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0日

第61届联合国大会13日下午通过决议,正式任命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当选可谓是众望所归,在联合国下一任秘书长的预选中,15个理事国中有14个国家对潘基文投了赞成票,只有一个国家表示了“保留态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投弃权票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外务省对此也已经默认。

  日本政府一直表示支持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从亚洲产生。但对于韩国的潘基文参选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日本政府希望以支持韩国人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作为筹码,通过这张外交牌迫使韩国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比如,缓和韩国卢武铉政府对日本的强硬态度。

  日本和德国等四国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提案,韩国是投了反对票的。日方的想法是,韩国明确表明支持日本入常的话,日本也将明确支持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但是出乎日方意料的是潘基文当选的呼声越来越高,最后出现的是日本成为唯一一个没有投赞成票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亚洲国家。这是日本外交的误判,结果造成被动局面。日本围绕联合国秘书长竞选展开的这一系列外交行动,突显了其外交的不成熟。

  首先,在如何处理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的关系上,日本显然存在误判。联合国外交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和参与性最为广泛的多边外交的场合,“联合国外交”是各国开展多边外交的中心。日本战后的外交政策中的两个支柱就是日美同盟和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的国际协调。从这次日本的外交行动可以看出,日本将双边关系的问题带到多边场合,不仅让亚洲国家感到失望,而且也让非亚洲国家感到日本外交气度的“狭窄”,对于日本国家形象有很大的损害。

  将双边问题带到多边场合,是日本外交活动常见的毛病。比如,日本曾经多次试图将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放入到六方会谈的议题中去。笔者并不是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但是作为多边场合,六方会谈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朝鲜核问题。如果将双边的问题也带入会谈中,不仅会让会谈变得更加复杂化,而且还会分散各方的精力。可以说日本外交在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时候,没有很好地认识到两者的区别,这是日本外交不成熟的表现之一。

  如何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也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日本的外交评论中经常出现关于“某某牌”的字眼,外交谈判经常是国家间讨价还价的过程,但是并非所有的外交都是即时即刻的等价交换,尤其是涉及到重大原则问题的时候。

  自1971年联合国秘书长、缅甸人吴丹卸任以后,就一直没有亚洲人担任这个职务,此次竞选中,各国政府基本上都倾向于支持新任秘书长从亚洲产生,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应当尽早表明支持的态度,尤其是在日韩关系不好的情况下,日本更加应该率先走出这一步。这样不仅可以赢得亚洲各国的共鸣和尊敬,也将为世界各国所支持。然而日本只考虑到眼前利益,希望尽快推动安倍访韩的实现,所以其态度一直有些暧昧,结果弄巧成拙。日本的行为不仅让亚洲各国感到“寒心”,更使自己失去了获得长远利益的机会。

  笔者不禁联想到日本曾不停地要求中国方面对日本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进行大力宣传,而且要求中方积极表示感谢。事实上,无论是从中国领导人会见日本客人时的谈话,还是从在日本援建项目前立碑都能够看出,中方对日方的援助是持有谢意的。由援助国提出要求,命令受援国表示感谢,这种行为是让人很不愉快的,中国对外援助中的重要原则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ODA本应成为有利于日本长远利益的项目,却因为其贪图眼前利益而招致别人的反感。日本这种短视的“重商主义”行为也是其外交不成熟的表现。

  对外交表态的时机拿捏不准是日本外交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日本的亚洲外交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做出决策较慢,在需要做出承诺的时候犹豫不决,或者故意拖延以谋求更大的回报。但一些事例表明,日本往往错失良机,即使后来追补,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2003年当东盟同时向中国和日本发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邀请时,中国立即做出了加入的表态,而日本却因害怕这一条约与日美同盟的精神相左,而没有立即做出承诺。事实上这个条约本身并没有要求日本做出什么样的让步,东盟的邀请是对东亚各大国参与地区合作态度的试探,日本的犹豫使得东盟各国十分失望。虽然在当年年底在东京召开的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上,日本签署了该条约,但是爽快的承诺和扭捏犹豫的接受的外交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此次在支持潘基文竞选的问题上,日本媒体曾有报道说,安倍将会在和卢武铉会谈时正式表明对潘基文的支持态度,抛开这种说法的真假不说,潘基文的提前胜出让这种“马后炮”式的表态完全失去了意义。

  此次日本围绕潘基文竞选展开的外交活动,表现出日本亚洲外交的目光短浅和实用主义,这十分令人担忧。如果日本不能很好地解决好上述问题,当年由福田赳夫首相提出的,与亚洲国家建立“心与心的关系”的建议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实现。▲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澙大学副教授)

历史上皇帝也罢,官僚也罢,普通人也罢,多少人因嗜好、爱好被人利用,因小事、小节而误了大事,失了大节,历史向我们讲述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的故事。时至21世纪,经济发达,文化娱乐活动日益丰富,业余爱好多姿多彩,人的嗜好多元化,具体到领导、党员、干部,对于爱好、嗜好、特长之类,则要格外慎重,其行也正,其言也慎。

  “人君生当谨嗜好”

  万历皇帝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青春年少,敏而好学,5岁时就能读书识字,书法长进尤快。万历二年三月,这位小皇帝将自己书写的“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之法”的条幅,悬挂在文华殿的正中。张居正来文华殿见万历“纵笔如飞,顷刻毕就”,每个字足有一尺见方。12岁的孩子书写这么大的正楷字,作为皇帝老师的张居正很是高兴。但张居正还是对万历练书法进行了劝谏。他说道:“赐臣之大书,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矣。但以臣愚见,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以至唐宋,所称英贤之主,皆以其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著称。不闻其有技艺之巧也。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皆能文章善绘画,然皆无救于乱亡。由此可见,政德之大,不在技艺之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正宜及时讲求治理,留心政务,以古圣帝明主为法。书法一事,不过借以收心而已,即使殚精费神,直通钟王,亦有何益?”之后,在万历的功课之中,书法课被取消了。

  张居正的这番话,可谓语重心长,一针见血。有两点很值得重视:其一,小皇帝的职业定位,“君德之大,不在技艺之间”,在于“修德行政,治世安民”;其二,书法不过是技艺之巧,“借以收心而已”,就是水平达到了钟繇、王羲之的高度,又有什么益处呢。贵为天子,有些特长,有些爱好,并无害处。但往深处想,问题就出来了。君临天下,一言九鼎,一举一动,皆为圣旨。一打雷,全国都下雨,一打喷嚏,全国不但感冒,而且高烧。就是再好的皇帝,有个什么嗜好或特长,如果被哪位大臣、哪个宦官传个纸条,发个短信,可想而知,天下多少人会趋之若鹜,投其所好。

  《韩非子》书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齐桓公非常喜欢紫色的服装,齐国上下从大臣到百姓,都做模仿秀,像“文革”时期,全国山河一片红,男女老少爱绿装,向齐桓公看齐,以衣紫为荣。于是,紫色布料价格猛涨。齐桓公深感忧虑,他对大臣管仲说:“由于我喜欢紫色的服装,使得全国上下都穿紫衣,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现象,该怎样制止这件事情呢?”管仲说:“如果你想要制止这件事情,最好就向大家宣布,说我不喜欢紫色衣服。”不出所料,齐桓公“我现在讨厌紫色”的话语一出,就很少见到穿紫衣的人了。

  《墨子·兼爱中》说:“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楚王个人的一个癖好,弄得下面的文武百官都成为他的“粉丝”,都自觉不自觉地虐待自己。所以,孔子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看来皇帝的嗜好、爱好,有时是个好东西,有时也是个坏东西。

  如此说来,宋徽宗作为皇帝,其职业定位就有些问题。让一个书画艺术才华卓越的人去当皇帝,可能是历史对宋朝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在书法上,他初习黄庭坚,后学褚遂良,杂糅各家,博取众长,独创 “瘦金体”。2002年4月23日,他的《写生珍禽图》拍卖时,从780万元起拍,一路狂飙,最后以2530万元的天价成交,由此创下了当时中国书画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最高纪录。正是他做端王时的“足球”爱好,让《水浒传》中提及的高俅这个市井之徒,飞黄腾达,祸国殃民。据说,高俅曾当过大文豪苏东坡的书童,他的发迹就是因为宋徽宗的嗜好所致。主子王诜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喜欢“蹴鞠”的端王(后来的宋徽宗)赵佶正在园中踢球,高俅便站在一旁看,当然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是个球星,连皇帝是他的“球迷”,端王便邀他对踢,高俅拿出马拉多纳的粘球技术,在赵佶面前卖弄一番。当然,他的球技和拍马术都很高超,很快得到了端王的百般宠爱,转眼间成了端王的亲信。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注定有皇帝的命,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胆大妄为的高俅踢球弄个队长当当也就可以了,偏偏在宋徽宗的提携下,一不小心踢到了宋朝中央军的最高长官的位置,对个人而言,是一个奇迹,对国家而言,是一个灾难。正是这个小人得志、无恶不作的“蹴鞠”司令,加速了北宋王朝的灭亡,著名的书画大家宋徽宗也落了个身死异邦、尸骨无存的下场。

  有的皇帝的爱好就莫名其妙,极其怪异。唐僖宗好蹴鞠和斗鹅,把全国鹅价搞得飞涨。四川节度使出缺,有四人争着要去。唐僖宗决定采用击球选官。结果球艺高出一筹的陈敬暄出任四川节度使。唐庄宗喜欢摔跤。一天,大臣李存贤和他比赛,李存贤最初不敢亮招,唐庄宗将他:“如果胜我,赏你一郡。”李存贤再次角斗时,竟把庄宗摔倒在地。庄宗说话算数,封他为蔚州刺史。南朝齐废帝萧宝卷特别喜欢做生意。他为了过做生意的瘾,下令在宫中的后苑设立市场,和宫女太监们共同做买卖,并建立起了“管理机构”。明熹宗朱由校喜欢做木匠盖房子。北齐后主高纬居然爱好当乞丐。这些皇帝,大都不务正业,玩物丧志,被奸臣利用,祸国殃民,基本上不是好皇帝。

所以,还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清醒。对于皇帝的嗜好,他有独到的见解。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朱元璋与侍臣有一段关于嗜好的精彩对话。朱元璋说:“人君生当谨嗜好,不为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鉴照万物。一为物诱,则如镜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泊浊,岂能照物?”侍臣说“陛下谨嗜好,正心之道莫过于此。”皇帝说:“人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佞之士。如此,则国无不治。苟好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无病之病”的三剂偏方

  《鹖冠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扁鹊回答,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问,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未发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传于乡里。而我治病,是在病情严重之时,所以大家认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用这个故事说明了“良医治未病”的道理。古人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我以为,个人嗜好就是一种“无病之病”,“无患之患”,无病变小病,小病成大病,不防不治,都要人的命。治疗此病药方很多,此有偏方三剂,无妨一试。

  善待个人爱好。个人有点嗜好、爱好、甚至癖好,乃人之常情,作为领导,官员,干部,有点嗜好特长,并不是什么坏事,让嗜好成为业余休闲的调味品,人生修养的助推器,工作之余,写写字,钓钓鱼,打打球,唱唱歌,闲情逸致,调节身心,何乐而不为。凡事有个度,当嗜好的苗生长成贪欲的树,可能结的就是祸害的果。嗜好无限扩张,就会变成享乐主义,奢靡无度。嗜好变了味,就成了贪赃枉法、受贿敛财的口实。有的人写的字实在不敢恭维,像狗爪子扒一般,可硬要打肿脸充胖子,周围围着一帮溜须拍马的人还要帮忙弄个金奖,弄个书法家会员当当,更有甚者,写幅字弄去拍卖,值个几万几十万,又拿去换些名人字画,如此了得。真是令人笑掉大牙。某个地方领导就那么点爱好,喜欢打网球,结果这个地方网球场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有个地区的领导喜欢视察开发区,看文化广场,结果这个地区贫困依旧,广场豪华,连乡里都搞起了开发区。《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清道光年间,刑部大臣冯志圻酷爱碑帖书画。但他从不在人前提及此好,赴外地巡视更是三缄其口,不吐露丝毫嗜好心迹,以防斗肖之人投其所好。一次有位下属献给他一本宋拓碑帖,冯原封不动退回,有人劝他打开看看无妨。冯志圻说,这种古物乃稀世珍宝,我一旦打开,就可能爱不释手,不打开,还可想象它是赝品,“封其心眼,断其诱惑,怎奈我何?”冯志圻有爱好不事张扬,见到好东西不动声色,真是个好同志啊。

  慎对投其所好。严格地说,投其所好,并不是什么坏事,问题出在这个“好”字上。好恶之间,泾渭分明,天壤之别。好之爱好多好之,不良嗜好勿好之。对于那些投其所好之人,更要明察,慎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投你之好,非人之好,乃权之好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赖昌星有一句“名言”,其实是他的心灵表白:不怕什么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就怕领导干部没有兴趣爱好。正是揣摸他人的嗜好而投其所好,赖昌星才得以俘虏了近200名党政干部,营造了他的“走私王国”。《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了一个叫公仪休的人“嗜鱼拒鱼”的故事:公仪休相鲁而嗜鱼。有人献鱼,公仪休弗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受鱼而不免于相,则能长自给鱼。”公仪休话说的很明白,正因为自己非常喜欢吃鱼,所以才不能收人家的鱼,如果我收了人家的鱼,那就要照人家的意思办事,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这样就难免要违反国家的法律,如果犯了法,成了罪人,还能吃得上鱼吗?要想长久吃鱼就不能受人家的鱼。

  习惯平淡平静。今年8月上旬,温家宝总理去医院探望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在谈到和谐社会建设时,季老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用季老“人的内心和谐”思想,引导我们的“嗜好观”,大有裨益。生活平平淡淡,内心平平静静,一生平平安安,多么美妙的和谐境界。有点爱好,自娱自乐,不声张。有点愿望,自我把持,不外露。有点需求,自行解决,不求人。北宋时期的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临危受命,大胆改革,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强制推行了一系列法律,限制地主阶级,减轻农民负担,触犯了许多官僚、富人的利益,引起了既得利益者的强烈不满,对王安石的改革群起而攻之,使改革终于失败。有人说,古往今来,改革者落马,总没有好下场。王安石是个例外。尽管有人对他恨之入骨,他安然无恙。奥秘何在?王安石一生淡泊明志,不迷奢欲,不修边幅,不拘小节。

  吃,粗茶淡饭;穿,破衣烂衫;住,只茅舍一处,风雨飘摇;行,晚年骑匹小毛驴,安贫乐道,吟诗作对。他大权在握时,也很少有人敢于巴结奉承他。据说他晚年患有哮喘病,药方中有一味药是紫团山的人参,但此参很难找。有一个人正好有,就给王安石送去了几两,不料王安石坚决不要。有人劝他:“你的病没有这种药治不好,为治病考虑,又何必推辞呢?”王安石说:“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最终还是没有接受。有个官僚叫邓绾,曾为王安石的弟子和女婿求取官职,王安石就将此事公开,并宣布为邓绾的“罪过”。就连他的夫人为他找了个美妾,他都坚辞不受。正是他的人格魅力使政敌对他无懈可击。所以,诸葛亮在《戒子书》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个人,如果能像胡锦涛同志要求的那样,“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通过内心和谐,修身养性,甘于寂寞,习惯平淡,心灵平静,抗贪欲,拒诱惑,远小人,真君子也。

  人有嗜好,祸福谁知?或苦口良药,或不可救药。

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走向共和》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而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

  这几年,有些电视剧拍得很好看,剧情起伏跌宕,表演功夫到家,观众不但爱看,看过之后还街谈巷议,赞不绝口,誉之为突破性的力作,如《雍正皇帝》、《走向共和》等等。但是,被精彩剧情所掩盖的历史观与思想倾向上的严重问题却被人们忽略了。比如,一个开历史倒车、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的专制暴君,却被《雍正皇帝》吹捧为勤政为民的贤君,一个妥协卖国、劣迹斑斑的李鸿章却被《走向共和》美化为忍辱负重、功勋卓著的功臣。

  对李鸿章的肉麻吹捧,笔者开始不知其意,后来看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并得知作者正是《走向共和》的策划人之一,方才明白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用意所在:凡是办洋务尤其是对外妥协的买办人物,他们都要加以美化,反之则加以丑化,为此不惜歪曲历史。

  其实,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走向共和》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而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

  北洋舰队丧师黄海

  李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办洋务,而最大的洋务就是购买洋舰,组建北洋水师。为了这支北洋水师,清政府总计花费了上亿两白银,装备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而结果却一败涂地。李夸耀北洋水师“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而在实战中命中率却极低。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联合舰队1/9。北洋水师之败,除了训练无素,还归咎于李鸿章的“弃战保船”战术,而这一战术的本质是李将舰队视为自己的私人武装,愚蠢自私的“弃战保船”非但未能保住船,反而使舰队在威海港内束手待毙,被日军全歼。如不是李鸿章的愚蠢和自私,甲午之败绝不至于如此之惨、如此丢人。清臣文廷式气愤地慨叹:北洋水师“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倘李鸿章等人有胆有识、意志坚定,不向日方求和,而将首都迁至西安,与日本作持久战,也不至于签订《马关条约》那样至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因为,经过甲午战争的消耗,以当时日本的国力是无法与中国作持久战的,西方列强也不会坐视日本深入并独占中国腹地。总之,中国的甲午之败虽有其必然性,但败得如此之惨,进而给中国造成如此之深重的伤害,李鸿章难辞其罪。有人以清廷腐败、国力衰弱为李辩护,但即便在那样的时代,也有左宗棠力挽狂澜、平定新疆的佳绩,故而李的妥协误国并不是时代局限和客观条件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

  再说说李的用人。在官场上,李着重培植的人是自己的儿子李经方和干儿子盛宣怀,其任人唯亲几乎不加遮掩。甲午战争中,李用了两个同乡,一个是陆军统帅叶志超,一个是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两个人,一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一个不懂海军,平庸无能,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宰相合肥天下瘦”

  那么,李的品德如何呢?许多材料证明,李从办洋务中发足了洋财,成为“富甲海内”的大官僚大买办。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可见李在民众中的口碑之差。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揭露说:“……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李鸿章作为朝廷大员,对于日本的侵略听之任之,只顾自己发财致富,李氏父子既然是这样的人,难怪日本在甲午战后与中方谈判赔款条约时,点名要和李氏父子谈,而拒绝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选。

  最能说明李鸿章品行的事情,是其1896年作为祝贺俄皇加冕的中国专使赴沙俄时,与俄方签署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接受巨额贿赂。美化李鸿章的人一再否认此事,而证据只是沙俄财政部长维特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沙皇东宫档案资料却证明,维特没有说实话,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

  国内有人对李鸿章在当时寄给总理府的电报中数次替俄国恫吓清朝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李受了贿,怎能不吃里爬外?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

  其实,在此之外,李鸿章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贿赂:1898年3月22日,沙俄给李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元贿赂(张荫桓实得25万),旨在催促中方尽快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和稍后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李鸿章在俄国人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了“任务”,使辽东半岛实际成为俄国独占的殖民地。可见,李鸿章受贿卖国有多方铁证。维特的否认是为了掩饰沙俄政府行贿的不光彩行为,并不足信。

  撇开其他的事情不论,单此受贿卖国一项,即足以证明李鸿章品质之败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官员许景澄在负责中东铁路交涉过程中,俄国人曾许以1.5万两银子作为每月的办公费,可以由许随意支取,以便在中东铁路上攫取利益,被许严拒,许且把已到账的1万两银子上交总理衙门。这件事情说明两点:一是沙俄惯于行贿伎俩,许当时不过是三品顶戴,俄方尚加以贿赂,对重臣李鸿章行贿以谋取在华利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二是许、李相比,形同冰炭,如隔云泥,三品顶戴尚知爱国拒贿,保全人格,而李身居首辅大臣之尊居然为钱财而出卖祖国利益,真是无耻之尤。了解李人品的清廷官员在其使俄之前即有所担忧,如张百熙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说道:“李鸿章决无御侮于樽俎之心……李鸿章此行,必阴托于俄矣。”事情的发展果被张氏不幸言中。

  至于生活上,有人吹捧李鸿章简朴,也是站不住脚的假话。事实恰恰相反,李热衷于享用洋酒、咖啡和高档洋货。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连《走向共和》的导演都承认李鸿章生活奢侈,喝的水都是从荷兰进口的。

  某些人对李鸿章的吹捧,说句不好听的,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王八当圣贤,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对观众的欺骗,也暴露了一些人的思想本质。

  《人民论坛》 ( 2006年第20期 )

官官相护现象是一个绝好的标本,剖析其中的机理,可以窥见传统社会特别是传统政治的运行规律

  暴力最终被暴力推翻,在某种程度上,是官官相护日积月累的结果。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改朝换代、循环往复,走过了几千年;直到今天,遗毒尚存,为害尚烈。因此,官官相护现象是一个绝好的标本,剖析其中的机理,可以窥见传统社会特别是传统政治的运行规律。解决了官官相护问题,也就解决了政治上的大多数要害问题。

  中国一向重视群众的“口碑”,近年来由于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兴传媒的兴起,舆论对官员和干部队伍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有些官官相护的现象之得以克服、深层次问题之得以暴露并解决,实有赖于此。

  “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类民间信条、江湖守则同样适用于官场,为官场中人所奉行。由于这两种关系网的结成,每一个入了官场的人无往而不在关系中,从而使得官官必定相护,使得官官相护成为普遍的现象;关系网特别是隐形的关系网越广泛、越紧密,官官相护就越严重、越难以破除。

  解决官官相护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全面彻底地落实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说,清除官官相护的封建遗毒,也包括清除老百姓的“清官”情结,使之从寻求“为我做主”转变为自觉“我要做主”,做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人翁。

  “官官相护”,一般辞书解释为官员之间互相庇护。这宽泛了点,需要再界定一下。“官”与“民”对应,“官官”,不是就官论官,而是相对于“官民”来说的。简言之,官官相护,是指发生官员或与官员有关的非法侵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在追究的过程中,官员之间相互包庇的行为。至于纯属官员之间的矛盾,则不在此列。

  官官相护现象,老百姓最为痛恨。可以说,这是官员们联合起来欺负老百姓。在有组织、有暴力作背景的官员面前,平头百姓无论受了多大的侵害和冤屈,也难以得到公正的对待。本来,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制社会,官僚机构的合法统治中就含有很大的不公平因素,官官相护则是在合法的不公平因素之上增加了非法的不公平因素,使得老百姓的日子雪上加霜,倍感生活的艰辛。于是,老百姓企盼“包青天”,企盼“海青天”,企盼像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刚直不阿,执法如山,为民做主。但清官又有几个呢?一个清官又能解决几个人的问题呢?所以,老百姓普遍的做法还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奉行的宗旨就是“民不与官斗”。忍受不了的,除了自杀、出家,就是上山做土匪、下海做盗贼。随着官民矛盾的积累,被逼上梁山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最终,忍无可忍的老百姓大规模地揭竿而起,由匪盗阶段进入起义阶段,整个官僚机构连同皇帝老儿被全部推翻。

  暴力最终被暴力推翻,在某种程度上,是官官相护日积月累的结果。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改朝换代、循环往复,走过了几千年;直到今天,遗毒尚存,为害尚烈。因此,官官相护现象是一个绝好的标本,剖析其中的机理,可以窥见传统社会特别是传统政治的运行规律。解决了官官相护问题,也就解决了政治上的大多数要害问题。

  官官一定相护吗?为什么会官官相护?这两个问题可综合回答如下:

  第一,中国官僚政治的首要原则,是对上负责。即使要求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一致,终究还是以对上负责为首要;对下负责,也主要不是对老百姓负责,而首先是对下级负责,当然地含有照顾和保护的意味。道理很简单,上级决定下级的升降黜陟,下级决定上级的意图能否实现,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比他们与一般老百姓之间的利害关系要密切得多、直接得多。这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且如王亚南早就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并不代表其他阶级而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阶级(《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作为利益共同体,官官相护是一种必然倾向。

  第二,中国官僚政治的特色,在于任何一个官员都置身于两张关系网之中。一张是显形的,即体制性的组织网络;一张是隐形的,即超越正常组织关系的个人关系网络。人们通常所说的关系网,指后者。事实上,两种关系网都会导致官官相护。前一种关系网多导致“合法的”官官相护,比如出于维护一个地方或单位的形象,维护当权者的权威,对于内部产生的问题,总是先捂盖子,捂不住了就想方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为了提高领导个人的威望,形成依附性关系,甚至刻意对当事人加以保护,造成先死后活、未降反升等“戏剧性”效果。后一种关系网多导致“非法的”官官相护,这是由于官与官之间存在非正常的利益关系,比如行贿受贿、互相请托,庇护的方式通常越出正常的程序,只能暗箱操作。这样,任何一个负责裁判是非曲直的官员(不一定是最后决定人),如果置身当事人的关系网中,自然受到牵制和影响,如同“清官难断家务事”,网中事便是家中事;如果置身当事人的关系网之外,也不容易秉公办事,原因是“投鼠忌器”,不怕得罪当事人,就怕触动当事人背后的关系网,不光事难办,而且可能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类民间信条、江湖守则同样适用于官场,为官场中人所奉行。由于这两种关系网的结成,每一个入了官场的人无往而不在关系中,从而使得官官必定相护,使得官官相护成为普遍的现象;关系网特别是隐形的关系网越广泛、越紧密,官官相护就越严重、越难以破除。

  第三,中国官僚政治的复杂性,在于其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由血缘关系的同族延伸到地缘关系的同乡、学缘关系的同门、业缘关系的同事,使得官僚之间的关系跨越正常体制,变得更加复杂。宗法社会家国一体,强调以孝治家、以孝治国,倡导儒家的尊尊、亲亲思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人情实大于国法,使得执行法律、秉持公正尤为困难。即使作为一个平头百姓,对造成自己冤屈的官官相护十分痛恨,但寻求宗法关系上的官员的支持、照顾乃至枉法呵护也会心安理得,甚至引以为荣。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一个官员,如因清廉自守、严格执法而得不近人情、不讲人情、没有人情之名,在官场中就会被孤立,在社会上的亲属圈子以至熟人圈子里也会遭“敬而远之”的待遇。海瑞就被描述为“古怪的模范官僚”(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这种社会氛围,是绝大多数正常人所无法承受的:你逃得出官场,你逃得出家园吗?

第四,中国官僚政治的本质,是一种特权政治。皇帝不用说,是最大的特权人物,凌驾于百官之上,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滥用恩赏包括法外开恩,是官官相护的重要表现,其示范效应,对官官相护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僚,依官品都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其中一项重要的特权,就是违法违纪受查处后可以根据级别大小相应地免予或减轻处罚。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并不是说王子与庶民同罪同刑,而是按等差标准都相应给予处罚。这被视为了不得的事情,可以说是等级制下的最大公平了。但这样的事情历史上数得出几宗呢?而事实上,王子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各级官僚也常常是不同程度地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些敢于主持公道的人,即使有王法为凭,结果多为不妙,有的甚至要为此献出生命。比如商鞅变法,厉行法治,曾刑及太子师傅公子虔,后被杀并遭车裂。权大于法,加上情重于法,官官相护似乎理所当然,对此,许多官场中人习以为常,不少老百姓只要事不关己也见怪不怪。

  怎么办?综合古今中外的做法和经验,这里列举解决官官相护的六条办法:

  一是干部交流。这是中国由来已久的做法。官员的迁调、避籍任职,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为了避开复杂的人际关系,利于公平处事、公正执法。这个办法有用但有限。这是因为,即使一个官员调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或单位,一下子脱离了原有的关系网,但也只是脱离了隐形的关系网,很快就得投入到新的显形的关系网中,何况隐形的关系网或迟或早还会重新建立起来。

  二是分而治之。有中国式的做法,如自秦汉起就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监察、军事等职权实行分立,使之互相牵制、互相监督。这是皇帝驾驭臣下的办法,根本目的是维护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但客观上对官官相护有所制约。也有西方式的做法,如近代以来实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这是政府横向分权;实行中央和地方严格划分职权范围、各司其职的联邦制,这是政府纵向分权;在公务员内部,再划分为政务类官员与事务类官员两大类,使决定政策与执行政策两种职能分离。由于分得比较充分,就比较彻底地打破了官僚利益共同体,或者说官僚利益共同体难以建立起来。这种分而治之的价值取向与中国正相反,是被治者驾驭治者的办法,根本目的是防止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侵夺公民的权利,尤其是防止官员们联合起来欺负老百姓。特别是司法独立,司法机构和司法人员不受其他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牵制,独立办案,依法判决,使得官官相护的现象难以产生。我国在民国时期借鉴和模仿西方式做法,实行过立法、行政、司法加监察、考试的五分体制。

  三是舆论监督。这是中外皆有的做法。现代舆论监督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新闻界起着监督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过分行为和不端行为的“政府第四部门”的作用。如1973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水门丑闻,经由传媒披露并大量“炒作”,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当然,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某些要害部门(如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某种中立和独立性质,也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一向重视群众的“口碑”,近年来由于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兴传媒的兴起,舆论对官员和干部队伍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有些官官相护的现象之得以克服、深层次问题之得以暴露并解决,实有赖于此。

  四是砥砺品格。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砥砺品格,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特征之一,如同我们今天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儒家主张以德治国,皇帝和各级官员最大的德,就是以民为本,爱民如子。在老百姓受到冤屈时,要主持公道,“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能否认良好品格和节操所体现出来的巨大精神力量。东汉清官杨震在拒受礼金时讲,岂止是你知、我知,还有天知、地知呢!这里的天知、地知,实际是指个人的良知。杨震的做法正合乎《中庸》的教导:“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但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由于没有合理而有效的体制、制度作保障,个人道德修养并不能发挥人们所企盼的作用。

  五是实现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模式,这是西方的创造。我国已确立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确认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等基本理念和原则。随着这些理念和原则的不断落实,必将一步步直至彻底改变人情重于国法的社会风气。客观上,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为宗法社会最终蜕变为公民社会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建设法治国家准备了前提。

  六是定期选举。这是源自西方的做法。选举是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主要途径,是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基本方式。通过定期选举官员,使官员真正对民意机构和选民负责。这是破除官官相护的釜底抽薪之法。

  解决官官相护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全面彻底地落实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说,清除官官相护的封建遗毒,也包括清除老百姓的“清官”情结,使之从寻求“为我做主”转变为自觉“我要做主”,做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人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70年前,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即“3+1”),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跨越万水千山,征服雪山草地,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总行程达6.5万余里,实现了从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反动派的图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红军“3+1”的长征,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就是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绝无仅有。这次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沿途各族人民广大群众共同谱写的一曲响彻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凯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铸就的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因而可以说是党的85年波澜壮阔历史中最惊心动魄、也最精彩感人的篇章。

    长征是对党领导的红军的空前严酷考验。这个考验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其次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正确指导思想与错误指导思想也存在尖锐斗争。再次,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重考验。经过长征,党和红军如同经受了一次炼狱考验。它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红军不愧为党领导的、任何力量也摧毁不垮的人民军队,是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的先锋战士。

    伟大的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之魂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之魂的最高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重视弘扬红军长征精神,并不断对它的内涵进行概括。这里,根据我这些年“走走党史——长征行”的体验,对非常丰富的长征精神的内涵,简要地做点解读。

    (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是红军长征精神的根本要义。上面讲了,红军长征包括三个方面的严酷斗争。它既要同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又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展开斗争,还要克服无数道大川高山天然屏障的阻隔困扼,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那种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广大红军将士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克服险阻、度过艰辛、挺住磨难?首要的一条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党能够领导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这是战胜敌人、克服险阻、度过艰辛、挺住磨难的原动力,是派生长征精神其他要义的初始源泉,因而也可以说是整个长征精神的精神之源。

    (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红军长征伟大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这是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长征就能取得胜利。没有这种精神状态,长征不可能胜利,也就没有长征精神。

    各路红军的长征,都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与数倍于自己的强大敌人进行过生死决战,尽管有巨大牺牲,但最后都摆脱了敌人的围堵。我访问过那些幸存者:你们在与敌人作战时,想没有想过生死问题?他们回答说: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都是穷苦人,一无所有,没有牵挂。为革命吃苦是光荣的,我们现在吃苦就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吃苦;我们牺牲了,是为解放天下穷苦人,这种牺牲值得。因此,打仗个个奋勇争先,不怕死。毛主席后来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实际上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做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进行曲。当年的红军们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就能无往而不胜。

    (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发挥的重要关键。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党的坚信,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精神,是红军将士作为革命军人的基本素质。可仅有这种精神,并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红军将士不知道其错误,也能发挥这种精神,并能谱写出天惊地撼的英雄史诗,如湘江之战,但结局异常惨烈。只有在正确的路线和战略战术指导下,这种精神才能结出灿烂之果。

    红军长征能够会师陕北,找到开辟新局面的落脚点,要归功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从而长征才有了一套正确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使红军最终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变被动为主动,指战员们的战斗力能得到充分发挥,仗打得虎虎有生气,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是红军长征精神转化成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够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紧密团结、互助友爱。因而它具有其他军队所没有的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长征是四路红军先后走的。这几支红军怎样互相接应、配合、支援,在整个长征途中的始发阶段和最后会师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从广大指战员来看,在长征途中,特别是在遇到艰难险阻,在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比如过雪山草地的过程中,这种团结互助、为了援救同志宁可牺牲自己的崇高品德,表现得十分突出。我访问过的老红军说:在困难面前,在生死面前,我们想到的先是别人,而不是自己。这种同志情、阶级爱,是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雪山草地,我们就是发扬团结友爱的革命精神走过来的。

    (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与帮助,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的外部条件。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且来自人民。红军脱离了人民就无法生存。红军进行长征也是如此,没有兵员,没有粮食,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任何精神力量都难以发挥。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踏上漫漫的长征旅途时,苏区人民给予红军以巨大支援,作出了巨大牺牲。长征后期,在川西北荒无人烟地区,红军的物资极端缺乏,特别是粮食奇缺。为保证几万人过雪山草地,阿坝地区藏、羌、回、汉各族人民,共为红军筹集粮食两三千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土盐5000余斤,还有大量干牛肉、猪膘、食油和蔬菜等。当时军民同吃草根、树皮,共同度过艰难岁月。阿坝各族人民为红军提供的巨量粮食和食用物资,是保证红军征服雪山草地的基本物质基础。

    红军长征已成历史,但红军长征精神是永存的。胡锦涛同志指出:“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惊世骇俗的伟大奇迹。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它都不会过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正在进行的新长征。尽管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不过是新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因此,仍需要弘扬红军长征精神,使新的万里长征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石仲泉)

现在去医院看病最好”,这话说的不就是看病要挑日子吗?而老百姓的奔走相告,听上去像是医院请患者做的一个形象广告,不过细细品味之后,你就会感到一种苦涩,感到现行医疗体制下患者的那份无奈。“

    一对年轻人结婚,选定了吉日吉时举行仪式,可是因为路上车辆严重拥堵,耽误了行程,错过了算命

    看病难、看病贵症结何在? 百姓看病何时不再忧

先生推荐的“吉时”,当事人最后决定把当地交管部门告上法庭——这是今年“十一”期间发生在江苏扬州的一则新闻。现在,人们婚丧嫁娶、开业、搬家乃至出行,往往都要挑选个良辰吉日,说迷信也好,个人选择也罢,只要他的行为不侵犯他人利益,也就不必过多关注。

    而现在,人们看病好像也要刻意挑选日子了。有朋自家乡来,告知老家那边的一些消息:××医院院长“双规”了,医改办的××主任也“双规”了,这些天,医院的头头脑脑、主治医生们都像是惊弓之鸟,而老百姓们则在私下奔走相告:现在去医院看病最好,没人敢收红包了!

    “现在去医院看病最好”,这话说的不就是看病要挑日子吗?而老百姓的奔走相告,听上去像是医院请患者做的一个形象广告,不过细细品味之后,你就会感到一种苦涩,感到现行医疗体制下患者的那份无奈。“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那是近乎牢骚的一句调侃,而“现在去医院看病最好”,一语道破了患者们别无选择的困境。尽管病来如山倒,但人什么时候生病,那是不可以选择的,你会因为医院某段时间风气暂有好转,而没病找病去看医生吗?

    而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医条件改善了,人们看病就诊应该说有了很多的选择。可在目前医疗体制下,因为财政拨款经费不足、医院“重药轻治”的收费结构,不少医生都存在着收取药品回扣的行为,由于是医方市场,收红包也早已成为公开的潜规则。所以,表面上看,现在的患者有太多的选择,其实他们往往还是别无选择。所以,老百姓才会在医院“治贿风暴”之际,发出了“现在去医院看病最好”的感慨。

    然而,悲哀的是,即便在老百姓们自以为“去医院看病最好”的这个时段,事实上也仅仅是老百姓的一厢情愿。最新一期《财经》杂志报道,按照卫生部治理医院商业贿赂计划,9月30日,是医疗系统内部“自查自纠”的截止日期。此前三个月,一场声势浩大的医院“治贿运动”逐渐演变为“整风运动”,席卷全国,波及百万医生,县级基层医院的多数医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据介绍,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医生,已交还药品回扣款总计超过两亿元,其中数额最多的为江苏省,近5000万元。而此番“自查自纠”的一个相应的后果,是医务人员工作热情空前降低。“现在,不少医生状况很差,能少看几个病人就少看几个。”福建省某三级甲等医院医生对《财经》记者说,“你看的病人多了,风险也大。这个阶段,谁都怕摊上官司”。据《财经》了解,北京、福建等多家医院的出诊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古时候,有一个贪官被平民百姓告倒了,倒台之时,人们不禁拍手称快,而独有一位长者不以为然:那只“船”反正已经满了,再装也装不下多少东西了。现在又要来一只“空船”,什么时候才能装满了啊?笑话可能已经过时,而问题依然新鲜:在体制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单纯的行政手段打压,最终带来的恐怕只能是消极医疗,而受害的可能无辜而又无助的患者。(周云龙)

新华网北京4月20日电(记者陈芳) 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3月21日播发了《一位实名举报医疗腐败医生的遭遇》一稿,报道了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医院原外科医生肖启伟,实名举报当地医疗腐败现象后的遭遇,引起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强烈反响。

    近日,肖启伟医生给“新华视点”记者来信说,卫生部部长高强看到新华社的报道后,专门找到他及另两位基层医务工作者,就治理医疗回扣等问题,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对话,使他受到很大鼓舞。为真实反映基层医院存在的收回扣、拿红包的具体情况,肖启伟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开江县医院2004年部分回扣药品目录清单。

    记者在这份长长的清单中随机选择了8种药品列表如下:

    一、品名            二、市场零售价 三、医院零售价 四、药贩子给回扣

    1、头孢哌酮舒马坦钠针7.00元/支;32.10元/支;6.00元/支

    2、加替沙星针    15.00元/瓶;75.00元/瓶;20.00元/瓶

    3、头孢他啶针 8.00元/支;38.00元/支;4.00元/支

    4、那琦针         0.70元/支;65.00元/支;10.00元/支

    5、西米替丁针     0.30元/支;16.00元/支;3.00元/支

    6、罗红霉素分散片 7.00元/盒;11.30元/盒;5.00元/盒

    7、头孢呋辛针     7.00元/支;23.00元/支;4.00元/支

    8、凯兰欣针        6.80元/支;33.00元/支;6.00元/支

    肖启伟保留了28个品种的回扣余额记录,并将从药贩子处拿到的11张回扣清单寄给了卫生部。他说,这些药品的市场零售价是他在当地药店了解到的,医院零售价是在县医院任科室主任时掌握的,回扣金额则由药贩子提供。虽然他知道药价高且多有回扣,但清单整理出来后,看到医院零售价与市场药价差距如此之大,回扣额度竟高于市场药价,也吓了一大跳

这是一份令人吃惊的清单。

    药价虚高尽人皆知,但里边的“猫腻”究竟有多大?这份采自四川一贫困县的药品回扣清单,让人为之愕然。

    清单所列药品如果标明生产厂家、规格、剂型等内容,作比较将更科学,但表中披露的一些数据,足已显示出药品回扣的毒瘤侵蚀药品流通领域的严重性。

    清单显示,医院的零售价动辄比市场药店高出数倍,最低的罗红霉素分散片两者价差为1.6倍,最高的那琦针比率则达到92倍,价差之大超乎想像。而药贩子所给回扣,一般占市场药价的一半以上,最高的西米替丁针、那琦针则达到10倍、14倍。

    据肖启伟医生介绍,他原来所在的医院开出的处方百分之八九十有回扣药,而普药基本不用,因此老百姓看一次病花个几百元就成了寻常事。

    药品回扣在医院零售价中所占的比重偏大,表明医院的经营价值取向发生严重错位。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主任王岳副教授说:“公立医院本来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但由于政府的补偿机制不到位,医院已经习惯靠药品支撑经营和开销。有的医院药品收入几乎占到业务总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毫不夸张地说,药品的进销差价率是医院确保盈利的关键,以药养医,使违背价值规律的恶意加价成为医院的‘生命线’。”

    同一种药品,为何在医院与市场的零售价格如此离谱?专家表示,一是目前药品采购未明确采购数量和回款时间,导致临床促销愈演愈烈。而凡是处方药品就不得不加大促销力度,价格也自然居高不下。其二,医院销售药品实为“赊销”。大部分医院的回款周期都在3个月至半年左右,企业在报价时往往将最晚回款的信贷成本打入药价。

2006年10月09日

十一黄金周期间,北京市有2万多名环卫工人对北京的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国庆假期前3天,仅天安门地区共清运垃圾113.8吨,这一数字是平时的20余倍。(10月4日《新京报》)有关天安门广场垃圾成堆的报道,在以往的黄金周中并不鲜见,比如《天安门广场清理60余万口香糖》、《节日游客如织广场垃圾陡增》,等等。在每一次

升旗仪式过后,广场上无不留下成堆的垃圾。

  但是,在当前旅游文明广受关注的宣传语境下,上述消息仍然显得突兀。垃圾数量是平时20余倍这一事实说明,要真正实现旅游文明还有不少困难。

  国庆期间天安门广场垃圾量剧增,与游客的不文明表现有直接关系。国庆节当天,观看升旗仪式的游客有22万人之多,许多人提前四五个小时进场,摊开报纸、塑料袋等席地而坐,等待升旗时刻到来。仪式结束之后,游客走了,大量的报纸、塑料袋却被留了下来。北京的媒体拍摄了一组现场照片,看那景象,真和城市郊区的卫生死角没什么两样。要是广大游客都能做到不乱吐、乱扔,天安门广场怎会落到如此地步?

  天安门广场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景点。它与爱国精神紧密相连,能亲身站在广场上看一次升旗仪式,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游客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比在任何其他地方表现得更文明才是。可事实却并非如此。这只能说明,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不文明现象已经相当顽固。

  几天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出台,大力倡导文明旅游。这当然是一项积极的举措。可是,应该看到,旅游不文明是生活中各种不文明现象的一种集中反映,随地吐痰、乱扔东西在生活中司空见惯,并不是旅游中所独有。何况,旅游说到底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旅游文明的实现,还有赖于生活中文明习惯的培养、文明素质的积累。假如生活中不文明现象少了,旅游文明也就水到渠成了

2006年10月07日

中国电影:大片时代到来了吗?——访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

    冯小刚最新作品《夜宴》投资过亿,这部大片近日在全国五个城市举行点映,并以强大的演员阵容助阵,章子怡、周迅、葛优、吴彦祖等明星都出现在点映现场,吸引了不少媒体的关注。而今年的另一部国产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也在紧锣密鼓的宣传中,并被列入美国圣诞档期。两部大片再度燃起了影坛热潮。回想这几年来,《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大投资、大制作的国产电影一部接着一部,让我们在目不暇接之余,忍不住要问:中国的大片时代到来了吗?

    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与他共同探讨中国大片的崛起与走向,以及人们应如何看待等一系列问题,虽是一家之言,但仍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编者

    对于奥斯卡奖,其实无需看得太神圣

    记者(以下简称“记”):今年有两部国产大片再出手:《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已经表示要参与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的角逐,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举动?

    黄式宪(以下简称“黄”):对于奥斯卡奖,其实无需看得太神圣。作为曾两度拿下奥斯卡小金人的李安,就曾一语道破地说:“踩在人家的地盘上,得奖与否全凭人气和人缘”,“这摆明了就是一门大生意”。所谓“进军奥斯卡”,其实只是走向海外主流市场的一个台阶。但是,有没有这个台阶,在市场上的斩获却是大不一样的。这样一来,奥斯卡就成了不少电影人难以割舍的一个巨大诱惑。《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亮点在于,它首度创下了中国电影将在内地和北美同步于新年档期上映的纪录;而《夜宴》则跨越了冯氏“贺岁片”早期只限于在国内市场的风光,至于拿不拿得到奥斯卡,那倒无需心浮气躁,主要是看影片的品质以及市场的运作,还得再加上天时、地利,以及“人气和人缘”吧。

    当我们谈大片的时候,首先不妨设问:如果没有了大片,中国电影会怎么样,中国电影还能在国际上挺得起腰板来吗?!倘若没有国产大片,那么,到今天恐怕还是好莱坞大片依旧在我们的市场上称王称霸,国产小片将更加步履维艰。人们知道,中国电影的产业结构重组,始自入世(WTO)后的2003年,在此之前,好莱坞大片基本上占有了我们电影市场份额的60%—70%。到2004年,中国电影才第一次在本土市场上打了个翻身仗,打败了好莱坞,拿到了55%的市场份额;2005年,我们在本土拿到了60%的份额,可谓扬眉吐了一口气。与此同时,《英雄》、《十面埋伏》、《神话》等大片,还在国际主流市场赢得了骄人的票房业绩,显示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尊严和气势,初步彰显了中国电影与世界对话的产业实力。

    如果要挑好莱坞大片的毛病,也是一大堆

    记:有一些观众和媒体,对国产大片提出了很多艺术上的要求,认为有些国产大片不好看,批评之声也是不绝于耳。

    黄:看中国电影的发展要从总体上看。李安的《卧虎藏龙》(2000年),为华语大片首开其端;张艺谋的《英雄》(2002年)则接力推出,再到陈凯歌的《无极》(2005年),也不过短短的四五年吧,要求中国大片一下子就臻于成熟和完善,未免操之过急了一些吧!

    记:何况还有好莱坞的压力。

    黄:是的,我们与好莱坞博弈,靠一些小片行吗?显然是靠不住的。而我们的华语大片,也只是刚刚起步,正在全球化的空间里摸索着走自己的路。应当看到,大片正是推进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前锋。以前我们所谓的“走向世界”,只是到国际艺术电影节上去拿几个奖,根本进不了国际的主流市场。假如没有中国大片,中国永远无法与好莱坞平起平坐。中国大片敢于跨出国门而“与好莱坞博弈”,交手于国门之外,这个功劳我看就了不起。至于中国大片尚存在不少弱点和稚拙之处,这也是很显然、很难免的。中国大片尚待发展,任重而道远。面对全球化的浪潮,特别是在与好莱坞的博弈中,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既要规避全球文化趋同性的危机,同时更需要保持和强化我们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以前有谁拍过大片?张艺谋、陈凯歌他们谁也没有拍过,如果要挑毛病自然不少。换一个角度来说,好莱坞大片不也同样都是如此吗?要是挑剔《蝙蝠侠》、《蜘蛛侠》、《指环王》的话,毛病、破绽也是一大堆。但是,我们的大片在国内、国外的票房就很可观啦。票房不仅仅是赚钱的问题,而是代表我们在全球化空间里是否拥有了自己民族的话语权。张艺谋、陈凯歌的艺术片,早些年都曾经在西方得过很多奖,包括金狮、金熊、金棕榈,但充其量这只是个小众市场,只能获奖后在欧洲的艺术院线卖出一些地区版权,而这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大局,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

    大片的功绩是,看到了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迫在眉睫的生存课题

    记:请问,中国的国产大片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黄:国产大片最初都是由民营公司率先投资,是冒着很大的风险闯出一条路来的。像张伟平与张艺谋合作,也是从《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等小投资做起的。其中,重要的一步是观念的转变、全球视野的打开。张艺谋在2000年以前,还是抱着“以小搏大,坚守一方净土”的理念,可是,到了2001年,他就开始筹拍《英雄》了。这位拿了无数个国际奖的导演,为什么转而要拍摄商业大片了呢?因为,他意识到,只有大片才能让中国电影真正在国际上挺直腰板,为中国电影争取民族的话语权。于是,他改弦易辙,转向了“以大搏大”。大片的功绩是,看到了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迫在眉睫的生存课题。中国电影必须打到海外去,只有大片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凡大片者,是指在本土市场创造了亿元以上票房业绩的,并能跨界而向国际主流市场挺进的影片,其优势在于,扛起了商业巨片之旗,跨文化抗衡好莱坞,在涉及中国电影产业命运抉择的关头,产生了扭转国片颓势的意义。

    记:什么叫“大片”?如何衡量一部大片是否成功呢?

    黄:大片的概念,也是从好莱坞“舶来”的。据一位美国学者的界定,大片的特征是:必须是奇人奇事,而绝非日常琐事。“大抵是幻想或科幻与家喻户晓的西方神话画廊中的原型英雄杂凑在一起的混合物”,“它们被组装在一起就像超级油轮、航空母舰或摩天大楼”。

    按“洋为中用”的说法,中国大片的定位,也不外是三点:一是制作规模,包括大投资、高科技、强大的明星阵容;二是制作目标,跨国族、跨文化而进入全球性的主流市场;三是看它在全球性主流市场上的效益和业绩,三者不可或缺,才能断定它是否成功了。张艺谋的新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已经与好莱坞发行商签下协议,定在今年美国的圣诞档期放映。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部中国电影能进入美国圣诞档期的主流市场,这诚然是令人十分意外和高兴的一件事情。

    记:那么,张艺谋成功的诀窍是什么?

    黄:从《星球大战》开始到《指环王》、《哈利·波特》,哪一部大片不是异想天开,哪一部大片又有多少深厚的人文底蕴?大片就是要看奇观,不能拿艺术片的标准来要求大片。武侠是中国独有的元素,张艺谋抓住了这一点,突出武侠精神。都说《英雄》有问题,可是老外一看,全被镇住了,因为他们没有见识过这样的东方奇观。显而易见,东方与西方,互为他者,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来看对方的影片,其观影的效果往往是非常出人意料的。

    《无极》的成败得失以及对我们的启迪

    记:同样是大片,为什么陈凯歌的《无极》却遭遇滑铁卢了呢?

    黄:《无极》在内地曾创下了1.8亿元的可观票房纪录,而在走出国门时却遭遇了滑铁卢,其间的原因则是颇为复杂的。中国电影产业化方始起步,华语大片进入全球主流市场也就四五年,它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陷阱、危机或挫折,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陷阱和危机,谁都有可能撞上,李安的《绿巨人》会撞上去,陈凯歌的《无极》也会撞上去,谁都保不准有失误的地方。那么,陈凯歌的失误是什么呢?陈凯歌显然是有眼光的,他发现了国产大片类型单一的问题(片片皆武侠);同时,他也看到了在西方魔幻片正走红,诸如《指环王》、《哈利·波特》等魔幻题材的大片都连连获得了超值超高的票房,无往不胜。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就选取了以魔幻加武侠的叙事框架。然而,问题在于,他电影中的西方魔幻元素与中国武侠的“原点”融合得并非恰到好处。外国人要看的是东方化的视觉奇观,而并不喜欢再看西方式的老一套的魔幻故事。《无极》的失败,显然在于东方元素的张力不够饱和,东方武侠的“原点”魅力不足,或许是未能将一个东方大片的故事说得地道、说得圆熟吧。

    《无极》遭遇滑铁卢显然不是陈凯歌或是制片人陈红个人的问题,3个多亿的投资不可能是陈凯歌或陈红说了就算数的。不得不提及的是,《无极》在今年初曾因“冲奥”而铩羽,这显然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教训。事先,《无极》的中国制片方,对于美国奥斯卡的小金人似乎看得过重些了,一厢情愿地提出了什么“冲奥”的口号,实在是操之过急,不免心浮气躁,还说什么“中国电影太需要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中国电影一次一次接近奥斯卡,太需要在奥斯卡这个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而陈凯歌反倒持以平常之心,还幽默地说,“无论如何咱也不能重复‘范进中举’的事。”我认为,“冲奥”这一提法,显然将奥斯卡奖抬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在文化的国际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也尚未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自我心态的平衡。

    与此差不多同时,《无极》又遭遇了美国由米拉麦克斯重组后的韦斯汀公司和IDE新媒体基金的毁约而不再履行它们在北美承担发行《无极》一片的合作条款和责任(尽管美方也做出了相应的赔偿),此事在国际影坛构成了一桩令人瞩目的事件。

    这一“毁约”事件提醒我们,为走向国际主流市场,所谓的“借船出海”总是带有一定的被动性的,要想主控并做好本土电影的跨国营销,最根本、最牢靠的做法,就是必须逐步在国际空间找到“落地生根”的所在国或所在地区的合作伙伴和营销渠道,这个跨国合作伙伴则应当是真正讲信誉、可以信赖并长期共事的。

    人所共知,好莱坞铁的法则是,投入(投资规模)与产出(预期可从什么市场上回收利润),以及影片的叙事样式、格局与套路、明星阵容、外景选择等等,无一不是由老板和总制片人来拍板并决定的。试以《无极》的制片和市场运作来看,对于国产大片如何“借船出海”打入国际主流市场的准备似也不够充分,在大片进军国际市场上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的。

    一旦“大片、中片、小片”形成了良性的级差,互为张力,中国电影产业才可能安全、稳定、和谐、健康地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

    记:有人认为,在当今市场上,是大片挤占了小片的生存空间,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黄: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说过:“车有车道,马有马道”。大片与小片显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拉动的,形成一种文化张力的关系。要求大片有深刻的文化底蕴,无异于要求小片有“亿元票房”,这是南其辕而北其辙的。随着大片在国际、国内票房上的成功,事实上激活了中国市场的底盘,也引发了诸多民营企业对中、小规格电影投资的热情。去年中国电影的产量,曾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260部,今年则有望达到300部上下。以前以拍小片起家的年轻导演,也渐渐跻身于“中型规模片子”(近1000万元或超1000万元)的行列。如王小帅的《青红》投资1000万左右、贾樟柯的《世界》1200万左右、《可可西里》1000万左右、《向日葵》1300万上下,《恋爱中的宝贝》、《茉莉花开》和《孔雀》等,投资都超过了千万,这么多中型的投资都活跃起来了。这一切,显然都是与中国大片在开拓市场上的功绩密不可分的。设若没有了中国/华语大片,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前锋就会被折断;但是,单单靠每年出三五部大片,也并不见得就能救得了中国电影的全局,一旦“大片、中片、小片”形成了良性的级差,互为张力,中国电影产业才可能安全、稳定、和谐、健康地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

    “亿元大片”固然有大片自己的优势,而中片与小片着力追求的则是文化底蕴和艺术个性,其优势则在于深入开掘本土民族文化的“原点”及其“含金量”,凸显人文内涵的深度以及个性化探索,而这又是“亿元大片”所难以取代的。大片与小片,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是,当下的市场是浮躁的、惟票房马首是瞻的,并不具有受众分流、良性互动的文化稳定性。中片与小片,多属艺术片,而艺术片的“小市场”则是需要以资金、时间和人气来培育的,倘若我们有的多厅影院,肯能拿出一个或几个厅来,定点式地、长年滚动性地放映优秀的艺术片,市场分流,票价分级,各自就都可以活了。在德国就设有国家青年电影基金会,每年都拿出一笔钱来奖励(或补助)放映青年导演作品的艺术影院。因为,在放映这些艺术片的初期,影院往往是会亏本的,这笔钱就是一种国家的补贴。而中国至今并没有这种文化基金的补贴或类似的奖励机制的出台。

    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小片子,如《我们俩》在去年的金鸡奖上就敢于和几部重量级的影片一搏短长,独拔头筹赢得了最佳导演奖,但投放市场后却票房惨淡,仓促下片;另一部投资约500万的《天狗》,主创者燃烧着一种关注现实的热切情怀,以一种罕见的、冷峻的悲剧笔触,着力刻画了李天狗这一为守护国有山林而牺牲的崇高者的形象,这么好的一部电影,在今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曾获得“金爵奖”的评委会大奖,自6月20日上片,上映20多天也不过拿到了大约400万元的票房,“三三分成”之后所得究竟又有几何?我们的一些像《天狗》或《光荣的愤怒》这样的充沛着现实主义力度的好作品,为什么竟会陷于如此不堪的困局,当下的国片市场何以竟会是如此的狭窄而只肯吃某些调侃、搞笑影片的“偏食”,市场的非文化、非良性的扭曲状态,究竟是怎样造成的,难道都可以归结到好莱坞的帐上便一了百了啦?细想想,该不会是如此的简单,在我看来,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电影产业机制的改革,培育具有前瞻性的、良性的影视文化市场,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吧。

    应当清醒地保持艺术家创作的主体性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记:近年间,中国大片发展很快,经验是什么,趋势又会怎样呢?

    黄:记得刚入世时,著名作家王蒙曾指出:“WTO之后,当全球的文化携资本的凌厉之风来到时,迎接或抵抗都不再具有史诗般的英雄主义情绪,中国文化人需要学习的,只是在资本中快乐地舞蹈。”

    那么,怎样才能学会并做到“在资本中快乐地舞蹈”呢?当今的中国电影产业,事实上业已跨入了“后《英雄》时代”,继《英雄》、《十面埋伏》、《功夫》、《神话》、《无极》、《七剑》之后,又有《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还有《墨攻》以及正在筹备拍摄的超豪华历史巨片《赤壁之战》等等。在这些大片里,程度不等地都曾遭遇到以好莱坞为主体的跨国资本的渗透,这正是我们在新局面下碰到的新问题,我们又该怎样来应对呢?说透了,就是不可盲从于资本短视的功利本能,不可牺牲我们民族的主体性而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而应当清醒地保持艺术家创作的主体性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要注重文化对资本的引导而不随波逐流;与此同时,文化还需促成资本的滚动与增值,达到文化与资本的双赢。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或者让资本打了水漂,则又能有什么快乐可言呢?从现代理性精神的角度来看,文化与资本结盟,文化与资本双赢,这恰恰是一种“文化的悖论”,而我们或许也只能在对这种“悖论”的适应与突破中,稳扎稳打地求得我们自身民族电影产业不断的壮大和发展。

    沉静下来想一想,中国/华语大片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它与好莱坞大片的制作模式,渐渐呈现出某种趋同性的危机,呈现出只注重视觉奇观的营造或提供快餐式的文化消费,却往往忽略了对民族文化原点以及文化传统的深入发掘,在电影专业水准(包括高素质的数字技术应用)、艺术创新能力以及审美精神的提升上,则显得差强人意而招致了种种诟病,如何走出一条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新路,这就需要我们群策群力、花大力气,将中国/华语大片锻铸为更具东方神韵和风骨的、也更具多元风格和样式特色的响当当的民族电影品牌。

    中国电影要想在全球化空间里站稳自己的脚根,首当其冲的还是要靠大片

    记:在商业大片的类型上,我们能拥有更多的可开掘的空间吗?

    黄:据称,吴宇森将用大约5个亿(人民币)的投资来打造《赤壁之战》,从类型上来说,这部大片已经不是武侠片,而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中国史诗巨制。如果这个题材能在国际主流市场上打响并成为品牌,那么,中国古代史诗巨片的生长空间就会逐渐大起来。要知道,这5个亿的投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吴宇森在好莱坞曾拍了不少成功的电影,他是好莱坞5位享有“最终剪片权”的大师级导演之一。这就是他个人的隐形文化资产的积累,有了这个前提,自然也就有公司、有老板敢给他投注大笔的资金了。而与此同时,如果没有李安、张艺谋、陈凯歌在中国/华语大片方面的尝试和开拓,就连吴宇森恐怕也不会有信心回国来,拿这么大的投资来拍《赤壁之战》吧。

    在21世纪之初,中国电影要想在全球化空间里站稳自己的脚根,首当其冲的还是要靠大片。那么,中国/华语大片如何才能生长发育得更好呢?别无它途,惟有在与好莱坞的博弈和较量中,锻造出华语大片类型日趋多元的民族品牌,这样一来,中国电影的产业链才能由弱势而逐渐走向强势。在全球化的语境里,中国电影为跨国族、跨文化而与世界展开对话,无疑需要海纳百川、洋为中用的眼界和气度,又诚然需要张扬“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那般的东方想象,退一步说,作为这类中国大片的尝试,其机遇和风险几乎是等量并存的,即使需要付出若干代价,那也是为了前进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新的热点

  近年来,世界对印度的关注显著增温。各种媒体对印度的报道增多,国际会议的话题也向印度倾斜,一时间,形成了一个新的舆论热点。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印度不是单独作为明星被世界聚焦,而是作为中国崛起的“伴星”,与中国构成亚洲的“双子星”而受到关注。中印比较研

究有其天然的合理性,至少可以列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世界近200个林林总总的国家(地区)中,印度是与中国最有可比性的国家。他们同属世界文明古国,都曾对世界文明做出璀璨的贡献;同样都经历过被欺凌的屈辱年代,又都依靠自身力量经过不屈的斗争取得了独立,尔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第二、都是幅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政治格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上一世纪80年代,两国相继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目前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进步。

  第二,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印度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6%,近两年进一步加速到8%左右,而且势头继续增强。第三,中国和印度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中印两国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选择的独立道路和政治体制也截然不同,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相异,发展的模式反差也很太。人们没有理由不给予关注。

  可以说,中印表面相似,实则全非,然而却都取得了出色成就。这一现实本身就是一个极具魅力的21世纪之谜。中印双骄形成的原因、未来走向、对人类社会的启示,以及对全球经济政治的影响等,都是值得探究的诱人课题。但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与世界热情形成落差的,是中国和印度彼此来往和相互了解的相对不足。我阅读过一些印度资料,并有两次考察印度的经历(第一次是1991年8月,第二次是相隔14年后的2005年12月),但在印象中,印度依然是一个说起来似乎熟悉,实际上却倍感遥远而陌生的国度。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印度的软肋,是中外专家诟病印度的焦点之一,英国《独立报》称:没有去过印度的人,很难想像印度的基础设施“糟糕”到何等地步。有文章定量地评价说:目前“印度基础设施比中国落后20年”。

  机场  总的说来,印度机场不要说与“豪华”、“时尚”不沾边,就是离“现代”也有一定距离。单就硬件档次而言,德里国际机场水平可能比不上大多数中国省会机场,从设施和飞机航

  班密度看,规模比首都机场要小得多。看惯了发达国家和中国的靓丽机场,到达印度走出舱门的第一眼,只会产生“陈旧”、甚至“寒酸”的印象。但与1991年相比,印度机场进步

  又是明显的。候机厅变得明亮整洁,有了卫星候机厅和乘机廊桥,各种标志清晰,但电子化程度不高。

  和1991年比起来,不变的是机场服务人员依然温文尔雅,服务周到,所有工作人员都说着一口印度式英语,尽管难听又难懂,但却明白无误地提醒我们: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

  有1.5亿人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印度就凭这种“Inglish”构成了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的巨大优势。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是,两次访印乘坐印度国内八、九个航班,没有一次延误,这

  与中国航班经常延误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综合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可以说印度机场简约而实用,服务周到而有效。

  公路、铁路与通讯  如果说机场反映的是基础设施的高端水平,那么公铁通讯则代表着基础设施的基本水平。所谓“世界公认印度基础设施比中国差”,主要也是指这一部分。

  相隔14年,印度进步是显著的,但差距也是明显的。1991年印度的公路可以说惨不忍睹,不少路面是无雨“洋灰”路,有雨“水泥”路。汽车因路面破损强烈颠簸,让人惊叹印度汽车质量之高和司机驾车水平之神奇。2003年印度开始规划设计第一条高速公路(中国1988年建成第一条高速公路,目前总里程4.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现在,印度的几个大城市都有了多车道高速公路,立交桥也很常见。沿途可以看到正在施工中的公路和立交桥,随处可见建筑工地(与整个中国是大工地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在印度乘车旅行,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公路收费站少,少到几乎觉察不到,少到中国人不习惯的地步(据统计,全球收费公路的71%在中国)。

  印度铁路总长度10万公里左右,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但印度独立后几乎没有对铁路系统进行过全面改造,现代化程度很低,“许多地方还靠李玉和时代的举灯摇旗指挥”。常常可以看到飞驰的客车车门洞开,旅客就惊险地倚站在门边,甚至如玩杂技挂在门外。这种状况与中国铁路总里程虽然只有7.5万公里,但2005年旅客周转量、货物发送量、货运密度和换算周转量等多项指标均居世界第一形成鲜明对比。

  电信业是印度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同样与中国有相当大的差距。印度每百人拥有4部固定电话,而中国却接近27部。印度移动电话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值得称道的。目前印度虽只拥有8000万手机用户,但印度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移动电信市场,2003年手机用户比2002年几乎增加2倍。

  从一些价值数据看印度基础设施水平,可能更直观。世行一份研究报告称,“当(外资)企业建立起来后,印度平均每月停电17天,而中国平均只停电5天。”“除电信业以外,印度大多数基础设施服务成本都比中国高出50%,以上。印度制造商支付的电费是中国的两倍,铁路运输费用则是中国的3倍。”问题还在于差距毫无缩小的迹象。印度用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支出仅占GDP的3.5%,据摩根士丹利资料,“2003年,中国投入基础设施的资金是印度的7倍,即使将经济规模考虑进去,中国的投入比例仍然达印度的3倍。”如果考虑计算机和因特网,差距更大。中国因特网用户是印度的5倍,仅2003年一年中国购买的计算机就是印度的5.6倍,达到1300万台。有资料称,多达90%的印度人从未摸过计算机。

  当我们进行这种比较时,需要注意两点:一,印度改革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但真正迈开步伐却是1991年。因此,从改革开放的阶段看,印度目前大致相当中国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两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样看待和理解印度的问题和差距,可能更适宜些。二,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绝对条件。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也是在基础设施落后的条件下实现经济起飞的,中国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主要是90年代。80年代也不乏国外专家因基础设施落后而怀疑“中国现代化的幻想”。

  市容与管理

  市容,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市容,是经济水平和实力的镜子。许多身临中国沿海城市的外国游客,都会怀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吗”,原因盖出于此。

  与90年代初期相比,印度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开放程度也大大提高了。城市里到处挂满了“印度的时代(Times 0f India)”和“反对不良生活习惯影响”的标语。印度最著名的街景——到处可见的神牛明显减少,城市干线和繁华地带几乎绝迹。市政设施有了很大改善,新的住宅区和商业区比比皆是。

  街道交通更为拥挤,我们多次看到红绿灯失效,汽车、摩托车、人力车和行人争相拥挤穿行的场面。印度公共交通汽车不多,也未听说印度有地下铁和城市轻轨等现代公共交通工具。城市中最多的还是多如甲虫的黑色三轮客运摩托,行驶起来,马达声音震耳,健康人也会颠出心脏病来,再勇敢的乘客也会情不自禁地牢抓扶手。更令人惊异的是,印度大城市的街道不划分车道,各种车辆几乎是随意开行。

  印度商业发达,随处可见商店,就是在贫民区也可见简陋破败的小店。1991年在德里、盂买尚找不到大型商店和超市,但现在已经有了类似综合商场的大商店,店面装饰考究,商品高档价昂,同类型的家用电器,价格大致是中国的3到5倍。

  与其他国家充斥“Made in China”商品不同的是,在印度很少见到中国商品和中国人。在四个大城市里,只见到一个联想销售店和一个海尔销售店,店面狭小破旧,像个杂货铺。但

  在印度仍然可以感受到中国崛起的余波。1991年访印时,我们经常被问到:日本人?而现在开口就是:中国人?一些地方的商人还能说几句“你好”之类的中国话。

  基础设施短缺在城市建设中同样暴露无遗。据统计,目前印度有16%的城市人口没有自来水,有54%的城市居民没有就近的排污系统,凡大城市都被贫民区包围。如印度第一大城市的孟买有38%的人口居住在贫民区,加尔各答有将近35%,贫民区人口。

  据介绍,印度也出现了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印度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有半数以上空气质量到了“危险”级别。但我们的感觉是污染似乎并不特别突出。倒是卫生问题是所有赴印游客必须注意的大事。1991年访印l0天,全团四个人一路小心翼翼,还是全军覆没,无一例外地拉了肚子。据说只要喝印度的水就难以幸免。现在到处都能买到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公司生产的瓶装水,价格也比较合理(每升约合人民币2.5到3元)。此次访问,全团没有一个人闹肚子,令人大感意外。看来,印度卫生条件的确有了改善。

  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归宿,又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社会发展状况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6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印度,即使80年代前中国人均收入低于印度时也是如此。按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评价,中国明显好于印度(2003年中国是0.755,印度是0.602)。

  印度比中国好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教育,1991年印度成人识字率为52%,高于中国的27%,二是基尼系数。

  根据世界银行资料,印度2003年基尼系数为0.325,中国为0.447。从数据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比印度大得多,但实际感觉似乎是印度比中国大。可能的心理原因是到处可见的贫民和乞丐印象太深,统计原因是印度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比中国小,中国的基尼系数因此而被放大。德里、孟买、加尔各达都有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的贫民,这些贫民基本生活无着,近些年,印度政府才开始给这些家庭发放每月1000卢比(约22.7美元)的救济。印度城市贫民区人

  口数量巨大,可能与印度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以及城市化进程缓慢有关,但印度贫困人口的确比中国更多。中国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经下降到4.6%,而印度仍高达28.6%。

  印度大城市有这样多的贫民,但印度的社会治安并没有相应的恶化。在印度很少听到恶性案件的新闻,所见到的印度人,不论“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态度平和友善,很少

  争斗。给人的感觉是印度社会相对是稳定的、安全的,这可能与印度宗教以及传统文化熏陶有关。

  与中国政府的强势和效率,以及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主动干预形成反差的,是印度政府的低效、繁文缛节和被动,这是一些国外评论家集中批评印度的另一个方面。当然,中国政府的强势也是造成中国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使得政府职能转变变得紧迫起来。可以经常听到外国投资者对印度政府繁琐程序、腐败以及拖沓的抱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一些数字

  提供了形象地对比(2004年数据):在印度开办一家企业需花费89天,而在中国只需41天;注册资产在印度要花67天6个程序,而在中国只要32天3个程序;执行一份协议在印度需要425

  天40个程序,而在中国是241天25个程序。

  经济发展

  印度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都不如中国,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而,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是问题的另一方面。综合各方资料见闻,印度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1)印度在投资、外资双低情况下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

  英国2006年1月24日金融时报有文章称:“印度是在国家对新工厂和设备的投资额仅有中国一半、外国直接投资只有中国10%的情况下取得这一成就的”。并断言“中国的增长是大

  量资金堆砌出来的,而印度的增长则缘于不断提高的效率”。这一结论可能言过其实,以偏概全,但并不荒谬。有人测算过,中国投资回报率是17%,印度则为25%,中国每万元GDP的要素投入量是印度的3倍。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单位增长的物质消耗显著大于印度。还有的学者认为:“印度发展模式与中国模式最大的区别,主要在于国外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程度。中国的经济发展,外需的拉动功不可没,而印度主要依靠内需”。国际有专家认为:“按国际通用的一些指标判断,印度的经济增长质量高于中国。”

  (2)印度产业结构具有独特优越性

  与传统工业化道路不同,印度经济起飞的引擎不是传统制造业,而是信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制药业及精密机械制造业,四个产业约占出口额的30%。印度信息产业已成为国际品牌,全球一半以上的跨国企业是印度公司的客户,印度疫苗公认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印度还是转基因种子的全球供应商。印度单个制药企业不仅规模更大,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产品。

  印度农业经绿色革命(粮食)、白色革命(牛奶)和蓝包革命(渔业),粮食自给有余,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产奶量则高居世界第一。

  (3)企业活力和民企规模略胜中国

  印度私营企业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和实力,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如,规模超过中国所有钢铁企业的米塔尔钢铁公司,具备汽车自主设计制造能力的塔塔集团等。相对而言,中国的私营企业刚刚发展了二十几年,要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4)印度具有较好的“软”基础设施

  印度具有相对高效的资本市场和健康的金融体系,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完备法律体系,有几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熟练掌握英语和西方文化,而工资很低的官员、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国外有专家认为:印度高等教育体系源于英国,学生的创新精神和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均领先于中国。还有资料认为,从科研人员数量、质量、论文发表等方面统计,印度是世界第三科技大国。印度是中国的镜子,值得我们认真了解,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