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不再为国际儿童节欣喜若狂几年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对于整个成人世界，每年的六月一日根本没有什么不同。那是埋藏在密密麻麻的日记中如此平凡的一天，那个所谓的“一”甚至还是人为赋予的。于是，可以简单的说“这是七十年代人的儿童节”或者“这是八十年代人的儿童节”，现在，七十年代人和八十年代人统统老去，1990年出生的小朋友今年满十四周岁，要度过他们最后一个儿童节，在此之后，就不再有70ser和80ser的儿童节了。
可是正如对儿童节漠视的成年人一样，那些高兴的小孩子也不会想到在2004年6月1日这一天，整个80ser都在痛苦的等待某些考试，高考或者普通的期末考试。计算：1980年出生的年轻人如果在4年前成功的成为了某所大学的学生，则现在开始悲伤的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学校，而1989年出生的初中生面临人生一次小小的选择——中考，当然，对于他们中的某些，高中是决定性的命运里程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年代划分决定了2004年6月是整个80ser的黄金岁月，十年巧妙的被这个并不出色的夏天所深深怀念，或者是深沉的学士长袍和古典忧伤，或者是考场角落里的痛苦思考和惊慌失措。
一年之前的深切回忆不仅仅因为公众所共同经历的SARS恐慌，实际上对于大学一年级的个人而言，SARS无非是在高考大背景下的花边新闻。只有少数的疫情严重的地区，疾病引起的恐慌已经渗入社会运行的内核，甚至直接影响了学校和考试，那些可怜的年轻人才真正意识到在他们接受智力选拔之前还要经历体力的筛选，而被淘汰的结果是被隔离甚至死亡。而考试却仍然可以在另外的前提下和传染病取得联系：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一书中，苏珊·桑塔格写道：“……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著 程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考试者的在考试来临之际难以掩饰的慌张正如瘟疫笼罩之下的人类社会中弥漫的那种情绪——怀疑的、敌视的、不安的和脆弱的。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如今在厦门大学学习的室友当时是如何的自我怀疑，但是在他的话语中却仍然透露着一种毫无根据的外加的信念——一方面来自周围人的期望，另一方面来自于对所谓理想大学的过高评价。
然而故事的结局在不尽如人意后变得更加不尽如人意，若干熟悉象牙塔式表达的高中学生理想主义的进入新的学校，期待一场全面的自由突进，然而革命还是不够刺激，年轻是无底洞，一年之后，他们仍然是慌张的考试者，写去年没写完的试卷……
在2004年6月2日上午十点左右，我呆呆的坐在英文考试现场，看试卷左上角的“高级英语”四个字，想“高等数学”，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进化就会退化成石头。
我怀念起国小的课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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