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版的《国际先驱导报》以某种回戈一击的语气报道了国际电信联盟把世界电信展从瑞士的日内瓦移师香港的事情，《导报》旧事重提的原因是瑞士在中国旅游者入境手续简化上的谨慎和保守。实际上，电信联盟的裁断绝非基于旅游案中两国之间的争论，而只是两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在更大尺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化特征，这是近四百年来城市化运动的最大成就。尽管古希腊的神话已经失落很久，但是我仍然在标题处写下“城邦”二字，似乎略显牵强的把现代归属于队古典的回归。
新加坡是最典型的现代城邦。一个面积仅有647.5平方公里的南太平洋岛国的91%被新加坡岛所占据，而首都新加坡城几乎成为这个过去十年亚洲奇迹的创造者之一的年轻国家的代名词。实际上绝大部分人不能分清城与国的关系。只有在政治意义上，城与国才出现了9%的差异，而在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等诸多方面，新加坡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城邦出现的。瑞士的日内瓦、葡萄牙的里斯本、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菲律宾的马尼拉……这些在地图上颜色范围并不像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那样显眼的国家用“城邦”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世界宣言。以国际组织、世界展览、自然风光或者贸易枢纽等功能特出的种种城市不仅仅是一国的重要组成，实际上，它们更大意义上是外向的为整个世界提供空间的单位。香港停电的影响对于中国内陆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当然远没有整个世界所忍受的那样大，远在北欧的Jorma Ollila先生可能会想起自己在夏季的新版NOKIA手机无法光鲜上市了；而通用汽车公司的忧虑可能是上海的工人必须有充足的干劲，北京的车展像他想象的那样具有难以阻挡的诱惑力。
古希腊毕竟是逝去已久的回忆。当那些理想的城邦模型越来越显得构造精巧令政治学家感到不可思议的时候，经济学家开始惊奇发现一种新的区域经济体浮出水面。中国广东的行政长官黄华华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发展想象空间的官员，在香港和深圳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一个在理论上被充分证明的新的经济区域正在中国南方突围制造业经济。香港、深圳、广州、东莞等等一系列具有商业诱惑力的城市在掀起一个在经济功能上效率高于国家的城邦联盟，显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化整为零的区域经济发展是降低政策摩擦和管理成本的有效手段。
如果数千年前的城邦孕育了欧洲文明的民主思想的话，今天的“城邦”则使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合作和经济开放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解脱。或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比我们更加重视这种治理模式的微妙变化，在经济学角度，再没有什么比成本的降低更能让一个郁闷无比的人重新变得充满激情和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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