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吧

有一种流行说法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应该是参与人，不应该是一个球员，而应该是个裁判和规则制定者。但北大教授张维迎指出，说政府是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和规则制定者过高地估计了政府的作用，应该要破除这个观点。张维迎认为，市场干不了的政府也不一定干，因为政府可能比市场干得更糟糕。在市场经济下，“一只隐形的眼睛”（an invisible eye），即“信誉机制”能起到更好的裁判作用。比如国际贸易，商人自己建立运行的商法制度并不是靠世界级中央政府发展起来的。即使在法律最发达的美国，大部分商业纠纷也不是由法院裁决的，而是由私人仲裁机构裁决的。比如在50年代，美国75%的商业纠纷是由非政府的仲裁机构解决的，并且自那时以来，这个比例一直在上升。张维迎表示，“政府当裁判”是当前中国存在审批过多、部门利益政策化以及不受清晰约束等弊端的主要症结所在，并提出其三大命题：第一，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政府在处理企业问题上花得精力越多，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花得精力越多，这个国家就越落后；第二，政府管得越多，市场中的骗子越多；第三，如果政府作为裁判，最可能不讲信誉。张维迎教授的看法，在中国的现实中还是很贴切的。如果要有所改变，那就要尽量压制政府的“裁判权”。

2006年8月9日，北京市城管部门按照新出台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装备技术规范》对全市城管执法队伍进行装备，并将在2008年之前配备齐全。这些配备包括特种防暴服装、PDA终端、地下管线探测仪、GPS定位、激光测距仪等新式装备。相对城管的工作对象——那些推车走巷谋生的可怜小贩，北京的城管可谓武装到了牙齿！《北京晨报》引述北京城管配备先进装备的理由是，“一些贩卖水果的无照小贩，手中经常持有水果刀等凶器，严重威胁着城管队员的生命安全。”然而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小贩以死相拼？近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封“老城管”的来信：“每年年初，执法局领导根据各个执法中队人数、管理区域等情况，为各个中队下达了3000元至3万元不等的罚款指标，要求各个中队必须完成指标，并直接与队员的福利奖金挂钩。对超额完成任务的，超出部分100%返还给个人，对完成不了任务的扣发各类资金补贴并影响评优评先，还要追究中队领导责任。”“执法局每季度向财政局上缴的罚没款金额，财政局按80%的比例返还给执法局，执法局提留40%后，另外40%直接返还给个人，超额完成的部分100%返还给个人。”如果上述内容属实，那将是北京城市管理中的败笔。

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是当前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成功之作，但它的“纯度”正出现迅速降低的危险。据《新疆都市报》报道，新疆超女张美娜获得了长沙唱区第四名的成绩，对于母亲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值得骄傲和庆祝的事情，然而，张妈妈却说“家有超女是一场浩劫”，“真的很辛酸”。原来，张妈妈在逐渐了解了超女背后的“黑幕”后，为了使自己的女儿不落后于人，也“被迫”进行一系列的运作，花去了近11万元。其中包括，用4.5万元买3000张手机卡为张美娜投票、用2万元慰劳粉丝团。一个区区长沙第四名的成本已如此高昂，那么那些名次更高的超女们要付出多少代价呢？除了金钱，超女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的身影。《洛阳晚报》报道有传闻称某政府有“红头文件”为去年的周笔畅拉票；山西孝义政府也为今年入闱长沙10强的李薇薇出面、出资开拉票演唱会，这是因为李的家人有着孝义政府的背景。值得警惕的是，超女这档成功的娱乐节目，如果让更多的社会经济黑幕参与其中，就可能沦落为国人很熟悉的金钱和权力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