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圣经
穿破语言之障
近年以来，每当中日关系出现波折的时候，我们都会义正词严地高调要求日本当局深刻反省历史，言下之意日本方面没有反省历史或者至少反省的不够深刻。这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甚至在中国人眼中缺乏自省意识甚至“死不悔改”成了对日本人国民性的浓缩概括。
至少有一些传到中国国内的新闻报道支持了国人的判断，比如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淡化战争的教科书版本通过教科书委员会审定等等，如此看来日本人的“不反省”是证据确凿的。但是如果你问一个日本人：“你们日本人为什么不反省？！”他会看着你的眼睛很真诚地解释：“我们已经反省了，而且一直都在反省呀？”我们继续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像德国人学习呀？”日本人会更加困惑：“德国人？我们对历史的反省比他们深刻得多呀？”对话如果进行到这个份上，我们中国人估计肺都要气炸了，除了指着鼻子骂：“小日本，不许狡辩！”就只剩下问候对方的母亲了。
但是隔着海峡或者在互联网上跳着脚喷吐沫星子毕竟无助于解决问题，即使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我们也应该努力站在对方角度理解他们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高度上才可能有建设性的批评。
具体到日本对历史是否反省的问题上，在笔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思考及和日本人接触交流的体会，发现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反省在双方的理解中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争得面红耳赤实际上是鸡同鸭讲。要分析双方误解的根源，首先要解构汉语中“反省”一词复杂的内涵，在笔者看来反省至少可以有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个层次是认输；第二个层次是认错；第三个层次是认罪。认输是指在实力上审时度势表示屈服，承认我打不过你；认错则是对自己行为效果的否定，但并不一定否定自己的动机；认罪则是更高的层次承认自己无论从动机和行为都是邪恶的。所以笼统地说是否反省常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有的时候一个人可以认输但是不认错，比如阿Q打不过别人就说“儿子打老子”；也可能认错但是不认罪比如一个小偷被抓住了，他可能怪自己太大意了，反省自己怎么这么不小心，但并不觉得自己的谋生方式有什么罪恶；还有的时候，人们可以不需要认输而直接认罪，就好像今天白人会觉得当年压迫黑人是一种罪恶，这出于道德上的觉醒，并不是因为白人打不过黑人。
认输认错难认罪的日本人
从这个角度来关照日本，我们会发现对于过去那场战争不能笼统地说日本人没有反省。从第一个层次来看日本人确实是认输了。在武士道伦理中，坦然接受失败是最基本的武士原则，如果失败了还不承认，那会被人更加鄙视（当然对于过去那场战争，在日本方面看来更多是输给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军，而不是输给了中国）。而日本人对于自己的战败苦果也确实是坦然接受的。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从准备“玉碎”到一夜之间放下武器，天皇求见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恭敬地说：“将军，对于我国国民在战争中做出的所有政治，军事决定和一切行为，我负完全责任。今天特来叩拜，就是为了将自己交给由阁下代表的联合国审判。”甚至按照太傅白宁夫人日记的记载，天皇表态：“绞死我也没关系，（you may hang me ）”这让麦克阿瑟感动得一愣一愣，将裕仁天皇视为真正的绅士，以后在各方面对天皇体制努力保全。
其实这位美国将军没有理解，和西方的忏悔不一样的事，裕仁的这番表态并不含有道义上的忏悔，而是一种任杀任剐，愿赌服输的好汉姿态。除此之外裕仁对于自己推动战争的道义责任，再也没有片言只语涉及，这和我们的崇祯皇帝“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有些相似。
作为一个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的民族，日本在认错方面更加彻底，中国人恐怕想不到的是，即使我们眼中的少数“极右翼分子”也认为当年错误的国策给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然究竟错在哪里，理解就有很多不同，除了觉得错在根本不该发动侵略战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不乏有人会认为错在事实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应该巩固成功，而不该急于扩大战线，逼中国全面抗战，陷入被动；或者认为不该在东南亚用兵最后和美国开战，导致腹背受敌，国力无法支撑战局。
而我们的争议实际上集中在日本人有没有认罪，特别是向中国人认罪。以笔者的观察很多日本人在认罪方面确实不能算彻底。根据林思云先生入木三分的归纳有以下几种思维逻辑起作用：第一，同罪论——认为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评价历史，那时候日本并不是亚洲最大的侵略者，英国侵占了印度，法国侵占了印度支那，荷兰侵占了印尼，美国侵占了菲律宾，苏联也对中国领土野心勃勃，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单单批评日本；第二，解放战争论，欧美白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亚洲除了日本、中国和泰国以外，均沦为白人的殖民地，白人对有色人种进行极端的欺压和榨取。日本人为了把东亚的黄种人从白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在亚洲建立一个黄种人的“大东亚共荣圈”，才发动了针对白人“大东亚战争”，日本出兵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目的不是侵略，而是为了解放东亚黄种同胞的解放战争；第三，自卫反击战论，强调二次大战前，美国英国等霸权国家为了扼制日本的发展，控制日本人的生存空间，和中国联手压制日本。他们抵制日货，拒绝向缺乏资源的日本出售石油、金属矿石等生存所必须的战略物质，把日本逼入绝境而不得不走上战争的道路。（见林先生大作《为什么日本不肯向中国道歉》，遗憾的是这种理性的分析在国内常被“爱国者”们扣上“汉奸”的帽子）。
在笔者的接触中持第一种观点的日本人是比较多的，他们也为自己的国家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羞愧，但有一种大而化之的态度，觉得过去的事情何必再苦苦纠缠呢，用中国话来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这一点上和很多中国人面对历史的态度非常象；持后两种观点的日本人相对比较少，有点像中国怀念文革的一批人，虽然承认结果给国家带来了灾难，但他们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和检点自己内心的魔障，反而强调“解放全人类”一类光明的借口，坚持当时的动机无比崇高，来安慰麻痹自己，虽然走错了路但是“青春无悔”。
德、日、中—— 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认罪难度系数
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人生来就是带有原罪的，所以要向上帝早请示晚汇报。既然大家都是有罪的，谁都没有权力向罪人砸石头，只有上帝能够作为审判者，罪人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就会受到宽恕，同时自己也获得了灵魂的解脱。上帝是天父，在父亲面前承认错误是用不着不好意思的，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说认罪是一件相对轻松甚至畅快的事情。
但日本的文化资源中恰恰没有这样的灵魂通道，而且神道教把死视为解脱，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也可以避免认罪的耻辱感。日本人如果说对不起谁，没有一个出口可以告解，历史上的日本武士对不起自己的领主，往往只有切腹自杀一个途径。前一段时间在上海一个日本外交官因为绯闻暴露觉得对不起国家和上级就自杀了，我一次跟日本朋友聊天就开玩笑，你们日本人活得太累了，多大点儿事呀，在咱们中国给领导写个检讨不就得了，大不了受个处分，犯得着自杀么？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的最重，极为耻辱，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如果非要他认罪简直和逼他自杀差不多。所以从另一方面讲，有一部分日本人，虽然嘴上不象中国人希望的那样认罪，但背的心理包袱并不轻。
德国式的认罪姿态会让中国人非常感动，而日本人的态度会让中国人非常愤怒，但中国人理解的认罪和德国人及日本人都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今天的中国文化很特殊，既没有德国的基督教忏悔文化，也没有日本文化中强烈的耻感（这其中原因大约和多年的政治运动有关），与他们迥然相异的是中国文化中有成王败寇的传统，胜利者一切都是正确地，失败者就要自称“罪臣”，所以中国人认罪的时候往往不是出于道义原因，而是求饶的代名词。比如新闻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贪官被抓起来，一旦到了证据确凿，无可抵赖的时候就会说“我有罪，我对不起党的培养”，这并不代表他突然良心发现，他的潜台词是，放我一条生路吧。在今天的中国人眼中认罪和低头认输是一回事，所以我们会连在一起说“低头认罪”，中国人在心底往往把认罪看得很轻，不就是认个罪嘛，可以作为权宜之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文革时候，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三天两头在毛主席面前认罪，但毛主席自己犯再大的错误，也不能怪他老人家，而怪别人没有深入领会毛泽东思想（林彪深得毛主席赞赏的名言）。在这种文化里甲向乙认罪，往往不是在道义上表达愧疚，而是表示臣服的含义，承认“你是老大”，是失败者和下级的义务。一些中国网上愤青也表现出这种思维模式“小日本不认罪，就狠狠教训他们。”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要拳头大把别人打倒了，对方就认罪了。
没有负荆请罪的反省
在这种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如果要让日本人作出让中国人满意的谢罪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为了中日两个民族的关系打上绝望的死结，或者为“中日必将一战”的妄言火上浇油。而恰恰是认识到这种差异，我们才有可能换位思考，进而相互理解，乃至相互取长补短。
在反省历史教训的方面，日本虽然让我们很不满意，但并非没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在我们把德国视为反省历史的榜样来教训日本的要以史为鉴是，我们其实只是在认罪的层面来强调反省，当日本人困惑“我们要怎么样表达歉意中国人才能满意？”中国人所期望的反省是日本首相有一天也能像前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下跪，虽然今天的中国人也不会下跪，但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都不会忘记“负荆请罪”的传统，光着膀子背上绑荆条去求别人饶恕，这种反省的关键并不是给对方增加福利，而是惩罚自己，甚至自我羞辱，来获得被伤害者的谅解。我们也理所应当地期望日本也为战争伤害对我们“负荆请罪”。如果日本不能在这一点上“达标”，即使在其他方面表达再多的善意，我们也会“一票否决”。
如果我们把这个眼下几乎不可能达到的期望暂时放在一边，我们就会发现日本在反省历史教训方面有一些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日本人自己也为之自豪。日本虽然较少在道义上用自我洗炼式的忏悔来获得灵魂救赎，但在如何避免重走历史道路上，日本式的认真和精致几乎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反省的成果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使这个国家永远告别军国主义的阴影，根据笔者的对于资料的研究和访日调研的亲身体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尊重人权的观念广为普及，人道主义深入人心。
中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军队是一支野蛮暴虐的兽军，可和历史上满清入关，张献忠屠四川相提并论，为现代史上所罕有，所到之处给中国百姓留下痛苦的回忆，至今无法忘怀。当笔者见到今天很多文质彬彬很有爱心的日本人，常会问一个尖刻的问题，虽然对历史的了解使我知道残暴的行径并非是日本人的专利，但我仍然费解为什么你们日本人的父辈并不是未开化的满清人，也不是张献忠这样的土匪，明治维新后普及教育，很多士兵都是高中毕业生，应该是文明人，但在那次战争中，在中国的土地上表现得却像一群披着人皮的畜牲。
在众多答案中，日本东北大学的大西仁教授的解释是对我是最有启发的，他坦诚地告诉我：那时的日本人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造出飞机大炮，但在骨子里没有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特别是没有形成现代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那时的日本人上级可以随便殴打下级，老师可以殴打学生，丈夫可以殴打老婆，这样的人在敌对国的土地上凌虐俘虏和平民自然也就毫不稀奇了。同时因为缺乏人道主义思想，把人视为工具，当给他们灌输了一种所谓的“崇高事业”，他们就会疯了一样抛头颅洒热血，更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第二，实现民主和言论自由，告别极权制度。
日本对于国家的那段灾难历史最大的反思就是，法西斯势力对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的摧残，一群野心家，以国家利益和天皇的名义，借助国内矛盾，压制不同的声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议会政治不复存在，不支持战争的议员和政治家就被逮捕甚至刺杀。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整个国家除了以愚民为目地的煽动，再也听不到理智的声音，直到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已经穷途末路时，很多老百姓还被蒙在鼓里。
而今天的日本民主制度已经根深叶茂，笔者前往日本时恰逢议员选举，在没有中国式的政治动员的情况下，老百姓的投票率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公民活跃地参与公共生活，从不同的理念和利益诉求出发，对政治进行制约，今天如果哪个政治家号召老百姓勒紧裤腰抛弃安逸的生活去打仗，老百姓光用选票就可以把他哄下台。并且在一个同样有东方传统的国家里，日本的言论自由走在不仅亚洲也可以说是世界前列，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公共政策辩论，不同的观点碰撞交锋，对政治人物的公开批评和监督，使公众可以鉴别，作出理性的判断。至于我们认为德国国内不允许呼喊纳粹口号，行纳粹军礼等比日本允许右翼分子在大街上肆无忌惮的喊口号要好。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国内大量对于军国主义有着深刻反思的批判言论和文艺作品，在中国老百姓几乎看不到，一些极右翼的言行则被国内媒体不断强调；而另一方面从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恰恰认为这是日本对于极权社会的反省比德国更加深刻的地方。固然为法西斯势力招魂甚至叫嚣复辟军国主义是遭人唾弃的，但只要没有付诸暴力行为即使再不受欢迎的思想也有表达的权力，就像在美国今天的三K党游行也受法律保护，这体现了一个民主国家对自己制度的自信，否则在反对法西斯思想的同时就犯了和法西斯同样的错误。也许很多人不认同这种观点，但我们至少不能说这种观点没有一点道理。
第三，尊重哪怕是少数人的权利和选择成为社会共识并且制度化。
军国主义年代，以国家利益民族复兴的名义，人民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而被国家机器塑造成了没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螺丝钉，以服从为最高的美德。每个人以国家的名义被要求无条件服从国家的需要，做一个听话勤奋的工人或者士兵，被捆绑上国家机器的车轮，这样的体制不能容忍任何特立独行者。一位日本同行告诉我，他的哥哥当年是一个大学生，仅仅因为不想参加战争就被投进了监狱。那时信仰自由也被取消，国家不仅要控制人的行为，还要操纵人的思想，自由的信仰被封杀，建立了以天皇崇拜为核心的国家神道。那个年代的日本人也被磨平了独立思考的意识，有一点细节可以看出来，日本投降后，一些有特殊技能的日本兵分别被国军和共军收编，大概是服从已经成了习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在两个敌对阵营都一样干得兢兢业业。
而今天日本社会在很多地方表现出过去少有的宽容，东京的街头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但是拒绝工作的流浪汉，普遍很勤奋的日本人并不觉得他们有什么讨厌的地方。而且日本人的信仰世界也空前丰富，新兴宗教我没有统计，不知道在全世界算不算最多的国家，但至少遍地都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池田大作的创价协会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笔者发现很多日本知识分子都比较反感创价协会，因为这个宗教组织热衷于参与政治；华裔围棋大师吴清源则把自己的财产都捐给了一个叫红万字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如果放在中国估计会被定性为邪教；而更会令中国人瞠目结舌的是，连被公认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至今在日本还有公开活动，一方面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厌恶这个组织，但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日本又认为只要没有抓住谁再有破坏公共利益和安全的行为，信仰什么是他们的自由，受到日本宪政体制的保护。
第三，建立了文官政治体系，避免了军人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干预。
军国主义年代的日本，军人集团不仅干预甚至是操纵垄断了国家政治，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令事项，无须经过内阁可以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这被称作所谓的“统帅独立原则”。而天皇不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大多数也就是听听而已，对军官集团非常纵容。所以，军队虽然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没有制约，在天皇权威神圣光环下，军部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权力中心。国家的对外政策，财政预算一切大政方针都是军事集团说了算，发动战争都不需要议会的授权，所谓政府不过是军队的秘书处，只有被动的配合，军事将领的身份和政治家的身份是合二为一的，自然也以军事逻辑来处理政治问题，最后把国家拖入了战争。而今天的日本自卫队和国家政治之间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军人不得参与政治，更不能当议员，当年军人是这个国家的最可爱的人，是随时准备为天皇牺牲的勇士，今天日本人则更多是把当兵当作一项收入不错的职业而已，在自卫队发言人的办公室里他的助手特别给我看一幅贴着几张头像的镜框，他告诉我，这就是我们自卫队的直接领导们，最上面一个我认识是首相，其他几个也都西装笔挺，没有一个是军人，而是议员。笔者在防卫厅总部里也感受不到很强的军事气氛，甚至看不到很多穿着军装的人，不留神还以为到了一个大财团的总部，那天来自卫队总部办事的人进进出出很多，这大概不会是专门为了欺骗中国记者装出来的。
第四，信息公开，使人民能够接触历史真相。
前面说过如今的日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所以在不少书店里有美化战争，混淆视听的书籍，我在机场都见到几本漫画，把侵略战争中的军人画得好像解放英雄一样，非常混账。但同时日本学界对于侵略战争有大量踏实严谨的研究，涉及“南京大虐杀”，及“慰安妇”等敏感主题，虽然不懂日文，但借着其中汉字的帮助，半读半猜，我还是能清楚地看出，日本知识界对于批判侵略战争的努力。其中不少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就可以查到，种类很多，不过好像没什么中国人看，放在架上多年和新的一样。
对于那一版有强烈争议的教科书，已经有媒体介绍了日本教科书出版制度和中国的差异，笔者这里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并不回避其他亚洲国家的指责，把这个有争议的版本，翻译成中文公布在网站上，笔者看后首先是一种愤怒，这本“右翼历史教科书”，虽然也提到了侵略战争，但是可以说是轻描淡写，这样对自己国家的年轻一代太不负责任了，我一直想和这些编纂者辩论一下。第二种感觉则是惭愧，我们中国孩子从小学习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一些我们不愿意面对的过去，比如文革，不也是三言两语么，如果比较起来，日本的“右翼历史教科书”虽然很不客观，但比起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似乎还要客观一些。可惜网上义愤填膺的朋友们，很少有耐心把“右翼历史教科书”仔细看一遍。
在一个言论观点多元的社会里，无法涂改的历史事实是最后的公正底线，哪怕这些史实会让政府乃至国家很没有面子，也不能向国民隐瞒。日本就出台了一个信息公开法，把外务省外交历料馆；国立公文书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中还保存着的历史资料档案全部解密，最近几年还把这些资料数字化后放到网上，无偿供所有人查询研究。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笔者输入一个“慰安妇”，所有相关的档案，文件都展现在你面前，还列出了“军娱乐所”，“女给”，“笑妇”等关联词。虽然各人评价角度可以不同，但核心的历史事实白纸黑字，不容抵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仍然有一些日本人不愿意相信，不过我想这种脑子进水的猪头也不是日本国的特产。
第五，三权分立，地方自治，政党政治，确保宪政体制。
战争年代的日本，和战争动员系统相配套，整个国家自上而下高度集权，一亿人拧成一股绳。而战后的日本则通过一整套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消解了集权体制，今天的日本地方法院可以判决首相违宪；各州道府县政府须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和中央政府并不是直接隶属和任命关系，都有很大的立法自主权和活跃的地方议会；包括共产党在内在野党，都有自己鲜明的政治纲领，不断为争取获得执政地位而努力，对执政党构成有力的制约。
虽然这套政治体制当年是作为失败者在美国人的监督下颇有些屈辱地建立起来的，但今天的日本人，却体会到了它的好处，发自内心的拥护它。
反省虽未终结军国主义已经走远
列举比对这些当今日本和我们印象中那个穷斌黩武的日本的不同，并不是为了说明日本的历史反省已经尽善尽美，而是为了揭示国内很多人言之凿凿，日本将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论断是缺乏根据的，不要让恶感和仇恨蒙蔽我们的判断，个别人更不要用谎言来吓唬自己的同胞。
如果我们用试图理解的眼光去分析一些问题，我们看到的东西就会变得不一样。在网上有朋友贴出图片告诉我们日本很多人都爱带着我们在抗日影片中日本鬼子带的上书“神风”，“武运久长”等字的头带，这让我们咬牙切齿，以此说明日本人从小培养自己孩子当军国主义分子。不过我在日本发现，确实很多商店里都有买这种有侵略战争色彩的商品。不过购买者主要是为了给孩子在高考冲刺一类的场合表达破釜沉舟的心理暗示。这些日本孩子带着印有“神风”，“武运久长”等字样的头带，目地不是为了将来去打仗，而是为了考上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时过境迁，很多事情的含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像今天的很多法国人还是崇拜拿破仑，但和爱打仗已经没有关系；很多中国年轻人胸口带着毛主席像章觉得很酷，不代表他们愿意上山下乡。
遗憾的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结构中，并没有认识到军国主义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观念，不能把有年轻人中有一批爱看舰船知识，搜集军刀的军事爱好者就叫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是建立在排斥异见的强力宣传机器和国家暴力的基础上的极权体制。它涵盖一整套手段意图从行为和精神上操纵和驱使全体国民，以国家利益的名义镇压反对者，以国家安全的名意侵害公民权力，政府控制媒体欺骗愚弄人民，用抽象的人民利益或民族利益来压制每一个公民的诉求，把他们驱赶向疯狂的目标。
而当今的日本社会则形成一种坚定的共识，要告别那段罪恶的岁月，必须永远的告别集权社会，珍视个人的自由，决不能以国家的民意，扭曲强迫公民放弃自己的信仰，绝不能压制公民言论表达的权力，并且用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这种权力，让每一个人可以公开的议论政治，批评政府，辩论公共政策，让政府的运作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不得不承认，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来看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
当然也需要指出这种反省并不见得完全出于道德觉醒，或者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歉疚，更主要的我想是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自己带来苦难的教训。如果你和日本人接触会发现，大多数日本人和中国人相比对战争有更加强烈的厌恶，避战争而不及，不仅自己不愿意打仗，连国家牵涉进战争也不愿意，哪怕是日本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都会有国内民众跳出来示威表达抗议。即使我们眼中的日本极右翼也大多不愿意打仗，他们的记忆比中国人更加清晰，那就是用武力和战争来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好处。这个道理是他们用惨重的代价才换来的，“爱国青年”们可以不相信日本人的品德，但没有理由把一个经济和科技如此发达的国家的国民都当成是弱智。
目前如果要让中国人诚心地觉得，日本人在反省历史方面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大概很难跨过心里障碍，中国人真正把日本的教训作为自己的镜子，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好，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在这个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所谓入木三分骂亦精，空洞的扣大帽子，除了把自己的同胞搞糊涂以外伤不了别人分毫，倒让看热闹的人笑话。特别是有一些亲身到过日本回来言之凿凿“中日必有一战”的中国人，我对他们的言论感到可悲，你可以固执地讨厌日本人，事实上我曾经对日本人的仇恨，超过今天绝大多数的爱国青年，但底线是要诚实，不要就自己亲眼看见和知道的事情撒谎，更没有必要把别人描画成恶龙，然后把自己包装成维护民族尊严的英雄，用欺骗同胞来换取的“爱国热情”是不会持久的。
希望“爱国青年”们能理解这些，哪怕我们还不能真正深刻地反省自身，至少我们下次再批评日本的时候可以更加切中要害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