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
访问不畅时多数由于FW
××××××
圣人是什么？圣人将以往人类之不可能加以实现的人，故要说出究竟那些是可能的反而成为不可能。我想这和爱之能量有关，获得这种能量需在混乱存在状态之不断磨练保持平衡的能力。圣人自己并不解决此种混乱，如他真有这种能力这世界早已改变。我甚至不认为圣人会为他们自己去解决这种混乱，替世界设定秩序的想法是人类自以为是的、好战的一种体现。平衡是圣人的荣耀。如同脚踩滑雪板，圣人对跨漂浮状态保持一种骑跨式的把持。他的行程是对山脊的爱抚，滑痕则是合着风向及山脉走向的雪地绘画。因内心对世界的爱，圣人可以完全听凭重力和偶然的支配。这可不是伴着天使飞翔，而类似地震仪记录针对实实在在地表变化的忠实描述。他的居所危险不定，他以世界为家。他可以爱世间人类之种种形态，好的或扭曲的。这种人，具有平衡能力的爱的怪物，真存在于你我之间当然是好事。——美丽失败者.1966
What is a saint? A saint is someone who has achieved a remote human possibility.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what that possibility is. I think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energy of love. Contact with this energy results in the exercise of a kind of balance in the chaos of existence. A saint does not dissolve the chaos; if he did the world would have changed long ago. I do not think that a saint dissolves the chaos even for himself, for there is something arrogant and warlike in the notion of a man setting the universe in order. It is a kind of balance that is his glory. He rides the drifts like an escaped ski. His course is the caress of the hill. His track is a drawing of the snow in a moment of its particular arrangement with wind and rock. Something in him so loves the world that he gives himself to the laws of gravity and chance. Far from flying with the angels, he traces with the fidelity of a seismograph needle the state of the solid bloody landscape. His house is dangerous and finite, but he is at home in the world. He can love the shape of human beings, the fine and twisted shapes of the heart. It is good to have among us such men, such balancing monsters of love. o Beautiful Losers (1966)
英文版BEAUTIFUL LOSERS下载【EMULE】
老男人的幽默：
我根本不认为我是一名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是那些老是等着下雨的家伙，而我，则早已浑身湿透！The Daily Telegraph 采访(1993)
I don't consider myself a pessimist at all. I think of a pessimist as someone who is waiting for it to rain. And I feel completely soaked to the skin.
现在我可不想给一个我是伟大音乐家的映象，很长时间以来，我就一直比我被别人形容的要强太多了。比如当他们说我只知道三和弦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五个和弦了。。。。。。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可以演现场、对我不想写的歌一字不写、可以对我为我自己设定的要求感到满意——不为了钱而工作，而是他们为我的工作而付钱。BBC Radio 1采访.1994
Now, I don't want to give you the impression that I'm a great musicologist, but I'm a lot better than what I was described as for a long, long time; you know, people said I only knew three chords when I knew five...I feel that, you know, the enormous luck I've had in being able to make a living, and to never have had to have written one word that I didn't want to write, to be able to have satisfied that dictum I set for myself, which was not to work for pay, but to be paid for my work—just to be able to satisfy those standards that I set for myself has been an enormous privilege.
作者：姚继冰、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Conference of the SI at Goteborg, Sweden, 1961. From left to right: J.V. Martin, Heimrad Prem, Ansgar Elde, Jacqueline de Jong, Guy Debord, Attilla Kotyani, Raoul Vaneigem, Jorgen Nash, Dieter Kunzelmann, and Gretel Stadler.
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International.1957-1972，简称SI)是20世纪中后期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文化思潮。它是直接影响到欧洲现当代先锋艺术和激进哲学话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母体。在法国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中，情境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的艺术观念在西方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第一次成为所谓新型“文化革命”的战斗旗帜。其主要代表人物德波［1］(GuyDebord)的著名论著《景观社会》［2］(1967)和范内格姆［3］(Raoul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1967)，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鲍德里亚和哈维等人，成为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和后现代思潮的关键性学术资源。可是，这一思潮长期以来在国内学界却被严重忽略了。在此，本文根据相关资料对其进行初步的介绍，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一、情境主义国际的发端
情境主义国际成立之初，具有很深的文学和先锋派艺术根源或传统。这些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达达主义［4］、未来派［5］和超现实主义［6］等欧洲艺术运动，并通过对SI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的几个先锋派团体注入SI。这些先锋派团体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发展出SI的早期理论，并奠定了SI后来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这些先锋团体主要有：实验艺术家国际(TheInternationalofExperimentalArtist，简称COBRA［7］，是一个由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画家、建筑师和作家组成的先锋团体，成立于1949年)、字母主义运动和字母主义国际(LettristMovement，简称LM［8］；LettristInternational,简称LI［9］)、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10］(TheInternationalMovementforanImaginistBahaus,简称IMIB)。这些团体的形成大都与当时欧洲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尤其与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社会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悲观情绪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禀承了达达主义、未来派和超现实主义的传统，或者本身就是那样的派别，以各种先锋派艺术的方式反抗或改造异化的西方社会现实。
COBRA拒绝现实主义和抽象艺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验来寻求一种原初的和更直接的表达形式；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创造一个新的城市环境的思想。康斯坦特(Constant)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它在SI那里形成了总体都市主义(“UnitaryUrbanism”)的概念。LM的发起人伊索(Isou)把青年人作为一个阶级进行分析。他认为，这个阶级尽管是被剥削的和未被充分代表的，但因为尚未为家庭和工作所累，所以他们被置于市场之外，不受资本主义市场的控制，因而享有相对的自由。伊索(Isou)的功绩在于第一个看到了这个“阶级”的革命潜能。这些观点都为后来的情境主义所采用并进一步阐发。LI把业已由LM提出的建筑和行为理论付诸实践，并进一步阐释了“UnitaryUrbanism”这一概念。LI的起点是这样一个理念：建筑会影响到居住在里面的人，这个影响比一般想象的要大得多。因此，对于建筑的批判大体上就成了生活批判的一条途径。LI提出的另外一些概念，如Psychogeography(心理图象)、dérivé(漂移)和Detournement(异轨)等，都在后来的SI有所发展和运用。IMIB宣称，有必要根据“UnitaryUrbanism”，利用所有的艺术和现代技术建构一个完整的城市环境，并且认识到在“UnitaryUrbanism”与未来的生活方式之间将存在本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11］。
可见，以上各派别的理论存在很大的形似性，即都提出变革当下社会现实的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理论着力点大都在日常生活经验的批判上，并积极建构具体的生活情境(situations)，以获得更加完善的生存状态。他们在理论上的共同之处和理论的内在要求，即实践活动上的需要，都逻辑地派生出1957年5月SI成立前夕由德波撰写的“关于情境的建构和国际情境主义趋势的组织及活动条件的报告”。这篇报告开篇就宣称：“首先，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被变革。我们要对这个束缚人的社会和生活进行彻底的解放和变革。”在这篇报告中，德波简要地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及意识形态问题，梳理并总结了各先锋派艺术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形成和提出了较为明确和完整的情境(situations)和景观(spectacle)的概念，情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目标，还有紧迫的现实任务：“我们必须到处向主导文化展现出一种革命性的选择，调整目前正在进行但缺乏能被充分理解的观点的研究，并且，为了能够实现集体行动，通过批判和宣传来鼓励所有国家里那些最先进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与我们取得联系。”［12］因此情境主义国际即将跃出地平线。
二、情境主义国际的历史及思想发展
1957年，LI与IMIB合并，在意大利的国际会议上正式宣告成立情境主义国际：SI。至1972年国际宣布解散，历时15年。在目前可供参考的资料中，一般根据情境主义国际思想发展及组织变化情况把情境主义国际15年的历史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57～1962年的“先锋派时期”(TheAvant-gardeDays)，1962～1968年的“从分裂到革命”(FromtheSchismtoTheRevolt)和1968～1972年的“从革命到真正的分裂”(FromtheRevolttotheVeritableSplit)。［13］
在第一个阶段，即先锋派时期，就总体情况而言，SI致力于寻求对艺术和政治的新的结合创造性的表达。在这个时期内，他们创作了大量的种类繁多的艺术—政治合成作品，如他们自己创办的杂志，各种小册子，剪贴簿，演讲录音，会议，展览，绘画，建筑模型和规划，电影，联合抵制对景观文化事件的破坏，等等［14］。在他们发展的各种新型的艺术—政治作品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进一步明确和阐释了“建构情境”(constructedsituation)的概念。SI杂志的第一期对其作了明确的定义：由一个统一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体地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这同SI创立之前的“UnitaryUrbanism”思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实际上，“UnitaryUrbanism”在SI初期的理论中仍是一个重要概念)。“情境主义”这一概念就是从这个核心观念而来的。“情境主义者就是从事于建构情境的人”，他必须“从事建构情境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或者他就是SI的成员。［15］
SI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60年举行的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一方面对SI的组织模式进行了调整，即由原来的各国分部的“联合”形式改为“中央委员会”形式；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即SI的理论及活动重心发生了第一次转移。这次会议将其基础纲要从原来的“UnitaryUrbanism”转换为“游戏的解放”。在他们看来，在高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被解放的娱乐活动业已取代了被迫的工作和消极的自由时间之间的分裂，游戏问题成了对自由时间加以组织的问题——这只不过是工作的另一种形式而已。自由时间的解放是日常生活革命的前提和基础。马尔托斯(Martos)把这次会议视为SI的一个转折点。他认为，SI的整个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进程，即从艺术批判扩展到日常生活批判，再发展到对整个社会及其革命成果的批判。
自1961年的第五次会议开始，SI内部逐渐发生了分歧，并最终导致了它在1962年的分解。部分SI成员分离出去，于1962年3月组成了第二情境主义国际(SI2)。这次分离即宣告了SI第一阶段的结束。在SI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SI历史中的过渡性阶段，其着重点由创作艺术—政治作品转向发展关于景观的批判理论。1966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讨论了一些革命议题，如革命团体的组织问题，SI与当代革命力量之间的关系的发展问题，革命和不发达经济等问题。当年，SI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取得了联系，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生会的资助下出版了《关于学生生活的贫困——对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性别的特别是智力方面的关注及其补救的可行性提议》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开始是对学生生活进行批判，接下来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批判，这使得SI在学生中间名声大噪。
将SI推向顶点的是德波和范内格姆几乎同时出版的《景观社会》和《日常生活革命》。这两本书中详尽阐述了景观的概念——这个概念几乎在10年前就已出现，并贯穿了SI整个历史。德波的书中夹杂了大量的其他人的思想片断，尤其是黑格尔的，并且如果脱离其他情境主义者的文本语境，这本书是极其晦涩含混的。但假使把它放进情境主义理论的整体背景中，则可以发现它是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明晰而准确的分析。书中的主要思想是：资本主义业已超越了它的生产阶段，通过饥饿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在资本主义达到高级阶段的国家里，统治权是通过工作和自由时间的商品化和异化来获得的。整个社会已经从生产阶段发展到景观阶段，在这个阶段，生活的每个细节几乎都被异化成景观的形式：“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仅仅成了表征。”
对于德波来说，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在景观的统治之下。“景观不是图像的聚集，而是人们之间由图像所中介的社会关系。”概念在很多方面只是青年马克思关于工人异化概念的重新阐释，只不过是以一种对建立在消费而不是生产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新形式的批判。当现代技术结束了人们同自然力的斗争，以主奴等级形式出现的社会异化便相继而来。大多数人仍被少数人作为被动的客体而不是积极的主体而统治。自存在堕落为占有之后，景观社会进一步把占有转变为仅只是外观。结果造成了文化上的贫因和经济上的富裕之间的鲜明对照：“谁会期望一个以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16］
1968年的“五月风暴”开始SI的第三个阶段，同时也是整个SI历史的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次革命运动中，SI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也达到了它全部生命的最辉煌的顶点。高潮过后，不可避免的是各种问题的凸显暴露，最终走向自身“体面”的解散。
战后的繁荣推进了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经济发展，然而失业和低工资仍普遍存在。社会充满悲观绝望的情绪，并且在西方思想界的煽动和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下更加群情激愤。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的文献里大都引用思想领域中的萨特、加缪、马尔库塞、列斐弗尔和政治领域里的托洛茨基、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胡志明等人作为精神领袖，并未提及SI及其成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但实际上，“五月风暴”中学生贴出的许多著名的标语都出自SI，如“让想像力夺权”(范内格姆)、“我们拒绝用一个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德波)等等，这些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和精神标识。一场现代社会条件下反抗主体异化的大革命一触即发。SI也积极地参与到革命的斗争中。因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看到了建构反对主体异化的情境的可能性，并积极主张成立直接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员会(WorkersCouncil)：“当下的斗争就是要消除雇佣劳动、商品生产和政府。革命的目标就是要进入自觉意识的历史，制止所有分离和独立于个体存在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已自发地在委员会中勾画出了自己的正确的形式……工人阶级现在知道了它的敌人和自己行动的适当的方法。‘革命组织不得不认识到不能再用异化的形式来反对异化了’。既然所有其他革命形式都导向自己目标的反面，那么工人委员会是惟一的解决方法。”［17］就这一点而言，SI在理论上和革命实践上都是积极的、建构性的。
革命的高潮过后，SI内部开始了长时间的争论，即重新确定1968年事件之后SI的发展方向。尽管1968年事件，根据SI的自我判断，证明了他们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他们的实践手段尚未成熟。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SI在冷静的深思中日益消沉下去。1972年，德波与人合作出版了《真正的分裂》，正式宣布SI解散。这本小册子写到，不再有任何“国际”性的必要了，因为“情境主义者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无处不在”。
三、情境主义国际的历史评价
如上所述，情境主义在法国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事件。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带动下，尽管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到上个世纪中叶在物质上还是取得了空前的增长，较资本主义早期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于商品生产的剧增，消费主义盛行于世。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弗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要关注生产领域之外的由消费建构起来的“日常生活”领域。这种观念正是情境主义者德波、范内格姆等人思考的逻辑起点(后来，作为列斐弗尔学生的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对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作过更详尽而深刻的剖析)。
由列斐弗尔开创的这一理论方向，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明确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由生产方式优先的基础性结构向消费优先的基础性结构的转换。这可以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中后马克思倾向的最早发端之一。因为，传统马克思所关注的物质生产领域，在这里已经被判定为社会生活本质中的次要方面。德波与范内格姆则将列斐弗尔的上述观念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深化主要表现为商品社会被所谓“景观社会”取代的定位；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经济政治生活一类概念，开始被景观、空间和日常生活等概念取代；过去指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阶级斗争，转换为将存在瞬间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扬弃异化和反对拜物教变成了艺术家的“漂移”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观念“异轨”。这种文化革命的本质就是所谓建构积极本真的生存情境。其实，情境主义也正是由此得名。
首先，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描述的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性的生产和商品流通是全部市场王国的基础，而今天，社会越来越成为一种以消费优先的幻象建构起来的景象为基础的生活。德波所提出的景观概念，显然是一个批判性的范式，它意味着社会图景是由少数人(资本家、商人和广告制作者)制造出来，由大多数人观看的迷人的过程。这是景观概念的实质。在扑天盖地而来的广告和幻境般的高档商店中，这种在不断惊诧和痴迷中的观看和迷入恰恰是控制和臣服式的。其结果就是颠倒了的虚假欲望的发生和异化了的消费。并且，由于“景观最重要的原则是不干预主义”，它没有直接的强制性。反而，由被景观控制的人倒是发疯似地追逐这种异化消费。其次，景观的社会形式是所谓“空间”。这里的空间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地理环境意义上的实物空间，而是特指一种社会景观的空间组织形式，特别是城市环境。这主要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心理—地理学”关系空间。他们甚至认为，“空间就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列斐弗尔后来出版过一部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巨著《空间的生产》)。
在消费社会里，商品消费成了人们生活的主题，也成为整个社会的日常伦理。德波提出的“景观”概念形象地再现出了消费社会里大宗商品堆积如山的恐怖景象。人们为这些景象所诱骗、迷惑，这些景象具有华丽的外表并显出物质生活已达到无限丰裕程度，人们无法看透这景象背后赤裸裸的抽象的资本逻辑的统治和精神世界的空虚。当人们满足于这些“实实在在”的专门用来消费的商品时，可悲的是他们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美好的想象中。如果“商品的的确确是真实的幻想，景观就是它的一般性表现。”因而在消费社会里，人们的反抗意识和革命精神统统被这虚假的幻想消解了(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描述的那样)。德波清楚地看到“景观不是形象的聚积，而是以形象为中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仅如此，景观就是世界观，是物质化了、对象化了的世界观。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说在初期，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还有比较直观和清醒的认识，那么现在，由于景观的迷惑和干扰，他们却对这种剥削本质“视而不见”，并且积极地发自内心地加以认同。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众的革命潜能和阶级意识以及组织集体的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的丧失。
所以，今天的革命就不再是传统的政治斗争和反抗，而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摧毁迷人的景观，以建构真实的生存情境。这也是范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一书的主旨。由于在景观社会中，原来那种以政治强制和经济手段为主的统治方式已经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所取代，景观创造了一种伪真实，通过文化设施和大众传播媒介构筑起一个弥漫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伪世界(这可能是后来鲍德里亚那个“类象世界”的前身)。于是，革命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摧毁景观，揭露景观的异化本质，使人的生活重新成为真实生存的瞬间(列斐弗尔的口号：“使日常生活成为艺术”)；证伪通过景观布展的虚假欲望，解放人本己的真实欲望，建构全新的生活情境，以实现日常生活的革命。其革命的策略有“漂移”、“异轨”和“构境”。漂移是指对物化城市生活特别是建筑空间布展的凝固性的否定；异轨则是利用意识形态本身的物相颠倒地自我反叛(比如使用广告、建筑和漫画的反打)。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就是著名的颠倒式的异轨策略。漂移和异轨的目的都为了揭露景观社会中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非物质贫乏和异化，以呈现人们自己更真实的本性。从正面的肯定方面来看，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地建构一种全新的生活情境，即以“解放了的自由欲望”为基础的个人生活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在这些革命性的策略中，艺术的作用是决定性的(SI中的情境主义者多为艺术家)，艺术与诗意是这种文化革命的主要斗争手段。
可以说，SI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以一种不屈和拒绝的姿态面对一切，并积极地投身于对晦暗的社会现实进行解蔽和改造的革命实践中。“情境主义者不是等待一个遥远的革命，而是彻底改造当下的日常生活。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和变换社会的结构是同一件事情。通过自我解放，可以改变权力关系，从而改造社会。”［18］因此，他们试图建构情境以打破常规，以此使人们摆脱他们思考和行动的习惯性方式。这些拒绝的姿态被认为是创造性的表征。“情境主义国际的任务是向大众澄清他们无意中所做的事情。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希望能在革命进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19］他们坚持认为，每个个体都应该积极地和有意识地参与到对生活每一时刻的重新建构的行动中来。他们自称为情境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个体都应该建构他们生活的情境，发挥他们的潜能，并获得他们自己的乐趣。［20］实际上，SI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对战后在法国以及其他西方世界伴随消费主义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现代化的统治形式的集中批判。这是SI面对与当年马克思所遭遇的不同的新语境下——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生产异化阶段过渡到消费异化阶段——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
虽然SI作为一个激进团体已成为尘封的历史，但它的遗产——对当代社会深刻的洞察、犀利的批判和积极的革命探索——至今在西方社会中仍具有广泛的影响。尽管SI在革命实践上尚未成熟或其革命手段本身就带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但毕竟从SI那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革命的希望。正如德波在宣告SI生命结束的“真正的分裂”中所言：“情境主义者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无处不在。”或许，这正是SI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注释
［1］德波(1934-1994)，法国思想家，是情境主义国际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2］该书近期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译介出版。
［3］范内格姆，法国思想家，是情境主义国际的主要成员，代表作《日常生活的革命》。
［4］达达主义是一个西欧艺术和文学运动(1916-1923)，希望通过废除传统文化和美学形式来寻求发现真正的实在(reality)。
［5］超现实主义是20世纪的文学和艺术运动，它试图利用奇异的隐喻和把主题不协调并置来表现潜意识的活动。它主要诞生于早期的达达运动，但其侧重点不在消极的否定，而是积极的表达。
［6］未来派是20世纪初的一个艺术运动，它总体上注重和强调动态主义(dynamism)、速度(speed)、活力(energy)、机器的力量、生命力、变化和现代生活的永不停息。
［7］“COBRA”实际上是哥本哈根(Copenhagen)、布鲁塞尔(Brussel)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缩写，也是“实验艺术家国际”出版的一本杂志的名称。
［8］20世纪50年代，一批以罗马尼亚诗人伊索(Isou)为首的年轻人，承续达达主义“解构”(destruction)单词的思想，利用字母从事诗歌、绘画和电影等艺术创作的派别。
［9］1952年，由于同伊索产生理论分歧，德波和少数几个LM的成员从LM中分离出来成立了LI。在LI存在的5年中，他们通过实践方法对休闲研究。1957年同IMIB合并成立了情境主义国际。
［10］包豪斯是德语Bauhaus的译音，由德语Hausbau(房屋建筑)一词倒置而成。以包豪斯为基地，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现代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现代主义建筑，主张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生活需要，以讲求建筑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为特征的学派。包豪斯一词又指这个学派。这一学派是由德国著名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于20世纪20年代开创的。而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IMIB)则是在机器时代为艺术家提供的栖居之所，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包豪斯否定。
［11］［13］［16］“BASICBANALITIES：ABriefHistoryoftheSituationistInternational”(http://art.ntu.ac.uk/mental/storie/bbsi.htm).
［12］KenKnabb,ReportontheConstructionofSituationsandontheInternationalSituationistTendency\'sConditionsofOrganizationandAction(http://www.bopsecrets.orgSI/report.htm)，SituationistInternationalAnthology.
［14］YetAnotherIntroductiontotheSituationistInternational(http://www.notbored.org/yet.html).
［15］KenKnabb,Definitions(http://www.bopsecrets.org/SI/1.definitions.htm),SituationistInternationalAnthology.
［17］KenKnabb,May1968Documents(http://www.bopsecrets.org/SI/May68docs.htm),SituationistInternationalAnthology.
[18][19][20]PeterMarshall,GuyDebordandtheSituationists(http://www.sfbayrevolution.org/library/debord.html).
延伸阅读：
01：关于Guy Debord的一个网页，基本可找到它些的很多东西，全文。包括著名的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02：The Soiety of the Spectale的中文版本已经出版；以前俺也翻译了这本小书的极少部分。
03：关于Raoul Vaneigem的网页，不过文本全文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是个死连接，他的其他文章可以看。
04：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全文地址在此，有兴趣的可以翻译出来。
摘要：“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全文共10595字）——点击
此处阅读全文
翻译练习
《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by Guy-Ernest Debord
第一章：完美的分裂
1. 在现代生产条件盛行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巨大堆积。生活着的一切已经转化为一个表象。
2. 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剥脱下来的图景融合进一个共同的洪流，生活的整体不再可能被重建。深思熟虑过的现实在其整体内，部分地展开为一个分离的虚假世界，它仅是个预期的客体。自主的映像社会将社会映像专门化特定化，在这里骗人者也欺骗他们自己。景观作为真实生活的有形替换，在总体上，它是那些无生命物的自主运动。
3. 景观本身将其自身同时性地呈现为社会自身、社会之一部分，或者是整体化之工具。为社会之一部分时，景观成为集中了所有注视和意识的那些部分。由于事实上这些部分是分裂的，景观成为欺骗性注视和虚假意识的共同基础，它所达到的整体化只是那些毫无特点的分离物的官方语言。
4. 景观不是映像的集合，而是一种由映像作为媒介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5. 景观不该被理解成映像的滥用，而应看作大众视觉传播科技的产物。事实上，它更是一种物化了的世界观。也是一种正在客体化的社会视觉。
6. 整体上讲，它是当前生产模式的结果，同时也是目标；它并非现实世界的补充，而是多余的装饰；也是现实社会的虚幻核心。通过景观的具体形式——信息或宣传，广告或直接的娱乐消费，它成为当前社会生活的主导模式。它是对（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已经做出的选择的普遍性肯定。景观的形式和内容就是对现有体制条件和目标之正当性的全面辩护，由于现代化生产之外的大部分生活时间已经被景观所占用，故它又成为这种正当性的永久存在物。
7. 分裂本身是世界整体性的一部分，也是已经分裂为现实和映像两部分的全球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自主景观所对抗的社会实践也是包含了景观在内的一个现实统一体。但统一体内部的分裂将整体性损害到似乎制造景观才是它的目的的地步。景观语言由主导生产模式的符号所构成；同时，这些符号也是此种生产模式的终极目标。
8. 我们不能抽象的将景观与真实社会活动进行对比，因为这种区分本身是分裂的。颠倒真相的景观是实实在在被产生出来的（而非孤立的或空穴来风）。当现实同化进景观化的秩序，并赋予它切实的粘合性（既现实和景观合为一体）时，活生生的现实被景观的“空想（contemplation）”所侵蚀。至此，客观现实呈现出它的两面，每一面都只有唯一的基础通向另一对立面：现实出现于景观内部，同时景观就是现实。这种彼此相反的异化正是现有社会的本质与支撑。
9. 在一个颠倒过来的社会里，真实不过是虚假的一个瞬间。
＝＝＝＝＝＝＝下为原文＝＝＝＝＝＝＝
Chapter 1 "Separation Perfected"
But certainly for the present age, which prefers the sign to the thing signified, the copy to the original, representation to reality, the appearance to the essence... illusion only is sacred, truth profane. Nay, sacredness is held to be enhanced in proportion as truth decreases and illusion increases, so that the highest degree of illusion comes to be the highest degree of sacredness.
Feuerbach,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1
In societies where modern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prevail, all of life presents itself as an immense accumulation of spectacles. Everything that was directly lived has moved away into a representation.
2
The images detached from every aspect of life fuse in a common stream in which the unity of this life can no longer be reestablished. Reality considered partially unfolds, in its own general unity, as a pseudo-world apart, an object of mere contemplation. The specialization of images of the world is completed in the world of the autonomous image, where the liar has lied to himself. The spectacle in general, as the concrete inversion of life, is the autonomous movement of the non-living.
3
The spectacle presents itself simultaneously as all of society, as part of society, and as instrument of unification. As a part of society it is specifically the sector which concentrates all gazing and all consciousness. Due to the very fact that this sector is separate, it is the common ground of the deceived gaze and of false consciousness, and the unification it achieves is nothing but an official language of generalized separation.
4
The spectacle is not a collection of images, but a social relation among people, mediated by images.
5
The spectacle cannot be understood as an abuse of the world of vision, as a product of the techniques of mass dissemination of images. It is, rather, a Weltanschauung which has become actual, materially translated. It is a world vision which has become objectified.
6
The spectacle grasped in its totality is both the result and the project of the existing mode of production. It is not a supplement to the real world, an additional decoration. It is the heart of the unrealism of the real society. In all its specific forms, as information or propaganda, as advertisement or direct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the spectacle is the present model of socially dominant life. It is the omnipresent affirmation of the choice already made in production and its corollary consumption. The spectacle's form and content are identically the total justification of the existing system's conditions and goals. The spectacle is also the permanent presence of this justification, since it occupies the main part of the time lived outside of modern production.
7
Separation is itself part of the unity of the world, of the global social praxis split up into reality and image. The social practice which the autonomous spectacle confronts is also the real totality which contains the spectacle. But the split within this totality mutilates it to the point of making the spectacle appear as its goal. The language of the spectacle consists of signs of the ruling production, which at the same time ar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production.
8
One cannot abstractly contrast the spectacle to actual social activity: such a division is itself divided. The spectacle which inverts the real is in fact produced. Lived reality is materially invaded by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spectacle while simultaneously absorbing the spectacular order, giving it positive cohesiveness. Objective reality is present on both sides. Every notion fixed this way has no other basis than its passage into the opposite: reality rises up within the spectacle, and the spectacle is real. This reciprocal alienation is the essence and the support of the existing society.
9
In a world which really is topsy-turvy, the true is a moment of the false.
＝＝＝＝其他的发现＝＝＝＝＝
有一个JAZZ专辑叫做《Badlan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兴趣的可以下来听听
原作：Albert Hofmann§ 英译：Jonathan Ott § 中译：drugstore@
婴儿时期的Albert，生于01.11.1906
Albert,坐在右边，拉着他弟弟Walter的手
进入苏黎世大学，1926
在山杜氏药厂（位于瑞士西北部,在莱茵河畔的巴塞尔)拥有了他自己的试验室, 1935.
三年后，LSD在此试验室被首次合成。
1939年二战爆发。瑞士人开始准备保卫自己的疆土。Albert戴着瑞士钢盔。
家庭照
与Dieter, Gaby, Beatrice 和 Andreas的合影，1950
同William Burroughs一起, 1978
与John Lilly的合影, 1981
－－－－－－－－－－－
（英）译者前言
英语世界中，关于LSD是如何发明的文字已经多如牛毛；不幸的是，没一个是完全准确的。最终，LSD之父会在这本书里详细讲述他自己的“问题孩子”是如何问世的，以及他作为药剂师的漫长且成果颇丰的研究生涯。这部书是迷幻时代（Psychedelic Age）的内参，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毫无保留的记述，同时也是部充满个人洞见的作品，尽管其重要性尚未被世人理解。
超越本书自身历史价值之处在于书中浓厚的哲学意味。在Albert Hofmann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个药剂师，任何一位熟于科学唯物论的专家，能够提升如此神秘的超自然的世界观。LSD，裸盖菇碱（一种致幻化合物，C13H18(20)N2O3P2，从墨西哥裸盖菇中提取）和其他致幻剂一起扎实得将条条“裂缝”（译者注，原文为Cracks，双关语，也指一种叫做快克的经过高度提纯的可卡因药丸）构建进唯物理性的大厦，这些裂缝值得研究，也许更该进一步拓宽。
作为译者，该书使我十分满意之处在于，对致幻剂感兴趣的美国读者可以通过本书作为入口，进一步接触到Rudolf Gelpke（德国作家）, Ernst Junger（德国作家）, 和Walter Vogt（德国作家），以及其他我们尚未认识的作家的作品，英语作家或美国作家——著名的赫胥黎（Huxley） 和 Wasson可算作例外——对致幻经验描述的作品很难和以上作家比肩。
本书的翻译经过Albert Hofmann仔细审阅，这使我的工作变得较为容易也更饶有趣味。在此，还要感谢R. Gordon Wasson对“LSD的墨西哥亲戚”以及“斯卡 玛瑞亚 帕斯托拉”两章的审校及对文风的建议。
本书中的“LSD如何被发明”和“LSD经验及实在”两章，曾被Albert Hofmann作为论文提交给《致幻剂、萨满与现代生活国际大会》（于1978年9月30日下午在旧金山举行)，前者后被收入会议文集，发表在《迷幻药》杂志1979年第11卷上。
－Jonathan Ott，Vashon Island, Washington
中译者前戏
这本书其实只是俺作为翻译练习的一个材料，所以只按照俺自个的要求意译，因水平和其他理由不能做到精确，故即便是意译，也是粗心大译。之所以连载是作为一个督促，希望能坚持翻译下去，但中断也是正常情况。其实，该书已经有的中文版，所以翻译只是练习之用，也可以作为不同版本的相互补充。
另外，该连载只发在俺此处的BLOG上，如转载请事先通知俺，bb_zhu@hotmail.com 。
====以下为原文======
Translator's Preface
Numerous accounts of the discovery of LSD have been published in English; none, unfortunately, have been completely accurate. Here, at last, the father of LSD details the history of his "problem child" and his long and fruitful career as a research chemist. In a real sense, this book i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birth of the Psychedelic Age, and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we have here a highly candid and personal insight int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ientific discoveries of our time, the significance of which has yet to dawn on
mankind.
Surpassing its historical value is the immense philosophical import of this work. Never before has a chemist, an expert in the most materialistic of the sciences, advanced a Weltanschauung of such a mystical and transcendental nature. LSD, psilocybin, and the other hallucinogens do indeed, as Albert Hofmann asserts, constitute "cracks" in the edifice of materialistic rationality, cracks we would do well to explore and perhaps
widen.
As a writer, it gives me great satisfaction to know that by this book the American reader interested in hallucinogens will be introduced to the work of Rudolf Gelpke, Ernst Junger, and Walter Vogt, writers who are all but unknown here. With the notable exceptions of Huxley and Wasson, English and American writers on the hallucinogenic experience have been far less distinguished and eloquent than they.
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carefully overseen by Albert Hofmann, which made my task both simpler and more enjoyable. I am beholden to R. Gordon Wasson for checking the chapters on LSD's "Mexican relatives" and on "Ska Maria Pastora" for accuracy and style.
Two chapters of this book-"How LSD Originated" and "LSD Experience and Reality"were presented by Albert Hofmann as a paper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ucinogens, Shamanism and Modern Life" in San Francisco on the afternoon of Saturday, September 30, 1978. As a part of 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the first chapter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Psychedelic Drugs, Vol. 11 (1-2), 1979.
-------------
关于My problem child一书，网上有一个现成的中译本：
http://www.maps.org/books/mpc/chinese/
好像是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化学专业的研究生翻译的
Free-Folk, Grime, R&B, the return of Hardcore – what defined pop music in 2005?
by Simon Reynolds and Dan Fox
The most striking thing about Pop in 2005 is how little conversation there is between black music and white music. Mainstream UK Rock, from Coldplay to whoever’s on the cover of NME this week has never sounded so bleached. The main effect of this (apparently, hopefully) unconscious drive towards sonic segregation is a grievous lack of rhythmic spark and invention. Catch some highly-touted Brit hopeful on the TV programme Later With Jools, and it’s instantly audible how the drummer contributes nothing to the music in the way of feel, tension, or dynamism, but instead just dully marks the tempo. He’s seemingly there simply because that’s what proper Rock bands have – a live drummer.
Things aren’t much different on the Rock underground, where the coolest thing around is Free-Folk (aka Freak-Folk, Psych-Folk … ). Ranging from beardy minstrels like Devendra Banhart to trippy jam bands like Animal Collective and Wooden Wand & the Vanishing Voice, Free-Folk is a recombinant sound that draws on a whole range of historical sources beyond the obvious traditional music and Folk-Rock ancestors.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none of them (apart from a trace of utmostly ‘out’ Free Jazz) are black. Free-Folk’s accompanying ideology – a mish-mash of mystical pantheism, paganism, and sundry shamanic/tribalistic impulses – places it in the same continuum as the hippies and the beats, but, significantly, it has broken with Beat’s ‘white negro’ syndrome. Elsewhere in the leftfield, there’s the neo-post-Punk fad, fading somewhat after a good three-year run. These groups engage in white-on-black, Punk-to-Funk action, but only by replaying genre collisions from 25 years ago. Whereas the true post-Punk spirit manifested today would involve miscegenating Indie-Rock with Grime or Crunk.
Because its internal socio-cultural dynamics force it to keep on generating freshness, black music has never really needed to borrow from white music. Hip-Hop has two advantages over Rock. It can draw on a deeply rooted set of black music traditions, characterised by a strong sense of regional identity (hence the plethora of new city-based sounds), and this ensures that it retains, even in this allegedly post-geographical era, qualities of a folk culture. Its other advantage is disadvantage. There’s an urgency to Rap music, fuelled by inequalities of opportunity, that results in ferocious competition between producers and between MCs and stokes the furnace of creativity. That said, the half-decade from 1999 onwards did see Hip-Hop giving itself an extra boost by ransacking the best licks and noises from Techno-Rave and Euro electronica. That pattern began to fade last year, with black Pop reverting to its usual awesome self-sufficiency. Which would be just fine, if the genre hadn’t also start to sputter. For most of the past decade, street Rap and R&B has been the engine of Pop culture, both in its pure form and various teenybop dilutions. Give or take a gem – Amerie’s ‘1 Thing’, Three Six Mafia’s ‘Stay Fly’, Kanye West’s ‘Addiction’ and ‘Crack Music’ – its remorseless rate of innovation stalled this year. And formal advance was always the compensation for its counter-revolutionary content of bling and booty-worship.
Grime would love to be the UK’s Hip-Hop, enjoying the sort of pop culture hegemony that African-American street music holds in its homeland. But you can sense the London scene’s self-belief is flagging. 2005 produced one immaculate scene-reflexive anthem, Kano’s ‘Reload It’, a celebration of Grime’s dog-eat-dog competitiveness; the MC hierarchy where rank is measured by how many rewinds your tune gets. Grime also produced two more low-key but equally inspired tunes about the out-of-reachness (‘Sometimes’, also by Kano) or hollowness (Lethal Bizzle’s ‘Against All Oddz’) of the prize that everyone on the scene is striving so strenuously for. Reporting a Grime story for an American magazine last spring, I was struck by how little presence it had on the streets of London in this, the year of its expected crossover, compared with the way Jungle streamed out of passing cars and Oxford Street boutiques in 1994 (the equivalent breakthrough year). As a critic championing Grime, one of my angles – beyond the sheer excitement of the music, the brilliance of the wordplay, the charisma of the MCs – has been ‘you really ought to check this, it’s the voice of the UK streets.’ But I suspect that not many people actually want to hear what the voice of the streets has to say: partly, because it ain’t pretty, and partly, because most people honestly don’t give much of a fuck. Twenty years ago, the likes of Kano or Bizzle would be NME front cover stars, no questions asked, purely as a matter of basic journalistic responsibility.
White and black music, then, seem to agree on just one thing at the moment: ‘you can go your own way’, in the immortal words of Lindsay Buckingham. But it’s not clear what conclusions could, or should, be drawn from this. After all, earlier phases of musical miscegenation didn’t, in the end, augur some multicultural Utopia of the future; the last major upheaval of mixing-it-up (Rave culture) was heavily dependent on chemicals. Nevertheless, if there’s any credence left in the notion that the times manifest themselves in music, then this increasing separate development within pop culture isn’t a promising portent.
Simon Reynolds’ book Rip It Up and Start Again: Postpunk 1978–84 was recently published by Faber. At blissout.blogspot.com he also operatesthe weblog Blissblog.
Dan Fox
Although a chronically male-oriented scene, the most significant things being done with loud guitars continue to be by bands pushing the envelope of genres such as Metal or Ind-ustrial. Perhaps better experienced live than on record (and I’ve not seen a more exhilarating live band in years), Lightning Bolt delivered another barrage of skittering, rabbit-punch drums and overdriven bass with their breakneck album Hypermagic Mountain (all releases 2005) whilst Black Metal deconstructionists Sun 0)))’s White 1 saw them further stretching their formalist approach to a maligned genre. Black Dice spread their noisescape blankets anew with Broken Ear Record, though to my ears the brutalism of fellow travellers Wolf Eyes currently provides a more fitting soundtrack to uneasy times.
How Long Are You Staying – the debut by Brighton-based Hardcore outfit Charlottefield – is a fierce fusion of Beefheart-esque rhythmic complexity, pent-up menace and occasional tenderness. At the softer end of the scale, Folk revivalism continues apace; the acid-campfire hysteria of Feels by Animal Collective (who sound like early Tyrannosaurus Rex) contrasts well with Vashti Bunyan’s pastoral laments on Lookaftering, which
sounds as if it could have been recorded any-time in the last 40 years. A River Ain’t Too Much to Love, meanwhile, reaffirms Smog’s special place in the hearts of late night melancholists.
Snoop Dogg’s ‘Drop it Like It’s Hot’ is an elegant piece of sleek innovation with its tuned kick drum that doubled as the bass-line, strange vocal clicks and sparsely deployed, cheesy 1980s breakdown. There is an inventiveness too in the bubblegum Grime of MIA’s Arular; refreshing froth for the summer months. On a scuzzier, lo-fi front, the numerous manifestations of ‘cheap’ or ‘wrong’ music (made largely from computer game consoles) continued to flash above and below radar. Of note: US-based Nullsleep and Bitshifter, and KFC Core, by UK-based DJ Scotch Egg, for some real avian trouble.
A crop of interesting reissues surfaced. Moondog: The Viking of Sixth Avenue was a perfect overview of blind, itinerant composer Louis ‘Moondog’ Hardin’s work, comprising recordings made between 1949 and 1995 that along the way inspired such diverse musicians as Janis Joplin and Philip Glass. The Glasgow School, a long-awaited anthology of fey indie heroes Orange Juice, caused an outbreak of foppishness in my household, swiftly inoculated by the brilliantly titled Livin’ in Fear of James Last, a primer to the darkly humorous sound collages of maverick Industrial innovator Steven Stapleton, aka Nurse with Wound. Le Monde Fabuleux des Yamasuki, originally released in 1972 to promote Franco-Japanese cultural awareness, was resurrected in all its insane, Mikado-meets-Phil Spector glory. Reissued on CD was the 1969 album Black Woman by Free Jazz guitarist Sonny Sharrock; the missing connection between Jimi Hendrix and Sun Ra. Top of my list is Robert Wyatt and Friends; a moving document of the musician’s comeback London concert after the accident that left him paralysed in 1973.
Of artists’ excursions into sound, Sue Tompkins’ low-key performance at the Venice Biennale was a singularly memorable exploration of the outer reaches of vernacular speech. Fellow Glasgow artist Danny Saunders released his debut single Gold, featuring the track ‘Who Made the Takeaway?’ The Red Krayola’s 1981 album with Art and Language, Kangaroo?, was given a welcome fresh lick of paint, and Remixed Water – remixes by younger artists of music by Ned Sublette and Lawrence Weiner – must have similarly delighted many a Conceptual art geek. Both Brian DeGraw’s soundtrack to Oliver Payne and Nick Relph’s Sonic the Warhol and Zeena Parkins’ composition for Daria Martin’s latest film The Loneliness of the Modern Pentathlon are intelligent approaches to the often-abused role of music in artist’s videos. With its voodoo chants and grinding bass Jack Too Jack’s CD release, that also accompanied recent films by Mark Leckey, was similarly satisfying. The Berlin-based Art Critic’s Orchestra should be nominees for best sleeve artwork of the year with their eponymous 12-inch picture disc, alongside Enrico David’s elegant design for Bonnie Camplin’s eerie Heavy Epic, released on Lucy McKenzie’s Decemberism label. A shame these didn’t make the list for ‘Vinyl’, the exhibition of artists records at Neue Museum Weserburg Bremen.
Finally, London-based duo No Bra deserve honorable mention for the most savagely funny lyrics of 2005, in their parody of hipper-than-thou desperation ‘Munchausen’: ‘I have an exhibition here in two weeks’, ‘Really? I’m doing a performance here in three weeks in which I throw chairs around then throw myself around then cut myself 23 times’, ‘Really? I haven’t had a shag in, like, 23 minutes,’ ‘Really? I haven’t been to sleep in ten years’, ‘Really? I used to live without electricity for ten years’, ‘Really? …’.
Dan Fox is associate editor of frieze.
原文的讨论地址点此处，跟贴很坚挺（38页之多），一些帖子很有见地，篇幅巨大，断章曲艺的摘录一二。
＃1－很想对这里经常发牢骚讥讽国家，讥讽中国人自己的中国人说两句。
首先，对于各种所谓的民主、自由，我和诸公一样有着同样的理想，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不断地在这方面改善，更加强大，我想这个心情大家想必是一样的。
其次，我不是粪青，但也不亲西方，在我看来，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更客观的事实，我不想有意嘲讽政府，或者张嘴骂日本人，闭嘴骂美国人。我觉得那于我们的思考和智慧没有补益。
我现在身在国外，我感到的不是诸位说的什么自由民主，我想在此谈谈我的感受，尤其是对于美国的感受。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民主程度高，自由程度高的国度之一，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我想说，美国只是一个对国内民众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而对于国际而言，它是一个极端自私、专制和黑暗的国度。我们看到其实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总是要除掉那些同他们意识形态不同，或者阻碍他们赚钱的国家和政权，当然，他们要打着“打倒专制，建立民主，解放他国民众”的美丽口号。我想大家有点脑子，就可以从美国对伊动武的事情中看到一二。取得了利益，就要收兵，伊拉克民众拥有了更多的恐怖威胁，天天得恐怖袭击，我没有看到美国对此有什么担忧和负责，没有看到他在担忧伊拉克人民的生存权，没有看到他们派些情报人员尽力组织和破获恐怖行动。我看到的是几个美军士兵看到一个腿部受伤的伊拉克平民的时候，开枪射杀比赛射击水平，然后开怀大乐说感觉很好。
我请诸公清楚地认识一点，美国政府、美国媒体对于我们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指责都是心术不正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不是要让你们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是以一种轻蔑的，看笑话的眼光来看待大陆。我举两个例子。自由亚洲电台，这个电台自从这件事以后我就再也没听，其一，全是反华新闻，你好也说不好，说两句好的马上来个“但是”，似乎表现的很客观辩证，其实“但是”后面的话才是他们真正要说的。其二，有一次，一个亲美的中国听众打电话，“怒斥”政府的种种行为，主持人听的时候并不严肃，而是在乐。当听众说到一处想不起该用什么此来形容的时候，这位主持人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提醒了这位听众，用一种暗示的手法使得那个听众说出了非常反华并且是像自己抽自己嘴巴的词语。我关上了收音机，我觉得这不是媒体，而是一种精神腐蚀，和我们从小一天到晚背马列一样，是一种精神腐蚀，你得到的看似是客观，其实是另一种偏激。再有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知音，我虽然还在听，但越发反感了，一次两个女嘉宾同主持人谈论中国妇女地位的问题，两个女嘉宾对中国妇女地位的不平等以及种种不公的待遇居然用很嬉皮笑脸的声音来谈论，他们根本不关心中国妇女的权益与否，而是一种看笑话的心态。照理说，作为妇女组织，不管哪个国家，都应该以一种关切的、忧虑的心态来看到该国的妇女问题，可是他们真的是像看笑话说笑话一样来调侃、奚落中国妇女的一些遭遇，那话中没有一丝同情，而是完全的看乐子，当然他们的行为引来了有些良知的中国听众的厌恶，打电话表示不满。但这两位女嘉宾仍然如故，你可以说这是因为美国社会自由，人家严不严肃，是不是看笑话都允许人家说，但我说的是他们看待中国问题时的心态，一种病态的，嘲讽的，讥笑的心态。
前两天上课，我们的老师说到哈尔滨的水污染，她表述观点的时候不是一种关切，而是一种轻视，在你们中国人面前就要揭短让你们难堪的心态。首先，我承认在这次事件中政府的缺点，我想这问题大家在这里讨论烂了，我不多说了。如果他是以一种关切的心态和语气来问我们的话，我会很坦诚，但可惜不是，于是我告诉他“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希望发生这样的悲剧，政府正在努力”。她点了点头。我并不是要刻意说这样“粪青”和有些外交辞令的话来给中国人遮羞，而是要告诉对方“请你摆正心态”。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凡是美国的媒体，绝大多数都在丑化亚洲人，丑化中国人，从他们的报纸的图画到文字，你看不到什么肯定（你当然可以说，因为我们国家没什么值得人家好肯定的），而是批评。
今天，我在这里，看到很多人在谈论问题的时候是一种嘲讽的心态，可能是诸位已经由一种无奈的心情变成了这样的不太正常的心态吧。但我想美国人嘲讽也就罢了，他们从小的教育就是中国是个专制的、可怕的、没人性、没人权、没自由的国度。就像当年文革时期我们以为三分之二水深火热的外国人等着我们去救一样。在他们的教育和主流观点中，中国就是一个丑陋肮脏的国度。所以他们的心态永远是鄙视的，轻蔑的。他们的批评永远不是出于客观或者对于中国问题的真诚的关切，而是一种病态的看笑话的心理。可是我希望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要这样。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批评，偏要唱赞歌，而是我们批评的时候要抱着一颗忧国的心，一种客观的态度，一种求实的方法。在我看来，西方的媒体自认为他们很自由，其实他们的偏激和狭隘如同中国的媒体一样，只不过是同一事务中的两个相对的极端罢了。当然中国媒体的极端是政府造成的，西方媒体的极端是他们的心态造成的，他们活在自我的世界中，还自以为客观，用西方人的观点，西方人的思考方法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们的结论非常的可笑和幼稚，而他们却自以为是。
世界上没有中国威胁论，只有美国威胁论，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来同世界上一切与他不对付、影响他赚钱的国家对抗，昨天是伊拉克，今天是朝鲜、伊朗，明天就是中国，他们为的不是什么民主和自由，请相信我，他们对本国民众很尊重，让他们真的享有自由、民主、平等，但那是对内，他们还没有“共产主义”到大同天下的精神境界，仍然处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阶段之中，所以他们的对外必然是利益的，当然要披上华丽的外衣。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为国内的不好的事情遮羞，不是替政府辩解，我不站在任何一方，我只是希望来到这里的朋友的心态是一种端正的。我认为人可以分三种：理论家、实践家、批评家。国人的观念最赞赏实践家，最看不起批评家。在我看来这三者我都十分尊敬。理论家，要有长远的目光，要有大胆的设想和客观的估计，提出一种可以指引万众前进的高瞻远瞩的能力，相当于科学家。实践家要能领会理论家的理论，并把其用于实际，想出切实可行的大家都接受的有效的办法来达成理论中的目的，这需要很多技巧和魄力，要勇于承担责任，相当于工程师。而批评家则虽然可能身不在其中，却能见微知著，能够深刻的看到实践者的问题，如同自己处于事情之中般洞若观火，心态端正，方法客观，这是需要功力的，如果批评家再能提出修改方案，那么就更让人敬佩，那就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三种人我都尊重。但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牢骚者和奚落者，尤其是心态不端正，自以为客观但却是偏激的人。
东西文化没有一天不在冲突着，这场战争早就打响了。我想我们一方面要发扬国粹和东方精神，另一方面要对抗、影响西方思想。在我看来，日本就是东西文化的晴雨表，谁是强势，他就依从于谁。还有一点就是，西方人也看不起日本人，当然比对中国人好些。我觉得我们多年来与日本闹矛盾是个不明智的选择，因为那只能在东亚地区孤立我们，让美国的势力有机可乘。我不是说要忘记历史，而是我们活在现在，要让将来更美好。就算当初我们的邻居不是日本换成别人，我们还是要挨打，因为我们落后，我们要从中日战争中得到的不是对日本永世的仇恨，而是知道“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暗藏在中日战争中的普适的道理，记住这个道理和教训，而不是过分记住日本的罪行和无耻。只要我们强大了，耻辱自然洗雪，我们是活在现在，不是活在过去，更要着眼将来，与日本修好，与东亚强国修好，以东方思想为基础共同对抗美国不是不可能的。当然，中日关系弄得太僵了，日本疏远中国亲近美国也很严重，要做到中日联手确实还有很多困难，韩国的首都改名也体现了远中国的姿态。我们不能再在孤立自己，不能再让美国有机可乘。我不是反美，而是美国对于我们的步步紧逼，我希望诸公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国外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有个更客观的认识，有更深刻的理解，不要轻信任何一方，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而且站在了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上。
文中若有言语不妥，望大家海涵。
我衷心祝愿祖国更强大！[ 本帖最后由 慧岸行者 于 2005-12-16 21:34 编辑 ]
＃2－
QUOTE:
原帖由 慧岸行者 于 2005-12-18 13:02 发表
那你认为我们在对待国内外媒体的言论是应该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请教。我听听您是怎么处理信息，怎么分析问题的。
我又看了一遍你的文章。我的观点没有改变；体现在你的文字中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常见的思想方式是邪恶的。这也意味着，作为一颗现实的生命，你也同样是这种思想形态的牺牲品。
这是一种藏污纳垢的思想方式。在中国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的任何一种不合理事情，腐败的，堕落的，侵权的，违法的，都可以在这种思想方式里找到最后的根据，取得即时有效的合法性。当专制日显其尊的时候，当自由呼声过高的时候，腐败蔓延的时候，矿难频发的时候……这种思想方式开始工作：不要两眼只盯着西方，其实哪个国家都一样，有好也有坏。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在对那些不幸事件的反省中积累起来的思想认识，尤其是对专制体制作为根源的认识，被这种思想方式消解掉了，然后，这个民族在目睹了种种不幸之后，再度陷入欢快的沉默。
“我们家出了这样的问题，别人家怎么没有啊？”——这是一个社会的最通常的思考模式。也就是靠着这种思考模式，中国社会某种正在崛起的意见在西方世界的一般表现那里看到了日常理智（相对于哲学理智而言）能够取得的唯一的希望。然而，我正在批评的这种思想方式却把这唯一的希望也给破灭了：你别以为美国怎么好，西方怎么好，其实他们天天对我们使坏呢。
所以，你看，这种看上去“客观公正”的思想方式当它运作的时候造成的切身后果不是它真的告诉了我们西方世界对我们有多坏，多不公正，而是，它吞噬了我们这个民族受了不幸事件刺激而兴起的反省意愿。这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损失。
在这种思想方式的维护和辩证之下，这个社会里发生的任何错的、恶的事情，都可以逃过健康心智的审查和良心的责问。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它以自己“客观”“公允”“稳健”“平和”的外表庇荫了我们这里发生的所有的丑恶。所以我说，它是邪恶的。
楼主您的文章里体现的正是这样的思想方式的典型运用。
重读您的文章，我依然体会到文字中的真切与诚恳。我相信，如果我在那里，我或许也会有你那样的体会。但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无法绕过：在你所说的“看笑话”“不端心态”面前，是另寻一条思想路线继续前行，从而从一个别样的角度诠释我们的遭遇，还是再度回到中国现实的“温暖怀抱”当中来呢？这是我给您的建议。
您的问题于我颇难回答，您在异国他乡的体验与感受于我更是无可辩驳。不过，在你的文章的一个细节上，我发现了问题。
你谈到伊拉克战争，并且认为战争背后是肮脏的利益。我在这里发现的问题是这样的：你的口吻告诉我，你鄙视那样的战争，可我以为，为什么不可以“利益”呢？美国人既得了利益，伊拉克人就推翻了专制，这不挺好的吗？——完全不要利益，只要亚拉克人民的自由与幸福，才崇高，才伟大；这是典型的东方文化的逻辑。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依我看来，美国政府应该把所有的伊拉克人都接到美利坚去享清福。
利益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态，是无法取舍的。正因为这样，先秦儒家思想的义利观到了两宋就被修改了。在朱熹看来，义和利总是完美统一在一起的，它不再排斥利，只教导大家要从义去“看”。当然，朱熹的教导并不成功。一般说来，由于利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受压迫的，所以，它也就获得了某种反面的诠释学形象，即，利是丑恶的。这种传统积淀下来，就成此时国人的一种通常的认知模式，即，一旦面临令理智感到困惑的事情，中国人往往以“义利”模式向着事件背后去揣度当事人的不良动机。
以上一段是我以为你对战争看法不妥的道理。
在罗嗦一句，西方世界是不是总想对中国使坏呢？我觉得“使坏论”的根据是不完整的。假如我想对某人使坏，我决不会专拣他最需要改进的地方说，我会挑那些不太重要的缺点说她。因为那样的话，才能转移他的视线，让他看不到关键所在，才能真正达到使坏的目的。中国社会可供美国使坏的事情太多了，她干吗总盯着人权呢？要知道，盯着人权问题，不仅无法达到使坏目的，而且只可能使中国变好。
＃3－我对30楼“邪恶思想”的一点看法
我看了第一页的文章就会了个帖子，第一页的回帖质量很差。
不意回了贴后才发现大家原来是在很认真的讨论的，30楼zhiheng_p 的文章是很有力量的，我认为。不过他很认真的说楼主的思想方法是很邪恶的，我不能苟同。
我不知道zhiheng_p 的思想方法是从什么角度来建立视角的，是不是功利。因为他认为楼主的思想方法只会从中国文化的功利主义角度看问题，导致他以一套四平八稳的、看似公正的说辞讲述你身边的人和事，而正是太多的中国人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所以才制造了百年来的“中国悲剧”。所以楼主的思想方法很邪恶。
我不知道人类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思想方法来看待社会和社会问题。zhiheng_p 的几篇帖子里并没有明言，在楼主的帖子中我倒是看到了几种不同的思想者：即理论家、实践家、批评家。我不知道从这样的很明显分类的三种人（当然一个人可以同时成为这三种人，也可以一种都成不了），到底谁的思想方式是对的或者是不邪恶？善良的？积极的？有意义的？
我同楼主一样认为每一种人的思想方式都有他独到的地方，都值得尊重。当然，在zhiheng_p 那里，楼主也许是不应该算在这三种人里的。但我觉得至少楼主的思想方法有一些暗合的地方，正是这种被称为很邪恶的。
我不知道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方法是不是也是邪恶的，因为孙先生提出救国的三民主义的时候，虽然为半新的中华民国提出了一大套治国的具体方略，可是实际上却是中国不可避免的走上军阀混战的局面，到现在让我慨叹三民主义要是实行了，中国可真他妈的提前实现”人间天国“了。
我不知道毛泽东先生的思想方法是不是也是邪恶的，因为毛先生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和工人搞工农革命的同时，不知道又有多少人是被欺骗和玩死的。反右并不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独创，而是在延安时候就开始了的。当怀抱革命理想的青年跑到延安圣地之后，不是也有发出“怎么跟国统区一样啊”感叹的吗？（这句话我忘了出处了）
我不知道鲁迅先生的思想方法是不是也是邪恶的，因为鲁迅每每指出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劣根性的时候，他总不能提出一种如何让我们改掉劣根性的法子；而且，当有人要求他从政为广大的人们群众谋福利的时候，他也委婉的拒绝，理由是他看中国的问题太清楚，反失了做事的勇气。
我也不知道zhiheng_p 的思想方法是不是也是邪恶的，因为当他看到楼主的思想方法是有缺陷的时候，他实际上也知道我们的社会上向他那样的也是大有人在。我们不光有充满激情热血青年，也有左右逢源的道学先生。而我认为，如果按照zhiheng_p 的观点，这两者都是有很邪恶的思想方法的。因为热血青年是很容易激动而至于冲动的，那件事情，似乎才刚刚过去不到30年啊；而道学先生，正如被zhiheng_p批评的那样，是很容易让这个世界上的附善而生的恶横行的。
我认为楼主是个真诚而不冲动的热血青年。当一个每天被共产党的宣传机器折磨的人发现原来向往的理想社会原来也在使用每天耳熟能详的卑劣的宣传手段时，怎能不生出“怎么跟国统区一样啊”的感叹呢。而我也希望zhiheng_p能够更深入的考虑他的观点，毕竟社会以及众生不是能够简单归于几类的，而社会的发展也不是靠简单的几个争执解决的了的，理论家自去作他的理论，实践家自去搞他的实践，批评家自去弄他的批评，大家相安无事，各自搞好各自的分工，社会自能前行。而让理论家感叹自己的理论无人问津，实践家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批评家被封死了嘴或者只能说“今天天气哈哈哈”，那我们还能奢谈什么呢？我们每个人不都要先干好自己不擅长的那块活吗？
我们现在这样的世界，我只看见理论家的“和谐社会”，只看见实践家的弱肉强食，只看见批评家的噤若寒蝉，还有什么理由去批评楼主的真诚建议的邪恶呢？虽然，这也许有助于他的进步，就像批评社会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一样？
作者 : 庄礼伟
当对过去的痛苦不再有切肤之感、不再害怕回味时，那种痛苦就成为一种可以骄示他人的资本。当一切繁琐、一切庸常被过滤之后，某个时代就可能面临着被神化的幸运。从得州奥斯汀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走到旧金山仍在售卖嬉皮士风格的快餐及饰物的Haight Street,以及到伯克利小镇作朝圣式的拜访，我有意识地让自己走在60年代里，走在60年代的茫茫风里，去印证自己对这个年代的一点粗陋印象。然而当旧金山举行盛大的同性恋巡游的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面对眩目的彩虹旗并遭遇了“胡人同志”们身上怪异的脂粉气之后，笔者不得不仓促地撤离了“60年代”。
然而“60年代”作为一座存在于时间维度上的圣殿，总是像一座坚固的冰山，横亘在许多人人生航路的视野中。在精神的冒险中谁也无法绕开它，就像绕不开你遥远的、温暖的那个小小的故乡。
“60年代”借一场持久的反越战运动而将精神冒险的火光映红了半个地球。现在，又一场注定要持久的战争正在发生，它不单单是对奥萨马•本•拉丹的战争，不单单是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而是美国对一个篇幅极长的“流氓黑名单”的战争，它注定要持久，并被持久地反对。
这场“新帝国主义战争”可能将引发一场类似于“60年代”的思想—社会运动，在学术界也将会有一场持久的国际政治思想大辩论。如果说“60年代”反对的主要是国内权威、工业社会体制，现在这场运动将更关注国际格局、全球化体制。
当然，笔者提出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尽管“自越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战运动”已在全球展开，但是如果对伊战争代价极小地速战速决了，反战者就可能会有莫名的挫折感，主张“干预主义”的人则可能会有些许振奋。好在，这场“美国之战”并不会因萨达姆政权垮台而结束，“黑名单”上的国家多着呢！只是不知道反战者和美国政府谁先会感到疲劳和厌倦。
至于这场反战运动能否像“60年代”那样也攀上一个思想革命的高峰，能否和批判全球化的运动、跨国公民社会、全球人权运动等等结合起来而对时代积弊造成震撼性的颠覆，现在尚不能给出乐观的判断。
反战VS主战
知名的反战网站Antiwar.com于1995年注册域名。该网站的第一个项目是反对美国在波黑内战中的干预行动。接着南联盟成为新的焦点，该网站强烈批评了美国的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对当地学校、医院、修道院、民宅和其它民用目标的轰炸。现在，反对美国对伊动武成为该网站当前的主要工作。
该网站还呼吁需要有大批的“公民专家”，从而使美国人民能从非官方渠道全面地了解当局在海外的种种行动。这是由于主战集团在组织、财政、操控媒体等方面都优越于民间反战组织。Antiwar.com坚持公民的自由意志主义立场，发誓要揭穿在“人权”、“人道主义”的花言巧语下的“新帝国主义野心”，并决心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反全球化、反对外干预的阵营。
Antiwar.com只是当前反战运动中众多的反战网站中的一个。在另一个著名的反战网站“Not In Our Name”（不要以我们的名义）刊有一篇著名的《良心声明》。声明表示：这场（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不义的、不道德的、不合法的；“我们相信作为美国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拒绝政府以我们的名义做出的不义行为”；“我们相信追问、批评和异见必须得到珍视和保护”。
在声明后的签名中，笔者看到了诺姆•乔姆斯基、爱德华•萨义德、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美国“大左派”的名字。
这些人在国际上名头很大，但他们在美国的号召力却比较有限。笔者就反战运动是否是当前美国社会的主流向来穗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专家Doran博士求证，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反战不是主流但是——正在不断成长。根据美国多家民调机构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支持把战争作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一个选择的人是多数，约占2/3；反战者则占1/3多一点。毕竟，在“9•11”的背景下，“爱国”这个因素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
普林斯顿的国际法教授理查德•福尔克也认为反战运动在理据上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同，现在即便是和平主义者也主张有限地使用武力。
与“60年代”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本土受到了恐怖威胁并且已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这就使反战者的底气有点不足。评论家T.L.弗雷德曼在“9•11”恐怖袭击后写道：“是的，美国应该更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政策和行为。但是，但是，但是，我们并不是惟一需要反省的。”弗雷德曼连用的这3个“但是”，可以说也是大多数美国人愤怒心情的反映。在他们看来，寻衅者不仅需要反省，而且必须得到沉重的惩罚。
从美国反战阵营和主战阵营的规模对比以及美国本土遇袭的背景来看，此次反战运动与“60年代”相比，面临着更大的考验。
为什么反战？
但从纵向比较和全球范围来看，借助信息革命的威力，这场以西方人士为主体的反战运动确实迎来了一个高潮局面，并波及到全球各地。
不过和我国国内某些反战人士的出发点有所不同的是，美国人反战并不表明他们支持萨达姆政权和其它暴戾政权。美国人的反战运动是美国反体制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战者也反对政府对公民自由的剥夺，反对“爱国者法案”（即本土安全法案）的集权倾向。这样就为反战运动找到了一个牢固而广泛的基础。
“Not In Our Name”网站引述了一个经典的老故事。纳粹德国时期的马丁牧师后悔地说：最初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我没做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接着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做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接着他们又来抓工会成员，我也没做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接着他们又来抓天主教徒，我还是没做声，因为我是基督教徒。接着他们来抓我，然而这时已经没有人来为我说话了。
关于这个故事的推论是：“今天我们美国人面临着相同的挑战。我们必须支持第一个被锁定的目标，否则我们也会面对没人为我们说话的境地。”──美国政府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先发制人”地对伊拉克人诉诸武力，就也有可能这样“先发制人”地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对付每一个美国人。
这个逻辑关系虽然绕得有点远，但显然是可以成立的。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担心日裔美国人中有人会为日本政府服务，于是“先发制人”地把日裔美国人都圈到集中营里去，就是一个先例。由此可见，美国人反战不是爱萨达姆，倒是为了爱自己，爱护自己的权利免受“爱国者法案”和“先发制人”政策的损害。
“60年代”在美国是民权运动兴旺发达的时代。从目前的这场反战运动看来，美国公民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拉锯斗争仍在持续，“60年代”的民权精神仍然在发扬。事实上，无论在哪一种体制下，国家都是一个巨兽，需要人民的制衡。在越战年代就是反战者的诺姆•乔姆斯基曾引述大卫•休谟的观点说：政府总是建立在思想控制的基础之上，这一原则“存在于最专制和最军事化的国家，同时也存在于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国家”。
爱德华•萨义德则揭示了这种“思想控制”的社会文化环境：“在美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燃烧的，是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这种狂热要求他们对任何犯下了罪恶且死不改悔的人采取最严厉的手段”。美国人的这种狂热在杀戮异教者、猎杀印第安人、拘禁日裔美国人、三K党等等史实中都能得到验证。在越战时期，“最严厉的手段”则包括凝固汽油弹、化学武器和能把敌人“炸回到石器时代”的重磅炸弹。
当前全球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否有民主可言？这是当前反战理论家们屡屡质问的一个问题；此外，是否有必要由美国来接管别国的社会进程──哪怕真的有那么一点善意在里头？尼克希尔•辛格和阿利什•温鲍姆批评了美国的自负和“文化孤立主义”，号召“全球公民社会”行动起来，强化全球性的对话和集体行动。反战者并不盲目歌颂美国要攻打的对象，不否认伊拉克处于暴政之下，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组织方式不是管教和战争，而应当以和平方式求得逐渐的转变。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尤为激进地认为：世界体系中的根本政治问题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样沃勒斯坦就把各种社会价值抹成了一个平面，不过他也确实揭发了人类的一个劣根性，即把各个族群按价值高下来分类：常常认为“我们”是文明的、正确的，而“他们”则是野蛮的、错误的。
沃勒斯坦还认为：2001年9月11日很快将变成长期斗争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这一斗争将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对生活在这一星球上的多数人民来讲，这也将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显然，沃勒斯坦所说的黑暗，不是来自伊斯兰教极端势力，而是来自美国无休止的复仇战争和先发制人战争。
总的来看，当前美国的反战运动与“60年代”相比，在继承了民权精神老传统的同时，有了更为宏大的国际政治视野，对人类本性也有了进一步的批判。尽管对于沃勒斯坦、赛义德等人的观点还可以继续争论，但他们勇于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有助于丰富和平衡这个跌跌撞撞行进着的世界。
“60年代”真相：反战与大麻
据笔者看来，国外的“新左派”是非常可爱和睿智的，但在某些问题上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新左派"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事件之后的欧洲，一批年轻的左派人士在对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等“老左派”的失望之余，开始了对斯大林模式和工业极权模式左右开弓的“新左”探索道路。
简言之，国外的“新左”，重在对体制、集权、异化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二战时避居美国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在战后没有返回法兰克福，而是留在美国并用英语写作，最终成为了美国“60年代”激进运动的思想教父。他先后出版的《爱欲与文明》与《单向度的人》，使年轻人明白了生活压抑的根源和身处的社会牢笼。马克思主义是对马、恩所在时代最犀利的批判，“新左”则是对当代工业社会最犀利的批判。欧美的大学生们（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读了马尔库塞的大作，大叫一声“反了罢”，便群起杀出课堂。
“60年代”永远与这些名词联系在一起：旧金山、巴黎、嬉皮士、摇滚聚会、反战、大麻、切•格瓦拉、列侬……。而越战和反战，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背景。
“加农炮弹还得飞行多少次，才会被永远禁止？……还需要有多少人死去，他才能明白已有太多人死去？”鲍伯•迪伦在歌声中向“60年代”发问，向战争发问。新闻工作者戈弗雷•霍奇森说：这场战争成了把许多东西组织起来的本原；在这个本原的周围，一切疑虑、一切幻想的破灭……一切隐藏在充满信心年代的虚假外表下面的更大的不满，汇合成一场巨大的反叛。
在美国，反战理论与“新左”的批判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反战者认为，美国的民主是表面的和形式上的，而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集权社会；希特勒的权力比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权力要小得多，而林登•约翰逊却比希特勒要坏得多。当年的乔姆斯基还声称：共产党的越南是最民主的国家，而美国最糟糕。
“60年代”是反战的年代也是反父权和反体制的年代。年轻人认为父辈们在50年代做了麦卡锡借“肃共”而迫害无辜的帮凶(在德国，年轻人指责父辈做了纳粹的帮凶)。权威崩溃了，需要大量东西来填补。年轻人说：不要“做”（make）战争，不要听政府的那一套，那么做什么呢，当然有好东西，如“做”爱，“做”乐队，“做”野营聚会，做嬉皮士，此外还有大麻、LSD(迷幻剂)，还可以“做”“同志”。到最后，最初的反战反而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
从通宵的反战聚会到通宵的大麻聚会，这就是“60年代”。
后来的电脑网络，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嬉皮士们“做”出来的，是嬉皮士的理想催生出来的，因为他们需要一种能够打破规矩约束的公共空间，需要一种自由发言和自由操控的“做”梦工具。
“60年代”最后的结果是开放式的，就像金斯伯格年轻时无法猜测他老年时会怎么样。在旧金山郊外的公路上，我想象着当年年轻的嬉皮士们“在路上”的情景：带着乐器，行吟四方；一对长发迎空、互不认识的男女在路上遇见了，随随便便地就在公路旁边公然干起来。他们或许并没有反抗父亲和权威，只是躲避而已。到今天，他们反抗过的工业社会体制更加发达，害怕失业的人远远超过想脱离这个体制的人。公路向远处延伸，前面就是著名的硅谷地区，当年的嬉皮士和大麻爱好者现在已经成了CEO，有了肚腩。
“还能像过去一样单纯吗？”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在60年代正忙着“肃匪”和“反攻大陆”，直到70年代保钓运动兴起后，“60年代”才开始降临台湾。80年代初，一位黑衣歌手以《现象七十二变》和《未来的主人翁》向台湾社会发出了“60年代”式的质问：“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我听到无言的抗议在他们悄悄的睡梦中：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的发明变成电脑儿童”。不过，他也很世故而敏感地预言：“有一天孩子们会告诉他们的后代──你们要守规矩”，反抗最终将跌落为无奈的“飘来飘去”。罗大佑对体制和工业社会的愤怒随着太阳下山明早依然爬上来的光阴流转，将寄放何处？“音乐工厂”是对“工厂”的嘲弄，但也是自嘲。
“60年代”被定格在历史中，只能在记忆中朝圣式地接近。70年代芭芭拉•史翠珊的“The Way We Were”是关于无法重返“60年代”的一首哀歌：当回忆照亮了诉说者内心的角落，他（她）的问题是──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那么单纯吗？
在未必那么单纯但着实值得怀念的“60年代”，反战是啸聚山林式的；现在的反战则是温文尔雅和研讨会式的（如每人发言时间只有10分钟，不许滔滔不绝）。有一个观察者看到，某场上千人的反战集会过后，草坪上只留下一张纸。这在嬉皮士年代是无法想象的，在1969年伍德斯托克的烂泥地里更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的反战，静悄悄地搞网络签名，募捐到了钱就交给报纸和电视台，做付费的反战宣传广告，这些都很乖、很文明。
“60年代”的反战是一场寻找精神新边疆的运动，一场主要是适合年轻人从事的感官狂欢；现在的反战则正在成为有众多“老左派”参加的、建制化的、具有良好商业前景的“大众艺术门类”。
作为一个“老佑派”，在听完一场“相见不如怀念”的罗大佑演唱会之后，拉拉杂杂写下这些文字。罗大佑不深不浅的深刻适合于大多数人的思维程度，他的没追问到底的追问适合于帮助大多数人从平庸的流行文化中出走，而又不至于走火入魔。
据说是否追捧《恋曲1980》是辨认“老佑派”的标识之一。演唱会即将结束时，罗大佑宣布他的最后一首歌：“《恋曲1980》──让我们回到那个年代！”这时我感觉有点悲凉，这首蓝调恋曲只是精神故乡上空一丝袅袅的愁烟，而非夯筑起故乡村庄的厚重砖墙。
（《南风窗》杂志2003年3月上）
“速朽一代”指的是谁？不，我不能立即回答这个问题，那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适用于许多情况的标签。“速朽一代”也不属于指代某个固定的特殊群体的专用名词，相反，它分布在不同的群体之中，由那些最不固定最善变的文化游牧分子所构成——“速朽一代”没有组织，它各自为政，它是浮在时代表面的原子化的个人，正是这样一些无所不在的原子化的个人促成了当前文化标识的流行：它的善变性，与时代的无方向性保持着高度的同步，它的速朽性质则从反面体现它的易被时间呑噬的短暂新鲜感令人不可思议地抓住了时代精神的虚无特征，而这恰好是它的活力以及它之所以吸引人们的诡秘之处，同时也是它有可能以“速朽”为标签为我们的时代做出文化注解并使自身成为历史经典的意外依据。
“但是，”有人会问，“你所谓的速朽一代，难道不正是指那些脱离现时代最基本真实和最尖锐问题的矫饰文化和流行写作吗？”是的，你的问题提得好极了，亲爱的先生。在一个充满了残酷真实和尖锐问题的时代，竟然产生出如此不残酷不尖锐的文化和写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不能从文化和写作内部去寻找。
那个笼统的文化消失了，写作同样如此。从一种眼光看出去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在另一种眼光看来则不然。决定眼光不同的因素很多，拒绝承认另一种文化和写作之价值的情况仍然存在，但这种拒绝恰恰是该文化和写作的外部生存条件之一。“速朽一代”被一些人鄙夷的事实，并不能推翻它被另一些人欣然接纳的事实。“他们的写作微不足道！”“他们所描写的生活和情感微不足道！”是啊，我一度也这么认为。微不足道的何止是生活和写作，还有微不足道的“批评”！在这个小小的关于争辩“谁更有价值”的真理事件中，真理并没有出场……因为隔膜和轻视，那种相互的轻视，即使还不至于发生对抗，但差异的鸿沟已使交流发生了障碍……不必再呼吁彼此的理解，这已经没有必要，在“谁更有价值”的选择题辩论中，“分殊化”是一个双方可以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确实，“速朽一代”赢得了它应该赢得的赞成票……
被批评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全景式社会”与“时代总体性”都不过是用言词勾勒的结果，所谓“总体性的生活”对任何个人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抽象的大脑之中。生活视野和个人经验的局域性必然导致表达的“分殊化”——“速朽一代”无意回避现实的残酷面和尖锐性，因为它谈不上回避并不了解之事也谈不上回避未有深切体验之物——个人命运和生活环境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高屋建瓴的概念认识而获得解放，哪怕这是一种更具覆盖力的真理概念。而写作，特别是“速朽一代”的写作，它的贡献仅在于，它恰当地出没于现实的另一些层面，这“另一些层面”绝不是用一句“虚假生活”或“半张脸”就可以打发的。
文化和写作中的“责任理论”至今具有自封的优越性和优先衡量权，人们仍然习惯性地继续将“文学责任”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但这不过是空洞的泛泛之论——“要做个好人！”那有什么可争辩的？可是，“何谓好人？”人们在这个问题前开始分裂了……“文学责任”同样是一个经不住追问的命题，“何谓责任？”“谁”对“谁”负责？对“责任”之内涵的不同解释何以会针锋相对，哪怕对立的双方都赞同“责任”一词，最后仍然要发展成势不两立？“文学责任”并不能统一不同的人，随着争论的深入，这个命题进一步分裂了不同的人……现在的问题转化为：“速朽一代”的“责任”表现在什么方面？
“速朽一代”的责任是——为自己写作，它的核心是自我。难道不是吗？有什么问题吗？文学的责任是为了别人，因为文学在为“别人”，“别人”就会为之感激涕零——且慢，如果一个律师替别人辩护，别人将感谢他；如果一个律师替自己辩护，就有问题了吗？为“别人”伸张正义和争取权利不仅高尚而且可以载入史册，为自己伸张正义和争取权利则势必渺小而速朽，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一个人对“表达自我”没有兴趣，他怎么会对别人“讲出自己心里话”感兴趣？如果一个人从来不为自我着想，他又有什么必要感谢别人“为我代言”呢？
结果居然是这样：自私的，自我中心的写作在现时代赢得了许多人！是他们都很自私吗？还是他们不过为了了解“某个”与他们无关的“自私的人”？共鸣居然在许多同样自私的琴弦上发出，或者，并没有共鸣，那些人仅仅是好奇，一种公开的窥视……这么简单？那些人粗鄙而无教养，这样说可要小心！那些人在充斥着假面和肤浅表演的文化中精神正在堕落，这样说更要小心！反思不是凌驾他人之上的宣判，反思应当态度超然。以道德责任的代言者自居，不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