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内维尔（Chamberlain Neville）似乎已经被历史的诅咒所掩埋。历史学家John Lukacs也只是把他当作主角丘吉尔·温斯顿（Churchill Winston）的反面而描述。可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英国人都难以忘记那个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peace of our time）为口号的固执的老头。他的英国式的固执和保守在战争狂热者面前不堪一击，慕尼黑之行成了他71年生命中最大的笑话——显然，整个英格兰都是这个笑话中的角色，英国在那时对德国的信任和对法国的怀疑绝非张伯伦的发明。在后来的战争英雄、拯救欧洲的伟人丘吉尔在国会的辩论中完胜他之后6个月后，他黯然死于出生地伯明翰市。他的葬礼在声势浩大的欧洲战争背景中并未减少一份悲剧色彩，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举行集体的葬礼。
那个能言善辩的丘吉尔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演说精彩，却并不仅仅是由于演说者对语言的熟练掌握。在那场无形的战役中，伦敦城就是全部的战争现场。左与右，固守与撤退、宣战于媾和、战争与和平是双方倾注一切而不得不全神贯注的棋子。富有想象力、煽动力和更大的激情的丘吉尔最终赢得了战役甚至后来的整个二战。而在那之前，在伯明翰的葬礼上，黑色礼服着身的丘吉尔这样评价他一直以来深深尊敬的对手，以老成和深思熟虑著称的前英国首相张伯伦：an English worthy。
我在John Lukacs的《Five Days in London》上读到以上的一切。闪念之间，想到在我数十年以后的葬礼上，是否也有一个对手——抑或是敌人致以充满敬意的悼词。没有人比你的敌人更了解你，而敌人的悼词之可贵在于敌人从不会告知你他了解到的任何事情。
当生命已经消失，那些并不想在无谓的争斗中无限追索的敌人会发出“棋逢对手”的叹息。以敌人的尊敬来抚慰慢慢上升的灵魂恐怕是最为准确和恰切的。John Lukacs勉为其难的在丘吉尔和张伯伦两人中间并不能避免的错误中艰难穿行，没有一种写作比历史写作更加困难：在历史事实面前，你无法寻求更多的巧合和戏剧性结论，人物的决断不是一致的——甚至完全的前后矛盾，可是你却必须说明以免读者重复作者曾经经历的困惑不解。当丘吉尔为张伯伦的一生作注的刹那，他大概不会想到，在25年后他自己的葬礼上，他最大的对手阿道夫·希特勒却已经离世整整20年。他的葬礼风光无限：工人、中产阶级、军队……甚至不仅仅是不列颠的葬礼，而是欧洲的、世界的葬礼——尽管在当时的战争领袖中只有戴高乐将军目睹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场面。丘吉尔难道不会遗憾么？他是那样一个喜欢演说的人，以至于被后人认为是与希特勒并称的两大宣传机器。可是他从不缺少鲜花的坟墓前却缺少那样一篇同样充满敬意的来自敌人的叹息。是的，敌人缺席的葬礼，从来不是一个好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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