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艾滋孤儿在中国 （全文共2337字）——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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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转摘：80元的处女 （全文共5098字）——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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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显然一有钱有闲者所撰，然其言语轻薄可爱，吾甚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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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红资”
位于北京东四的九条66号。沿东四九条胡同向东摸黑走150米，见一黑瓦朱门宅第，没有任何标志，门前只停了一辆七十年代的老红旗车，推开大门，是一个精致的小四合院，弥漫着政治僵尸的神秘气息，厢房是酒吧，沙发全是从中南海更新下来的前苏联式， 单人沙发都可以合坐两头北极熊，所有的沙发都城磨出白色毛边，据说上面曾坐过毛臀、邓臀及江臀。北屋是吃饭的正房，高悬周南五个斗字：新红资——取“新红色资本家”之意。全是中南海前政要的家厨掌勺，如，邓小平家红椒鳝丝，杨尚昆家酸辣豆苗，刘少奇家爆炒牛柳，另有刘姥姥进大观园吃的第一道菜，叫曹雪芹茄条，此菜有一种糊味，奇难吃，谁吃谁是刘姥姥。
注意事项：1，此处要预订，否则不得入内，吃客九成是外国驻华使馆人士、跨国公司驻华高等白人，外国传媒驻京记者。
2，菜价偏贵，需多带现钱，不能用信用卡，但估计可用假钞。
3，自备佐餐小姐。新红资服务员模样可人，但不出街。
二“四合院”
位于紫禁城以东50米之遥的东华门95号。一楼是一个西餐为主的古朴大厅，一进去要先抢左手边一个双人座，因为桌边就是紫禁城的东华门，从窗子望出去，晚上黑呼呼的城门楼子特象文明古国那么回事，不管多张狂的女孩，只要是初来，领到这座位一坐，一准能镇住。二楼是一个小酒吧，只有六七人的座位，窗外可看见故宫角楼上挂着的铃铛——月光下很象男人的老二。
只消往此一坐，从顺治阳萎出家到康熙太子乱伦，从道光扒灰到珍妃叫床，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不由你不大发思古之幽情。一楼以下，有一个三十余平米的地下油画展厅——常人只要能看明白的作品此处一般不展，这是另类艺术家的“耶路撒冷”。
注意事项：1，来此附庸风雅前要先温习一下英文。经理是一个白种美国人，长得有点《北京人在纽约》里被姜文爆打的那个“戴维”，但其汉语水平仅限于，“你好，请付账，不打折”等几句。
2，有亲美情结者最宜前往，有义和团遗风者则建议在家歇息吧。大厨和老板均是美籍华人，“911”之后对客人谈及中美友谊常常双眼红肿，谈及拉灯关灯之事则咬牙不已。足令反美人士食欲萎靡。
3，老外太多，且多是中国通，讽刺他们时要注意选用各省方言俚语。
三“紫滕庐”
从东华门西行，可于三更半夜里穿过故宫午门广场——世界“三高”来中国扯嗓子骗美金的地方，环顾周遭，高耸的红墙，阴森的牌楼，天角的残月，夜栖的寒鸦，真是一个亲嘴儿的好地方。一路走到西华门，远远望见街边有一猩红角旗在灯光中懒散地飘来荡去，上面大书一字：茶。走进《紫滕庐》，满目迎来的是主人从中国各地收集的古代家俱，上来一个村姑模样的小姐，把扇子在你面前“哗”地一摊开，上面写着菜谱，皆为精致小炒，虽不可大吃，但来一壶当年的碧螺春，一壶绍兴老酒，温起来加上姜丝话梅，就在这些古旧的屏风间与桌椅上喝将起来，浅斟低语，说些体已的轻薄话，真是妙哉。
注意事项：1，进门以后，对屋内的茶和各种字画要尽量不懂装懂，据说，世界上本没有懂，装懂装久了，也就懂了。
2，此庐主为台湾人士，庐内宜谈风月，不谈风云。
四“后海银锭桥酒吧”
此吧最绝之处，是没有任何名字，而且也无标志，老板姓白，特“个”——即使酒吧全空着，看你不入眼或你敢不预约就来， 就算你是李嘉诚的小舅子，也一律“没地儿”。这吧是木质旧式建筑，斜傍古老的银锭石桥，向南一排木窗，正对着后海的枯树冷月，一湖寒水让人直想到老舍自沉，在哥几个为老舍的名义干了四、五杯之后，才想起老舍死的不在这!整个搞错了。举杯望去，月光下的什刹海、后海浸淫在银色的寒辉，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叶剑英故居，沿着湖边错落地分布，更远处是恭王府和辅仁大学旧址。在此处喝酒，准能喝出一种莫明其妙的破落贵族情怀，“什么什么三里屯？告诉你吧，那是农民扎堆的地儿”。
注意事项：1，此处不可摆谱。连店小二也是个爷，瞅你不顺眼，怎么叫也不理你，拉起他问究竟，他一乐：对不起，咱耳朵有点背。
2，“方便”不方便，地儿忒小，另一个选择是，走个七、八十米到胡同区的公共厕所，但是，根据建筑师的设计，入厕者只能面北迎风而尿，冬日里热气腾腾地尿一场下来，得打五、六个激灵，建议改喝红酒，减少新陈代谢次数。
五“羊房胡同十一号”
没有任何招牌，只是在院门边能勉强辩认出一行歪歪扭扭的红字：羊房胡同十一号，顺着院门走进去，你就能吃到京城最有名的宫庭菜——“厉家菜”了，当然，如果你没有提前预定座位，对不起，咽口唾沫您请回吧。
在这个小四合院里，最初每天对外只做一桌菜，只供十来个人吃，吃客一律收每位200元，现在另辟一个偏房，加了两小桌，但一晚上也最多够二十个人吃。主人厉老爷子——前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八十有二的厉善鳞教授选择在吃客埋头苦干时悄然踱步过来，
突然用中英等国方言如数家珍，原来，厉家菜是老爷子的祖父——西太后的内务府大臣厉顺庆爱吃的家常菜，经几代厉家人前赴后继地边吃边琢磨（你明白大清是怎么亡的了吧），形成今天的厉家菜。
从客人观赏的照片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驻华大使均领夫人来此就餐。克林顿访华时，美使馆本已定好总统来吃厉家菜，但江core临时为克林顿摆了个家宴，结果厉家菜就与克林顿失之交臂，提起这事，厉老爷子不胜唏嘘。
注意事项：1，厉家菜不太好吃但有颇特色，不可不去，不可多去
当今中国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代 辣眼时评
人类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时期，它的人民是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当中的。我认为，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于学习唯物主义的最终结果。它使国人丧失了对天理、良知、道德等等人最起码标准的认识，却知道了钱的重要性；什么他妈的天理，道德全是他妈的扯淡。
在咱们这个时代里，法纪不张道德沦丧价值观扭曲如同放出瓶子的魔鬼，充溢控制着整个天地间。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遍及整个中华大地。为了钱，人们可以出卖天良巧取豪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使尽一切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创意`和手段。在物欲横流的器物时代，欲望使得人更加猥琐，人性的卑劣已经超过任何时代、任何国度。在这个无序的社会，社会似乎不利于高尚道德的生存。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写到：“良知在财色的诱惑中被出卖；操守在贪婪的欲壑中变形；德行在私欲中扭曲；操守在享乐的放纵中崩溃……”圣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而现实恰恰相反，是“小人坦荡荡，君子常哭泣”。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财富和地位左右着现实的一切，卑鄙把高尚和道德的羊肠小道堵得严严实实，龌龊大摇大拜地登上大雅之堂，成了我们行为准则。
张学良曾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那么是很可怕的。
没有信仰的人多数极端自私，是社会的蛀虫。这些人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可以点燃别人的房子。蛀虫组成的社会必定是极端虚弱的。中国人缺乏信仰，马克思主义在经过这些年的教条主义宣传后，对广泛的民众已失去吸引力，反而是极右的东西更容易被当代青年接受。信仰的迷失、社会风气的败坏、坏人猖獗好人受气、贪官污吏横行、下岗职工越来越多、百姓怨声载道，国有资产的流失更是使我泱泱大国、号称东方的巨龙成为一具龙的空壳。
如何重建中国人的信仰，靠强制的教化是没有用的。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解放之初毁坏殆尽，它有其优良的一面，比如说传统儒家，不是董仲舒和程朱理学后的儒家，而是回到最本源的儒家去。如孔子讲对君要“直犯之，莫欺之”，“民为重，君为轻”。如果回到传统的诸子百家，我们可以用现代理念进行再阐述。这也是西方进入文明世界之前，有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根本原因。第二就是信仰问题，对宗教要有足够的容忍度。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对基督教的态度。任何一个政权如果忽略了对民众的教化，而是强调对民众的教条的话，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改革以来，权势者以种种巧妙手法掏空国企、化公为私、鲸吞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借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的所谓改革，已变得变本加励。现在回头看一看，经过25年改革，工人越改越穷，国企越改越少。农民越改收费越多。学生越改缴费额越大。而国家却越改越穷，越改越没有骨气。真不明白，国家是怎么了，那些自渝为人民公仆的人是怎么了，他们难道连起码的道义都不讲了吗？华夏大地还有没有天地良心。
再说资源，我国人均淡水资源排在世界第88位，仅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但1995年水利部的检查表明，我国700余条河流中水质良好的仅剩32.2％，自1984年-2000年受污河流增加了1倍以上；在长江、黄河等七大流域中，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污染河长1998年已达72％。全国达标排放的城市废水，至今恐怕还不到10％。许多水光潋滟的湖泊在消失，如“千湖之省”湖北的湖面比建国初期已缩小3/4以上。又如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湖的洞庭湖，1825年为6270 km2，1977年只有2470 km2了，改革后以55 km2/年的可怕速度在萎缩，是百年来平均萎缩速度的2.5倍。中国的“母亲河”黄河1972-1996年25年间共断流57次，计682天，90年代愈演愈烈，每况愈下。这条曾经“代表中华民族”咆哮了千万年的巨龙，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已快变成奄奄一息的季节性内陆河了。长江，中华民族的“黄金水道”也已非常痛苦，泥沙问题上正在向黄河看齐，同时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排污水道，每年承接全国污水总量的40％，约150亿吨左右。而著名的淮河和美丽的太湖，可能已是国内最脏的排污沟，盖因那里的乡镇企业非常“发达”。渤海湾也几乎成了垃圾场，在人们特别看好的、小工业飞速发展的珠江流域，目前连饮用水的建设和供应也已经开始成了问题了。珠江流域的污染问题，也使得“一国两制”的香港也感到了广东小工业污染带来的环境威胁。
中国水资源，总体上是短缺的。在中国，“洪水”就像一幕狂暴的电视短剧，而“干旱”却像一个长长的电视连续剧。80年代以来，全国农田受旱面积大幅度增长，90年代达年均4亿亩，而70年代只有年均1.7亿亩。同时，全国666个城市中有400余个城市供水不足。严重的是，由于猛烈抽取地下水，使得土地表面严重下沉，城市的屁股下面逐渐像个巨大的炒菜锅。目前华北平原的“地下水盆地”总面积至少在5万km2以上，河北有的城市中心已下沉1.6米之多。
土地：由于巨量乡镇企业盲目发展、乱占农业土地建房、耕地随意抛荒、森林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的失修等原因，中国还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约40％，每年流失的宝贵的土壤在50亿吨以上，这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啊！中国的荒漠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约1/3，草地耕地退化状况也相当严重的。近年，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就占了8-9个。据2001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前20个城市中，有中国城市16个。由于技术落后工业的污染，中国1/3的国土上空飘荡着酸雨。这可不是好东西。我们不是坚定不移地说要捍卫“祖国的领土”吗？如果我们任由中、外的那些疯狂追求致富的人们无节制地向我们的“神圣国土”任意索取、姿意摧残，如果后代从我们这一代手中得到的遗产，只是遍地荒漠、漫天黄沙、森林毁灭、河流污染、土壤贫瘠、大气污秽、垃圾成山、资源殆尽、生态失衡、再加上人口膨胀…… 难道我们就是这样保卫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土地吗？
森林：科学家认为，地球已经存在45-46亿年了。这是个难以想象的高龄。在20-30亿年里，地球上没有土壤。在约3.5亿年之前，才开始出现原始的动植物，同时开始出现土壤，也就慢慢出现了“植被”。“被子植物”出现得比较晚，大概和恐龙是同时代的，也就是大约在1.5亿年之前。不容易啊！约400-600万年前出现了原始人类，平心而论，并没有马上就开始打乱土壤、植被、还有动物们的进化秩序。人们还没有这个能力。大问题是发生在“文明人”出现之后，特别是“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后的200多年里，文明的进步是以巨大的生态代价换来，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包含着“建设”与“破坏”两个方面。人类的利益不可能“代表”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利益，这里是生存竞争，例如：目前人类就正与sars病毒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是，人类的力量太大了，完全能够使地球“生态失衡”，从而也可能破坏人类自己的根本利益、即生态平衡的“人类生存条件”。现在，地球的土壤和植被都不得不面对着自己养育出来的儿子 —— 人类这个强大的破坏者了。
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就重量来讲，大约85％是植物的躯体。而动物和人类，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从植物中获取食物和养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生存依靠植物。森林和植被还通过“光合作用”，维持着地球上的氧气，使之在大气中达到1/5的比率。化学性质活泼的氧分子，是维持一切生物体内氧化反应、以保障生命所需能量的最重要的物质之一。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对于人们来说，比吃饭更重要的，那就是呼吸了。只是在人类社会中，“吃饭”是需要花钱的，而呼吸通常不用交费（除了吸氧），所以人们都认为吃饭问题最大，民以食为天。但是，如果环境继续恶化，空气若发生了大问题，那么总有一天，也会是“民以呼吸为天”。森林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此。特别是残存的热带雨林，如果仍然牺牲于人们的“致富活动”，而同时工业的污染则愈益严重，那么二氧化碳引起的“温室效应”就会是很现实的威胁。现在，就世界范围来讲，森林减少的大趋势仍然未变，1970-1995年仅1/4世纪，森林覆被率就下降了10％，每年减少的森林面积相当于一个英国。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增加了1倍。
矿物资源，都是“可耗竭”的资源，也就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它可分为三种：（一）能源；（二）金属资源；（三）非金属资源。我在读“大经济学家”们的著作时，常常感到自己的笨拙。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从不考虑的“资源问题”在我这笨脑袋里老是挥之不去。我总是想不通：各种经济改革的理论那么热闹，但是，一旦人类最常用的那些矿物资源用光了、或即将“殆尽”了，那还有什么“经济”呢？
许多学者相信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将冠于全球。我们还将建设许多将使国人引以为傲的“世纪工程”，除“三峡”之外，还有“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跨海大桥”什么的。但我不知道“西气东输”能否当得了21世纪工程？因为多数专家认为，石油将在本世纪中叶耗竭，而天然气在60年代将被全部用光。况且，塔里木的“油气”近年来没有发现新储量，就是说，资源情况尚未完全弄清。我还看到关于“西气东输”后的用气计划，竟然主要用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电。我实在感到莫名其妙。东部发电就要用掉主要的天然气资源，这究竟是谁的主意？我们中国人经常干这样的事：80年代曾经把全国1/3的原油拿来放在锅炉里像劈柴一样烧掉，使人心痛不已。几乎没有人对资源真正加以爱护，反正不是自己家的！正是这么一群“败家子”却在掌控着大量自然资源的命运。20世纪的经济繁荣，也可以叫做“石油繁荣”。这个“繁荣”是前人所享受不到的，在不久的未来，也将是后人所永远享受不到的。科学史表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我们今天最常用的能源矿藏，是生成于2.5—3.5亿年前的地质年代上的“石炭纪”，而那个“纪”在时间长河中已经永远消逝了，以后当被子植物和哺乳动物出现后，继续生成石油的地质条件就没有了。在地球上已经永远没有了……。
下岗，买断，拍卖―蚕食全民资产三部曲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开始了新一轮造富运动，目标是十万亿全民（现改称国有）资产，首先以减员增效之名大量裁减全民所有制（现改称国有企业）职工，给付数十元（江西九江地区为月九十一元）至数百元不等的生活费，名曰“下岗”，有些干脆连生活弗也不给，名之待业，让其自谋职业。下岗待业成了九十年最流行的新名词。
孰不知下岗待业实际上就是失业，只见下岗者源源不断，鲜见有重新上岗者，下岗工人们在期盼中失望，眼见上岗成泡影，眼前日子又难熬，被迫进入权贵们设下的第二步圈套“买断”工龄，以月数百元（江西九江地区为月四百元）至数千元不等（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规范的程序），累计一次发给，从此解除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买断工龄”就是买断“身份”，真正买断的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一份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资产所有权。在历史上，由于中央政府一直给工人比较低的工资，利润大多数让国家拿走了。在这些被拿走的利润当中，包含着应该给职工的福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可到现在国家没有给这笔钱，这就积聚了巨大的历史债务。
用一点小钱打发了这批昔日的国企主人，下一步就是如何把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资产，廉价拍卖是最直接了当的方式了，还有就是巧设妙局，促使国有资产流失，然后将流出去的部分国有资产改头换面（通过对方配合），变为私产流回自己腰包。有的以高出市场价许多的价格购买外国设备，有的将优质的国有商品压价处理，有的收购滞销品甚至废品，都是为了从对方捞取好处。哪管国资损失一亿两亿，只要我能捞到十万八万，这就是贪官们损公肥私的不二法门。至于回流的方式，则千奇百怪：有送钱的，有送物的；有事成即付款的，有多年后兑现的；有在国内交易、境外秘密账户转账的，也有绕几个圈子转过来的，真是不胜枚举。建国以来的这最后一块大蛋糕成了现今贪官们的一顿丰盛的晚攴。
试问大家，大多数国人信仰什么？如果没有什么信仰，总以自己为中心，那里会有民主又谈何自由。
军费紧张？教育没钱？西部贫困？工人下岗？还以为中国很穷。哪知道只要扳倒几个巨贪，估计不难解决一些相当大的问题。不禁想起“和申跌倒，嘉庆吃饱。”
转自http://bbs.china.com/military/bbs.jsp
中国社会愤怒如火山待发ZT（这可比台湾问题要大很多啊！！！）
三位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国情专家以大量数据警告说，中国经济繁荣背后隐藏著严重社会危机，处理不好，便会失控，导致政府突然垮台。三学者的警告引起海内外关注。 最近，三位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对中国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社会危机提出严重警告，引起国内外普遍注意。
胡鞍钢早年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博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他长期从事中国国情研究，对当局献策甚多。王绍光曾任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他多次与胡鞍钢合作发表过有关中国国情研究的著作。丁元竹是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研究员，又是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主任，对社会心态和民意一向关注。由这三位学者提出的警告，自然值得重视。
通常，在海外关注中国的人，往往有两种偏差，一种只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忽视社会弊端，或者认为弊端是经济发展无可避免的产物而加以宽容；另一种则强调弊端而贬低经济发展实绩。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不同，他们在肯定经济繁荣的前提下看出社会弊端日趋严重，提出一个与国内主流派很不相同的重要论点，认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拿中国社会现实来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显著增加」，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没有公正和公平，由此，他们借用邓小平所说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这句话，引伸说：「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这篇文章题为《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发表在八月份国内《战略与管理》双月刊第四期上。文章列举许多资料和统计数字，说明民间不满在增长，形势极其严竣，它与活火山和地震相似，能量在积累中，一旦突发，处理不好，便会失控，导致政府突然垮台，像印尼的苏哈图政府那样。这样的警告，出诸有份量学者之口，在当道者听来，实在惊心动魄！
用惊心动魄的数据说明问题
文章列举的一些数字，非常有警惕性。关于失业人群，它说「九五」（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城镇国企职工减少三千一百五十九 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一千六百四十八万人，合共四千八佰零七万人，相等于南韩一国人口。（南韩人口是四千七百四十七万人）
关于腐败，文章将它分为四类：寻租性腐败（即钱权交易之类）、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腐败、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腐败，四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仅一九九九至二○○一年期间，平均每年高达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四点五至百分之九。我据此以二○○一年ＧＤＰ九万五千九百三十三亿人民币来推算，共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四亿人民币，即全国十三亿人口，包括婴孩在内，每人一年之中要承受腐败损失一千一百元。
关于农民收入，文章说，仅农产品价格四年持续下降，累计下降百分之二十二，故农民损失估计在三千至四千亿元，更遑论各种税费负担愈来愈重。
关于贫富悬殊，分人际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愈来愈严重。早在两年前，王绍光根据世界银行一九九七年报告已经指出，中国贫富悬殊仅比撒哈拉非洲国家稍好，比东亚其他国家甚至比俄罗斯和东欧各国都差。那时候所说的基尼系数（即国际测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以知贫富悬殊）是一九九五年的零点三八。现在文章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资料显示，一九九七年基尼系数实际已升至零点四，而他们根据各种情况推算，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超过零点五，是世界上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
文章还有一个有关城镇困难户的数据也颇有参考价值，即一九九六年月入一百八十七元至二百零四元的困难户，占城镇人口百分之五，二○○○年月入一百九十六元至二百二十三元的困难户，占城镇人口百分之十。它显示城镇困难户人数在增加。而月入二千元以上的群体，收入普遍提高。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廿多年来，尤其是近六、七年来，愈来愈成为「零和博奕」 (zero-sum game) ，即：在少数人暴富同时，另一些社会群体成了绝对输家。这些输家群体得不到照顾，不满自然增加。据他们估计，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的占全国城镇人口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五，约一、二亿人，其中非常不满的在百分之七至八，约三千二百到三千六百万人之间（此数不计农村人口）。
问题出在官僚制度不受监督
说经济繁荣背后不稳定增长，这种现象，也心知肚明，他们表面上装出一番「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但整天叫著「稳定压倒一切」，无形中正流露出对民间不稳定情绪增长的恐惧。问题的重心不在于最高领层知不知道，即使他们知道，以他们目前的思路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如此盘根错节的众多难题？
三位学者提出警告是好事，它不但对当道者警告，对整个社会也是一种警告。但问题还必须回到实质上来，需要追究，究竟目前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公平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加以纠正和铲除？三位学者在文章里对这方面似乎还未加以著墨。这也难怪，面对集权政制，在希望它能听得进或能接受的前提下，有时也不能将话说尽，否则，如果寻根究底，将社会病因病源归咎到体制上去，便要与当道者处于对立面的地位，将来永远也无法成为座上客了。不过作为民间评论者的我们，便少了这一层顾虑。
究竟民间不满集中在哪些问题上？文章说，城市居民不满集中在五大问题：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不满也有五大问题：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实为干警恶霸）、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我想，城乡这些问题可以总合成为五大类，即：下岗失业、官场腐败、社会腐败、贫富悬殊、农民困苦。
下岗失业问题来自两大方面，其一是被国企解雇的职工，另一是农村多余劳动力以及因在农村受不了盘剥而亡命到城市的流民。
国企改革造成大批失业是无可避免的事，但被下岗职工视为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是国企领导层从改革中捞到好处，甚至发家致富，而下岗职工或拿到些少遣散费而前途渺茫，甚或工资和遣散费都被拖欠而投诉无门。所以问题不全在国企改革，而在于国企本身被一小撮官僚操纵，不受监管，黑箱作业，没有透明度。在这种情形下，职工根本无法知道企业财政确实情况，他们亳无参与感，纯粹沦为雇佣地位，即便是雇佣吧，也该有集体谈判和集体抗争的权利，但在中国，这些权利都被视为是造反、是颠覆。在这般情况下，怎能有公正？
至于农村庞大的农业多余人口，这是历史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多耕地少，原本就无法容纳这么多人，惟有希望城市工商业发展大量吸收农业人口，也希望乡村城市化来改变人口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事实上已有一亿多农民涌向城市，但僵化的户籍制度限制他们无法取得城市居民地位。近年来政府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有意改革户籍制度，希望它尽快付诸实施，给农民以公民的平等权利，并在宪法上订明保障人民迁徙自由。
官方拒绝北美成功的防腐败经验
官场的腐败，现在情况恶化的程度，不知比年要坏多几十倍。局面之所以如此糟糕，完全是制度问题。胡鞍钢在他主编的《中国：挑战腐败》一书中，也对反腐提过一些对策。他的主张是从党内民主著手，逐步健全人大制度，建立相对的司法独立，加强审计，使公务制度规范化。这些对策只是「因利乘便」，在现行体制基础上提个稍加改善的建议而已。其实，无论胡鞍钢或王绍光，都在美国生活过，应该深知北美社会防腐的办法。在北美，当大官都要申报财产，接受内阁廉政专员、国会、反对党、传媒、社会舆论和民意的监督，这是世界上迄今最有效的办法，为甚么回避它？
所以反腐，最后还是要牵涉到中国现行整套集权政治体制上去。可以这么说，中国官场腐败和社会腐败之所以落到这般田地，根本的原因就是权力不受监督之故。要权力接受监督，起码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接受反对党和传媒舆论的监督，舍此之外，别无途径。使用制裁办法，关门打虎，将司法机构视同玩偶，一切黑箱作业，结果反腐变成权斗手段，不是自己人，打几个或杀几个给老百姓看看，自己人则保驾起来，凡是藏污纳垢的，都是权力当红者。谁能奢望这样的体制会有内部民主？
正是这样的中央集权体制，才孳生出如此日益腐败的贪官污吏局面，进而毒害到社会肌体，使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深受破坏，红黄黑白道沆瀣横行，以致经济越繁荣，官场愈堕落，社会也跟著堕落。
两种制度四个世界四个社会
人民对富者的不满，不是不满他们富，多数是不满他们致富之道，因为他们之中多数是靠权位对国家对企业对银行掠夺而富。这样的富法，对社会对经济的正当发展都没有好处，更何况这些掠夺者拿人民的钱去赌博，去花天酒地，以至携巨款潜逃。
对于那些循正当经营而致富的人，我认为人民不应该有所不满，但必须要求他们负担正当的国家赋税，并对社会公益事业作出贡献。这不仅是富者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也是社会财富分配调节之所需。国家必须在财政上支付相当部分给公共建设，给人民教育和福利事业，包括免费教育、公费医疗、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这是纾解贫富悬殊、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正当途径。
关于这方面，王绍光和胡鞍钢在他们所著的另一篇名著《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里都有详细的论述。胡鞍钢一个突出的论点是，他将中国城乡称为「两种制度」，藉此说明城乡在身份上、教育上、就业上、公共服务上、财政分配上、政治权利上的差距；将中国地区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上海、北京、深圳，第二世界：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第三世界：中等收入地区，第四世界：贫困地区），藉此说明地区差距；此外，他又将中国分成「四个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知识社会），以说明各自特点及其差距。这样的划分，很有创意。
但不幸的是，中国至今仍未从调整财富公平分配的角度去考虑社会稳定问题，只知道采取高压手段：箝制舆论，堵塞申诉渠道，压制和平抗争。这客观上等于将人民不满的能量聚积起来，逼他们走上爆发之路。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等所担心的印尼道路，其实铺路者正是自己。未知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