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实习的数天里，我一直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价值体系的荒谬和不堪一击。我的朋友都被我的状态吓倒了，父母也没有好办法安慰我。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回家仅仅三天后的早上，我又是坐着同一辆公车离开车站，一边读着手机上妈妈发来安慰的短信，一边无声落泪……
当我回到学校，去实习的朋友们都不在，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查收了邮件，读到一些朋友安慰的话语。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为了这些简单的事情而头疼。如果不愿意承认是“愤青”的话，就叫一个好听一点儿的名字：思考的青年。
转载一个朋友的文章吧，他可是个真正的思考的青年：
……
于是，我不知道许知远会怎么过这些日子。在“这些日子”里，你会怎么形容这个人呢？矫情的？空虚的？浮华的？知识分子？外国人名词典？绕圈子说话专家？70年代？理想主义？刚刚辞职的？
这些日子绝非对他非议的开端或结束。他特有的遣词造句方式、气质和角度曾经是我模仿的对象，当然，一再有好心的老师和朋友劝诫我不要学他，很危险。现在好了，我以后恐怕和类似的职业写作薄缘了，这个担心总会减轻一些。稍好一些的批评者也愿意承认他的独特性，只不过同时夹杂着对这种独特性的不屑：把外国的东西搬过来，把主谓宾定状补调一下……这种不屑也蔓延在其它的领域，比如有的人觉得这个“主笔”的职位很古怪，正如他自己宣称的，很长时间不参加报社的任何会议。
他的书并不好卖，但是据称他的房子很大。我唯一一次见到他本人发现他穿衣太随便，但这些随意的东西的价格据称是令人咋舌的。大概因此有人认为他以精英自居。
在“思维的乐趣”上，他口无遮拦的连发两文，将报社内部的辞职事件公之于众。有人认为这个举动过于个人化，而缺乏对报社的考虑。从相反的角度，既然“思维的乐趣”公开的具名的和《经济观察报》关系密切，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类似于“企业blog准则”式的行为规范供大家遵守呢——我从来不认为自律是一项可行的制度。
朋友短信来问是否知道辞职事件的原因，仿佛我是内线。我只好回答“发展的阵痛”。我不是内线，没有什么猛料。此事一时间满城风雨，很大程度上是“我猜”。是否有人准备好了一个官方演讲，为这家现在颇受同情的报纸来解释一切——甚至于已经有人怀疑：这报纸还办不办了？
其实这份报纸一点厚度也没减，还是按时出现在北大报摊儿的前沿儿。只不过新陈代谢之后，作者的平均年龄再创新低——请不要因此怀疑其质素，只要你不纯粹以财经媒体的标准来衡量这份报纸。
或许财经媒体的概念太过空泛，或许中国的市场还有待加深。至少在我看来，所谓三大财经周报根本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便考虑差异化，也不可能出现如此大的不同。其中，《经济观察报》，以《观察报》的名字上报中央但是被毙成现在这个名字，无疑在事实报道上出现最大的软肋。大一时读该报——或者说在某个特定场合掏出该报——是一种品味的象征；大二时就多少觉得它太沉，而且和我学的金融没啥关系——有趣的是，大一时觉得“就知道报小道消息”的《21世纪经济报道》倒是重获宠幸。《经济观察报》过多的和“橙色新闻纸”、“优雅”、“生活方式”、“历史”相关联，以至于“公司”、“市场”等版面变成了那些非专业读者买来就扔的“新闻纸”。
两年以前，在央行工作的舅舅推荐我读这份报纸，并且对《21世纪》表示了强烈的蔑视，说：“服务中国最优秀人群”，你凭什么服务啊？半年以前，我问他：“理性、建设性”，我没看出来啊？
这是不是也得加到许知远的头上？这可能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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