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99 "Everything that can be invented has already been invented.", Charles H. Duell, director of the U.S. Patent Office
2、1943 "I think there is a world market for maybe five computers.", Thomas Watson, chairman of IBM.
3、1949 "Computers in the future may weigh no more than 1.5 tons.", Popular Mechanics, forecasting the relentless march of science.
4、1957 "I have travelled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is country and talked with the best people,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data processing is a fad that won’t last out the year." The editor in charge of business books for Prentice Hall.
5、1965 Moore’s law published by Gordon Moore in the 35th Anniversary edition of Electronics magazine. Originally suggesting processor complexity every year the law was revised in 1975 to suggest a doubling in complexity every two years.
6、1968 "But what … is it good for?" Engineer at the Advanced Computing Systems Division of IBM commenting on the microchip.
7、1977 "There is no reason anyone would want a computer in their home." Ken Olson, president, chairman and founder of Digital Equipment Corp..
8、1980 "DOS addresses only 1 Megabyte of RAM because we cannot imagine any applications needing more." Microsof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OS.
9、1981 "640k ought to be enough for anybody.", Bill Gates
10、1992 "Windows NT addresses 2 Gigabytes of RAM which is more than any application will ever need". Microsoft on the development of Windows NT
[八阕】 MIT BBS上说微软电话面试的一道题就是“Who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coder, and why?”。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来凑个热闹。排名不分先后。
Bill Joy, 前任Sun的首席科学家，当年在Berkeley时主持开发了最早版本的BSD。他还是vi和csh的作者。当然，Csh Programming Considered Harmful 是另一个话题乐。据说他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写个操作系统，就在三天里写了个自己的Unix, 也就是BSD的前身。当然是传说了，但足见他的功力。另一个传说是，1980年初的时候，DARPA让BBN在Berkley Unix里加上BBN开发的TCP/IP代码。但当时还是研究生的B伯伯怒了，拒绝把BBN TCP/IP加入BSD，因为他觉得BBN的TCP/IP写得不好。于是B伯伯出手了，端的是一箭封喉，很快就写出了高性能的伯克利版TCP/IP。当时 BBN和DARPA签了巨额合同开发TCP/IP Stack，谁知他们的代码还不如一个研究生的好。于是他们开会。只见当时B伯伯穿个T-shirt出现在会议室(当时穿T-shirt不象现在，还是相当散漫的哈)。只见BBN问：你怎么写出来的？而B伯伯答：简单，你读协议，然后编程就行了。最令偶晕倒的是，B伯伯硕士毕业后决定到工业界发展，于是就到了当时只有一间办公室的Sun, 然后他就把Sparc设计出来乐。。。象这种软硬通吃的牛人，想不佩服都不行的说。据Bill Joy的同事说，一般开会的时候B伯伯总是拿一堆杂志漫不经心地读。但往往在关键之处，B伯伯发言，直切要害，提出漂亮的构想，让同事们彻底崩溃。对了，他还是Java Spec和JINI的主要作者之一。
John Carmack，ID Software的founder和Lead Programmer。上个月和一个搞图形的师兄聊天，他竟然不知道John Carmack, 也让偶大大地晕了一把。不过也许搞研究的和搞实战的多少有些隔吧。想必喜欢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都知道J哥哥。90年代初只要能在PC上搞个小动画都能让人惊叹一番的时候，J哥哥就推出了石破天惊的Castle Wolfstein, 然后再接再励，doom, doomII, Quake...每次都把3-D技术推到极限。J哥哥的简历上说自己的专长是"Exhaust 3-D technology"，真是牛人之言不我欺的说。做J哥哥这样的人是很幸福的，因为各大图形卡厂家一有了新产品就要向他“进贡” ，不然如果他的游戏不支持哪种卡，哪种卡基本就会夭折乐。当初MS的Direct3D也得听取他的意见，修改了不少API。当然，J哥哥在结婚前十数年如一日地每天编程14小时以上，也是偶们凡人望尘莫及的。对了，J哥哥高中肆业(？)，可以说是自学成才。不过呢，谁要用这个例子来为自己学习不好辩护，就大错特错了。那 Leonardo Da Vinci还是自学成才呢(人是私生子，不能上学)。普通人和天才还是有区别的。对了，其实偶们叫“达分奇”是相当不对的，因为Vinci是地名，而Da Vinci就是从Vinci来的人的意思。换句话说，Leonardo Da Vinci就是“从Vinci来的Leonardo”的意思。叫别人“Da Vinci”就不知所谓乐。嗯，扯远了，打住。
David Cutler，VMS和Windows NT的首席设计师，去微软前号称硅谷最牛的kernel开发员。当初他和他的手下在微软一周内把一个具备基本功能的bootable kernel写出来，然后说：“who can't write an OS in a week?"，也是牛气冲天的说。顺便说一句，D爷爷到NT3.5时，管理1500名开发员，自己还兼做设计和编程，不改coder本色啊。
D爷爷天生脾气火爆，和人争论时喜欢双手猛击桌子以壮声势。 日常交谈F-word不离口。他面试秘书时必问："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ord '[censored]‘?" ，让无数美女刹羽而归。终于有一天，一个同样火爆的女面对这个问题脱口而出："That’s my favorite word"。于是她被录取乐，为D爷爷工作到NT3.5发布。
Don Knuth。高爷爷其实用不着偶多说。学编程的不知道他就好像学物理的不知道牛顿，学数学的不知道欧拉，学音乐的不知道莫扎特，学Delphi的不知到 Anders Hejlsberg，或者学Linux不知道Linus Torvalds一样，不可原谅啊。为了让文章完整，就再罗唆几句吧。高爷爷本科时就开始给行行色色的公司写各种稀奇古怪的编译器挣外快了。他卖给别人时收一两千美元，那些公司拿了 code，加工一下卖出去就是上万上十万。不过也没见高爷爷不爽过，学者本色的说。想想那可是60年代初啊，高爷爷写编译器写多了，顺带就搞出了个 Attribute Grammar和LR(k)，大大地造福后人啊。至于高爷爷在CalTech的编程比赛(有Alan Kay得众多高高手参加)总是第一，写的Tex到86年就code freeze，还附带2^n美分奖励等等都是耳熟能详的，偶就不饶舌乐。
顺便说一下，高老大爷是无可争议的写作高手。他给Concrete Mathematics 写的前言可谓字字铿锵，堪为前言的典范。他的技术文章也是一绝，文风细致，解释精当，而且没有学究气，不失轻快跳脱。记得几年前读Concrete Mathemathics，时不时开怀大笑，让老妈极其郁闷，觉得我nerdy到家，不可救药。其实呢，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更不知那完全是高爷爷的功劳。说到写作高手，不能不提Stephen A. Cook。他的文章当年就被我们的写作老师极力推荐，号称典雅文风的样本。库爷爷一头银发，身材颀长，总是面带谦和的微笑，颇有仙风道骨，正好和他的仙文相配的说。
高爷爷其实还是开源运动的先驱。虽然他没有象Richard Stallman那样八方奔走，但他捐献了好多作品，都可以在网上看到，比如著名的Mathematical Writing，MMIXWare，The Tex Book等，更不用说足以让他流芳百世的Tex乐。
Ken Thompson，C语言前身B语言的作者，Unix的发明人之一(另一个是Dennis M. Riche老大，被尊为DMR)，Belle(一个厉害的国际象棋程序)的作者之一, 操作系统Plan 9的主要作者(另一个是大牛人Rob Pike, 前不久被google挖走了)。Ken爷爷也算是计算机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人物了。1969年还是计算机史前时代，普通人都认为只有大型机才能运行通用的操作系统，小型机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至于用高级语言来写操作系统，更是笑谈。Ken爷爷自然不是池中物，于是他和DMR怒了，在1969年到1970间用汇编在PDP-7上写出了UNIX的第一个版本。他们并不知道，一场轰轰烈烈的UNIX传奇由此拉开了序幕。Ken爷爷在1971年又把Unix用C重写，于是C在随后20年成就了不知多少豪杰的梦想和光荣。
Ken爷爷还有段佳话：装了UNIX的PDP-11最早被安装在Bell Lab里供大家日常使用。很快大家就发现Ken爷爷总能进入他们的帐户，获得最高权限。Bell Lab里的科学家都心比天高，当然被搞得郁闷无比。于是有高手怒了，跳出来分析了UNIX代码，找到后门，修改代码，然后重新编译了整个UNIX。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个世界清净了”的时候，他们发现Ken爷爷还是轻而易举地拿到他们的帐户权限，百思不解后，只好继续郁闷。谁知道这一郁闷，就郁闷了14年，直到Ken爷爷道出个中缘由。原来，代码里的确有后门，但后门不在Unix代码里，而在编译Unix代码的C编译器里。每次C编译器编译UNIX的代码，就自动生成后门代码。而整个Bell Lab的人，都是用Ken爷爷的C编译器。
(6)Rob Pike, AT&T Bell Lab前Member of Technical Staff ，现在google研究操作系统。罗伯伯是Unix的先驱，是贝尔实验室最早和Ken Thompson以及Dennis M. Ritche开发 Unix的猛人，UTF-8的设计人。他还在美国名嘴David Letterman的晚间节目上露了一小脸，一脸憨厚地帮一胖子吹牛搞怪。让偶佩服不已的是，罗伯伯还是1980年奥运会射箭的银牌得主。他还是个颇为厉害的业余天文学家，设计的珈玛射线望远镜差点被NASA用在航天飞机上。他还是两本经典，The Unix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和 The Practice of Programming 的作者之一。如果初学者想在编程方面精益求精，实在该好好读读这两本书。它们都有中文版的说。罗伯伯还写出了Unix下第一个基于位图的窗口系统，并且是著名的blit 终端的作者。当然了，罗伯伯还是号称锐意革新的操作系统，Plan9，的主要作者。可惜的是，Plan9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罗伯伯一怒之下，写出了振聋发聩的雄文 Systems Software Research is Irrelevant，痛斥当下系统开发的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的弊病。虽然这篇文章是罗伯伯含忿出手，颇有偏激之词，但确实道出了系统开发的无奈：开发周期越来越长，代价越来越大，用户被统一到少数几个系统上，结果越来越多的活动是测量和修补，而真正的革新越来越少。
就在罗伯伯郁闷之极的时候，google登门求贤来乐。如果说现在还有一家大众公司在不遗余力地把系统开发推向极致的话，也就是google乐。随便看看 google的成果就知道了。具有超强容错和负载平衡能力的分布式文件系统GFS (现在能够用100,000台廉价PC搭起一个巨型分布系统，并且高效便宜地进行管理的系统也不多哈)，大规模机器学习系统(拼写检查，广告匹配，拼音搜寻。。。哪个都很牛的说)，更不用说处理海量并行计算的各式google服务了。Rob在System Software Research is Irrelevant里萧瑟地说现在没有人再关心系统研究的前沿成果了。想不到他错了，应为google关心。google网络了大批功成总是试图吸取系统研究的最新成果。想必Rob Pike在google很幸福。愿他做出更棒的系统。
Dennis M. Ritchie, 既然Ken Thompson是我的偶像，新闻组上人称DMR的Dennis M. Ritchie自然也是，毕竟两人共同缔造了UNIX，而Dennis几乎独力把C搞大(当然，C的前身是B，而B是Ken Thompson一手做出来的)。J 两人1983年分享图灵奖，是有史以来少数几个因工程项目得奖的工程师(本来是唯一的一对儿，但Alan Kay才因为SmallTalk得奖，所以就成了唯二的乐) 。一个人一生能做出一个卓越的系统已经不易，DMR的C和UNIX长盛不衰近30年，至今生机勃勃，DMR此生可以无憾的说。
D爷爷也算有家学渊源：他老爸在AT&T贝尔实验室工作了一辈子，并在电路设计方面卓有成就，还出了本颇有影响的书The Design of Switching Circuits，据说在交换理论和逻辑设计方面有独到的论述。当然，D爷爷和他老爸是不同时代的人：他老爸的研究成形于晶体管发明之前，而D爷爷的工作离了晶体管就玩儿不转乐。:-D
不要看D爷爷搞出了C，其实他最爱的编程语言是Alef，在Plan9上运行，支持并行编程。Alef的语法和C相似，但数据类型和执行方式都和 C大大不同。说到语言，D爷爷对后来人有非常中肯的建议：抱着学习的目的来开发你自己的语言，不要冀望于它被众人接受。这个建议不光对语言开发有用，也适用于其它大型系统的开发。别的不说，DMR后来领导自己的团队在1995年和 1996分别推出了Plan9和Inferno操作系统，又用多少人知道呢？其实，D爷爷当初也没想过C会风行世界。他开发C的初衷和Eric S. Raymond在Cathedral and Bazaar里阐述的一样，就是要消除自己对现有工具的不爽之处。谁知D爷爷无心插柳，C竟然受到众多程序员的狂热拥戴，连D爷爷自己都大惑不解。在一次采访中D爷爷说大概那是因为C的抽象程度碰巧既满足了程序员的要求, 又容易实现。当然C一度是Unix上的通用语言也是原因。但不管怎么说，D爷爷对编程语言出色的审美意识奠定了C广为流传的基础。
最后八卦一下。D爷爷的业余爱好和NBA大牛Karl Malone一样：开卡车。不过D爷爷更喜欢开NASCAR，而KM独爱巨无霸。J D爷爷自称心中不供偶像，如果一定要说一个，那就是Ken Thompson了。现在Ken爷爷退休当飞机教练去了，而D爷爷当了贝尔实验室系统开发部的头，整日忙于开支票。他俩合作20年，屡屡创造历史。这段令人神往的佳话，也就长留你我心中乐。
P.S., 很多人都以为Brian W. Kernighan是C的作者。其实BWK只是写了那本经典K&R C。据D爷爷说，他，Ken, 和Kernighan三人中，Kernighan最能写文章，他次之，而Ken写得最少；但说到编程，Ken爷爷才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Edsger Wybe Dijkstra, 对，就是E.W. Dijkstra. 一提到EWD，很多人就会想起找最短路径的Dijkstra Algorithm，就好像一提到Sir. Tony Hoare，就想起Quick Sort一样。其实这些个算法不过是两个牛人在他们职业生涯中最琐碎的贡献。比如Dijkstra算法，无非是戴爷爷在1956年为了展示新计算机 ARMAC的计算能力，初试身手的成果，属于他的算法处女作。据戴爷爷自述，他搞出最短路径算法的时候连纸笔都没用。当时他和他老婆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咖啡厅的阳台上晒太阳喝咖啡，突然就把这个算法想出来乐。而且当时的算法研究还比较原始，牛人们忙着用计算机搞数值计算，对离散算法不屑一顾。那时连一个象样的专注于离散算法的专业期刊都没有。戴爷爷于是推迟发表这个算法。直到1959年，他才把这个算法发表在Numerische Mathematik的创刊号上，权为捧场。:-) EWD在多个领域牛气冲天，端的是理论和编程两手硬的高手。只不过他的很多工作比较深刻，学校的老先生们觉得本科生接受不了，不给本科生讲而已。
戴爷爷大概因为最短路径算法一战成名，于是有人请他参加另一台计算机X1的设计工作，并且把设计实时中断系统的任务派给了他。现在看来实时中断也许不算什么，但要知到，X1前根本就没有实时中断的概念。实现它简直就是一场豪赌。戴爷爷起初还不情愿，但经不住项目负责人Bram和Carel的轮番 “吹捧”：我们知道实时中断让您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但象您这样的牛人肯定能做出来的说。结果戴爷爷被糖衣炮弹彻底击穿，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两三年后，他不仅搞出了实时中断，还围绕这个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顺利戴上博士帽。
让戴爷爷真正成名立万的还是在X1上开发的Algo60，最早的高级语言之一。戴爷爷没日没夜地工作了8个月，就搞出了Algo60，也因此获得了 1972年的图灵奖。因为Algo60，戴爷爷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Recursive Programming，于是人们才知道，原来高级语言也可以高效地实现递归，原来从此以后，所有程序员都不可避免地和戴爷爷发明的一个词(应该说是概念)打交道：堆栈。而且Algo60还让戴爷爷深入地思考多道程序设计的问题，最终发明了每个系统程序员都绕不开的概念：semaphore。当然，戴爷爷总是把他发明的概念严格形式化，极具科学家本色的说。和这些成就想比，他提出的吃饭的哲学家问题，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说来好笑，当时的大学(忘了哪所了)还是觉得戴爷爷没有受过正统的数学训练，也不是专门搞数值分析的，所以最后不太情愿地给了他一个教职。这种小挫折并不能妨碍象戴爷爷这样的牛人创造历史。他一边教数值分析(:-D) ，一边开始开发一个新的操作系统，并培养计算机科学家。几年后，THE Multiprogramming System横空出世。THE是第一个支持松散耦合，显式同步的进程并由此使得严格证明系统没有死锁变得容易的操作系统。可惜戴爷爷任职的系不识货，还强行解散了他的研究小组(1972年戴爷爷给他的系主任说他得了图灵奖，系主任的第一反应是你们搞计算机就喜欢乱发奖)。这让戴爷爷相当郁闷，得了抑郁症。在极度郁闷之中，戴爷爷决定用写作来治疗自己的抑郁症。于是经典就诞生乐：Notes on Structured Programming。戴爷爷从此被尊为结构化编程的奠基人，而且他的抑郁症也被治好乐。
EWD太牛，结果他的故事也太多。先到这里吧。1973起，他的故事就在美国发生了。
Anders Hejlsberg，微软.NET的首席架构师，编程语言设计和实现的顶尖高手。他一手做出了 Turbo Pascal, 也是Delphi, J++(尤其是WFC)，C#, 和.NET的主要作者。这些作品的名字足以为他立传。作为一个程序员，我在这样的大师面前实在无语。生子当如Anders的说。李维的里已详细讲述了 Anders的传奇故事，我就不用费舌了：http: //java.mblogger.cn/iexploiter/posts/1505.aspx 。Artima上有Anders谈C#的系列访谈。MSDN上有一段Anders导游的录像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牛人的丰采。
Jobs登场，感谢大家来到现场，观众报以掌声。表示：「我们今天有好东西给大家看。」
Jobs指出，WWDC 2005是过去10年来苹果最大的开发商聚会，有来自45个国家的超过3800位
参与者；其中有数十位来自中国与印度。苹果则派出超过500位程式设计师来帮助这些开发
商。
Jobs表示：「这个数字让我大吃一惊，我们有超过50万开发商协会成员，而且这个社群还在
不断成长之中。」
同样的，苹果的零售商店也展现了亮丽的数字，目前在全世界已经有109家的商店，每周都
有超过100万访客，并且每年都销售5亿美金的周边厂商产品。
iPod目前已经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一部份。在这一季结束之前，苹果将售出超过1600万部iP
od，并拥有76%市场佔有率。
苹果iTunes音乐商店已经售出超过4亿3000万首歌曲；虽然有很多竞争对手，但在五月份已
经佔有音乐下载市场的82%。
Jobs提到了podcasting：「我们认为这是在广播领域最热门的东西。」Jobs表示，iTunes现
在将直接支援podcasting。
苹果已经在iTunes商店中建立了podcast类别目录，Jobs并展示如何在商店中podcast连结，
以显示podcasts目录。
这样将会让podcasting进入主流，让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苹果也将以自己的「New Music
Tuesdays」广播进入介入podcasting市常
Jobs借由与电脑业其他公司的比较，展示了Mac最近在市场上的表现。在过去的五季之中，
苹果的Mac业务一直都在成长。在最近一季中，Mac的成长率比产业界其余公司高了三倍。
Tiger在市场上非常成功。Jobs非常高兴告诉大家，这个星期包括零售、升级、随机出货，T
iger将售出200万份。Tiger上市至今仅有六周，就有这样的成绩，可以说是苹果有史以来最
成功的新系统上市。
Windows版QuickTime 7.0将在今天稍后推出。
现在已经有超过400种dashboard widget小工具。
下一个Mac OS X的主要改版将称为「黑豹」（Leopard）。
目前的200万Tiger使用者，在Mac OS X的全部用户中已经有16%的比例；另外有49%的OS X用
户使用的是Panther、25%则还在使用Jaguar；其他则是更早的Mac OS X版本。
Jobs今天将不会谈太多Leopard，仅指出Leopard将在2006年底或2007年初上市，大约与微软
推出Longhorn的时间相近。
确认：苹果将使用Intel处理器！
Jobs谈到了Mac从摩托罗拉68000至PowerPC处理器的历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当年改用PowerP
C，对于过去十年苹果的成长是很好的选择。
第二次的改变更好：从Mac OS 9到Mac OS X；就好像大脑移植一样，虽然9跟X（10）只差了
一个数字，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这个转变将主宰苹果未来20年的发展。
Intel标志出现在台上；Jobs表示，我们将从PowerPC转移到Intel处理器上，而且现在马上
就做，也为明年的顾客做。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做出顾客所期望最棒的电脑。
Jobs表示，「我两年前在台上承诺大家会有3.0 GHz的处理器，大家也希望PowerBook中有G
5处理器，但我们没有做到。当我们往前看，发现虽然现在我们有很棒的产品，而且也将会
有其他一流的 PowerPC产品，但当我们设想将来的产品时，却看不到要如何用PowerPC处理
器来做。」
「Intel 处理器比PowerPC提供了平均每瓦耗电量更高的效能；如果说PowerPC每瓦耗电提供
了15单位的效能，Intel所计画的产品却能提供70单位；这告诉了苹果接下来该怎么做。」
「从明年开始，我们将陆续推出使用Intel处理器的Mac机种。两年之内，我们的计画是将大
多数产品的处理器转换工作完成，并在2007年底大功告成。」
Jobs确认了一个长期流传的谣言：苹果正在开发Intel版本的Mac OS X，代号称为「Markla
r」。
过去五年之中，其实Mac OS X一直都祕密保有两种处理器的版本，所以，今天Jobs第一次确
认，其实过去五年每一个Mac OS X版本都编译了PowerPC和Intel两种版本。
Jobs展示了在3.6GHz Pentium 4处理器上执行的Mac OS X，版本号码为Mac OS X v10.4.1；
并展示了Dashboard widgets、Spotlight、iCal、Mail、Safari、以及iPhoto。
「我们已经进行这个计画很久，但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想尽快把它交到各位手上，让各位
来帮助我们完成它。」
Widget、scripts、以及Java撰写的应用软体，应该不须任何转换，就可以在Intel版系统上
执行，而Cocoa架构的软体则「需要小规模改写、并且重新编译。Carbon架构的软体需要「
更多修改」，但是在重新编译之后仍可执行。至于使用Metrowerks CodeWarrior撰写的软体
，则必须转移到Xcode下重新制作。
未来的Mac OS X开发环境将转移到Xcode下。在苹果的前100顶尖开发商中，有超过一半的5
6家已经在使用Xcode，另外有25%则正在进行转移。虽然有20%的厂商还没有转移，但现在正
是时候。
新的Xcode 2.1版将在今天推出。这个版本将让开发商指定使用PowerPC 或Intel平台，并且
建立称为「universal binary」格式的程式码。这种格式包含两种平台通用的二进位码，也
就是一种程式码可以在PowerPC或Intel架构下执行；所以往后厂商可以销售支援两种处理器
的程式光碟。
有许多正在看这则新闻的开发商，也许会想，现在又得重新经历一次当年从OS 9转移到OS
X时的辛苦，但Jobs表示这次绝不会如此。他请了Mathematica软体开发商Wolfram Researc
h的共同创办人Theo Gray上台来进行示范。
Gray表示，Mathematica中包含了许多从1980年代雷根当美国总统时，沿用至今的程式码。
虽然如此，他们只花了两小时就让Mac OS X版的Mathematica程式码在配备Intel处理器的Ma
c原型机上执行。这次的转移并不像当初那么辛苦，甚至可能让程式设计师变得太閒。
Jobs也提到了一个称为「Rosetta」的新技术，也就是一种「动态二进位码翻译器」（dynam
ic binary translator）；它可以让现有的PowerPC程式码在Intel处理器上执行。Jobs表示
Rosetta佔用的系统资源不高，不会像OS X中的Classic环境那样。
Jobs透过执行Microsoft Office、Quicken、以及Photoshop CS 2等软体来展示Rosetta的功
能；上述这些都是未经修改的PowerPC二进位程式码，不像Mathematica还经过修改，而且都
可以在Intel硬体上执行。
「所以有了Rosetta，PowerPC软体都还是可以执行。由于所有的新软体不会在一天之中就全
部出现，所以我们会把Rosetta提供给使用者。」
来自微软的Roz Ho与来自Adobe的Bruce Chizen上台，强调两家公司对于Mac平台的支持。Ro
z Ho表示，微软与苹果合作已有一段时间，以利用苹果的Xcode工具开发新版Office，也会
使用universal binaries格式来制作软体。而Chizen则表示，苹果决定转移至Intel平台很
好，并且消遣Jobs「为什么等这么久才做？」
Intel总裁暨执行长Paul Otellini上台，以拥抱问候Jobs。他表示：「我想有很多人从来没
想到过，Intel的标志会出现在这个台上。」接下来，Otellini讲述了 1968年创立的Intel
、以及1976年创立的苹果两家高科技公司，几十年来在矽谷的成就。
虽然多年来偶有冲突，包括苹果广告过去让Intel玩偶「著火」的创意，Intel并不记恨。
Otellini指出：「我相信，这项合作将让两家公司的技术、机会、以及卓越工程能力结合在
一起，并且各自发挥长处。苹果在软硬体设计方面的创新能力，已经是科技界的传奇。」
「我们双方的长处不同，但可以完全互补；在架构、规模、以及前景方面都是如此。每年都
让电脑更进步的摩尔定理正适用在这里。」
「我们将会继续勇敢前进，今天就开始第三次转型，开发出将来最棒的产品。这次转型不是
一蹴可几；我们现在的产品还是很棒，而且还有几款很棒的 PowerPC产品在开发之中，但我
们也在开发几款使用Intel处理器的Mac机种。当我们明年再见面时，这些机器就会问世。在
未来两年之中，转型将会持续进行，我们将会认真以待。」
「现在起，各位也应该要准备好，因为未来Mac的周边软体支援工作都在开发商手上。现在
开发商该做的，就是以『universal binaries』格式制作程式码。」
Jobs预期，当他明年在这里迎接与会开发商时，应该有许多公司已经准备好universal bina
ries格式的软体上市，而苹果也会持续突破技术屏障、并提供更多关于Leopard系统的资讯
。
「Mac的灵魂不仅是在于处理器和硬体，而是在作业系统之中，而我们还没有站稳阵脚。」
随着TD-SCDMA终端芯片的纷纷推出和系统设备开发的迅猛进展，以及中国政府实质性支持的力度加大，那些对TD-SCDMA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怀疑者和反对者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TD-SCDMA未来究竟应该在市场上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和“中国应当如何发展TD-SCDMA？”等问题又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最初欧盟的流行说法是中国3G建网不应该采用TD-SCDMA；打压不成，只好退而求其次，于是又提出新的观点：TD-SCDMA属UMTS家族的一部分，应当成为WCDMA技术的补充，而不应该单独组网；由于前面两招不能奏效，目前，国外组织又开始转变思路，积极谋求与TD-SCDMA结为伙伴关系，于是乎，又抛出一个新的说法：TD-SCDMA应当与WCDMA混合组网。TD-SCDMA在3G领域地位上的不停地演变，从另类对手演变为同家族的小弟弟，进而升格到现在似乎可以平起平坐的亲兄弟。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不同，但是究其实质几乎完全一样，那就是：TD-SCDMA即使在中国市场上也不应当定位在3G主流技术，而只能定位在必须依附其他3G技术才能生存的地位。
事实上，这些论调不仅太过明显地带有特定的利益色彩，而且暗藏杀机，是一种试图曲线救己、置TD-SCDMA于死地的策略。
一、混合组网的实际可行性
自从贝尔发明电话以来，通信业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将未来的网络规划一开始就建立在两种技术体制混合组网之上的先例。如果这样做，不是在技术上绝对不可能，而是对运营商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麻烦。中国联通并行运营GSM与CDMA两个2G网络，就曾陷入左手打右手的尴尬困境。只有当GSM/CDMA双模手机出现之后，才可能促进两网协调、优势互补。不同网络混合的情况只可能出现在网络技术升级换代的过渡时期，以及与其他网络技术横向兼容的需要。在不具备多模终端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未来通信发展战略都从未定位在“混合组网”的概念基础之上。
目前，中国无线公网主要有中国移动和联通的GSM网络、中国联通的CDMA网络、中国电信和网通的PHS网络。如果发展3G采用TD-SCDMA与WCDMA混合组网方式的话，那么，不同运营商将需要解决兼容多种制式的多模终端的问题：
中国移动：TD-SCDMA、GSM、WCDMA，三模终端；
中国联通：TD-SCDMA、GSM、CDMA、CDMA2000，三模或四模终端；
中国电信：PHS（利用现有网络）、WCDMA、GSM（国际漫游）、TD-SCDMA，三模或四模终端；
中国网通：PHS（利用现有网络）、WCDMA、GSM（国际漫游）、TD-SCDMA，三模或四模终端。
很显然，以上多模终端对技术的要求将大大提高，终端开发进程将极大地延缓。目前，无论WCDMA还是TD-SCDMA首先开发的终端都是GSM/WCDMA或GSM/TD-SCDMA双模终端。其实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如果采用WCDMA与TD-SCDMA混合组网方式，同时又不能提供至少兼容GSM、WCDMA、TD-SCDMA等三模以上的多模终端，那么，中国任何一个运营商都无法建立起一个完全独立的、能够做到无缝覆盖的、可实现国际漫游的3G网络。因此，在3G建设初期，运营商必然只能选择一种技术体制进行组网。很显然，一旦采取混合组网方式发放牌照，在多模终端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国际巨头们就可以利用WCDMA终端短暂的相对丰富优势作进一步的策划，促使运营商先上WCDMA，将来再考虑TD-SCDMA参与混合组网,其实质是将TD-SCDMA参与混合组网权力变成没有任何保障的未来时。一旦WCDMA占得先机，这初期非常短暂的差异几乎意味着永久性地将中国投入巨大资源开发、已经成功在望的TD-SCDMA彻底封杀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反对混合组网这种技术和网络演进模式，但显然不能认同的是把混合组网作为中国3G的战略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来进行定位。我们更加坚决反对的是把混合组网作为中国新建3G网络起步阶段的基本组网模式，我们必须看清楚混合组网策略对TD-SCDMA暗藏的杀机。
二、中国有没有能力主导未来世界通信技术的主流标准
只要TD-SCDMA能够在中国成功的独立组网，那么，必将凭借其高频谱效率和超高性价比的突出优势从而无可质疑地占据全球最主流3G技术标准的地位。正是因为这个前景几乎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可言，国外利益集团才对TD-SCDMA标准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打压，并对TD-SCDMA独立组网的前景惊恐不安。
在TD-SCDMA能否成为主流标准的问题上，有些人经常拿日本的PDC作为反面例证，试图证明：即使中国推TD-SCDMA标准，也不会使TD-SCDMA成为国际主流标准的。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中国关起门来做TD-SCDMA，只会重演日本在2G市场上的悲剧，将自己孤立起来，形成封闭性市场，国外厂商进不来，国内厂商也出不去。但是，所有观点都没有考虑到中国与日本的国家宏观发展潜力的天壤之别，也没有看到PDC作为日本一个国家标准与作为3G国际标准的TD-SCDMA有着本质差异。
日本是只有区区1亿多人口的市场，如果关闭国门，无论独立地发展什么技术标准都不可能成为通用的国际标准，而不仅仅是PDC。今天的日本，虽然已经是世界科技和经济强国，但是从高清晰度电视到移动通信，日本在任何领域中从来都没有成为过世界重大战略产业的技术标准领导者，而中国却完全不同。中国市场本身所具有的潜力和地位是：
中国市场潜力=2倍东扩后欧洲市场总和 + 全部美国市场 + 全部日本市场潜力
分别来看，中国市场潜力是东扩后欧洲的3倍，美国的近5倍，日本的10倍；
中国目前一个月内新增电话用户量超过全球一半以上国家的总人口量；一年内新增电话用户量超过世界90%以上国家的人口总量，接近日本全国的总人口量。
因此，中国在制定国际技术标准上具有超级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地位。几乎可以这样说，中国采用的标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事实国际标准。GSM和CDMA之所以形成目前的差异，事实上是中国市场起了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中国在一开始选择CDMA技术发展数字移动通信，那么，现在占优势的就是CDMA而不是GSM了。日本的PDC之所以没有成为世界流行的标准，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市场没有用PDC，而不是其他任何理由。
这并非凭空的假设，而是有铁的证据摆在我们面前：同样是日本的技术标准，连日本国内都不怎么成功的PHS，到了中国却可以在一片“落后技术”的喊杀声中打出一片红火的天下，到目前中国PHS用户已经接近6000万；更何况技术优势不比GSM和CDMA差，并且在日本国内非常成功的PDC？如果PHS市场在中国早启动5年，可能就是PHS占据世界2G技术的主流地位；如果中国一开始就采用PDC标准建设中国的移动通信网络，世界2G技术的最主流标准就会是PDC。如果说日本在PDC技术上有什么教训的话，没有争取中国成为PDC的支持者就是其唯一的教训；如果说GSM和CDMA有什么成功经验可言的话，争取到中国的支持就是最关键性的成功经验。
因此，日本PDC的失败恰好为我们最清楚证明的唯一结论：就是中国不仅应当选择TD-SCDMA，而且应当将它作为3G的最主流技术；如果从中得出其他任何结论显然都是逻辑混乱的、因果颠倒的和缺乏最基本常识的。
中国一个市场，扶起了2G时代的GSM、CDMA以及PHS三种技术标准，其中PHS还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有些偏门的技术标准；中国一个市场，造就了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移动通信产业跨国巨头。特别是诺基亚，1994年还非常弱小，借助中国移动通信网络从模拟转向数字的机遇，不仅系统设备，而且在手机方面也迎头赶上了摩托罗拉，迅猛成长为通信领域的世界巨头。中国市场在成为几乎所有世界通信巨头企业救命稻草的同时，还为国内一大批通信企业提供了爆炸性成长的环境。现代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市场，而不是技术。只有占据了市场优势的适用技术才可以具有主流地位。由于超级庞大的国家宏观发展潜力，中国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利于制定世界技术事实标准的国家。不要去看国际上已经有100多个3G牌照，即便是这100多个牌照全都加起来也不会比中国的任何一个单一的3G牌照份量更重。
技术标准对一个国家的科技地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欧洲和美国对于新的技术标准竞争者无疑会最大限度地打压。美国一再提出警示称，中国所表现出的新技术民族主义倾向将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很大的威胁，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相关政策，遏制这种趋势的蔓延。不仅对中国，对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同样如此。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没有自己国内市场的支撑，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技术标准的参与者。
即使仅仅从系统的技术原理角度说，TD-SCDMA的成本都会比其他两种技术低30%；并且：在单纯技术原理成本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中国厂商生产的产品成本又比欧美公司低50%以上，这还是在核心专利和芯片技术掌握在其他国家手里的条件下实现的；在TD-SCDMA时代，中国厂商将全面掌握核心技术专利、核心标准、核心芯片等，这其中所降低的成本又会有至少50%以上。因此，TD-SCDMA将使全球运营商部署3G的成本仅仅是其他两种3G技术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如果不采用TD-SCDMA标准，欧美厂商将会占据3G设备市场主流地位；如果采用TD-SCDMA标准，将会使中国厂商占据世界3G市场主流供货商地位。一旦TD-SCDMA开始在中国成功，全世界的3G运营商都会非常清楚该如何选择。
三、中国必须独立思考如何更好发挥自身的绝对压倒性优势
中国自认为很纤弱，以为要靠服从世界强国的保护和领导才能生存，而没有明白所谓的世界强国实际上全都要凭借中国这规模巨大、增长快速并且增长潜力蓬勃旺盛的市场才能称王称霸。那些人均GDP已经是2、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不断地针对人均GDP刚刚突破1000美元的中国发出“中国威胁论”，这表明：所谓的世界强国其实完全清楚以上这种关系。他们为了要巩固和扩大在中国和全球通信领域的垄断地位，一边挥舞经济、科技和军事大棒迫使中国屈从其压力，一边费尽心机摇动胡萝卜糊弄中国不要认识到、更不要学会利用和发挥自己所具有的绝对压倒性优势，幻想把中国引入歧途。类似中国3G应该“混合组网”这种昏头到家的论点可以说比比皆是。不久前就有观点认为中国在TD-SCDMA技术上并没有掌握全部核心技术专利，甚至占有的核心专利只是很小一部分。因为没有全部掌握，中国就应该选择一点核心专利都没有的其他3G技术吗？何况没有独立于产品和市场之外的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只有用于产品开发才具有价值，只要国外厂商所掌握的专利没有用于TD-SCDMA产品开发，没有“埋”入产品，就谈不上竞争优势或者威慑力。更荒唐的是，在此之前另外一个观点却是TD-SCDMA专利权过于集中于一个厂家手里，会出现类似高通的CDMA专利教训？这就是世界强国的逻辑：中国根本就不能在技术标准上做任何事情，不然，无论怎么做都是教训。
中国历经100多年的屈辱，55年的磨练，已经到了需要独立思考如何更好地承担起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承担的角色，而不是等待世界强国发出指令才行动，因为这种指令的愚弄成分甚至战略欺骗的成分越来越多。
四、结论
根据混合组网的实际可行性并结合中国市场的潜力和地位，把TD-SCDMA定位于未来3G主流制式、向运营商发放独立的TD-SCDMA牌照、从而坚决贯彻和实现中国政府提升中国通信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考虑，是中国发挥自身的绝对压倒性优势、赢得3G时代全面成功的理性而正确的选择！
关于联想的神话与笑话
联想在历史中
——<联想风云>读后感
[前言]本文虚构，请勿当真，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大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
——柳传志
前几天在天涯“煮酒论史”版看到一个MM发言说，司马迁不过是个文学家，不如希腊史学之父修昔底德探求历史的逻辑，马上被太史公的粉丝拍：修昔底德不过是个逻辑学家。其实不过是个人爱好，并无高下之分。
同样，<联想风云>是一部不错的报告文学，和<谁说大象不会跳舞>、<商业周刊>是两回事。当然也可以说郭士纳不过是个CEO、<商业周刊>不过是一家商业媒体。我的读后感其实到这里就可以结束。
但还是忍不住要多废些话，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我没有书写“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的博大胸怀，免不了以一种庸俗和狭隘的眼光去读这本书。不知凌记本人是否觉得，不知其他的读者是否觉得，这部“国家和时代历史”的主人公都有些精神分裂。从作者隐含的价值观、曲折的叙事等等珠丝马迹来分析，真正精神分裂的是我们悠久的文化。
父子情深
孙宏斌早于杨元庆就显露了销售天才，其主管的“企业部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不是坐等。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但这种美好的感觉突然就烟消云散了。
“1990年3月的一个清晨，柳传志在香港一觉醒来”，看到一张企业部机关报<联想企业报>，所称“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等，无论谁看了都匪夷所思。孙的智力肯定过人，更不用说是否正常，为什么要公然宣扬有悖于常理的口号呢？
“那家伙莫非要把企业部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与联想分庭抗礼？”有句成语叫阳奉阴违，如果孙真的想搞独立王国，完全可以天天把“联想高于一切”挂在嘴边，暗地里培植党羽，一朝势大，突然发难，抢班夺权，又何必要如此暴露自己的“狼子野心”？甚至不回避二当家的李勤参与企业部会议？从赵高到林彪，中国三千年博大精深的斗争史，这种智慧已然炉火纯青。
又是谁把这份报纸交给柳？一个企业部员工指：“<联想报>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能办更好的报？”孙插话进来说：“<联想报>简直就是下流小报”，所为何来？很可能同期<联想报>上正在反复宣讲“联想高于一切”，并对企业部多有攻击。无论是强调明显有悖常理还是根本不言自明的观点，实际上都是在说另外的意思，这也是中国伟大的语言艺术。
实际上势不两立的并不是企业部和联想，而是公司新老两代人。书中只记录了年轻人的飞扬跋扈，但实际上反应最激烈的应该是老一代。因为家庭、体力等各方面原因，他们在公司正日益边缘化。双方真正的意思都是：联想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终究还是我们的。<联想企业报>送到柳面前，就是摊牌的时候了。
从后来杨元庆和郭为的上位，可以判断柳很重视培养下一代。但于情于理，柳必须对得起一起打江山的老兄弟，特别是必须对计算所负责。否则他当年完全可以出来单干，联想本来也只是计算所内部创业的试验田。
柳最初将一名老将换下，反而激化矛盾，此时当机立断开除了两个出头的年轻员工给老人以交待，封存分公司账号以防万一，特别是调孙到业务部任副职，而不是开除，显示他还是看重这个年轻人，予以小惩，加以锻炼，日后还可大用。
形势却急转直下，畅春园会议上，企业部一干人等“最后的结论叫‘明撤暗卷’”，孙因此锒铛入狱。但最后司法机关落实的罪名是“1989年5月至10月间”挪用公款，柳“一觉醒来”已经是1990年3月，所谓“明撤暗卷”并没有定论。
“柳传志手上并无确凿事实证明这些揭发属实。不过，由他本人多年的经验来衡量，人事的纠纷不断激化，乃至发展成为你死我活的冲突，在整个国家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也就是说，柳是在防患于未然。
“我已经知道他的钱长期没有回来，违反了财务规定，实际上是有公家的钱在外面转了，所以我才敢这么干。”也就是说，所挪用的“公款”和孙宏斌事件本来没有关系，早在1989年10月已经回笼，孙并没有贪污，那个年代财务也不健全，如果柳不是“一觉醒来”看见<联想企业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有些年长一辈的老人眼见孙在自己眼皮底下被带走了，不免伤心：‘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念书念得那么好，怎么到我们这里没两年就弄到监狱里去了？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不知道说这话的人具体作何感想，但显然老人们不愿、也不料会斗到这个地步吧。
也许最痛心的是柳，他“让孙锻炼口才并且去掉那嘴山西口音，有一个时期，逼着孙每天讲个故事，在孙的身上用这番工夫，就表明他对这个年轻人有着极大的信任和期待”，最终却为了公司不得不亲手送他进监狱，但孙又做错了什么呢？
“接到判决的那一刻，他内心的感觉有点奇怪，或者说什么也没有。”显然孙宏斌已经“出离悲愤”，“天天看着这个被拉出去毙了，那个被拉出去毙了……孩子是1990年1月23日出生的，我是1990年3月出的事……在看守所里特别想劳动，可是没有劳动，就是天天在屋里待着……两年多没有出门？对。上法院的时候才能出来。是不能出那间房子，还是不能出那个院子？房子。”
1994年3月初的重逢被描写地有如一部滥情的琼瑶电视剧。“柳传志望着面前这个青年，觉得他‘能在监狱里面挺过来，还能反思自己积极向上，很不简单’，不禁大起恻隐之心。他说了一句话，让孙宏斌当场振作起来，并且毕生难忘：‘你可以对别人说，柳传志是你的朋友’”。确实感人，但柳会对倪光南这么说吗？
孙并没有对不起柳，对不起联想，即使有错，与他为之付出的代价相比也微不足道。实际上孙不幸成为两代人斗争的牺牲品。旁人如果用感情来判断这件事，肯定基于各自的年龄泾渭分明。凌记显然不年轻了，而且在替联想官方发言，很自然地把年轻人塑造成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宵小。那么难道是老人们尸位素餐、妒贤忌能吗？
关键在于联想尚未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联想风云>前几章浓墨重彩地记录了老人们如何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但公司还弱小，业绩只能记在账上。中国的惯例是在将来奖励权力，所有经济的好处都和职位挂钩，有如一种期权。但到了兑现的时候，公司要继续做大，必须重用年轻人，年轻人没有计算所的福利可以指望，而且以当时风气，肯定要“火线提干”，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激烈冲突。
也许孙想了“3年10个月”，想通了这个道理，才会原谅柳。柳当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许事后对孙还是有愧于心，但如果像书中描写的那样施舍怜悯肯定无异于羞辱。后来支持孙创业，做成顺驰，也算有所补偿。但事已至此，柳如果明言，无异于公开指控他的老兄弟，而且是他亲手经办，不能推脱责任，所以只是含糊其词“他的做事方法跟我的不同就是了”云云。孙也同样语焉不详。
但私下柳显然深有体会、引以为鉴。1995年，在相似的情境下，他致信杨元庆：“在纯粹的商品社会，企业的创业者们把事业做大以后，交下班去应该得到一份从物质到精神的回报；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机制的不同则不一定能保证这一点。这就使得老一辈的人把权力抓得牢牢的，宁可耽误了事情也不愿意交班。我的责任就是平和地让老同志交班，但要保证他们的利益。”
1992年，柳再次大力启用新人，杨和郭都在这次提拔之列。1993年，柳活动中科院将35%的分红权划归联想员工，其中“1984年开创者占有35%、1986年以前加入员工占25%，1986年以后加入员工占40%”。此时还是“画饼充饥”，最终在2000年落实成股权。慎以畏小，智以治长，如此“平和地让老同志交班，但要保证他们的利益”，可谓智者也。
但矛盾依然存在。“1995年晚些的时候，公司高层领导中的冲突达到了项点。杨元庆以一人之力对抗他的前辈们，而柳传志则夹在中间”。这其实是五年前孙宏斌那一幕的重演，但柳显然吸取了教训。
这次冲突的结局又被描写地父严子孝、催人泪下。杨如今已经继承大统，所以“只说了一句‘我们一番辛苦，没有想到’就再也说不下去，失声哭起来……”扮演了一个委屈的好孩子角色。如果不是当日被柳恩威并施地保护，杨即使不落到“天天看着这个被拉出去毙了，那个被拉出去毙了”的下场，也要被写成一个“为所欲为因而陷公司于危机之中”的千古罪人了。
而郭为排名在杨之后，待遇就稍逊一筹。当他倾诉年方24出任公关部经理受到老人们如何的冷遇，凌记却深刻地认识到“‘打成一片’这念头本身就证明两代人的隔阂乃是天生铸就，非人力所能左右”。小郭还有小杨、小孙你们就认命吧。
古人云成王败寇，此言不虚也。
义利之辩
不管怎样，柳传志和孙宏斌“相逢一笑泯恩仇”，但他没有原谅倪光南。这场恩怨直到今天仍然不能尘埃落定。双方的辩护者互相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
<联想风云>写“倪在公开场合也还让自己保持着南方绅士的姿态。当然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些东西让人恐惧，那就是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而<“联想的路”走错了>一文称，“但是，1995年柳传志撤销了倪光南的联想总工程师职位……此后他就不断刁难联想内部的程控交换机和芯片研制，使这些研制项目无法正常进行……”
但没有人否认从1985年到1994年长达九年间，双方合作地亲密无间。此前同事十五年，也可谓知根知底。在1994年的某一个时刻，因为某种奇异的原因，两位主人公的脑子忽然“嘎巴”一声，一齐坏掉了。多么精彩的科幻加恐怖片。
路易·郭士纳接任IBM CEO后，否决了前任分拆公司的计划。卡莉·菲奥里娜主政惠普期间，曾就收购康柏案和公司创始人家族展开“代理人之战”，这两起著名的战略争议无论其后效如何，当事人都体面地收场，没有“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或者“不断刁难”。
原来中国人不能把价值观和方法论区分开来。在中国，一切合法性的根源是道德，却不是百姓的道德，诸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类显而易见的原则；而是君子/超人的道德。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怎样做才是君子？虽然历代儒生长篇大论，但这就如同人人都能读书写字，伟大的作家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儒家有立德立功立言的说法，理论上立德是后二者的前提，但在现实中，如果一个人既不立功也不立言，不做也不说，那就跟死人没有分别，德又何立呢？区别在于为立德而立功立言，还是为立功而立功，立言而立言？可这又如何判断？最终，立功就是立德，也就是成王败寇。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专为立德而立功立言，说话做事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只表现高风亮节，也就是行为艺术。
1989年前后，倪光南就因为联想汉卡的成功一举成为伟人。从此他就担负了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不停地勇攀一个又一个高峰，至于能不能攀上去是他的事。同时在学术界，对联想的小动作肯定有所非议。特别是国家科技进步奖，即使评比有误，也是执行的问题，但无论以行政还是商业的力量干涉学术，必然触犯知识分子的大忌。倪必须向同行证明他不是沽名钓誉。
1994年倪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其德望达到了项峰，也正是最需要立功的时候，他的功业却急转直下。联想汉卡已退出市场，程控交换机和芯片的研发都被柳叫停了。第一次倪和联想的方向出现了不一致。
对这一战略分歧不妨见仁见智。问题是没有人关心商业逻辑，中国人认为一个人道德优越的同时就必然掌握着真理。倪已然成神，他主张“技工贸”，即使错也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凌记对此就颇为赞赏；柳主张“贸工技”，即使对也是公司一己私利。但如果……倪不再是神，那就是另一回事。
这也许就是倪对1994年某一天“司机事件”的判断，也是科幻加恐怖片的序幕——实际上之前倪与常务副总裁李勤已经发生过冲突。司机相当于古代的“近侍”，在政治中扮演一种微妙的角色，既是“主上”权威的延伸，也掌握一些不可外传的秘密。在倪看来，调换他的司机是投石问路，逐步孤立他个人、随后还有一系列阴狠手段，最终达到诋毁他声誉的险恶用心。
以“传统智慧”推测，倪的反应只能说过敏，他如果够“凶狠”，完全可以按兵不动，另外布局，攻其不备。而柳如果确实包藏祸心，完全可以以退为进，巧妙利用倪的过激反应，赢得组织和群众同情，不必写那么长回信针锋相对。
实际上有没有阴谋并不重要，类似的事件早晚也会发生。不管柳出于什么原因叫停两个研发项目，就是在挖神像的根基，必须在道德上给出恰当的理由，否则自己的人格就会遭受质疑，“贸工技”以至所有决策也就失去合法性，无法施行。柳也必须考虑自保，避免像方正一样，“知本家赶走资本家”。
基于儒家简陋的二元道德观，两个人只要存在重大分歧，必然有一个人的良心被狗吃了，具体是谁倒不重要。对此倪显然比柳更担心，因为双方无论绝对相对的功业，都越来越逆转。老派知识分子爱惜自己的名誉胜过生命，也许这才是“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的真正原因。
特别是在<英才>的采访中，“提到孙宏斌入狱事件时，倪光南甚至为自己庆幸：‘我在公司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权，我从来不批财务条，报销不是我自己签，都是别人签的，这样对我来讲反而也有好处。你最多把我开除、把股份拿掉了事，要不然就很难说得清。’”暗示倪当日举动是防患于未然。
但<联想风云>详细记录倪的指控涉及金额巨大，他又是否考虑过老战友说得清吗？书中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了解内情的人也怀疑倪光南的动机。他们认为公司的那些重要决策倪光南不会不知，当初知而不言，现在才捅出来，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节外生枝。”
于是倪开始上告，这就迈上了不归路，更加没人相信这是方法之争了。越告不倒，就越要告，如果不告，就更加名声扫地。结果最后一直告到了党中央，指控也从工作作风升级到经济犯罪，柳传志表示：“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但最终倪还是心有不甘也意料之中的一败涂地。
但1995年中科院公布处理结果时，倪却表示：“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英才>也报道：“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在有些人眼里‘固执已见’的倪光南，为什么在联想公开解聘他之后的1999年9月6日，会通过Internet发出一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的‘求饶信’？”
倪解释：“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我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控制舆论对我进行声讨，当时我的压力很大。经过‘文革’的人都很清楚，首先要学会保全自己。有问题是迟早会清楚的，但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想先把这事放一放。”这个答案并不具有说服力，柳不可能“一手遮天”，要自保应该先远离是非之地。
也许倪是神，联想是庙，神离开了庙，就神不起来了吧？联想创立时，曾得到计算所的政策，可以将“任何一个不适合在公司工作的人退回”，但倪已经不是普通员工，如果被退回，没有人会视之为合理的战略调整，要么怀疑他行差踏错，要么嘲笑他被卸磨杀驴，总之是奇耻大辱。倪一生悲剧都是为名所累。但倪真的愿意这样吗？
倪已经满盘皆输，在某些人看来不必斩尽杀绝。但柳肯定不想再看见“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而且倪的存在，对今后联想“贸工技”乃至其它决策的合法性就是威胁，提醒联想人他们怎样竖立一个神又亲手推倒他，所以倪必须走。但如果真能一走了之那该多好。
事隔多年，<联想风云>还是将倪的“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描写地淋漓尽致，渲染联想早年如何大力扶持暗示倪是个忘恩负义之徒，甚至通过联想汉卡发明权之争从否定功来否定倪的德。这和倪“可怕的性格”又有什么分别？当年倪正是猜到了结局，才有了开始：成王败寇啊。
这样做只能令倪的支持者更加义愤填膺。他们反复假设着从未发生也就不可能失败的历史，揭批香港联想的财务问题，把柳塑造成一个迫害狂和卖国狂。最重要地是，联想目前的功处于困境，这是多么深刻地反映了当年德上的偏差。即使没有任何结果，他们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要让联想和柳永远受“正义”的宣判。
<“联想的路”走错了>一文作者据说是左大培，读完令我惊叹产业经济可以像猪头一样比较大小，但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个人也很同情倪，毕竟现在柳功成名就，但个人恩怨和商业抉择不能混为一淡，学者更不能用感情强奸逻辑。
如果当年倪不闹不上告，就不会被“战略裁员”吗？如果侥幸斗倒了柳，就不会像王选一样也从技术领袖变成精神领袖，最后淡出吗？即使今天能证明“贸工技”完全正确，那么倪就是“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吗？即使能证明“技工贸”完全正确，难道就能将时光倒回1994年吗？
“倪光南坚持认为自己当年已经为联想找到了未来之路”，都六十多的人了，怎么说话还这么孩子气呢？<英才>报道的题目颇耐人寻味，“仍不甘心的倪光南：希望历史回复到本来面目”不甘心又能怎样？所谓“回复到本来面目”，还是在争一个道德的评判。还有人苦心婆心地劝联想请回倪，以他的年纪，回到联想又真能做出什么成果吗？只能满足观众期待大团圆的廉价感情。
但联想未来应该怎么办？就听不到高见了。高见也有，“我们现在吃点苦做好技术，将来就能做大”……反过来想，如果当年联想的路“走对了”，去做芯片或电信，就会有方正或其他公司项上现在的位置和类似的困境，是不是也会有人挺身而出：“xx的路”走错了！”某某人n年前已经“找到了未来之路”？
原来只要做到第一就是错，就“应该”“技”，这是另一种成王败寇；但怎么“技”，能不能“技”就没人关心了，最重要是“吃苦”、表演“振兴民族科技事业”的行为艺术。原来“技工贸”不是企业战略，也是一种伟大的道德。
古人云，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金玉良言也。
分家在四月
柳传志在2000年分拆联想似乎大失水准。五年之后，授课费5000美金的战略专家姜汝祥表示：“我给联想的建议是，重新与神州数码合并。这是联想目前惟一的选择，也是我认为符合时代潮流和产业规律的选择。”不过据说西方管理人员熟悉这样一句格言：“如果看来只有一种行事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很可能是错的。”
虽然自主品牌和代理业务确实存在冲突，但未必绝对不可调和，华硕等台湾厂商就既做品牌，也开展代工。更重要的是“非竞争”的利好不能抵消分拆的负面影响。系统集成是IT服务的“初级阶段”，PC是IBM所定义的“网络边际”。如果没有分拆，无论从联想还是神州数码的基本面转型服务时必定如鱼得水。分拆数年，昔日的同门产品线越来越同质化，在市场上呈正面竞争之势。
柳的解释是“实际的原因还是打算让杨元庆接班，又舍不得让郭为走”。爱才如此，未免夸张。柳在2004年裁员后给员工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元庆真的用为局部员工负责的方法去考虑问题，企业就会陷入一片儿女情长之中，完全无法发展”，为什么如此表里不一？而始终参与此事的朱立南却评价：“引导他行动的不是他和哪个人的感情，而是公司的利益。”究竟哪句是真心话呢？
高盛的顾问们异口同声地说：“重整业务，选择一个人来领导，至于另外一个，听凭自然好了。”如果另一个人平静地离开当然是好事，但在联想历史上，孙宏斌和倪光南的离开都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实现，导致公司元气大伤，孙服刑四年，柳也几乎被“打入监狱”，无论于公于私，柳肯定不愿意看到第三次。
即使只有5%的概率，一旦成为现实，就是100%的失败。如果其中一个必须走却不走，甚至不把对方打入监狱绝不罢手，怎么办？谆谆教导之？可能不听。大力封杀之？令众兄弟心寒。重金贿赂之？都志向远大。听之任之？不是负责的态度。总之都非万全之策，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梦，值得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许最完美的方案是……分拆。如果李渊可以分拆大唐王朝，也许就不会失去两个儿子。
柳是极谨慎之人，1989年物价飞涨时，曾派人带10万块钱到山东放贷给农民，“困难的日子送小麦，年景好了就送瓜果来”，成为公司笑料。据说分家之前曾试过半年二人共治，显示柳有充分的决策时间。以本人之浅薄，读书之余也能突发奇想，以柳之老练，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柳可能又一次防患于未然，这个猜想永远无法求证。柳肯定永远是那个答案，他不可能公开地怀疑接班人的人格，特别是他感情上更喜欢的郭为更有可能离开。历史也永远没有机会试验，如果不分拆，各人将何去何从。所有接近的人也都意会而不可言传，如我这样的外人只能于情理中妄加揣摸。
既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对柳分拆的决定就不能简单地予以斥责。果真如此，忍痛肢解一手创立的事业，还要扮慈父滥情状，默认所有非议和误解，其用心之良苦、魄力之坚决，非常人也。当然也可以认为这就像放贷给农民一样可笑，完全是杞人忧天。
这些纯属捕风捉影，但就像孙宏斌和倪光南事件所显示，可以确定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冲突的机制。这不是联想一家的问题，吴士宏离开微软、王志东离开新浪、陆强华离开创维、张书恒离开Oracle中国，当事人和公司的背景、关系大相径庭，却同样地没有好合好散。只能归咎于中国的商业环境和传统文化。
继续异想天开，为什么那一个就不能100%地平静离开呢？首先，因为联想独特的“家文化”，他很容易就此感情用事，或者打着感情用事的幌子。其次，个人未必不能洒脱，但他很可能要对一些人负责，这么说不是怀疑联想人结帮拉派，而是生为一个中国人，这是不能逃避的现实。
打开国内任何一家企业的组织架构图，一般都能直观地看到严格遵循西方管理科学的部门和岗位划分，但也许要通过仔细对比员工的履历，或者长期深入公司生活，才能隐约发现，还存在一张你永远不能把握全貌、由亲属、同乡、同学等各种错综复杂关系构成的隐形组织图。
这些关系源于感情，归于利益，每个人都可以受益非浅，当被需要时也应该积极支援以作为回报或投资。即使刻意与“圈子”保持距离，在“关键”时刻还是要站队表态，否则会被所有人唾弃。
就算可以放下这一切，又能去哪里？ 国内再没有联想这么大的格局。这个损失也许可以用重金补偿，但国内大部分企业因为所有制等等制约，往往不可能开出很高的价钱。即使开出了，或者视钱财为粪土，就是想服务公众，又是否真能如愿呢？障碍还是那张隐性的组织图。
据说GE韦尔奇的接班人是三选一，当确定伊梅尔特以后，另两人离开，财富500中有多家企业虚位以待。郭士纳和菲奥里娜第一天到IBM和HP，就能令出必行，因为员工听命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个人。这些故事对国内高管而言更多的是一个美好的梦想。那么多职业经理人的“空降兵”失败，他们公开都得到了充分的授权，但隐形图上的关系依附于人身，不可能转让。
总之，西方企业多为开放式架构，CEO等管理资源如同一块硬盘，可以“即插即用”。苹果、微软、康柏、DELL等公司传奇的创业史好比攒机子，能够迅速地跟上市场成长。但国内企业到目前为止中层尚可自由流动，但战略层基本是“专有零件”，互相难以兼容。“自主开发”的难度可想而知，扩张过快就会导致崩溃。
联想高管几乎都是“自己人”的事实外界多有批评，这其实正是联想的成功之处：当所有企业只能自己培养人才，培养多和快的企业就能胜出。如果一定要用西方管理来要求，就好像白痴的晋惠帝，听说百姓饿死了，说“何不食肉糜？”
<精武英雄>里李连杰演的陈真对光子说：生在这样的时代，你我都无法选择。
企业有罪
联想历史上真实发生的第三次人事冲击是2004年的裁员。造成的伤害至今还没有恢复，或者说永远不可能恢复，必须另想办法来维持人心。
一名员工在那篇著名的<公司不是家>里写道：“……就这么抛弃了？转眼工夫，就不再是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联想人’啦？……只知道受伤的是最底层的员工……领导犯下的错，只有我们普通员工来承担……员工和公司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公司为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能为公司做贡献，绝对不是像爸爸妈妈的那种无私奉献的感情。”
有人回复：“‘公司就是你的家’这种鬼话千万别信”。虽然刻薄，却也是事实。业界现存的公司没有没裁过员地，但没见过有人写这样“委婉哀怨”的文章。无论谁被裁员，都绝非一件幸事，但一般能理性接受，姑且短暂的休整，或者抓紧时间找下家，“有手有脚，哪里讨不到两个窝头”？联想人为什么就这么脆弱？
<Matrix>里反复提到，万事万物都有Purpose。企业的Purpose是什么？当有人批评蒋军医不懂政治，他回答说，对于一个医生，“救死扶伤就是最大的政治”。同样，相对很多浮夸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说词，赚钱就是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这就注定在中国，企业只在法律上成立，在文化中却是离经叛道。
除了古希腊等少数地区，人类古代史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与之相对应的是分散的封建制度或者侵略性的军事帝国。而中国因为独特的经济和军事地缘：治水文明和游牧民族入侵，在公元前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官僚国家。
但统一和管理其实相当有限，更多地是依靠广义上的一种道德宗教来维持秩序。中国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味着只有政府和家庭具有合法性，而其他任何Purpose的组织都不被认可，也无法获得必要的财政和人力支持。而“君子喻义，小人喻利”，商业不但无意义，更是下流和罪恶。相对应，今天中国的商业生态就存在三种“道统”：外企继承了西方数百年的商业实践，国企是政府在商业领域的延伸，私企更多地采取家族化管理。
二十年来，这种对政府和家庭的忠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造就了众多明星企业和商人。这也完全可以用经济学管理学来解释，“无私奉献”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和注重长期价值，也为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经验所证明。但其缺陷也越来越明显，裁员的“委婉哀怨”还是其次，最重要企业是理性的组织，当个人感情和“公司理性”相冲突，反而会发生孙宏斌事件、柳倪之争、联想分拆(即使采信柳的说法)这样不近人情的事。
也正是因为家国忠诚不能完全地替代“公司理性”，中国企业广泛地从博大精深的兵法中汲取智慧，联想和华为是其中佼佼者。由于“业务”特点：军事是最残酷的竞争，军队是宗教社会中唯一合法的理性组织。只要读过兵家典籍就能发现与其他诸子的这种显著区别。据说汉将的奖惩承秦制，如同今天的Sales是硬指标：所辖部队斩敌首级数目减己方损失兵员。“李广难封”就是因为总完不成任务，再有名也没用。
具体到联想，最初发端于政府研究机构，逐步形成“家文化”，以军事化管理的“斯巴达克方阵”著称，经常以民族产业的旗手自居。2004年裁员时，有早先的员工回忆：“我在联想的时候，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理想。那时，联想有理想，也拥有一批没名气、但是愿意奉献和为基层员工撑出空间的中层。”
联想早期的成功确实与此密不可分。PC市场的游戏规则是摩尔定律，Wintel的产品以大约十八个月为期更新换代，在每个转折点都释放出大量压抑的需求，同时也可能是产业的又一轮洗牌，能更快推出新产品、投入更多兵力、更持久作战的PC厂商才能胜出。1996年联想就是通过奔1降价跃居中国市场第一。成功使士气大涨、进而带来更大的成功。如此循环往复，造就了联想的神话。
但这种替代物正好适合PC市场的需求，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替代“公司理性”，事实上经常相抵触。“高技术、服务和国际化”的愿景就需要数量质量并重，而到2004年，PC市场已渐趋饱和。当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联想饱满的士气不仅再而衰、三而竭，更因为裁员而物极必反，“委婉哀怨”起来。
因为员工过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理想”，特别是中层“愿意奉献和为基层员工撑出空间”，所以现在不管是为了“理想”，还是“奉献……”，企业应该共渡难关不裁员。这也是终身雇佣制的意义，随着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已渐趋解体，韩国大企业裁员时的激烈反应可远不止写写文章，抒发“委婉哀怨”之情了。
穷则思变，联想应该“世俗化”，但大多数的思路还是找各种道德替代物。这是今天中国诸多论战的共性，看似针锋相对，其实如出一辙。直观地看，联想应该找回失去的精神。“现在呢？是不懂生存的中层，带着不知艰难的基层。”
而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指联想始终在道德上有缺失。王育琨在<中国现代商业史上永远的痛——索尼与联想的人性观察>一文中写道：“如果金钱与权势再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看到在时令的飘摇中变换模样的联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话非常给劲，但可惜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明白。居然会有网友痛心疾首“长期对利润的追逐会(对)联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正是企业全部的内容和意义，更不用说在“其中发挥作用”。无论“执行”、“基业长青”、“大象跳舞”、“追求卓越”或者“社会责任”、“有理想”，还有什么“没有任何借口”、“性价比统帅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赚钱。
卫道士当然有话等着：“卖白粉”最赚钱。首先，企业公民的责任必不可少，但这是百姓的道德，不是君子/超人的道德。其次，企业可以“日参省乎己”，但无法约束其它企业“知明而行无过矣”。对中国二十年的商业史稍有了解，就能发现经常是守法吃亏、违规有利，“劣币驱逐良币”。柳在<联想风云>中就多有抱怨。
巫宁指出：“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他们觉得，通过非正当途径来获得发展的机会所支付的‘交易成本’与代价越来越高，反不如通过制度的透明化来取得正常的收益，因此，他们越来越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健全。”
仅有政法改进还不够。柳传志和杨元庆无疑是联想合法的高管，拥有决定企业战略的权力，并以自己和联想的前途作抵押，却遭到严厉的道德指责，虽然这种指责也经常包装着似是而非的商业逻辑。相反郭士纳就坦白地说：“现金流是衡量一家公司是否健康发展以及公司绩效高低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而不必担心被美国舆论骂个狗血喷头。可见今日之中国离世俗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
承认企业的Purpose是赚钱，问题就非常简单。任何Choice只计算机会成本，并无道德高下。联想现在需要优化Choice，而不是在Purpose上大做文章。但是现实中有这么多人认可“技”、或其它各种奇形怪状的Purpose，却不对比Choice。
上个世纪初的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表“美国的事业是企业。”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中国的事业”是反对企业？
儒家无厘头
在关于联想的大辩论中，网友“记者之心”写道：“我是一个道德上的保守主义者，崇尚原教旨主义儒学——就是2500年前孔子那种没有官方化的儒家哲学思想。”个人看来，这一角度看来无关，却最为切题，只是结论正好与之相反。
“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原教旨主义儒学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道德基础，今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成为大多数文明的共识。原教旨主义儒学是一个(也是第一个)将人类道德准则扩展到整个自然界的思想体系。原教旨主义儒学强调集体主义，阐发了人类大统一的最高社会理想。”
“没有官方化的儒家哲学”是一个关于儒家的古老神话：原儒本来是很好的，只是后来，用王育琨的话讲，被“金钱与权势在其中发挥作用……在时令的飘摇中变换模样”，如今我们必须/只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源头活水”，就能重振我族、甚至拯救西方文明的危机云云。实际上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孔孟是时刻准备着“官方化”地，苦于没有机会。两千年来，可能只有王莽真诚地实践过儒家，结果却是西汉的灭亡。一个不能执行的解决方案，不知如何是好。
本人对坐而论道不感兴趣，在此只讨论传统对管理学的影响，或“官方化的儒家哲学”。不仅是儒生，实际上诸子百家无一不有政治抱负，而最终能在秦汉之交，<吕氏春秋>和<淮南>等著作中融会贯通，说明其差异其实只在执行层面。可能除了兵家外，都是黄仁宇指出的“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区别在于入什么模子。
今天IT业的成就，也许更有把握解决那个时代管理者的困境。无论小封建主从城堡里俯视全部领地，还是大征服者在战场上排兵布阵，可以认为他们的管理实事求是，因为问题和效果，所以解决方案也显而易见。但中国的皇帝不可能对全国一千余县、数千万以至数亿人民的信息了如指掌。
那么不妨“假设”他知道，并以此定义基层“应该”做什么，也就是先验的真理和责任，或者可以称之为Choice和Purpose、方法论和价值观、手段和目的、术和道等等，总之是绝对和抽象的，不依具体的时间、地点、人和事而改变。所谓“强调集体主义，阐发了人类大统一的最高社会理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集体主义，人类“大统一于”那(哪！)个“内圣外王”之人的“思想”。
诸子之中，法家还是寄希望于信息对称，阴阳家只有先验真理，墨家的先验责任过重，道家却太轻，儒家最终脱颖而出，历经两千年，至今仍然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儒家只找到了一个“仁”，既是真理也是责任，所谓“天人合一”、“体用不二”。这也正是其先天缺陷所在。因为“假设”往往和现实相反。当前方有树，而假设没树，不管信仰如何坚定地向前走，必然会撞树。怎么办？
一般情况下，真理在上面，责任在下面。我假设没树，撞树是你的事。这是一种压力机制。实在抵不住压力，就尽忠职守，撞死了事。据说汉武帝好巡游，前后多名郡守以自杀谢罪。黄仁宇评价其名言“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是“将问题外界化”，也就是中国企业迷恋的“运动式”管理。
但树死人活，好死不如赖活。如果上面能够准确地考核下面的绩效，就不会提出不切实际的假设了。所以完全可以“偷偷”绕过树去，如此这般证明先前的假设是多么英明。今天也有对联称：“从上到下层层加码码到功成，从下到上级级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数字化经济”。
如果一定要追究上面的责任，那不妨假设有树就会撞树，没树就不会撞树，也就是废话；或者假设可能有树也可能没树，撞到了就有，没撞到就没有，也就是真理的随意性非常大，根据结果来反推原因，怎么推理并不重要。
后者非常有用，就是吴思提出的“潜规则”和“伤害权”。欧美是个人主义，日本是集体主义，中国却是“伪集体主义”，说一套正大光明，做一套自私自利。朝廷体恤民情施行仁政，却被基层的胥吏随意发挥压榨百姓。即使没有任何油水可捞的清流，也被万历皇帝发现在表演“讪君卖直”的行为艺术。
与科学从现象中演绎归纳出本质不同，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完全依赖于感官世界。没有牛顿看到苹果落地，甚至没有人类，改变不了万有引力定律。但国人只观察到树叶“归根”，却从不奇怪这是为什么，只顾把自己的感情和想象力投射上去，附会出不同的意义。
杜甫诗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柳恽“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沈期“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境由心生，这正是文学的魅力，但在管理学上意味着根本无标准可言。Teamwork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各人能够基于现实开展讨论，达成较明确的共识。
结果先验真理在中国人能感觉的范围中变成经验主义，一旦超出，就开始天马行空、心驰神往，用“应该”代替“是”，“将人类道德准则扩展到整个自然界”。特别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即使无知或无计可施，也要表达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来，这样就能茅塞顿开？也就是精神万能，或者仍然一筹莫展，也就是行为艺术。
相类似，先验责任在能感觉的范围中变成羊巨崇拜。没有这个，父严子孝、男尊女卑就无从谈起，君臣也不能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如果人类的繁衍像蒲公英一样随风而去，三大教必然更加昌盛，但儒家/教可能就不会产生。而超出血缘，就成王败寇，用“是”代替“应该”，或者行为艺术，用“应该”代替“是”，总之也是随心所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要辨证分析。在商业中，“己所不欲”也许正好是“人所欲”，交易就是这样发生地。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不应是先验的责任，而是具体时空下谈判的结果。同理，感情用事的“己所欲”并不能“施于人”，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一言一行也是有的放矢，并非只求自己心理安慰。
大而空的先验管理和参差不齐的被管理者，就这样构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的民族。黄解说曾评价道：“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要遭中国人遭的罪，就在于我们的劣根性……与日本、韩国相比，我们的身体条件好——比他们高比他们快比他们壮，可为什么我们踢不过人家？就是骨子里不行，精神层面上不适合踢球。”
“这不是足球圈所能承担的，放到社会和文化的环境来看，中国人不配踢足球，我们和日本、韩国相比没有那种团结协作的精神，和拉美、非洲相比没有个性狂野没有激情自由，和欧洲相比没有先进的足球体制与管理，我们哪一头也不占。我们的球员是表面看没个体，暗地里看没整体。我们不适合搞这项集体运动，对中国人来说，足球要上11个人，太多了！要上3个人5个人，可能还凑活。”
用类似的思路来研究联想和<联想风云>，可以发现这家公司如何成就于并逐步超越“间架性设计”。
联想出模子
联想20年，以1994年为界，之前柳传志确立了公司的框架，之后杨元庆一手造就了PC主业。而郭为是出名的“救火队员”，相当于前二人开发，他做调试的工作。在相当多留下痕迹的人中，主要是这三个人“间架性设计”了联想。
这是联想与众不同之处，虽然同样是神化凡人，但大部分公司都只和一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而在1994年之前，联想的神是倪光南，却不负责运营。虽然这种格局也造成柳倪之争、联想分拆的负面影响，但相对个人专断要理性些。
可以梳理出一个“公司理性”成长的过程。1984年计算所定义了联想的前身，1990年前后，从所内转向社会招工，最终导致了孙宏斌事件。以此为起点，历经十年建立了共享利益的机制，将“部门所有制”“公众化”。1994年开始柳倪之争，联想在业务上彻底“公司化”，柳“落实”了真理和责任，并逐步授让给杨郭，最终于2000年退居幕后。
此后柳继续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而两员大将必须用业绩来证明自己。成绩单很不好看，“家文化”破灭了。2004年底，联想收购IBM PCD，一个美国人接替杨出任CEO，意味着转向西方管理的道统。在我看来，传统捍卫者也肯定不能接受，所有的“非西方”企业如果想基业长青，必然要走类似的道路，审时度势地推进“西体中用”的变革。
这是一个制度进“英雄”退的漫长过程。最初员工都是英雄的“影子武士”，制度只是工具，包括学习西方，实际上还是法家而不是法治，只要高兴，马上就能转回“人性化管理”。但随着企业扩张，就不能再靠江湖大哥的手段。杨能带一万名影子武士，肯定大部分人都不认识，说明联想的制度建设还是卓有成效。
可以对比一下，由于行业的特点，华为销售研发并重，国际化已经基本布局，相应的制度建设也要稍胜一筹，但联想退得早，如今连第二代的杨都当董事长了，任正非的接班人还是外界议论纷纷的一个话题。2004年多间媒体报道了华为西化的持续努力，而联想又一次以收购IBM PCD的激进方式来实现这种变革。
显然，制度建设受到业务特点的重大影响。PC、电信都是技术导向的行业。戏剧性地是，技术也可以扮演一种类似于先验真理的角色，是绝对和抽象的，不依具体的时间、地点、人和事而改变。在PC业就突出表现在摩尔定律。
但技术研发和技术导向是两回事，还有IT服务，都不可能主题先行，必须授予一线员工全权处理。所以迄今为止只有中国制造大获成功、而纯知识经济、创意工业就几乎全是出类拔萃的个人而无组织。更进一步，无论以何标准，五百年来人类的重大创新中，在中国本土完成的寥寥可数，更不用说对照人口比例。
基于这样的产业生态，联想也曾以“企业运动员”著称，一位人事主管讲：以前没有批评就是表扬等等，都显示了联想内部的压力机制。如今随着市场变化和整合的需要，这种压力肯定渐趋缓解，逐步将真理和责任授权到基层去，今后将对事而不是对人，也许这也才是修成正果。
理论上，1994年联想整体“贸工技”的同时，并不妨碍安排一支小分队长期跟踪技术，对在这个行业生存肯定大有帮助。<联想风云>记录柳曾有“美国联想”的雄心壮志，但带队硅谷一游后就打消了念头，实际上也可以只派驻首代考察学习，取得真经回国报效。
联想没有这样做，所缺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管理资源。比如美国联想，有人会很想去，几年之后就变成他的联想了，各种“窗口企业”历来是腐败的高发区；也可能很不想去，留下，宰相家人七品官，外派，不用多久就被老大遗忘了。也就是说，一个员工只能在斯巴达克方阵中，否则就没有位置。这也预示了多年后联想多元化的失败，先验的管理体系不能兼容多种商业模式、流程和绩效。
联想在2004年收缩后反省：“对自身主观能力的估计过高，对高增长和多元化的过分追求与有限的能力和资源不匹配，以至于广种薄收；此外，我们的企划能力、战略管理能力严重滞后于公司的发展也是重要原因；另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干部的开拓变革执行力不够。”这几点其实也是先验真理在作祟。
其中企划能力、战略管理能力此前更多地就是高层几个人的能力。或者说PC市场是Wintel在定战略，联想是他们在中国的头马，只需要执行。在<环球企业家>报道中，某专家也提到，“……各部门都有明确的分工，战略本来就不是他们思考的事情，而华为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战略部门。”
“另一方面，华为的业务部门往往能提出一些比较具有战略性的研究项目，例如对国际市场的服务外包的研究，我们的专家不具有战略性的具体销售支持，因此只要销售有停滞，这些项目就会被搁置。”
而“开拓变革执行力不够”的另一面就是“非开拓变革执行力”太强了，这是著名的“入模子”的负面影响。员工习惯于按部就班地执行命令，长此以往，主动创新的能力不进则退。
但高管少数人探求真理的能力有限，所以才“在不该进来的时候进来”，而责任又过于重大，“在不该出去的时候出去”。开拓变革中有价值的部分“执行力不够”，错误却可能被放大。如此劳心劳力，最终却不落好，“领导犯下的错，只有我们普通员工来承担”。如果集体决策，即使错，这样的抱怨可能会少地多。
衡量管理成熟的一个简单方法：能不能输出成功的创业者和经理人。业界有很多这样的佳话，IBM的工程师创建了SAP、TI的工程师创建了康柏。联想在这方面也算有所建树。孙宏斌的顺驰发展了一种“地产DELL”模式，曾任汉卡事业部总经理的皮卓丁离开后统领过Lotus和Adobe中国区，被誉为“目前在IT跨国公司中国区任最高职位的非海归派职业经理人”。
可以预计会有众多反复和消亡的案例，英雄也层出不穷，但总有一天，中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是制度包容所有人，并与时俱进。据说在某期<华为人报>上，任正非写道：“我相信这些无生命的管理，会随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死去而更加丰富完善。几千年以后，不是几十年，这些无生命的管理体系就会更加完善，同时又充满活力，这就是企业的生命。”
关于联想的神话与笑话
联想的管理半推半就地出模子，在公关上却仍然充斥着先验的话语，集大成者就是这本<联想风云>，自然也被反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流于成王败寇、精神万能和行为艺术。
<联想风云>的主题就是凌记在某种境由心生下的自言自语：“‘这不只是一个人和一个企业的历史’我对自己说，‘也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不可否认，很多事情确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比如外贸垄断、300%的奖金税等等，但陈规陋习只能使联想走向失败，搞掂这些并不保证必然成功。书中多处隐含着这种颠倒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不怀疑凌记如此表白的真诚，但并不能保证这不是多年灌输的结果，已经“从心所欲不逾矩”了。以前的一个典型是杨朔，能从一切东西联系到伟大的劳动人民，他的文章还没看开头就已经知道结尾，中学语文就是这样恶心我幼小的心灵。心理的反胃还在其次，当放到如此大的尺度，商业逻辑根本就无从探究。
也许空洞总要琐碎来填补，同样没有和商业逻辑加以区分。柳传志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没人关心他挑过大粪，但肯定受益于他父亲的政商经历，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杨元庆不是言承旭，没人关心他“身高一米八一、宽肩，面色白净、棱角分明”，但其市场直觉可能来自淅商的传承。凌记还查<辞海>联想的含义，主席说过凡事当不得认真二字，但也应该用对地方。
这些都非常地鲜活，令读者如同亲临，但还是没有解答联想成功的原因。仔细读来，可能有两点：除了爱国，也就是上述的“大历史”之外，就是吃苦。柳创业可谓历经艰辛，曾经被骗、写泪书、守在人家门口准备拼命，令人肃然起敬。但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些，还是因为联想已经功成名就。相信也有很多人曾经付出同样的代价，但他们的事业却事倍功半，次之血本无归，甚至身败名裂。
“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中国神话，某个善良的穷孩子如何发愤图强，最终金榜题名。多少代大好青年就这样受骗上当，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在中国古代的零和经济下，一个人的成功是以其他人的失败为代价。并且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越勤奋，边际产出就越低，就必须越勤奋，才能维持原来的产出水平。这就是中国人两千年的大失败：越勤奋越穷。
而在成长性的商业社会，除去运气，总是可以基于能够付出的最大成本，选择较优的方法。如果做同样的事要比别人花费更多功夫，只能证明愚蠢而不是勤奋。所以理性地观察，柳的血汗泪水是一种昂贵的成本，关键还在于他的智慧。但这种智慧只在一些饶有风趣的事件、语录后面支离破碎地表现出来。
所谓开卷有益，应该有所提炼，能够应用于读者今后的生活生意，而不是铺陈地描述现象。结果先验的<联想大历史>就不可避免地沦落成<联想侠客行>，<联想山海经>、<联想平妖传>，以及最后无凭无据的乐观，2008一定更美好。
最可乐的是“朱立南突然发现：自己走进了杰出人物内心世界中的平凡角落。杨元庆和郭为这两个统帅千军驰骋疆场的少帅，到分家的时候也是斤斤计较。”不知二人有多少自私的想法，或者也能时刻铭记国家和时代，但除非不坐这个位置，只要坐一天，肯定要考虑几千弟兄要吃饭，有饭吃要有女人，有了女人会有孩子，有了孩子要上大学，怎么能不争呢？！这是中国媒体的通病：一个农村老太太乘凉时突发奇想：我要是皇后娘娘就好了，“宫女，给我上盆猪肘子！”
我无缘观摩联想的档案，但对联想最宝贵的知识也有大致把握，在前端历经原始积累、PC主业(1994-2000)、后PC三个阶段，在中端如何协调资源支持各阶段所面临的“游击战”、“阵地战”、“运动战”，在后端如何以四次人事调整为标志推进公众化、公司化、年轻化和西化。这十个主题肯定都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在本土企业中屈指可数。可惜凌记入宝山空手而还，今天我们只看到一部报告文学。阮步兵有云：“时无英雄，遂教竖子成名”，憾甚、憾甚！
有报道称迟宇宙早于凌记就有幸联想档案库一游，书稿却被柳否决了。双方分歧在于柳“‘认为文字很好，但是缺乏中心思想。’柳主张‘以观点带史实’，而迟宇宙则坚持‘以史实带观点’”。也就是说柳找迟写书前忘记带他“入模子”了。<联想局>最后还是得以出版，据说正是“局”令迟豁然开朗，也去查<辞海>。但我很不喜欢这个字，和令人反胃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尚未看到此书，该书由史实带出的观点在结尾处可见一斑，却是“他们曾拼命演习国外最优秀的管理智慧，但他们最终发现，在中国这片泥土上，只有中国智慧可以真正引领他们走向通往跨国公司的道路……因为联想是中国企业。这是他们的选择。”这也是一个循环论证，到底是有得选没得选？而且迟显得很情绪化，视柳为神，准备弃文从商，很怀疑这个年轻人也受过某种先验的催眠。
迟曾被誉为“商业人文青年”，商业是商业，人文是人文，不知商业人文为何物，是否报告文学的另一种说法。但无疑迟用了三年时间都没有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和公司市场部合作，就只有商业语文而无人文，或者人文也是可以待价而沽的商品。这一点年轻人应该向凌老师好好学习，深刻领会客户的中心思想，事半而功倍。何苦要为难市场专员，公司又不是家。
今年联想市场部可以很自豪地报业绩：完成<联想风云>一部。以后联想高管出访也有一件特别的赠品。但我很多余地替联想操心真实的效果。“农民机”的用户们显然没兴趣读这么大部头，洋洋洒洒数十万言，ThinkPad的用户们却多半没有时间，或者读完如我般付之一笑。“商业人文青年”有<美国精神>、<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样真正的大历史用来“入模子”，那么是谁在读这本书呢？
书非借不能读也，不读也可以装点各式各样的书橱，就像我买其他书还无聊地翻翻，买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纯粹是为了装蛋。如果不是要写新联想战略的预测，我也不会买来看。当发现没什么有价值信息的时候，已经看了一遍。后悔之余，突发奇想，再次读过，意外地收获了这篇文章。
只有凌记可谓名利双收。我已经被惨淡的生活磨去了棱角，所以对“国家时代”无动于衷，而是去翻版权页，却没有找到印数，根据我的经验，这好像是违规地，所以无从计算“一个人一个出版社”的收益。这样的大作，版税应该可以抽到10%以上，我的三块钱，本来可以买六个蒙牛纯冰、或者一个香脆肠，就这样被凌记“史学家的深邃眼光、思想家的批判意识和文学家的灵动文笔”赚去了。
在凌记的指引下，我还了解到很多令联想市场部头疼的文字，也包括王育琨等的<失去联想？>。然而我的预测已经写完，也吸取了教训，有钱还是去买冰棍和香肠。最终是王的自我标榜让我对他彻底失去了兴趣。
“我的洞见呈散逸、漂移、边缘、离题、宁静、拒斥、激越、困惑等多样的形态。我不敢把它们归类和体系化，宁愿以它们本来粗糙的样子示人。我们的民族已经被太多语言之真理固住了。读书是要与作者交流，而不是来聆听教诲的。保留那些鲜活的触角，是与读者心领神会的最直接方式。我痛恨那些教训我，而不是丰富和激励我的行为和事物”。
中国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文学家，第二种是文学家，第三种TMD还是文学家。随便心领神会了几篇王等的“鲜活触角”，完全都可以用先验理论来解释。涉及的技术问题就不赘述，只须剖析他们的语法结构。
首先是提出某个先验的主题，必然是绝对地、唯一地，例如“技”。也可能是有树就会撞树，没树就不会撞树，比如“性价比统帅一切”，这个观点再也没法更正确；或者可能有树也可能没树，撞到了就有，没撞到就没有，比如联想“有没有勇气去追逐自己的理想呢？有没有勇气去勇敢的向自己的过去成功挑战而从优秀到卓越呢？”，在凌记的笔下，联想早就实现理想和卓越了。
其次，引用论据全部都是不可复制的现象，最远甚至追忆到克里米亚战争；而且也必然是结果，也就是成王败寇，王可能很多，寇只有联想。最关键之处就在于先验主题和能感知的现象间如何跨越，你肯定找不到可执行的建议：联想应该第一做什么，第二做什么，第三做什么。为了掩饰作者的无知，必然会拐到人性观察的高度，也就是精神万能。没有解决方案自然也没有结果，就是行为艺术。一点用处都没有，为什么还要废这么多话呢？原来也是“讪君卖直”。
有两个测试的小工具。王晓波评价中西文化之争时，打过一个比方，说萝卜是蔬菜没错，但不能说蔬菜就是萝卜，到最后大家只能吃萝卜缨子。先验真理只能正推，没法反推。其次，求极大值。比如“技”“贸”之争，假设把一家公司的全部预算投入研发，或者投入销售，结果一目了然。大家不妨试试，肯定准。
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骨子里是腐儒，却言必称西方。博大精深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也被抽成了某种先验，同样适用上面的语法结构和测试工具。我不主张全盘西化，但相信“西体中用”。像联想的“分红权”虽然还是一个不完整的产权，但符合改革的方向。而中国股市这样形式上学得十足十，实际上却“也赌场也不如”，就像<英雄>里秦王的“和平”一样黑色幽默。
对付这些夸夸其谈之辈，应该让他们去打理一间企业，不用做到联想这么“失败”，只需路边练摊，就能知道人性多少钱一斤。朝中博士攻击和亲有辱国体，汉武帝就派他们去守边郡，结果不足一月就被匈奴斩头而还。脑袋搬家，就是败寇，证明精神不是万能，也不能再表演行为艺术。从此再也没人敢放一个屁。
刘彻如此地绩效导向，荡平漠北铁骑，最终却被几个术士整蛊整死了儿子。两千年后，理论上我们应该大大进步。经济和社会确实更加复杂，但是连所谓学者都满嘴胡话，就知道大众更需要从基本的逻辑学学起。不过也可能书越读越蠢，这里就有现成的榜样。
看到所有这些，想到所有这些，让人对联想的前途怎能不悲观……
联想一路走好！
2005.4.23于TTY 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