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植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末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日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襛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壤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遢，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休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阳，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督。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相传，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初娶唐琬，伉俪相得，后被迫离异。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两人邂逅于沈园。陆游感慨怅然，题《钗头凤》词于壁间， 极言“离索”之痛。唐琬见而和之，情意凄绝，不久悒郁而逝。

陆游词：

红酥手，黄滕酒，
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
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唐琬和词:

世情薄，人情恶，
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
欲笺心事，独倚斜栏。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
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
怕人询问， 咽泪装欢。
瞒！瞒！瞒！

以下是陆游在唐婉死后又游沈园，感伤而做的怀念之诗，写诗时，他已经快70岁了吧。
《沈园》二首
城上斜阳画角哀，
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
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
犹吊遗踪一泫然。
 

有个女孩子，小的时候腿不利索，常年坐在门口看别的孩子玩，很寂寞。

　　夏天，邻居家的城里亲戚来玩，带来了他们的小孩———一个比女孩大5岁的男孩。男孩把捉到的蜻蜓放在女孩的手心，还把女孩背到河边，对着女孩讲故事。他是第一个告诉她的腿是可以治好的人。女孩难得地有了笑容。

　　夏天结束时，男孩一家人要离开了。女孩泪汪汪来送，在他耳边小声地说：“我治好腿以后，嫁给你好吗？”男孩点点头。20年过去了，男孩长成了男人，开一间咖啡店，有了未婚妻。一天，他接到电话，一个女子说她的腿好了，来到了这个城市。一时间，他想不起她是谁。他早已忘记了童年某个夏天的故事，忘记了那个脸色苍白的小女孩，更忘记了一个孩子善良的承诺。

　　可是，他还是收留了她，让她在店里帮忙。

　　她终日沉默。可是他没有时间操心她，他的未婚妻怀上了不是他的孩子。他羞愤交加，扔掉了所有准备结婚用的东西，日日酗酒，变得狂暴易怒，连家人都疏远了他，生意更是无心打理。不久，他就大病一场。

　　这段时间里，她一直守在他身边，照顾他，容忍他酒醉时的打骂，更独自撑着摇摇欲坠的小店。她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累得骨瘦如柴，可眼里，总跳跃着两点神采。

　　半年之后，他终于康复了。面对她做的一切，只有感激。他把店送给她，她执意不要，他只好宣布她是一半的老板。在她的帮助下，他又慢慢振作起来，他掏心掏腹地对她倾诉，她依然是沉默地听着。

　　这样又过了几年，他也交了几个女朋友，都不长。她一直独身。他发现她其实是很素雅的，风韵天成，不乏追求者。他笑她心高，她只是笑笑。

　　终有一天，他决定出去走走。拿到护照前，他把店里的一切交给她。这一次，她没反对，只是说为他保管，等他回来。

　　在异乡飘泊的日子很苦，他忽然发现，无论疾病或健康，贫穷或富裕，如意或不如意，真正陪在他身边的，只有她。他行踪不定，她的信却总是跟在身后，只字片言，轻轻淡淡，却一直觉着温暖。他想是时候回去了。

　　到家时他为她的良苦用心而感动———无论是家里还是店里，他的东西他的位置都一直好好保存着，仿佛随时等着他回来。他大声叫唤她的名字，却无人应答。

　　店里换了新主管，他告诉他，她因积劳成疾去世半年了。按她的吩咐，新主管一直叫专人注意他的行踪，把她留下的几百封信一一寄出，为他管理店里的事，为他收拾房子，等他回来。

　　新主管把她的遗物交给他，一只蜻蜓的标本，还有一盘录音带，是她的临终遗言。

　　带子里只有她回光返照时宛如少女般的轻语：“我……嫁给你……好吗？……”

　　抛去27年的岁月，他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赵先生一早起来就头痛的要死……
因为他前一天晚上喝的烂醉回家!
他强迫自己把疲惫不堪的眼睛睁开。
睁开眼后竟然看到床头上放了一杯水跟几颗头痛药，然后坐起身后又看到了他的衣服已经烫好、叠好在床边。
因为一起床就看到这几样反常的事，所以他决定要起身看一看房子其它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
他把几颗头痛药吃了。
吃的时候突然发现药下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亲爱的，我出去买菜了，
你的早餐我已经做好放在餐桌上~
趁热吃吧~爱你喔~”
赵先生一头雾水的走进了厨房，
然后就真的看到了热腾腾的早餐在桌上还有当天的早报。
他看着坐在餐桌吃早餐的儿子问……
“儿子啊~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赵先生的儿子回答
“嗯……你凌晨三点跌跌撞撞、大吼大叫的回了家~
把几个家俱给打坏踹坏~
然后又很聪明的在走廊上撞了墙壁几下、送给自己一个黑眼圈!
赵先生越来越不明白的又问了儿子
“那为什么家里给打扫的那么干净然后你妈又给我做了热腾腾的早餐给我吃呢?!”
儿子恍然大悟的说
“喔~你是在问那个喔~~~
妈昨天看到你醉死的回家，
一肚子火的把你拉到房间里，
然后想把你脏衣服换掉，
结果在脱你裤子的时候你骂了她一句。你～滚远点我已经结婚了～！

紫夜中，有一只蝶，有一些雨，有几片叶。
    蝶儿被雨打着翅膀，雨儿被叶挡了前方，叶儿被蝶撞得飞扬。
      只有紫夜还是深邃的紫，夹些冷风，带些萧凉。 
  
  
                                                                                                                                      作者： 婉洛     2005-5-3 17:50

        落落说“原来青春就是这样脆弱到无法挽留的东西”。这是我见过最无奈的一句话。
　　不知不觉生命已经过了17个年头，有些东西留在了记忆里，有些却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被时间无情的冲刷。曾经以为童年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永恒到不用付出代价的玩具，好像被镀上金色的日子总会任凭自己随意的玩耍。但是呢？为什么就一眨眼的时间，快到让人来不及喘气的一晃眼，日子就真的那么的过去了，风过还留声，可是那些岁月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办法抓到，无力到就像溺水的孩子。谁说人是无所不能的？在光阴面前再伟大的发明都一文不值。
　　半个身子已经侧进了十八岁的大门，影子却还固执的留在门的那边。是该唱一首赞歌来迎接我的成人礼，还是奏一曲挽歌来缅怀我十七岁？纵使再伟大的画家留住的终究只是一瞬间的画面，在那个有限的空间里即便有再多的联想时间还是静止原地，无法倒带无法快进，强悍的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王者；就像我现在写的文字，当它们落在这个白色的底纹上时就是它们生命的开始也是生命的结束，时间永远定格在它们降生的那一瞬间，有时候在想，人是不是就是为了让自己觉得能控制时间的定格才写下了那么多漂亮华丽的文字？可是，只是定格，定格而已，年华还是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变幻着场景与我们擦肩而过，想哭还是想笑？
　　我知道我的影子再固执总还会被那扇将要关上的门给硬生生的挤过来，就算它和我一样的不愿意，可我短暂的十七岁连同那年发生过的所有种种都将和我分别，只有一些小小的或笑或哭的片段任性的藏在记忆里，等待我十八岁或者十九岁或者更久的时间后再拿出来祭奠…

转自：无风·迷茫·永远

山间公路上三名持枪歹徙居然盯上 漂亮的女司机，强迫中巴停下，要带女司机下车去“玩玩”，女司机情急呼救，全车乘客噤若寒蝉。 只有一中年瘦弱男子应声奋起，却被打伤在地。男子气极．奋起大呼全车人制止暴行，却无人响应．任凭女司机被拖至山林草丛。
　　
　　
　　
　　半个时辰后，三歹徒与衣衫不整的女司机归来。车又将行．女司机要赶被打伤流血的瘦弱男子下车。 男子不肯，倔持起来。“喂，你下车吧，我的车不拉你！”
　　
　　
　　
　　中年男子急了，说：“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我想救你还错吗？” “你救我？你救我什么了？”女司机矢口否认，引得几个乘客窃笑。
　　
　　
　　
　　中年男子气极，恨自已身无大侠之力！救人未救成，可也不该得此亡 被驱逐下车的结果呀，他坚决不下。“再说我买票了，我有权坐车！”
　　
　　
　　
　　女司机扬起脸无情地说：“不下车，我就不开。” 没想到的是，满车刚才还对暴行熟视无睹的乘客们．却却如刚刚睡醒般，齐心协力地劝那男子下车：“你快下去吧，我们还有事呢，耽搁不 起！”有几位力大的乘客甚至想上前拖这中年男子下车，使人想起莫泊桑笔下《羊脂球》里的情节。
　　
　　
　　
　　三个歹徒咧着嘴笑．得意地笑了。其中有个黑皮无赖毫不知耻地说：“ 哥们把她玩恣了！”另外两个歹徒也胡言乱语：“她是我对象，关你屁事！”一场争吵，直到那男子的行李从车窗扔出，他随后被推搡而下。 汽车又平稳地行驶在山路上，女司机掠了一下头发，按响了录音机。
　　
　　
　　
　　车快到山顶，拐过弯去就要下山了，车左侧是劈山开的路，右侧是百丈悬崖。汽车悄悄地加速了，女司机脸上十分平静，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眼睛里淌出晶莹的泪水。一歹徒似乎觉察到了什么，说：“慢点开，慢点开， 你***想干什么？”女司机并不说话，车速越来越快。歹徒企图扑上去抢方向盘，汽车却像离弦的箭向悬崖冲去……
　　
　　
　　
　　第二天，当地报纸报道：伏虎山区昨日发生惨祸，一中巴摔下山崖。车上司机和十三名乘客无一生还。半路被赶下车的中年人看到报纸 哭了。谁也不知道他哭什么，为什么哭。

——————————————————————————–
–  发布时间：2004-5-8 8:42:39

–  高行健获诺贝尔奖演讲全文
编者按：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星期四（2000年12月7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了题为《文学的理由》的演讲。此文对大陆正统文坛人士产生了一定冲击，引起官方文化部门的不满。以下是演讲全文：
                                   
                      文学的理由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我推上这讲坛，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命运。上帝之有无且不去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是无神论者。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于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弱。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一大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伊斯，到托马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毛泽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却连逃亡也不可能。曾经蔽护过封建时代文人的山林寺庙悉尽扫荡，私下偷偷写作得冒生命危险。一个人如果还想保持独立思考，只能自言自语，而且得十分隐秘。我应该说，正是在文学做不得的时候我才充分认识到其所以必要，是文学让人还保持人的意识。

　　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与思考注入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甚至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感，获得补偿，有所慰藉。我的长篇小说《灵山》正是在我的那些已严守自我审查的作品却还遭到查禁之时著手的，纯然为了排遣内心的寂寞，为自己而写，并不指望有可能发表。

　　回顾我的写作经历，可以说，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于作者自我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品完成之后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

　　文学史上不少传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发表，如果不在写作之时从中就已得到对自己的确认，又如何写得下去？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这四大才子的生平如今同莎士比亚一样尚难查考，□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说，聊以自慰，又如何能将毕生的精力投入生前无偿的那宏篇钜制？现代小说的发端者卡夫卡和二十世纪最深沉的诗人费尔南多．毕索瓦不也如此？他们诉诸语言并非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且深知个人无能为力却还言说，这便是语言拥有的魅力。

　　语言乃是人类文明最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的感知，把人这感知的主体同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通过书写留下的文字又如此奇妙，令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即使是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的人，也能得以沟通。文学书写和阅读的现时性同它拥有的永恒的精神价值也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我以为，现今一个作家刻意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就我的出生、使用的语言而言，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在我身上，而文化又总同语言密切相关，从而形成感知、思维和表述的某种较为稳定的特殊方式。但作家的创造性恰恰在这种语言说过了的地方方才开始，在这种语言尚未充分表述之处加以诉说。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签。

　　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越过地域和历史形成的某些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再说，一个当今的作家，谁都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如果不是出于旅游业广告的考虑，不免令人生疑。

　　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人的生存状态总也大于对生存的论说与思辨。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没有禁忌。对文学的限定总来自文学之外，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习俗的，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饰。

　　然而，文学既非权力的点缀，也非社会时尚的某种风雅，自有其价值判断，也即审美。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诚然，这种判断也因人而异，也因为人的情感总出自不同的个人。然而，这种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人们通过文学薰陶而形成的鉴赏力，从阅读中重新体会到作者注入的诗意与美，崇高与可笑，悲悯与怪诞，与幽默与嘲讽，凡此种种。

　　而诗意并非只来自抒情。作家无节制的自恋是一种幼稚病，诚然，初学写作时，人人难免。再说，抒情也有许许多多的层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静观。诗意便隐藏在这有距离的观注中。而这观注的目光如果也审视作家本人，同样凌驾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那么灾难与人世的垃圾便也经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的同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惜与眷恋之情。

　　植根于人的情感的审美恐怕是不会过时的，虽然文学如同艺术，时髦年年在变。然而，文学的价值判断同时尚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唯新是好，这也是市场的普遍运作的机制，书市也不例外。而作家的审美判断倘若也追随市场的行情，则无异于文学的自杀。尤其是现今这个号称消费的社会，我以为恰恰得诉诸一种冷的文学。

　　十年前，我结束费时七年写成的《灵山》之后，写了一篇短文，就主张这样一种文学：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得以沟通。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不负有甚么义务。」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称之为冷的文学。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这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为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能出版，更别说造成甚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偿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的认可，只自得其乐。」

　　「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我居然在有生之年，有幸得到瑞典文学院给予的这巨大的荣誉与奖赏，这也得力于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年来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翻译、出版、演出和评介我的作品，在此我就不一一致谢了，因为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名单。

　　我还应该感谢的是法国接纳了我，在这个以文学与艺术为荣的国家，我既赢得了自由创作的条件，也有我的读者和观众。我有幸并非那么孤单，虽然从事的是一种相当孤独的写作。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生活并不是庆典，这世界也并不都像一百八十年来未有过战争如此和平的瑞典，新来临的这世纪并没有因为经历过上世纪的那许多浩劫就此免疫。记忆无法像生物的基因那样可以遗传。拥有智能的人类并不聪明到足以吸取教训，人的智能甚至有可能恶性发作而危及到人自身的存在。

　　人类并非一定从进步走向进步。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并非是递进的。从欧洲中世纪的停滞到亚洲大陆近代的衰败与混乱乃至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并不随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就一定更趋文明。

　　以一种科学主义来解释历史，或是以建立在虚幻的辩证法上的历史观来演绎，都未能说明人的行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乌托邦的狂热和不断革命如今都尘埃落地，得以幸存的人难道不觉得苦涩？

　　否定的否定并不一定达到肯定，革命并不就带来建树，对新世界的乌托邦以铲除旧世界作为前提，这种社会革命论也同样施加于文学，把这本是创造的园地变为战场，打倒前人，践踏文化传统，一切从零开始，唯新是好，文学的历史也被诠释为不断的颠覆。

　　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弄得自己精神错乱变成狂人，也把现世变成幻觉，身外全成了炼狱，自然活不下去的。他人固然是地狱，这自我如果失控，何尝不也如此？弄得自己为未来当了祭品且不说，也要别人跟著牺牲。

　　这二十世纪的历史不必匆匆去作结论，倘若还陷入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的废墟里，这历史也是白写的，后人自会修正。

　　作家也不是预言家，要紧的是活在当下，解除骗局，丢掉妄想，看清此时此刻，同时也审视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质疑这世界与他人的同时，不妨也回顾自己。灾难和压迫固然通常来自身外，而人自己的怯懦与慌乱也会加深痛苦，并给他人造成不幸。

　　人类的行为如此费解，人对自身的认知尚难得清明，文学则不过是人对自身的观注，观审其时，多少萌发出一缕照亮自身的意识。

　　文学并不旨在颠覆，而贵在发现和揭示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甚了了的这人世的真相。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

　　这新世纪业已来临，新不新先不去说，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随同意识形态的崩溃大抵该结束了。笼罩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乌托邦的幻影已烟消云散，文学摆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后，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这是个没有预言没有许诺的时代，我以为这倒不坏。作家作为先知和裁判的角色也该结束了，上一个世纪那许许多多的预言都成了骗局。对未来与其再去制造新的迷信，不如拭目以待。作家也不如回到见证人的地位，尽可能呈现真实。

　　这并非说要文学等同于纪实。要知道，实录证词提供的事实如此之少，并且往往掩盖住酿成事件的原因和动机。而文学触及到真实的时候，从人的内心到事件的过程都能揭示无遗，这便是文学拥有的力量，如果作家如此这般去展示人生存的真实状况而不胡编乱造的话。

　　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诚然，何谓真实也众说纷纭，而触及真实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但作家对人生的众生相是粉饰还是直陈无遗，却一眼便可看出。把真实与否变成对词义的思辨，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某种文学批评的事，这一类的原则和教条同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关系。

　　对作家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同写作的态度也密切相关。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连人内心的隐秘也如是呈现，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

　　那怕是文学的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正因为如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永远也不会过时。

　　文学并不只是对现实的摹写，它切入现实的表层，深深触及到现实的底蕴；它揭开假象，又高高凌驾于日常的表象之上，以宏观的视野来显示事态的来龙去脉。

　　当然，文学也诉诸想像。然而，这种精神之旅并非胡说八道，脱离真实感受的想像，离开生活经验的根据去虚构，只能落得苍白无力。作者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也肯定打动不了读者。诚然，文学并非只诉诸日常生活的经验，作家也并不囿于亲身的经历，耳闻目睹以及在前人的文学作品中已经陈述过的，通过语言的载体也能化为自己的感受，这也是文学语言的魅力。

　　如同咒语与祝福，语言拥有令人身心震荡的力量，语言的艺术便在于陈述者能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他人，而不仅仅是一种符号系统、一种语义建构，仅仅以语法结构而自行满足。如果忘了语言背后那说话的活人，对语义的演绎很容易变成智力游戏。

　　语言不只是概念与观念的载体，同时还触动感觉和直觉，这也是符号和信息无法取代活人的言语的缘故。在说出的词语的背后，说话人的意愿与动机，声调与情绪，仅仅靠词义与修辞是无法尽言的。文学语言的涵义得由活人出声说出来才充分得以体现，因而也诉诸听觉，不只以作为思维的工具而自行完成。人之需要语言也不仅仅是传达意义，同时是对自身存在的倾听和确认。

　　这里，不妨借用笛卡儿的话，对作家而言，也可以说：我表述故我在。而作家这我，可以是作家本人，或等同于叙述者，或变成书中的人物，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你，这叙述者主体又一分为三。主语人称的确定是表达感知的起点，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作家是在找寻他独特的叙述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他的感知。

　　我在小说中，以人称来取代通常的人物，又以我、你、他这样不同的人称来陈述或关注同一个主人公。而同一个人物用不同的人称来表述，造成的距离感也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心的空间，我把不同人称的转换也引入到剧作法中。

　　小说或戏剧作品都没有也不可能写完，轻而易举去宣布某种文学和艺术样式的死亡也是一种虚妄。

　　与人类文明同时诞生的语言有如生命，如此奇妙，拥有的表现力也没有穷尽，作家的工作就在于发现并开拓这语言蕴藏的潜能。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既铲除不了这个世界，那怕这世界已如此陈旧。他也无力建立甚么新的理想的世界，那怕这现实世界如此怪诞而非人的智力可以理解，但他确实可以多多少少作出些新鲜的表述，在前人说过的地方还有可说的，或是在前人说完了的地方才开始说。

　　对文学的颠覆是一种文学革命的空话。文学没有死亡，作家也是打不倒的。每一个作家在书架上都有他的位置，只要还有读者来阅读，他就活了。一个作家如果能在人类已如此丰盛的文学库存里留得下一本日后还可读的书该是莫大的慰藉。

　　然而，文学，不论就作者的写作而言，还是就读者阅读而言，都□在此时此刻得以实现，并从中得趣。为未来写作如果不是故作姿态，也是自欺欺人。文学为的是生者，而且是对生者这当下的肯定。这永恒的当下，对个体生命的确认，才是文学之为文学而不可动摇的理由，如果要为这偌大的自在也寻求一个理由的话。

　　不把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的时候，或是写得得趣而忘了为甚么写作和为谁写作之时，这写作才变得充分必要，非写不可，文学便应运而生。文学如此非功利，正是文学的本性。文学写作变成一种职业是现代社会的分工并不美妙的结果，对作家来说，是个十足的苦果。

　　尤其是现今面临的这时代，市场经济已无孔不入，书籍也成了商品。面对无边无际盲目的市场，别说孤零零一个作家，以往文学派别的结社和运动也无立足之地。作家要不屈从于市场的压力，不落到制作文化产品的起步以满足时兴的口味而写作的话，不得不自谋生路。文学并非是畅销书和排行榜，而影视传媒推崇的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作的是广告。写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赐的，也买不来，而首先来自作家自己内心的需要。

　　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你如果拿自由去换取别的甚么，自由这鸟儿就飞了，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作家所以不计报酬还写自己要写的，不仅是对自身的肯定，自然也是对社会的某种挑战。但这种挑战不是故作姿态，作家不必自我膨胀为英雄或斗士，再说英雄或斗士所以奋斗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便是要建立一番功勋，那都是文学作品之外的事情。作家如果对社会也有所挑战，不过是一番言语，而且得寄托在他作品的人物和情境中，否则只能有损于文学。文学并非愤怒的呐喊，而且还不能把个人的愤慨变成控诉。作家个人的情感只有化解在作品中而成为文学，才经得起时间的损耗，长久活下去。

　　因而，作家对社会的挑战不如说是作品在挑战。能经久不朽的作品当然是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一个有力的回答。其人其事的喧嚣已荡然无存，唯有这作品中的声音还呼之即出，只要有读者还读的话。

　　诚然，这种挑战改变不了社会，只不过是个人企图超越社会生态的一般限定，作出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姿态，但毕竟是多多少少不寻常的姿态，这也是做人的一点骄傲。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人类不只有历史，也还留下了文学，这也是虚枉的人却也还保留的一点必要的自信。

　　尊敬的院士们，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这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我感谢你们把这最有声誉的奖赏给了远离市场的炒作不受注意却值得一读的作品。同时，我也感谢瑞典文学院让我登上这举世注目的讲坛，听我这一席话，让一个脆弱的个人面对世界发出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众传媒上听得到的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然而，我想，这大抵正是这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谢谢诸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编辑整理】

——————————————————————————–
 

多吃些粗粮.

给别人比他们自己期许的更多，并且用心去做

熟记你喜欢的诗歌

不要轻信你听到的每件事，不要花光你的所有，不要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无论何时说“我爱你”，请真心实意。

无论何时说“对不起”，请看着对方的眼睛。

相信一见钟情。

永远不要忽视别人的梦想。

深情热烈地爱，也许你会受伤，但这是使人生完整的唯一方法。

用一种明确的方法解决争议，不要冒犯。

永远不要以貌取人。慢慢地说，但要迅速地想。

当别人问你不想回答的问题时，笑着说“你为什么想知道？”

记住那些敢于承担最大风险的人才能得到最深的爱和最大的成就。

给妈妈打电话。如果不行，至少在心里想着她。

当别人打喷嚏时，说一声“菩萨保佑”。

如果你失败了，千万不要忘记汲取教训。

记住三个“尊”：尊重你自己；尊重别人；保持尊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要让小小的争端损毁了一段伟大的友谊。

无论何时你发现自己做错了，竭尽所能去弥补。动作要快！

无论什么时候打电话，摘起话筒的时候请微笑，因为对方能感觉到！

找一个你爱聊的人结婚 ， 因为当年龄大了以后，你会发觉喜欢聊天是一个人最大的优点。

找点时间，单独呆会儿。

欣然接收改变，但是不要摒弃你的个人理念。

记住，沉默是金。

多看点书，少看点电视。

过一种高尚而诚实的生活。当你年老时回想起过去，你就能再一次享受人生。

相信上帝，但是别忘了锁门。

家庭的融洽氛围是难能可贵的。

尽你的全力让家平顺和谐。

当你和你亲近的人吵嘴的时候，试着就事论事，不要扯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不要摆脱不了昨天。

多注意言下之意。

和别人分享你的知识，那才是永恒之道！

善待我们的地球。

不要愚弄自然母亲。

忙自己该做的事。

不要相信接吻时从不闭眼的伴侣。

每年至少去一个你从没去过的地方。

如果你赚了很多钱，在活着的时候多行善事。这是你能得到的最好回报。

记住有时候，不是最好的收获也是一种好运。

深刻理解所有的规则，合理地更新他们。

记住：最好的关系存在于对别人的爱胜于对别人的索求之上。

回头看看你发誓取得的目标，然后评判你到底有多成功。

无论是烹调还是爱情，都用百分之百的负责态度对待，但是不要期求太多的回报。　　
 

丑陋的中国人

　　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

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

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

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

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

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

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

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

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

「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

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

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

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

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

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

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

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

「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

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

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

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

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

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麽我

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

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

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

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後来我

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

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
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

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
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

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

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

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

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

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

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

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

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

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

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

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

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

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

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

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

，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

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

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

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

：「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

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

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

，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

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

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

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

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

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

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

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

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

失的时候，是多麽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

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同事？至於我们在台湾，有些

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

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

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

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

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

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

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

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

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

个什麽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

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

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

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

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

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

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

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

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

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

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

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

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

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

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

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

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

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

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狱之

後，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予？我到

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

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

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

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

们：「你为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麽讲了几

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

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能怪

他，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

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

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

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

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身不

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

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

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

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

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

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

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
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

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

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

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裴竹韦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

题，我第一次出国时，
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

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

讲得怎麽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

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千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

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

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中国人可

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

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
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

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

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

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

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

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

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

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
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

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

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麽样的身体？」这

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

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麽样的文化？这麽一个庞大的

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

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裹充满了

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

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明显的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

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

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

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

的那栋楼裹，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

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

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

不能弄乾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

样提醒之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

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

人在那裹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

们在干什麽？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

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麽会那麽气

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

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口

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人的团队精

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

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

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

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

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

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

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

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

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

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

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

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

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

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

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

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

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

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

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

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

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

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

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

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

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法，我不告你

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大的一个国度，沧海

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麽！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

就是中国人告你。

    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

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

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

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

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

拿什麽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

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

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

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

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

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

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

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

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於是

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

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

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

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

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

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

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  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

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

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

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

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

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後，我心里一直

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

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

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麽好，那

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

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

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

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

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

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

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

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

「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

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後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

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说：「你不

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麽。」很

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裹什麽想法。」

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

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

「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

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

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

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於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

後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

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

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

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

「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

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

「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

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

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

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

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

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

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

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

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  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

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

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睡醒一觉之後，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

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

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

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

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

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

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

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

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

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

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

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

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

的仇恨！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

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

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

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

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

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於是耳朵

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

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

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

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

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同大

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

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

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

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看就顺

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麽可以这个样

子？」他说：「你懂什麽？」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

後，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

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

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

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

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

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於中国人很

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

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

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

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

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

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於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

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

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

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麽？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

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

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麽？」他说：「

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

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

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

盗後，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

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

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

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

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监》中

可以看到  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

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後，中国文

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

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

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

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

说，「怎麽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

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

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

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

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

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

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

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麽要那麽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

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

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

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

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

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

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

也没有卖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

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麽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

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

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

回去之後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

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

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

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麽

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

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

字的人，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

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

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於这个酱

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

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既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乾屎橛。外来的

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

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麽，

我就有什麽。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

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

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

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

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

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

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侯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

因为这样做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

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什麽样的

社会就产生什麽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

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

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

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

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

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

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

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

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

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系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

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

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

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

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

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

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後一点，

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

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

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

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百姓半月刊》；十二月一日纽约《台湾与世界

杂志》；十二月八日，台北《自立晚报》；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矶《论坛报》。