是极为传神,冷峻,果断,时而神经质。那句”Watson!”让人非常难忘。剧集里还有一个酷肖邱岳峰的声音时而出现。如果说有什么缺点,那就是配音演员太少,有不少声音反复出现。很多看过电视剧的人提到马小宁的配音,让我深深感到,如果出现好作品,配音版也一样会受欢迎。在网上听说马小宁出演了《走向共和》里的安德海,不知是否真实。

2004年09月06日
作者:苏力
    

  刚才,我是有意从湖边走过来的,看细雨淋湿了未名湖,淋湿了这个下午。

  每年这时候,校园里都纠缠着留恋:睡在你上铺或下铺的兄弟,暗恋了数年的某个同学,“学五”或“农园”,“必逃的选修课和选逃的必修课”,对了,还有贺老师,以及那已成为你青春之象征的湖光塔影。

  但年轻人往往多情又无情,敏感又迟钝,执著又漂浮;四周有太多鲜活的诱惑,未来则灿烂得令人眩目,匆忙的你也许正忙着“毕业前一定要做的10(或20)件事”,或是哼着郑智化的“用一辈子去忘记”,一边在“一塌糊涂”上贴一张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也决心把别人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帖子;也许你没有时间细细感受一些因熟视而无睹的东西,一些背景。

  因此,我们把张文教授和盛杰民教授的退休仪式放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他们不仅是你的老师,也曾是我的老师。他们也曾同今天的你一样年轻,一样的激情洋溢;在为法学院、为我和你的成长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华年之后,他们打算悄悄地离开。他们比徐志摩更懂得“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但许多时候是不允许悄悄别离的,否则,我们就“太不仗义”,会感到愧疚。我们希望借此刻,不仅表达你、我和法学院对他们的感谢,祝福他们健康、幸福,希望两位老教授能从你们身上感到一种欣慰和满足;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能从这一刻感受到一种期待和责任。

  我更想提一下你的父母。几天前进城,路过两所中学,看到一些中年人在校门前的林荫间溜跶,我突然意识到那是高考的日子,不禁眼睛有些发涩。在座的许多同学的父母,在四年前或数年前的一个焦灼季节都经历过这种焦灼。而在今天,在你的毕业典礼上,我又看到了他们,拿着相机,笑容比你的更茂密,比你的更阳光;尽管更多同学的父母没来,或者说,没有能来。

  其实我并没打算神话你的父母,神话“养育之恩”。这是“欠了儿女的债”,普通百姓说;而今天的你也许会调侃地引证《婚姻法》第21条。我提起你们的父母,因为他们大多是普通人,也因为我是他们的同龄人。在你今天的这个年龄,当年的他们是知青、士兵、工人或农民,有的至今如此,有的今天则已经下岗或者“提前退休”了。他们许多人都没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更不用说进北大的校园;大学是他们许多人的一个永远的梦,一个醒时的梦。而至少部分因为他们的这个梦,你从小就承载了他们的追求:也许你因此没能看某部电影或电视剧,失落了童年或少年本应享有的一份快乐;也许你挨过骂,甚至挨过打——因为某次考试成绩或者一次恶作剧。而此刻,你是他们的骄傲,满足了他或她那难免的一点虚荣……

  你是他或她这一生最杰出的作品!

  明天,你或许会坐在建国门外的某间写字楼中,从深色的玻璃墙后,俯瞰着窗外公路上的车流,无声地涌动;也不无可能,后天,你会在谈判桌上同外国同行bargain投资甚或并购索尼、宝马或通用公司的问题……

  但是,玻璃墙隔离了城市的喧闹,会不会也隔离了你对城市以外的感知?成天的飞来飞去会不会令你疏远了土地,走南闯北多了会不会什么都看不到了,或懒得看了?成堆的文件让你变得更务实了,但会不会也让你变得漠然?严谨的法条让你的思维更象法律人了,但会不会使你的判断远离普通人?不错,知识改变命运,也确实改变了你的命运;但如同从老子、卢梭到王朔和波斯纳说过的那样,知识也会败坏人的纯朴天性。知识不可能令你消除困惑和烦恼。你不可能拿着法理学要点去面对生活,“法律信息网”中也没有诊治人生的良方。当某个午夜从律所加班归来,打开房门,你是否会感到孤独,或有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恍惚?而且,你们还有时间,或还有心情同你的父母对话吗?说得更俗一点,你会不会忘了自己姓什么?

  因此,我建议,如果遇到了一些就是“找不到感觉”或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你都可以甚至应当问一问你的父母,或设想一下他们的可能回答,即使他们的言词不那么雄辩,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甚至不符合什么“历史潮流”。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听父母的话,那不可能。但如果你要真正能做大事,而不仅仅是当一个“知道分子”,那么起码你要能够同你的父母对话;你们要能理解他们的好恶,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愤怒和担心,他们的直觉、想象和判断,甚至他们的错误和平庸。否则,谁还能指望你有能力同无数的普通人对话?而你的成功,又能与谁分享?

  你将为之服务、将捍卫其权利的,最终说来,就是他们,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正义。那个在你的教科书中常常出现的神圣化的“人民”,说具体点,就是他们,就是像你父母这样的一些人——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成功有过挫折的人,一些聪明、才华、运气都不如你的人,一些虽关心他人但更关心自己和自己孩子的人,一些可能在生活的跋涉中失落了理想的人,一些分享了人类其他种种“弱点”或称之为“人性”的人。而且,多少年后,你还可能发现,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构成了这个社会的背景,你的背景;不可或缺。你的行动的一切意义,最终由他们赋予;成功与否,也得由他们说了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并不只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其中或许还隐含了一种,甚至是唯一的一种,真正理解你人生事业的进路?!

  同学们,在这湿淋淋的、难得的沁凉夏日里,在这浓荫如云、曲径通幽的未名湖畔,毕业、青春和别离,我想,任何人,哪怕是一个“愤青”,也会神奇地“小资”起来……

  我也如此。

  但不要说,明天起,你将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道青天,绵延于你身后的仍然是这个熟悉、朴素且庄严的背景,一个你永远走不出的背景!

  2004年6月16日改定于北大法学院

2004年08月25日

 

 

With the passing of Carlos Kleiber on 13 July 2004, the world of music lost one of its most charismatic and enigmatic figures. He was known as a conductor who didn’t like to conduct: “Only when his freezer was empty” did he deign to pick up the baton, reported Herbert von Karajan (who, like many of his other colleagues, called him a “genius” – they were a two-man mutual admiration society).

He lavished his genius on no more than a handful of symphonies by Beethoven, Haydn, Mozart, Schubert and Brahms, and a scarcely longer list of operas by Verdi, Wagner, Puccini and the Strausses, Johann and Richard – a fragment of the repertoire conducted by his equally famous father Erich, another titan, who tried to thwart his son’s musical career (yet Carlos used his annotated scores).

A recluse who spoke six languages fluently but never granted interviews because he claimed that “when I talk, it’s rubbish”, Kleiber would repeatedly leave orchestral musicians notes filled with polite suggestions (these became known as “Kleibergrams”). Players and singers respected and revered him. “He notices everything,” Plácido Domingo declared. “I try to please him all the time, not just because I want to please him but because I know he’s right.”

Once his career was established, Kleiber refused to accept a permanent position and even declin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s invitation to become Karajan’s successor. He once told Leonard Bernstein that he wanted to grow old in a sun-drenched garden, only eating, drinking, sleeping and making love. Much critical ink has been spilled over the precious few engagements to which he grudgingly consented – principally with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and Amsterdam Concertgebouw orchestras and at some of the world’s operatic shrines: Vienna, Munich, Bayreuth, London, Milan, and New York – reviews couched almost exclusively in superlatives bestowed on few other musicians of the late 20th century. Kleiber was truly – and for once the tired cliché is apt – a legend in his own time.

Carlos Kleiber was born in Berlin on 3 July 1930 but grew up in Argentina after his family (who were not Jewish) fled Nazi Germany in 1935. Following the war, he studied chemistry in Switzerland, but an overwhelming love for music led inexorably to his 1954 debut, conducting an operetta in Potsdam, East Germany under a pseudonym. He served as répétiteur of the Deutsche Oper am Rhein in Düsseldorf from 1956, becoming its conductor two years later, was at the Zurich Opera from 1964-66 and first Kapellmeister at the Württembergisches Staatstheater in Stuttgart for three years from 1966. He first appeared at the Vienna State Opera in 1973 conducting Tristan, the work with which he made his Bayreuth debut the following year, debuted in 1974 at Covent Garden and La Scala (conducting Der Rosenkavalier, one of his father’s specialities); he made his Berlin Philharmonic debut in 1982 and his first appearance at the Met in 1988, though San Francisco was lucky to hear him as early as 1977 in Otello.

A perfectionist in extremis, Carlos Kleiber disliked recordings – he once said that “every unproduced record is a good record” – but those he made have naturally come to occupy a special place in the medium’s history. Deutsche Grammophon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be the label with which he was associated, a collaboration that began in 1973, when he agreed to overcome his antipathy to the microphone and travel to Dresden to record Weber’s Freischütz with the great Staatskapelle, an orchestra that had enjoy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is father. London’s Daily Telegraph, typifying the praise showered on it from all quarters, described the new set in terms that could well be applied to every work this artist touched: “Kleiber … brings such vitality, freshness of tone and buoyancy of rhythm to the orchestral score and his choice of tempi shows that he has rethought this music …by discovering how to be faithful to the composer’s spirit without transgressing the letter.”

Subsequent releases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spread the appreciation of his phenomenal gifts to an ador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and fellowship of music critics: Beethoven’s Fifth from Vienna in 1975 (about which one reviewer wrote that “it was as if Homer had come back to recite the Iliad”), Beethoven’s Seventh from Vienna and Johann Strauss’s Fledermaus from Munich in 1976, Verdi’s Traviata from Munich in 1977, Schubert’s Third and “Unfinished” from Vienna in 1979, Brahms’s Fourth from Vienna in 1981 and, finally, a return to Dresden for Wagner’s Tristan und Isolde (which he had conducted at Bayreuth from 1974-76) in 1982.

It is from those last three studio productions that the performances collected here have been taken. When Kleiber’s extraordinarily concentrated reading of the “Unfinished”, recorded in the Musikverein’s Golden Hall in September 1978, was last reissued, the English critic Richard Osborne wrote: “The genius of Kleiber’s performance is his willingness to characterize both the music’s profound melancholy and its bustling energy: in other words, to sense its physical chronology and its spiritual one.”

In December 1979 the German critic Peter Cossé was in the Musikverein when Kleiber conducted Brahms’s Fourth Symphony at the Vienna Philharmonic’s subscription concerts. “One experienced the four movements,” he wrote, “as a great concentrated Passion of compositional logic and integrity and, in the same moment, as a network of emotions and images, whose richness and atmospheric ambivalence seemed to find a miraculous sense of consolidation or, more precisely, reconciliation in the final Passacaglia.” Cossé happily found that the “fascinating details and solemn splendour of the interpretation were captured without any loss of tension or spontaneity” when Deutsche Grammophon recorded it three months later, between 12-15 March 1980.

And, finally, the Dresden Tristan. Kleiber was dead set against a live recording, with – as DG’s then Head of Production Hans Hirsch recalled – all its imponderables, such as the dangers of singer fatigue and inevitable compromise solutions in the final takes that would disadvantage the orchestra (seated, incidentally, with violins divided left and right, violas half-left behind the first fiddles, cellos half-right behind the seconds, and basses in a reduced half-circle behind the seconds and cellos). Kleiber’s demands were extreme and unprecedented, even for him: 10 full orchestral rehearsals beginning in August 1980 in Dresden’s Lukaskirche, 20 sessions in October with the whole cast present at all of them, recording the work in sequence from beginning to end (with, as is customary, the preludes to Acts I and III left to last).

Perhaps the only surprise in casting was that of Margaret Price in a role she was never to sing on stage, but this turned out to be pure inspiration: the youthful freshness, ardour and lyricism (as well as flawless German diction) of the Welsh soprano’s Isolde, as Hans Hirsch notes, dovetailed with Kleiber’s conception of the work, and indeed, by general consensus, the part has not been sung on record before or since with such sheer, unremitting vocal beauty.

Kleiber’s nerves were famously exposed whenever he made music, and, inevitably, in an undertaking as gruelling for him as committing Wagner’s Tristan to disc, they frayed – sadly –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essions. In the midst of René Kollo’s recording of Tristan’s delirium in Act III, the conductor stormed out, and the passage had to be synchronized later, though no trace of that would be apparent to listeners. Presciently, his producer Werner Mayer had let the tape machines run during rehearsals of the preludes in August. Carlos Kleiber never entered a recording studio again.

Richard Evidon

2004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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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8月13日

b40371c

作者:qingyuan  2004-8-12 16:25:48
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原始出处: 转自个人BLOG 【原文地址
 
新版童话:皇帝的新衣——评“德怀门”

qingyuan
转自个人BLOG

  互联网是个波涛汹涌的海洋,谁也不能断定一颗小石头不能激起轩然大波。
自从甘德怀在新语丝上向北大法学院和朱苏力教授发难,方舟子推波助澜,很快
在各大论坛上引发热烈的争论,而正反两方轮番登场,唇枪舌剑,引得无数英雄
竞折腰,许多学者也卷入这场论战,各执一词,或是支持一方,或是冷眼旁观,
对考博和招生制度进行学者式的反省和制度性的批判。目前这场“口水战”(朱
苏力语)还远未平息,连北大校长也开始表态。不需等到盖棺论定,稍微多看几
篇帖子就知道,这场“德怀门”风波必定会对博导招生乃至整个研究生教育产生
影响,因为它暴露了现有博士招生制度中相当严重的问题。如果把这次事件的前
因后果,形形色色的人物加以分析、抽象,换几个角度来看,事情的性质就完全
不一样,不只是关乎甘朱二人的恩怨是非了。这场风波之中,还孕育着新的风暴。

  一、 潜规则与显规则:皇帝的新衣

  自从吴思发明了“潜规则”这个词,便常被人引用,指代那些心照不宣的不
成文的游戏规则,与嘴上说的,墙上贴的,纸上写的条条框框的“显规则”相对
应,为的是在利益共同体中博得利益的最大化。这两个名词不是说着玩的,在这
篇文章中还指望着它们派上大用场呢!而分析这两种规则,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情,至少一代牛人哈耶克对此就很感兴趣。在哈耶克看来,规则一方面是人们行
动的一种属性,是反映在人们的行动中的规则性,是一种描述性的特征;另一方
面,是人们在行动中遵守的规范,是一种对行动的约束,是人们行动的指导。所
以,规则中有描述性规则(descriptive rules)与规范性规则(normative
rules)之间的区别,这里所说的潜规则和显规则,都属于后者。

  哈耶克把规则分为三层,依次是“遗传的规则”(inherited rules or
genetic rules)、“习得的规则” (learnt rules of conduct)、“设计的
规则”(designed rules),并且认为第二层是最重要也是最有力量的。人类在
几千年的各种社会结构类型中所学习到的各种传统和观念已经渗入社会每个角落,
以潜规则的形式制约着交往和行为。而显规则,常常是“人们经由刻意采纳或刻
意修正而用来服务于那些明确且已知的目的的那些规则” [1],虽具有最高的权
威但也最脆弱。

  哈耶克虽未造出“潜规则”和“显规则”的术语来,但他把规则分为“未阐
明的规则”和阐明的规则,概念上非常接近。哈耶克进而指出,未阐明的规则在
两个意义是优先于阐明的规则。首先体现在时间上,必然先有行为,形成规范,
然后为人所认识,才能诉诸文字;其次在重要性上,未阐明的规则也优于阐明的
规则,后者只是我们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不完美的努力而已,更像是冰山的一角,
而维系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大部分规则还未浮出水面。

  一般情况下,两种规则相安无事,甚至互相依存。一旦从阐明的规则中推论
出来的结论和未阐明规则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不会容忍那些阐明的规则,而转
而述诸未阐明的规则,哈耶克认为所谓的“衡平法(equity)”,即用自然法和
自然权利来判决,以克服有关法律中阐明的规则的缺陷的做法,就是这种现象的
具体表现[2]。但笔者认为,潜规则未必都能占到上风,应当区分不同场合。在
私人领域内,人们偏爱潜规则;而在公共领域,显规则具有合法的权威,甚至是
唯一的权威。

  说完哈耶克,回头来看甘同学和朱老师,我们可以看到规则的力量到底有多
大。即便朱苏力在国内法学界如执牛耳,富有理想和激情,只要是当上院长,就
不能不遵守圈内的游戏规则。大学招生中有太多黑箱操作,许多规章制度流于形
式,这早就是不争的事实,高校中这种事情数不胜数,几年前上海交大的招生黑
幕就是铁证。从甘德怀描述的面试经过可以看出,主考官们对面试实在很不重视,
有考官迟到,无专人笔录,复试资格因人而异,后来的龚副院长连复试都免了。
这些都能说明名额已经内定了,不然,以朱教授对衣钵弟子的挑剔程度,不可能
不郑重其事地对考生仔细考核。名额内定不足为奇,想想他的新科弟子们哪个不
和他沾亲带故?龚副院长当过他的助理,自不必说,免试录取;作为法律硕士导
师,他给艾小姐的硕士论文很高的评价,一句“认识但不熟”堵不了攸攸众口。
何小姐的导师和同学都和朱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很可能有熟人说情。

  中国的这种人际关系和人情帐谁不熟悉?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只是大家不说
罢了,还指望着有一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呢!甘德怀心里也清楚。虽然他没有过
硬的关系和后台,只能指望凭借笔试第一和北大的招生规则壮壮胆,拉大旗做虎
皮,但是一有机会,他立刻就学会潜规则并自觉运用了。当得知自己落选后,不
是按程序提出质询,而是私下找朱苏力求情,认为朱院长说话管用,幻想亡羊补
牢未为迟,还能赶上“贼船”的末班车。可朱院长有心无力,声称只能按规章制
度办事,而甘只能被淘汰出局。

  简而言之,这种考博招生游戏,就是两种规则的博弈。执黑先行的是朱院长,
开局就气势如虹,打得甘同学没有招架之力。输了一盘,甘同学急了,要求再来
一盘,也要执黑先行,而朱院长以白道应付,还是不给对方机会。两番较量,朱
老师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甘同学本该推棋认输,可他却不玩了,非要双方都执白
再来一次,这下游戏玩不下去了,大家都来看热闹,方舟子乘机起哄,朱院长很
生气,事情就是这样的。

  潜规则是残酷的,胜者王侯败者寇,当资源被利益集团各方瓜分完后,弱势
的一方一无所得,必定心存不满。而朱院长低估了这种不满,以为甘德怀会忍气
吞声,继续遵守游戏规则,等着以后分点好处。朱苏力在新京报的访谈中就承认,
要是早知道事情会闹到这地步,就不如卖个人情给他。没想到甘德怀咽不下这口
气,或是对潜规则的回报机制不信任,竟然跳出来,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小孩一
样,稚声稚气还带着点哭腔地说:“骗人!皇帝没穿衣服!5555,他骗我说要给
我一套新衣,可居然给了三毛也不给我!新衣本来就是我,5555,我一定要讨个
说法!”

  本来,要是皇帝肯放下身段,承认自己没穿衣服,再辩解几句说:“朕的龙
袍本来就是上朝才穿的,平时都是微服私访,说白了就是裸奔,多少年了都是这
样,真是少见多怪!”。如此这般,谁也不当回事,除了不懂事的孩子童言无忌,
侍从们只会为皇帝辩解说天气太热,甚至交口称赞花纹多么漂亮。不幸的是,皇
帝觉得面子上挂不住,硬说自己穿了衣服,虽然有点衣不蔽体。市民们都喜欢热
闹,几时见到皇帝这么尴尬?登时起哄,个个嚷着皇帝没穿衣服太不象话。在他
们看来,市井小民光着膀子无伤大雅,可皇帝不能不穿衣服,不然何以服众?而
显规则就是这么件衣服,穿上它谁都不自在,可没了它,自己凉快了,别人都不
自在。

  可潜规则是不是等同于不穿衣服呢?在“德怀门”事发之前,多少皇帝还不
是一样招摇过市,市民们却视而不见,谁也不说什么。由此可见,潜规则更像是
《哈里波特》里的隐身衣,披上这件外衣就无影无踪。只是有一个缺点:一旦暴
露在太阳底下,众目睽睽,想钻个地洞逃走都难了。

  二、 为学与为人:不穿衣服的皇帝是不是好皇帝

  如果让我们抛开新衣不谈,一睹皇帝的龙颜为快。如果我们忘记他的皇帝身
份,很多人会同情地说:“啊,瞧瞧这个倒霉的家伙!这么多人光腚上街,连块
遮羞布都不要,怎么就你被人捉住了?”。如果把皇帝的帽子戴上去,很多人就
嚷起来了:“啥?皇帝就这副德行啊!自取其辱,太不象话了!活该被揪出来游
行示众!”还有不少人会对他是否有资格当皇帝表示怀疑。

  如果注意到身份的区别,就自然会问这么一个问题:不穿衣服的皇帝是不是
好皇帝?翻译成通用语言那就是:为学和为人孰轻孰重?人品问题是不是根本问
题?

  如果为学与为人能完美统一,自然皆大欢喜。但大千社会,为人处事何等不
易,必然有些方面会有污点,受人以柄。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中国人往
往忘记或是刻意忽略了这点。人们习惯地把学者大师们的学问和人品统统拔高,
高入云霄,有如神人。如果有聪明的学者不安地表示自己是个普通人,就会被当
成谦虚而被赞扬两次。假使你有点学问,盛名在外,也没闹出绯闻丑闻和什么
“门事件”,不用修炼,你的“学问”和“道德”也会与 时 俱 进,因为这两
样东西都是无形资产,自己说了不算,取决于别人对你的印象和好恶。

  当学问和道德的丰碑建得越高,倒塌起来也就越容易。挖墙角的不是别人,
正是“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公共舆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怨得了谁呢?
穿衣服和不穿衣服的皇帝们!睁开眼看看你们的子民吧!这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
他们对学术知之甚少,对你们的人品更一无所知,但他们如此热衷于给你们戴帽
加冕,顶膜礼拜,也同样热衷于以不信任的眼光监视你们的一举一动,像一只苍
鹰盘旋着寻找猎物,随时可以无情地撕下一切伪装。他们是反复无常的,但他们
有个持久的信念——这个信念被孔子灌输进去后就牢不可破——泛道德化。黄仁
宇在《万历十五年》感叹,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里,一切政治问题都要以道德
来解释,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品问题。天上掉下个陨石,皇帝要下罪己诏,
把上帝的失误归结为他的人格缺陷。一旦道德挂帅,公众就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
容易把人看成圣人,更容易把人视为魔鬼。

  平心而论,朱苏力在此次事件中言行不妥,包藏私心,欲盖弥彰,但并无重
大过失。但几乎可以断定,遭受网络舆论围剿,他的学术声望必然骤降,人品更
是被普遍质疑。泛道德化从潜意识转化为公众舆论,就具有了高高在上的裁判权,
再加上互联网特有的情绪化渲染,俨然成了新的神祗。以朱的名望和身份,正适
合作为祭品,奉献于神庙之内。所谓为学和为人,只不过是两柱袅袅的青烟罢了。

  三、 精英和大众的分野:谁看得见新衣?

  在“德怀门”事件中,我们听到两种声音,看到两个阵营,与其按正反方来
分类,不如按圈内圈外来划分。在学术圈内,学者们多数沉默,大多选择支持朱
苏力,虽然会有小小的责备,但更多地是把责任归结于体制,其论述微言大义,
惯用春秋笔法,朱门弟子和北大学生的反驳自不用说,北大校长公开站在朱院长
一边。法学界和公共知识分子中叫得出名号的,写起文章多半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很少公开指责朱的所作所为;而普通老百姓就直率多了,就事论事,几乎是一边
倒地“同情弱者”,把朱苏力乃至北大当作是考博黑幕、学术腐败的典型。博客
中国的匿名调查表明,认定是“典型学术腐败”的占投票总数的49.96%,其次
是“北大精神不在,让人痛心”,占23.6%。受“德怀门”事件的刺激,有相当
多触目惊心的考博考研经历被披露出来,更是起到添油加醋的作用,网络舆论简
直要宣判朱苏力和北大精神的死刑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的分野。很明显,中国社会的阶层
早已形成,在思想和文化层面,精英阶层和市民阶层难以沟通,相互报以不信任
的眼光。自古以来,中国的士阶层就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上层,有着无法掩饰的文
化和道德优越感,大有“舍我其谁”、“举世皆浊我独清”之感,对民众和民意
口头上重视,骨子里蔑视。以孟子为例,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惹恼了朱元璋,连孔庙的牌位都丢了,似乎是“平民思想家”,可一句“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又为愚民政策大声辩护。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很像上世纪初
俄国的民粹主义,今天套用在公共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合适。对于民众,他们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在为民情愿的同时为自己的民意代言人身份洋洋自得,有意识
地把自己和普通民众拉开距离,证据之一就在于文字写得晦涩难懂,充斥专业术
语和臆造的词组,尽管毫无必要,却是像孔乙己的长袍和“之乎者也”一样是身
份的象征。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这些孔乙己们惺惺相惜,形成了共同体,不仅
是学术上的联合,更是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形成一个个小圈子,有着自己的规矩、
行话,关系密切,一致对外。普通老百姓被排除在这个圈子外,自然也有了共同
的属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自视才高的知识分子作为侍从伴
君左右,一个平头百姓跑出家门来看皇帝的盛装游行,他俩看到的和想到的肯定
不会一样。当侍从们最先看到皇帝没穿衣服,他心里想的是如何对皇帝和老百姓
都有个完美的解释。他能甚至说服自己相信,皇帝的新衣有多美的花纹,款式多
么新颖,剪裁得多么合体。如果他怀疑皇帝没穿衣服,他会辩解说:“皇帝也是
人,偶尔不穿衣服也很正常,俺也常这么干。况且皇帝和我这么熟,说不定哪天
能提携我当个御前四品护卫”。如果是一个老百姓跑出来看热闹,看到皇帝的尊
容吓了一跳,急忙观察邻居的反应。见大家面不改色熟视无睹,禁不住怀疑其自
己的智商和情商来:“难道是我眼花了?皇帝怎么可能不穿衣服?就算是不穿衣
服关我屁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装着很陶醉地评论空气中的花纹和款式。

  等到那个小孩说出可怕的真相后,侍从和市民的反应更加戏剧性。侍从保持
沉默,尾随着心虚的皇帝昂首挺胸地向前走。如果有记者采访,他会慷慨陈辞:
“这事也许有吧?我先申明,我个人对一切不诚实的言论行为都深恶痛绝;其次,
我认为皇帝还是穿了衣服的,只不过这种新款的衣服精美而稀薄,只有少数人能
够欣赏,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我个人主张在衣服上绣些花纹这样大家都能看到
了。第三,如果大家都说皇帝不穿衣服,那我也不能否认,但是我的看法是,也
不能全怪皇帝,主要是两个裁缝骗子的责任。”接着他大谈如何给皇帝设计一件
真正的新衣。

  而市民们感觉自己的智商和情绪都受了侮辱,尽管和他们没关系,可一种天
然的愤怒和正义感很快占据他们的心头:“实在太不象话了!我生平最恨别人撒
谎!撒谎的人都应该长大鼻子!我早就怀疑皇帝没穿衣服了。皇帝没一个好东西!
大老爷们不穿衣服不算什么,可在大街上不穿衣服还撒谎是最无耻的!”

  那么,到底谁能看得见皇帝的新衣?侍从们相信他们的脑袋,市民们相信别
人的嘴巴,结果他们都看见了。市民们相信他们的脑袋,侍从们相信别人的嘴巴,
结果他们都看不见了。看来皇帝的新衣真的是有魔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