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巨头掠夺式并购中国行业龙头
　　
　　这是一场强强对决—跨国巨头正在对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开始一轮强权、廉价、掠夺式并购：绝对控股，拥有并限制使用原中国品牌，拒绝接受不良资产，中国企业只作为其全球化战略下的中国生产基地，全面整合中国民族产业使其成为跨国巨头自己的包括生产、采购，以及物流、营销、金融等的一体化大公司……
　　
　　　　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外资并购看作是一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运营演习”，那么今天的外资并购更似一场“廉价掠夺”。因为此时形式上的相近几乎被实质的差异取代，而此前的固步自封可能已演变成了今天的“投怀送抱”。
　　
　　　　如今，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正在接受一场外资并购风暴的冲击，民族工业的大旗亦面临在“廉价掠夺”的并购浪潮中摇摇欲坠，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企业所追求的百年老店目标，正经受着外资“入侵”的考验……
　　
　　　　2006年新年伊始，中央就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精神”。但是，作为创建“创新型国家”主力军的行业龙头企业，却正面临着被某些跨国巨头以“资本运作”的合法途径而清洗出局的危险命运。
　　
　　　　特彼勒的中国野心
　　
　　　　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正在中国展开一场并购扩张风暴，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几乎都被列入其并购计划中；对于卡特彼勒发起的这一并购风暴，业界人士认为其 “扩张野心”在于：整合并吃掉中国整个机械制造行业。
　　
　　　　“合作意向书”中的强势与霸气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卡特彼勒计划并购的谈判对象几乎囊括了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几大龙头企业：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宣化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让跨国公司并购并不是唯一解决不良资产的出路。如果国有企业发展前景良好，过去体制上的弊病应该趁现在的大好时机尽快扭转。成立国资委的目的就是使国有企业真正有出资人的代表，用市场管理的方式，割断过去国有企业多重的行政命令关系，通过实施出资人的办法，使国有企业焕发活力。这本身就是为了使国有企业产权清晰，能够适合市场经济环境。
　　
　　　　“现在不少人认为国资委的任务就是应把国有企业灭掉，我认为这种理念是非常错误的。这还要看企业的结构，比如搞服装的、搞食品的、搞零售的，历史证明，这些行业让国有企业来管理绝对不行；而象矿山、铁路、电力、国家电网等，让私人去搞也是不行的。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国有企业是行或者不行。我们国家是一个工业和科技竞争力相对落后的国家，面对全球化竞争，不能让产权都私有化，没有了民族工业，国家经济独立就等于是零。”国家发改委体改所研究员高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国企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把国有企业灭掉或卖掉，而是要做强做大民族工业。他认为，现在中央提出自主创新，如果这些品牌消失了，创新的主体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创新。
　　
　　　　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开放的国际市场，各个产业都面临着外部的挑战。要想保护民族产业，企业不良资产等财务漏洞能否自我填补？如果填补不了，企业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又如何活下去？
　　
　　　　“如果要对产业进行保护，在遵守WTO法律范围条件下，财政要有支持力。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确面临两难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前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革。中国如果不改革只保护，死路一条；如果不改革就开放，中国民族产业到最后难免全军覆灭。
　　
　　　　强势垄断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近年来，《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涉及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法规和办法相继出台。这标志着中国政策的闸门已经打开，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已不存在任何制度性障碍，外资可以并购的目标企业涵盖多种组织形式与所有制形态的中国企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
　　
　　　　不过事实证明，跨国巨头们在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潮中，几乎都将关注目光集中投向国有企业改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某些国企来讲，合资绝对是一条出路。国企必须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无法解决。”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指导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在扭曲的政绩观驱使下，草率选择让跨国公司并购龙头企业的方式来参与其改制。
　　“这是当前国企改制中的一种不正常的倾向，如果原国企产权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另外的国企，则被地方政府一些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了也等于没改，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而跨国公司的财力、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高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一语中的。
　　
　　　　从近年来外商投资情况看，外商独资企业比重上升很快，从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上升到1999年的38.5%；而从2005年1-10月份利用外资的情况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同期分别下降11.76%和42.83%，而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同比却增加4.27%和43.63%。
　　
　　　　从正式对外披露的30多起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案例来看，来自美国企业的并购案件最多，占30.2%；欧盟企业次之，占27.3%；来自东盟国家和香港的企业都占9.1%；日本企业为2例，占6.1%；加拿大、印度等各1例，占3.1%。
　　
　　　　“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控股并购我国企业后，通过对我国产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将可能垄断或图谋垄断国内一些产业。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可能导致的垄断。”白津夫分析说，如果外资并购造成垄断，外商不仅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约内资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意识到了外资对行业形成威胁的负面影响。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高梁于2005年12月底在《联合早报》上撰文称，“应该反思过度开放的问题”，制定相应对策，给脆弱的国内工业以喘息之机。
　　
　　　　不只是在中国，全世界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跨国并购，这使得世界各国的监管机构对此极为关注，各国纷纷制订有关法律对其不当行为进行约束。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重要行业的跨国并购一直实行严格的管制，包括制定完善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审查程序，实行积极有效的行政和法律干预等。可以说，美国是全球第一个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的国家。
　　
　　　　美国的并购法规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法规组成：一是国会规制并购行为的法律，二是政府规制并购的行为准则。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就制定了《反托拉斯法》，还设立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对重要行业的跨国并购进行评估和审查。从我国联想集团并购IBM的PC业务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以及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海尔并购美泰公司等，均因美国政府干预而失败的事例可以看出，一直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美国，对重点行业的并购和垄断也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和限制，为保护本国的产业而建立有关限制性措施，给跨国公司对其并购造成困难。
　　　在德国，《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当一个人收购德国公司25%或5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并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
　　
　　　　在加拿大，目前，任何超过2亿美元的并购协议都必须经过加拿大政府批准方可生效。
　　
　　　　此外，韩国已经出台帮助国内企业抵御外资恶意收购的新规则。这项在2005年3月份生效的新规则规定，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的投资者，在公开控制公司经营权的意向后，5日内不得行使投票权且不得继续购入股票。韩国公司成为收购目标后，可以增发股票或发行债券以对抗恶意收购。如果投资者在柜台市场公开收购某公司5%以上股份，目标公司可以发行可转换债券或其他证券以进行自我保护。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对于外资并购，我国有关部门在2003年出台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首次对并购导致过度集中的审查问题作出了规定，提出防止外资并购造成市场过度集中。但从已经实施的30多个审查案例来看，尚没有运用权力作出禁止合并的决定，而且审查制实际上成了备案制。虽然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了禁止外商设立独资企业和外商控股的产业内容，但可操作性不高，目前并没有单独制定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而是把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与其他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等同视之，对于哪些领域允许外资并购、哪些领域鼓励外资并购、哪些领域禁止外资并购，主要靠部门内部掌握，缺乏全国统一、透明、公开、操作性强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导向。
　　
　　　　“在欧洲、拉丁美洲等国家都有相应的限制性法律制止外资并购本国企业。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市场开放条件下，面对外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如果没有经营能力，企业自身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不得不开放股权。而在开放股权上，我国法律又没有明确条文禁止其接管。如果有相应的法律条款规定，外资肯定不会进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哪些产业要进行保护。
　　
　　　　“这轮外资并购，中国不但不限制，而且还在鼓励，任何国家都在限制重要的工业、金融等不能随便允许外人随意并购。我真的为中国捏把汗。”高粱义正词严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外资经过前20年积累对中国投资环境认同后，试图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瓜分掉中国的市场。如果这种瓜分真的得以实现，意味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衰亡，“照此下去，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中国民族工业的百年老店？”
　　
　　　　外商并购投资是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也是目前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对于盘活国内存量资产、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我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
　　
　　
　　　　“收购龙头企业还只是卡特彼勒在中国扩张野心的一小部分，”某分析人士说，“目前，美国卡特彼勒进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目的已不仅仅是占领中国市场，同时也意图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从而形成更强有力的的资本吞食。”
　　
　　　　该人士的观点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在《中国经济周刊》得到的一份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在2003年提交给国内某企业的“投资合作意向书”中，卡特彼勒有如下要求：合资要在卡特彼勒全球战略下进行，并服从卡特彼勒的全球战略；卡特彼勒要求拥有品牌，强调全球一体化，限制使用原中国企业品牌；将把该企业建成具有能生产卡特彼勒产品技术的企业，成为其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卡特彼勒还同时宣布，要在中国投资100亿美元，建立“既包括生产、采购，也包括物流、营销、金融”的大公司。
　　　对此，国内同行认为，卡特彼勒不仅仅是要占领中国市场，而是要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市场和资源，从根本上消灭其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
　　
　　　　作为中国机械制造业龙头之一的厦门厦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集团)，是卡特彼勒的重点目标之一。
　　
　　　　并购“厦工”悬案：外界压力下放缓并购步伐
　　
　　　　刚刚进入2006年，中国机械行业内就盛传，厦工集团总经理王昆东正在就并购事宜与美国卡特彼勒公司进行谈判。一方是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另一方是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之一，所以，此消息备受各方关注。
　　
　　　　据了解，厦工集团是中国500强和中国机械工业100强企业，是具有40多年生产工程机械产品丰富经验的国有独资集团公司。公司资产总额近19亿元人民币，员工6千多人。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关键工艺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有数字显示，近几年来，厦工集团发展很快，生产能力和规模在国内机械制造业中首屈一指。如生产基地从5万平方米的生产场地发展到近200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具备年产装载机2万台，挖掘机2000台，叉车3000台，小型工程机械2000台，桥箱2万台套的生产能力，特别是日产装载机70台的能力让厦工轻松地站在了年产2万台装载机的门槛上。
　　
　　　　但业内人士分析说，在此大好发展势头的同时，目前厦工集团也开始面临着某些现实困扰，如受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性影响，工程机械市场也表现出了特有的典型周期性，而这种周期性又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增减息息相关。近几年，由于民间资本进入建设领域，特别是重大项目建设领域，市场的内生需求逐渐增大，自2001年以来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出现了连续几年的高需求高增长；而2004年4月开始的宏观调控，使工程机械的市场急剧降温，“这种低迷状况可能会延续到2006年年底。”该分析人士说。
　　
　　　　也就是说，当厦工集团刚刚把产能提高到最高状态时，国内需求市场却由热变冷了。
　　
　　　　就在此时，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找上了厦工集团。
　　
　　　　据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卡特彼勒与厦门市政府以及厦工集团的接触从2005年年初就已经开始，双方曾多次进行谈判。
　　
　　　　“到目前为止，不良资产问题仍是双方谈判的焦点。厦门市政府希望卡特彼勒能接手厦工集团的不良资产，而卡特彼勒却不愿意。同时，在控股权和品牌问题上，卡特彼勒提出控股、控品牌。”该知情人士介绍说。
　　
　　　　在竞争对手面临困境时重拳出击，这是乘虚而入还是乘人之危？是商海战术还是商家大忌？这显然是商业与道德两个截然不同领域的命题。
　　无论外人如何议论和评价，现实却是：尽管卡特彼勒提出的并购条件苛刻，在此次厦工集团改制的谈判过程中，至今尚未出现能与卡特彼勒匹敌的竞争对手，“如果不出意外，卡特彼勒胜出的可能性很大。”上述分析人士判断说。
　　
　　　　厦工表示要与跨国公司抗衡
　　
　　　　卡特彼勒对厦工集团的这次收购，被人们称为是一场强者与强者之间的对决。
　　
　　　　厦工集团是中国500强和中国机械工业100强企业，也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之一，其“厦工”牌装载机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同行首位；卡特彼勒更是来势凶猛，作为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在世界500强中排名第77位，公司2004年的销售额就达302.5亿美元。
　　
　　　　“但卡特彼勒在中国的经营业绩并不好，如2003年在华业务仅为40亿元人民币，不足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总产量的1/20，更是其全球市场营销中的微末之数。”业内人士分析说。
　　
　　　　所以，随着中国建筑业的高速发展和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对于卡特彼勒而言，中国市场无疑充满巨大诱惑，卡特彼勒也开始加快实施其在中国的扩张战略。
　　
　　　　该人士还分析说，卡特彼勒熟悉中国国情和国有企业，并且善于打政府牌，同时又具备行业霸主的实力与野心，作风强悍。
　　
　　　　“卡特彼勒在中国诸多的并购中，收购厦工集团甚为关键，一旦卡特彼勒竞购厦工集团成功，就基本上确立了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促成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必将提前形成，并将使我国装载机行业几十年积累的竞争能力和自主品牌随之消失。对行业的影响将十分巨大。”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研究颇深的经济学家白津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不无担忧地表示。
　　
　　　　尽管外界对卡特彼勒并购厦工集团予以极大关注，但当事人似乎并不愿发表看法，甚至采取回避行为。如记者在致电厦工集团了解双方谈判进展时，其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应说：“卡特彼勒并购厦工集团是没有的事，我们作为企业的员工都没有听说这样的消息。”
　　
　　　　厦工集团的态度与业内传言及媒体报道之间为何会有如此大反差？相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厦工之所以否认并购一事，可能是公司感觉到了某种压力，不排除地方政府施加的压力。作为沿海城市的厦门在搞了20多年的开放以后，当地经济的发展基本是靠外资拉动的，正因如此，当地政府对于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给予了高度认可。照此推论，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推动厦工并购案也在常理之中。但问题是，并购事宜一经披露，不料想却质疑声四起，给地方政府也带来了很大压力。
　　卡特彼勒能否成功并购厦工集团，目前看还是一桩悬案。不过，在2005年11月24—25日厦门举行的“2005年第四届中国工程机械发展高层论坛”上，厦工集团董事长王昆东做了主题为“打造工程机械民族品牌、加快振兴我国装备制造业”演讲，王昆东董事长在演讲中说，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势介入，厦工的应对措施是：立足自主创新，努力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使之成为推动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实施名牌战略，努力打造一批民族自主品牌，使之成为与跨国公司品牌抗衡的利器；自立自强，努力培养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使之成为支撑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脊梁。
　　
　　　　外界评论说，王昆东董事长的发言透露了厦工的“心事”，即厦工集团对跨国巨头对国内企业并购的企图已经高度警觉，厦工集团作为国内工程机械业的排头兵，有决心和勇气振兴民族装备制造业。
　　
　　　　对卡特彼勒来说，厦工集团的确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要想像收购山东工程机械公司(下称山工机械)那样合算的买卖，并非易事。
　　
　　　　卡特彼勒的一单好买卖：低价并购“山工”
　　
　　　　卡特彼勒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最初始于1995年，当时它与徐州机械工程集团共同设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但直到2003年，它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也不理想。因此，要想实现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资源和市场的目标，选择并购之路才是捷径。
　　
　　　　于是，在2004年5月，卡特彼勒开始对国内老牌企业——山东工程机械公司进行兼并重组。
　　
　　　　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山工机械，年生产能力5000台，销售额1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装载机行业中排名第七，总资产约6亿人民币，资产负债率较高，净资产仅436万元。
　　
　　　　“此次并购谈判的细节至今没有公开，据说原因是交易额低得可怜。”某知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说。
　　
　　　　2005年4月，山东省外经贸厅公布：“3月10日，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卡特彼勒(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出资130.8万元人民币和43.6万元人民币，以股权并购方式获得山东山工机械有限公司30%和10%的股权，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项目投资总额62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436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卡特彼勒用不到200万元人民币收购山工机械这家销售收入10亿元、国内工程机械企业排名第七的国有企业40%的股份，顺利地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国体系内。而收购山工40%的股份也只是卡特彼勒的一期并购，卡特彼勒提出有权在未来3年内随时收购山工机械的剩余股份。也就是说，其余60%的股份将在适当时机收归美商的氅下。
　　这是卡特彼勒首次整体收购中国企业，此并购案也是卡特彼勒在华并购战略的第一个实质性战果。对卡特彼勒来说，这应该是“做了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1995年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建立的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中国工程机械的整体并购战略。在完成对徐工的部分控股之后，又兼并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又在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同时，还在谋求并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这一布局得以实现，等于‘通吃’了中国机械工程行业。”经济学家白津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其担忧和警告。
　　
　　　　事实上，白津夫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业内人士也认为，卡特彼勒在中国的目的很明确：不仅是要控制中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它要吃掉的是整个行业。而卡特彼勒在中国庞大的行业整合计划，对中国工程机械业的生存已经构成了巨大威胁，因为中国目前只有厦工、柳工、三一重工等为数不多的工程机械强势企业，如果没有了他们，中国自己的民族机械产业可能就是名存实亡。
　　
　　　　据悉，目前卡特彼勒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11个生产基地、2个研发中心和1个培训中心，包括(卡特彼勒)徐州公司、上海发动机公司、山西铸造公司、天津亚实履带公司等。对于垄断利润的追逐决定了卡特彼勒这个大型跨国巨头不会停下自己攻城掠地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卡特彼勒在中国的并购计划才刚刚开始。
　　
　　　　(资料)
　　
　　　　我国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被并购案例
　　
　　　　像卡特彼勒这样力图以资本运作方式“吃掉”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的外资并购案例有不少。
　　
　　　　2005年10月25日，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被美国凯雷投资集团以3.75亿美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85%的股权。此前的1995年，美国卡特彼勒已经与徐工设立了合资公司；
　　
　　　　在油嘴油泵行业，德国博世公司收购我国油嘴油泵行业的排头企业——江苏无锡威孚有限公司后，我国的油嘴油泵行业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并购、控股，经过多年建立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
　　
　　　　在轴承行业，四年前全国轴承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经与世界第三大轴承公司德国FAG公司合资，两年后合资公司变成了德方独资企业。由于合资，西北轴承让出了经营了多年的铁路货车轴承的品牌，失去了占中国铁路货车轴承25%的市场；
　　
　　　　在化工机械制造行业，占举足轻重地位的“锦西化机”，已与跨国巨头西门子合资，业内人士对这种合作的未来判断是：锦西化机的透平机械核心技术被西门子拿走，国内大型化肥设备的维修要看西门子的“脸色”。
　　此外，我国重点行业的一批龙头企业——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潍坊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等也都被跨国公司紧紧“咬住”不放。其中，德国的“ZF”公司正在谋求控股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杭齿是我国船舶配套的中高速柴油机、齿轮箱及工程齿轮箱的行业排头兵生产企业，并承担一定的军工任务，如果被外商整体控股，其对军品生产的影响比较大。
　　
　　　　另有消息称，中联重科、山东临工等企业的相关谈判也正在进行中。可以说，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国内的龙头企业正在逐渐地被纳入外资企业的旗下。
　　
　　　　“本轮外资并购，跨国公司采取的手法往往是掠夺式和廉价式。”经济学家白津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必须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点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目前在中国收购活动的基本要求。”
　　
　　　　在如此不平等条款下完成的并购，其结果必然是，中国民族工程机械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逐渐消失；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和高附加值如果被外资控制，行业发展必将出现“外大内空”的危险景象。
　　
　　　　国企改制要不要外资并购
　　
　　　　其实，跨国巨头大举并购国内行业的龙头企业并非偶然，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并购重组的一种新趋势。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重组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战略性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降低和分散经营风险，9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和实现一体化经营，而进入21世纪后的并购重组则主要是以提高核心竞争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并购。这种并购突出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重点、以增强竞争能力为目标、以强势企业联合为特征，加剧了资源向优势企业的集中，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也改变了国际投资方式。因此，跨国巨头大举并购中国行业龙头企业的行为正是这一战略并购的具体表现。
　　
　　　　拿机械制造行业的外资并购为例，如果说传统的合资并购仅仅是为获得进入中国市场“许可证”的话，如今的合资并购则已经明确为：将国内工程机械企业纳入跨国巨头的全球产业链，通过合法途径实现对中国机械制造市场的垄断。
　　
　　　　面对如此国际购并的大环境和大趋势，中国的国企改制如何选择？外资并购还行得通吗？
　　
　　　　经济学界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国有企业就必然会出问题，只有选择产权改革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之策，而产权改革最好是将产权卖给外国公司，据说在国资委内部也有很多人持这种声音；
　　　外商并购投资的新特点
　　
　　　　一是并购的条件越来越苛刻。控股权、控制销售权及财务权、品牌使用权上，外商都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其中在控股权方面，表现得更为迫切，包括最初以参股、相对控股实施并购的跨国公司，现在也在谋求通过增资扩股实现绝对控股。今年上半年，在引进外资中，属于增资和并购项目明显增多，如四川省外资企业增资和外商并购投资额同比增长185%，占全省外商投资总额的56.5%。
　　
　　　　二是整体布局、全行业通吃。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从过去单向选择，发展为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行动。从跨国公司比如美国的卡特彼勒对我工程机械行业的并购可见，其整体布局意图明显。
　　
　　　　三是重点选择行业的排头兵企业。目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实施的近乎于是“斩首”行动，专门选择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作为并购的重点，利用国有企业改制和地方推进国有产权改革的时机，加快了并购的步伐。并且不遗余力、不惜血本，意图通过拿下行业排头兵企业，控制战略制高点，实现对整个市场的操控。
　　
　　　　四是在华并购成为跨国公司的“联合行动”。对我行业排头兵企业的并购，既有跨国公司的单个行动，也有跨国公司间的合作之手，其“联合行动”不免要有“合谋”之嫌。其中既有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有与投资公司或基金的相互配合。例如在美国卡特彼勒大举进攻中国机械工程行业的同时，美国凯雷投资集团遥相呼应，2005年10月25日，凯雷投资集团以3.75亿美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徐工集团85%的股权。如此“绝配”，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而实际上，凯雷投资的最初收购设想，就是希望转手卖给卡特彼勒公司。但由于在收购协议上有“不许把徐工转手卖给竞争对手”这样的限制性条款，凯雷投资只能暂时作罢。然而，凯雷投资作为风险投资机构退出是迟早的事，当徐工在境外上市，凯雷投资完全可以通过慢慢卖掉所持的股份的方式退出。届时，国际竞争对手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对徐工机械的控制则是顺理成章的。
　　
　　　　五是采取分步到位策略。对有的重要企业的并购不能一步到位的，跨国公司往往采取分步走的策略，通过逐步渗透、迫使中国企业逐步就范。有时，为了得到一家合资企业，跨国公司在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以后，就采取让其陷入亏损的办法，直到将合资企业的中方拖垮，中方愿意将整个企业拱手相让，合资企业最后变成了外方独资企业。西北轴承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家企业在拿出铁路轴承这一块优质资产和德国某公司合资后，一步一步地失去控制权，最后不但丢掉了合资公司，而且丢掉了有竞争力的高端主导产品的市场和制造资质。　
　　积极应对跨国公司战略并购的措施建议
　　
　　　　一是确立明晰的产业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战略产业，整体规划产业发展和企业改革，对于战略性产业和重要企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涉及到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的并购重组，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避免以牺牲战略利益、长远利益为代价去换取眼前利益。
　　
　　　　二是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当前，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重组过程中，更要处理好开放与共赢的关系，既要努力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和重组改革，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又要在开放中保持自主和理性，要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在对外合作中保持自主、发展自我。不能再搞那种“一厢情愿”式的招商引资，更不能以牺牲自主去换取合作。只有在合资合作中保持自主、发展自我，才能实现长期的合作共赢。
　　
　　　　三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正确把握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特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既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外资并购投资的环境，努力使并购投资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也要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规范其发展。同时，要以《公司法》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推进企业依法改革、规范改制。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要严格履行程序，理性选择适于企业实际的合作伙伴、合作形式，不能盲目资本化运作，防止以搞运动的方式推动企业改革重组。
　　
　　　　四是创建多部门联合并购审查机制。重大并购重组活动，要经过专项评估和论证。对于战略性产业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在实施并购重组过程中，必须通过专项审议。同时，建立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防范潜在风险。
　　(源自：中国经济周刊)

关于泡沫，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是：在泡沫没有破裂时，你是无法证明泡沫的。这是在说，测定泡沫其实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大致窥视到房地产价格偏离正常状态的程度。
　　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指标是所谓房价收入比。即一套住宅的总价格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如果一套房子的价格为50万元，家庭收入为5万元，那么房价收入比就是10：1。那么，什么样的房价收入比才算是合理的呢？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的标准是3：1。而在经验世界中，美国的这个比例是3：1；日本是4：1。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大约在10～15：1(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人有大量不透明的收入以及数据本身的真实性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对房价收入比这个指标在中国的解释能力提出了疑问)。这就是说，如果不吃不喝，一个中国普通中国城市家庭购买一套房子大约需要10～15年。当然人是不可能不吃不喝的，去掉这些必须开支的其他费用，中国家庭购买一套房子的时间就可能翻倍。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房价显然偏高，出现了所谓的泡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房地产在1997年崩溃前，房价收入比大约是14：1。但房子的消费究竟可以占到家庭消费的多少比例，完全取决于房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据说，中国人特别偏爱房子，而且我也相信，中国“狡猾”的开发商们已经成功地为房子贴上了某种身份的标签因而具有特殊的阶层划分意义，可以让住房消费挤占其他消费。事实上，就经验而言，大量的购房者家庭的确出现了住房消费对其他消费的严重挤出现象。生活因购房而苦不堪言，质量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挤占，人们对房子的消费不能脱离人们实际的收入水平。何况在中国，不断飙升的教育、医疗费用也在同时挤出其他的消费，跟住房消费抢位置。这说明住房消费的挤占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总得来看，房价收入比是一个硬约束，任何奇特的民族特性都无法逾越。
　　当然，在房价不变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办法降低房价收入比，那就是迅速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但非常不幸的是，近年来的统计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降。而这些人正是最重要的潜在购房者。在潜在购房者的收入水平无法在短期内戏剧性提升的情况下，那么降低房价收入比就只有一途：降低房价。
　　房价收入比是衡量收入水平对房价的实际支付能力的一个指标，它很难清晰地透视人们对住房的潜在需求，也就是究竟还有多少人需要买房子。在这方面，另外一些数据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中国房地产协会的一位负责人估计，到2002年，中国有15％的人拥有两套住房。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个数据大致达到20％。这固然昭显了中国住房问题上存在的严重不公正，但更显示，房地产的需求可能远不如地产商所估计的那么乐观。2002年，中国最容易刺激公众情绪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提出了语惊四座的“两套住宅论”。以上面那个数据衡量，厉先生的预测显然有些落伍了。中国早就有一部分人率先实现了这个梦想。厉先生的话虽然可以鼓舞士气，但更值得地产商们警惕。
　　同样值得地产商们警惕的一个数据是，中国城镇居民的自有住房率已经达到了82％。而这个数据在美国是65.6％，英国是69％、法国55％、荷兰是52％，日本是60％，德国更低，只有40.5％。只经过了六七年的牛市，中国的自有住房率就大大超过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几十年累积起来的水平。这当然证明了中国房地产的巨大成就，但也同时证明了中国城市住房的市场容量可能已经非常局促。中国井喷式的住房消费，令人想起其他消费领域的同样情形。一阵赶时髦式的集中消费之后，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整个行业的长期低迷及行业利润的急剧摊薄。家电消费如此，手机消费如此，近年来与房子并列为两大支柱的汽车消费也已先行显示出了同样的趋势，难道房地产就真的能够一枝独秀吗？
　　与以前的集中消费不同，汽车尤其是房地产的集中消费完全是*信贷支持起来的。完全可以说，没有信贷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房地产。这样，住房的集中消费也就同时意味着集中负债。在集中负债的勇气上，中国人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俨然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民族特性。中国社科院刘建昌博士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率已经接近或者超过100％，在2003年，上海的家庭负债比例达到155%，北京为122%，已经迅速超越美国同期115%的水平。如果这份数据没有太大水分的话，那么最“敢于提前消费”，最“敢于花未来钱”的美国人就要将这个世界之“最”的名头让给中国人了。不过，中国在获得这个名声的时候，的确也非常严重地透支了未来的消费能力，将信贷消费的扩张空间压缩到了一个极其狭小的地步。“市场需求”一直是房地产商、政府官员等房地产乐观论者一个坚实的推理基础，中国城市家庭迅猛膨胀的负债率，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需求的真实面目。市场经常是会制造假象的。
　　从需求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房地产价格飞涨的现象。于是有人开始从供给方面提供证据。一个极为流行的解释是，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必然导致房地产价格的长期上涨趋势。在这方面，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一贯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王建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2004年末，王建在南京大胆放言：“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房价不仅要涨还要猛涨！”王建虽然为自己经济学家的名声预留了止损空间（3倍），但他还是忍不住自己的豪放，对中国房地产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乐观也最为具体的预测。王建的预测不仅让地产商们热血沸腾，也引来了大量的跟风学舌者。那么，王建乐观得让人“只恨自己少买了几套房子”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王建的依据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但问题是，人多地少并不是中国一家，印度人多地少，印度尼西亚也人多地少，是不是他们的房价也必然要在未来十年之内至少涨3倍，稍不注意还会涨5倍呢？王建举出同样人多地少的日本为例，认为中国的土地必然昂贵。但王建可能忘记了，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国不过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均收入的差别。人均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能够产生的收益，而土地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产生的收益才是决定土地价格的最重要的因素。任何地方的地价都不能长期脱离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如果按照这个相对标准，“上海的房地产价格比伦敦和纽约中任何一个的房地产价格都贵了3倍（谢国忠语）。”这的确是一个相当脆弱的气泡。
　　在王建的预测中实际上隐含了一个看不见的假设，那就是中国在未来必然会走出日本一样的发展道路，日本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但中国一定会走出日本一样的道路吗？这显然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个高难度问题却被王建轻而易举地假设掉了。事实是，中国的发展与日本的发展不仅可能不同，而且可能大大的不同。一个直接例证是，日本的平均工资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日本的5％左右。以这样的速度追赶日本，中国可能还要花费好几个十年甚至更多。日本在高速发展时期的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低水平，而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基尼系数却迅速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之列。可见，中国和日本的发展道路实际上可能隐含了巨大的差异。中国的未来绝非可以用日本的过去来简单比拟，其中存在相当多的不确定性。王建的预测虽然大胆而又让人振奋，但显然缺乏了逻辑上的小心求证，不能太当真。经济预测行业是制造笑话最多的行业，更何况王建这个极不严谨、而且跨越十年期限的长期预测呢？
　　中国房地产的乐观论者虽然动不动就将“人多地少”的日本拿出来举例，但实际上，日本在房地产方面提供的负面教训倒是更加让人印象深刻。像日本的股市一样，日本的地价从19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正式崩溃以来，经历了长期下跌过程。从1991年的最高峰计算，日本的地价直线跌落了80％。这将日本经济拖入了几乎看不到希望的长期停滞阶段。日本的泡沫历史印证了资产市场一句古老的格言：涨了还能再涨，但跌了也还能再跌。在更加“人多地少”的香港，土地资源的极其有限性及港府对土地供应的控制，让香港人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土地崇拜。可以印证这种崇拜的一个事实是，不仅地产股票市值占有香港股市10％以上的绝对份额，地产公司也一直被视为最为稳定的篮筹。然而，在1997年香港地产市场崩溃之后，到2002年短短5年之中，房地产价格暴跌了70％。因为发现首例SARS而一举成名的香港淘大花园，1997年的价格是4000港元/平方英尺，而最低的时候只有1400港元/平方英尺。1997年之后香港地产暴跌的历史第一次也决定性地打穿了香港人“房地产永远不会下跌”的土地幻觉。惊人一致的是，在中国目前也有类似的信念开始流行：房地产是永不凋零的事业，因为地皮永远是在减少的。但就在离南京30公里的地方，每亩年租金仅100元的土地仍然大量存在。所以，真实的情况是，可供炒作的土地少了，而可供使用的土地并无稀缺之虞。位于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三角洲的南京都如此，说明中国可供城市化的土地资源仍然相当宽裕。至少它不像有些渲染得那么紧缺。大量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趋势以及城市化的欠帐对房地产行业有巨大的拉动作用，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得以长期兴旺的一个坚实基础。然而，我们始终无法在房价上涨和城市化之间建立逻辑上的联系。而且，其他国家的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似乎也并不支持这种结论。
　　在中国，一种直观的对比非常深入人心：即使房地产价格下跌，下跌的空间也不大，因为上海的绝对价格与东京和香港相比还差得很远。这种说法显然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安慰，因为上海既不是香港，更不是东京。原因在于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收入水平。虽然有人总是特别乐于把上海当作东京及香港一样的所谓国际大都市。但上海显然只是中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上海，除非它成为中国的一块飞地。
　　无论在需求还是供给方面，我们都很难为中国房地产价格如此暴涨找到坚实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可能是，中国的货币扩张。在2004年6月末，M2/GDP的比例，在中国已经达到200％，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可能暗示，中国房地产已经被当作宣泄通货膨胀的一个渠道。不过，货币体系中过剩的流动性，从来就是喜新厌旧的，它们可能迅速从已经严重脱离价值的房地产中撤出而找到新的目标。如果是那样，房地产的大起大落就可能更加突然。
　　2，清算的时刻正在临近
　　提要：投机市场最疯狂的心理驱动机制已经启动，在这个时候，泡沫已经发出了最致命的诱惑，它会像“牧师劝人搬到天堂”一样轻易俘虏人们的心智，并吸附着金钱潮水般向它涌去。
　　测定泡沫已属不易，预测泡沫破裂的具体时间则更是名声的一种冒险。因为预测中国房地产而损害了名声的名人，前有在2003年6月就预测“房地产冬天来了”的任志强，最近则有近年来中国内地声名大躁的投行经济学家谢国忠。
　　2004年10月，谢国忠在“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的文章中声称，上海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他断言，泡沫破裂的时间“仅仅是几个月，而不是一年”。然而，大半年过去之后，谢国忠并没有看到泡沫的破裂，倒是看到了来自同学的抱怨。去年十月，谢的一位同学在听信谢国忠的预测之后，停止了炒房。但这之后，上海的房子仍然在发了疯地上涨，他向谢国忠抱怨道：“因为你，我失去了20％的收益。”谢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悄悄地对自己的预测做出了修正，并尽量淡化自己可能留下的笑柄。
　　谢国忠是*预测吃饭的，名声比任志强来得更要紧。之所以敢如此铁口直断，肯定是发现了某种强有力的泡沫崩裂的迹象。但谢国忠在做出正确判断的同时，却将泡沫的破裂的时间预测得如此具体，显然是犯了一个投资预测的大忌。如果他能够像王建那样，一家伙预测十年，那么谢的名声就会安全得多。因为到那个时候，人们可能早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谢国忠不仅是极其出色的，而且也是相当坦率的，但从来就不服从于理性的投资市场，最喜欢作弄的就是优秀的智力。
　　但不管泡沫破裂的精确时间如何难以预知，我们还是可以凭借一些投资市场的经验去揣摩我们与最后时刻的接近程度。
　　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房地产已经成为投资品和投机品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按照投资品的方式去衡量房地产偏离投资价值的大致水平。
　　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衡量房地产投资价值的尺度是所谓的租售比，即房地产售价与房地产月租赁价格之间的比较。这非常像衡量股票投资价值的所谓市盈率指标，即衡量多长时间投资可以收回本钱。一般的经验认为，租售比的正常范围应该在100－230之间。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租售比正在日益偏离投资价值。有调查显示，目前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租售比分别达到300，360和470的高危水平。这意味着在这三个城市，投资房地产收回本钱的时间分别需要25年、30年和40年。即便不考虑长期利率风险，这个比例也显然已经严重偏离投资价值。
　　中国股市中的高市盈率也曾经一度被人借口国情特殊而宣布为合理，但最后还是无奈而又残酷地走上漫漫的价值回归之路。中国楼市的奇高的租售比，应该会有同样的命运。
　　让人不解的是，在一些中国城市中，房价与租金不仅没有追随房价上升而上涨，而且处于奇怪的反向运动中。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就透露，从1998年到2004年，青岛房价上涨了50%多，而房租却离奇地下降了7%。如果我们将青岛这样的城市看作股市中的二、三线股票的话，那么二、三线股票的率先反转，往往意味着像上海、北京这样的绩优股票也在酝酿反转趋势。当然，这只是一种形象的比较，而不是一种逻辑上的推论。但关键是，租售比的急剧攀升，会使得人们的行为发生逆转。人们会更多地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事实上，随着租售比的上升，第一批“聪明人”已经开始行动。一位年轻人就在网上宣布，他已经在2005年4月将“上海惟一自住的房子卖了”，原因在于，他发现卖掉现有的房子而转为租房不仅改善了居住条件，而且收益颇丰。当像上面这个青年一样的“聪明”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住房的供给就会大量上升。价格下跌的循环可能就开始了。
　　与股市高度雷同的是，在“第一批聪明人”产生的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最后一批博傻者也开始出现了。漏夜排队领号已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屡见不鲜的现象，但带着帐篷排队一个月的购房者恐怕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无异于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疯狂的博傻者已经开始进场。第一批“聪明人”的离开和最后一批（往往也是最疯狂的）博傻者的进场，一直是观测股市的市场气氛以及趋势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性窗口，这个窗口对房地产市场可能具有同样的价值。
　　2003年年初时候，上海人一见面就问：“买楼了吗？”这在当时已经被列为房地产过热的警讯，而到了2005年初，一位久居上海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辟头第一句话就是：“不得了，上海人手上已经没有现金了，全用来炒楼了。”我的这位朋友置身投资市场15年之久，熟读过金融史上所有的泡沫经典。他是在暗示，上海本地人作为最后的接盘者已经开始进场。
　　在上海人倾城而出开始集体炒楼的时候，农民工据说也找到了更为轻松的职业，他们替炒家排队，一夜的收入可以达到100～200元不等，这比他们在工地上顶着烈日所挣的钱要多得多。这些都是在任何一个投机泡沫崩裂前经常出现的现象。
　　2003年初期的统计表明，中国有超过300家公司沾手地产，占当时上市公司的25％以上。海尔开始搞房地产了，TCL开始搞房地产了，就连联想这样的房地产外行也开始进入了。这被人们称之为房地产中的“三外”现象，即“外行搞房地产、外来人搞房地产、外来资金搞房地产”。这与1999年之后，中国全民炒股，大量上市公司涉足股市的情景何其相似乃尔。我的一位熟人，在2003年的时候还汲汲营营于一家装修公司，2004年再见面的时候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房地产大亨。而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两三年之前还在苏南某市的一个单位上班，转眼之间就在苏州的房地产中积累了几千万身家。中国仿佛又重新回到了一个“轻松赚钱”的时代。在我们身边，突然间流传起那么多的暴富故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90年年代初期南方地产热的时候是一次，中国股市1999年牛市的时候又是一次，而每一次之后，由于最高峰介入而导致的破产故事总是同样的多。当然，国有银行找不到债主而疲于奔命的情形更是俯拾皆是。
　　从1999年正式启动算起，中国的房地产牛市已经延续了6年。其间，房地产市场炒作过各种概念，从“拉动内需论”到“消费升级论”，再到“城市化论”，这几乎与中国证券市场中的“为国企解困论”到“资产重组论”，再到“价值发现论”的概念炒作历史完全同构。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而所有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都知道，概念穷尽之后将会出现什么。另外一个值得提及的巧合是，日本地产泡沫从1985年开始到1991年达到顶峰，大约也持续了六年。在中国房地产持续六年的牛市中，上海的房价已经涨了将近3倍。无论是时间的长度，还是房价的升幅都已经足以构成一场完美的崩溃。
　　由于中央政府的预警，2004年初开始，中国房地产热的标志性城市上海的楼价曾经出现一个短暂的徘徊，但到了秋天之后，房地产开始“井喷”式的上涨，有报道称，个别楼盘甚至出现三个月涨6000元的情形。这种走势与1996年12月到1997年5月中国证券市场的走好有一比。这可能预示，投机市场最疯狂的心理驱动机制已经启动，在这个时候，泡沫已经发出了最致命的诱惑，它会像“牧师劝人搬到天堂”一样轻易俘虏人们的心智，并吸附着金钱潮水般向它涌去。看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壮观，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时候正在到来，然而，这可能也是多头最壮烈的时候。
　　测定房地产温度的方法多种多样，有些凭理论，有些凭经验，有些用这种方法，有些用那种方法，但没有任何一种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也没有任何一种没有遭到过中国房地产牛市经历的嘲笑。我们没有谢国忠那样的理性自负，敢于将时间预测得如此精确，不过，当所有的理论指标，所有的经验判断都开始趋向负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中国房地产最后清算的时间已经快步向我们走来。

改革开放27年以后，中国以一个全球化经济的“受益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些包括：
　　
　　1、全球第7位的GDP，据说2005可以到第5了。
　　2、全球第1位的FDI。（每年600亿美圆）。
　　3、全球第2位的外汇储备。（6400亿美圆）。
　　4、全球第3位对外贸易金额，并保持良好的贸易顺差。（超过10000亿美圆）。
　　5、成为全球第3个可以载人太空飞行的国家，太空贸易前景不可估量。
　　6、坚挺而稳定的人民币。据国内专家说，即将继美圆、欧圆、日圆之后，成为世界第四大货币。
　　
　　看着这一串串的数字，国人们难免开始憧憬美好的将来，那就是有一天可以超英赶日赶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
　　然而，这一天真的可以那么轻松地到来吗？中国的经济实力，就真的那么强吗？
　　
　　中国的经济实力，其实仅仅建立于以下4个基础之上：
　　1、外国资本的投入。
　　2、低廉而完全没有社会地位和社会保障的劳动力。
　　3、竭泽而渔式的资源开采和消耗。
　　4、政府极力保护和推动的部分企事业。
　　
　　低廉的劳动力看上去是中国对外经济的一种优势。但大量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的三低劳工，在确保了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同时，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首先这么低素质的员工，可以说是毫无实际竞争力的，一旦社会条件改变，要求有更高的素质，中国的优势就荡然无存。其次，哪怕给这些人加10块钱的工资，提高1块钱的福利，对于劳动力优势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此，为了确保“世界工厂”的地位，政府就必须继续逼迫他们，让他们继续在最底层生存，继续制造社会的不公平，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政府还打算继续把3亿农民转为农民工了。社会不公平所造成的最大恶果，便是人们对政府失去信心，人心所背。而这种毫无保障的生活，又使扩大内需成为一句自欺欺人的笑话，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只能依靠增加出口量，而过多的出口又形成尽一步的价格劣势，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同时，过低的收入、社会地位和保障，又迫使多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例如：治安、卖淫等等。
　　
　　政府保护的企业就不用多说了，其实不过是居于垄断地位，然后拼命掠夺人民财富的企业。各地都有，他们的辉煌不过是人民用血肉“砌”出来的，最著名的是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看看里边有多少不合理的收入，看看他们对人民的回报又有多少。大部分这样的企业，想的不是创新求发展，而是赤裸裸的欺骗和剥削。有位日本企业家说：“他们连盗窃技术的热情都没有，更别说学习。”
　　
　　资源的枯竭和污染也是个人们谈论了好久的问题，事实是，中国的资源已经挥霍不了多少年了。我们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能有多少？这里多问个问题：你有孩子了吗？如果还没有，那就要小心。资料显示，由于环境污染、没钱看病、工作繁重、食物不健康、堕胎等原因，中国不育夫妻率高达1/8，而这些夫妻，很多是独生子女。也就是说，有很多家族，从此断子绝孙了。以后廉价劳动力也不见得多啦。与此同时，中国的新生一代，又在“填鸭式”的教育下艰难前行，等待他们的，又是何种命运；而贫穷家庭的孩子，连获得教育的机会也不多，等待他们的，又是何种命运？
　　
　　一方面是资源的枯竭和浪费，另一方面是国内生产项目的盲目和一窝蜂，耗无规划。这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采购和销售行为显得非常被动。国际期货市场上有条稳赚策略：中国有的我们买空，中国缺的我们买多。前一条是针对中国国内生产企业一窝蜂似的盲目投资上马，重复建设，最后闹得大量剩余，互相压价倾销；后一条针对中国的国内资源紧缺，还有毫无计划、完全不顾成本的项目和需求。
　　
　　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只要中国交易员放张大点的单子，都会成为国际投机资金关注的对象，因为赚钱的好机会又来了，无论原油、金属或农产品，价格都会扶摇直上。更可笑的是，我们的交易员对于自己的实际情况好象毫无知觉，不老老实实做生意，投机心态太大。还经常自大，以为自己可以影响市场价格，轻易出手。结果可想而知，在数千亿国际投机资金的攻击下，中国为这些不成熟的交易员和官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列举部分比较著名的例子：
　　1998 株洲冶炼厂在LME以套保名义大肆抛空锌，最终交易损失高达1.76亿美圆。
　　2003-2005 中储棉1年半亏损10亿美圆
　　2004 中航油在新加坡纸货市场期权交易巨亏5.5亿美圆
　　2005 中盛粮油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进行豆油套保惨败，亏损1.3亿港圆
　　2005 国储铜买空被套，损失还在估算中，由于国内大量的企业盲目跟风炒作，初步的统计国内损失过6亿美圆。
　　
　　可怕的是，这些惊人的事件后面，看不到有哪个大官员为此而负责，看不到国家对投机风险的控制加强，看不到有效的改革措施和制度。因此，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盲目地交学费。而这些学费，演变成国内各种惊人的物资价格升高，或者农产品和出口物资的价格暴跌，直接压到已经非常穷苦的劳动人民头上。
　　
　　好象条条路前景都不太好，于是外资投资就好象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最有效动力。从各地政府近乎奴才式的引进外资条件，便知道危险已经有多高。在最夸张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政府推出的是“零地价、送厂房、免税5年，10年减半”，政府还帮忙贷款。这样的结果是，外资利用这些优势，将国内的企业打得一败涂地，进而收购、控制或直接踢出局，中国的民营和非保护的企业，便只有在风雨中飘摇。
　　
　　“引进别人的资金、引进别人的管理，引进别人的技术”这句话说得好听，效果却仅仅是帮助别人赚钱，帮助别人控制中国企业和资源，然后狠狠地赚我们的钱。
　　
　　“一边引进来，一边走出去”是另外一句行话，我们的走出去，却遇到重重困难：
　　2002年，中石油收购基母尔失败
　　2004年，中石化收购沙特油气项目失败
　　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判定中国彩电企业倾销成立
　　2004年，五矿并购加拿大诺兰达矿业公司失败
　　2004年，中化收购韩国仁川炼油厂失败
　　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
　　
　　这些失败里边，都推说是别人的因素造成，但其实更多的是因为自身准备不足，或处理不当造成。
　　
　　在成功的阻击了中国的企业和外贸交易以后，国际资金，又开始瞄准了中国的另一块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领地 — 金融业。金融业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极力保护的领地，因为他涉及的不但是民生，还有国家的经济安全。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保护了多年的中国金融业，一旦开放，就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
　　
　　2004年10月12日，美国新桥投资居然仅出资12.35亿元收购深发展17.89%的股权，便成功控股总资产2105亿元人民币的深圳发展银行，打响了外资成功控股中国银行企业的第一枪。
　　
　　其实早在2001年南京商业银行开始，中国银行业便拉开了国有银行业贱卖国家财产的序幕，其中以上海汇丰对交通银行的购买最为成功，但也不过是第二大股东而已。而在深发展被控制之前，外国投资在中国保险业、基金、信托和金融公司的投入已经完成得七七八八，大部分都是赚得盘满拨满的。
　　
　　现在轮到4大国有银行也按耐不住了。
　　
　　2005年6月到7月，建设银行分别以25亿美圆（新加坡淡马锡，9%）和14.66亿美圆（美国美洲银行，5.1%）出售自己的股权。值得考究的是，到11月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时，以12%股份筹集80亿美圆的资金，也就是说，卖给以上两家的时候，股价已经被低估。
　　
　　有更深意味的是，建行在香港上市，居然承诺派息率高达45%，类似的承诺国内企业在A股市场是从来没有听说的。国企在国内以骗子式的手法圈钱的同时，在国外却大派红利，这种举动，令人目瞪口呆。其实这种可以说是稳赚的垄断企业，把利益分点给民众就不可以吗？试想一下，如果国内股市的监管和派息也有国外的好，企业愿意把利益合理的分给人民，我们就不愿意掏钱去买吗？融资就真的这么成问题么？中国特色之一，就是赚钱的往外送，骗钱的在里开。
　　
　　在建行出售股份之后，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也分别有类似的举措，把股份的10%和20%卖了出去，并准备上市。
　　
　　毫无疑问，外资的投入对于中国金融业的短期发展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主要是融资，加入有经验的人员监管资金运作，另外就是和有名气的国际企业合作，能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从而提高在国际中的竞争力。除此以外，中国银行企业渴望的对方输出企业管理制度和优良产品等等，就似乎是中方的一相情愿。试想想，只有傻瓜才会把自己最好的管理方法、理论和产品放到一个自己不能完全控制的公司里去。
　　
　　但从长远来说，它的负面影响将是非常之大，这包括：
　　
　　1、外资入股银行和进入董事会，将能完全掌握我国的所有经济动向、方针、特别是资金总量、动向、客户资源等等属于国家机密的东西，这将会令中国的行动非常被动。例如：如果中国企业要收购外国资产，那么银行里有多少钱，它能从银行借到多少钱对方都一清二楚甚至能有话语权，结果如何就可想而知。
　　
　　2、2007年，中国加入WTO协议生效后就要对国际开放银行业，外资也有自己全资的公司。那么他们的公司其实是在和我们自己的公司争客户的。他有好的客户资源，必定会想方设法调整到自己的全资公司中，举个例子：如果一旦淡马锡和建设银行，或者交通银行和汇丰去争投标，谁会争赢呢？这不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腿吗？请神容易送神难，到时你怎么运作呢？
　　
　　3、最可怕的，外资入股中国的金融业，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要控制中国金融，而最后达到为所欲为的目的。这些金融大鳄，如果真的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要搞垮中国经济只需要数月时间。
　　
　　因此，几乎可以看到，外资全面入股中资银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些实现之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必定是他们的下一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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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内忧外患的中国的经济，能否有效地抵挡外资的控制，本人表示担忧。因此我说，中国目前的精彩后边有很大的隐忧。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疯狂。
　　
　　　　久违的神话故事在中国股市重演。上证指数在上周二突破1500点后，三天后就一跃上了1600点。
　　
　　
　　
　　
　　　　同样是在上周，国际黄金价格轻松地突破了每盎司700美元大关，完成这一跳跃也只用了17个交易日。
　　　　在北京，一位拿着定金去买房的购房人遭到了开发商的拒绝。理由很简单——不卖了，等着涨价呢。
　　
　　　　汇市，人民币对美元价格距离8.0的心理关口只有咫尺之遥；一年期央票利率甚至已逼近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水平……
　　
　　　　问题在于，这一切可以持续多久？
　　
　　　　“钱太多了。所有的资金都在寻找出路。” 法国巴黎百富勤高级经济学家陈兴动说。市场传言，4月份贷款增量又创下了新高，决策部门有可能出台宏观调控“组合拳”。
　　
　　　　似乎风暴欲来，已经感觉得到空气中的微微震颤。
　　
　　　　中国式“大牛市”？
　　
　　　　5月12日，1600点。一周之内，超过3000亿元的成交量，11%的涨幅，堆砌着这样一个“大场面”。大牛市似乎已经到来，那些基金公司见证了奇迹的发生。前段时间，上投摩根在10天之内发行了60个亿，最近，广发基金4天之内发行了125亿元。
　　
　　　　资金似乎还在源源不绝地涌入股市。深圳一家私募基金公司的老总透露，他旗下的基金资产规模增长非常迅速，最近几乎每天都有大批资金进来。
　　
　　　　长江证券研究部研究员刘振华估算，2006 年资本市场看得见的增量资金供给将超过1500 亿元。其中境外资金(不考虑战略投资者)约300 亿元，境内增量资金约700 亿元，保险与社保资金等合计450 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1.26万亿元人民币，已达央行全年新增贷款2.5万亿元调控目标的50%，远高于历史水平。市场人士预计，有大量银行资金通过票据贴现的方式进入了股市。
　　
　　　　从去年年底股市复苏至今，已经上扬了50%。
　　
　　　　根据历史经验，股市狂飙，大量资金会自房地产市场和债市涌入股市，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和债市失血。但是，这一次，历史经验似乎失灵了。2006年一季度，北京房价同比上涨14.8%，深圳涨了20.62%，广州上涨14%，即使是去年因宏观调控而一度低迷的上海房市，今年3月份房价也比2月份上涨了18.3%。
　　
　　　　债市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14%。据央行统计，2005年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6.01万亿元，是2004年的2.4倍。2006年5月8、9日两天，累计约17亿元的资金流向非跨市场国债，并且拉动上证国债指数重返110点关口。
　　
　　　　而且，资金还在向债市聚拢。今年，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债额度预计将达到8000亿元。商业银行也将在近日讨论重新返回交易所债市。
　　
　　　　即使如此，还有大量的资金流向金市和汇市。今年以来，差不多每天都有10亿的资金进入上海黄金交易所。五一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5金每克收于175.58元，比五一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上涨11.13元/ 克；单日金价涨幅之大，是上海黄金交易所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5月11日国内夜市中，Au9999和Au9995两个现货交易品种盘中最高分别达到 186.2元/克和186.5元/克，继续刷新国内市场历史新高。
　　
　　　　一个资产市场的中国式“大牛市”似乎正在全线铺开。
　　
　　　　汇市同样聚集着大批资金。5月12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8.0082，向着8.0的关口又迈进了一步。交易员称，几大做市商汇兑业务都亏损，人民币升值越快，幅度越大，大银行损失越多，因此大银行都持有大量外汇头寸，有动机托市。
　　
　　　　5月，美元兑欧元一直在近一年来的低点徘徊，这也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不过一些交易员认为，人民币可能在中国银行6月上市之后，冲击8.0的关口。
　　
　　　　而同样令人称奇的是，在各个市场资金流不断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继续攀高。今年一季度，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1.2万亿元。
　　
　　　　“现在从供应上来说，根本就不缺乏资金。从目前来看，各个市场的资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好几个蓄水池，只有那么一点水，要倒来倒去。”国元证券的一位人士说。
　　
　　　　钱太多了
　　
　　　　“钱太多了。所有的资金都在寻找出路，所以多个市场而不是某个市场出现繁荣。”巴黎百富勤中国经济学家陈兴动说，“钱多了总得有出路。消费相对于货币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慢的。钱如果不能表现在消费物价指数上，必须找到投资渠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国当前货币运行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流动性的泛滥。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比去年一季度总体流动性增加了9286亿元，增加幅度高达93.4%；在增加的9286亿元中，贷款增加同比为 45.6%。而2005年第一季度与2004年第一季度同比，总体流动性是减少8.4%。
　　
　　　　导致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加。据悉，2005 年，工行存款增加了6242亿元，农行增加了5712亿元，建行增加了5100亿元。相对应的是，这三家银行的贷款分别增加了2050亿元、2225亿元和2217亿元，贷款增速远远低于存款增速，整个银行业面临着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困境。银行为了保证利润、解决资金过剩的问题，纷纷将资金贷出去。
　　
　　　　陈兴动指出，国内钱太多了。所有的资金都在寻找出路。转来转去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汇率上，中国现在的汇率变成刚性了，不能大规模升值，导致中国出口很强劲，贸易盈余不能得到调整，给国际社会送去一个信号，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没有减弱，国际上保持压力。
　　
　　　　“这导致经常和资本项下钱都进来，外汇占款成为中国基础货币增长的惟一渠道。外汇进来后结汇成人民币。银行现在又面临压力，由于银行即将或者已经上市，当银行的流动性很高的时候，就要提高存贷率，这样就有大量的资金走向市场，经济就活跃起来。”他说。
　　
　　　　银河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也表示，全世界的钱都太多了，在此情况下，一进入中国就会兑换成人民币，从而导致中国钱多了。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经济的流动性指标——二、三月份的M1/M2比甚至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新低。一季度贷币供应量M2的增长，并不是主要来自信贷，而是主要来自于外汇占款。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财金证券处处长王远鸿说，贸易顺差不是一个短期趋势，流动性过剩也不是一个短期问题。这个趋势将长期存在。“伴随着人民币升值过程，资产价格会有一个不断上涨的过程。”
　　
　　　　他说，全球资金富裕，是全球经济这几年保持比较平稳发展，大量初始部门的投资机会比较少一些，大量的资金都转移到亚洲不发达国家。
　　
　　　　低CPI下的调控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余维斌警告说，高度的流动性和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相对缺乏容易使资金涌向投机领域，容易产生泡沫。
　　
　　　　流动性过剩是对中国的利率结构、债券市场、金融体系的扭曲，大量外汇占款，央行大量发行票据，导致利率处在低水平。
　　
　　　　在这样的情势下，贷款增加势成必然。而放款太多、货币投放过快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但是今年一季度，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总水平仅同比上涨1.2%，比上年同期回落1.6%，3月份仅为0.8%的增幅，是2003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似乎中国经济正在一条“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发展之路上。
　　
　　　　在我国加息 “风向标”中，消费物价指数(CPI)一直作为重要衡量指标。但是4月份的加息却是在消费物价指数走低的情况下作出的。当资金大量涌入资产市场，我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再次泛起，消费物价指数对于通货膨胀的判断“失灵”。
　　
　　　　有消息称，实际上在央行当初上报的方案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被列入首选，但是最终，出台的却是力度最轻的加息。
　　
　　　　左小蕾说，房地产扭曲得不得了，空置率那么高，一般人却买不起。因为投资、投机需求和居住需求是两个不同的市场，现在满足的是投资需求，在那个市场上，商品房空置得很多，价格还很高，而一般人的实际需求得不到满足。但是满足投资的房地产市场会把整个房地产价格拉上去。这是一个危险的苗头。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消费物价指数未出现上涨，过量供应的货币就转向了资产市场，使得房地产为首的资产市场过热。目前，股市、债市、房市等资产市场受到热捧，出现井喷行情，似乎宏观经济正在面临这样“没有温度的高烧”。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泡沫幽灵”似乎正在中国徘徊。日元升值以后，日本出口发生了困难，于是就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大量超发，之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繁荣状态，物价指数未有变化，但是房地产、股票和期货等资产价格急剧上升，这最终导致1990年日本经济崩盘。此后日本经历了一个失去的10年。
　　
　　　　中国经济似乎正处在一个谁也看不懂的迷局中。一位国家统计局的人士说， 4、5月份的经济数据很关键。因为1、2月份的数据是合并统计的，其中还有春节因素，同时，由于一季度占全年投资的比重比较低，单纯看一季度，很难看出趋势。
　　
　　　　根据惯例，国家发改委每季度向国务院提交一份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市场传言，4月份的宏观数据仍不乐观，信贷增量及投资等关键数据都超过了3月份。因而，决策层有可能出台宏观调控的“组合拳”。
　　
　　　　实际上，央行加息之后，投行分析师就曾预测，根据未来几个月的经济数据，不排除出台提高存款准备金等进一步的紧缩政策。一些投行的分析师相信，人民币汇率调整步幅或许也将进一步加快。
　　
　　　　无论如何，市场人士相信，在这样一个时刻，央行或许不得不作出选择和决断。

中国须面对新殖民化！！！！！(转)在茫茫的大海上传来海妖摄人心魂的歌声，船员们个个如痴如醉，有的已开始在甲板上翩翩起舞，船正朝着海妖的方向缓缓驶去。
　　　　
　　　　 一条苏醒的巨龙震动世界!!!
　　　　 自从1979年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已经征服了世界，不过用的并非军队而是工厂。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连续多年超过9%，逐渐崛起为一个贸易大国。
　　　　 中国已是世界工厂，已是世界经济的磁场。
　　　　 中国经济将在几十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已经开始。
　　　　 这些都是海外媒体对中国经济的赞美之词，还可列举出许多，足以让国人为之陶醉。
　　　　 但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美好呢？
　　　　 商务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的贡献率为57.4%。
　　　　 由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除工业领域外，外资对我国流通渠道的控制也呈加速趋势。在流通渠道中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高端市场已经失守。随着外资从高端市场向下延伸，民族零售企业在中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现在是终端为王的时代，谁掌握了流通渠道，谁就掌握了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垄断我国的流通渠道，中国的企业将沦为国外流通企业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
　　　　 从某种意义上讲，外资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经济，而且控制程度还在不断地加深，与其说是中国经济在强劲增长，不如说是外资在中国飞速发展更加准确。
　　　　 可怕的不是危险本身，而是危险降临却不自知。我们不能被外资带来的GDP增长所蒙蔽，必须看清楚外商在华投资的另一面。
　　　　 特征之一，利润的离岸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有过一段报道：“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
　　　　 这篇报道形象地描述了中国在外资流入中的实际所得。据有些经济学家的估计，外国投资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而"贴牌生产"更甚，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
　　　　 特征之二，大量地消耗资源，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
　　　　 中国环保总局的一位副部长曾深有感触地说：“什么是世界工厂？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 。
　　　　 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只顾抓眼前的经济利益，不计成本地引进或批准一些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外资项目上马，如化工行业、焦炭生产、电解铝等等。这些行业由于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影响人民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早已禁止在其本国生产，但我国许多地方却趋之若骛。
　　　　 由于发达国家将一些会产生严重污染的产业向我国转移，使得我国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工业废气越来越多，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水质越来越差。空气污染加剧的直接后果就是居住在城市的人们的疾病增多。据报载，空气污染严重的北京，呼吸道疾病在导致死亡的疾病中占第四位。1949年以来，我国城市工业总产值增长30倍，污废水排放量增长25倍，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对全国10.97万公里长的河流进行监测的结果表明，三类以上水质的河流长度占70.1%，这表明大部分河流已经被污染。由于水质变差，许多地方的土壤中铅、砷、镉等含量过高，种出来的蔬菜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吃了会危害人体健康。据估计，中国每年由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相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损失大约1700万美元，如果按2004年中国贸易依存度70%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每年因外贸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约为1190亿美元。如果按2004年外企对外贸约57.4%的贡献率来算，每年外资造成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损失约683亿美元，已超过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
　　　　 特征之三，外资并购造成大量贱卖国有资产的事件发生
　　　　 由于目前国家对出售国有资产缺乏统一标准和完善的机制，地方各级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是从“小局”出发而不是从大局出发，导致低估、贱卖或赠送国有资产的事情时发生。如，在洽谈中外合资时，少数外商利用中方急于寻求资金的心理，在对中方资产评估上讨价还价，有意低估中方资产价值，以降低中方股权比率，提高外商所占股权比率；一些中方代表则为了追求当前政绩，或得到一些“好处”，也在资产评估中迎合外商，低估国有资产，以促成国有资产早点卖出，反正资产不是自己的，亏了也不心痛，从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类现象在国有企业改组过程中最为突出，而且涉及面广。又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短期回报，把一些经营得比较好的合资企业或国内企业出售给外商，拱手让出国内市场和未来的收益，造成国有资产变相流失。
　　　　 特征之四，过于开放的外资政策遏制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
　　　　 跨国公司拥有巨大的品牌优势，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优势，中国绝大部分企业与之相比，竞争力是天壤之别。过于开放的外资政策，使得国内企业在毫无保护下和跨国公司进行正面竞争，这无异于将羊送入虎口。这是中国多数行业被外资所垄断最主要的原因。
　　　　 以零售业为例。沃尔玛超市利用其全球最大的规模优势，压迫中国的供货商把产品的价格降到最低，同时对其收取种种不合理的进场费、促销费，恶意转嫁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费用，使其仅够维持生存，很难扩大规模。对于其它的超市，则利用其规模优势将价格压到比竞争对手低，甚至不惜以海外的盈利来弥补中国境内沃尔玛超市的亏损，从而达到挤垮竞争对手的目的。该超市在国内所到之处，总是把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
　　　　 在高科技领域，以手机行业为例，由于本土企业上游技术、关键零部件乃至生产线常常是从跨国公司购买，跨国公司已从中赚取利润，实现了其“上游剩余价值” 。近期跨国公司已开始采用低价策略，进一步挤压国内手机厂商的利润空间，对国内手机赶尽杀绝，实现其“下游剩余价值"，国内手机行业连这点赖以生存的“下游剩余价值"都已无法实现，市场占有率严重萎缩，今年以来国产手机商无一例外严重亏损，一些实力较弱的厂商已退出市场。
　　　　 在汽车行业，由于大量的所谓“合资”，现在国内很难看到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绝大部分都是“合资”的，这些“合资”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都是外方说了算，这些车无论是品牌、研发、核心零部件都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国内的汽车市场基本上由日本、美国、欧洲的汽车企业所控制，国内的汽车厂商只能在狭缝里挣扎求存，或向国外扩展业务。
　　　　 此外，更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各级政府争先恐后地把我们的优质企业卖给外资，并且多数情况下拒绝内资参与。
　　　　 外资购并的历史同时是一部国有企业不断自杀的血泪史。
　　　　 徐工集团的资产规模、人员规模、销售收入在当地企业中排名数一数二，在江苏省工业企业中也位列前十，整个工程机械国内136个产品，它占一半以上，并且有二十个左右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前三名。就这样一个国内的行业老大，经营得相当不错的企业，它的改制只引进国外投资者，不让国内企业参与，并在最后卖给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这使得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及其在中国控股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占到中国工程机械市场20％的份额。它一步到位，通过收购一下子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网络。就这样，中国人自己将工程机械行业的主导权拱手让给美国人。这种引进外资的行为对于中国的工程机械行业来说简直就是自杀，它直接使得卡特彼勒公司在中国处于垄断地位，从而使国内其它工程机械行业的企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福建省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在全国电池生产行业可以说是首屈一指。2003年，南孚占据全国电池市场的半壁江山，总销量超过7亿只，产值7亿6千万。南孚已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 2003年8月，南孚突然被其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收购。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力量”一夜之间就落入美国人手里了。南孚其实并不缺乏资金，相反，资金很充裕。1999年，南孚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当地政府吸引外资政策的要求下，南孚公司的国有股东陆陆续续将所持股分卖给外方投资者，这些外方投资者最后又把股权转让给美国吉列公司。短短几年时间，南孚由中国电池生产业的巨头变成了其竞争对手的子公司，而且这个竞争对手曾是它的手下败将。吉列的金霸王电池进入中国市场十年，却始终无法打开局面，市场份额不到南孚的1/10。现在好了，最大的竞争对手消失了，而且还得到了一家年利润8000万美元，拥有300多万个销售点的电池生产企业，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大半个中国市场。本来南孚的优质碱性电池已打入国际市场，此时正是向海外发展的大好时机，可是为了避免和母公司争夺市场份额，南孚只好匆匆鸣金收兵。在国内市场上，由于不能与金霸王正面冲突，现在南孚有一半的生产能力被闲置着。南孚正渐渐地失去活力，美国吉列公司也轻而易举地除掉了它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一个很有希望的民族品牌从此消失了。
　　　　 除此之外，“自杀”的国内优秀企业还有活力28、山东正大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哈药集团、小护士、3721网络公司……不胜枚举。
　　　　 特征之五，国家重要的经济、军事情报极有可能被轻易获取。
　　　　 IBM公司目前垄断我国的大型机市场和大型机服务市场，英特尔垄断着中国的微机芯片市场，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软件垄断了中国的微机操作系统和文档处理软件的市场，这客观上造成了我国经济运行存在较高的技术安全隐患。一旦中美交恶，美国政府肯定会指使IBM、英特尔和微软作一些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比如中断服务，甚至在计算机上安装间谍软件、“逻辑炸弹”或直接在硬件上做手脚。80年代末，IBM就曾一度撤回其全部专家，中断对我国银行业IBM大型机的服务，给我国银行业造成较大的损失。
　　　　 又如，长期以来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几乎垄断了我国海外上市企业的全部审计业务，而这些企业有的又往往是我国的关键行业，如能源、金融等。通过审计业务，外国机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取到关键行业几乎一切重要的信息，如我国能源规划的战略部署、国有银行过去不宜被人知晓的资金用途等等。现在这些大量的国家重要经济信息已处于开放状态，使得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军事安全都受到威胁。
　　　　 再如，目前我国的民用工程机械行业中，美国卡特彼勒市场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对中国的工程机械制造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装备制造业是国家战略产业，体现国家防卫等综合竞争力，从国际惯例来看，包括国外卡特彼勒和国内某些工程机械企业，在生产民用产品的同时，也生产军用品。由此可见，外资通过对中国民用工程机械行业的巨大影响，也必然会间接影响到中国军用工程机械的生产。
　　　　 ……
　　　　 能举的例子实在太多，其实很多民用工业都可以用来窃取军事、经济情报，或者用于军事领域。
　　　　 特征之六，外资流入加剧了失业问题。
　　　　 总有一种误解，以为外资流入带来就业。实际上从国际的一些经验来看，外资带来的就业效应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明显。在发展中国家，有些并购可以挽救垂死的企业并维持就业。但是，在全球争夺资本的博弈过程中，跨国公司毕竟居于战略主动地位，它们不是雷锋，它们来中国是来追求利润的，所以多数情况下会挑选国内相对优秀的企业作为其收购对象，这种并购方式对维持就业的积极作用极其有限，外企由于效率更高不需要雇用那么多的人，同时他们对国内企业发动强有力竞争，采用一些非常恶劣的竞争手法，导致了许多国内企业的倒闭，从而制造更多的失业。这些因外资流入产生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
　　　　 以美国宝洁公司为例，美国宝洁公司仅飘柔、海飞丝、潘婷和沙宣等四种品牌的合计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70％，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垄断线。美国宝洁公司利用其品牌、资金、技术、管理的强大优势，扼杀我国处于起步阶段的洗涤用品企业，致使我国原来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几乎全军覆没。由于美国宝洁公司的效率更高，宝洁每招收一名员工，就意味着中国原洗涤剂企业有2～3名员工下岗。
　　　　 特征之七，外资始终操控着核心技术。
　　　　 我们引进外资的一个目的，是要“以市场换技术”，但结果呢？我们的市场失去了，核心技术却依然没有得到，都还好好地在外资手中揣着。我们改革开放了这么年，仍然还停留在“加工厂”的阶段，进口原料或半成品，简单加工后出口，或者向外企买我们无法生产的核心零部件，然后和其他普通零部件一起组装成产品。即使是家电行业这个国人最为骄傲的开放行业，我们的液晶显示屏全部是向日韩企业买的，自己无法生产液晶显示屏占整个液晶电视的成本高达70%，也就是说，即使是这种看起来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我们都未能掌握核心技术，其他行业就更不用说了。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跨国公司只想得到市场，不想转让核心技术，而我国由于相关法规、政策的不够完善，加上在实际操作中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中方代表远不及外方代表用心，所以虽然有些合资说好外方必须提供技术，但到最后，中方总是被“忽悠”，什么技术都得不到，或者得到的只是外国早已扔进垃圾桶的技术。
　　　　 特征之八，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而且很难摆脱。
　　　　 中国经济实际上已被外资"锁定"，即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走上了依附型的发展道路。2003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60.2％，2004年已超过70％，已是全球最高。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因素，国内消费应该占主导地位，达到70％左右。比如美国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达到78％，日本更高，占85％，而中国却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的增长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外资在推动，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比较低。中国经济增长属于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虽然全世界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写着中国造的产品，但实际上多数只是外企在中国加工的而已，技术和销售均受制于人，情况令人担忧。这种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使中国经济套牢在低端产业的陷阱之中，让中国染上了严重的“外资依赖症”。中国经济对外国的核心技术、资金及市场的依赖，远远超过外国投资商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这使得我们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接受他们不合理条件。而且，外资的流入对本土企业产生很强的挤出效应，中国的产品市场多为外国或合资产品所挤占，和外国企业直接竞争的内资企业多数生存艰难，国内资本不容易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我们许多经济专家常以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反面例子，言词之间带有嘲笑的意味，其实我们没有资格嘲笑别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正处于“拉美化”的危险当中。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资，一旦外资出于追逐更高利润或其它因素的考虑，将技术和资金转至别处，则眼下热火朝天的“世界工厂”，立刻就会变成一个死寂的遍布污染物的废弃工地，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试问，这跟拉美国家发生过的情形有多大差别？
　　　　 总而言之，大量外资流入中国带来的结果就是：外资垄断了国内市场，摧毁了民族工业，消耗了大量资源，严重地破坏了环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主导了中国经济，但却未给中国带来核心技术，只是带来一些外国早已淘汰的技术，付给一点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劳动所得的血汗钱，让中国的GDP得到增长，只是天知道这样的增长还会维持多久。
　　　　 一百多年前，英国人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向其开放市场，以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但也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难道说，现在发达国家没有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却通过投资达到类似目的？
　　　　 代价如此沉重，收益如此可怜，前景如此危险，可是为什么偏偏还有人视而不见，振振有辞地声称要加大对外资的开放力度，不惜继续为外国人“打二十年工”，而不想想如何减少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认识上有误区。以为越开放，经济就会发展得越好。发达国家不断地向我国宣传自由经济的好处，使得我国不少“精英”误以为只要让经济自由化，中国经济就能飞速发展，百病全消。前外经贸部的副部长、WTO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就是认为应为外国人再“打二十年工”的人。他曾在公开场合说过，中国有无自主品牌不重要，能让世界上大的汽车制造商都在中国落户，就是中国汽车产业的胜利。天晓得当年WTO谈判他是怎么样跟老外谈的，想想都很怕，难怪有人说加入WTO只是中国人吞下外国人的一杯苦酒。发达国家在向外国宣扬自由经济的同时，往往在不断增加自己的贸易壁垒，他们在经济政策上采用“双重标准”，他们的经济自由化只是对我们的要求而已。近期中海油收购优先科失败，就是美国政府和国会人为设置障碍造成的，并非经济原因。如果相信只要经济自由就可能让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就未免太天真可笑了。
　　　　 另一方面是个人利益的驱动。主要是地方官员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会提高GDP增长率，政绩显著，易于得到提升。如果把国有资产卖给外资了，则不但GDP会增长，还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手头钱多了，花起来当然比较爽了。至于以后有什么问题，往往不关他事了，因为这时他极可能已升迁或调任或退休了。而那些为外资提供各种配套服务的新一代买办以及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一部分"经济学家"，他们从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利益，自然要鼓吹引进外资如何如何的好，而不愿提及其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损害了。

"曾经有一个买房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现在才知道是多么的珍贵，因为现在的房价对我而言已经是太高了"。　　全国的电视观众都知道，这段话不是水皮说的，说这段话的人叫鲁健，是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今日关注"的主持人，在直播"房价又涨了，怎么面对"的节目时，鲁健脱稿，上来就以周星驰的经典作了一个开场白；但是，水皮可以肯定，全国的电视观众并不知道的是，鲁健的这段话完全是有感而发，就是他本人买房的真实心理感觉。　　房价又涨了，鲁健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节目是易宪容和水皮一起做的，在节目开始前，鲁健给我们讲他的故事，他总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但是现实是如此的冷酷，眼看着北京的房价一天一个价，他的梦想也一天一天在破灭。　　水皮给鲁的建议是租房，因为水皮一再提醒大家，作为一个市场，不论是消费市场也好，还是投资市场也好，北京的房价尽管在上涨，但是房租却一直在下降，其实不但北京是如此，上海也就是如此。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即使我们不考虑房地产市场作为资本市场而具有的投资特性，不考虑游资热钱而制造的泡沫因素，不考虑官商合谋的坐庄炒作，就是简单地从消费需求来看，那么，眼下的市场也存在将未来或者潜在需求提前集中释放的危险。　　其实，房租上不去和房价持续上涨的悖论是和期房空置率上升和房价持续上涨的悖论相通的。前者反映的是真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的差距，后者反映的是房产作为投资品种被人为操纵的虚拟特征。　　房地产市场的失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但是北京的房价一年中上涨了20％左右，期房的空置率达到了60％，出现了水皮所谓的补涨行情，就是上海这个领涨板块也出现了价量齐升的情景，中房上海指数办公室最新的数据表明，4月份上海的商品房预售成交规模达到2375万平方米，19848套，刷新了宏观调控一年来的最高纪录。无论是北京的数字还是上海的数字，都足以让温家宝总理晚上睡不好觉，因为早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就为没有更好地解决老百姓的住房而感到过难过，国务院会怎么办，温家宝作为一个总理又会怎么办，市场会不会出现二次调控，这些都成为大家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这个市场真的让潘石屹这样的地产商都觉得要出事的话，那么恐怕是真的到了让各方面都忍无可忍的时候了。　　钟伟的课题组做的研究表明，70％的城市居民买不起房，水皮不知道是不是确切，但是对比上海的人均收入和房价，对比北京的人均收入和房价，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比率只低不高。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有争议的数字表明，北京的人均收入为32000元左右，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偏高，而北京的平均房价已经达到了7300元左右。以典型的一家三口人计算，拥有一套80平方米的居室需要支付60万元左右，如果是贷款，那么总额将突破90万，也就说一个人不吃不喝30年才能供得起一套房。　　房价是高是低，都是相对的。相对的是什么，不是开发商鼓吹的长期升值，也不是职能部门所谓的稳定上涨，而是当地居民的收入，因为房子说到底是给人住的，是给属地居民住的，而不能仅仅被当作资本市场的投资产品，成为炒作的品种。相对于庞大的国际游资和国内以温州为代表的游资，上海和北京的房价都不高，不但现在不高，翻了倍之后也不高，因为对于投资者而言，所谓高低只和资金量有关，投入的资金量大，价格就不高，投入的资金量小，价格就高，有人接盘再高的价高也不高，没人接盘，再低的价也不低。现在大家往往会看到期房的空置率，看到开发商囤积居奇的用心，但是对于已售房屋的空置率却往往视而不见。这方面上海的浦东尤其突出，由于大量港台资金的涌入，成片的小区从出售之日起就被空置，并无人居住，而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上海原住民却被迫外迁，生活质量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 　　特别需要澄清的是，长期以来人们的头脑被一种观念所刻意误导，那就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意味着居民财富的增加，而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则意味着居民财富的丧失，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包括中央的职能部门都以此为由抗拒中央的宏观调控，并将中央政府稳定房价的政策刻意误读成为降低房价的涨幅而非打压房价。其实，这种观念和解读在日本东京地产泡沫时期就已经有过淋漓尽致的发挥，以东京的地价，理论上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是事实上又如何呢？事实上，这除了让美国人借机让日元大幅升值满足一下日本人的虚荣心之外，给日本带来的就是失去的10年，而对于普通的日本居民而言，地价的上涨提高的只是生活的成本而不是生活的品质。一个日本人，辛苦一生也只能在东京的郊外置下一处自己的房产。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资产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对于已有房地的消费者而言是没有意义的纸上富贵，而且这还是笔不可能变现的富贵，你变现了意味着你也就失去了住房；而对于尚未买房的消费者而言却意味着支出的增加，就像鲁健一样，原来能住的三居，现在就变成了二居，甚至一居，或者根本就什么都买不起。　　资产价格的上涨，对谁有好处呢？实际上是对投资者有好处，投资者在低吸高抛的过程中将纸上富贵变成了真金白银，然后撤离。投资者撤离之时，就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之时，金融危机爆发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