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你是学金融的，为什么又对媒体感兴趣。”在经济观察报评论部宽敞的办公间里，橙红色的松软的大沙发上，观察家版的责编张帆这样抛出他的问题。我一再发觉，我陷入了某种面试的困境之中，尽管这家一度占据我全部心灵的报纸的文化并非那么压抑——更何况这根本算不上一次面试，没有令人尴尬的提问，没有排队等候的竞争者……但是我却难以说明，一个金融系的学生是如何放弃那些令路人称羡的机会，而选择了一个陌生的行业，难道仅仅因为橙色新闻纸，抑或大事件、大人物和大社会责任感？
就这样，第一次的交谈令人局促不安。当我微笑着走出那件优雅的办公室的时候，心里却感到深深的失落。一直以来，我的疑虑被不幸的证实：面对这个日益复杂和快速的社会，我还显得几乎毫无准备，所谓的职业规划几乎只是个人的臆想和猜度。如果说现实主义正在我的头脑中日益增长，那么2005年夏天的这次经历则标志着某个里程碑。
闫婷是一个如此友善的人。可是即便如此，她的放松疗法也依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在那个橙红色沙发几乎集中了我一年以来全部的窘迫。她问我是否有计划做一些喜欢的话题，我突然间丧失了记忆力，那些令人激动不已的名词突然间闪烁起来，我只是看不清。看不清我面前的通往这座漂亮的白色写字楼的路径。
在回去的801路公共汽车上，我看到手机屏幕上面显示出数条来自朋友的问候，“实习如何啊？”轻松的问题，我却无力还击。我越发怀疑自己一贯的判断力和对于未来的估计。我是否值得放弃可能的一切而踏上一条陌生的冒险之旅。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不喜欢冒险，这是我父辈的遗产，难道它们已经不在了吗？
令人感到更加沮丧的是我要独自度过接下来的两天。朋友们都在郊外玩。听说他们住在一幢豪华的别墅里，和私人游泳池、KTV、健身房在一起。这是一个适合郊游的日子，我却在太阳底下快速的行走、出汗、被紫外线辐射得像一头蒙上眼睛的驴子。
所幸的是，我似乎还存有少许的思考能力，愿意把整件事情想一想。身上的正装是否适合那个大沙发，我拘谨的笑容是否有点多余的名利场气息，那些友善的记者和编辑，其中很多人的名字都是长期以来熟知的，是否不那么遥远和高不可攀——是否我自己过份的疏远了自己和经济观察报的距离，就像一个观察员而非参与者。
观察员因其观察而改变了观察对象的状态，从而是一个参与者。他只是不知道自己的观察已经是一种深度但是不那么明显的参与。尽管坐在角落，却赢得了少许友善的目光。至少他像一个成年人，彬彬有礼的走进去，彬彬有礼的走出来——而非被驱逐。
观察员有的时候并不知道他那深刻的傲慢已经悄无声息的沾染了周身的衣着，让自己变得无法进一步参与环境的演进。每一个学生走出校园的时候都会被告诫的事情是你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他们用种种形式自我包装之后，这一切说教就全都失效。他们的失望更多的来自于他们对现实的恐惧，没有人愿意从镜子中读到一幅平庸的面容，尽管现实如此，现实如此。
有些教训你只是不能跳过。因为它们过于依赖于痛苦和折磨对于心灵的考验，还有时间的历练。当你不再因为拘谨而痛失机遇，不再因为失礼而得罪上司，不再因为粗心而搞乱计划，不再因为鲁莽而破坏大局，你才获得真正的成长——在身高已经几乎停止增长之后的数年里，伤疤会变成新的增长点。
与此同时，你会越发忠实于你的选择，并不再嘲笑当初的犹豫。但是在现在，选择题总是难于下笔，并将长期占据你的思维空间，连接现实与未来。
事情往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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